九乡新闻网:楼兰艺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3:45:41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东西方的商业往来与日俱增，给楼兰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在海上贸易到来之前，中国与西方所有贸易往来都要经过这条沙漠之路。所以楼兰在当时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如同今天的香港和新加坡。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楼兰文学艺术的发展。楼兰成了古典世界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的舞台。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楼兰作家在尼雅出土（亻去）卢文书中写下这样一段颇具哲理的话：“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负我者乃忘恩负义之小人。我渴望追求文学、音乐以及天地间一切知识——天文学、诗歌创作、舞蹈和绘画，世界有赖于这些知识。”那么楼兰人是如何追求知识与艺术的呢？
1、音乐
楼兰人的音乐天才久负盛名，史称“善善摩尼”。《隋书.音乐志》记西域龟兹乐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看来，著名的龟兹乐吸收了鄯善和疏勒等国音乐。关于善善摩尼，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此处善善应指鄯善；摩尼，梵文犹言珠；曲名为鄯善珠，与疏勒盐正相对也。”可惜文献失载，鄯善珠窨是一种什么音乐，今已无从详考。不过斯坦因在米兰佛寺发现的壁画上，绘有一位演奏琵琶的楼兰女琴师。
琵琶是西域著名古乐器，一种梨形的小型乐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刘熙《释名》说：“枇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琶原来用木拨子弹拨，唐代才改用手弹，所以刘熙把演奏琵琶叫做“鼓”。这种乐器是苏美尔人发明的，公元前两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塑像上发现了琵琶，公元前1000年从巴比伦传入埃及和希腊。希腊人将这种乐器称作Mandora（曼陀林），来自苏美尔语Pantoura。公元12至18世纪流行于欧洲，起初用拨子弹奏，17世纪改用手弹。18世纪意大利米兰式曼陀林是这种西亚古乐器的变种。所以斯坦因把米兰壁画上的琵琶称作“曼陀林”。塞琉古王朝时期，琵琶传入波斯，或称Tanbura，中国民族乐器“东不拉”，似与波斯人对琵琶的称谓有关。
西亚还流行一种短颈琵琵，希伯来人谓之Barbat，琴颈较短，琴身下圆而向上逐渐缩小，顶端有木轸槽，大约公元前8世纪传入波斯。一种意见认为，汉语“琵琶”来自龟兹语Vipanki，后者似与希伯来语的Barbat（短颈琵琶）有关，从波斯语辗转而来。斯坦因曾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一件曼陀林残琴颈。近年中日尼雅遗迹联合考察队在尼雅遗址又发现类似的一件，琴颈长约70厘米。琵琶传入波斯后，演变多种形态，有双弦、三弦、四弦及五弦琵琶等。中日联合考察队尼雅采集的这把琴属于三弦琵琶，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最早的琵琶标本之一。斯文.赫定在和田沙漠古城收集的小陶俑中，有个弹琵琶的于阗琴师俑，姿态生动，不禁使人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位于阗琴师弹的琵琶也是三弦琵琶，说明古代丝绸之路南道风行三弦琵琶。
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且末县魏晋墓地发掘出一件保存完好的古乐器竖箜篌，年代约在公元4-5世纪，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箜篌实物标本。1997年这件文物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全国文物精品展，得以亲见实物。《隋书.音乐志》说箜篌为西亚胡乐，“今曲颈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竖箜篌屡见于公元7-8世纪新疆石窟壁画，如克孜尔第23和80窟，库木吐拉第58窟壁画上就有竖箜篌的图像。1989年，甘肃酒泉市西沟唐代墓地发掘出一组模印砖，其中一块印有演奏箜篌的图像。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还发现过一件演奏箜篌的木雕像，高约9.5厘米，所该箜篌有七根琴弦，琴师用姆指、食指和中指弹奏，这对复原且末魏晋墓地出土箜篌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箜篌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称作Harp（哈卜），始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公元前2000年传入亚述，被亚述人称作Cank，汉语“箜篌”似与这个亚述语词有关。这种古老的乐器后来经亚述人传入波斯，又从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
西汉武帝年产间，箜篌从西域传入中原。《汉书.郊祀志》、东汉应劭《风俗通》有所记述。《旧唐书.音乐志》说“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置抱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且末魏晋墓地出土竖箜篌可证箜篌确实从西域传入中原；同时为我们了解鄯善乐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标本。
2、天文
楼兰人如何学习天文学，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古代东西方的天文学是从占星术发展而来的，那么尼雅出土的一件有关占星术的文书也许有助于了解楼兰人的天文观。这件编号为565号的（亻去）卢文书这样写道：
星宿之首谓之鼠，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速。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
这件文书引起东西方研究者的兴趣。以前一直被视为占星术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提醒我注意。该文书可能和先秦两汉流行的《日书》有关。我根据他提供的材料做了进一步分析，大量类似语句使我们相信，这件文书是个《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汉语原本，但是类似的句子在近年出土的《日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衣篇》（甲种121背）有“丁酉，材（裁）衣常（裳）”，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睡虎地秦简《日书.秦除篇》（甲种24正贰）有“开日，亡者不得”，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又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篇》（甲种44正）有“彻，是胃（谓）六甲相逆，利以战”，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十二生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战国时期十二生肖已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普遍流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日书》著录了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再次发现记录整套十二生肖的《日书》。丝绸之路开通后，十二生肖经中亚传入印度和波斯。既然楼兰人这份占星术文书以十二生肖定星宿名称，显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3、绘画
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了两块残布画。据报道，“其中一件的图案内容为正负三角形，残长77，高46厘米；另一件的内容为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臂上满缨络，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47厘米；其中的菩萨半身像高21厘米。”塔里木盆地本来不产棉花，棉花起源于印度。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幅画是印度或犍陀罗艺术品，边饰上的女神也被解释为菩萨像。以前我们曾盲从其说，后来意识到其说颇有疑问。
印度绘画种的菩萨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的形象，一无例外都是有胡须的男士，菩萨像传到塔里木盆地之后，尤其是传到中原以后，逐渐改为女像。新疆库木吐拉石窟公元4-5世纪壁画上的菩萨像就是带胡须的女性形象。可见尼雅东汉墓所出布画上的女神像不一定是菩萨。
从图案设计看，这幅画的主题是具有波斯文化因素的狮子图案。所以有学者主张布画上的神像是中亚和西亚崇祀的女神伊什塔尔；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幅画表现了具有典型希腊画风的裸体女性，手中拿着长筒卷状物象征丰收，因而主张这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像。我们倾向于后一说法。
公元前4世纪，希腊雄主亚历山大远征中亚，从而将希腊文化艺术传入中亚和北印度。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艺术就融合了许多希腊文化因素。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出土的一件公元前1世纪的银碗上，就装饰有手持葡萄和谷物的希腊女神提喀像。这件银碗上的希腊女神与尼雅东汉棉布画上的女神像如出一辙，所以后者必为希腊丰收女神提喀无疑。
尽管这幅布画的内容与佛教无关，但是绘画技法受到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例如：画中女神像不仅绘有背光，还画出头光，凡此皆为典型的佛教艺术表现手法。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最早使用这种手法绘制佛像，公元2-3世纪大夏寺院喀拉塔佩遗址壁画上的佛像就绘有头光和背光，这和当时犍陀罗佛像只雕刻头光的风格不一样。那么这块腊染棉布殆为大夏艺术家在印度棉布上创作的艺术品。
4、雕刻艺术
楼兰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在中亚犍陀罗和大厦，石板浮雕被普遍用来装饰寺院墙壁和佛塔，但在楼兰、米兰及尼雅等地佛教寺院中，这种石板浮雕被木雕取代。楼兰尼雅建筑构件上精美的木雕和雕花家具堪称楼兰艺术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家具陈设比较简单，普通百姓在室内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日本的“榻榻米”仍保留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古人写字或吃饭时才摆出一张叫做“案”的小桌子。古代中国把床称作“榻”，除名称不同外，样子也和今天的床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在一张床板上加四个小短腿，床边有时摆个叫做“凭几”的小桌子。
丝绸之路开通后，受西域文化影响，中国人才开始注重家具。《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就都贵戚皆竟为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东汉灵帝年间，古都洛阳发生的这场胡化浪潮对后来中国家具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家具一般都是木制品，难以保存至今。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家具标本，是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这批古家具的年代约在公元3-4世纪，和东汉相去不远。它们为研究中国家具之起源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斯坦因特别介绍了一把尼雅遗址发现的椅子，他在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写道：
在这个古代居址中，印度艺术对工艺品的影响，完全处于统治地位。这把椅子尽管已经散架，但仍紧密地挨靠在一起......四块雕花的镶板，榫接在椅子腿上，把椅子连成一体。尽管少了一条镶板，整个椅子仍笔直立在地上......关于雕刻的所有细节，我在目录中已详细交代，应该指出的是，那种非常类似彩色大弧线连的四朵花瓣的花，在图案中反复出现的特点，就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就像我们在椅子腿和镶板上见到的那样，这四朵花瓣的图案或完整地出现在一些方形框内，或一分为二，出现在三角形的空间。分成两半后的花瓣的曲线也是严格对称的。八朵花瓣的荷花图案，无疑源于印度。同时，前镶板中央用传统手法雕刻的果实和叶子，使人联想起印度--科斯林的某些建筑物柱头上的装饰成份。
斯坦因还描述了另外两把扶手椅。他在《古代和田》中写道：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发现的两张精巧的木椅。三条高19英寸的椅腿，其一上部是狮子头，下部为马腿，中间仿佛是带翅膀的身子。这种畸形怪兽简直就像一个狻猊的仿制品。原来的颜色残存甚少，主要是粉红和黑色，用黑色在粉红底色上画出狮子毛。另外一把椅子，腿长13英寸，它是一雄一雌的一对雕刻精巧的怪物。椅腿上部显然是半身人像，腰以下类似飞鸟，而椅腿最下端显然是壮实的马蹄。鲜红的底色有几处保存良好，其上用深蓝和黑色画出羽毛和马蹄。这种混合形象与人们在早期印度绘画中见到的风格非常类似，在桑奇的某些绘画中，就有过这种半人半神的主题，乾达婆和姥揭罗在那些绘画中，就是把人的半身像画在飞鸟座上。我现在尚不能追溯上述形式和马腿相结合的来源。在犍陀罗艺术中表现鱼马人的雕塑中就经常出现半身人像、鸟翼、马腿以及弯曲的鱼尾等模式。由此证明，印度佛教艺术形式中较为复杂的怪物形象，是直接借鉴西方古典艺术，而印度佛教艺术又为古代和田艺术提供了模式。
斯坦因所谓“古代和田艺术”是对塔里木盆地古代艺术的一种泛称。尼雅这件雕花扶手椅和贵霜钱币上表现的贵霜王宝座颇为相像，在印度摩菟罗贵霜石雕上也见到类似的椅子。不过和尼雅雕花椅形制最接近的，还是阿姆河北岸公元2-3世纪哈尔恰扬遗址所出陶质浮雕上的狮形扶手椅。哈尔恰扬的这件文物属于贵霜大夏艺术品，年代略早于尼雅雕花椅。凡此表明，大夏希腊化艺术是楼兰雕刻艺术重要借鉴对象之一。
早在公元前2000年，楼兰人已开始从事木雕手工艺，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就发掘出土了许多木雕人像，孔雀河支流小河流域古墓中也发现一批木雕人像。楼兰、尼雅等地发掘了木桶、木碗、木盘、木勺等大批木器。1996年在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发现了两件极其精美的木雕盒，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一件“呈长方体，子母口，盖佚失，用锯、刮、凿、打磨等方法加工而成。盒的正、背面和底浮雕狼纹。狼呈匍伏低首状，腹部雕刻出一只羚羊头，表示刚刚享受过美餐。狼尾侧又雕出一只狼头，形态与前者相同”；另一件形态和加工方法与前件相同，但是通体雕刻的图案与前件有别，以变形鸟纹为主，类似的图案亦见于扎洪鲁克墓地出土古代毛织品。凡此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自古以来就有清湛的木雕艺术传统，而佛教传入的大夏希腊化艺术和犍陀罗艺术，则赋予古老楼兰的木雕艺术以新的活力。
5、建筑艺术
东西文化的交融在塔里木盆地诸国建筑艺术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楼兰地区的古城形制明显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方城，如罗布泊沿岸的LE城、LA城、LK城和米兰绿洲的伊循城等；另一类则是圆城，如民丰县以北沙漠的尼雅古城和安迪尔古城等。
第一类城渊源中原汉文化传统，因为罗布泊沿岸的有些方城原本就是中原屯田戍卒修建的城堡。其中LE城兴建于西汉初年，可见中原汉文化很早就对楼兰城制产生影响。
第二类城则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这类圆形城堡的起源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不过，公元前1500年，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在迈锡尼一座小山上大兴土木，营造宫殿、神庙、陵墓以及气势宏伟的狮子门。为安全起见，希腊人还在他们的建筑物四周建起了环形防护墙。据考古发掘，《荷马史诗》提到的希腊名城特洛伊也是圆城。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并派部将在东方各地建立希腊化王国，遂使地中海文明和中亚文明直接相遇。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向东方的远征，才真正打通了从爱琴海到帕米尔的通道。所以亚历山大东征在丝绸之路开拓史上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通西域。
希腊人有个特点，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修筑一座城池，好象不住在石头造的城堡里他们就觉得不安全；然后他们在城内面兴建体育场、希腊神庙、希腊式住宅和浴室等，以解思乡之愁。希腊人在中亚也修建了许多希腊城市，史称“亚历山大城”。中国文献对此有许多译名，如乌弋山离、蓝市、犁（革干）等。据文献记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有70多座，目前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40多座。希腊移民就在这个时期大批移民中亚和北印度。据法国考古团60年代的调查，亚洲最东部的亚力山大城，一直建到了阿富汗东北边境的阿伊哈奴姆。
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他所征服的东方各地，但是文化的征服可不像亚历山大远征军在东方攻城占地那样容易。相反，希腊文化在许多方面被东方文化征服，变成一种具有大量东方文化特色的希腊艺术。为和典型的希腊艺术相区别，西方艺术史家称作“希腊化艺术”。大夏的希腊贵族艺术则与大夏本地文化艺术逐渐融合，形成所谓“大夏希腊化艺术”。
1938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亚阿姆河畔发掘了一座圆形古城。今称“科伊.克雷尔干.卡拉城”。这座古城建于公元前4-前3世纪，以后长期荒废，公元前后又重起用，一直沿用到公元3-4世纪。这座古城环以两重护城墙，城墙上有九座望楼，城外有深沟壕堑，城中心为圆形城堡。研究者对这座古城的文化渊源意见不一。俄国考古学家斯塔维斯基认为，这座圆城可能代表了中亚北部的一种建筑艺术。伦敦大学的艺术史家考勒治则认为，公元1-2世纪，中亚和西亚流行圆城，如大夏境内就发现过一座公元2世纪左右的圆城，禽称“哈特拉古城”。这座古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内建有寺院和佛塔。考勒治怀疑，这种圆城或许和帕提亚人在中亚的兴起有关。然而，阿姆河畔的科伊.克雷尔干.卡拉城内发掘出土了大批希腊艺术品，其建筑形式又和迈锡尼的圆城异曲同工，兴建时间正值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因此，中亚流行圆城很可能与亚历山大东征有关。
中亚最著名的圆城当属大夏都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谓之bactra城，张骞将其称作“蓝市城”。所谓“蓝市”就是Alexander（亚历山大）的汉代译名。据法国和美国考古队20-50年代的调查和发掘，这座亚历山大城们于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城西23公里的沃济拉巴德城附近。这座古城总面积达550公顷，平面呈椭圆形，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沟；下城在南，面积约400公顷。蓝市城沿用时间较长，从公元前第1000年下半叶直至公元13世纪。古城内废墟的堆积分几个时期，公元前3-2世纪的堆积属于大夏国都蓝市城，说明这座圆城也是亚历山大东征中亚以后才兴建的。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蓝市城与罗马城相似。三国时代东吴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大月氏国，“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
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分界就在楼兰境内。例如：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阿拉干湖畔的麦德克城以及若羌县城附近的孔路克阿旦城，皆为圆形古城。这些古城构成的分界线约在北纬88度线附近，据中日联合考察队近年调查，尼雅古城亦为圆城。
鄯善境内保存较好的圆城在新疆民丰县安迪尔河流域。据斯坦因调查，安迪尔河畔有两座古城，一为圆城，另一为方城。圆城位于安迪尔河东岸，古城平面呈圆形，今称“道孜立克古城”。古城内发现了唐代汉文题记。故被斯坦因称作“唐代戍堡”。不过，他在这座唐代戍堡内还发掘出一件（亻去）卢文皮革文书，说明这座古城的兴建至少在鄯善国时期。尼雅出土汉文木简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去三月一日，骑马旨元城收责；期行当还，不克期日，私行无过[所]”。元城，意即“圆城”，指尼雅附近某座圆形城寨，很可能就是安迪尔河东岸的道孜立克古城。
1、音乐
楼兰人的音乐天才久负盛名，史称“善善摩尼”。《隋书.音乐志》记西域龟兹乐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看来，著名的龟兹乐吸收了鄯善和疏勒等国音乐。关于善善摩尼，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此处善善应指鄯善；摩尼，梵文犹言珠；曲名为鄯善珠，与疏勒盐正相对也。”可惜文献失载，鄯善珠窨是一种什么音乐，今已无从详考。不过斯坦因在米兰佛寺发现的壁画上，绘有一位演奏琵琶的楼兰女琴师。
琵琶是西域著名古乐器，一种梨形的小型乐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刘熙《释名》说：“枇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琶原来用木拨子弹拨，唐代才改用手弹，所以刘熙把演奏琵琶叫做“鼓”。这种乐器是苏美尔人发明的，公元前两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塑像上发现了琵琶，公元前1000年从巴比伦传入埃及和希腊。希腊人将这种乐器称作Mandora（曼陀林），来自苏美尔语Pantoura。公元12至18世纪流行于欧洲，起初用拨子弹奏，17世纪改用手弹。18世纪意大利米兰式曼陀林是这种西亚古乐器的变种。所以斯坦因把米兰壁画上的琵琶称作“曼陀林”。塞琉古王朝时期，琵琶传入波斯，或称Tanbura，中国民族乐器“东不拉”，似与波斯人对琵琶的称谓有关。
西亚还流行一种短颈琵琵，希伯来人谓之Barbat，琴颈较短，琴身下圆而向上逐渐缩小，顶端有木轸槽，大约公元前8世纪传入波斯。一种意见认为，汉语“琵琶”来自龟兹语Vipanki，后者似与希伯来语的Barbat（短颈琵琶）有关，从波斯语辗转而来。斯坦因曾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一件曼陀林残琴颈。近年中日尼雅遗迹联合考察队在尼雅遗址又发现类似的一件，琴颈长约70厘米。琵琶传入波斯后，演变多种形态，有双弦、三弦、四弦及五弦琵琶等。中日联合考察队尼雅采集的这把琴属于三弦琵琶，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最早的琵琶标本之一。斯文.赫定在和田沙漠古城收集的小陶俑中，有个弹琵琶的于阗琴师俑，姿态生动，不禁使人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位于阗琴师弹的琵琶也是三弦琵琶，说明古代丝绸之路南道风行三弦琵琶。
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且末县魏晋墓地发掘出一件保存完好的古乐器竖箜篌，年代约在公元4-5世纪，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箜篌实物标本。1997年这件文物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全国文物精品展，得以亲见实物。《隋书.音乐志》说箜篌为西亚胡乐，“今曲颈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竖箜篌屡见于公元7-8世纪新疆石窟壁画，如克孜尔第23和80窟，库木吐拉第58窟壁画上就有竖箜篌的图像。1989年，甘肃酒泉市西沟唐代墓地发掘出一组模印砖，其中一块印有演奏箜篌的图像。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还发现过一件演奏箜篌的木雕像，高约9.5厘米，所该箜篌有七根琴弦，琴师用姆指、食指和中指弹奏，这对复原且末魏晋墓地出土箜篌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箜篌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称作Harp（哈卜），始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公元前2000年传入亚述，被亚述人称作Cank，汉语“箜篌”似与这个亚述语词有关。这种古老的乐器后来经亚述人传入波斯，又从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
西汉武帝年产间，箜篌从西域传入中原。《汉书.郊祀志》、东汉应劭《风俗通》有所记述。《旧唐书.音乐志》说“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置抱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且末魏晋墓地出土竖箜篌可证箜篌确实从西域传入中原；同时为我们了解鄯善乐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标本。
2、天文
楼兰人如何学习天文学，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古代东西方的天文学是从占星术发展而来的，那么尼雅出土的一件有关占星术的文书也许有助于了解楼兰人的天文观。这件编号为565号的（亻去）卢文书这样写道：
星宿之首谓之鼠，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速。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
这件文书引起东西方研究者的兴趣。以前一直被视为占星术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提醒我注意。该文书可能和先秦两汉流行的《日书》有关。我根据他提供的材料做了进一步分析，大量类似语句使我们相信，这件文书是个《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汉语原本，但是类似的句子在近年出土的《日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衣篇》（甲种121背）有“丁酉，材（裁）衣常（裳）”，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睡虎地秦简《日书.秦除篇》（甲种24正贰）有“开日，亡者不得”，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又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篇》（甲种44正）有“彻，是胃（谓）六甲相逆，利以战”，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十二生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战国时期十二生肖已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普遍流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日书》著录了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再次发现记录整套十二生肖的《日书》。丝绸之路开通后，十二生肖经中亚传入印度和波斯。既然楼兰人这份占星术文书以十二生肖定星宿名称，显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3、绘画
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了两块残布画。据报道，“其中一件的图案内容为正负三角形，残长77，高46厘米；另一件的内容为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臂上满缨络，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47厘米；其中的菩萨半身像高21厘米。”塔里木盆地本来不产棉花，棉花起源于印度。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幅画是印度或犍陀罗艺术品，边饰上的女神也被解释为菩萨像。以前我们曾盲从其说，后来意识到其说颇有疑问。
印度绘画种的菩萨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的形象，一无例外都是有胡须的男士，菩萨像传到塔里木盆地之后，尤其是传到中原以后，逐渐改为女像。新疆库木吐拉石窟公元4-5世纪壁画上的菩萨像就是带胡须的女性形象。可见尼雅东汉墓所出布画上的女神像不一定是菩萨。
从图案设计看，这幅画的主题是具有波斯文化因素的狮子图案。所以有学者主张布画上的神像是中亚和西亚崇祀的女神伊什塔尔；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幅画表现了具有典型希腊画风的裸体女性，手中拿着长筒卷状物象征丰收，因而主张这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像。我们倾向于后一说法。
公元前4世纪，希腊雄主亚历山大远征中亚，从而将希腊文化艺术传入中亚和北印度。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艺术就融合了许多希腊文化因素。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出土的一件公元前1世纪的银碗上，就装饰有手持葡萄和谷物的希腊女神提喀像。这件银碗上的希腊女神与尼雅东汉棉布画上的女神像如出一辙，所以后者必为希腊丰收女神提喀无疑。
尽管这幅布画的内容与佛教无关，但是绘画技法受到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例如：画中女神像不仅绘有背光，还画出头光，凡此皆为典型的佛教艺术表现手法。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最早使用这种手法绘制佛像，公元2-3世纪大夏寺院喀拉塔佩遗址壁画上的佛像就绘有头光和背光，这和当时犍陀罗佛像只雕刻头光的风格不一样。那么这块腊染棉布殆为大夏艺术家在印度棉布上创作的艺术品。
4、雕刻艺术
楼兰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在中亚犍陀罗和大厦，石板浮雕被普遍用来装饰寺院墙壁和佛塔，但在楼兰、米兰及尼雅等地佛教寺院中，这种石板浮雕被木雕取代。楼兰尼雅建筑构件上精美的木雕和雕花家具堪称楼兰艺术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家具陈设比较简单，普通百姓在室内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日本的“榻榻米”仍保留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古人写字或吃饭时才摆出一张叫做“案”的小桌子。古代中国把床称作“榻”，除名称不同外，样子也和今天的床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在一张床板上加四个小短腿，床边有时摆个叫做“凭几”的小桌子。
丝绸之路开通后，受西域文化影响，中国人才开始注重家具。《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就都贵戚皆竟为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东汉灵帝年间，古都洛阳发生的这场胡化浪潮对后来中国家具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家具一般都是木制品，难以保存至今。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家具标本，是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这批古家具的年代约在公元3-4世纪，和东汉相去不远。它们为研究中国家具之起源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斯坦因特别介绍了一把尼雅遗址发现的椅子，他在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写道：
在这个古代居址中，印度艺术对工艺品的影响，完全处于统治地位。这把椅子尽管已经散架，但仍紧密地挨靠在一起......四块雕花的镶板，榫接在椅子腿上，把椅子连成一体。尽管少了一条镶板，整个椅子仍笔直立在地上......关于雕刻的所有细节，我在目录中已详细交代，应该指出的是，那种非常类似彩色大弧线连的四朵花瓣的花，在图案中反复出现的特点，就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就像我们在椅子腿和镶板上见到的那样，这四朵花瓣的图案或完整地出现在一些方形框内，或一分为二，出现在三角形的空间。分成两半后的花瓣的曲线也是严格对称的。八朵花瓣的荷花图案，无疑源于印度。同时，前镶板中央用传统手法雕刻的果实和叶子，使人联想起印度--科斯林的某些建筑物柱头上的装饰成份。
斯坦因还描述了另外两把扶手椅。他在《古代和田》中写道：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发现的两张精巧的木椅。三条高19英寸的椅腿，其一上部是狮子头，下部为马腿，中间仿佛是带翅膀的身子。这种畸形怪兽简直就像一个狻猊的仿制品。原来的颜色残存甚少，主要是粉红和黑色，用黑色在粉红底色上画出狮子毛。另外一把椅子，腿长13英寸，它是一雄一雌的一对雕刻精巧的怪物。椅腿上部显然是半身人像，腰以下类似飞鸟，而椅腿最下端显然是壮实的马蹄。鲜红的底色有几处保存良好，其上用深蓝和黑色画出羽毛和马蹄。这种混合形象与人们在早期印度绘画中见到的风格非常类似，在桑奇的某些绘画中，就有过这种半人半神的主题，乾达婆和姥揭罗在那些绘画中，就是把人的半身像画在飞鸟座上。我现在尚不能追溯上述形式和马腿相结合的来源。在犍陀罗艺术中表现鱼马人的雕塑中就经常出现半身人像、鸟翼、马腿以及弯曲的鱼尾等模式。由此证明，印度佛教艺术形式中较为复杂的怪物形象，是直接借鉴西方古典艺术，而印度佛教艺术又为古代和田艺术提供了模式。
斯坦因所谓“古代和田艺术”是对塔里木盆地古代艺术的一种泛称。尼雅这件雕花扶手椅和贵霜钱币上表现的贵霜王宝座颇为相像，在印度摩菟罗贵霜石雕上也见到类似的椅子。不过和尼雅雕花椅形制最接近的，还是阿姆河北岸公元2-3世纪哈尔恰扬遗址所出陶质浮雕上的狮形扶手椅。哈尔恰扬的这件文物属于贵霜大夏艺术品，年代略早于尼雅雕花椅。凡此表明，大夏希腊化艺术是楼兰雕刻艺术重要借鉴对象之一。
早在公元前2000年，楼兰人已开始从事木雕手工艺，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就发掘出土了许多木雕人像，孔雀河支流小河流域古墓中也发现一批木雕人像。楼兰、尼雅等地发掘了木桶、木碗、木盘、木勺等大批木器。1996年在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发现了两件极其精美的木雕盒，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一件“呈长方体，子母口，盖佚失，用锯、刮、凿、打磨等方法加工而成。盒的正、背面和底浮雕狼纹。狼呈匍伏低首状，腹部雕刻出一只羚羊头，表示刚刚享受过美餐。狼尾侧又雕出一只狼头，形态与前者相同”；另一件形态和加工方法与前件相同，但是通体雕刻的图案与前件有别，以变形鸟纹为主，类似的图案亦见于扎洪鲁克墓地出土古代毛织品。凡此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自古以来就有清湛的木雕艺术传统，而佛教传入的大夏希腊化艺术和犍陀罗艺术，则赋予古老楼兰的木雕艺术以新的活力。
5、建筑艺术
东西文化的交融在塔里木盆地诸国建筑艺术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楼兰地区的古城形制明显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方城，如罗布泊沿岸的LE城、LA城、LK城和米兰绿洲的伊循城等；另一类则是圆城，如民丰县以北沙漠的尼雅古城和安迪尔古城等。
第一类城渊源中原汉文化传统，因为罗布泊沿岸的有些方城原本就是中原屯田戍卒修建的城堡。其中LE城兴建于西汉初年，可见中原汉文化很早就对楼兰城制产生影响。
第二类城则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这类圆形城堡的起源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不过，公元前1500年，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在迈锡尼一座小山上大兴土木，营造宫殿、神庙、陵墓以及气势宏伟的狮子门。为安全起见，希腊人还在他们的建筑物四周建起了环形防护墙。据考古发掘，《荷马史诗》提到的希腊名城特洛伊也是圆城。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并派部将在东方各地建立希腊化王国，遂使地中海文明和中亚文明直接相遇。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向东方的远征，才真正打通了从爱琴海到帕米尔的通道。所以亚历山大东征在丝绸之路开拓史上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通西域。
希腊人有个特点，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修筑一座城池，好象不住在石头造的城堡里他们就觉得不安全；然后他们在城内面兴建体育场、希腊神庙、希腊式住宅和浴室等，以解思乡之愁。希腊人在中亚也修建了许多希腊城市，史称“亚历山大城”。中国文献对此有许多译名，如乌弋山离、蓝市、犁（革干）等。据文献记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有70多座，目前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40多座。希腊移民就在这个时期大批移民中亚和北印度。据法国考古团60年代的调查，亚洲最东部的亚力山大城，一直建到了阿富汗东北边境的阿伊哈奴姆。
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他所征服的东方各地，但是文化的征服可不像亚历山大远征军在东方攻城占地那样容易。相反，希腊文化在许多方面被东方文化征服，变成一种具有大量东方文化特色的希腊艺术。为和典型的希腊艺术相区别，西方艺术史家称作“希腊化艺术”。大夏的希腊贵族艺术则与大夏本地文化艺术逐渐融合，形成所谓“大夏希腊化艺术”。
1938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亚阿姆河畔发掘了一座圆形古城。今称“科伊.克雷尔干.卡拉城”。这座古城建于公元前4-前3世纪，以后长期荒废，公元前后又重起用，一直沿用到公元3-4世纪。这座古城环以两重护城墙，城墙上有九座望楼，城外有深沟壕堑，城中心为圆形城堡。研究者对这座古城的文化渊源意见不一。俄国考古学家斯塔维斯基认为，这座圆城可能代表了中亚北部的一种建筑艺术。伦敦大学的艺术史家考勒治则认为，公元1-2世纪，中亚和西亚流行圆城，如大夏境内就发现过一座公元2世纪左右的圆城，禽称“哈特拉古城”。这座古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内建有寺院和佛塔。考勒治怀疑，这种圆城或许和帕提亚人在中亚的兴起有关。然而，阿姆河畔的科伊.克雷尔干.卡拉城内发掘出土了大批希腊艺术品，其建筑形式又和迈锡尼的圆城异曲同工，兴建时间正值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因此，中亚流行圆城很可能与亚历山大东征有关。
中亚最著名的圆城当属大夏都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谓之bactra城，张骞将其称作“蓝市城”。所谓“蓝市”就是Alexander（亚历山大）的汉代译名。据法国和美国考古队20-50年代的调查和发掘，这座亚历山大城们于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城西23公里的沃济拉巴德城附近。这座古城总面积达550公顷，平面呈椭圆形，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沟；下城在南，面积约400公顷。蓝市城沿用时间较长，从公元前第1000年下半叶直至公元13世纪。古城内废墟的堆积分几个时期，公元前3-2世纪的堆积属于大夏国都蓝市城，说明这座圆城也是亚历山大东征中亚以后才兴建的。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蓝市城与罗马城相似。三国时代东吴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大月氏国，“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
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分界就在楼兰境内。例如：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阿拉干湖畔的麦德克城以及若羌县城附近的孔路克阿旦城，皆为圆形古城。这些古城构成的分界线约在北纬88度线附近，据中日联合考察队近年调查，尼雅古城亦为圆城。
鄯善境内保存较好的圆城在新疆民丰县安迪尔河流域。据斯坦因调查，安迪尔河畔有两座古城，一为圆城，另一为方城。圆城位于安迪尔河东岸，古城平面呈圆形，今称“道孜立克古城”。古城内发现了唐代汉文题记。故被斯坦因称作“唐代戍堡”。不过，他在这座唐代戍堡内还发掘出一件（亻去）卢文皮革文书，说明这座古城的兴建至少在鄯善国时期。尼雅出土汉文木简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去三月一日，骑马旨元城收责；期行当还，不克期日，私行无过[所]”。元城，意即“圆城”，指尼雅附近某座圆形城寨，很可能就是安迪尔河东岸的道孜立克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