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仙人不死:TED演讲（非洲系列）

这是加纳著名的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在2007年 TED 非洲大会上发表的一个演讲，分析了后殖民时代非洲变得贫穷的根本原因——腐败。外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根本没能帮助那里的人民，要实现非洲之复兴，还需从草根做起。“猎豹一代”（”Cheetah Generation”）正在成长，他们是非洲社会未来的栋梁。

剖析后殖民的非洲

非洲大陆并不贫穷，那里很富有——非洲的自然矿藏非常丰富，可是，这样的资源并没有用来帮助非洲人民摆脱贫困。此即非洲人愤怒之所在。此外，我们看到很多组织、个人都想帮助非洲，可是，他们不明白。我说，不要帮非洲，因为那就有如一位盲人给迷路的人引路。非洲创造出来的财富有四成被转移到了国外（这是世行的统计数据）。非洲人手里拿着的要饭的碗都是漏水的，而很多人却在想往这个碗里面丢进更多的金钱。漏洞何在？曰腐败。单单是这一条，每一年就吃掉了 1480亿美元的财富。此外，每年流出非洲的资本总额为800亿美元，非洲每年用于粮食进口的金额为200亿美元。所有这些加起来，远远大于布莱尔所希望争取到的5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60年代的时候，非洲不但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还把剩余的粮食出口到国外。但是，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有某样东西在阻碍我们前进，不过，今天我们先向前迈进一步，一起看看下一个纪元（the next chapter）。这也是 TED 非洲大会意义之所在。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帮助的到底是谁？是那里的人民，还是那里的政府？有一次，我在一个非洲人的在线论坛上发帖提问：1960年至今，非洲一共产生了204位国家领导人，你能够从中数出20位你认为是好的领导人来吗？我们甚至连20个名字也不能凑齐。这里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曾为其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这些领导人不是出自殖民统治时期的走狗，就是出自气焰嚣张的精英，或者是假革命分子。而我们回顾非洲的过去，会发现，传统的非洲社群的领导模式完全不是这样的。

另一个关于非洲的误解是：那里的政府是关心民众疾苦，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非洲有的是“吸血鬼状态“（vampire state），因为那样的政府只会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民间吸走。这些拥有权力的统治者通过吸食人民的骨髓而获得财富——这不是创造财富，这是“财富再分配 ”。

第三点必须澄明的事实是，假如我们要帮助非洲人，我们就需要知道他们在那里。非洲经济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现代产业，非正式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现代产业由国家精英掌控，而这个产业通常是跛脚的。非洲今日大部分的问题也是发生在这个产业里头。八成以上的发展援助都被丢进这个口袋里。而只有在非正式产业以及传统产业里头，你才能看得到真正的非洲人。假如你帮助非洲人民，你就直接来到非洲人民中间。要发展非洲，没有这两个产业的支撑，有如天方夜谭。

另外，传统的非洲是按族群居住在一起的：族群里要么没有首领，要是有的话，必然会有多重的监督防止滥用职权的发生。就是那些远古时期的非洲帝国，也是能够实现权力去中心化的。而今日的统治者去此亦可谓十万八千里。美国人说“我是”（I am）的时候，重音是落在“我”这个字上的。而在非洲，那里的人说“之所以说我是我，是因为我是我们的一员”（原话是：I am because we are，南非祖鲁语有一个词，叫 ubuntu，也是同样的意思——译者注）。而“我们”则代表了社群，农场归社群所有，社群自行决定该种什么，而根本无须听从首领的吩咐。作物有收成了，他们就拿到市场上卖，所得也归社群。概而言之，传统非洲是有市场经济的，早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那里已经有了很兴旺的市场。只不过是非洲的资本主义跟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加纳的草根阶层，让改变由社会的底层开始发生（to instigate change from within）。我相信，在“猎豹一代”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从每一条村庄开始，实现非洲之复兴。

克林顿离开白宫以后，致力于非洲发展事务，受到了保罗·凡马斯（PaulFarmers）创建的“医保伙伴”（Partners in Health ）的影响和启发，克林顿决定到卢旺达开展项目。他们之所以选择卢旺达，是考虑到那个国家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深重，假如一种成本低廉的医保模式能够在卢旺达推行，那么，这样的模式也能推广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作为试点。十八个月后，他们搞了一次项目进度评估，结果是，卢旺达政府对该项目非常满意，决定要将该计划在全国铺开。

重建卢旺达

在2007年的 TED 演讲上，克林顿提到了以下一些数据：

获得艾滋病治疗的人数从零增加到两千，也就是该地80%需要接受这种治疗的人口都得到了治疗，并且只有少于千分之四的患者获得治疗后需要继续服用药物，这个记录比美国本土的数字还要低；

43%的怀孕妇女通过我们的医保体系安全的生下了孩子；

40%需要结核病治疗的人都已经获得了治疗，而这个数字在十八个月以前是零；

开始了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疟疾治疗计划；

在种族大屠杀期间遭到毁坏的医院获得了翻新，添置了太阳能发电装置以及现代化的实验室，现在，那里每个月可以为325名患者提供治疗服务；此外，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可以在家里得到治疗；

最重要的是，通过模仿“医保伙伴“的模式，可以将医保的成本降到最低，现在，在该项目的榜样作用之下，要是能够在全国推行，估计卢旺达将可以用5% - 6%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通常要花8% - 9% 由于搞医保，而美国则要花16%。

克林顿在演讲中还讲到：

很多人抱怨说，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很困难，因为腐败问题大量存在。但是，我想说，能力缺乏（incapacity）比腐败来得更要命，并且还会滋长腐败的发生。我们现在有足够的金钱把抗艾滋病的药物分发到发展中国家，并且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可是，虽然我们有这个资金，但是，我们在当地却找不到一个有效运作的系统，把这些东西分发到人们手中。

我们的基金会所做的，就是探索出一种能够适用于农村地区的一流的医疗保健体系模式，并且要让这样的模式在全世界所有的贫困地区都能得到推广。这样的模式要能够帮助人们抗御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传染性疾病、母婴死亡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疾病。我们首先让这样的模式在卢旺达全国铺开，然后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我们评判项目成败之指标有两个：一、是否能够有效的防御上述的疾病；二、当外国援助撤出以后，这样的模式能否延续（也就是说，要看开展这样的项目的成本是否足够低）。

多年来从事这样的活动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系统。没有一个能够很好的运作的系统，诸位也不可能有机会坐在这里了。不管你的人生经历如何，不管你曾遇到过多少障碍，在最关键的时刻，你一定知道你的每一个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而在一个缺乏系统的社会里，要做任何事情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系统的支撑，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如在打游击战，你不可能去搞医疗、教育、发展经济——什么也不行。

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像卢旺达这样一个曾经经历过种族大屠杀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不同种群间的和解，重整士气，给人民提供一流的医保服务，而只需很少额度的外部援助。这样的模式要是能够在更多地方推广开去，不是可以拯救很多的生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