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珠飞段直播间: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有两层含义：就阶级意义而言，它寻求的是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王朝的自我振兴；就民族意义而言，是图强御侮，增强抵御列强入侵的能力。洋务运动进行了30多年，从总体上看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这是封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旧的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同时兴办洋务，引进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技、外交人才，也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条件。民用工业的兴办，对抵制西方经济侵略也多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洋务派所倡导并推行的洋务运动所包含的各项内容的核心思想是学习西文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所承载的却是西方的文化。因此，这种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同时也是一场西方文化的移植。而西学的引入必然会涉及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等的关系问题。而且随着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加深，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就成为提倡西学的洋务派不得不正面做出明确阐述的重大课题。反对学习西方的守旧顽固派以捍卫传统名教、恪守祖制为立论根据，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西学的引入将破坏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危及大清王朝。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及纲常伦理作为华夏文明的精髓这种中国人奉为信条的观念为依据，所以他们在态势上是占有优势的。而洋务派从本质上说也是传统孔孟之道的信徒，他们不可能从正面政府传统的中学，只能论证中学与西学互不矛盾，而且二者具有互补性，可以相辅相成，引进西学对中学有益而无害。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可以互补的最简便方法就是利用“西学中源”说。守旧派为了贬低西学，认为西方学理技艺均是剽窃于中国，这些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实际上“西学中源”说并非始自晚清保守派，早在明末徐光启、方以智等人在关注西方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把由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相通性而表现出来的中西科学认识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一厢情愿地解释成西方的科学认识都来源于中国，“皆圣人所已言”。保守派重提“西学中源”说是想说明，既然西方一切先进的科学都来源于中国，中国的“正学”是“西学”的本原，而本原必定更博大精深。既如此，我们何必舍本逐末地去学习“西学”呢？只要从“中学”中认真寻找就足够了。但是，“西学中源”说具有双重效应，洋务派则反其道而用之，用之证明西学之可用。西学既然是中国古书有之而后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本来就是中学，可见西学不是异端，不是与华夏文明相异类的夷狄之学，因此学习西学其实就是学习中学，其实是继承祖宗事业的一种途径。这样洋务派不但可以堵住守旧派的嘴，而且不用背负“用夷变夏”的罪名了，而且在与守旧派的争论中，“西学中源”说成为洋务派手中一种非常犀利的武器：被守旧派指为“奇技淫巧”的西学都是载在中国古籍之中的，守旧派反对西学，证明他们孤陋寡闻，未能通晓中国典籍而已。这样，提倡西学也可以理直气壮了。

洋务派的“西学中源”说所举论据多为福话、传闻等未经证实之言，缺乏可信确切的考究，思维并不严密，时常做出绝对化的判断，把西学说成在中国古籍上都可以找到，这种诊断也反映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几乎接近于无知。过于强调文化的传承关系，忽视或根本不懂得经济社会状况对于文化发展程度决定性影响。即使能够证明西学确定源自于中国，也解释不了为何现今西学如此先进，中学如此落伍的原因。

“西学中源”说虽然论证了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交流，但是西学进入中国后两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两种文化在交流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等，这是洋务派必须回答无法回避的问题。只靠“西学中源”说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简称“中体西用”。

它最初是由苏州人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首先阐发的，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止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此后，洋务理论家们又反复用不同的言词和概念继承阐述这一思想，如薛福成主张“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5年4月，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以“沈寿康”的笔名首次明确概括出“中体西用”的说法：“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这一思想表述最为全面的是吏部尚书孙家鼐，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虽然不同的人使用的概念不同，但他们都是把西学置于附从的地位，在他们的思想里，“西学”是为“中学”服务的。可见，“中体西用”是以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为主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辅用，它具有保存中学和提倡西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洋务派反对传统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跨出了提倡西学的第一步，不仅主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设工厂、开矿藏、造轮船、筑铁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的教育、商务、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洋务派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说明他们利用西学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清王朝的反对封建统治这个“体”，这就注定洋务派不能担负起使中国真正富强的历史使命。

中体西用最基本的特征是：在中学和西学兼收并蓄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换句话说，这个“中体西用”论式的问世，是在信誓旦旦地确保“纲常名教”所代表的既有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成见，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成为富强之术。形式上重点是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西学为用”，也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举办机器制造工业，以资求强。

“中体西用”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洋务派，尤其最早期洋务派的价值观念及其对西方认识水准的制约。洋务倡导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在维护统治、捍卫名教的名义下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但是，他们同时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典章制度等都是先进的，并不需要进行改变。另一方面，“中体西用”的提出，未尝不是洋务派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用”之说，是在提倡西学和反对西学的论点中形成的，是争论的产物。提倡西学者，之所以要借助“中体西用”文化观定式来抬高中学之地位，并在形式上适当压低西学之作用，恰恰是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由于重视西学所招致的重大阻力。

以后，随着洋务派对西学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的内容也有所发展，分析论证也越来越细密周详，当着他们明白了西方富强之因是由于实行“重商富民”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度时，他们心目中的“中体西用”论式中之“西用”，无疑已迥然不同于当年所说之洋器洋技之长。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体西用”起过很积极的作用。相对于对外来事物深闭固拒、对西方世界懵然无知、顽固坚持“夷夏之防”、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的守旧思想，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承认西方国家不同于以往的夷狄，有优于中国的长处，值得中国学习效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的西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也从思想主张转变为实践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为中国近代化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综观它在洋务运动的全程中所起的作用，“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的是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但是，“中体西用”论自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本来，“体”和“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封建主义有封建主义的“体”和“用”，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体”和“用”，洋务派却硬要把资本主义的“用”移植到封建主义的“体”上，用资本主义的“用”来维护封建主义的“体”，注定是不会成功的。随着眼界的扩大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不少洋务派人物逐渐认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自身矛盾，认识到西学自有其“体”“用”，如淮军大将张树声在遗折中明确指出：“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批评洋务运动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止“中体西用”的口号，但是事实上已经在冲击着“中体西用”的藩篱。到19世纪末，“中体西用”理论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化进一步深入的阻力。

事实证明，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的时代使命，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日程。

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1、它第一次把向西方学习由思想主张变为大规模的实际运动，迈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但并未有大规模的实际行动，洋务运动实践了林则徐、魏源的主张，从此，“师夷长技”成为一股时代思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国近代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近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一。

2、它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带动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为中国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方式，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培养了第一批具有新知识的近代化人才，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国是在被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禁锢双重挤压下，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极端困难。正是洋务企业的开办，把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生的冻土顶开了裂缝，示范并带动了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和发展，而民间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3、它为中国近代化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化有经济技术、制度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洋务运动是其中第一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自然也不会有追求政治制度近代化的戊戌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更遑论文化心理近代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化一步步向纵深发展，没有洋务运动奠定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

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1、作为由封建官僚发动和主持的运动，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封建性。从其指导思想看，它“借法自强”的目的是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至于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封建性。

2、缺乏统一规划，洋务派官僚各自为战，显得零乱而没有系统。洋务运动不是清中央政府主动发动并有计划组织的运动，自然不会有统一部署。洋务派不是有统一纲领统一组织的政治团体，他们缺乏合作和协调，甚至互相拆台，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性。

3、布新而不除旧，影响了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中引进的机器生产、军事技术、科学教育等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全新的事物。但是，洋务运动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它是向充满着封建旧物的杂草丛中移植全新的花草树木，为了能使新事物扎根、成长，必须要对旧事物有所革除或改造，对此，洋务派并非完全没有认识，例如他们曾反复多次提出改革旧式军队，但是，由于洋务派职责所限，清政府不被动应付，不愿或不敢大举改造或破除旧物，就使得洋务运动不能顺利、快速、更大规模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