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龙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公开处决囤货居奇的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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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和蒋介石合影2009-12-20 03:49
蒋经国和蒋介石合影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列举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经济状况非但没有转好，反而愈加恶化，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局面。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现状，国民政府先是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随后又宣布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企图倚靠行政手段管制经济，扼制危机。
这个“经济改革”，是蒋介石稳定其后方的孤注一掷，因此他特派长子蒋经国任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赴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做经济管制的监督人。然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等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将之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经国对此也看得很清楚，但蒋介石把他推到了第一线，显然是寄予厚望，他必须干得漂亮些，这与他个人的前程也密切相关。于是，骑虎难下的蒋经国只有选择干到底。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从蒋经国日记上的这些文字看，他并不缺乏信心，甚至还有几分踌躇满志。
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抵达上海，随即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要求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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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上海打虎－打倒奸商的标语2009-12-20 03:49
蒋经国上海打虎－民众上街游行，举出“打倒奸商”的标语
与此同时，十分重视舆论宣传作用的蒋经国更亲自撰文，宣称“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他还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标榜，提出了“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并宣称“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都被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声色俱厉，甚至拍了桌子。
为了震慑上海滩的老虎们，蒋经国没有选择用那些“小鱼小虾”立威，而是精心挑选了几条“大鱼”，米商万墨林、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因“囤货炒股”，被判了8个月徒刑；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这些均属经济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些政府官员，也因触犯律令受到重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雷厉风行的“铁腕”产生了短期的效用，上海的物价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定；财政金融危机也看似缓解。新闻媒体奏响“歌德”之声：国内报刊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海外报刊称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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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大老虎——杜月笙2009-12-20 03:49
上海滩的大老虎——杜月笙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会，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诘责和威胁：“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当时杜月笙也在场，他的儿子此前刚被查处判了刑。他以到会工商人士代表自居说：“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这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马上就意识到了杜月笙的险恶用意。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前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自己的亲表兄弟。可既然自己一再口口声声“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的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蒋经国心里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故而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动不动孔，动的尺度问题上，一直很谨慎。
但孔令侃的所作所为，极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孔自认为后台硬，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部门有密切关系，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蒋经国到上海后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内，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还弄得上海市内路人皆知……如今，杜月笙又来将了一军，他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社会关注下，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舆论大哗，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迟迟不做处理嫌拖沓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就滥觞于此时。
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已萌。 下载 (19.15 KB)
宋美龄和孔令侃(右)2009-12-20 03:49
宋美龄和孔令侃(右)
其实，蒋经国封查扬子公司后，是准备对孔令侃进行处置的，但碰到了宋美龄的极力梗阻。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才发现对蒋经国看走了眼。于是，他只好匆匆赶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赴沪，以中秋佳节聚会相约，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了在永嘉路的孔家宅院。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无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这对表兄弟各走极端，而宋美龄已无计弥合，遂急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当时北平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是专门去主持对策和督战的。接电报后，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急急飞赴上海。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一个劲埋怨“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到上海后，宋美龄屏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而她则独自对蒋介石反复陈述了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最终，蒋介石被她说服了。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劈头就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半小时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只斗败的公鸡。
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了上海政军官员，亲自为扬子公司案开脱：“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也不可能真正铁面无私。我看这个案子就算了吧！”蒋介石发话了，谁敢违拗？上海市警察局发言人随即对外宣称：“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不属违法囤积。曾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随之被勒令停刊，耸动一时的扬子公司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对真正的大老虎不敢打，使蒋经国在上海的威信一落千丈。如此一来，国人都看透了经济管制的实质，这道松软的堤坝，再也束缚不住经济崩溃的泄洪。物价飞涨，金圆券狂跌，政府要员相继辞职……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10月29日，轰轰烈烈的上海“打虎”活动被迫夭折，国民党离日落西山的日子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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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新民报晚刊》刊登《蒋经国走出了办公厅》2009-12-20 04:08
1948年《新民报晚刊》刊登《蒋经国走出了办公厅》
打虎行动一开始，便面临官僚和巨商集团的顽强反抗。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对抗来自中央的蒋经国的经济整治活动，迅猛地掀起了囤积居奇反抗行动，哄抬物价，意在急怒民愤，逼退太子爷滚出上海滩。
1948年8月19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突然宣布发布金元券来替代流通的法币，其兑换比率为金元券：法币＝1：300万。但是，谁又能知道，这个300万元才值金元券1元的法币，原来可是很值钱的货币的。
资料显示，法币的变化跟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行情密切相关。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六分之一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考虑到八年抗战，日本鬼子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导致了法币不断贬值，因此说到了1945年100元法币仅仅能买2个鸡蛋，其主要责任显然不在国民政府；但是，此后的短短三年多，能买2个鸡蛋的100元法币却贬值到了只能买一粒米的千分之三的程度，就不能不深入地分析国民政府自身的问题了。
100块钱从可以买两头黄牛，短短的十来年，就一直贬值到了只能买小小米粒的千分之三不到，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危急的时刻，国民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效果究竟如何呢？
而在以金元券发行为标志的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推行的同时，处于国民政府金融中心地位的大上海，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身为蒋介石公子身份的蒋经国，被派往上海，进行经济整顿活动，并喊出了“严厉惩治腐败”的口号，矛头对准了握有重权的官员和那些跟权力紧密联结的官商集团，掀起了上海滩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风暴。
此间，蒋经国先生挟太子身份之威，不断抓捕重要官员和大头商人，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为贪官污吏，先后办理了著名的案例有陶启明案、戴明礼案、王春哲案、荣鸿元案、戚再玉案、杜维屏案等，而陶启明、戴明礼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重要官员。他们被抓，顿时震动朝野，惊声一片。
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事件”，而当时蒋经国也的确喊出来了“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因此该事件才被如此称谓的。
只可惜，富有雄心壮志的蒋经国空有满腹壮志，却对这个腐败已极的政权回天乏力。蒋经国从该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入沪打虎，并携带了自己一力组织起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骨干力量进入，并在上海再组织了以三青团员为主要力量的超过两万人的打虎队伍，也没能最终取得完胜。
到了该年的11月初，在中央大佬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人的干涉下，蒋经国黯然离沪，打虎行动宣告失败。
注意研究当代史的朋友们会知道，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挟裹着“民族英雄、抗战功臣”的鲜亮光环，曾经获得过国内民心的全力支持和国际上重要国家的充分尊重，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妙时刻了。
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的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留下的企业，统统划归为国有国营企业来进行经营的。加上自己努力发展的国有企业，此时的国民政府国有国营企业规模，还是不小的。
为了活化这些企业，加上跟中共的内战进入了实质阶段，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经济改革，搞起来了以“出售国有企业”为特征的私有化改革运动。1947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该方案除规定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汇在国内市场流通外，还特别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国民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方法上、思路上都跟当今的国企改革非常相似，也充满了种种黑幕。
比如，既有“公开拍卖、公开抛售、全额出售”等一股脑扔出去的办法，也有“合股参股、国家控股、股份制改造”等等所谓的债转股、企业高层优先购买优惠购买（MBO）方式，甚至还有半市场化的政府控股方式，因此，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间官商勾结到了十分严重地步，引发了广泛的民怨。
最严峻的问题出在了“资产评估过低、改革缺乏公开透明”等制度性问题上。由于蒋介石的政权是从抗日时期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渡过来的，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也没有真正实现宪政民主制度要求的军队国家化等等重要宪政目标，所以，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这个改革因为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事实上是造成后来货币贬值的深刻原因之一了。
这种制度上的黑暗带来的严重问题深刻影响着正在跟共军苦战的国民政府的所有领域。很快地，部分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国民政府的不走运。当初国民政府准备改革的时候，扔掉国有企业的同时，准备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或者投资来振兴国统区经济的——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政策”了，但是，因为国际时局的变化，美国等国家并没有给国民政府充分的援助，而投资环境的恶化，也没有吸引来多少外资，这都导致了国统区经济状态猛然地恶化下去了。
战事的加剧，改革的贪腐，贫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内造成了一批跟权力密切连接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短期内暴富，官商勾结日益严重，腐败现象到处可见，可谓是无处不在，积重难返。就连军队内部，都出现了很多吃空饷、倒卖军用物资的可怕情况。
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最后走向失败，实在是他一个人面对制度性之国家的悲剧意义之所在了。
蒋经国是挟天子之威来办理这个标准的法治性工作的，其当时的身份是“经济整顿上海督导员”，并设立了政府性组织“经济督导员管理处”，设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并设置了“告密箱”，要打“反贪惩腐人民战争”。
这些，都让这个工作缺少了制度上的合理性，而多了人治的非理性。我们知道，在宪政民主的制度下，要判定一个人罪行是需要确凿的证据的，而且，还要允许被告申诉和辩论，要保障被告的人权等基本权利的。但蒋经国的方式却很要命：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要抓谁就抓谁，然后再去查找证据，并且迅速结案，该枪毙的枪毙，该进监狱的进监狱，速度飞快，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法制过程的。
比如王春哲大规模经营各种黄金美元的黑市买卖案件，最后他被枪决，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实施的。
在整顿过程中，蒋经国对上海进行了物价管制，并派出经济警察，对全上海的行业、企业进行检查、查抄，一旦发现囤积居奇，则立即问罪；而如何定义囤积居奇，却又是个暂时性的政策性界定，显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没有法治意义上的民意诉求依法出台之法律背景的。
虽然从真实的情况上讲，囤积居奇的确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但那其中的确也有很多是资本家趋利避害、谋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正常选择的。
显然，蒋经国先生并不是在依法治理上海滩的腐败，而是依政府意志或者党魁意志（他父亲蒋介石先生）来进行的“法外整治”、“法上整治”。
这些深刻的缺陷，虽然在整顿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叫好拥护，但在面对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触及到孔令侃那样的重头角色的时候——就立即显得力不从心了，最终必将走向失败的。
毕竟，政策性整治作为人治的模式，显然具有“缺乏证据、缺乏法理、以人论事、雨过地皮湿的不连续性不稳定性”等特点的，会导致很多关系深厚的大头抱持等待、观望的心理来抗拒整顿，期望过去这阵风就可以一切平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的：11月初离沪而去之后，上海的腐败立即反扑起来，愈加严重，很快就随着国民政府一同终结了大陆的国民政府时代了。
一句话：蒋经国上海打虎，目的为己非为民，是为了维护国民政府良性运转而进行的人治行为，怎可能效应常存；所以一旦失败，便会更加不可收拾，导致腐败更加公开化了。
蒋经国晚年钟情于依法治国，积极探求台湾民主化政治，跟他这番上海打虎的失败，是有因果关系的。
1949年蒋政权败退的前夕，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而此刻的蒋介石先生本人，也同样思考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也在日记中写道：
“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可惜的是，蒋介石老人家并没能看到制度的重要性，眼光依然停留在思想道德、组织纪律决定一切的浅陋层次上，所以他就是到了台湾也未能在制度上有所建树，也就不劳多言了。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蒋经国上海打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大贪官、大权贵之“老虎”身上，是正确而又实际的选择，虽然他没能使用法治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导致了失败，实在是个必然了。
因为当时的国家制度结构并不是宪政民主的，具有操纵能力的是官僚和巨商集团，而不是那些芸芸众生的上海民众。所以，打虎行动一旦开始，便面临了对方的顽强反抗。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对抗来自中央的蒋经国的经济整治活动，迅猛地掀起了囤积居奇反抗行动，哄抬物价，意在急怒民愤，逼退太子滚出上海滩。
对此，蒋经国采取了利用手中的行政、武装权力严酷打击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明明暗暗的反扑，使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一方面，市场上物价飞涨，奇货可居，同时诸多工厂以成本高昂为借口开始主动停产歇业，导致工人失业，社会治安混乱；另一方面，就是上层的人物风声鹤唳，活动最高领导层，瓦解蒋经国的整治行为。
其间，虽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来限制物价、清查囤积居奇，但物资却是有限的，毕竟涉及的社会面太广，清查并不可能立即取得巨大成效的。于是，通货膨胀现象迅速出现，虽然后来有所缓解，但造成的惊慌现象，却是很真实的。
如此情况下，在蒋经国整治到关键的人物——孔家二公子孔令侃时，就引发了最高层的对抗了。孔家通过最高层的关系，把官司告到了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考虑到政权稳定的因素，就此决定收手，于是搞了仅仅70天的上海打虎行动，最后宣告失败。
显而易见，蒋经国上海打虎之失败，非他一人之失败，乃是其制度之失败。以人治之严酷、以道德之判定来取代法治之规则合理和程序正义，是教训深刻的。
蒋经国在上海的日记
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作为正宗太子，挟天子之威，企图打大老虎，严厉惩治腐败，立即遭到各种邪恶势力，包括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买办以及杜月笙等大黑帮的强力反抗，结果铩羽而归。 1948年8月下旬，蒋经国作为上海督导员，施展铁腕整顿经济，并实行物价管制。蒋经国在当年8月20日的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今晚离京赴沪。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 到了上海的第三天，蒋经国写道：……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 第七天写道：……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来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第16天写道：……××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此类之事，对于上海人民心理之转变，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此事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上午在中央银行办公。为配给米事，商量甚久。外人的态度骄横，而政府则拟因此而变更政策，此事对我刺激极大……
到上海后，蒋经国便把办公室设在中央银行内，随即派令经济警察执行经济监察，严防囤积，凡棉纱、棉布堆存超过3个月者，一律充公。他同时成立物价审议、物资供应委员会，所有物品价格不得超过“八一九”定价，并要求民间用黄金、美钞、外币兑换金元，用以稳定币制。他还与商业工会进行密集座谈，向商界进行道德规劝，同时逮捕不法巨商。 蒋经国还以义工方式，号召青年，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据说，当时有2万5千余名各界青年报名，由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蒋经国建立了一个所谓与二次大战法国“马奇诺”相比的“八一九”经济防线，以此抵御物价飞涨，严惩囤积居奇而发国难财的奸商。所谓“八一九”防线因8月19日实行的财政经济处分令而得名，其规定“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8月18日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主要目的就是管制金融，防止物价飚涨。 这一期间，蒋经国确实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为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案例有陶启明案、戴明礼案、王春哲案、荣鸿元案、戚再玉案、杜维屏案等。 当时，身为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获币制改革的机密后，在上海大量抛售永纱股票700万股，获暴利约80亿美元。贪污老手戴明礼，当过财政部钱币司司长，他勾结上海商业行庄，拒绝将金银外汇存入中央银行，并提前将大笔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南流。王春哲则大规模经营各种黄金美元的黑市买卖，最后遭枪决。杜维屏乃杜月笙之子，因涉及上述陶案，亦遭惩处。 蒋经国的铁腕政策，在最初，的确逼奸商就范，使上海得以暂时的平静。但不久，四面八方的反对势力，以官商勾结、黑白呼应的方式联合起来反扑。一时间谣言蜂起，人心惶惶，市民们纷纷抢购、囤积货品。奸商们在贪官们的暗中支持下，一方面以停闭工厂要挟当局，另一方面收买大批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品，进一步造成市民的心理恐慌。 果然，整个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开始混乱，以致最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元卷成了一堆堆废纸。当时有民谣讥讽：踏进茅房去拉屎，忽记忘了带手纸，兜里掏出百元钞，擦擦屁股满合适。 才70天，物价管制宣告夭折，蒋经国不得不辞去上海督导员的职务。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中是何等的痛苦不堪。原本在废止管制令前夕，他要向2000多位干部讲话，但当晚却临时要求王升代为发言。
据王升回忆，“经国先生声音嘶哑，显然哭过”。王升在代发言中加了一些尖锐的抨击，他说：“上海的限价管制是成功的，但武汉、广州、天津都不经管，最后演变为到处都涨水，上海一个地方怎么会不陆沉？！”这些话固然想肯定蒋经国的努力，为其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时的腐败并非上海一处，而是全国泛滥。 11月6日，蒋经国在日记表达了怅惘的心情：……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镛、李立侠辞行。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过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
蒋经国仅仅做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文章。他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动摇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封建黑道势力、以及以贪官污吏组成的整个国家机器和地方权力机构。 蒋经国在行动时曾自勉：“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了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如此而遭遇到失败，那一定是因为自大自傲而不肯虚心学习的原故。” 尽管蒋经国不像那些纨绔子弟或衙内恶少，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作为，对老百姓也有怜悯体恤之心的大太子，但在强大的腐败势力面前，也不得不接受“滑铁庐”的命运。这个失败是沉重的，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最后导致的是人心的彻底背离。一年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便丢掉了整个大陆。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撤离大陆前夕的蒋介石在日记中作过这样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乃父有检讨，但不一定深刻，但其子在“打虎”与“反共”双重失败下所写的日记，却别有一番怨天尤人的哀叹滋味在心头：……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伯韬将军壮烈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失败而总辞，全国阢陧不安。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一般善良同胞......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
本文作者：丁子江
蒋经国和蒋介石合影2009-12-20 03:49
蒋经国和蒋介石合影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列举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经济状况非但没有转好，反而愈加恶化，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局面。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现状，国民政府先是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随后又宣布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企图倚靠行政手段管制经济，扼制危机。
这个“经济改革”，是蒋介石稳定其后方的孤注一掷，因此他特派长子蒋经国任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赴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做经济管制的监督人。然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等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将之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经国对此也看得很清楚，但蒋介石把他推到了第一线，显然是寄予厚望，他必须干得漂亮些，这与他个人的前程也密切相关。于是，骑虎难下的蒋经国只有选择干到底。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从蒋经国日记上的这些文字看，他并不缺乏信心，甚至还有几分踌躇满志。
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抵达上海，随即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要求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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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上海打虎－打倒奸商的标语2009-12-20 03:49
蒋经国上海打虎－民众上街游行，举出“打倒奸商”的标语
与此同时，十分重视舆论宣传作用的蒋经国更亲自撰文，宣称“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他还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标榜，提出了“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并宣称“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都被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声色俱厉，甚至拍了桌子。
为了震慑上海滩的老虎们，蒋经国没有选择用那些“小鱼小虾”立威，而是精心挑选了几条“大鱼”，米商万墨林、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因“囤货炒股”，被判了8个月徒刑；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这些均属经济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些政府官员，也因触犯律令受到重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雷厉风行的“铁腕”产生了短期的效用，上海的物价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定；财政金融危机也看似缓解。新闻媒体奏响“歌德”之声：国内报刊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海外报刊称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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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大老虎——杜月笙2009-12-20 03:49
上海滩的大老虎——杜月笙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会，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诘责和威胁：“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当时杜月笙也在场，他的儿子此前刚被查处判了刑。他以到会工商人士代表自居说：“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这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马上就意识到了杜月笙的险恶用意。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前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自己的亲表兄弟。可既然自己一再口口声声“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的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蒋经国心里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故而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动不动孔，动的尺度问题上，一直很谨慎。
但孔令侃的所作所为，极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孔自认为后台硬，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部门有密切关系，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蒋经国到上海后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内，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还弄得上海市内路人皆知……如今，杜月笙又来将了一军，他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社会关注下，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舆论大哗，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迟迟不做处理嫌拖沓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就滥觞于此时。
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已萌。 下载 (19.15 KB)
宋美龄和孔令侃(右)2009-12-20 03:49
宋美龄和孔令侃(右)
其实，蒋经国封查扬子公司后，是准备对孔令侃进行处置的，但碰到了宋美龄的极力梗阻。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才发现对蒋经国看走了眼。于是，他只好匆匆赶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赴沪，以中秋佳节聚会相约，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了在永嘉路的孔家宅院。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无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这对表兄弟各走极端，而宋美龄已无计弥合，遂急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当时北平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是专门去主持对策和督战的。接电报后，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急急飞赴上海。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一个劲埋怨“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到上海后，宋美龄屏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而她则独自对蒋介石反复陈述了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最终，蒋介石被她说服了。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劈头就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半小时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只斗败的公鸡。
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了上海政军官员，亲自为扬子公司案开脱：“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也不可能真正铁面无私。我看这个案子就算了吧！”蒋介石发话了，谁敢违拗？上海市警察局发言人随即对外宣称：“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不属违法囤积。曾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随之被勒令停刊，耸动一时的扬子公司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对真正的大老虎不敢打，使蒋经国在上海的威信一落千丈。如此一来，国人都看透了经济管制的实质，这道松软的堤坝，再也束缚不住经济崩溃的泄洪。物价飞涨，金圆券狂跌，政府要员相继辞职……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10月29日，轰轰烈烈的上海“打虎”活动被迫夭折，国民党离日落西山的日子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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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新民报晚刊》刊登《蒋经国走出了办公厅》2009-12-20 04:08
1948年《新民报晚刊》刊登《蒋经国走出了办公厅》
打虎行动一开始，便面临官僚和巨商集团的顽强反抗。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对抗来自中央的蒋经国的经济整治活动，迅猛地掀起了囤积居奇反抗行动，哄抬物价，意在急怒民愤，逼退太子爷滚出上海滩。
1948年8月19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突然宣布发布金元券来替代流通的法币，其兑换比率为金元券：法币＝1：300万。但是，谁又能知道，这个300万元才值金元券1元的法币，原来可是很值钱的货币的。
资料显示，法币的变化跟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行情密切相关。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六分之一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考虑到八年抗战，日本鬼子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导致了法币不断贬值，因此说到了1945年100元法币仅仅能买2个鸡蛋，其主要责任显然不在国民政府；但是，此后的短短三年多，能买2个鸡蛋的100元法币却贬值到了只能买一粒米的千分之三的程度，就不能不深入地分析国民政府自身的问题了。
100块钱从可以买两头黄牛，短短的十来年，就一直贬值到了只能买小小米粒的千分之三不到，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危急的时刻，国民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效果究竟如何呢？
而在以金元券发行为标志的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推行的同时，处于国民政府金融中心地位的大上海，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身为蒋介石公子身份的蒋经国，被派往上海，进行经济整顿活动，并喊出了“严厉惩治腐败”的口号，矛头对准了握有重权的官员和那些跟权力紧密联结的官商集团，掀起了上海滩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风暴。
此间，蒋经国先生挟太子身份之威，不断抓捕重要官员和大头商人，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为贪官污吏，先后办理了著名的案例有陶启明案、戴明礼案、王春哲案、荣鸿元案、戚再玉案、杜维屏案等，而陶启明、戴明礼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重要官员。他们被抓，顿时震动朝野，惊声一片。
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事件”，而当时蒋经国也的确喊出来了“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因此该事件才被如此称谓的。
只可惜，富有雄心壮志的蒋经国空有满腹壮志，却对这个腐败已极的政权回天乏力。蒋经国从该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入沪打虎，并携带了自己一力组织起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骨干力量进入，并在上海再组织了以三青团员为主要力量的超过两万人的打虎队伍，也没能最终取得完胜。
到了该年的11月初，在中央大佬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人的干涉下，蒋经国黯然离沪，打虎行动宣告失败。
注意研究当代史的朋友们会知道，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挟裹着“民族英雄、抗战功臣”的鲜亮光环，曾经获得过国内民心的全力支持和国际上重要国家的充分尊重，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妙时刻了。
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的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留下的企业，统统划归为国有国营企业来进行经营的。加上自己努力发展的国有企业，此时的国民政府国有国营企业规模，还是不小的。
为了活化这些企业，加上跟中共的内战进入了实质阶段，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经济改革，搞起来了以“出售国有企业”为特征的私有化改革运动。1947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该方案除规定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汇在国内市场流通外，还特别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国民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方法上、思路上都跟当今的国企改革非常相似，也充满了种种黑幕。
比如，既有“公开拍卖、公开抛售、全额出售”等一股脑扔出去的办法，也有“合股参股、国家控股、股份制改造”等等所谓的债转股、企业高层优先购买优惠购买（MBO）方式，甚至还有半市场化的政府控股方式，因此，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间官商勾结到了十分严重地步，引发了广泛的民怨。
最严峻的问题出在了“资产评估过低、改革缺乏公开透明”等制度性问题上。由于蒋介石的政权是从抗日时期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渡过来的，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也没有真正实现宪政民主制度要求的军队国家化等等重要宪政目标，所以，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这个改革因为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事实上是造成后来货币贬值的深刻原因之一了。
这种制度上的黑暗带来的严重问题深刻影响着正在跟共军苦战的国民政府的所有领域。很快地，部分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国民政府的不走运。当初国民政府准备改革的时候，扔掉国有企业的同时，准备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或者投资来振兴国统区经济的——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政策”了，但是，因为国际时局的变化，美国等国家并没有给国民政府充分的援助，而投资环境的恶化，也没有吸引来多少外资，这都导致了国统区经济状态猛然地恶化下去了。
战事的加剧，改革的贪腐，贫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内造成了一批跟权力密切连接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短期内暴富，官商勾结日益严重，腐败现象到处可见，可谓是无处不在，积重难返。就连军队内部，都出现了很多吃空饷、倒卖军用物资的可怕情况。
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最后走向失败，实在是他一个人面对制度性之国家的悲剧意义之所在了。
蒋经国是挟天子之威来办理这个标准的法治性工作的，其当时的身份是“经济整顿上海督导员”，并设立了政府性组织“经济督导员管理处”，设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并设置了“告密箱”，要打“反贪惩腐人民战争”。
这些，都让这个工作缺少了制度上的合理性，而多了人治的非理性。我们知道，在宪政民主的制度下，要判定一个人罪行是需要确凿的证据的，而且，还要允许被告申诉和辩论，要保障被告的人权等基本权利的。但蒋经国的方式却很要命：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要抓谁就抓谁，然后再去查找证据，并且迅速结案，该枪毙的枪毙，该进监狱的进监狱，速度飞快，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法制过程的。
比如王春哲大规模经营各种黄金美元的黑市买卖案件，最后他被枪决，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实施的。
在整顿过程中，蒋经国对上海进行了物价管制，并派出经济警察，对全上海的行业、企业进行检查、查抄，一旦发现囤积居奇，则立即问罪；而如何定义囤积居奇，却又是个暂时性的政策性界定，显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没有法治意义上的民意诉求依法出台之法律背景的。
虽然从真实的情况上讲，囤积居奇的确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但那其中的确也有很多是资本家趋利避害、谋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正常选择的。
显然，蒋经国先生并不是在依法治理上海滩的腐败，而是依政府意志或者党魁意志（他父亲蒋介石先生）来进行的“法外整治”、“法上整治”。
这些深刻的缺陷，虽然在整顿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叫好拥护，但在面对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触及到孔令侃那样的重头角色的时候——就立即显得力不从心了，最终必将走向失败的。
毕竟，政策性整治作为人治的模式，显然具有“缺乏证据、缺乏法理、以人论事、雨过地皮湿的不连续性不稳定性”等特点的，会导致很多关系深厚的大头抱持等待、观望的心理来抗拒整顿，期望过去这阵风就可以一切平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的：11月初离沪而去之后，上海的腐败立即反扑起来，愈加严重，很快就随着国民政府一同终结了大陆的国民政府时代了。
一句话：蒋经国上海打虎，目的为己非为民，是为了维护国民政府良性运转而进行的人治行为，怎可能效应常存；所以一旦失败，便会更加不可收拾，导致腐败更加公开化了。
蒋经国晚年钟情于依法治国，积极探求台湾民主化政治，跟他这番上海打虎的失败，是有因果关系的。
1949年蒋政权败退的前夕，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而此刻的蒋介石先生本人，也同样思考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也在日记中写道：
“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可惜的是，蒋介石老人家并没能看到制度的重要性，眼光依然停留在思想道德、组织纪律决定一切的浅陋层次上，所以他就是到了台湾也未能在制度上有所建树，也就不劳多言了。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蒋经国上海打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大贪官、大权贵之“老虎”身上，是正确而又实际的选择，虽然他没能使用法治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导致了失败，实在是个必然了。
因为当时的国家制度结构并不是宪政民主的，具有操纵能力的是官僚和巨商集团，而不是那些芸芸众生的上海民众。所以，打虎行动一旦开始，便面临了对方的顽强反抗。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对抗来自中央的蒋经国的经济整治活动，迅猛地掀起了囤积居奇反抗行动，哄抬物价，意在急怒民愤，逼退太子滚出上海滩。
对此，蒋经国采取了利用手中的行政、武装权力严酷打击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明明暗暗的反扑，使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一方面，市场上物价飞涨，奇货可居，同时诸多工厂以成本高昂为借口开始主动停产歇业，导致工人失业，社会治安混乱；另一方面，就是上层的人物风声鹤唳，活动最高领导层，瓦解蒋经国的整治行为。
其间，虽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来限制物价、清查囤积居奇，但物资却是有限的，毕竟涉及的社会面太广，清查并不可能立即取得巨大成效的。于是，通货膨胀现象迅速出现，虽然后来有所缓解，但造成的惊慌现象，却是很真实的。
如此情况下，在蒋经国整治到关键的人物——孔家二公子孔令侃时，就引发了最高层的对抗了。孔家通过最高层的关系，把官司告到了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考虑到政权稳定的因素，就此决定收手，于是搞了仅仅70天的上海打虎行动，最后宣告失败。
显而易见，蒋经国上海打虎之失败，非他一人之失败，乃是其制度之失败。以人治之严酷、以道德之判定来取代法治之规则合理和程序正义，是教训深刻的。
蒋经国在上海的日记
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作为正宗太子，挟天子之威，企图打大老虎，严厉惩治腐败，立即遭到各种邪恶势力，包括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买办以及杜月笙等大黑帮的强力反抗，结果铩羽而归。 1948年8月下旬，蒋经国作为上海督导员，施展铁腕整顿经济，并实行物价管制。蒋经国在当年8月20日的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今晚离京赴沪。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 到了上海的第三天，蒋经国写道：……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 第七天写道：……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来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第16天写道：……××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此类之事，对于上海人民心理之转变，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此事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上午在中央银行办公。为配给米事，商量甚久。外人的态度骄横，而政府则拟因此而变更政策，此事对我刺激极大……
到上海后，蒋经国便把办公室设在中央银行内，随即派令经济警察执行经济监察，严防囤积，凡棉纱、棉布堆存超过3个月者，一律充公。他同时成立物价审议、物资供应委员会，所有物品价格不得超过“八一九”定价，并要求民间用黄金、美钞、外币兑换金元，用以稳定币制。他还与商业工会进行密集座谈，向商界进行道德规劝，同时逮捕不法巨商。 蒋经国还以义工方式，号召青年，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据说，当时有2万5千余名各界青年报名，由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蒋经国建立了一个所谓与二次大战法国“马奇诺”相比的“八一九”经济防线，以此抵御物价飞涨，严惩囤积居奇而发国难财的奸商。所谓“八一九”防线因8月19日实行的财政经济处分令而得名，其规定“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8月18日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主要目的就是管制金融，防止物价飚涨。 这一期间，蒋经国确实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为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案例有陶启明案、戴明礼案、王春哲案、荣鸿元案、戚再玉案、杜维屏案等。 当时，身为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获币制改革的机密后，在上海大量抛售永纱股票700万股，获暴利约80亿美元。贪污老手戴明礼，当过财政部钱币司司长，他勾结上海商业行庄，拒绝将金银外汇存入中央银行，并提前将大笔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南流。王春哲则大规模经营各种黄金美元的黑市买卖，最后遭枪决。杜维屏乃杜月笙之子，因涉及上述陶案，亦遭惩处。 蒋经国的铁腕政策，在最初，的确逼奸商就范，使上海得以暂时的平静。但不久，四面八方的反对势力，以官商勾结、黑白呼应的方式联合起来反扑。一时间谣言蜂起，人心惶惶，市民们纷纷抢购、囤积货品。奸商们在贪官们的暗中支持下，一方面以停闭工厂要挟当局，另一方面收买大批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品，进一步造成市民的心理恐慌。 果然，整个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开始混乱，以致最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元卷成了一堆堆废纸。当时有民谣讥讽：踏进茅房去拉屎，忽记忘了带手纸，兜里掏出百元钞，擦擦屁股满合适。 才70天，物价管制宣告夭折，蒋经国不得不辞去上海督导员的职务。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中是何等的痛苦不堪。原本在废止管制令前夕，他要向2000多位干部讲话，但当晚却临时要求王升代为发言。
据王升回忆，“经国先生声音嘶哑，显然哭过”。王升在代发言中加了一些尖锐的抨击，他说：“上海的限价管制是成功的，但武汉、广州、天津都不经管，最后演变为到处都涨水，上海一个地方怎么会不陆沉？！”这些话固然想肯定蒋经国的努力，为其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时的腐败并非上海一处，而是全国泛滥。 11月6日，蒋经国在日记表达了怅惘的心情：……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镛、李立侠辞行。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过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
蒋经国仅仅做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文章。他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动摇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封建黑道势力、以及以贪官污吏组成的整个国家机器和地方权力机构。 蒋经国在行动时曾自勉：“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了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如此而遭遇到失败，那一定是因为自大自傲而不肯虚心学习的原故。” 尽管蒋经国不像那些纨绔子弟或衙内恶少，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作为，对老百姓也有怜悯体恤之心的大太子，但在强大的腐败势力面前，也不得不接受“滑铁庐”的命运。这个失败是沉重的，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最后导致的是人心的彻底背离。一年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便丢掉了整个大陆。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撤离大陆前夕的蒋介石在日记中作过这样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乃父有检讨，但不一定深刻，但其子在“打虎”与“反共”双重失败下所写的日记，却别有一番怨天尤人的哀叹滋味在心头：……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伯韬将军壮烈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失败而总辞，全国阢陧不安。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一般善良同胞......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
本文作者：丁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