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叫声怎么写:语文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22:45:13

“语文味”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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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及对“泛语文批判”的批判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程少堂









“语文味”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或教学理念提出已将近十个年头了。近十年中，《中华读书报》、《教育文摘周报》等有影响的报刊都对“语文味”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过深度报道，K12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上海《小学语文教师》杂志、《现代教学》杂志等媒体不约而同组织了关于“语文味”的专题讨论。十年磨一剑，霜刃已曾试。今天，“语文味”不仅在互联网上和语文教师口头广泛流传，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新新词汇，成为一个雏形初具的教学流派的核心理念和响亮名称。我们甚至可以乐观地预言：“语文味”大约肯定会收入未来的汉语词典，至少是中国语文教学的专业词典。
“语文味”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或教学理念，其影响不仅仅限于语文教学界。最近几年，数学、物理、英语等教学界也相继出现了“数学味”、“物理味”、“英语味”等说法。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提法都没有“语文味”的影响大。
随着“语文味”教学理念和“语文味”教学流派的经典课例在我国语文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我浪得虚名，成为“有全国影响的新生代名师”。 2007年，《程少堂讲语文》入选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出版、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先生领衔主编的“名师讲语文丛书”，在首批入选16位名师中，本人是目前华南地区入选的唯一“名师”。 一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学校和老师，也冠我以“教育家”的美名。

我自知离“教育家”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一、究竟什么是“语文味”
2002年，广东省中语会在深圳市南山区召开理事会，我应邀在会上讲“语文味”。当时我们对“语文味”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还很肤浅，但是我凭直觉在报告中说道：“‘语文味’是不大容易讲清楚的。”时任华南师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建伟教授作为广东省中语会副会长主持会议，他接过我的话头说了一句品位很高的话：“程老师，‘语文味’没有必要讲得很清楚！”陈建伟教授的这句话可谓“与我心有戚戚焉”。

一晃八年过去，研究“语文味”多年的我，到全国各地讲学，常常被问及“究竟什么是语文味”。有时，我就这样回答：古希腊有一位研究时间的哲学家，一天有人问他时间是什么，他答道，时间是什么呢？你不问我还知道，你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余光中先生给散文下定义时说：散文是什么？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语文味”是什么呢？你不问我，我是知道的，你一问我我就不知道了。“语文味”就是“语文味”，好的语文老师都知道什么是“语文味”，不用为“语文味”的定义操心。
作报告时可以这样调侃一下（尽管这种调侃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还是要力求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语文味”是一个没有丝毫的学究气，但却博、大、精、深，涵盖面极广、内涵极丰富的概念。

“语文味”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说不清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不需要说清的概念。这首先是因为“味”或“味儿”不是一个容易说清甚至不需要说清的的概念。
“味”本指物质所具有的能使舌头得到某种味觉的特性，如“味道”、“滋味”、“津津有味”。“味”还指物质所具有的能使鼻子得到某种嗅觉的特性，如“气味”、“香味”等等。无论是味觉之味还是嗅觉之味，都是一个具体的感性概念，它们有可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一面，也有语言表达不清楚的一面。
中国古典美学家对“味”或“滋味”这一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味”或“滋味”的基本涵义是指“意味”或“趣味”。作为生物学上的“味”是可以有具体的解释的，但作为美学范畴的“味”则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说它具体，是因为在审美过程中，一讲到“味”或“滋味”时，要讲的对象一定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一般层次的东西是够不上用“味”或“滋味”来谈论的。说它抽象，是因为在审美过程中，一讲到“味”或“滋味”，那么要讲的对象就比较模糊；一讲“味”或“滋味”，便进入了一种模糊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比较高的境界。由此可见，“味”或“滋味”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是一个高层次的概念，但却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概念，而一旦说得清楚的“味”或“滋味”，往往是“不够味”或“味道不足”的。因此，在审美过程中，“味”或“滋味”是不需要说得很清楚的。
“语文味”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中国语文教育哲学或中国语文教学美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它也是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说它具体，是因为在教学审美过程中，一讲到“语文味”，要讲的对象（某位教师的教学或某堂语文课。下同）一定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一般的语文教师或语文课是够不上用“语文味”来谈论的。说它抽象，是一讲到“语文味”，那么要谈的对象的优点就有许多，但又不易说得清楚。在教学审美过程中，一讲到“语文味”，便说明所谈论的对象进入了一种模糊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比较高的境界。说不出好处的好语文课或好语文教师，往往是高层次的好课或好语文教师；而说得出好处的好语文课或好语文教师，往往层次不够高。
总之，最有“语文味”的语文课，是不容易说清楚好在哪里的，甚至不需要说清楚。这正如世界上有些属于心灵属于美的东西，往往与诗有关，是说不清或不需要说请的。因为诗与美往往是“无达诂”的，也不需要“达诂”。比如爱情是美的，但大千世界之内，茫茫人海之中，谁能给爱情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谁又能给“美”本身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不能，也没有必要。要定义也只能使用说不清楚但可意会的描述性语言，这就像《明湖居听书》中观众评价白妞与黑妞的演唱一样。

近十年来，以k12为代表的一些著名教育网站多次开展关于“语文味”的大讨论。在讨论中，我对“语文味”的本质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因此我对“语文味”的定义也“与时俱进”作了一些调整。最近几年，我提出了我心目中的有关“语文味”的比较成熟的定义：
　　所谓语文味，是指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在主张语文教学要返朴归真以臻美境的思想指导下，以共生互学（互享）的师生关系和渗透教师的生命体验为前提，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丰富学生的生存智慧、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为宗旨，主要通过情感激发、语言品味、意理阐发和幽默点染等手段，让人体验到的一种富有教学个性与文化气息的，同时又令人陶醉的诗意美感与自由境界。
以上是内涵定义。
从外延说，“语文味”是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特点的和谐统一，是教学过程中情趣、理趣（意趣）和谐趣的和谐统一，是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执教者的个性、学习者的个性的和谐统一（这就意味着仅仅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学科特点的语文教学也不一定有“语文味”），是教师的教学激情和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学生的文化素养、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发展的和谐统一。“语文味”是语文教学应该具有的一种特色，一种整体美，是语文教师“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的产物。
　　　这一界定包含有以下几个要点：
（1）“语文味”是语文教学的一种自由境界。要达到这种自由境界，语文教师首先必须是灵魂最自由的人，是那种一举挣断锁链的人，是那种不被规矩所役，在规矩中打破规矩、在打破规矩中创造新的规矩亦即超越规矩的人，是那种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人。能把语文课上得最美的教师，也就是把语文课上得最有“语文味”的教师，是在课堂上最自由的人。而匠气或模式化是语文教学（至少是高层次的语文教学）的大敌，是“语文味”的大敌。换言之，“语文味”不拒绝模式，但是拒绝模式化。
（2）“语文味”是一种具有诗意美感的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种美学境界，是语文教学过程美和结果美的和谐统一，因而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教学美。
（3）我心目中的“语文味”主要是文化味。至少，文化味是“语文味”的重要元素。
（4）“语文味”是好的语文教学给人的一种难以言说的审美感觉和体验，它具有令人欢愉的、吸引人的魅力。
　　（5）充满“语文味”的课堂，是渗透教师和学生生命体验的课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有人的体温，有灵魂的冒险，有对语言独特的敏感。它既是对文本世界的阐释和发现，也是对自我、对存在的反复追问和深刻印证。好的语文教学要求教师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融入课堂，融入教学过程。一堂好课需要教师倾注整个灵魂的力量来进行，一堂好课在教学过程后面活跃着一个丰富、有力的灵魂。抽离了这个灵魂现场，语文教学是单调的、僵死的，它所创造的，也必定是一个没有智慧和生命的干枯世界。一堂富有“语文味”的好课背后，应该站着语文教师这个人。富有“语文味”的语文课，语文教师都不仅仅是“讲课文”，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在“讲自己”。一句话，课即人，好课都是从胸襟中来，好课中有教师自己，有语文教师这个“我”。在一个语文课堂里，看不到语文教师的存在（仅仅在讲课不是我们所说的“存在”），便不是好课，至少不是上好的语文课。好课都不仅仅是用口，而是用“心”，甚至可以说是用生命教出来的。
　　（6）“语文味”只有在一种共生互学（互享）的师生关系中才能形成。“语文味”浓的课堂弥漫着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美。语文是一门很感性的学科，许多时候需要一种感应，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和交流。而这种交流特别需要一种心理环境。语文课堂教学的氛围美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环境，它能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感情和信息的无障碍交流。这种心理环境主要体现在一种师生关系美。在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中，教师教得神采飞扬，学生学得兴致高涨，师生双方都全身心投入，这时课堂上就会出现“庄周梦蝶”般的现象：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学生，教师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教师，不知道是学生变成了教师，还是教师变成了学生，教师、学生、教材、教法、教学环境之间融为一体（而不是五张皮）。此时此刻，如果把教师与学生当成是教学过程中的“人”的因素，而把教材、教法、教学环境当成是教学过程中“天”的因素（相对教师而言，也可把学生当成教学过程中的“天”的因素），那么，弥漫着“语文味”的语文课，就会出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优美意境，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在教学中的最佳体现。在这里，语文教学也就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这样的教学不仅是发展学生的教学，而且也是发展教师自身的教学，即使师生共同得到发展。这样的教学当然是美的，这样的课教师自己在课后都觉得回味无穷。
　　（7）“语文味”主要通过情感激发、语言品味、意理阐发和幽默点染等手段来获得。在一堂课中，这些手段可以综合运用，也可以以某一种为主。因此，“语文味”可以是情趣、意趣（理趣）、谐趣等的和谐统一（少数教师才能达到），也可以是情趣、意趣（理趣）、谐趣等某一方面的不同凡响。
（8） “语文味”是文本、教师、学生和教学手段等教学要素在动态中形成的一种和谐的整体美。
（9）“语文味”是教师的教学个性和学生的学习个性、教师的教学激情和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和谐统一。“语文味”教学不仅特别强调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教学个性。如果一堂课不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调动和教师教学个性的发挥，仅仅教出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也不一定有“语文味”，或者说“语文味”不一定浓。如果缺乏教学激情，或者像有的教学名师所主张或实践的那样，教学不投入或很少投入情感，课堂上完全只剩下技术性的教和技术性的学，这样的教学可能很受一些水平不高的教师欢迎，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语文教学不是高层次的语文教学，不是富有“语文味”的教学，或者具有的不是我们所主张的那样一种“语文味”。
（10）“语文味”理论主张语文教学要返璞归真，但是不反对一定的教学修饰，更不反对教学技巧。
（11）“语文味”要求语文课堂教学从“方法”向“方式”转变，关注学习方式的引领。（本段吸收了浙江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主任、教授汪潮《对“语文味”的深度思考》一文中的观点）方式与方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各不相同的概念，方式较之于方法是更为上位的概念，两者类似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方式制约、兼容方法，方式相对稳定，方法相对灵活。方式不仅包括相对的方法，而且涉及教学意识、教学态度、教学习惯、教学品质等。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仅解决具体的操作方法问题，而且融入了教学的心理状态和心灵力量。方式的转变对促进语文课堂教学的发展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重要意义上，现在把“学习方式”正式作为一个语文教学理念提出。在“语文味”指导下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不只是一种改良，也不只是一种补充，而是一种学习的革命，一种学习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语文学习就不是一种异己的外在控制力量，而是一种学生发自内在的精神解放运动。
（12）语文教学要教学出“语文味”，对语文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语文课教学出“语文味”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准确地说，语文课教出“语文味”是手段，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学出“语文味”，最终具有人生幸福感才是目的（语文能力和素养本质上是一种获取幸福生活的能力与素养）。因此，“语文味”的最高形式，主要体现在教师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经历、阅历和文化积淀，去体味、感悟作品，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中，多角度、多层面去理解、鉴赏作品，产生对文本的情感美、文体美和语言美的认同与赞赏，并产生强烈的阅读欲、创作欲，这样，在长期的濡染中培养学生的语感和美感，触发学生的灵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涵养学生优美的文明气质和优雅的文化风度。久而久之，学生身上洋溢着浓郁的语文味即文化味，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素养和文化品味、健全人格层次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就意味着，学生具有了获取人生幸福（特别是精神幸福）生活的能力和素养。因此，“语文味”是语文教学的灵魂；“语文味”是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学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归宿点和立足点；以“语文味”为逻辑起点，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征的，因而与现有的移植西方的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汉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也许，学术界有人对“语文味”的理解和我这个“首倡者”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这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大好事。对“语文味”理念的不同理解，既有益于“语文味”的理论探索，也有益于“语文味”的实践探索。因此，对“语文味”，完全可以一个概念多种表述，多种表述也许预示着多个教学流派的诞生。

二、对“泛语文批判”的初步批判


现在大家都承认我是“语文味”理论的首倡者，公开反对“语文味”理论的人几乎没有。我主讲的《荷花淀》、《咏雪》、《子衿》、《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你是我的同类》等公开课在全国中语界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教学实录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其中《荷花淀》教学实录有超过10万人次点击量，多篇实录被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师新课程培训教材收录。但是有的课例同时引起广泛争鸣。比如2002年4月我在深圳中学讲的《荷花淀》一课，著名语文教育研究专家王荣生在其主编的“高中新课程教师教育系列教材”《走进课堂——高中语文新课程课例评析》一书中评价道：程少堂的“《荷花淀》课例教学是别开生面的，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量是巨大的，对教学改革的突破不但是一般的教学方式的变革，而是‘教学内容的创生’。正是由于教学内容来自于教师的开发，渗透着教师的独特感悟、生命体验，因而教学的过程成为教师生命激活、情感荡漾、心灵放飞的过程，也由于教师生命情感和心灵的投入与融入，激发并带动了学生，教师与学生一起进入到一种心智活跃、激情勃发的亢奋状态，于是，教学过程也就成为师生情感交融、智慧展开的过程。教师是课程资源，学生也是课程资源，这一点在这一堂课中得到生动展示。”（高教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4页）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新课程语文教师读本”《高中新课标、新教材、新课堂》一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课标专家对新课标的解读，第二部分是全国五套高中语文教材主编对教材的介绍，第三部分是“高中语文新课程新课堂教学案例”，此部分收录有5篇课堂实录，其中我讲的《荷花淀》放在第一篇。但是，这堂轰动全国中语界的《荷花淀》课例竟受到《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一篇文章的点名批判，该刊2005年第6期发表署名文章《一个异端的前世今生——泛语文批判》，将我讲的《荷花淀》作为“泛语文”代表进行批判。还有安徽一位偏远农村中学语文教师也发表题为《从程少堂的几个课堂实录中搜寻“语文味儿”》的文章，文章虽然夸我“是一个敢于在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界标新立异的教学理论家”，但一看文章标题就知道，那意思是说我这个“语文味”首倡者的语文
课没有“语文味”，或“语文味 ”不浓；作者还为我“指点迷津”，提醒我“应以语言为抓手”，做到“如余映潮老师所言，语文味更浓郁、更纯正、更清新、更持久”。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说我是“泛语文”的代表，但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可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语文味”理论的首倡者程少堂的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脱节，是由于“泛语文”惹的祸。
而且，据《一个异端的前世今生——泛语文批判》一文所说，“如此泛化语文，其后果将会如王尚文教授曾忧心忡忡地所指出的那样，语文会‘走上自我消亡的悬崖’。”因此，“泛语文现象一直在受批判”。
你看，我们倡导“语文味”理念，初衷之一，就是要反对语文的异化。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我的语文教学实践，是语文教学异化的代表甚至是先锋。
学术争鸣是一件好事。不过，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引起争鸣，争鸣各方的根据是什么。
我认为，语文界对语文的本质，以及“泛语文”、“ 非语文”等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重大偏差。说我的语文课缺少“语文味”也与这种偏差有关。
有人认为，目前语文教学中存在大量的“非语文”即“泛语文”、“伪语文”、“反语文”的现象。而所谓“泛语文” ，从语文教学目标的角度看，是让语文教学几乎承担了所有学科教育的使命；从语文教学内容的角度看，语文教学更多的是把文本内容当成了语文教学内容，从而“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所谓“伪语文”，是指语文教学中充斥着很多看似语文其实和语文相关度很小或近乎无关的教学内容和环节。首先它存在于文学常识中。比如，有位老师这样介绍《江南的冬景》的作者郁达夫：“郁达夫(1896.12.7-1945．9．17)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4年开始小说创作。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1922年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1938年12月至新加坡，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这样的介绍既不能在人文方面给学生熏陶，也不能在语言方面给学生滋养，既不能面向学生的应试，又不能面向学生的发展，就应该属于“伪语文”。所谓“反语文” ，是指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使语文和语文教学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称为反语文和反语文教学。 （参见刘金玉《语文教学中的“非语文”现象》，《考试周刊》2008年16期）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大致能看出问题之所在：用形式逻辑方法定义语文的本质，即认为语文的本质是基于同一性的自本质。但是按照辩证逻辑，“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148页）也就是说，按照辩证逻辑，事物的本质包举异质性的非本质。从自本质看，“白马是马”和“白马非马”都有其道理；从非本质看，有容乃大，异质兼包。

而批评我的《荷花淀》是“泛语文”以及其他一些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文章，宣扬的是同一个观念：语文就是语文。但是实际上，语文还有其非语文的一半。以辩证逻辑的眼光看，“泛语文”既不是语文也是语文，“反语文”既不是语文也是语文（美学界就有著名学者写有《反美学》的专著，仍然属于美学范畴），同样，所谓“伪语文”既不是语文也是语文。照我看来，这些挥舞“泛语文”大棒的语文工作者，其实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泛语文，更没有搞清楚语文——纯语文——次语文——非语文——反语文——超语文乃至潜语文、亚语文、坏语文等一系列概念的内涵和关系。最近十多年来，有一句话在语文教学界叫得很响，就是上述引文中出现过的“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这句“名言”的正确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句“名言”似乎是说语文教学一“种”别人的“田”就一定会荒了自己的“地”，至少是“种”别人的“田”极大可能会荒了自己的“地”，所以别人的“田”一定不能“种”或最好不要“种”。一些评课专家就是挥舞这个大棒“打”人的。语文报刊上发表的许多一线教师写的文章，都是按这个腔调写就的（比如同时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8年第2期、《中学语文》2008年第2期的署名李明哲的文章《警惕：说明文教学的去语文化》）。这些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企图要给语文教学画一个明确的框框。按这个腔调写成的文章，都认为自己的语文教学理念很先进，目的是为了捍卫语文的纯洁性和边界，因而是真“懂”语文真“爱”语文。其实未必。我当然是反对语文“异化”的，但是，现在我认为，窄化语文也许是更值得警惕的一种“异化”。照我看来，这些真“懂”语文真“爱”语文的人们，对语文本质的看法比2500多年前的人还落后，还欠科学性。作为“语文味”理念的首倡者，我认为应该对这句“名言”进行学术批判，这种批判是推进语文教学改革、保证语文教学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举国皆醉我独醒”。 《语文教学通讯》杂志2008年5B约我做“封面人物”，我在配发的《“语文味”的成长史》一文中指出：“语文味理念的提出，是对异化了的语文教育进行改造的必然。当今的语文教学，存在着大量不属于语文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主张凡是不属于语文的东西在语文课上都不能教），或把语文课教成其他学科知识的拼盘，或把语文课异化成其他学科的“保姆”，应试化、技术化，使语文教学失去了自由、自我与自尊，机械化与模式化又使它丧失了本真与个性。一个本应是最艺术化最富有情趣的教学领域，变成了枯燥、乏味甚至讨厌的代名词，缺乏甚至没有语文味的语文课充斥着许多课堂。要改造当今的语文教育，就必须纯化语文课本、语文教学过程和语文教学方式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语文味教学流派所主张的“纯化语文教学”不是有的专家所主张的狭隘的“纯化” ）。”请注意我在括号中强调的话。限于篇幅，详论的任务留在我下一篇文章《悬崖上的百合花：“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兼论语文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去完成 本主题由 教师之友网 于 2011-2-8 12:56 提升 收藏 分享 评分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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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程少堂

 

 

（说明：某家颇有影响的语文杂志约我为2009年第十期“封面人物”（实际上是“封二人物”）。约我稿子的，是我非常敬重的、主持该杂志工作一二十年的老主编，老主编亲自来电，赞扬鼓励了一番语文味研究是对中国语文教育的重要贡献，又特别说明我这篇稿子是他做主编约的最后一篇稿子，因他马上要从主编位子退下来了。我对老主编的盛情很是感动。我做深圳市教研员十年了，还没有在这家刊物发表过文章（我只在2003年初给该刊投过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语文味：中国语文教学美学的逻辑起点》。我当时在语文界刚刚出道，稿子给这家刊物投去三四十天后没有消息，我以为不会用，于是投给《中华读书报》，后者也没有通知我，两个礼拜后却见报了，而且用的版面很大，大到连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都跟我说：“我都感叹《中华读书报》用那么大的版面发你的文章！”），因此对老主编退下来前约的最后一篇稿子，又是重头的“封面人物”稿，我很慎重。

接下来，按杂志社要求，需要写一篇4000字以内的文章配发，几张照片中间再穿插一点文字。4000字文章的内容需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自述本人的语文教学与研究经历”中二选一。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经历有什么好不厌其烦地反复谈的！于是我写了这篇的确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封面人物”文章《“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当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这家杂志能接受我这篇文章中尖锐的、和中国语文界的‘主流’针锋相对的观点吗？他们敢发吗？”但是一想到拙作既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文责自负”，于是推测这家杂志应该能发。但是，果不其然，9月下旬，该杂志新任主编亲自来电，和我商量文章内容能不能换成“经历自述”之类，因为他们觉得《“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这篇文章火药味比较浓。我的表态当然毫不犹豫：坚决拒绝换成“经历自述”，并说编辑部如果不发《“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不换成“经历自述”也请编辑部理解。我还说，这十年来，以我过往的学术训练以及“身份”，语文教学的文章我发得是很少的。文章发得少，不一定是偷懒（学术上我是不懒的），我只是有我自己的追求：不趋时，不唯上，不唯书，不想“著作等身”，“不以创作丰富自娱”（鲁迅教导艾芜、沙汀语），不唯权威，况且，在我看来中国语文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权威”。这位五六年前我见过一面的新任主编只好遗憾地说：“那一点余地都没有了。”我说：“没有。发不发是你们的权力，怎样写是我的权利。希望你们也理解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一篇文章发不发无所谓，我混到如今这样在中国语文界浪得一点虚名也不是靠一篇两篇文章。要发就发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
但是我还是要深深感谢这家杂志看得起我。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把这篇稿子给了武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编辑部，我没有告诉他们这篇文章的“苦难”遭遇，只是让《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有关编辑转告主编：“看你们敢不敢发。能发就发，不能发不要勉强，我能理解。”责任编辑回信说，看完文章，“让我感受到你对我国当前语文教学现状的担忧和责任感”，但他做不了主，请主编定夺。《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看完后，高兴地说：“写得很好啊！有什么不敢发的呢！”
于是就发了。

文章后的“附记”《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也是按向我约封面人物稿的那家杂志的要求写的，500字，是穿插在“封面人物”不同照片中的文字。我希望《语文教学与研究》把这几百字也一起发出来，但是《语文教学与研究》编辑反复琢磨，觉得这段文字要一起发的话不知放在哪里才是，最后他们说这次就发《“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同时建议我把《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扩展成一篇文章给他们。为了让有兴趣的同仁先睹为快，我将为某杂志写的封面人物文章的“附记”《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也附在后面，发表在语文味网。）

《语文月刊》2009年第5期发表了笔者的一篇近万字长篇论文《“语文味”究竟是什么？——兼及对“泛语文批判”的初步批判》（以下简称《初步》。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学语文教与学（下半月）》2009年第8期全文转载该文。）从文章的正副标题来看，《初步》主要是谈语文味的。实际也正是如此，文章的第一部分用了六千多字来谈什么是语文味
，第二部分则“顺带一枪”，用了三千多字对目前很主流很盛行很堂而皇之因而似乎见不到有人公开质疑的“泛语文批判”，进行了提出问题式的初步批判。我的批判虽说是初步的，但由于是对全天下的名家乃至非名家都在批判的东西进行“反批判”，这一“反批判”自然很容易让自己“沦落”到不只是“不主流”“不堂而皇之”，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境地。有了这种判断，按说，在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应该很特别，甚至很复杂。但其实不然。实话讲来，在进行这种初步批判的时候，我虽没有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简约与气度，不过还是约略能体验得到“孤舟独钓”的寂寞与孤独。但寂寞与孤独毕竟只是寂寞与孤独吧，仔细体会，也许它们和人生的诗意颇有瓜葛也说不定呢。如果这样说稍有一点自我慰藉的嫌疑，那我要说，对一种看上去“很主流”的学术观点进行“反批判”，再怎么说也没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么悲壮吧？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崇高的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我辈开展一种学术争鸣有啥好“五里一徘徊”“十里一踟蹰”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在论战中“牺牲”了，也大小算个“语文烈士”。“语文烈士”也是光荣的。自己给自己做通了思想工作，就鼓足了勇气拟在这个初步批判的基础上对“泛语文批判”进行一系列批判，也就是在没做成“语文烈士”之前，对“泛语文批判”一梭子一梭子打出程某人的“机关枪”和“迫击炮”。这“机关枪”与“
迫击炮”，打得准，那自然好；若是打不准，或打得不很准，接着再打！在这个过程中，本人不仅准备“敌退我进，敌进我也进”，而且准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也要打”！当然，我的学术批判也许不完全正确，甚或是完全不正确也说不定，所以欢迎语文界同行对我的“反批判”进行再批判。
今天这篇文章仅就语文的“范围”问题谈谈我的观点。

我在《初步》一文中说过，眼下有一个比喻句在语文界叫得很响，传得很广，就是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句话是批评“泛语文”的人最经常讲的经典“名言”之一，他们讲得的确是苦口婆心，情真意切。在我批评这句“名言”以前，我没有见到有人怀疑这句“名言”的正确性。但是这句“名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它似乎只有三种解释：其一，是说语文教学一“种”了别人的“田”，就一定会荒了自己的“地”；其二，至少是“种”了别人的“田”，就极大可能会荒了自己的“地”，所以别人的“田”一定不能“种”或最好不要“种”；其三，不少的语文教师由于“种了别人的田”而“荒了自己的地”，导致学生乃至整个民族语文素养下降，很要不得。但是这些意思经得住推敲吗？

先说前面两种意思。既然是用种田种地打比方，那我们就先说真正的种田种地吧。如果是第一种意思，那这句“名言”就很荒谬。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农民种了别人的田，并没有荒了自己的地。“种好别人的田”和“种好自己的地”，二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只要处理得好，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实际上，只要不是太差劲的农民，是能够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的。而如果是第二种意思呢，这句“名言”也站不住脚。是的，“种了别人的田”是有可能会“荒了自己的地”。
但是，一方面，由于“种了别人的田”
而导致“荒了自己的地”的农民是少之又少的；另一方面，极而言之，就算因为“种了别人的田”而导致
“荒了自己的地”，一定就得不偿失因而必须要完全否定必须要挨板子打屁股？不一定吧？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须要区别开来，一种是“种了别人的田”而无意中“荒了自己的地”，一种是“种了别人的田”而有意“荒了自己的地”。无意，就算搞得自己饿肚子，由于没有主观过错，可以不予追究。在这里，是否饱肚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硬道理，因此可以断言，由于“种了别人的田”而无意“荒了自己的地”，搞得自己最终没有饭吃的农民，下一年是绝不会再这样傻干下去的。如果由于种好了别人的田而“无意”荒了自己地，但是赚的钱却不比种好自己的地少，甚而至于比种好自己的地赚钱更多，那荒了自己的地，就值。那么“有意”呢？如果你说一定要追究，那我就要问：种田的目的是什么？答曰吃饱饭，吃饱之余，多余的粮食进入市场流通卖钱。再问：如果“种了别人的田”，尽管有意“荒了自己的地”，但是却比种好自己的地吃得更饱更好，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一定就要不问“边际成本”傻种自己的地呢？显然，这种“有意”值得肯定。当然，如果有意荒了自己的地，同时又有意荒了别人的田，搞得自己饥寒交迫，那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有这样的傻农民吗？可见，就一、二两种意思来说，这句“名言”都不能成立。

再说第三种意思。这就要从种田说到教语文。种田和教语文，看起来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两码事，但是从大道理来看，二者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说，有没有语文教师“把好端端的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哲学课、科普课、气象课、音乐课、表演课”？（所引为一位全国著名的老一辈特级教师报告中的原话）我是做教研员的，听课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我要负责任地说，这样的语文课，或者用“泛语文批判者”的话说，这样“不是语文课的语文课”，是有的；但是同时我也要负责任地说，对这些所谓“不像语文课的语文课”，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很要不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大致有三。其一，这样的课极少，而且就我所见的这极少数的所谓“不像语文课的语文课”来看，其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只是一堂课的某一环节花在所谓“不是语文”
上的时间多了一点而已。就是一些杂志上发表的批判“泛语文”的文章，其所举的所谓“不是语文”的例子，也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我孤陋寡闻，好像尚未见过这类批评文章所举课例是将所谓“非语文”从头讲到尾的）。其二，批判“泛语文”的专家的讲话或文章让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天天或经常把语文课上得“不像语文课”的语文教师不是个别而是很多。但是，我要负责任地说，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语文教师。你要是找得出当下中国有一个语文教师天天如此上、堂堂如此上，你找一个出来，有名有姓有单位，我输你二百五。没有的，找不到这样的语文教师的。即使有这样大胆的老师，他逃得过校长的监控，也逃不过中国应试教育疏而不漏的天罗地网。中国现阶段的语文教师，不管你名气多大，你要是天天这样上课或经常这样上课，肯定会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你怎样上都没人管你；如果学生考试不行，你就在学校里站不住脚——不是有全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由于学生“教不好”（实际上是考试不好）而被“赶”出或“挤”出全国某著名中学的么？其三，语文教师就绝对不能“把一节好端端的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哲学课、科普课、气象课、音乐课、表演课”么？语文课天天这样上，堂堂这样上，那当然不行；但是，偶尔上一节这样的课为什么不行？这样的所谓“不是语文课的语文课”，就一定不是“好端端”的语文课？就算不是“好端端”的语文课，上一节就死人了吗？偶尔这样上一节，学生的语文素养就一定会下降？要是上升了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语文课有时能不能这样上的唯一标准。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科学的数据说明从总体看来现在中国中小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真的在降低（上个世纪末期倒是有学者发表研究论文证明：大陆港台的语文教育质量，以大陆为最高）。就是有证据说明当下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素养真的变低了，那么低到何种程度？低的原因究竟是或者只是由于语文教师把语文课“上成这样”，还是由于有许多综合因素（包括社会因素）？

在我对“泛语文批判”进行再批判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一幅中国古代教育史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眼中的中国教育史基本上是一部语文教育的历史。我心中的中国语文教育的伟大传统，不仅是文史哲打通的传统，也是和自然科学打通的传统（比如孔子当年教子弟读《诗经》时，不仅要他们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还要他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甚至要说，一部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国语文教育史，实际上是一部“泛语文教育”的历史。我很为孔子庆幸：他老人家死得早，要是活到今天，像他那样教语文讲诗歌，还不被挂个“泛语文教育的祖师爷”的牌牌游街？

“泛语文批判”之所以形成一股思潮，与某些潜意识中有“伟人心态”的语文人，老想着像那位伟人在南海边画一个圈一样，去给语文教学画个圈有关。这些语文人想画圈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一连串的：语文教学究竟有没有圈？如果有，这圈是只有一个还是有多个？如果是一个，它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有多个，它们的边界又在哪里？以什么标准画这个（或这些）圈？谁有资格确定这个标准？谁又有资格画这个（或这些）圈？设若有人有资格画这个（或这些）圈，画了之后，大家能接受他画的圈吗？画了这个圈的结果乃至后果如何？……

行文到此，我再也不想遏制把自己压抑了五年之久的对泛语文批判论者的“真情实感”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冲动了：虽然现在风起云涌的对“泛语文”的批判，大有“振臂一呼，天下应者云集”之势，但是，对泛语文进行批判时的最有名的
“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的名言，实实在在是一句不符合当下中国语文教育实际的“名言”，也是一句没有历史感的“名言”。面对一个接一个的专家、“权威”对“泛语文”进行的批判，我甚至会想起现代表现主义的创始人挪威画家爱德华德·蒙克（1863-1944）那幅著名的绘画作品《呐喊》——绘画中的人物在呐喊什么？不是呐喊现实，而是在呐喊心中的恐惧。我国语文教学界那些掀起“泛语文批判”思潮的专家们、权威们又在呐喊什么？是在呐喊他们内心的某种意象而非现实吧？


(本文发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




附记：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
程少堂

今年是我做语文教研员10周年。十年一觉语文梦，浪得杏坛几许名。梦醒忽觉：自己只是做了一只“语文乌鸦”而已。
十年前，当新课改还没有启动，也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语文异化现象之时，“语文乌鸦”就开始鸣叫：“语文课要教学出语文味”……
十年后，当泛语文批判的声浪铺天盖地甚嚣尘上之时，“语文乌鸦”又开始鸣叫：“窄化语文也许是更值得警惕的一种‘异化’”……
当一些“评课专家”脱离实际把一些所谓新理念教条化，用以束缚一线教师时，“语文乌鸦”叫道：“讲课人最聪明，评课人最愚蠢”……
当有名家将“一句废话都没有”当成一堂好语文课的重要标准时，“语文乌鸦”叫出：“没有废话的语文课不是我心目中的好课，至少不是上好的语文课”……
当无数的语文教师面对文本变得拘谨、死板时，“语文乌鸦”温柔地叫着：“语文教师要成为名师，就要学会玩教材；语文教师要努力争取把课上得好玩些；语文教学就是要教会学生玩文字游戏；通俗地说，所谓语文味，就是把语文课教得有趣些，有味些，好玩些” ……

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了我语文的明天会变得更好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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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9-12-5 17:18 | 只看该作者    踩窝窝   送礼物   问候Ta [教师之友网]诚征专栏作者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在语文出版社“名师讲语文丛书” 之一《程少堂讲语文》首发式上的发言

  程少堂

各位领导，老师们，大家好！
今天来这么多老师我非常感动！面对这样的场合，要是我说我今天不高兴、不兴奋、不快乐，那是假话；要是说我很高兴、很兴奋、很快乐，也不是很真实。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比今天更让我觉得高兴，更让我觉得兴奋，更让我觉得快乐！

第一个比今天更高兴的事情是“读书”。我觉得读书比写书、比出版书可能要更快乐一些。每当在书房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的时候，几个小时下来，就像做了气功，通体舒泰，我的疲劳就一扫而光，我就深刻地体会到“天堂应该是书房的模样”这句话的含义。我想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书房的时候一定是和我一样其乐无穷的。今年我不打算再写什么大部头的东西了，我想把今年作为我的读书年快乐年，读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书。在这里我把今年的读书计划向大家公布一下：先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诗经》《楚辞》这7部先秦经典都通读一遍，接下来是《史记》和《文心雕龙》，一本唐诗选本，一本宋词选本，一本明清小品选，同时还会配伍读一点研究这些经典的学术专著。中国古典书籍就读这么多。然后再读几本哲学、哲学史、思想史、逻辑学。哲学方面，要精读人大李秀林或者吉林大学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哲学史思想史方面，一本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本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还有一本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逻辑学是金岳霖的《形式逻辑》。再接下来读一本外国史学名著，就是美国的大学教材《全球通史》，李宗桂的《中国文化概论》，还要读一本西方文化方面的书。这些书当中，《老子》只有五千字，《论语》只有一万五千字，《史记》只有五十多万字，平均一个月读一种应该没有问题，争取今年把这些书读完。我想读这些书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带给我无穷的乐趣。

第二个比今天更快乐的事情是“教书”。大家知道，我是喜欢并坚持讲公开课的，我觉得站在讲台上讲课也是其乐无穷。其实我们做教研员的站在讲台上讲课是有很大压力的，讲得好是应该的，当然讲得不好那也是应该的，因为没有哪个老师能保证每一堂课都能讲得很好。虽然压力很大，有时讲课甚至还会给我带来一些我不愿意多说的负面的东西。但是我不管这些，因为讲公开课给我带来的是一种难得的高峰体验，我一站在讲台上就能深刻地体会到有些演员说的“最大的理想是死在舞台上”那种感受，当我讲课讲得特别“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让我死在讲台上是最好的一种死法。

第三个我觉得比今天更高兴的事情是，当“语文味”的理念在省内的一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晶报》《深圳特区报》《特区教育》、北京的一些媒体如《中华读书报》《教育文摘周报》等作了深度报导，特别是当上海的几家刊物如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的《现代教学》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教学刊物《小学语文教师》杂志专题讨论“语文味”并发表对我的专访的时候，我是感到特别特别特别地高兴！！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大上海的讨论标志着“语文味”理念的确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现在，在互联网上，在Google网输入‘语文味’，搜索到的相关网页有近30 万项之多；如果用搜狐网搜狗引擎搜索“语文味”，搜索到的相关网页高达300万之多。“语文味”已经变成现代汉语的一个新词汇。这才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我今天对荀子这句千古名言有了全新的理解。我觉得荀子描绘的真是一种无比迷人的人生境界。今天，“语文味”已能在中国语文界兴一点点风雨了，这是深圳语文界集体奋斗的结晶。我觉得这套丛书选了我，实际上是选择了深圳语文界，也可以说是选择了广东语文界。


各位老师，今天可以说，在中国语文教育莽莽的苍穹上，有一片天空属于深圳！在中国语文教育璀璨的星空中，有一颗星星叫做“语文味”！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积土”虽已成“山”，但是这个“山”还不够高；“风雨”虽已“兴焉”，但是这个“雨”还不够大，我们要更加努力前行。
谢谢大家！


2008年2月28日于深圳市龙城高中


（感谢龙城高中侯薇老师根据录像整理。）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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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9-12-5 17:22 | 只看该作者    踩窝窝   送礼物   问候Ta [教师之友网]诚征专栏作者 少堂自传1：内在的童年

   内在的童年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语文即人生，人生即语文。

 

 

要理解我的课，先理解我；

 

要理解我的理论，先理解我。

 

——题记

 


根据本丛书的编辑体例，本书的第一部分，是自传性的。当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业务性的自传。讲实话，这本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是我最看重的。之所以最重视这个自传的写作，是因为，作为凡人，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很可能再也难得有机会被人邀请写自传了，更不用说邀请写四万字的自传。看重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写传记时容易让人觉得面目可憎，面目可憎的原因是一个字：谀。具体说，中国人做他传时易谀人，做自传时易自谀。所以我想，我的这个自传，虽然不一定能做到让人读后生欢喜之情，但是要努力做到让人读后不生或少生厌恶之感。因此，在本书开头的这一部分里，我将以个性化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坦诚，向大家敞开我的心扉，讲述我的语文人生，更准确说是讲述我的“语文即人生，人生即语文”的独特经历和精神印痕，也就是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或者说我之所以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语文人”的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
一、内在的童年
很小的时候，记不得是从哪里读到过一句契诃夫的名言：“我没有童年。”这句话让我的内心似无所动，又似曾略有所动，总之是一见就无法再忘却。但真正懂这句话，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
等真正懂这句话了，我就觉得，童年我是有的，但是我只有内在的童年，没有外在的童年。
什么是内在的童年和外在的童年？如果说外在的童年是游戏的童年，是在游戏中追求物质享受和生理享受的童年，那么，我的童年，是早熟的童年，或者说是过早开始内心体验的童年。

现在放在我电脑旁的是一祯发黄的老照片，我总怀疑它，怀疑它究竟是现实中的一幅照片呢，还是我梦中的一幅照片？也许，它既是现实的，也是梦中的吧？
这幅照片的背后，不知是谁用圆珠笔写下了一个时间：1963年10月。我问了五舅，他说他去当兵是1963年2月，这张照片是1963年2月份照的，照片背后的时间，应该是照片冲洗出来后寄给他的时间。
距今已有45个年头了。
这张照片当时是加印了很多张的。照片上共有4个家庭，当时至少加印了4张。我母亲在几个舅舅和姨妈中排行第二。小时候，我就在外婆家，在大舅家，在三姨妈家，在我家，都看到过这张照片。四姨妈和六姨妈出嫁后，七舅结婚成家以后，我在他们三家也都看到过这张照片。现在是硕果仅存，只剩下我手上这一张了，这一张也是我到处搜寻多年，才终于从三姨妈家搜寻到的。
我之所以对这张照片念念不忘，并不是因为这张照片上有我，而是因为，这张照片上没有我。
还有，就是照片上的母亲。三十岁时候的母亲，漂亮，忧郁，坚忍。不是这张照片，我就断然记不住母亲年轻时的漂亮，还有在我们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她忧郁而坚忍的神情。
大约是1980年的春天，我在大学念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湖北省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心理学的专家，来我就读的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作一个学术课题的调研，主题是“你记忆中对你影响最大的童年事件是哪一件？”调研是用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的。班长与这位专家是熟人，于是班长从全年级108人中，挑选出七八个同学参加座谈。我也去了。不过，整个座谈会从头至尾我都没有说话。当时的我非常不情愿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童年事件提供给这位专家。
我当时的心情是：一个不相干的外人，怎么能理解一个三岁孩子的伤痛呢？

我记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童年事件，就与这张照片有关。
说到所谓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件，当然是因人而异的，即是说，一件事，对张三影响最大，但是如果发生在李四身上，或许就是小事一桩。
1963年2月，我的五舅通过了征兵体检和考试，要到部队参军了。
那时候（其实一直到1970年代都是如此），能够有人到部队当兵，是中国农村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大事，大喜事。
记不得父母亲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电话是肯定没有的（那时只有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电话），书信也肯定没有，因为那时我们家没有识字的人。应该是哪位亲戚传口信带来的好消息。
那时我只有三岁，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高兴地准备着，要去外婆家的情景。

该说说外公外婆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写到外公外婆的第一批文字。
小时候，其实我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外婆家。按说，这肯定是有最初的原因的，但是我也记不住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固执地觉得，小时候的我又瘦又丑，在里孙外孙中间最不起眼，外祖母不喜欢我，而我又犟，经常哭闹（不能排除有用哭闹的方法以期引起注意这种可能性）；等到我“一根筋”胡搅蛮缠得母亲没有办法时，总是外祖母恰到好处地出面来解决问题。外祖母的拿手好戏是，从厨房的柴火堆中，抽出一根一米左右且很有弹性的棉花秆，掰去上边的枝枝杈杈，一边挥舞得簌簌直响，一边冲我吼叫着：“我看你还哭不哭！我看你还哭不哭！”就在外祖母挥舞着棉花秆吼向我的时候，我当然还在继续发挥我的个性，继续从音量到音质以及音色都很个性化地可持续发展地哭着，等到外祖母的棉花秆的确打在我的屁股之上，留下一条条红红的印痕之后，我就只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地不再哭了（当时的感觉应该这样表达：“不能再哭下去了！”）。我想外祖母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凶，因为以后只要外祖母拿着棉花秆一吼，我马上就乖了，其他里孙外孙也乖了。其他事可能似梦非梦，这一点我确是记得很清楚的，成年以后还和母亲说笑过此事。当然，小时候也有一点不很理解，就是外祖母的棉花秆为何都只是抽打在我的瘦小的屁股这一小块面积之上。
外祖父呢，他老人家是1962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去世的，按说我肯定是见过他的，但是他去世时我很小，他生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不过，给外祖父起坟（我的老家的民俗：老一辈人去世的第一年，坟墓中的棺木两头是垫了枕木或石头的；满一年后有隆重的棺木落地仪式，叫起坟），我是记得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人在屋外大声说，外公的棺木已经落地，这时忙里忙外的外祖母也刚做好了饭，她掸掸身上的灰尘，拿着一个圆草垫子，大哭着出了门。
我知道那个圆草垫是用来磕头用的。
我只见过外祖母大哭过这一次，那哭声真是撕心裂肺啊。那天，我看见从厨房出来的外祖母忽然大声痛哭着出了门，只是怔怔地吃惊地望着她，觉得好生奇怪——这么凶的外祖母也会哭么？外祖母哭得很是伤心，虽然那时我很小，但我对外祖母的痛苦还是有所感应。长大后才知道了外祖母的辛酸：她12岁到外公家做童养媳，和外公生了11个孩子，其中有四个夭折。他和外公含辛茹苦地养活了我的大舅、我母亲、我的三姨妈、四姨妈、五舅、六姨妈和七舅7个孩子。外祖父去世之后，49岁的外祖母又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
记忆中虽然没有留下外祖父的身影，但是，外祖父在我的记忆中又无处不在。那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舅舅姨妈们反复说过，外公去世时留下口头遗嘱：他死了要程大哥（堂按：指我父亲。外公外婆习惯喊四个女婿为某家大哥）给他穿寿衣，不要品山穿。
品山是我的大舅。
外祖父之所以这样恨大舅，是情有可原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祖父外祖母饿得全身浮肿。据五舅讲，外祖父实际上是饿死的。那时，做村干部的大舅大舅母和外祖父外祖母同住一间屋子，大舅的厨房和外祖父外祖母的厨房中间只隔一米多高不到两米的土砖墙。大舅和大舅妈在那边做饭，米饭的香味飘到这边来，馋得两位老人直流口水，用外祖父的话说，是“欠死一口血”。但是大舅竟从没有主动给两位老人送过米饭。
我们从小就对大舅没有感情，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但是我们从小就对五舅、七舅以及三个姨妈很有感情。他们人好。
五舅要去参军，自然是大喜事，按惯例，我们全家都要去外祖母家的。当时我们家有6口人：父母亲、姐姐、我，我下面有一对双胞胎弟弟。那年姐姐6岁，而双胞胎弟弟只有8个月大。顺便说一下双胞胎弟弟。母亲生双胞胎弟弟时，接生婆把两岁多的我安排在母亲床边一个凳子上，让我坐在一旁观看。我是看着母亲生下老三老四的。我还记得，母亲生下老三后有一会儿，接生婆惊喜地叫了一声：“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等一会儿母亲又生下了老四。我后来才知道，这对双胞胎弟弟可把母亲折腾得够呛，生下他们后的两个冬天，母亲晚上睡觉都没有脱过棉袄，后来几十年间，经常疼得母亲直掉泪，折磨得母亲连头也梳不了的肩周炎，就是那时得的。
去外祖母家给五舅送行的那一天，我不记得天上是不是有太阳，也不记得是不是在刮风，更不记得村边是否有鸟在啼。我只是看见父亲拿来两个箩筐，把像小老鼠一样的老三老四放进去，挑起来，然后别有用意地看了我一眼，旋即出了门。随后母亲也看了我一会儿，就要把我带到厢房中。我感觉不对劲儿，大哭，抱住母亲的腿不放。母亲也不顾许多，拎着我到了厢房，一转身把厢房的门上了锁，然后拉着6岁的姐姐，出门，到外婆家去了。
那时该是春天，却好像已是深秋了。
我扒着门缝，连续不断地大哭，声嘶力竭地暴哭，伤心欲绝地痛哭。
这是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不知道哭了多久，最爱我的祖母爹来了。

长大后，我对这张给五舅送行的照片给予了极不同寻常的关注，经常看这张照片。照片上，外祖母坐在中间，凡当时出生了的里孙外孙都济济一堂，围坐在她的周围，那气氛其乐融融，单单只缺我一人。
每次看这张照片我都很伤心。
当被锁在厢房之时，以及此后看到照片时，我之所以伤心，是幼小的我觉得不被爱，甚或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与其说遗弃在厢房，不如说遗弃在荒原。
信不信由你，就是从那个时刻起，我开始领略了人生的荒原感。

应该说，父母亲把我丢在家里实属无奈之举。以当时的情形，是不得不放一个人在家的。因为我家离外婆家有15里地，路程较远，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即使有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坐），父亲要挑老三老四，母亲要带姐姐，姐姐6岁了，自然可以自己走一点，而我当时还不满三岁，与其放能走一点的姐姐在家，不如把我这个差不多完全要人抱的放在家里。父母亲显然是没有办法带我去才把我锁在厢房中的。因此，从主观上说，这件事上父亲和母亲是没有任何过失的。
但是，客观上，或者说从后果看，这件事却在我心中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挥之而不去，每每想起来总觉伤心，及至长大成人之后，还多次在母亲面前提及此事。母亲有时玩笑说我记仇。
其实哪里是记仇。我之所以对这件事记忆深刻，是因为我感觉这件事对我的性格形成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我的内向，我的倔犟，我的孤僻，我的忧郁，我的尖锐，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微妙的直感，我对细微情感情绪的捕捉，我对语言文字的敏感与喜爱，我的一心想要获得重视的执著，乃至我以后的一切所谓“学术思想”与“成就”，大约的确都和这件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待念大学之后，接触到弗洛伊德有关童年经历对成长的影响的理论以后，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可以肯定地说，从这件事开始，我幼小的心灵就开始感受到了什么是孤独，什么是无助，什么是对爱的企盼与呼唤，以及呼唤和被呼唤的是如何难以应答。
这样一颗敏感的心灵，这样一个性情的灵魂，喜欢上语文，喜欢上文学，是再自然不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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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9-12-5 17:22 | 只看该作者    踩窝窝   送礼物   问候Ta [教师之友网]诚征专栏作者 少堂自传之二：我对老师的怕与爱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记忆的确是有选择性的，不到三岁时发生的某些事件，能记得这样清楚，但是按说应该记得更清楚的事——六岁时，上小学的第一天，我们老家叫“发蒙”——那天发生的“事件”，在我记忆中，却不是那么清晰。只是隐隐约约记得，我右手拿着一个小板凳，左手被父亲连拉带扯地拽着，很不情愿地跟着父亲往学校蹭去。
说是蹭那真是蹭啊，因为我对上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岂止是没有兴趣，实际上是有些恐惧。为什么恐惧上学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简单点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生，不合群，而上学要和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上课，还要和那么多人说话，和那么多人一起玩儿，多为难啊！再一个是，不上学的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撒尿就什么时候撒尿，想什么时候拉屎就什么时候拉屎，多自由啊！但是在学校要讲纪律，只能下课时才能撒尿拉屎，还要排队，那急了还不拉到裤子里吗？想想42年前，要好吃的没有好吃的，要好穿的没有好穿的，要好玩儿的没有好玩儿的，唯一有的就是尿尿自由和拉屎自由。古代有名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我上学第一天的心情是：“没有尿尿自由和拉屎自由，毋宁死”，当然那时我还不会用“毋宁”二字。
现在想来，几十年后，与其说是记得发蒙那天的一些事，不如说是记得那天的“情”——情绪体验。
世界上怕就怕“恐惧”二字，换句话说就是越怕越有“鬼”。
我发蒙后的第一位老师叫张学书，是位进过私塾的老先生，曾经在黄州城里做过拿工资的公办教师（至于他全家人怎么又回到村里，这我就不知道了），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文化人，学校经常把最难教的一年级让他教。我们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都是张老师一个人教的。
张老师的字写得跟书上印的一模一样，很好看。
张老师不仅字写得好看，人也长得好看。他中等身材，经常穿的是那时流行的中山装，质地当然不高档，但是收拾得干净、得体，讲究（小时候我听见大人们对张老师评价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讲究”），看上去就显得有档次；喜欢抽烟，牙齿有些黄；发型很个性，是像毛主席那样整齐的往后梳着的“倒背头”，这样子的发型，那时在我们当地，是唯一的；言谈举止很有气质（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很难在农村学校见到这样有气质的老师），不像农村人。他儿子张梦华和我们同龄同班。
张老师对人很和蔼，但是我们同学都很怕他。怕他不是由于他骂我们打我们，而是由于他虽然不打我们骂我们，但是老打他的儿子张梦华，打得还很厉害。张老师经常在上课时用“毛栗子”凿梦华的脑壳，甚至经常勒令他当众下跪，还不许他哭。
梦华老是挨他爸爸的打，并非他成绩不好，或者上课不专心听讲，两者都不是。实际上，张梦华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中等是没有问题的。他上课时的注意力本来是很集中的，加上他爸爸经常打他，所以他听课时的注意力比一般同学更集中。要我现在分析，梦华所以老挨他爸爸的打，从梦华自身来说，原因是他听课时注意力太集中，也就是太紧张，以至于被他爸爸叫起来回答问题时，尽管他心里明白，但老是答非所问，他答非所问，于是又继续挨打。
张老师不打其他同学，只是老打梦华，给梦华造成恶性循环，他的成绩每况愈下，愈下愈况，愈况愈下，上课回答问题质量也就愈来愈差。而每到上课，张老师又喜欢叫梦华回答问题，于是课堂上经常发生这种现象：梦华把他的紧张紧张了同学，或者说其他同学和梦华一起紧张，于是其他同学也很怕张老师了。
我当然也很怕张老师。因为张老师给梦华吃“毛栗子”时，那声音响而且亮，比我父亲挖我的“毛栗子”时的声音还脆些。不知其他同学是怎样感受的，每当张老师给梦华吃“毛栗子”时，我当时的心理我今天是记得很清楚的：张老师的“毛栗子”说不定哪天就挖到我的脑壳上了。
由于怕张老师，就留下一个很丢人的关于“遗屎”的“遗事”。
本来由于上学发蒙，失去了宝贵的随意拉尿拉屎的自由，觉得学校可怕，到张老师的课堂上就觉得更可怕。怕张老师，上课就不敢乱说乱动，上课时想上厕所也不敢吭气。及至有一天，张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讲的什么我全忘了，我只记得，那天课堂上忽然觉得肚子急疼，肠子咕咕直叫，一股内在的排泄力量来势凶猛。我正在火急火燎地痛苦着，想跟张老师讲，又不敢开口，在犹犹豫豫中，挣扎煎熬着，希望挨到下课跑厕所去的一瞬。伴着一个响屁，我的肠子里的秽物，在一秒钟之内（真是一秒钟）全拉在我坐的小板凳上（我那时穿的是开裆裤）。我觉得很丢人，于是把板凳翻过来放在地上。但是我的“罪行”没有能掩盖多久，周边的同学很快闻到臭气，告诉了张老师。张老师顺理成章的给了我一个“毛栗子”的同时，吼了我一声：“要上厕所怎么不跟老师讲一声！”
我忍着脑壳上的痛疼，默默无语。嗨，这时还有什么可说的！
张老师安排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学替我收拾。那位师姐一边说“臭死人”，一边把我带到水塘边，替我洗了屁股，然后又帮我洗了小板凳。
我是很感激这位师姐的，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呢！
尽管是农村学校，但是张老师很少打同学，他这是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
小学一年级这次沉痛的丢人事件，我小时候一直是完全归咎于自己怕老师的。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任何责怪张老师的意思。这不是我年纪大了，尊重老师，对老师的“失误”宽容，而是我觉得到今天我才真正懂得一个老师的伟大心灵。我觉得我终于搞清楚了张老师老是打自己的儿子，不打其他同学的奥妙：其他同学不能打，他是通过打自己的儿子，来教育我们，或者说震慑我们。
当然啰，要是老先生不让我们那么怕他，我就不会那样丢人现眼地把大便拉在教室里了。
由于有了这次丢人事件，后来我做语文老师（小学、中学、大学都教过），很注意努力不让学生怕我，也特别注意跟学生强调：上课时要是想上厕所，赶快去上，不要拖拉，也不一定要跟老师打招呼。我之所以跟学生这样强调，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到，一个小孩或一个学生，急着要上厕所的时候，他也许能坚持做几道数学题，但是绝对上不好语文课。
语文学习一定要在生理和心理都轻松的状态下进行。

不过，我怕张老师，也有爱张老师的时候。
小学一年级，认字很重要。上完几篇课文，张老师就把每一个同学都喊到他办公桌旁边，检查同学们的生字掌握情况。每到这种时候，同学们都很紧张，我却很高兴，因为尽管我长得又瘦又小不起眼，但是我没有其他同学那样贪玩，善于利用其他同学玩的时间学习。小时候我有一个很怪的心理从来没有人知道过：一看见其他同学玩我就暗暗高兴，因为他们玩儿我就正好可以抓紧时间学习了。由于学习的时间比同学多，所以总是能很快把课本最后的生字表都读熟记熟了，我巴不得老师早些检查我的生字呢。
那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张老师又开始检查同学们的生字了。这次是检查整本书的生字，结果你肯定猜到了：全班同学只有我一个人把生字表的生字全读对了。我小时候有些结巴，由于结巴，最后几个生字，我本来认得，但是憋了好久，嘴里就是念不出来，我很着急，生怕张老师又给我一个“毛栗子”，但是张老师反复地亲切地对我说：“莫急莫急，你肯定认得！”于是我真的全念出来了。
张老师很高兴，轻轻摸摸我的头，连续表扬我好几句，顺手用改作业的红笔，给我写了一个小纸条，说：“就你全认得！把条子带回去给你伯伯看看！让他高兴高兴！”
我伯伯就是我父亲。为什么我伯伯就是我父亲，等会儿再说。
那天一放学，我就拿着张老师写的条子，发疯似的往家奔，到村口碰到我父亲，父亲平时见我时比较凶，很少笑，那天见到我跑向他就笑脸相迎。我结结巴巴给父亲讲张老师的条子，由于过于兴奋，比平时就更结巴。当我还没讲清楚怎么回事时，一阵风吹来，把我手中的纸条吹到水坑中了。我连忙从水坑中捞起字条，一看，红钢笔写的字迹全模糊了。当时我心里那个后悔啊！好在父亲的话宽慰了我：“我晓得了，张老师跟我说了。”
要说我后来为什么喜欢语文，应该说跟张老师的这个条子有点不大不小的关系。

说到张老师的条子，很自然就联想到我念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小学学制是五年），数学老师给我的作业写批语的事情。
这位数学老师，不光是我的老师，以后还是学校校长，按说还是有恩于我的，我做民办教师，就是他点名要去的。那是后话。我念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至少有三年，他既是我的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这位老师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有些凭长相决定对学生的喜好。我记得，尽管我在班上和年级同学中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他除了讽刺我“好吃懒做，黄皮寡瘦”（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用这几个字在班上讽刺我的）之外，从来没有表扬过我，更没有给我评过一次先进。而学习比我差很多但是长得胖墩墩很可爱的一位同村同学，经常高高兴兴领奖状回家。在小学时代，我梦想获得一次奖状，这位老师从来没有满足我这种心理。但是他对我的作业要求很高，哪一次没有得满分，他就会写批评性评语。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不知怎么疏忽了一下，我的数学作业只得了97分，这位数学老师就在我的作业后面很用劲地写了几个大红字：“狂妄自大！”我当时也就10岁多一点，小孩子，哪里会“狂妄自大”啊！也就是偶尔作业不小心而已。再说小孩子的作业哪能老得满分的？面对这样的批语，要是糊涂一点的同学，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语感”差一点的同学，也就过去了。但是，我总是感觉到“狂妄自大”这几个字十分刺眼，让我十分不舒服。那时没有经济能力随便换练习本，又没有胆量把这张有批语的作业撕了，于是我就用橡皮把“狂妄自大”几个字擦去。但是，下一次数学练习本发回来时，在我擦去的地方，数学老师又用更大的力气写下“狂妄自大”四个字，而且比上次写得更大。更让我伤心的是，一天我放学回家，数学老师和管校代表（那时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家访，我到家门口时，他们正好从我家出来，见我回来，数学老师和管校代表一起对我父母说：“最近有点骄傲自满。”他们走后父亲就拿“骄傲自满”批评我。尽管我觉得“骄傲自满”比“狂妄自大”四个字程度轻多了，但是我仍然委屈得不行，我真是没有“骄傲自满”，更是谈不上“狂妄自大”，说是粗心大意还差不多。
记得我伤心地对父母哭诉：“我没有骄傲自满啊！我没有骄傲自满啊!”
孩子的心灵是不是都像我这样容易受到伤害呢？
也许，如果不是对文字有特殊敏感的孩子，就不会承受我这样的伤害吧？

回头说说“我伯伯就是我父亲”。
40多年前，在我的老家，当地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孩子叫自己的父亲为“伯伯”，叫自己的母亲为“姆妈”，“爸爸”和“妈妈”被认为是城镇（具体说是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对父母亲的称呼，是很洋气的，农村的孩子是不能这样称呼父母亲的。没有明文规定，只是约定俗成，而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有所改观。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小学同学中，没有哪位同学叫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爸爸”和“妈妈”的，也没有哪位父亲或母亲敢让自己的孩子叫自己是“爸爸”或“妈妈”的。当然，我也没有听人讲过为何不能这样叫。只有张梦华是个例外，他叫张老师为“爸爸”，叫他母亲为“妈妈”。要是换了其他同学，一定会受到嘲笑，但是我们都觉得张梦华这样叫“爸爸”“妈妈”很顺理成章。这可能也是我们爱张老师的一个表现。
而我之所以在此记下这个细节，是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到这种称呼背后的东西，而且极有可能，我是我读书的那所小学的同学中，如果说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感觉到这种称呼的不同，并对这种不同进行初步“语文思索”的小孩。
现在不是有人说我们深圳语文味流派是“文化语文”吗？好汉也提当年勇，要是用今天的眼光看，我40多年前对“爸爸”、“妈妈”与“伯伯”、“姆妈”称呼的初步“语文思索”，也勉强可以算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思索”呢！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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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9-12-5 17:23 | 只看该作者    踩窝窝   送礼物   问候Ta [教师之友网]诚征专栏作者 少堂自传3：汉语之魅与祖父母坟墓的位置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我爱汉语。
因为她是我从母亲口里学会的最朴素的语言。
因为我从那朴素的语言里感受到了人间最温暖质朴的情意。她构造了我童年的精神世界，在贫穷简陋的生活里，让我领悟到生命里那么多的爱。她孕育了我天性的善良温情，培养了我的是非之心。一个人母语的丰富过程也是他灵魂的塑造过程。
我爱汉语，所以我敬畏她。
在汉语中，有一些词语，似乎司空见惯，人人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面对她们，我却时常有很难把她们解释清楚的迟疑。
有时甚至不敢解释。
我觉得，“故乡”，就是这样一个词语。随便解释“故乡”，近乎亵渎。
故乡，词典上的解释——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家乡；老家。但是我觉得那还不是我心中的“故乡”。我解释她也是捉襟见肘。长期以来我也没有见到过抑或听到过关于故乡的可心的解释。
直到读到了《百年孤独》里乌苏娜所说——
“有亲人埋骨的地方才能算作是故乡。”
我一下明白了故乡为何在我心中有那么沉重的分量，我对故乡沉甸甸的深情一下子全给呼唤出来了。
故乡之所以是我的故乡，除了那里是父母生我养我的故土，还有，就是那里，也是埋葬着我的祖父祖母，我的外祖父、外祖母的地方，也是祖母爹安息的地方。

我没有见过祖父。
祖母据说见过，但是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我手头有一部家谱，家谱上祖辈的出生年月，都是用的旧式纪年。可怜我的学问，我对旧式纪年完全不懂，于是打电话询问父亲，祖父和祖母出生于哪一年。父亲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是祖父和祖母去世的时间，父亲是记得很清楚的，他说的跟我手头《程氏宗谱》的记载没有一点误差。
对于我，旧式纪年必须查工具书或者通过互联网解决。
根据《程氏宗谱》得知：祖父程初孝，生于光绪己亥年（1899年）12月16日卯时，卒于民国丁亥年（1947年）2月初三。祖母姓靖，父亲说记不得祖母叫什么名字。其实，不是父亲记不住祖母的名字，而是祖母以及祖母上辈的那些女性先人，很少有人能留下名字的，家谱上往往以姓加“氏”代替，《程氏宗谱》上也只是记载祖母叫靖氏，生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8月14日午时，卒于1960年8月21日子时。
祖母去世时我只有14个月大小。
父亲告诉我说，他是抱着我给祖母送终的。这样也可以说，我见过祖母，祖母也见过我。
我记不住祖母，但是祖母能记住我吗？
我问父亲，祖母的死因是什么。
还不是饿死的。父亲说。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1962年去世的外祖父，1960年去世的祖母，都是饿死的。
先前我只是从历史文献，知道1959-1961年中国饿死的人口达3000万之多。我觉得这个数字虽然巨大，但是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历史数字，遥远得很。当我了解了我们家祖辈人中，至少就有两位老人饿死在这个年代后，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不仅很近，而且还有彻骨之感了。
我是1959年出生的。以前，父母亲怕我忘本，常忆苦思甜：59年60年，我们喝稀的，你吃干的，你记得吗？
于是我猜想，我的出生，是不是加快了祖母的去世呢？
这是很可能的。如果我晚生几年，或许祖母能熬过那或天灾或人祸的岁月。

人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中国人的人生，特别是一个中国的“语文人”的人生，要是没有给祖父祖母扫墓的经历，那可是一个天大的缺憾！
很遗憾，我没有给祖父扫过墓。祖父在我出生12年前就去世了，按照家乡的传统，他和曾祖父曾祖母安葬在一个家族墓地。1958年，人民公社统一把小块地改成大块地，就把原来埋在小块地里的各家各户的先人坟墓都给敞了。
我连祖父的墓地都没有见到过。
但是我对祖母墓的印象很清晰。
很小的时候，大年三十去给祖母扫墓。祖母的墓地，孤零零地躺在一个水田旁边。田里的紫云英绿油油的，几只长腿的白鹭，在紫云英中间徜徉。墓上衰草萋萋，间杂着几朵不知名的淡淡的小野花。不远处，老道人一个人住的龙王庙上，有孤独而深邃的炊烟升起。我做不了什么事，只是看父亲烧香，磕头，放鞭炮，用铁锹往坟上露出棺木的地方填上新土。
父亲叫我给祖母磕过头吗？
按说应该叫我磕了。
但是我一点也记不住啊！要是给祖母的墓地磕过头，我又记得，那该多好！
可是我记不得！！
小时候我很怕靠近庙宇，扫墓时又最怕看见露出的棺木，特别是坟墓塌陷处露出的棺木。由于祖母墓地周围是水田，很潮湿，祖母的棺木时有塌陷。因此，每次给祖母扫墓，我的心理就有些森森的紧张。我有时幻想，祖母的灵魂，会从那塌陷的棺木中飘出来么？
我紧张地期望她飘出来，但是又怕她飘出来。
但是紧张的机会很快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大约是1967或1968年的某一天，大队支部书记派人通知我父亲，说要敞掉我祖母的坟，问尸骨要不要拣。
“哪有不要先人尸骨的？” 父亲大声对来人说道，顺手拿起一个箩筐便急冲冲出了门。
没过多大一会，我就听见门外父亲骂人的声音：
“格狗日的这样做干部！要有报应的！”
父亲很丧气地拿着空箩筐回了家，坐在大门的门槛上抽着闷烟。一缕青烟从他右手食指和中指间袅袅升起，孤独而无奈。
原来，没有等父亲赶到现场，大队支部书记就下令把我祖母的坟给推平了。祖母墓地周围都是水田。父亲到场时，只见水田里，一个小伙子正在使唤着一头水牛，拖着平整土地的工具，把整个墓土四散到范围很大的地方。
祖母的遗骸一点也找不到了。
这个大队书记，后来以造反派“反封建”的名义，造了很多孽，影响最大的，是把住在龙王庙里的那位像神仙一样受人尊重的老道人，折腾得半死不活。当地百姓背后议论纷纷，“会有报应的”声音不绝于耳。
果不其然，这个大队书记不久真得怪病死了。

以前，由于祖父母去世得早，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我从来都是认为我对他们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除了家谱中的记载，我这里的文字，应该是后人记载我的祖父祖母的第一批文字），我内心充溢着一种对祖父祖母的天然的无限的怀念，我第一次发现，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牢固无比的情感纽带，是记忆之刃无法割断的，他们活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此时此刻，我在用心灵跟祖父祖母的灵魂对话，它是奔放的活水在和它的源头对话，是分杈挪窝的小树的嫩绿的新芽在和它的老根对话，是绵绵的细雨在和苍老的浮云对话……我确信，在冥冥之中，他们能听到我的诉说……
为什么我爱故乡的一砖一瓦？那是因为，我脚下的每一块土地，都有祖父祖母的足迹……
为什么我爱故乡的一草一木？那是因为，故乡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蕾，都吮吸了祖父祖母的精魂……

我也很庆幸，自己没有忘记，也不愿意忘记平平凡凡的祖父祖母。照我看来，无论祖父祖母是健在还是离世，也无论自己和祖父祖母见没见过面，都应该把祖父祖母放在心中一个特殊的位置。 “故乡”一词，积淀着汉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与祖父母坟墓的位置息息相关，当然，也与真正的文学心灵或语文心灵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祖父祖母都不记得，甚至于都不愿意记得，他不会是一个好的中国文化人，也不会是一个好的中国语文人，他是做不好一个语文老师的。他离文学的距离，离语文的距离，比离他祖父祖母的距离，更遥远。
要让我们的后代爱国，先让我们的孩子记住祖父祖母的名字，先让我们的孩子记住祖父祖母坟墓的位置，先让我们的孩子给祖父祖母的墓地捧一把黄土，然后再去给革命烈士扫墓。
还有，中国的革命啊，不管你的理念如何先进，请不要挖我们祖宗的坟墓！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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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9-12-5 17:24 | 只看该作者    踩窝窝   送礼物   问候Ta [教师之友网]诚征专栏作者 少堂自传4;祖母爹我生命的河
（堂按：《祖母爹——我生命的河》原是我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第一部分“我的语文人生”写的第四章，全文有近12000余字。我是哭着把她写完的，而且写完之后每重读一次都流泪一次。我想告诉每一位读者，这篇文章是我有生以来写得最动情也是我最珍爱的长篇文字，她来自于我的生命底里，来自于我的灵魂深处，是积郁在我心头长达40年之久的对祖母爹无限深情与无限眷念的幸福而痛苦的宣泄。2007年暑假在写作《程少堂讲语文》第一部分“我的语文人生”期间，我曾请近十位朋友（都是语文老师）试读这一篇文字，他（她）们无一不被这篇文章感动落泪。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唐海海先生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是感动不已，提笔为《程少堂讲语文》写下了非常感人的序言。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本书的责编认为《祖母爹——我生命的河》这篇文章“离语文太远，和语文没有直接联系”，要我撤下。我与出版社多方解释都没有效果，于是只好尊重责任编辑的意见，从书中拿下了这篇文章。但同时我保留我的意见，我对编辑说:“语文即人生，人生即语文。这篇文字是和语文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和语文有深刻联系。”从这篇文章，也只有从这篇文章，你才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程少堂的灵魂和程少堂的“语文味”是如何锻造而成的。

今年3月28日是我的祖母爹逝世38周年忌日。祖母爹活了76岁。今天，我把《祖母爹——我生命的河》挂上语文味网，我要把这篇文字在语文味网首页挂76天，以纪念祖母爹逝世38周年。以后每年的3月28日，我都会在语文味网重新挂出这篇文字。后天，2008年2月28日，是我的新书《程少堂讲语文》在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中首发的日子，我相信，祖母爹，最疼爱我的祖母爹，用她的生命和灵魂，用她的辣椒炒茄子，用她的油盐饭，用她老祖母的温暖，用她曾无数遍摩挲我童年瘦小身躯的双手的安抚，哺育我的祖母爹，她会在天堂，看着她最疼爱的孙子，少堂，微笑……
2008年2月26日）
四、祖母爹——我生命的河
——《少堂自传》之四

谨以此文纪念祖母爹逝世38周年。

 

——题记

 

（一）

 

我现在就要向你介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就是我的祖母爹。
祖母爹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是祖父的嫂子，我父亲的伯母，也就是我的伯祖母。我一直以为她从没有过儿女，最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伯祖父去世早，伯祖母早年是有儿有女的，只是儿女死得很早，连我父亲也没见过他们。
祖母怎么会称呼为“爹”呢？按老家当时的习惯，孙子辈称呼祖父祖母为“爹爹”和“婆婆”（当时我们那儿不兴叫爷爷、奶奶）。如果祖父（爹爹）去世得早，为了表示亲切，也可以称祖母为“爹爹”（顺便说一下：如果祖母去世得早，就没有叫祖父为“婆婆”的。这里可能有男尊女卑的痕迹）。叫祖母为“爹”或“爹爹”，是不是有纪念祖父的意思呢？我想可能有，不过从我小时候的“语感”来看，我可以肯定，把祖母叫“爹”，比叫“婆婆”更亲热，要亲热好多。我的祖父祖母去世的早，伯祖母和我父母亲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们就称呼她为“爹”。
爹姓胡，名金凤，生于光绪甲午年（1894年）10月12日亥时，卒于1970年2月21日戌时，享年76岁。
爹是唯一一位在生前，我就记住她名字的祖辈。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姐姐，一对双胞胎弟弟，最后还有一个小弟。算得上是家大口阔。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那贫穷的年代里，在没有祖父母帮助的情况下，父母亲能把我们养活，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了。要想同时养好，给几个孩子以更多的关爱，不只我们家，在当时的整个农村，都是很奢侈的要求。这个时候，爹扮演着不是祖母胜似祖母的角色。
有机会当面喊祖父祖母的孩子是何等的幸福啊！我没有机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喊过自己的亲祖父亲祖母为“爹爹”“婆婆”，但是，由于有了祖母爹，我就有了一个无限温馨的，充溢着祖母之爱的童年。我可以断言，人世间所有祖母的爱，都不会超过爹对我的爱。

当不到三岁的我，被去送五舅参军，但是没有办法带我同去的父母锁在厢房里，伤心，失望，痛哭不已的时候，是爹，你打开房门锁，把我抱在怀里。
爹，你把我抱到你住的小屋，搂着我瘦小的身躯，不断地亲我的脸颊安慰我：“儿啊莫哭莫哭，爹爱你！爹爱你！”爹，在你的怀里，我找到爱的温馨，我幼小的受伤的心灵，就很快安定下来。
夏夜，我在夜半做噩梦，嚎哭不已，父母亲怎么样也劝慰不好我，父亲只好把我抱到你那儿去。
“姆妈，少堂做噩梦，我哄不好他。”父亲把我送到你床上。
“这伢么样做噩梦呢？”
爹，迷蒙中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唤回。你的双臂一搂着我，我的哭声就停止了。在你的怀里，我知道了天堂的滋味。
爹，你对我偏心。我们家孩子只有我和姐姐的时候，我老听母亲说，你爹光喜欢你，不喜欢菊青。菊青是我姐姐。其实我知道，爹，你不是不喜欢姐姐，而是最喜欢我。有双胞胎弟弟以后，你还是最喜欢我，你那里有点好吃的东西，就一定叫我过去。
小时候，我由于又瘦又小，还经常生病，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时，经常被打。有一次，我被一个比我大些的孩子，骑在头上打得满头是包，爹，你就像是打在你心上一样心疼，你摸着我满是包包的脑壳，忧伤地对我说：
“儿啊！要争气啊！争气就不会受人欺负啊！”
听着你的话，我倔强地点点头，没有说话。爹，你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爱惜。我知道你懂了我没有说出的话。
打架没办法争气。上了学，我就争气，经常考100分，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考试成绩一出来，我就高高兴兴跑到你的小屋里，向你报告：
“爹！我又考了100分！”
爹，瞧你乐的！你就奖励我：
“爹给你做好吃的！爹给你做好吃的！”
我就钻到灶下递柴火，你用辣椒炒茄子。然后是一大碗或用鸡蛋或用酸菜炒的油盐饭。看着我狼吞虎咽，你在一旁老提醒我：
“慢点吃慢点吃，莫哽住了儿啊！”
爹啊，我这一辈子最喜欢吃最喜欢吃的菜就是你做的辣椒炒茄子，最喜欢吃最喜欢吃的饭就是你炒的油盐饭！
爹啊，在你那里，我在学校里不被老师表扬，不被老师喜欢的委屈（小学时成绩优异但从没有得过奖状），全都烟消云散了。
爹，自从那次做噩梦以后，一直到整个小学时代结束，晚上我都是跟着你睡的。冬天，睡觉前你给我洗脚，握着我又瘦又小的两只小腿，你总是叹息道：
“我的儿啊，瘦得像芦柴棒啊！”
冬天的晚上，爹，你总是把火坛先放在我睡的那一头，把被子烘得热呼呼的。我抱着你的双腿睡觉，你在那一头，又摸着我的一双细腿无数遍喃喃自语：
“我的儿这样瘦啊！”
爹，你是在我瘦小的双腿上，抚摸最多的人。
大约在七八岁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瘦，又多病，老是咳嗽，你催父亲带我看中医。医生认为我是肚里有“虫”，于是给我开了很多“原药”（中药成药），很苦，一颗颗又圆又大，每天还要另外喝一大碗一大碗的中药汤。爹，你问医生：
“医生，我儿的病能好么？”
就怕小孩吃不下这些药。医生说。
于是，爹，每次都是你替我把又圆又大的药丸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鼓励着我大口吞下难吃的药丸，一鼓作气喝下苦涩的中药汤。然后给我一块难得的饼干或小点心压药。
爹，为了省钱，你还把药渣熬两次，两次我也全喝干净。
药喝多了，刮人，需要补充营养，母亲每天早上用煮稀饭的米汤给我冲一个鸡蛋，爹，你也是尽可能给我做好吃的，给我补身体。
药吃了好些日子，我的咳嗽仍旧不见好。爹，你催父亲带我到县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我得了肺病。
我从医院一回家，爹，你就拉着我的手又震惊又焦急地说：
“儿啊，你么样得了童子痨呢！”
我知道童子痨的意思。因为我一回家，村子里就有人叫我“肺病壳子”、“痨病壳子”。很多人都怕我传染，但是，爹，你却像没事一样，还是给我做好吃的，晚上让我在你那儿睡觉。
爹，在你的鼓励下，我后来又坚持吃更苦的雷米封（当时一种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坚持每天打两针五舅从部队寄回的青霉素和链霉素，而且自己到医院打针，从不要大人陪。
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后注射是很疼的，但这是当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为避免产生抗药性，医生说必须连续使用半年。连续半年每天打针，一般小孩是难以忍受的。有一天打针后实在是太疼了，我跟你说：
“爹，针打得屁股好痛！我屁股上都有一块肉变硬了，走路脚都跛了！”
“就我的儿晓事！打了这些针病就好了！”
你用一块热毛巾敷在我屁股上的硬块处，鼓励我说。
爹，由于有了你的小点心压药，更由于有了你的鼓励，我成了同龄人中最能喝药的，最不怕打针的孩子。我后来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在小时候不断的吃药不断打针中养成的。

（二）

 

爹自己无儿无女，是村里的“五保户”。她也没有自己的住房，被村子里安排住在从孝家。从孝家人口不多，但是家境比较殷实，有前后两幢房子。爹就住在前面一栋最东边的一间。 一天早上，我看见爹两眼周围有很明显的暗红色圈子，以前没有见过的，没等我问出口，爹就痛苦地告诉我：
“儿啊，爹的两只眼睛么事都看不见了！”
爹的两只眼睛一夜之间完全瞎了。
从那一天开始，太阳就不是红色的了。
父亲给爹请了一个医生看病。要爹闭着双眼后，那医生嘴里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谁也不懂的什么话语，拿起一碗凉水，大喝一口，朝爹的脸上猛喷，然后烧了几枝纸媒，把纸灰放进碗中的水里，要爹喝下去。开的药方是：49天不和所有人，包括最亲的亲人说话。
一听见医生开出的爹49天不得和亲人说话的药方，我当时只是觉得这药太可怕了——我能49天不和我爹说话吗？
看完病，吃完饭，医生把父亲给12元钱揣进荷包，很满意地走了。
我都不知道那些天我是怎么熬过的。爹49天不能和任何人说话，当然也不能和我说话。每天一大早，爹把百子桶（妇女专用的马桶）提前放到门口，我去把百子桶搬到离爹住的地方不远处的茅厕倒掉，然后再去村边的水沟清洗干净。
老家那时候把这个劳动叫“下河”。按当时风俗习惯，百子桶是妇女生活用具，倒马桶都是女性做的事情，男人是从来不做的（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除我以外的男性“下河”）。我害臊，不敢大白天给爹“下河”，只能一大早跑过去把事情做完。
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学期末，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总结，要求写出自己做的好人好事，我就写了给五保户下河。老师在班会上嘲笑说：有的男同学在总结中写自己给五保户下河！并且有意无意地看我一眼，让其他同学都知道是我。全班哄堂大笑。
课后这位老师还找我谈话，教育我要诚实。小时我很胆小，从不顶撞老师，但是这次我顶撞老师说：
“我就是给我爹下了河！我都下了四十多天河了！”
老师先诧异地看了我一下，然后说道：
“真下就下了。” 老师和我同村，他也知道最近我爹眼睛瞎了。
我和爹有那样深的感情，以前一天说话无数，但是，为了爹的眼睛，我硬是憋了40多天没有和爹讲话，也没有见过爹的面。
长大了，我知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是古人对相思的男女之间爱情的真实描绘；“望穿秋水”，也是古人对分隔两地的情人心灵的焦灼的呼唤的生动刻画。但是，我总是怀疑，人世间，有没有一种感情，比爱情更加刻骨？有没有一种感情，比分隔两地的情人心灵的焦灼的呼唤更加铭心？我想是有的。绝对有！最想见的人近在咫尺，跨进一步就能见到，但你就是不能见她；最想说话的人就在薄薄的一扇门后，你能听到她呼出的气息，但你就是不能和她说话！这种感情，有哪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描写过么？不知道，我只知道，在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过了这种人性的痛苦。
那时农村还很少有人家挂日历。学校是有日历的，可是学校的日历在老师办公室，那是班干部或者老师喜欢的同学才有机会去看的，其他同学不能天天去看。我扳着指头计算着天数。去倒马桶的时候，爹的房门是关住的，我知道爹在门后边，但是不能和她说话。
我只能在心里记算着：
今天第3天了！
今天第4天了!
今天第5天了!
今天第6天了!
……
今天第40天了！
……
今天第48天了！
今天第49天了！
终于熬到了第49天！一大早，我急敲爹的门。
“爹！爹！49天过了！49天过了！”
门里边的爹没有应声。
“爹！爹！开门！49天过了，49天过了！！”我咚咚地敲着门。
爹终于开了门，我朝她怀里扑过去。
“爹！49天过了！！”
爹搂着我，摸着我的脸，说：
“我的儿啊! 只过了48天！”
48天？我吃惊地看着爹。
“不是49天么今个？爹？”
“儿啊，是你心急，记错了！”

爹的眼睛终于没有好。后来我知道，那个医生是巫婆，是治不好爹的眼病的。我一点也不责怪那个巫婆。爹得的是突发青光眼，眼睛周围的红圈圈，是眼底血管破裂后淤血的标志。眼底血管破裂，是器质性病变，不要说巫婆治不好，就是大医院的名医神医，也治不好。但是我总是责怪自己，总觉得是我记错了一天时间，提早一天跟爹说了话，爹的眼睛才没有好的。
但是爹从没有责怪过我。
我曾经猜想，爹不责备我，是爹知道自己的眼病不是巫婆画点佛吐点水就能治好的呢，还是她不忍心看见我在门外狂喊她而不理我？抑或是爹自己也是急于想见我？
爹的眼睛没有救了。但是我和爹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我一放学就往爹哪儿跑。
“爹，我帮你烧火！”
“爹，你找碗么？在这！”
“爹，洗不洗脚？”
“爹，河下了！”
我继续给爹下河。从此后，我再也不用害臊而避人耳目，总是大白天大大咧咧地跟爹下河。
有一天，爹把我叫过去：
“儿呐，你看看我这里有几多钱？”
我接过爹的手帕。那时候很少有人用钱包，手帕就是爹的钱包。
“爹，八块五角三分。”我很快告诉爹。
“啊，八块五角三分，跟我包好。”
我把包好的手帕递给爹，爹把它放进怀中一个贴身的口袋里，按了按，道：
“我儿做事就是让人放心！”
爹是五保户，生产队每月给她三块零花钱。有时亲朋好友逢年过节，也给她一块两块的。爹都积攒起来，有时能积攒十块八块。那时物价便宜，10元钱能买不少东西的，比如，鸡蛋三四毛钱一斤；猪肉五六毛钱一斤；我写字用的铅笔，不带橡皮头的，2分钱一支；带橡皮头的，四五分钱一支；父亲抽的劣质烟，像“大公鸡”6分钱一包，“经济”三分钱一包。我记忆中父亲除了不时在生活上能照顾一下爹外，好像从没有给过爹钱；背后给没给我不知道。我估计是没有给过的。他也没有钱给。不仅没给过爹钱，有时，我没有练习本了，问父亲要，父亲就说：
“这几天鸡没生蛋，一分钱都没得了。跟你爹要5分钱买本子。”
于是我去跟爹要5分钱。爹有时给我6分，我买了本子还多一分钱买糖吃。
爹对我父亲也蛮有感情，是当儿子看的。照我看，我们家，爹最爱我，其次是我父亲。
爹在从孝家住了大约20年，跟从孝的父母亲，也就是房东沈家伯、沈家姆感情也很深。
我感觉，爹最信任三个人：我、我父亲、沈家姆。爹的眼睛瞎了以后，她总是让我、我父亲、沈家姆三个人帮他点钱，而且是三个人单独点。三个人单独点的钱，数字总是一样的，从没有差错。
每次替爹点完钱后，爹总是夸奖我一句：“我儿做事就是让人信得过！”我就感觉到我是爹最信赖的人，心中一种兴奋感和幸福感就油然而生。我跑到屋外，去读我的不用钱买（当时也没有钱买）的“课外读物”：或是找到一面经常被雨淋湿的土砖老墙，仔细欣赏墙上斑驳的雨痕和淡淡的青苔；或是找到一处僻静的草地，躺在地上静静地看着蓝天之上白云苍狗无穷的变幻……
这应该是我小时候最美的课外阅读了。这种阅读把我带到令人无限遐想的境地。只有远处传来的大人闹文化大革命游行的锣鼓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才能把我从那最美的意境中拉回。

（三）

 

文化大革命终于搞到我们学校里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搞到我们小学，我就把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的东西明白了个大概。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打倒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不就是要反对封、资、修吗？所谓反封，就是拆古庙，挖祖坟。所谓反资，就是反对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哪个吃好点喝好点穿好点用好点就一定是臭资产阶级，至少是个小资产阶级；还有就是反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苏联就是修正主义，反修防修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那时我们还喊“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对这个口号中“社会帝国主义”概念不大懂），就是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集团。毛主席说了，修正主义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就知道刘少奇邓小平不是好人。看报纸上的漫画，苏联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个长得和刘少奇一样丑。
一天，学校开全校大会，一个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右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那时我们对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既佩服又羡慕）在大会讲话，全中国人民都要一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砸乱一切封资修！家里有古董的要上交，有绣花鞋的要烧掉，因为绣花鞋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家里有羊的要杀掉，因为“羊”和“崇洋媚外”的“洋”是一个读音。
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强调：
“谁家不杀羊，不烧绣花鞋，就要斗争谁！”
我们家养了4只羊，可是我很喜欢那几只羊！
我还记得爹有一双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新绣花鞋！
放学后，我立马跑回家，告诉父亲，红卫兵“要杀羊了”。
然后又跑到爹那儿。
“爹，快把你的绣花鞋囥（按：方言，念kàng,意思是“藏” ）起来，红卫兵要来搜！搜到了要斗人！”
爹也慌张起来，问我：
“那囥到哪里呢？”
爹说囥到厨房灶后面的灰坛里，我说那红卫兵一进来不就找着了？爹说，那还是囥在柴火中？我说那也不稳当，最稳当是不囥在家里，囥到外边稻田里，红卫兵就是发现了，也不晓得是谁家的。
“还是我的儿聪明！”爹说着，连忙把一双崭新的绣花鞋交给我。交给我时显然又有点舍不得：
“囥到水田里那还不弄邋遢了啊！”
但又无可奈何，要我出去赶快囥起来。然后又嘱咐我：
“埋的地旮做个记号啊！”
我接过爹的绣花鞋，转身出门的瞬间，隐约听见爹在背后一声叹息：
“玉海又要遭罪了！”

玉海，就是我们村唯一的地主胡玉海。
几年之后，地主胡玉海病死，他的坟墓和几年后去世的爹的坟墓并排着。
2004年春节，我偕妻携女，回老家过春节。大年三十，吃完年饭后，按惯例去给爹扫墓。当时，地主胡玉海的墓地上衰草萋萋，年久失修的坟墓塌陷得很厉害，一看就是很久失修了。
母亲告诉我，胡玉海去世以后，他们家没有任何人来扫过墓。
我感慨万端。
回到深圳后，我想写一篇散文，题目叫《地主胡玉海之墓》，还信笔写了一个简单的开头，并把这个开头挂在我办的语文味网站“少堂文存”栏目中。这个开头现在还在语文味网站上挂着。
以下是当时写的《地主胡玉海之墓》的开头：

如果说老年对故乡只有皈依，那么，中年肯定是最懂得故乡也最需要回到故乡的年龄；如果说老年对故乡是欲哭无泪，那么中年是对故乡欲泪而止……今年携妻和小女回湖北老家农村过春节。十五年前全家回湖北老家过过一次春节，那时小女四岁，今年第二次全家回老家过春节，小女已出落成十九岁的大姑娘了。十五年之后回老家过春节，对女儿，是一次由兴奋到失落的旅程，老家农村给她的刺激远没有武汉的大。而对于中年的我，故乡是一本永远读不完也不愿意读完的大书，她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一阵阵犬吠，一声声鸡鸣，都触动我无尽的记忆和绵绵的情思……但是这次给我触动最大的，是大年三十吃完年饭之后的扫墓，准确的说，是我祖母墓旁的一座地主之墓。

接着这个开头，我还写了一句说明：
“我要是有才华，可能因此而写出一篇很好的散文，很可惜我没有才华。写这篇文章纯粹是情之所至。”
这个开头在语文味网挂出以后，在深圳语文老师中引起较大反响，有些老师从我的开头隐隐看出这篇文章的独特内涵，发帖催促我尽快写完全文。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几年来我没有把这篇文章继续写下去。
也许今天，我约略能够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我们村的村名叫程贤咀上湾。据老辈人讲，先祖是两位程姓兄弟，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南昌筷子街过籍来的。老大一支繁衍成程贤咀下湾，老二一支繁衍成程贤咀上湾，就是我们村。所以，我们村都姓程。
我们村，解放初土改划成分，没有一家地主，可见解放前我们村很穷。解放后是不是好些呢？有些人家可能日子过得好些，相当一部分人家则未必。
记得有一次，学校请我们村一位老贫农到学校给同学们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老贫农在台上说：
“解放前，地主富农压迫剥削我们贫下中农，害得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不得不给地主打长工啊。”
哪知他说着说着就说岔了，而且很动情：
“那年头，给地主打长工，隔三岔五的有鱼有肉吃；可是同学们哪，你们可晓得，狗日的那58年59年，把格人的前肚皮饿得贴着后脊梁骨！”
台下请他来作报告的老师急得要命。
地主胡玉海本是离我们村约5里地的胡圣祖村人。胡玉海家本是屠户，即杀猪卖肉的，家境比一般农民当然殷实些，所以土改时划为地主成分。胡圣祖村为了显示革命，把他们一家赶出了胡圣祖村。公社领导经过研究，把他们一家安排到我们村。于是胡玉海一家成了我们村唯一的地主，也是我们村最穷的一户人家，是唯一一户解放后还住着茅草房的人家。
爹的娘家和胡玉海同村，所以她对胡玉海家的情况很熟悉。看到胡玉海家住着茅草房，一下雨就漏雨，又受人欺负，爹很是同情，人前人后地说：
“从前玉海家可是个好地主啊，从他老爹爹（堂按：指胡玉海的祖父）起，连年年关都给那些过不了年的人家送肉送猪肚子，是好人啊！”
爹一点都不在乎“阶级斗争”，见了胡玉海，总是玉海长玉海短的，显得很亲热。
我父亲也对胡玉海很好，见面也是直称“玉海”。由于胡玉海比我父亲大十几岁，父亲要我们叫他“玉海伯伯”。这是很亲切的称呼。
每次我们喊“玉海伯伯”的时候，地主胡玉海本来厚道的脸上，总是荡漾着更厚道甚至有些幸福的微笑。
胡玉海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姑娘，老三是儿子，叫建三，人称三伢。三伢1954年出生，比我大几岁，但是由于出生地主，上学晚，和我同年级同班。三伢人长得很矮，很老实，其他同学经常欺负他。不知什么原因，他和我关系很好。他比我大，他当然不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他。
胡玉海搬到我们村后，我们村大部分人家对他一家都是不错的。只有解放后仍是村子程姓里最穷的一家的几弟兄，对胡玉海一家很不好，动不动就骂年纪比自己大几轮的胡玉海：
“个狗日的地主！你想不老实！”
他们还经常发动开批斗大会，斗胡玉海，斗胡玉海的老婆，用棍子打胡玉海老婆的头：
“臭地主婆！你给老子跪下！”
然后把“臭地主婆”的头使劲往下按，还把她的双手搬到背后“架飞机”。
有时还要胡玉海的孩子来陪斗。
爹眼睛瞎了，从来不参加会议。
“爹，又在斗地主！” 我跑去告诉她说。
“狗日的又在造孽啊又在造孽啊！”爹用拐杖戳着地下，骂道。
可能是觉得在村子里斗得不过瘾，有人建议开全大队村民大会，批斗地主胡玉海，要他交代埋藏的金银财宝和变天账。
那是一个夏夜，一个晴朗的夜，我不记得天上是否有星星和月亮。按说是有的，也许由于我太专注于批斗大会，所以没有在意夜空。只是记得，大队部门口（就是我们学校的大操场）灯火通明。
我记得当时用的还不是电灯，而是汽灯。
上千人聚集在操场上，到处传言今晚要吊地主。
批斗大会主持人是大队书记，就是那位下令推平了我祖母坟墓的人。我不记得他讲了一些什么话，印象深刻的，除了他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消灭”等口号之外，就是他那一副满是阶级斗争的面孔，而且带着很重的杀气。
那位在村子里批斗地主最积极的年轻人，把胡玉海带到一棵梧桐树下。梧桐树树干很高，在两米左右处，分出很多杈来。年轻人要用平时挑担子的绳子捆绑胡玉海。这种绳子很细。
“不能用这种绳子！太细了！”我父亲上前说。
“不把他搞狠点，他怎会交代把那些元宝和变天账埋在哪里了？！”那位年轻人很不高兴。
以我父亲为首的几位年纪大些的村民也不跟他多辩，叫人拿来耕牛犁田用的纤绳（大约和绞死萨达姆的绳子差不多粗细）给那位年轻人。
年轻人好不情愿地拿起纤绳，把胡玉海的双手捆在背后。胡玉海很配合。捆好后，年轻人将纤绳扔上梧桐树伸出的枝杈上。
这样吊，整个人的重量都集中在捆在背后的双手上。
我父亲冲上前去，从树上一把拽下纤绳，大声说：
“这样吊还不把他的双手毁了啊！得把纤绳在胸前背后多绑几圈才行得！”
年轻人很不情愿地将纤绳在胡玉海身上多绑了几圈，再次把多余的纤绳扔过梧桐树分杈处，然后嘻嘻笑着问胡玉海：
“你想不想吊啊？不想吊的话就快些交代你家元宝和变天账埋到哪里了！”
“我真是没得这些东西啊！”胡玉海哀求道。
于是年轻人把胡玉海吊起来一米多高。树上传来痛苦的呻吟。
“交代不交代！不交代就把你嗵在地上！”
“真是没得这些东西啊!”胡玉海痛苦地说。
话音未落，吊他的纤绳一松，胡玉海“嗵”地一声落在地上。
……
记不得批斗大会是什么时候散会的。只记得，父亲一边替地主胡玉海解纤绳，一边说：
“格狗日的系这样紧！”
纤绳解开后，父亲又替胡玉海揉着肩膀，还说着一些安慰的话。
操场上的灯熄了。天上有了半个月亮，星子缀满天空。远处传来一声怯怯的鸟啼。
老实说，我向来固执地认为，如果说我的一些主要优点，比如有理想，好胜，追求上进，坚韧不拔，诚实正直，以及善良等等，主要是受了母亲的影响，那么，我的一些毛病，比如急躁，没有城府，说话不会拐弯子等等，主要来自父亲的遗传。这样说好像对父亲不敬。其实不然。因为，文革中的父亲给童年的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父亲小时候是孤儿，受过不少苦，在文革中，在斗地主的那一天夜晚，他没有借机发泄仇恨。我觉得父亲本性很善良。
地主胡玉海不久就得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性出血热，死在公社卫生所里。这种病是由老鼠传染的，当时人们盛传人和人之间的接触也可以传染这种病，因此没有人愿意为地主胡玉海穿寿衣。
爹跟父亲说：“玉海是个好人啊！”
“只怪他评了个地主成分！”父亲说着，就去给胡玉海穿寿衣。
顺便说一下，大约有20年光景，村子里凡有女性去世，都是我母亲主持给死者穿寿衣。一直到母亲年纪大了，得了严重骨质疏松症，右手臂骨折，我们才不让母亲继续做这件事。
地主胡玉海死后，他的大女儿没有回来奔丧。实际上大女儿出嫁后从来就没有再回过我们村。他二女儿也从没有来给亡父扫过墓。三儿子送他下葬后，很快离开村子，不久跳江自杀。
在我少年时代，最不能理解（其实当时很多大人也不能理解）的是，胡玉海去世的时候，他的老妻已年过五旬，也早已做了外婆，特别是经过解放后几十年“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折磨，早就成为一位佝偻的老妇人了，按我们当地的习惯，是绝对不会再嫁的。但是在胡玉海去世不久，她旋即嫁了人，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他丈夫去世的地方。
人们都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难道胡玉海对他的妻子的心还不诚吗？难道胡玉海对他三个孩子的情还不深吗？可是他的亡灵为什么就成了野鬼孤魂了呢？

（四）

 

是1969年深秋的一天。天气很闷，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村边的树上，知了的叫声有气无力，此伏彼起，让人烦躁。无数大大小小发黄而憔悴的树叶，在迷蒙的天空没有规律地飘上飘下。地上黄叶一片。
那天下午，爹忽然用少有的不高兴的声音喊我：
“少堂你去叫你伯伯，你跟他一起过来！”
我去把父亲叫来。
“姆妈有么事？”父亲问。
爹没有回应父亲，只是从怀里掏出包钱的手帕，当我和父亲两人面，很严肃地说；
“我刚才让沈家姆点过我的钱，比你两个点的少五角！”
怎么会少呢？以前三个人分开点那么多次，每次钱数都是一样的，从没少的啊！
父亲犹豫了一下，再点了一次钱，是十一块，是比上次点时少5角。
“你爷儿两个说实话，是哪个拿了这5角钱！”爹悻悻地说。
我看看父亲，父亲的表情些微有点尴尬，但是父亲忽然看着我，说：
“还不是少堂拿的！”
“我冇拿！”我急忙否认。
五毛钱当时能买好几样东西。但是我的确没有拿爹的这五毛钱，因为我就是明着问爹要，她也会给我的，我完全没有必要偷偷拿啊！我的直觉是，这5毛钱是父亲趁点钱时拿的。5毛钱，他可以买好几包烟。
长大后，我相信爹在查问我和父亲之前，是心里有数的，因为，她要真是相信是我拿的，她肯定会单独查问我。但是在当我和父亲两人面查问之前，爹从没有单独追问过我的。
“不是你拿的是哪个拿的？！”父亲逼视着我。
我当时不到10岁，还是小孩子，本来就有些结巴，一急，加上父亲一吼，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可能客观上给爹造成一个印象：那五毛钱就是我拿的。
但是我从没有承认过是我拿的那5毛钱，就是在父亲的高压之下，我也没有承认过。因为我的确没有拿，凭我和爹的感情，也完全没有必要偷偷地拿。
爹虽然没有责备我，但是，天就是从那天开始塌下来的。
爹开始对我冷淡很多。
事情开始的时候，我推想过段时间爹就会忘了这事。另外那时尽管我见过别人家老人去世，但是我总觉得，我爹是不会死的，等我长大了总能说得清。
但是爹的身体很快不好了。
爹的身体不好以后，不得不搬到我们家住了。
大约一年以后，爹的病情加重。
病重以后，爹反复告诉我父母亲和其他几位亲朋，下湾的二婆婆借了爹10元钱，至今仍没有还，叮嘱要记住催还。二婆婆的娘家和爹的娘家都是胡圣祖村，她们两人从小就认识，关系不错。
37年前的农村，10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爹是1970年农历2月21日（公历为3月28日）傍晚时分去世的。爹去世的那天上午，神志还清醒，母亲和爹娘家的几位亲戚都围坐在爹的床头。
“你说二婆婆借了你10块钱？”母亲问爹。
爹点点头。
父亲安排人赶快去叫下湾里二婆婆来。下湾离我们村只有不到一里地，但是二婆婆一直不到。我们都相信她是故意不到。
“姆妈你要等二婆婆到啊！”母亲对爹说。
爹又点点头。不一会喉音加重，像有很多痰，不能说话了。
医生来了，用听诊器听了听爹的胸腔，然后说：老人家不行了，个把时辰的事。
母亲把我叫过去，说：
“爹最喜欢你，你过来跟爹送终。”
我过去站在爹的床前。
村里不少老人都围到爹的病床前。
下午六点钟左右，二婆婆终于来了。
“老糊涂了！我借她的钱不是早还了么？”二婆婆坐在爹的床沿，朝已处于弥留之际的爹大声吆喝着：
“胡大姐啊，我借你的钱不是早还你了啊！”
“姆妈，姆妈，二婆婆来了！二婆婆来了！二婆婆不是借了你10块钱没还么？你点点头啊！”母亲坐在爹的病床上，摇着爹，希望爹能当着二婆婆的面点点头。
爹似乎想睁睁眼，但是终于没有能够睁开，就在众人的追问声中断了气。
母亲，爹娘家的侄儿媳妇，抚着爹的遗体，哭起来。
二婆婆也放心地哭起来。
那时我是最想哭也最应该哭的一个。但是我没有哭，面对没有气息的爹，面对我原以为永远不会死的却忽然一下就死了的爹，我忽然万分万分后悔，后悔我没有更坚定地对爹说我没有拿那5毛钱。
再也没有跟爹申辩的机会了。

入殓前，爹的遗体先放在堂屋中间的一块门板上。
按照风俗，老人去世后，本家的小孩从老人遗体上横跨过去，逝者的亡灵就会保佑这个孩子，给孩子壮胆，这个孩子以后就不会害怕了。
母亲鼓励我从爹的遗体上跨过去。
爹的脸色惨白，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逝去的爹的面部表情，和那天查问5毛钱时候的表情很相像。外面乌鸦在叫。我心里一阵寒意。我本是完全有胆量跨过爹的遗体的，但是终于没有能够有跨过去的勇气。
爹去世以后，我也开始觉得自己真正长大成人，愈来愈觉到这件事的严重性：爹不是看重这5毛钱，她看重的是诚信。
爹去世了，我永远失去了清白自己的机会。只是每逢春节扫墓时，跪在爹的坟头，用心灵呼喊——
爹啊，我是真的没有拿你那5毛钱！
1976年，我高中毕业，通过选拔，做了民办教师。学校的老师都住集体宿舍，晚上，我好几次在梦中哭着高喊：
“我没拿！我没拿那5毛钱！”
我的哭声把周围的老师都闹醒了。我就用被子捂住头，继续痛哭。
1990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这时，我大学毕业已工作6年多，已经是中学一级教师了；四弟少兵中专毕业工作8年，小弟少波在华中师大教育系念本科二年级。我们家家境已有了根本性好转。一天，我和小弟少波一起回老家看父母亲，顺便去给爹扫墓。
爹的坟头青草萋萋。
像每次扫墓一样，我跪在爹的墓前，总是泪流满面，用灵魂和爹交流。
“爹啊，我真的没有拿那5毛钱！”
晚饭后，和父亲聊天，再一次说到这5毛钱，说到我经常为这5毛钱做噩梦。
“那5角钱是我拿的。”父亲这次表情轻松地告诉我说。
“我早知道是你拿的！20年了，你老人家终于承认了！”我声音不高，但还是有掩不住的怨气。
我没有更多责怪父亲。那时真是太穷了啊！
但是，等到下一次给爹扫墓时，我的心情却比过往任何一次扫墓都更痛苦。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江河。
爹，要是你能再多活10来年，你就能看见我考上大学；我就能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的工资，给你买一件衣服，或者买一篮你从没有吃过的水果；你就能见到我娶媳妇，你就能听到我的女儿喊你太爹爹……
爹，要是你再多活十几年，你就会知道，我永远是值得你信任的孩子……
爹，你是一条河，你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一条在我生命里流淌了快50年,而且会永远哺育着我的人性灌溉着我的生命的河流。你是我永恒的人性坐标，我的灵魂里，永远流淌着你的正直，善良，你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 ……

在此，我满怀深情，极尽铺陈，对一位极普通极平凡的女性的生命感恩。她，我如此幸福，我可以称她做祖母爹——她的真，她的善，她由于真善合一而升华出的美，为我的人生锻造了深厚的底座，而且是一个比任何知识更重要、更深厚、更牢固的人性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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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09-12-5 17:26 | 只看该作者    踩窝窝   送礼物   问候Ta [教师之友网]诚征专栏作者 激情与谐趣：与两位名师相遇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一所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农村中学——湖北省新洲县（现武汉市新洲区）宝龙“五七”中学（现新洲区汪集二中）度过的。说普通，是因为她的确只是鄂东南丘陵地带人民公社办的一所农村中学。但是这所学校又很不普通。一看“五七”中学这个名字，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学校是按毛泽东的所谓“五七指示” 的精神取的名字，完全是文革时期左倾思潮的产物。的确如此，宝龙“五七”中学是当时学工、学农、学军的典型，是文革期间湖北省的大名鼎鼎的“名校”，在全国教育界都有点名气。按说，在这样的学校，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很幸运的是，在这所中学，我遇到了一批极有才华的语文老师，其中，孙东临先生和谢汉斌先生，是公认的两位名师。两位先生一位充满激情，一位富有谐趣，对我后来的“语文人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一）孙东临先生

 

孙东临先生在我们学校占有好几个第一。
孙东临先生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学历为大学本科的老师。他196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当时叫东北人大）中文系。而我们学校其他老师，要么是专科生，要么是中专生，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师是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什么是“本科生”，什么是“专科生”，还不大明白。只是从学校老师日常带尊敬的议论中感觉到他这个本科生的意义。
孙东临先生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北方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本地人，讲的都是本地的方言土话。老师虽然是从四面八方而来，但最远的也只有一位外语老师是从武汉来的，从来还没有过外省来的老师，所以老师同学的口音都差不多，谁也没觉得谁土气。不过，我们虽不会讲普通话，但是心里头觉得普通话好听，讲普通话的人更有文化，甚至更有风度更有气质更漂亮。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一方面应该是普通话本身的确是好听，另一方面是平时我们只能听广播、电影中的人物讲普通话，身边几乎没有讲普通话的人。忽然来了一位讲普通话的孙东临先生。孙东临先生是山东烟台人，具有标准的山东人身材，高大魁梧；脸上架着一幅高度近视眼镜；脑门呈很明显的坡度，像毛主席，且他的头发也是毛主席那种往后梳的“倒背头”；豪放气质中有很浓重的书卷气；讲课时激情充沛，一口标准且底气很足的普通话极富磁性。所以特别吸引我们的眼球，被同学们认为是“最有料的老师”。就是他没有上过课的班级，同学们对他也很是好奇，经常远远地看着他，像看明星。
与上一点有关的是，孙东临先生是我们学校老师中，夏天唯一穿短裤上课的老师。当时学校有规定，老师上课一律不得穿短裤，只能穿长裤。但是孙东临先生是北方人，每到夏天，比较怕热，学校特许他穿西装短裤上课。所以我们觉得孙老师特“牛”。
孙东临先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请其他老师“指正”自己的文章的老师。有一次，我看见孙东临先生把自己的一篇重要文章（应该也是批判稿之类）给谢汉斌老师看，请他提出意见。当时我想，孙老师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写的文章还请谢老师看啊？谢老师还稿子的时候我也碰到了，谢老师对孙东临先生说：“老孙，我蹋（堂按：方言，意为“划掉” ）了不少。”孙东临先生高兴地说：“蹋去好！蹋去好！” 稿子上用红色毛笔划掉的的确不少。当然，后来我也看到过孙东临先生帮谢老师“蹋”稿子。
孙东临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和其他老师吵架我却听不懂他们吵架的语言的老师。按说，吵架是最好懂的，其他老师发生争执，偶尔被我们撞见，谁对谁错我们搞不清，但是双方争论的语言我们能听得明白。比如每一次老师们打篮球，孙东临先生是绝对主力，每次上场他都用一根布质的橡皮筋系住近视眼镜的两个支架，然后把橡皮筋戴到脑后，这样打球时眼镜不会掉下来。即使如此，每次孙东临先生上场，同学们还是担心，激烈的比赛中篮球会不会把他的眼镜打碎？但是孙东临先生球艺高超，总是让我们白操心。不过，万一总是有的。一次比赛正激烈进行，孙东临先生已经转身回防，接球的老师从后侧面把球飞向孙先生的头，可是他本人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从后边飞来的球，结果眼镜被打碎了。孙先生很是恼火，拿着没有玻璃的眼镜框，不断责备那位失手的老师，那位老师很不好意思地满口赔不是。好在孙东临先生的眼睛没有受伤，同时他另有一副眼镜备用。这次不算吵架的吵架，我们都听得懂。可是有一天，我去给老师交作业，经过学校总务处，听见孙东临先生在总务处和总务处主任议论着什么，声音不很大。但是当总务主任说了一句“我不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吵”之后，孙东临先生似乎觉得受了莫大侮辱，大声和总务主任争论起来：“我们是知识分子，你是无产阶级啊！你是无产阶级啊！”当时我就一点也不懂孙东临先生这句“我们是知识分子，你是无产阶级啊！”也不懂他为何这样生气。当然，现在是懂了。
孙东临先生是第一个和我通信多年的老师。我和孙东临先生通信，最初的原因应该追溯到那次“抄袭事件”。
上文已经说过，在初中阶段，我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不仅语文好，数学也好。但是到初三年级，有一次举行数学测验，不知何原因，我只得了76分。76分在那次考试中并不算低分，但是我以往每次数学考试成绩总是数一数二，76分比起我应该的得分距离较大，所以数学老师魏老师见我面就责备说：“不行啊少堂!”魏老师这句“不行啊少堂!”成了我数学成绩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对数学就逐渐失去信心。
高中阶段，正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回潮”的时候，所以我们高中比初中学的东西更少，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更是完全停顿。当时农业学大寨，搞人造梯田，我们的数学就学“小平板测量”；物理学的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水泵)，还有就是电路安装（所以后来我装修房子，老是经验丰富地教装修工人如何安装电路）；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学完，接着就学习“农药配制”；生物课就是学习“浸种催芽” 。语文课呢，基本上没有正式教材，有也是薄薄的一本，而且经常扔在一边，最常用的语文教材是用“两报一刊”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语文老师经常带着一张报纸上教室），以及上边根据政治形势临时编写下发的学习材料。这种情况下，我就经常不上学。不上学干吗？学习“搞文学创作”。
15岁的农村孩子自己学习写散文写小说，在当时我们学校，是空前的，唯一的。因此按说，30多年前，我也是校园“少年写手”了。
别看我当时年纪小，我写的散文和小说的篇幅都很长，一篇上万字的情况是很经常的。最长的一篇是小说《三百斤糯米》，主题和当时“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主旋律”一致，写的是一位农村干部搞特权，贪污三百斤糯米的故事。我们小时候，糯米是很珍贵的东西。写完后我寄给《湖北日报》（当时投寄稿件是不要钱的，只把稿件信封右上角剪去，写上“稿件”和“邮资总付”字样即可），大约一个多月后，《湖北日报》文艺部编辑退了稿，退稿信上说我以三百斤糯米写小说是“小题大做”，不过给我寄了几本稿纸。当时我还几次给《长江文艺》投稿。一天，我又写好一篇小说，投寄给《长江文艺》，第二天觉得没事，就上了学。
到学校后，同学都怪怪地看我，我敏感到气氛不对，觉得有大事发生。可不，班长告诉我，孙老师昨天上课时在班上点着我的名字严厉批评了我，孙老师说我把抄袭的文章往报社寄，还说他读的书用车拉，连我是抄哪里他都知道，要我来学校后到他办公室去交待问题。
一听班长的转达，我既紧张又兴奋。我知道，又有稿件退回了，孙东临先生肯定是看了我的退稿。但是我绝对没有抄袭，所以我不怕。
我以前是很怕孙老师的，此前从没有和他单独接触过。但是，当我往孙东临先生办公室走去时，很镇定，因为没有做亏心事么。
当时办公条件很差，老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只能在宿舍办公。我敲了孙东临先生的宿舍门进去。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孙东临先生厚厚的近视镜后面两只大眼盯着我，第一句话就很吓人。
知道。我说。
答完后我吓了一跳，我都敢这样回答孙东临先生啊？
孙东临先生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是《长江文艺》的，然后他从信封中抽出我的散文《灯的光辉》。这是我给《长江文艺》的投的一篇散文，是用象征手法写的，把灯象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扑向灯火自取灭亡的飞蛾，象征帝修反。有近万字吧。
那你说清楚是抄哪里的。孙东临先生把《灯的光辉》拍在办公桌上，声音很响。
我没有抄。我低着头说。
没抄？要老实！抄袭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孙东临先生提高了嗓门。
我就是没有抄！我看了孙东临先生一眼，一点也不怕他了。
没有抄？你会用这种象征手法写文章？孙东临先生盯着我逼问。
我们村夏天田里地里害虫多，都是把电线牵到田里地里，在铁丝网中间安上日光灯，灭蛾子。我说。
孙东临先生翻了翻《灯的光辉》，又放在手里掂了掂，整整一本信笺，仍然显示出不相信的神情。
没抄？你小小年纪能写这么长的文章？我读的书得用车拉，你抄的哪里我都知道！孙东临先生生气地说。
你说我是抄的，那你把我抄的文章拿出来对质。我一咬牙说出了早准备的话。
我这话一说，孙东临先生看了我一眼，声音不再加大，但是还是要我交待抄袭。
因为我真的没有抄，所以要我交待抄袭问题，我不仅没有压力，反而有些得意。
我真是很得意，得意的很。
然后是不短的沉默。
我绝对没有抄袭，但是写作之前，我在《解放日报》上看过一篇写灯的文章，受到启发。想起我们村夏天用日光灯引蛾子灭虫子的事，我觉得我也能写一篇《灯》，但是我的写法和报纸上那篇不一样。我解释道。
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同学都订一份报纸。我喜欢上海的报纸，于是就订了一份《解放日报》，同时把《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文艺作品都收集起来。
那篇文章呢？孙东临先生问。
我从口袋拿出那份《解放日报》。
孙东临先生接过报纸，仔细看起来。看完后他半天没有说话。
你先回班上去，我再研究研究。孙东临先生说。
我回到班上，同学们都观察我的表情。表面上我还是一副挨老师批的样子，但是心里却为自己写的文章被老师认为是抄袭的感到无比自豪。
要知道到那时我还不到15岁。
后来，孙东临先生再也没有提抄袭的事。只是偶在学校碰到我，顺便问一句：
程少堂，最近写小说了没有啊？
没呢孙老师。我不好意思地回答道，然后从他身边一下窜过去。
有一次一班同学到农村实践浸种催芽，结果不小心睡过了头，温度高了，把芽子都烧死了。孙东临先生就对我说：
程少堂，这事可以写小说啊！
不过最有故事性的还不是这个。
有一段时间学校流传一个故事，说的是有几个同学研究如何把猪变胖。他们先是剪掉猪的耳朵，后是剪掉猪的尾巴。不久，《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个美国胖子变胖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手术时割掉了扁桃体受刺激变胖的。这些同学受到启发，动手去割猪的扁桃体，结果把一栏猪割死了大半。老师们当笑话讲时我也在场。孙东临先生见我，说：
程少堂，你不是喜欢写小说吗？这个故事你写不写，你不写我写了啊！
……
我后来能在写作上有些信心，跟孙东临先生批评我“抄袭”，使我发现了自我有关。


1976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做了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连续3年参加高考。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其他同学，成绩稍好点的，都考中专走了——农村的孩子那时能跳出农门就万幸——只有我一个坚持要考本科。这样固执，可能跟孙东临先生是本科因而在学校备受尊重有关。备考的3年期间，我经常到孙东临先生哪儿去请教，他不仅指导我复习，还给我提供复习资料。
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数学太差，总分上不去。
你语文还考及格了，学校应届生今年高考没有一个语文及格的。孙东临先生鼓励我说。
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又名落孙山。
孙东临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指导我。我准备第3次高考。有一次我回母校请他指导，孙老师把学校数学模拟试题给了我一份。
你数学差，拉分，回去得好好搞一下数学。他说。
我把孙东临先生给我的数学模拟题拿回去仔细看了，上边只有一道证明勾股定义的题目我会。
后来我又反复钻研三角函数，以前觉得公式太多记不住，后来掌握到其中的诀窍，只记一个公式其他可以推导出来，把这一部分攻克。
1979年参加第3次高考，数学试题上正好有证明勾股定义这道题，8分。我欣喜若狂。加上三角函数试题也能做，所以那年的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终于考上大学。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孙东临先生也考回母校吉林大学，在著名学者诗人、《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张松如（公木）先生门下攻读先秦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我和他一直保持通讯联系。
孙东临先生现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的先秦文学教授，笔名石观海，大约来源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句。

（二）谢汉斌先生

 

北京有一家著名的大型教育门户网站，曾经讨论过我的课例《把玩诗歌——〈你是我的同类〉欣赏》，讨论到后期，我出面答谢网友，发过这样一个帖子：
“我的课堂教学和讲座比较幽默，与我的经历有关，最重要经历之一，是我在中学时代碰到过一个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后来做了武汉市新洲区教育局教研室语文教研员，他就是谢汉斌先生。中小学时代，许多老师的教学情形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谢汉斌老师的语文课我是永远也不会忘的——他教我们语文的时候是在文革后期，但他的课笑声满堂，我们当时是盼着谢老师来上语文课啊！我之所以喜欢语文，喜欢讲语文公开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多年前谢汉斌老师的课使我觉得语文课能够魅力无穷。为了把我自己的语文课讲得像谢老师那样有魅力，我拼命买书，拼命读书，并且力求让自己的语文教学具有魅力和美感。”
这个谢汉斌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谢汉斌先生体型高挑清瘦，用时髦的话说是骨感；虽常年伏案，但腰不弯，背不驼；衣着很风度，很飘逸；琴棋书画，都很有一手。谢汉斌先生也抽烟，但是从不直接叼烟，而是咬着一种褐色塑料烟嘴，其气质风流倜傥，其表情似笑非笑，其个性潇洒不羁；有才子气，颇具魏晋风度，属老派文人的派头。
谢汉斌先生的潇洒不羁，从他写字也可看出。中小学老师写字，一般都是讲究规矩方正，四平八稳。但是谢汉斌先生无论是上课板书，还是平时写文章，他的字都一律向右倾斜20——30度，虽然倾斜得很整齐，但是其他老师是不敢的。
谢汉斌先生的学历不高，是50年代后期湖北省重点中学新洲仓埠高中毕业的。文革前的仓埠高中的名气之大，有一个口号最能说明问题——仓埠高中的高考口号是如雷贯耳的一句话：“向清华北大进军，剃华师武大的光头！”这个学校文革前高考，学生是不把华中师大和武汉大学放在眼里的，高考都冲着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使劲儿。谢汉斌先生在学校读书期间就是有名的才子，高中时代恰逢反右，据说险些被打成右派，结果误了上大学。腿似有小疾。谢汉斌先生虽是高中毕业，但是才华横溢，有个性而不凌厉，在老师和同学中人气颇旺。
谢汉斌先生虽然腿有小疾，但却是篮球裁判专业户，学校老师每次打篮球，基本上都是由他执掌裁判。他平时风流倜傥，很讲究派头；运动场上亦举止有节，风度翩翩，跑起来也比别人好看；吹出的裁判口哨响亮，干脆，长短适宜，很有文化。
谢汉斌先生的语文课，同学们是又怕又爱。
爱，是因为谢汉斌先生上课幽默，堂堂课笑声不断，所以上他的课既轻松又享受。还有一个原因是，谢汉斌先生上课不大留作业，上完课就走人，不拖泥带水。
怕，是喜欢谢汉斌先生喜欢用幽默口吻嘲笑同学。他发现你错了，他也不说错在哪里，就给你讲笑话，让你在被嘲讽中自己领悟。不过他嘲笑时绝不凶神恶煞，而且微笑。更准确说，谢汉斌先生的嘲笑不是冷嘲而是热讽，让你被嘲笑后不仅不觉得受伤，反而有被他看重的窃喜。说一个例子。我们中学是完全中学。初二时，我做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根据学校要求办批判专栏，一个毛笔字写得很好的同学协助抄稿。所有文章用毛笔在纸上抄写好后，已经贴上墙，负责抄写的同学在“‘读书做官论’对吗？”这标题前，加了一个“评”字，变成“评‘读书做官论’对吗？”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在意了也未必看得出问题。谢汉斌先生带队检查时看着哧哧直笑。但是他又不说话。事后，我去给老师交作业本，谢汉兵先生看着我笑，我觉得大事不妙。
听说你办的批判专栏有个标题是“评‘读书做官论’对吗？”谢汉斌先生似笑非笑地问。
是。我答，开始紧张。
其实就是你去检查的，还“听说”干吗？我心里想。
哈！哈！真是“评……对吗”啊？哈！哈！谢汉斌先生开始大笑。
我心里一紧，忽然明白错在哪里。本来是被谢汉斌先生讽刺了一回，但就是生出温馨之意。
记得1980年代，曾经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在新年前夕为一个以他本人为主题的漫画展览主持了开幕式。这篇报道说：
在西德，报刊登载的针对政治家的漫画，往往题材辛辣，情节丰富，对话中的主人公并不公平。但是，在西德并没有人对这种漫画抱怨。所有职业政治家都对上漫画习以为常，人们认为，不上漫画的政治家往往是平庸之辈。
后来从报纸上还见到美国政治家也是这种态度的报道。
遥想当年，我们被谢汉斌先生讽刺后，心态和德国政治家类似：被嘲笑后不生恨心反生暖意。
谢汉斌先生的教学，用美学术语说，是进入游戏状态；用哲学术语说，是进入自由王国。我找出一个他当年的讲课实录，是讲很不好讲很枯燥的形式逻辑的，你看看他是怎样讲的。

三则笑话一堂课

 

逻辑知识“论点”、“论据”和“论证”的教学，如果围着概念圈子转，或仅仅满足于书面的概念答案，会因单调枯燥而收效甚微。反之，结合选用思想性，科学性以及趣味性较强的典型事例进行教学，却能完成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任务，一举而三役并济。三则笑话一道题的语文课，虽然未必“正规”，却是一次有效的尝试。
第一则：巴尔特利日舌结
十八世纪初，伦敦有位叫巴尔特利日的占星家，诡称其《占星计算法》可以“预言”一切人死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斯威夫特决定揭穿巴尔特利日的骗术，“预言”巴尔特利日将于1708年3月29日半夜11时得寒热病而死。到时，又写了关于巴尔特利日死亡的报告，还发表了一则殡葬消息，伦敦一片哗然。这，使安然无恙的巴尔特利日大为恼火。他奔走四方，广为辟谣。不料斯威夫特当众宣告说：“我是按照巴尔特利日的《占星计算法》计算出他的死亡日期的。”巴尔特利日顿时膛目结舌。
第二则：巴尔扎克脸红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拜访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她出示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本问道：“亲爱的巴尔扎克先生，我想请求您仔细看看这本作文本，并且告诉我，这孩子的作文水平如何？今后的前途怎样？”巴尔扎克看完作文本之后回答说：“恕我直言奉告：这孩子今后出息不大，因为从字迹来看，他特别迟钝！”老太太惊奇地应声反问道：“您怎么连自己的笔迹也认不出来了？！”巴尔扎克没想到这位老太太竟是他孩提时代的老师，一时羞愧难当。
第三则：糊涂县官口呆
从前，有一老农遇荒年去县衙报灾，请求减免捐税。县官问道：“今年麦子收了几成？”老农回答：“收了三成。”再问：“棉花收了几成？”又答“二成。”县官第三次发问：“稻子呢？”老农叹息道：“也只二成。”不料县官听罢勃然大怒道：“胆大刁民！如此七成年景，然何也来报灾？岂有此理！”老农略加思索便回禀道：“大人息怒。今年年景实在不好，小人活了一百四十岁，从没见过如此大灾！”县官惊讶地训斥道：“胆大刁民，我看你不过六七十岁的光景，怎说活了一百四十岁？”老农回答说：“大人明察秋毫！小人委实只有七十岁，可我的大儿子有四十岁，小儿子也三十岁了。加起来不是正好一百四十岁吗？”话音刚落，众衙役哄堂大笑，县官目瞪口呆。
这几则笑话，赢得了满堂笑声。“三笑”之后，一道选择、填充题把学生引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凝神思考：
在三则笑话中，虽然斯威夫特、老太太和老农分别驳倒了巴尔特利日的（论点、论据、论证）、巴尔扎克的（论点、论据、论证）、糊涂县官的（论点、论据、论证）：但他们运用的手法却都是
。
由于“典型”理在其中，趣在其中，所以学生悟在其中，得在其中，老师则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了。

——引自王赛群主编：《语文教学艺术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5页。

 


谢汉斌先生讲课幽默生动，但骨子里仍属老派文人，故而喜欢“清议”，所以偶尔会因为“清议”吃点亏。例如，大约是1973年或1974年，学校成立最高管理机构革委会，县文教局任命学历初中、水平很低但漂亮的音乐女教师为学校革委会主管教学的副主任，老师们背后均议论纷纷，觉得很不妥当，但公开场合都不说话。只有谢汉斌先生在会上说，他个人对这个任命“组织上服从，思想上反对”。
谢汉斌先生大约的确为这句著名的话付出了某种代价。好像是要他在教师大会上作检讨。可惜我们学生没有机会在场，但是可以设想，他的检讨必定很好听。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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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2009-12-5 17:27 | 只看该作者    踩窝窝   送礼物   问候Ta [教师之友网]诚征专栏作者 民办教师：苦乐年华，光辉岁月

——《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我是1976年6月高中毕业，1979年9月上大学的。这期间，做了3年民办教师。这3年的民办教师生涯，我既有光荣感，又有辉煌感。

 

先说光荣感。
民办教师是没有工资可拿的，拿的是和公社社员一样的工分。就是说，身份仍然是农民。在中国，农民身份，有什么光荣感可言呢？
那时节，农村生产大队办的学校中民办教师的命运，是完全控制在大队支部书记手上的，他要你教书你就教，不要你教你就滚蛋，回家种田。所以，做民办教师期间，我们最怕的就是大队支部书记。这个书记，就是下令推平我祖母坟墓的那个人。
更高层的领导基本上是不会光顾我们这样的学校的。但是大队支部书记经常到学校逛。他来逛，一是给老师训话，二是蹭饭。给老师训话，从来没说过表扬话，只是黑着脸骂人。所以他一来，老师们就紧张，他要跟哪位老师握一下手， 那位老师就会激动半天。书记并没有什么文化，教书的事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就是喜欢到学校瞎指挥。有一天，酒足饭饱以后，他心血来潮，要检查每个老师的教学进度。
我本来是教语文的，但是，初一的英语课没有人教，教务处主任黄火青要我把每周一节英语课兼起来。我说我只认得26个英语字母，怎么教啊？黄主任说：你还认得26个字母，别人还认不得呢！上边要求开英语课没办法，你先应付半个学期再说，以后不一定开。
话说到这地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硬着头皮上吧。好在半学期只有几节课，学校也不检查我的英语教学。于是我就每周兼教一节初一英语课，计划就教26个字母和国际音标（我也只会这个），抱着26个字母和国际音标打滚。轮到我汇报教学进度，我回答了语文教学进度以后，接着汇报了英语教学情况：
英语上了4节课，教了26个字母。
啊？你四节课只教了26个字母？书记很不高兴地说。
书记，只有26个字母啊！
那你不能勤快点翻翻书多教几个字母吗？书记很凶地瞪着我。
好在黄火青主任给我解了围：
书记，下次我们打条狗，请你吃狗肉，再让他多教几个字母！
一听说吃狗肉，书记的注意力马上转移，脸上就有了笑色。
不久后的一天，书记提前通知晚上要来学校，老师们心知肚明：书记又想开开荤。学校没有什么招待他，于是几位老师商量，上次黄主任答应给书记吃狗肉的，因此必须出去打一只狗，晚上给书记煮狗肉吃。大家雀跃着一致赞同。夜幕降临，书记一到学校，就闻到了狗肉香，脸色就好看多了。于是晚上就关起门来喝酒吃狗肉。几杯酒下肚，书记情绪高涨，少有的不批评人，说：
你们好好干，书教好了，我把你们提拔到大队小卖部去当营业员！
他这一句话让我们感动许久。那时的营业员可是一个肥差。
大队书记没把民办教师当回事。但是，在村民看来，民办教师是一个好位子。首先，民办教师也是教书先生，因此颇受村民尊重。其次，民办教师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或披风戴雨，或头顶烈日，辛辛苦苦地在地里干活，也着实令人羡慕。回想当年，我去做民办教师，还是父母亲托人说情，才得到机会参加考试的。当然，我做学生的时候成绩好是出名的，在这个学校读小学时成绩是全校第一名，老师都知道我，因此学校领导点名要我。我也争气，几个人参加招（堂按：那时没有“招聘”这个词，就是“招”）民办老师的考试，我考得最好。这应该是我当上民办教师的主要原因。
做上民办教师以后，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因此工作起来很是投入，得了不少先进工作者奖状。光荣感由此产生。

再说辉煌感。
作民办教师怎么会有辉煌感呢？这是我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或者说在特殊的时间，在特殊地点的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辉煌”。这种“辉煌”可以解释成：非常成功。
刚做民办教师的第一年，我只有17岁，还是个大小孩，但是在青年教师中已经算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因此经常和领导一起听其他年轻老师的课。我们学校有一位女教师，初中毕业，读书时学习成绩很差，但她是大队主要领导的儿媳妇，因此被特殊照顾做了民办教师。有一天上语文课，她把“但是”这个词讲了老半天，她自己当然讲不清楚，也就把那些一年级的孩子都搞得糊里胡涂的。最后这位女老师说：“但是”都不知道？你们记住！“但是”就是转弯的意思嘛！接着要学生用“但是”造句。学生憋了半天，造句道：
今天早上我出门上学，从我们家到学校，我经过了三个“但是”。
我那时的水平也不高，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间，要辉煌一下，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最感辉煌的，是民办教师那几年，我成了讲大型公开课的“专业户”。
我做学生尽管做得不错，但是教书，却是门外汉。加上当时年纪小，只有17岁，肚子里的货色又不多，站在讲台上总是发虚。

当然，我的发虚和别的青年老师的发虚有所不同。因为我毕竟是这所学校青年教师中“最有水平的”，再加上中学时代经常在大型批判会上发言，所以心理素质比较好，而且那时就基本养成了一种“人来疯”习惯，听课人越多，我发挥得越好。更有一绝招，就是，我经常回忆中学时代的一批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是如何上课的，然后模仿他们的一些做法。这样下来，我的课就比一般年轻老师的课明显要好些。因此，别的老师都怕讲公开课，我呢，倒是盼望有机会讲公开课，表现一下。
校内的公开课，听的就是那几个老师，所以并没有多少紧张。再加上周围的青年教师水平差些，所以，一讲，就成功，至少是比较成功。
汪集区（现在的汪集镇）文教干事黄干事（后来做了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校长），是一个懂行的文教领导。他经常故意只提前10分钟，就是在上一节课快下课时到达学校，然后下一节课就要听老师们的课。这个时候，老师们就比较紧张。学校为了面子，经常要程烈夫老师讲课给黄干事听。每次黄干事来了，我呢，也紧张，但同时也失望。紧张的是怕领导安排自己讲公开课，毕竟10分钟准备太短了；失望的是，领导总是安排程烈夫老师讲，我没有表现的机会。
烈夫老师是我民办教师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烈夫老师是我们程贤咀下湾人，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我上三年级的第一天，父亲没有钱给我买靛水（堂按：方言，就是钢笔墨水），就和烈夫老师讲，希望用几天他的办公靛水，等家里母鸡生蛋了卖了钱买靛水。烈夫老师满口答应。有一次由于紧张，给钢笔上靛水时，我把烈夫老师的靛水瓶都打翻了，靛水淌了一桌，但是烈夫老师并没有责怪我，连脸色都没有给我看。这事我记得很牢。
烈夫老师家里是富农成分。其父早年毕业于国民党时期南京中央大学政法系，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烈夫老师念高中时成绩很好，本来考上了大学，但是政审时，由于是富农成分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烈夫老师不仅是我工作的学校，而且很有可能是当时全汪集区，综合素质最好的老师。据说有一次全区民办教师转正（转成公办教师）考试，他的考分最高。他长得既潇洒又漂亮，歌唱得极好，二胡也拉得特棒，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他脾气也好，和所有老师关系都非常好。是公认的学校业务“一把手”。老师们都很敬重他。
欺负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大队支部书记。1976年的一天，烈夫老师看报，习惯性地研究报纸上中央领导的排名，然后在吃饭时和大家议论此事。大家正议论在劲头上，书记来了，一听大家议论的内容，书记眉毛一横：
程烈夫，又是你打头的吧？你总是对国家领导人说三道四，看来你还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你不要上课了，今天下午到5队（堂按：就是我们村）去劳动锻炼，什么时候锻炼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全大队有8个生产小队，我不知道书记为什么令烈夫老师到我们村去劳动改造。
三个月后，烈夫老师劳动锻炼的“鉴定书”是叫我回去写的。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队长。父亲说，把烈夫老师的鉴定写好些啊！书记要来听的！那还用说，我是烈夫老师的学生，他待我又好，所以写鉴定时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用尽全力，满纸都是“程烈夫同志认识非常深刻，劳动非常积极，给生产队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之类的好话。那天我受命在我们村群众大会上念这个鉴定书。看到坐在会场的烈夫老师，我一边念鉴定书一边心里怪怪的，我总觉得我怎么能给老师写鉴定念鉴定书啊？很难为情，感到很不自在。所以我对文革中那些跳上批斗大会主席台挥拳打老师的学生完全不能理解。
烈夫老师返校后，就跟我说，以后上边有人来听课，你去讲。
他们这些人只提前10分钟到学校，我怕准备来不及。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回他的话。
没得事，10分钟准备足够了，你就把一堂课的几个主要问题设计好，板书设计好，就行了。烈夫老师指教我说。
烈夫老师的这句话，是对我教学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成了我终身的教学圣经。
在烈夫老师的指导下，我逐渐摸索到一些讲公开课的基本规律。比如，在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师自己的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通过主问题设计将教学目标层次化逻辑化，然后把教学过程的启承转合设计好，尤其是教学过程中的过渡要设计好，切入点（突破口）要小而巧。另外要准备一点调节课堂气氛的好“料”。
以后上级有人来学校，公开课就由我上了。虽只有10分钟准备，但是我按照烈夫老师的指教，用七八分钟设计好几个主问题，把板书设计好。有时他在和上级领导聊天的中间，跑出来看看我的设计；有时我去把他从领导身边喊出来，请他看看我的设计。烈夫老师过来后，有时点拨几句，更多就是鼓励。上课铃一响，我满怀信心走上讲台。
由此，我讲的课被上级领导大力推崇，区文教组多次在我们学校举行由我主讲的全区性大型公开课。这样层次的公开课，在我以前，这个学校是没有开过的。
记得第一次上全区性大型公开课之前，区文教组教研员林老师亲临学校三天，天天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说课。林老师又高又瘦，但是说起课来很有激情，而且思路很新。我记得那次上的是《巴甫洛夫给青年的一封信》，思路基本上是他出的。正式上课那天，我还是紧张，到学校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灌下去，好让咚咚直跳的心平静些（那时只有这条件）。
毕竟是烈夫老师的弟子，头一炮打得很响 。我旋即成了全区语文老师中的名人。

不过当时没有多少名人的感觉。最大的感觉是，通过这次做课，我的课堂教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因此我认为，讲公开课之前，如果能跟高水平的教师说课磨课，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意义重大。
顺便说一下，我讲公开课时，我中学时代的其他语文老师也都来听课，只有孙东临先生和谢汉斌先生从来没有来听过我的课。他们不来听我的课，我既感失望，又觉轻松。要是他们真坐在下面听课，我可能会要乱了方寸。我估计，他们不来听课，大半是为了减轻我的压力。
讲了几次全区性公开课，小小的王龙学校名声大振。校长不久从民办教师转正成公办教师 。那个从来没有和我握过手的大队支部书记，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但是，没有等到他提拔我到大队小卖部做营业员，1979年9月，我终于在第三次参加高考后考上大学，到武汉上大学去了，只好挥一挥手，向我辉煌的民办教师生涯告别了。
我上大学后，烈夫老师还给我介绍过对象。那女孩是他的学生中最漂亮的一个（真是漂亮），也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已经接了她父亲的班当了工人拿工资。不过只有初中文化。要是我在家里做民办教师，能娶上她，恐怕是梦想。但是，我现在毕竟是难得的大学生了，想找文化程度高点的。因此我不愿意，但又不好直接拒绝，就给烈夫老师回了一信，引用了在大学刚学的半懂不懂的李清照的名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个引用在那个语境下好像不大准确，意思可能弄反了。意思弄反了最有力的证据是，根据我的引用，水平高的烈夫老师还以为我同意这门亲事。后来，他对我父亲说：少堂不同意，又跟我打哑谜。
1980年代后期，烈夫老师开始患糖尿病，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不到50岁，就英年早逝了。父亲说，烈夫老师去世前，人已经消瘦得完全变形，见到我父亲，说：我不知能不能见得到少堂一面啊？我父亲说：他太远了，你怕见不到啊！
听着父亲的转述，我有些伤心。我觉得父亲回答得不大好。要是当时父亲告诉我一声，我就是不能专程回老家一趟，写封信给烈夫老师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想，烈夫老师要是能看到我一封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也应该心生些许安慰吧？
我欠了烈夫老师一笔帐啊。
总有一天，我得给烈夫老师上上坟，在烈夫老师的坟前给他磕一个头，在烈夫老师坟头献上一束珍藏在我心头几十年的鲜花。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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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我提交给出版社的《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第一部分“我的语文人生”原稿是没有这一篇的。此篇是后来应出版社要求补写的。)

 

 

 

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除了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情感积累之外，还要有一手好文章。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我的看法是，好文章都是“废话连篇”，具体说，把废话说出艺术性，说得感人，就是好文章。

 

2006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位朋友女儿的婚礼，感触良多，回家后趁着酒兴，写了一篇1500字的书信体抒情散文《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这篇文章的写作可以说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到现在我也不想增减删改一个字。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我们当年

 

——给女儿的信

 


 

     程少堂

 


 

瑶瑶：

 

爸爸今天给你写你做我女儿来的第一封信。

 


 

爸爸今晚（2006年9月25日），应邀参加一位朋友的女儿的婚宴，在深南大道南，深航大厦锦江国际饭店。饭店金碧辉煌，婚礼隆重热烈。不过你知道，爸爸虽不是什么官员，但是，爸爸喜欢的是独处独行，是安静，甚至寂寞，是从不参加这种热闹活动的。因为爸爸觉得，在喧闹的人群中，在觥筹交错之中，感觉得到的，是心灵深处的无尽的孤独。因而，有时迫不得已，爸爸宁可把“红包”让同事带去，也要找一个理由不去赴宴。爸爸大学的同学，在深圳市也有好多个了，其中有的已经作了深圳市的大官，但是，你早已经知道了，所有同学都说，深圳的同学，你老爸，程少堂，是最难请的。

 

但是，今天，你老爸，去了。

 

因为，今天，请我的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叔叔，和我同类。

 


 

在朋友女儿的婚宴上，在整个婚礼过程中，看到朋友的女儿幸福的陶醉的样子，我眼泪汪汪，眼泪汪汪。我给你妈和好几个要好的朋友发了短信（但是我没给你发），我告诉你妈和几位要好的朋友：“我婚礼看得眼泪汪汪——我没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女儿，肯定有。”

 


 

女儿，再过一个多月，你就满二十二周岁了，也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我和你妈，也要送你走上婚典的舞台。我，作为你的爸爸，也要讲几句话。

 

可是女儿，你知道我会讲什么吗？

 

我会讲三句话——

 


 

女儿，你小时候，爸爸从没打过你。倒是你长大了，爸爸脾气不好的时候，或心情不好的时候，骂过你，甚至打过你。但是爸爸请你原谅，不要记恨。因为，这世界上，你是我最亲的亲人
。人情炎凉，世事冷暖，这世界上的事情，你已经看得不算少了，有些事情你永远不能预料，有些事情你永远可以预料。比如说，你就不能预料，哪些人跟哪些人可能说人生的“拜拜”；但是，你永远可以预料，我和你，永远，永远，永远不会说“拜拜”，因为，你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我的血液，你的胸膛里响彻的是我的声音，你的脉搏的节奏，和我天然一致。

 


 

女儿，你幸福与快乐的时候，不用告诉我和你妈。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不用你告诉我们，我也能全知全觉，甚至先知先觉。因为，你的呼吸，就是我的呼吸；你的心音，就是我的心音；你的脉搏，就是我的脉搏；我的魂灵和你的魂灵一起悸动。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的愉悦，你的无忧无虑，无论在天涯海角，不用你告诉，我都能和你同步感应，和你产生异地共鸣。女儿，你的幸福与快乐，我全知道，我全知道。不用你告诉我！你独享幸福之时，也就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女儿，你的痛苦和忧愁，我也知道，我全知道，但是你要一笔一划、一标一点地告诉我和你妈。因为，你的痛苦，你的忧愁，我不愿你一人承担，我来和你分担。小时候或你不很小的时候，你调皮时或不很调皮时，老爸脾气不好或心情不好时，曾粗暴地怒骂着叫你滚出去，那是在你幸福的时候，那是叫你在幸福中打滚。但是，在你长大成人，在你成家立业雏燕离巢的今天，在你也许肯定有一天有痛苦有忧愁的时候，老爸焦急地等待着，随时欢迎你滚回来，欢迎你随时滚回来。我们家里有三把钥匙，我和你妈活着的时候，三人各自一把，我们家的大门小门正门侧门所有的门，任何时候，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全都向你敞开，向你全部敞开。当我和你妈不在的时候（总有那么一天吧？），我们家的三把钥匙，全都在你手上。

 


 

看完这封信，你也许会说
：老爸，你这封信的标题不是叫“我们当年”吗？你怎么没讲你和妈当年结婚的事情？

 

女儿，遗憾得很，我跟你妈当然结过婚，但是，我们没有婚礼。

 

我们没有当年。

 


 

不过孩子，只要你有幸福的今天和未来，我们，不要当年。

 


 


 

                                                            
老爸

 

2006年9月25日晚参加朋友女儿婚宴返家后泪书，

 

       写毕于午夜12点06分。

 


 


 

 

 

此文在语文味网发表后，在深圳引起强烈反响，是语文味网开办以来短期内浏览量最大的文章。随着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从文章后面所跟帖子的IP地址以及其他途径反馈回的信息看，她的读者大大超越深圳界限，遍及广东、广西、江西、陕西、湖北、湖南、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重庆等地。许多读者被感动落泪。不少读者在文章后发表了感人的评论。例如，网友“束” 评论说：“不忍细读。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也有一个女儿吧。”（从IP地址看，网友“束”是山西太原的） 网友“晴空一鹤” 评论说：“父爱绝唱，感天动地！”（从IP地址看，网友“晴空一鹤”是重庆的）网友“1997cyc” 评论说：“性情中人，剑胆琴心。”
（从IP地址看，网友“1997cyc”是温州的）网友“zhmyang” 评论说：“ 心中有爱，笔底生香。自古才情两不离，字字句句皆惊心啊!” 网友“taosy” 评论说：“率真动人——用男人之心曲父爱之娓音抒发爱女之情长!
” 网友“陈特” 评论说：“来自冰山上的灵魂的声音，自是非同凡响；发乎人世间的常情至情，绝对撼天振地。个性鲜明之语，父对子女的纯情言语，远远超越众生常谈；心灵甘霖必会浇灌出恒久的绝响。”深圳市龙岗区龙城中学毛雨先老师还赋诗一首：“常见连篇假，难能半句真。与其听谎话，何不望青云。信手抒真意，随心写妙文。陈情唯一表，后继少堂君。”《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新娘的父亲9月27日也看了这篇文章，以下是他看后发来的两条短信：“少堂兄：读了你的文章我不停的淌眼泪，我被你文章中真情深深感动”，“这是我看过的最令我感动的一篇文章，对父女之情描述达到最高境界，无人会不为此动容。” 就是他在他女儿婚礼上的讲话场面（不是内容）激发了我的情感，他是《我们当年》的间接创造者。

 


 

与这篇文章在网络迅速流传，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深圳市内外的一些语文教师把《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引进语文课堂。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将《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与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一起印发学生进行比较教学。（我以前没看过贾平凹这篇文章，但有趣的是，贾平凹对女儿说的也是三句话。)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中学曾小毅老师将《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和教材中的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进行比较教学，效果很好。深圳市福田区也有语文老师把拙作引入初中语文课堂。著名特级教师、重庆外国语学校王君老师用《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给初一学生上了两堂课，一堂点评课，一堂讲读课。两堂课上的都很成功。本来，初中一年级学生理解《我们当年》中的情感是有不少障碍的，但是王君老师的从“啰嗦”切入，从“相同标点的反复”、“ 同一词语的铺排”、“ 近似语句的回环”等三个角度展开课堂教学流程，切入点之新颖之巧妙，令人惊叹，而且整个教学过程“贴着作者讲”，“ 贴着文本讲”，把学生的思路循循善诱到作者的思路上来，使整堂课洋溢着浓浓的语文味。王君老师能把《我们当年》这一课上得这样成功，其成功的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令人信服地彰显了一个优秀青年教师深厚的语文功底和杰出的教学艺术才华。她的《于“罗嗦”处见精神——〈我们当年〉课堂教学实录》在语文味网发表后引起广泛好评。就目前我了解的情况看，王君对《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的理解最切合我的写作之意图和运思之匠心。后来还有老师用《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作为阅读材料命出了很好的试题，发表在《语文报》上。

 

 


《我们当年——给女儿的信》引起的反响之大，激起的眼泪之多，大大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当然也有个别读者认为这篇文章啰嗦不是好文章。这很自然就引起我的反思。

 

20世纪中国著名语文教育家、被称之为“三老”之一的张志公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教语文就是教思路。有个别老师看了《我们当年》后跟帖说：“这篇文章哪里是好文章啊？看程少堂啰里啰嗦，就知道他老了。”说《我们当年》啰嗦是对的，但是罗嗦就一定不好吗？为什么这么啰嗦的文章感动了那么多人呢？究竟是那些被《我们当年》感动了的读者的审美观有问题，还是指责《我们当年》啰嗦的读者审美观有问题呢？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不啰嗦吗？李密的《陈情表》不啰嗦吗？诸葛亮的《出师表》不啰嗦吗？《诗经》中的哪一篇不啰嗦？（《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章只有个别字句不同）《离骚》就更啰嗦了，以致后来的无数专家都没法给它分段，因为屈原像一个精神病患者颠来倒去地反复在那儿啰嗦。但是，与其说啰嗦并未影响它们成为千古名篇，倒不如说正是因为这些啰嗦才有了感人的力量，从而成就了他们。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绝不是也不敢拉千古名篇以自重。我的意思是：“废话连篇”——我们“化”用这个成语——即把废话连成篇，说出艺术性，说得感人，就是好文章。语文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探究这些名篇啰嗦的原因和逻辑；作文教学就是要教会学生说“废话”，把“废话”说好了说感人了，就是好作文。著名作家韩石山认为：“写文章，尤其是写小说，写散文，就是废话的艺术，所谓的语言艺术，就是废话的艺术。……只有废话说得好，才叫会说话，才叫懂得艺术性，才叫文学语言。”（韩石山：《韩石山学术演讲录》，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174页）早在见到韩石山的有关言论之前，几年前在网络上讨论我的课例的时候，我就回帖阐述过一个“另类”观点：没有废话的语文课不一定是好课，要好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很讨厌所谓“没有废话的语文课”；语文教师就是要学会说废话；好的语文课需要许多废话才生动丰满；我讲公开课备课时有一个环节是备废话。看来我和韩石山是“英雄所见略同”。后来我把这一观点发展到指导学生作文方面。2007年12月8日至9日我在河南周口市、2007年12月16日在郑州市分别给两地学生讲了三堂作文指导课，课题就叫《作文无难事，只要会“废话” 》。2007年12月22日我在北京师大讲学时，也给全国各地的高三语文教师讲了《作文无难事，只要会“废话”》的基本观点和做法。

 

最后，我对拙作《我们当年》用一句话来作自我评价：岂有文章惊深圳， “废话连篇”只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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