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孙毅将军

 我们采访过德高望重的孙毅将军

2000年2月抗战馆的研究部主任唐晓辉、文保部主任段晓微和我，采访了德高望重的孙毅将军。本人的这篇记录是当时写成的，重新发表，以怀念我们尊敬的老将军。

       孙毅将军的儿子，孙大哥让我在他家的留言簿上签名，还说：“我看过您的书，您是大名人”我说：“不敢、不敢。”等我定睛一看，刚刚签名的竟然是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夫人卓琳！这我怎么敢接着签名呢？

一，

记者吴志菲曾经这样报道：“孙毅的身体好是全军出了名的，当年八九十岁的时候，每天还走十几里甚至二十里路。出去办事，专车不坐坐公共汽车，还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带动了他常乘坐的那路车良好的风气。
　　孙老将军的右腿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经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的再三会诊研究，报请军委总部批准，决定对他的右大腿进行截肢手术。听到这个消息，平时很少流泪的老将军抱着右腿号啕大哭。但孙老毕竟是久经沙场，有顽强战斗意志的老将军，加上军委领导的悉心劝说，孙老很快恢复了平静，于2000年10月毅然进入手术室。”

我们当时采访孙毅将军时，他的腿还没有手术。

当时，我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所以，以下文字还是当时的：

 抗战馆和其他博物馆类似。有一项工作就是收集、整理“口述史”。口述史不同于摆在展厅内的战争遗物：刀、枪、照片、军装、军旗、钢盔等物品。口述史是战争亲历者回忆战况、思索战争的意义而倾诉的声像资料。她应该是永远有生命力的“活的见证”。两年前，我有幸和抗战馆研究部的唐晓辉主任、文保部的段晓薇主任一起采访了我们敬仰已久的孙毅将军。

今天，孙毅将军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十分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抗日老战士。我想孙将军的声像资料将会在不远的将来，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被青年一代们收视、研究、学习、回顾和瞻仰。
　　孙毅将军，河北省大城县人，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副部长、部长、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孙毅将军的家远离闹市，是个依山傍水、空气清新、风景颐人的地方。到将军的会客厅大约要经过两道岗的审查，从介绍信到车辆号码，解放军战士都要看。然后，将军的警卫员把我们引进客厅。我们当然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中向我们招手、微笑的孙毅将军。他大声招呼我们：“辛苦啦！坐！坐！”温暖的阳光从高大的窗子走进来，把一切都衬托得神采奕奕。孙毅将军当时一直坐着，据说当时膝关节有了问题。

环顾四周，将军家的客厅有百十平米，高而宽阔，客厅里的椅子和沙发加起来大约可以同时坐十名客人。只有军人和曾经当过军人的人才能体会和理解这种简洁、朴素和明快。

孙毅将军家的客厅里有花，墙上挂有将军喜欢的文字和书画。

我的任务是支好摄象机，拍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资料摄像”与电影摄像有区别，没有什么推拉镜头、变换角度、和局部特写。关键是记录历史瞬间。

孙毅将军穿着绿色的旧军衣，戴着旧军帽。因为我当过六年铁道兵，所以，我对绿色的旧军衣特别感到熟悉。孙将军的家人也亲切，孙毅将军的儿子是个很热情的人，他拿来一个很大的《客人留言本》让我签字。这位哥哥说：“你是有名的作家，我看过你的作品”。我当时竟然不知说些什么才好。等孙大哥打开《客人留言》那一页让我签名时，映入眼廉的是苍劲有力的签名：卓琳。

孙大哥微笑着，手指被翻开《留言》的那一页说：“你就签在这下边吧”。

“我的天！”我笑了：“我一个草民，焉能和国家领导人物的名字放在一起？”

不过，由此事而看出：孙毅将军把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传给了子女及家人。

 孙毅将军是1955年的中将，我1979年复员时还时个士兵：这是第一个天壤之别。

另外，我的父亲是八路军老战士。他在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上学时，孙毅将军是他们的校长。这是第二个天壤之别。

今天，我能和将军握手，并且，聆听将军的教诲，不是工作之便，怕是难有机会。

孙毅将军给我们回忆了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平型关大捷，一个是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刘耀梅。最后，由于他“进入了状态”，好像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好像由于部队的转移，使乡亲们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也好像对不起被侵华日军残酷杀害的我们同胞们。孙毅将军激愤的声调在提高，怒目中滚涌着仇恨的泪。

我们迅速被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请”了出来。

本来嘛，97岁的战争亲历者能和我们谈一个小时的话，已经是我们的荣幸，已经是抗战史研究的荣幸。并且，已经是中国博物馆学在声像领域留下的珍贵资料了。

中国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在话剧院门口和孙毅将军握手欢迎

看完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后，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和导演汪遵熹、编剧欧阳逸冰、演员伍宇娟、雷恪生、李冰冰等全体演员合影的情景。

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看完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后题词

二，

1999年6月，我曾经请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和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同台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那时，我就和孙毅将军握过手。不过，那时因为孙毅将军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匆匆忙忙之中，没有说几句话。我当时在话剧院门口迎接老将军们。

我对吕正操将军说：“您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当司令，我父亲当您的兵。”

我握着孙毅将军的手说：“您在抗大当校长时，我父亲是抗大二分校学生。”

两位将军到了休息室后，见我不在，就喊我：“——方军哪里去？给我找！”我当时，正和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话剧院门口的椅子上交谈。我们前面是好几台摄像机。当时，没有翻译，只有我懂日文，我只好和东史郎在一起说话。分不了身。其实，我非常希望和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说话去。因为，吕正操将军是我们铁道兵的政委呀！1977年他还去过我们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位于新疆焉吉的驻地呢！

 日本投降54年后，中国的抗日将领和来谢罪的侵华老兵同场、同排看话剧，这在中日战争史、文化史、外交史和民间交流史上都是一个新鲜事物。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看话剧自始至终有一种负罪感，演出到最后，我扶他走上台，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握手、照相时，东史郎低头对我说：

“我当年在侵华战争中，和我的部队一起，杀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我无论怎么做，都不能报答中国人民宽恕我们的行为。”

话剧开演之前，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休息室里休息。我和侵华老兵东史郎在话剧院的入口处和记者们交谈。我忽然感到应该安排日本侵华老兵和中国抗日老战士见见面。于是，我对东史郎说：

“你来中国谢罪已经有好多次了，中国的各种大媒体你也上过，你的书也在中国出版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借今天的机会向中国的八路军老战士谢罪呢？”

“你们说什么呢？”边上的几位电视记者大为恼火：“请你们使用中文说话！”

“我不能去！”东史郎坚定地说。他的理由是：“我和中国政府军、新四军打过。就是没和八路军打过。我没和八路打过，为什么要向八路谢罪呢？”

老鬼子都是一根筋呀！旧日本军队训练出来的人是很难灵活的。

我当时就急出一身汗来。话剧还有二十分钟开演，这种历史的一幕真是只此一回呀！

灵机一动，我对侵华老兵东史郎说：“今天来的将军们有八路军的将领，也有新四军的将领！多少年来，你一直诚恳地向中国人民就侵华战争的罪行谢罪，今天，遇见当年的对手了，为什么不去握握手呢？”东史郎马上站了起来。

吕正操将军和孙毅将军对前来谢罪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表示欢迎，吕正操将军发表了即兴演说，孙毅将军也讲了几句话。日本老兵东史郎不住的点头称是。我因为被几位将军的警卫员拦在门外，只能远远地看着，直跺脚，干着急。好在陪同东史郎谢罪之行的翻译刘燕在，要不语言怎么交流呢？

我对警卫员说：“我是方军！”

“你就是圆军也不成！还方？挤到首长怎么办？”警卫员认真地说。

后来，还是孙毅将军解围，他手指我，大声告诉警卫员：“他是方军！”

那次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后，吕正操将军和孙毅将军都为话剧题词。

孙毅将军题词的内容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看这幕话剧”。

抗战馆文保部的主任段晓微和孙毅将军及其工作人员一起

平型关战役中的115师聂荣臻副师长在指挥战斗

平型关战役战场全貌

平型关大捷后的八路军士兵照片

三，

这次是采访。面对摄象机，孙毅将军给我们讲了平型关伏击日军一战。后来，我总结，孙毅将军的回忆主要有三个要点：

一，林彪师长、聂荣臻副师长和当时是一一五师教导大队的孙毅大队长在战前一直分析敌情，敌人会不会来？他们几个亲自在平型关周边骑马侦察了几天。孙毅将军回忆：

“我问林彪师长，他们回来吗？”林彪师长回答：

“会！从1931年9．18事变以来，侵华日军虽然遇到中国军队的部分抵抗，但基本上是长驱直入。从地形、地貌的特征来看，只有骄横跋扈的军队才会走进这样连招架的依托都没有的、被动挨打的战场。”

二，虽然是辎重部队，但是，侵华日军这支部队打的十分顽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人员构成，多是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老战士，他们应该是最坚强的军人。孙毅将军回忆：日本兵大多拼杀到最后。没有人交抢、投降。

日本兵最后一人，虽然受伤，可还把枪管塞进嘴里开枪自杀。

三，平型关战役，牺牲数百位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实在可惜。他们都是我们军队最顽强、最优秀的战士。

孙将军回忆：平型关，位于繁峙、灵丘两县交界处。北连恒山余脉，南接五台山脉。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峡谷幽深，危岩突起。一条峡谷山路，东通河北，西接雁门，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打伏击战，胜算在握。

我让将军讲一下平型关的“关”，是什么样子？将军回忆：“关城虎踞岭上，正方形，周长3000余米，城楼巍巍，高约8米，南北各置一门，原皆有瓮城，那时仅存北瓮城。城内正中有过街楼。旧曾设显赫的武衙门，现改建民房。城东2．5公里处为关门，门洞内置一块大型巨石碑，上镌“平型岭”三个大字，字体雄健峭拔。城南面东西高处，各设烽火台一座，远远可见。城北有大郎城，传为宋将杨延昭镇驻之地，堡痕历历可辨。”孙毅将军笑着说：“不过，这个关隘的城楼，和平型关伏击战关系不大。”

抗战时期在冀中军区的八路军指挥官们（后排右二是孙毅将军）

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军队领袖们（右二为孙毅将军）

八路军出平型关的照片

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

四，

孙毅将军讲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是围绕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讲的。

孙将军说：“从1931年'9,18’事变起，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进行了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中国那时有九百多座城市沦入敌手，二十几个省市区遭到日军的蹂躏，蒙受战祸的灾区人口达2,6亿以上，伤亡人数达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亿美圆。侵华日军制造的这场大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将军说：“仅就屠杀而言，除了世人皆知的南京大屠杀外，经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多年查证，日军制造的千人以上的大屠杀就有100起以上。其中屠杀3000人以上的有8起，即山西塑县屠城、山西宁武大屠杀、血洗河南浚县、山东临沂大屠杀、山东金乡屠杀民工、血洗广东惠阳、南京大屠杀、湖南南县厂窑惨案等。今天，中国各地还保留有战争惨案的遗址。

孙将军回忆：“从1938年1月到1942 年11月底的五年中，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扫荡’累计2430次，平均每两天对三个根据地进行'扫荡’，即侵华日军每天都在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制造'三光’。1942年5月至6月，日军在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共杀害群众5万多人，造成冀中'无村不戴孝，到处是哭声’的悲惨景象。”

 孙毅将军特别提到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侵华日军抓住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还割下她腿上的肉包饺子吃。

将军讲述这段历史故事时，充满了激愤。作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参谋长，他似乎感到对不起死难的乡亲们。我永远忘不了97岁将军那激愤的目光。

 本文写于2000年，整理于20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