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龙族5路明非变黑王:发生在那41天的绝密内幕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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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那41天的绝密内幕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接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5天。这41天，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作者于光远，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于是在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我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他列举的材料更具体，批评得也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汪东兴的许多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在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陈云进常委
会议开了20来天之后，原先的议题已被突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了，事在人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个更好的中央领导班子。中央的最高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出席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于是各分组就有不少人议论谁该补进中央委员会、谁该补进中央政治局、谁该进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时候大家知道“上面”有个“只进不出”的精神，即只提谁可以进入中央、不提谁应该排除在中央之外的意见。
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最普遍，都说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别说他的位置应该在汪东兴之上。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队5人增加到6人。
汪东兴当时还在管几个中央机构——中央专案组、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警卫部队、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等。在讨论中央人事问题的同时，对这些机构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就提上了议程。
“文化大革命”中，重大案件一个一个制造出来。每出一个案件就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之上又成立若干个办公室，同时由于一个案件涉及许多人，一个大专案组下面又分设若干个分专案组，每个专案组设组长并包括若干个成员，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些专案组对各专案中涉及的人的生杀予夺起着极大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很难知道其中内情。而所有专案组都直接由汪东兴领导，他可以说了算。
与会者认为如不解决这些专案组问题，那么进一步解决冤假错案和处理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不可能做好。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对这样的事情更恼火，他讲当时还有两个组在搞彭、罗、陆、杨，两个组在搞“公检法”，一个组在搞“61人案件”，一个组在搞“总政阎王殿”，一个组在搞“二月逆流”。同时在林彪、“四人帮”的事情出来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两个组在审查“四人帮”的问题，六个组在审查康生的问题，三个组在审查谢富治的问题。他对原先审查老干部的专案组的人又去查“四人帮”表示不放心。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植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问房子70平方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
叶剑英功不可没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作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我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五天
中央工作会议12月15日散会，12月15日是个星期五，16、17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六和星期日，回家休息了两天，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会升始。全会没有举行开幕式，18日当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不再有什么主题报告。从三位中央领导发言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他的地位和他这一讲话的内容讲的是党的全面的路线任务方针政策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举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六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花太多时间。我过了五天比较轻松的日子。(据《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始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于光远/文)
凤凰资讯 > 历史 > 历史研究 > 正文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2007年11月17日 11:08《百年潮》杂志相关标签：[文革] [张春桥] [康生] [江青]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
5月间，康生虽然病情加重，但这段时间对江青的阴谋活动，一直热情支持，积极配合。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前，毛泽东曾提议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诬告说，总理住在医院里日夜找人谈话，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北京现在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了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康生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到底所谓何指？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又出任了第一副总理。其后，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这既是康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预料到的。联系局势的这种发展，再来想康生此前所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的真正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而康生在这之前急着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了。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死去。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老奸巨滑的康生临死前“揭发”过江青和张春桥，幻想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但他却没有逃过历史的公正审判。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没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惯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康生写给江青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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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南下做了什么 致使“四人帮”失去军权2009年02月05日 10:07中国档案局相关标签：[开国元勋]于无声处听惊雷——忆“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同志
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岁月，他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在粟裕同志直接领导下过来的，曾耳闻目睹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保护老干部的情况。这里回忆几件极平凡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的品德。
“对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粟裕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他带病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起来，来势异常迅猛。不过，军事科学院机关内部暂时还相时平静。全会以后，粟裕同志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相互间不够了解；军衔从元帅到士兵，各级都有，悬殊比较大，难免有些隔阂。现在要顺势善诱，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二是文化部系统各院校关于所谓“黑材料”的斗争。不几天，矛头对着两位院领导人的大字报接踵踵而来，调门愈来愈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三反分子”。我当时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办公室”主任，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只好到医院向粟裕同志请示，最好以他的威望来坐镇。
粟裕同志默默地听我的汇报，叹了一口气说:“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怎么能随便给人戴上呢？他们主持日常工作，很难避免会有缺点和差错。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共事很久，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根本谈不上三反的性质！”
过一天，粟裕同志抱病来到机关，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所谓群众代表，场面非常紧张，接见从午后一直延续到晚间八、九点钟。最后，粟裕同志讲话。他说有意见提出来是好的，也欢迎对他个人提出批评，但要经过核实后才能确定问题性质，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结论过早是不适宜的。
当年，我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志没有对我明讲，但在碰到一些难题时，却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他在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当机立断的大将风度和气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摸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当年十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偷快的风波。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说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那位坚持上纲的党委委员却推故不到。粟裕叫秘书再三打电话，还是不到，不得已，亲自打电话，他才勉强来了。会议不免又是一番争论。不过结果还不错，决定文件再加工，暂不上报，要进一步核实。
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护干部的一个事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粉碎“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广东，名为休息，实际上是在考虑许多国家大事。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丰富的战争经验，渊博的军事学识，考虑到未来卫国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具体办法，要我同他的秘书，共同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军委。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满了信心，感到党和国家从此大有希望。
一九七五年春，全国四届人大之后，粟裕同志受邓小平之命，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决定先到华东，这是有用意的。当时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妄图插手部队，上海又是“四人帮”的巢穴。他打算既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又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他四月出来，六月才回北京，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苏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所到县、市地方党、政干部的一些反映。他身体欠佳，仍废寝忘食，接见要求谈话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当有人问及对“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态度时，他说:“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们打招呼，隐约暗示“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在江苏，他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
在一个军分区的一次会上，许多同志对“民兵指挥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我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他听了以后，笑笑说要找这个老干部谈一谈。粟裕与他恳切地谈了话，对这位老同志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钟，对他此后没有在民兵问题上陷得更深，无疑是有好处的。
六月返京，适值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据军队领导要职，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军委写了书面考察报告之外，对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搞了一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次汇报，军委领导同志认为很重要。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在当年军委扩大会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也被采纳和应用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传达调我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特别提醒我要加强部队的党和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军委领导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我同了盛保持距离。要我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反映。他为我在迷雾中指出了方向。
这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事，发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里，然而，对于我，却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斗，苦旱的雷鸣，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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