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背上的骑兵3全剧情:吴晓波：拆骨为烛——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经济观察报 2009年6月)

（上）

　　1949年7月24日，刚刚解放两个月的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海堤被冲毁，黄浦江江水倒灌，市区受淹，连市政府大厦都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著黄土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的刺眼。

　　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这是一个瘦高个的、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十二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个娴熟的会计学专家，他编写的《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学聘为会计课教授。顾准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1940年他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回家乡出任重要的财税局长一职。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顾准面临的局面是棘手的，上海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三分之一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实业家们更是人心惶惶，骑墙观望，谁也不敢扩大再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象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们。

　　顾准的工作重点是，恢复工业和尽可能多的征税。他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的、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项是重建征税制度。

　　自晚清到国民政府时期，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很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形成了恶性的循环。顾准实行的是“轻税重罚”办法，为了避免大的动荡，他基本上延续了国民政府的税制体系，同时则废除了一些民愤很大的苛捐杂税，譬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等，取消了有重复征收性质的11项捐税，此外陆续颁布了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帐面资产与实际值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为合理征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10月，顾准公布了一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帐面资本额，使之接近实际状况。这个办法一公布，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为了保证税收的征缴，他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组织若干个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组（后改称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他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户2·1万个，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全市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96块专户管理区域。顾准设计的这种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赤字状态，根据上级命令，上海必须在1950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收上3000万元。顾准采取了严查重罚的手段，他回忆说，“这种逃税出发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于是，上海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一方面也进行非法抵抗――这一两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

　　尽管遭到部分抵制，顾准的强制手段还是起到了效果，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记载，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达到6416万元，比上年增加12·8倍，为舒缓全国财政的紧张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准的第二项重要试验，是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那么，如何改造，从哪里切入，却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命题。根据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的思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和盐业，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

　　在全国的生产资料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上海的带头效应当然最受关注，顾准很快行动起来，他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公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当顾准为新建立的共和国日夜工作的时候，1952年2月，这个被很多人看好的青年高级干部突然被公开撤职。

（中）

　　对价值规律的思考，让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和受难者。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顾准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撤职的，事前毫无预兆。

　　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支援朝鲜战事。

　　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做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则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随后被调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据吴敬琏的回忆，在这期间，顾准“从早到晚都钻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过去的三年里，他通读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苏联理论家们的计划经济理论、黑格尔以及凯恩斯的著作，此外还读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浩大而孤独的阅读经验，让他变成了一个独立而尖锐的思想家。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模式，渐渐形成了体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记中，他如此评论“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必需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不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言论在当年无疑是大逆不道。就在这时，顾准开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与顾准达到了同样思想高度的另外一个学者，是他的江苏老乡孙冶方。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1949年当过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与顾准有过同事的经历。1954年赴京升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接着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所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顾准翻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与孙冶方进行讨论，这段文字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更重要。”

　　对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让两人的思想打开了一扇危险的窗口。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中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计划经济的运作规律，譬如孙冶方的堂兄、时任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困扰内心的四个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存在，並有一些發展，然後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采用什麼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性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於什麼方面？”不过，当时的薛暮桥等人还不敢象顾、孙那样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直把价值规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的，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消灭以后，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在《试论》一文中，顾准更是展现了让人仰止的道德勇气，他无比大胆地写道，“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为一个会计学专家，顾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战经典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需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他象先知一样地对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很多年后仍能抚摸到思想的灼热。

　　到1964年，随着“三年灾害”时期的结束，中国理论界又出现过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孙冶方和顾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受难者。

　　当时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19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他日后回忆说，“我一直认为，在物价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价格往往背离价值，不利于调节各类产品的按比例发展，达到供求平衡。我主张必须对物价进行调整。”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订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康生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花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被点名务必参会的孙冶方坐在一角，实在按捺不住，他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苏南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杨卓元、桂世镛等人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的“八大金刚”，一直受到他庇护的老右派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在日记中他很内疚地写道，“我更进一步猜测，孙冶方的问题是任用我这个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这个人，到那里都要害人，这回又害了这个老朋友，觉得很对不起他。”顾准的爱妻汪璧为了替五个子女着想，提出与他离婚，在给顾准弟弟陈敏之的信中，她说，“只要顾准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复婚。”可惜，她与顾准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反光返照”，它很轻易地被击溃了。而随后展开的批斗，事实上也成为即将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

（下）

　　顾准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是无药可治的晚期。

　　从文革开始之后，顾准与中科院经济所的同事们被集体下放到干校劳改。那些日子，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他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破绿军鞋，整天奔忙在贫瘠坚硬的田地上，做着毫无效率可言的农活，据吴敬琏的回忆，在当时，顾准“痰中带血”，身体已经出现了恶化征兆。他瘦弱的身影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显得那么的无力和可笑，没有人知道，在这具已经被抛弃的躯体内正流淌着一股倔强而清醒的血液。

　　比他小10多岁的研究员吴敬琏，与顾准成了莫逆之交。吴敬琏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而顾准显然看得更加的深远，吴敬琏日后回忆说，“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顾准了，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的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位早年的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不再满足于所谓的“专业”，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顾准开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

　　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他的思考力变得愈加的尖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自从《天演论》被翻译到中国后，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叶的手术刀，准确而干净，举手一试，万物颓然。

　　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进而说，“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顾准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经在四年前自杀，而子女们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如一只丧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他的书中写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位早年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中庸、信奉渐进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愤怒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汉字。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Kornai)正在创作《反均衡论》（1971年）和《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他将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清算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顾准晚年一直对自杀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骆耕漠曾回忆一个细节，“1973年前后，记得我刚补发了工资，我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

　　1974年11月，医生在顾准的痰液培养结果中发现了癌细胞，顾准自知末日降临。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顾准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传承。十多天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1994年9月，《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顾准最终成了那个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认为是一个“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

　　他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随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亲爱的读者，谢谢你们在这个闷热而喧嚣的夏日，读完这篇冗长的文章，在今天，我们仅能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那位伟大的先行者和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