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松伶的经纪人是谁:中国1978年41天发生的绝密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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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78年41天发生的绝密内幕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历史36天；接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5天。这41天，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
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
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作者于光远，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
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于是在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我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他列举的材料更具体，批评得也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汪东兴的许多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在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会议开了20来天之后，原先的议题已被突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了，事在人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个更好的中央领导班子。中央的最高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出席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于是各分组就有不少人议论谁该补进中央委员会、谁该补进中央政治局、谁该进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时候大家知道“上面”有个“只进不出”的精神，即只提谁可以进入中央、不提谁应该排除在中央之外的意见。
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最普遍，都说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别说他的位置应该在汪东兴之上。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队5人增加到6人。
汪东兴当时还在管几个中央机构——中央专案组、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警卫部队、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等。在讨论中央人事问题的同时，对这些机构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就提上了议程。
“文化大革命”中，重大案件一个一个制造出来。每出一个案件就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之上又成立若干个办公室，同时由于一个案件涉及许多人，一个大专案组下面又分设若干个分专案组，每个专案组设组长并包括若干个成员，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些专案组对各专案中涉及的人的生杀予夺起着极大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很难知道其中内情。而所有专案组都直接由汪东兴领导，他可以说了算。
与会者认为如不解决这些专案组问题，那么进一步解决冤假错案和处理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不可能做好。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对这样的事情更恼火，他讲当时还有两个组在搞彭、罗、陆、杨，两个组在搞“公检法”，一个组在搞“61人案件”，一个组在搞“总政阎王殿”，一个组在搞“二月逆流”。同时在林彪、“四人帮”的事情出来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两个组在审查“四人帮”的问题，六个组在审查康生的问题，三个组在审查谢富治的问题。他对原先审查老干部的专案组的人又去查“四人帮”表示不放心。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植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问房子70平方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作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我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中央工作会议12月15日散会，12月15日是个星期五，16、17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六和星期日，回家休息了两天，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会升始。全会没有举行开幕式，18日当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不再有什么主题报告。从三位中央领导发言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他的地位和他这一讲话的内容讲的是党的全面的路线任务方针政策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举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六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花太多时间。我过了五天比较轻松的日子。(据《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始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于光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