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战士4白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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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防军改为生产军
  1952年2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军队整编命令。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军区命令,将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国防部队统一整编为1个二级军区,2个三级军区,10个军分区,1个国防师和4个独立骑兵团,第二军第四师编为国防第四师,汽车第四团和独立汽车营编入国防部队。第二十二兵团部暂保留国防部队序列,仍负责第二十二兵团各师生产。为了管理生产部队,军区成立生产管理部,原第六军军长程悦长任部长。生产部队的军政工作和后勤供应,分别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负责,生产任务由军区生产管理部管理。编入生产部队的单位有:
  第二军第五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一师,驻阿克苏,师长任晨、政治委员贺劲南。
  第二军第六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二师,驻焉耆,师长刘克明、政治委员阳焕生。
  第五军第十四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三师,驻伊犁,师长尼基金、政治委员伊敏诺夫。
  第五军第十五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四师,驻巩留,师长冯祖武、政治委员胡田勋。
  第六军第十六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五师,驻哈密,师长兼政委任书田。
  第六军第十七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六师,驻五家渠,师长郑云彪、政治委员苟成富。
  第二十二兵团第二十五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七师,驻沙湾县炮台,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史骥。
  第二十二兵团第二十六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八师,驻石河子,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鱼正东。
  第二十二兵团第二十七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九师,驻焉耆,师长傅志华、副政治委员袁新。
  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十师,驻绥来县小李庄,师长林海清、副政治委员刘炳正。
  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编为工一师,驻石河子,师长王季龙、副政治委员张立长。
  师一级单位还有军区建筑工程处和军区运输处。并以第六师第十六团、骑兵第七师第二十团、第二军工程大队、骑兵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分别编为建筑工程独立第一团、二团、叁团、四团。以原汽车第五团、六团、南疆军区运输处分别编为汽车第二团、独立汽车第二营、独立汽车第三营。整编后生产部队人数达15万人,专门从事生产建设。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1954年7月15日,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发电报给西北军区、西北局和军委总参谋部,提出关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其领导机构、名称的请示报告。8月6日,军委总参谋部复电:同意第二十二兵团部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月7日,新疆军区遵照军委总参电令,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兵团下辖单位有:
  南疆生产管理处(驻喀什,处长杜宏鉴,1955年初撤销,人员及直属单位并入农一师)。
  石河子生产管理处(后改为石河子管理处,处长王根僧兼)。
  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任晨,政委贺劲南。1955年林海清任师长,杜宏鉴任政委。驻阿克苏,辖第一团、三团)。
  农业建设第二师(师长刘克明,政委阳焕生,驻焉耆。1960年迁库尔勒,辖第五团、六团)。
  农业建设第三师(驻绥定,1954年底撤销师番号,所辖第七团、九团改为兵团独立农场和兵团独立牧场。1956年划归农四师)。
  农业建设第四师(师长冯祖武,政委胡田勋,驻新源肖尔布拉克,1956年迁伊宁市,辖第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农业建设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任书田,驻哈密,1963年迁博乐,辖第十三团、十五团)。
  农业建设第六师(师长郑云彪,政委苟成富,驻米泉县五家渠,辖第十六团和八一农场、猛进农场、五O农场。1956年五O农场划归农四师)。
  农业建设第七师(师长刘振世,政委史级,驻沙湾县炮台,1958年迁奎屯,辖第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和小拐农场)。
  农业建设第八师(师长罗汝正,政委鱼正东,驻石河子,辖第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和石河子机耕农场)。
  农业建设第九师(师长兼政委傅志华,驻焉耆。1955年撤销建制,所辖第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由南疆北调合并为第二十五团并人农七师。第二十七团改为农四团划归农二师)。
  农业建设第十师(师长兼政委林海清,驻玛纳斯县小李庄,1955年撤销建制,师部及第三十团并入农八师,所辖第二十八团远在阿勒泰由兵团直属,1959年恢复,迁至阿勒泰)。
  建筑工程第一师(驻石河子,1954年底撤销师番号,所属部队属兵团基建处,1955年成立玛纳斯河水利工程处,处长张立长)。建筑工程处(原新疆军区工程处,驻乌鲁木齐市,政委杨润贵,副处长曾继富)。
  运输处(原军区运输处,驻乌鲁木齐市。处长白纯史,1955年张启华任政委)。
  此外,兵团直属单位有:八一农学院、被服厂、皮革厂、卫生学校、第一医院(乌鲁木齐市七道湾)、第二医院(石河子)等企事业单位。
  三、一九八二年恢复原建制
  农一师,师部驻阿克苏;
  农二师,师部驻库尔勒;
  农三师,师部驻喀什;
  农四师,师部驻伊宁;
  农五师,师部驻博乐;
  农六师,师部驻五家渠;
  农七师,师部驻奎屯;
  农八师,师部驻石河子;
  农九师,师部驻额敏;
  农十师,师部驻北屯;
  农十二师,师部驻乌鲁木齐市(01年由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改制);
  农十三师,师部驻哈密市(01年由哈密农场管理局改制);
  农十四师,师部驻和田市(01年由和田农场管理局改制);
  新疆铁路工程局划归兵团,组成“兵团建筑工程第一师”,师部驻乌鲁木齐市。




  农一师为原2军5师,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红六军团、南泥湾大生产时的359旅,与47集团军139师同出一脉。
  359旅在抗战后期曾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第18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1944年10月第一支队(718团在该部)由王震、王首道率领,北回后归中原军区领导,抗战胜利后调回陕甘宁边区。1945年5月第二支队(717 团在该部)由刘转连、晏福生率领,在南下途中因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即奉命挺进东北。
  
  新疆建设兵团属于大军区正职。直接隶属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在新疆武警总队级单位有两支,一支是武警新疆总队。一支是武警新疆建设兵团指挥部,直接由建设兵团指挥。而且,现在建设兵团下属几个师的师领导同时兼任几个城市的党政一把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名录
  司令员:
  陶峙岳上将(兼,1954.10.30-1968.9.21)
  张竭诚少将(兼,1968.11-1975.3.25撤消)
  陈 实(1982.2.9)
  刘双全(1987.4)
  金云辉少将(1995.11)
  张文岳(兼 1997.4)
  张庆黎(1999.10)
  第二司令员:
  程悦长少将(1954.10.30-1961.5)
  丁 盛少将(1967.6-1968.2)
  政委:
  王恩茂中将(兼,1954.10.30)
  阳焕生(1982.2.9-1985.11)
  郭 刚(1987.4)
  王传友少将(1994.12)
  陈德敏(1999.10)
  第一政委:
  王恩茂中将
  裴周玉少将(1967.6)
  赛福鼎·艾则孜中将
  谷景生少将(兼 1982.2.9-12)
  宋汉良(兼 1987.4)
  王乐泉(1996.2)
  第二政委:
  张仲瀚少将(1964.7.30-1967.3.3隔离审查)
  裴周玉少将(1967.6)
  第三政委:
  裴周玉少将(兼 1964.7.30)
  第一副司令员:
  丁 盛少将(兼 1964.7.30)
  谢高忠(1982.2.9)
  第二副司令员:
  陶晋初(1964.7.30-1967停职反省)
  副司令员:
  程悦长少将(1954.10.30-1961.5.1逝世)
  赵锡光(1954.10.30-1955.10.9逝世)
  张德发(1954.10.30-65逝世)
  孔瑞云少将(1967.8-1979)
  杜海林少将(1967.8)
  杨宗胜(1968.10)
  王振东(1968.10)
  邓逸凡(1969.)
  甄子明(1971.6)
  沈少垦(1971.9)
  曾继富(1982.2.9)
  林海清(1982.2.9)
  夏尔西别克·司的克(1982.2.9-1987.4)
  毛乃舜(1982.2.9)
  王寿臣(1982.2.9)
  李廷智(1982.2.9)
  林涌一(1983.4.8)
  文克孝(1983.4.8)
  章 恒(1987.4)
  罗泉源(1987.4)
  伯塔依·库平(1987.4)
  李 迟(1987.4)
  王汉儒少将(1987.4)
  方登华少将(兼 1994.7)
  库尔班·艾尔西丁少将(1994.7)
  华 士(1994.7)
  王建臻(1994.7-2001.6.15)
  朱鉴凡(1994.7)
  胡兆璋(1994.7)
  康克俭(1994.7)
  阿勒布斯拜·拉合木(2001.6.15)
  刘新齐(2001.6.15)
  副政委:
  张仲瀚少将(1954.10.30)
  贺振新少将(1964.7.30-1966.12.12逝世)
  曾如清少将(1967.8)
  李荆山(1968.10)
  周九银少将(1969.7)
  孙寅东(1969.7)
  苟纪明(1971.6)
  刘一村(1982.2.9)
  吐尔逊·阿塔吾拉(1982.2.9-1983.4.8)
  贺劲南(1982.2.9)
  史 骥(1982.2.9)
  刘炳正(1982.2.9)
  赵予征(1983.4.8)
  曹国琴(1983.4.8-1987.4)
  司马义·买合苏提(1987.4)
  李书卷(1987.4)
  倪豪梅(1987.4)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1995.10-1998.2)
  买买提明·阿不都热依木(1995.10)
  王贵振(1995.10-2001.6.15)
  华士飞(2001.6.15-2003.7.15)
  蒋 珊(2001.6.15-2003.7.15)
  翟小衡(2003.7.15)
  王崇久(2003.7.15)
  顾问小组
  组长:
  刘一村(1983.4)
  陈 实(1987.4)
  副组长:
  林海清(1983.4-1987.4)
  赵予征(1987.4)
  谢高忠(1987.4)
  曾继富(1987.4)
  鱼正东(1987.4)
  顾问:
  贺劲南(1983.4)
  史 骥(1983.4)
  李廷智(1983.4-1987.4)
  毛乃舜(1987.4)
  王寿臣(1987.4)
  林涌一(1987.4)
  刘炳正(1987.4)
  彭煦程(1987.4)
  参谋长:
  陶晋初(1954.10.30)
  陈 实(1964.7.30-1967停职反省)
  杨贯之(1968.10)
  曾继富(兼,1982.2.9)
  副参谋长:
  杨贯之(1954.10.30)
  王根僧(1954.10.30)
  陈德法(1954.10.30)
  杨宗胜(1965.1)
  曾继富(1965.1-1967停职反省)
  王振东(1965.1)
  朱铁谷(1967.8)
  黄振江(1968.10)
  王宝铨(1968.10)
  肖凤瑞(1969.6)
  王月德(1970.2)
  王镇甫(1971.7)
  李少亭(1971.7)
  曾继富(1973.3.9恢复)
  肖凤瑞(1982.5.29)
  政治部主任:
  王季龙(1954.10.30-1964.10)
  李荆山(1965.3)
  侯全智(1968.10)
  赵干卿(1982.2.9)
  副主任:
  刘一村(1954.10.30)
  侯全智(1954.10.30)
  吴登云(1968.11)
  赵志祥(1969.3)
  鱼建明(1970.8)
  李宗淮(1970.8)
  阳焕生(1974.8)
  格尔夏(1974.8)
  
  临时革委会
  主任:
  裴周玉少将(1967.3.28)
  第二主任:
  丁 盛(1967.3.28)
  副主任:
  李荆山(1967.3.28)
  王振东(1967.3.28)
  革委会
  主任:
  裴周玉(1969.1.21)
  第二主任:
  张竭诚(1969.1.21)
  副主任:
  李荆山(1969.1.21)
  吴登云(1969.1.21)
  潘松林(1969.1.21)
  王克勤(1969.1.21)
  军事部
  部长:
  李来炯(1990.7.1)
  李玉良少将
  政委:
  薛书伟(1990.7.1)
  赵家德少将
  独佩星少将
  副部长:
  李海峰
  参谋长:
  惠 勋(2004)
  农业建设第1师
  师长:
  任 晨(1953.5)
  林海清(1955.1-1967停职反省)
  赵明高
  李昌信
  王宏年(1998.12.7)
  王平海
  政委:
  贺劲南(1953.5)
  杜宏鉴(1955.4)
  王宏年
  赵广勇(1998.12.7)
  刘建新
  第一政委:
  侯长安(1998.4)
  农业建设第2师
  师长:
  刘克明(1953.5)
  李正肃
  习新民
  宋建业
  政委:
  阳焕生(1953.5)
  农业建设第3师
  师长:
  尼基金(1953.5-1955.1撤消)
  柴恩元(1965.12-1975.5.25撤销)
  肖凤瑞(1982.5.29兼)
  赵善章(1988.1.8)
  胡兆璋(1993.4.20)
  钟仁勇(1993.10.24)
  刘德峰
  政委:
  伊敏诺夫(1953.5)
  孟树林(兼 1965.12)
  张晓中(1970.10.30)
  王春沼(1982.5.29)
  刘永昌(1988.1.8)
  钱文理(1992.5.16)
  第一政委:
  徐效成(兼 1988.1.8)、(兼1993.2.20)
  农业建设第4师
  师长:
  冯祖武(1953.5)
  谢睦森
  卢晓峰
  政委:
  胡田勋(1953.5)
  王仲伟(1993.4.26)
  黄奇龙
  农业建设第5师
  师长:
  任书田(1953.5-1957.1.18撤消)
  翟振华(1959.1.21)
  修新民(1983.9.30)
  余继志
  张永乐
  政委:
  陈晓岚(1953.5)
  任书田(兼 1955.3)
  蒋建勋
  农业建设第6师
  师长:
  郑云彪(1953.5)
  李勇先
  孔星隆
  政委:
  苟成富(1953.5)
  赵予征(-1967停职反省)
  赵予征(-1973)
  王继亮
  农业建设第7师
  师长:
  刘振世(1953.5-1967.6.3逝世)
  陈启明
  李 平(1968.9-1975.5撤销)
  王云龙(1982.8.5)
  任友志(1988.1.6)
  华 士(1993.4.26)
  李进广(1998.12.10)
  王全胜
  代师长:
  常 明(-1972.8.8逝世)
  政委:
  史 骥(1953.5-1966.9停职,12月恢复,1967.3.21停职反省)
  李思元(1968.9)
  赵予征(1973-1974.12.11)
  彭熙程(1974.12.23)
  杨新三(1982.8.5)
  陈友明(1988.1.6)
  张万安(1993.4.26)
  王继亮(1997.12.8)
  农业建设第8师
  师长:
  罗汝正(1953.5)
  周书义
  宋志国
  余继志
  丁兴端
  政委:
  鱼正东(1953.5)
  马 荣
  宋志国
  第一政委:
  熊辉银
  农业建设第9师(1969.4.19)
  师长:
  傅志华(1953.5-1955.1撤消)
  章 恒
  丁颂国
  政委:
  傅志华(1954兼)
  农业建设第10师(1958.10)
  师长:
  林海清(1953.5-1955.1撤消)
  王全胜
  何建朋
  政委:
  林海清(1954兼)
  农业建设第12师(1965.8)
  农业建设第13师(1965.8)
  师长:
  孔星隆
  政委:
  吴慧泉
  农业建设第14师
  师长:
  王季龙(1964.10)
  何 玮
  郝正润
  工程建设第1师
  师长:
  王季龙(1953.5-1955.1撤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永不挪位的生命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是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的命令。这也是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宣言书。50年流沙岁月,50载辉煌历程。一代代兵团人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不仅维护了国土的完整,也为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兵团人的创业史,是一部扶犁惊戈壁、把剑镇国门的交响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永不换防、永不转业、世代接续的戍边力量和永不挪位的有生命的界碑。
  天刚亮,刘秀兰就来到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放风筝。悠悠细线牵着风筝在天宇悠悠飘荡,也牵来她对往事的悠悠追忆:刚进疆时,听说这里只有5户人家,哪想到现在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让这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6师退休老兵没想到的事情还有一桩——随着五家渠挂牌建市,她的身份由农工倏忽变成了市民。
  身份发生变化的,不独刘秀兰。截至目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城市已发展到4座,38个重点小城镇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展开。
  从经营农业到经营城市,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说,是个历史性的跨越
  1954年,征尘未洗的以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新疆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就地转业,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了生产建设的武器。此后,又有许许多多来自内地的有志青年舍弃家乡的桑麻,踊跃投身到屯垦戍边的行列。
  兵团建立伊始,按照毛主席不与民争利的原则,绝大部分团场建在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的大沙漠边缘。然而,大漠的罡风、漫天的黄沙吓不倒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没有运输工具,他们就肩挑背扛;没有牲畜,他们就一寸一滴汗、一步一呵哼用人拉犁开荒种地;食品供应不上,就用麦粒、苞谷就着盐水、辣子面充饥。父亲去了,儿子上;儿子老了,孙子来。兵团已从建团初期的17·5万人发展到现在的250多万人。一代又一代的兵团儿女象红柳、象胡杨在戈壁沙漠中深深扎下了根,成为永不换防、永不转业、世代接续的戍边力量和永不挪位、有生命的界碑。
  50年流沙岁月,50载辉煌历程。兵团人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不仅维护了国土的完整,也为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库尔勒垦区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今年上级号召多种粮食,她积极响应,一下子种了60多亩水稻。她说:现在都是机械化种田,省劲得很。
  她如数家珍地给记者唠起了机械化种田的种种好处:从平整土地开始,就采用机械化。农场从国外引进了激光平地仪,用这种仪器10亩见方的方格地,平均高低误差不到2厘米。田间管理上,采用航空系列化作业:飞机喷药,飞机防虫,飞机施肥,飞机化控……以前浇地是累活儿,现在几乎所有的农田均采用了喷灌和滴灌。一拧龙头,那水喷得吱吱的,像下雨一样匀称。你算算看,一年在地里能干多少活?
  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在兵团早就成了现实。目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在全国独领风骚。
  解放初,新疆的工业停留在打马掌,拧毛线的原始加工阶段。而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拥有11家上市公司。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兵团一家番茄深加工企业,除生产番茄酱、去皮番茄、速冻番茄丁外,还从番茄中提炼红色素、药品等十几种高附加值产品。小小一个番茄,该公司可以加工出50多个品种。随着加工品种增多和加工深度延长,番茄身价翻了30多倍。由于一大批航空母舰式的农字号龙头企业的引领,一吨不如一斤,一马车不如一麻袋这一农业的弱质性,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不复存在。去年,兵团人均GDP突破了1万元。学者认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世界上哪个地区离海洋最远、最干旱?新疆的大沙漠当之无愧!
  塔克拉玛干沙漠,有死亡之海之称。半个多世纪前,瑞士一支探险队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英尔曼踏进了这片令人望而生畏的不毛之地。结果,除一人侥幸逃出之外,其余人马全部饥渴而死。
  斗转星移,如今的英尔曼,林木繁茂,芳草碧绿。不仅要作国土的卫士,而且要作生态的卫士。兵团的创业史就是一部推动生态平衡向良性发展的历史.漠边缘的每一片绿、每一棵树,都凝聚着兵团农工的心血。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400多公里戈壁荒原上的兵团农三师,刚进疆时,夜夜黄沙掩门扉。而今,18个团场平均向沙漠腹地推进30公里。50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在亘古荒原上创建了1500多万亩的新绿洲。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日益长大的绿色,引起了联合国环境组织的高度关注。该组织曾专门致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请求提供降伏沙魔的锦囊妙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装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分布在东起东经 95°34',西到东经 75°50',南起北纬 35°30',北至北纬 48°34'的广大地区,东西和南北相距各1500千米。兵团所辖边境垦区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接壤,管辖的国界线共计有2 019千米。其中,与蒙古国交界571千米,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1448千米。兵团的边境农场,绝大多数分布在北疆的中哈、中蒙边境一线的中国领土上,历史上长期担负着守卫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战略任务。
  现已拥有人口240余万,辖编13个农业师,一个工程建筑师,172个农牧团场,907个独立核算企业。共有土地面积7.43万平方千米,占新疆总面积的4.47% ,约占全国农垦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垦区之一。兵团在独立的垦区区域,有自成体系的公安、检察、法院、监狱等司法机构和武装警察部队。
  兵团始终坚持“兵”的特点,“寓兵于民”,“劳武结合”,现拥有民兵十四万余人,其中基干民兵七万余人,编为四个齐装满员的预备役师,146个营,706个连,分布于天山南北各个农牧团场、工矿企业、边境要地和战略通道。兵团民兵充分继承并发扬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在兵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新疆军区和兵团军事部的直接指挥下,现已成为维护新疆地区社会局势稳定、保卫中国西北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在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即“三股势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兵团的布局大体上形成“两个圈”的格局,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和沿准格尔戈壁周缘。在这两个战略圈内,依据政治、军事等诸多要素,进行兵力部署和垦区划分,将二、六军主力分布于各个战略要地。其中,农一师主力大部驻阿克苏,就是从维护南疆地区稳定的角度出发考虑决定的;农二师主力一部驻焉耆,扼守天山南北咽喉要道,控制南北疆交通枢纽;农四师主力驻伊犁,坚守新疆西北门户,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保持强大的威慑;农五师主力大部驻新疆东大门哈密,虽然面临缺乏必要水源、土地盐碱等生活、生产困难,但必须坚守进疆大门,确保新疆与内地联系的畅通;农六师主力驻五家渠,兼乌鲁木齐市警备力量,担负保卫兵团司令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新疆军区等要害机关所在地的重要任务;农七师、农八师各部沿马纳斯河流域一线展开,保障乌鲁木齐至伊宁一线战略通道的畅通。
  1962年4月开始,苏联当局以其驻中国伊宁的领事馆为核心,通过其驻新疆各地州的领事,大量策划、煽动甚至强迫中国公民外逃苏联在西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到当年5月29日,事件达到高峰。据统计,该事件共造成新疆塔城、裕民、霍城等九县一市的5.6万余人外逃,带走和损失牲畜三十余万头,使四十余万亩土地无人耕种。其中塔城县外逃人口达该县人口的68﹪,霍城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万余人,外逃后只剩3,000余人,各项损失极为严重。
  为了尽快制止边民外逃,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兵团于 1962 年5月5日起,紧急编组了六个独立营,共二十一个武装应急民兵连,开赴中苏边境展开布防,迅速建立起八十二个哨卡、检查站和巡逻点。其中,农一师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阿克苏一线边境:农四师抽调二个营共八个连,布防于霍城至昭苏一线边境;农五师主力由哈密移防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并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博乐一线边境:农七师抽调一个营共四个连,布防于塔城一线边境:农十师(1953年组建,1955年撤销,1958年恢复)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阿尔泰一线边境。很快制止了大规模的边民外逃风潮。
  至60年代末,兵团在原有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两圈一线”的部署模式。其中“两圈”分别指北疆环库尔班通古特沙漠部署的兵团团场,南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部署的兵团团场;“一线”是指为了防备苏联而在塔城至伊犁沿中苏两国边境一线展开部署的兵团边境团场。
  这一部属的完成基本奠定了兵团的分驻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基本格局。南疆地区:农一师驻阿克苏垦区,农二师驻库尔勒垦区,农三师驻喀什垦区(1966年增设);北疆地区:农四师驻伊犁垦区,农五师驻博乐垦区(1962年由哈密垦区调来),农六师驻昌吉垦区,农七师驻奎屯垦区,农八师驻石河子垦区,农九师驻塔城垦区(1969年增设),农十师驻阿尔泰垦区(1958年增设)。同时,设立乌鲁木齐管理局(2002年改编为农十一师)驻乌鲁木齐垦区,哈密管理局(2002年改编为农十二师)驻哈密垦区,和田管理局(2002年改编为农十三师)驻和田垦区。以及工程建筑第一、二、三师。
  1989年5月19日傍晚,一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民族群众三千余人,高声呼喊攻击党和政府的口号,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非法集会和示威游行。当天下午北京时间6点45分,游行人群似洪水般冲击自治区党委西大门,在打伤多名执勤武警后,突破警戒线,推倒铁栏杆。三百多名暴徒冲进党委大院,用石头、砖块、棍棒追打机关干部,并冲击了自治区党委、人大、顾问委员会、纪委等党政要害机关。
  事件发生后,兵团迅速组织民兵应急防暴队511个,共计13554人,出色的完成了146处重点目标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出动力量赶赴现场,仅用了三个小时就使事态得到了控制,并当场抓获暴徒68人,收容173人。
  然而这仅仅是“东突”组织进行大规模分裂暴乱活动的一次预演。很快,1990年4月5日,在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人乡发生了以则丁·玉素甫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分裂组织策划的武装暴乱。
  从当年3月中旬开始,当地政府发现巴人乡的宗教活动中有大批教民怀抱《古兰经》宣誓,宗教捐款、捐物活动频繁等异常情况,随即派出干部进行走访调查。引起了则丁?玉素甫等人的极度恐慌,他们开始集中人员进行武装训练,连村连片的发展组织成员,其暴乱活动完全公开化了。
  4月5日早晨,则丁·玉素甫组织二百余人包围乡政府,列队高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之使者”的宗教口号,进行非法示威。当天下午,则丁·玉素甫在该组织另一头目依沙克·吾守尔加中召开会议,决定对政府工作人员实施武装战斗。傍晚7时许,前往巴人乡维持秩序的公安、武警及州、县干部进入乡政府后,随即遭到暴徒的围攻、谩骂、殴打,被围困在乡政府内。暴徒抢夺公安民警手枪五支,并残忍的杀害了武警县边防大队的六名官兵,抢夺冲锋枪一支、自动步枪二支、手枪五支。
  同时,暴徒还通过乡广播站对外宣传分裂主义思想,蛊惑其它地区的群众参与暴动。在他们的煽动下,新疆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这一紧要关头,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的命令,在全疆范围内迅速组织了二十四个民兵团,共7.4 万人的应急部队。并命令驻喀什垦区的农三师出动民兵参加平暴。
  4月6日晚4时36分,农三师民兵部队与其它兄弟部队一起,对暴徒实施了武装保卫。一举全歼了这伙恐怖主义分子。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赃款、赃物。
  进入90年代末,新疆境内外的几十个分裂组织开始互相勾结,提出了“五个统一”: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其中,“东突厥斯坦革命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成为核心力量,是目前对我威胁最大的分裂组织。1997年以来,该组织在其它分裂组织的配合下,在新疆地区制造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暴乱事件和恐怖案件:
  1997年2月5日至9日,在汉族群众的传统节日春节,和穆斯林群众的肉孜节来临之际,分裂分子在北江重镇伊宁策动大暴乱。上千名暴徒聚集在伊宁市各主要街道,手持凶器,无故殴打汉族群众,冲击、捣毁我党、政、军、警各要害机关和金融、电信部门,并疯狂抢夺武器弹药。
  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紧急应对预案,没有能够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之暴徒通过长期准备,通过从境外偷运和临时抢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导致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持续四天的骚乱中,伊宁市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共有7名汉族群众被暴徒残忍杀害,198名群众被打伤(绝大多数为汉族,少部分为回族),其中重伤50人,另有多人失踪。我公安民警有30人被打、杀致伤,其中重伤14人。共有40多辆汽车被毁,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万元。
  兵团在接到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的指示后,随即命令驻伊犁垦区的农四师出动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暴乱。同时命令周边其它垦区各师进入戒备状态,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严防伊宁暴乱在其它地区引起连锁反应。
  农四师在接到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后,马上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武装垦区内师属各单位的民兵部队。第一批征调一个民兵加强营共五百余人,全部乘车赶往暴乱地区。另有七个民兵连队整装待命,同时担负师部、军械库等要害机关和重要目标的安全保卫任务。
  农四师民兵在到达暴乱地区后立即对暴徒实施包围。在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民兵强行进入伊宁市区,对暴乱分子果断地采取了武装镇压。仅用一天时间就完全控制了局面,基本恢复了伊宁市区内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外勾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形势下,兵团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唯一一支屯垦戍边的半军事化力量,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安定的中流砥柱。
  




  浅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略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分布在东起东经 95°34',西到东经 75°50',南起北纬 35°30',北至北纬 48°34'的广大地区,东西和南北相距各1500千米。兵团所辖边境垦区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接壤,管辖的国界线共计有2 019千米。其中,与蒙古国交界571千米,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1448千米。兵团的边境农场,绝大多数分布在北疆的中哈、中蒙边境一线的中国领土上,历史上长期担负着守卫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战略任务[1]。
  这是一支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保卫战、解放大西北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的第二军、第六军、原新疆三区革命中的民族军和由陶峙岳将军率领的原国民党新疆驻军起义官兵组成的部队。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军垦战士忠实地履行着党和国家所赋予的屯垦戍边神圣使命,以党、政、军、企合一的形式承担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三大战略任务,成为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复员的特殊部队。为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步伐的不断加快,新疆作为欧亚大陆桥头堡和古丝绸之路中转站的地位日益凸现,这一地区的稳定问题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外勾结,活动猖獗,妄图在新疆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分裂我们国家的危急关头,兵团的存在、稳定和发展,对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威慑力量。兵团的形成、发展和作用,也成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行政管理诸问题的重要内容。
  一、兵团的成立和对新疆地区经济建设的贡献
  1949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夕,美国间谍派克斯顿和马克南等人不甘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失败和覆灭,积极收买新疆省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加紧组织武装叛乱,妄图将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变成西方世界反共、反华势力向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基地。
  鉴于上述形势,党中央对解放全国的战略计划进行了重要调整,决定提前解放新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得知此消息后主动请缨,要求率部西征。在得到中央批准后,这支原本将在新中国成立后担负首都北京警卫任务的精锐部队,在西北前线调转马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新疆进军。从而拉开了解放中国最大省份──新疆的历史大幕。
  1949年9月25日,时任国民党新疆保安总司令的陶峙岳将军深明大义,率属部十万官兵起义投诚,致使新疆得以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迅速进驻新疆各战略要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一举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新疆的图谋,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同时成立了中共新疆局和新疆军区,王震任新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强调要积极参加生产,“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以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1950年1月,新疆军区动员所部19.3万名官兵,除两成为机关业务和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外,其余八成约11万人投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当年,生产部队就有8万余人进入荒野草原,垦荒85万多亩,粮食生产过亿斤,牛羊10万多头。到 1951 年驻疆部队实现粮食、副食、蔬菜全部自给,并用剩余物资支持地方,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并作为经验向全军推广[2]。
  1952年2月,毛泽东根据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经验,发布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号召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为此,批准人民解放军部分部队改编为生产部队,“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3]。
  根据这一命令,新疆军区生产部队约10.55万人编为十个农业师,一个工程建筑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直接管辖生产部队。
  1954年,军队即将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衔制,国家经济建设也开始有计划的进行。在这种新形势下,为了使驻疆部队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并把部队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以便集中统一领导驻疆生产建设部队。1954年10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大部、六军一部、五军大部(原三区革命民族军)和二十二兵团(由原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改编而成)全部就地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出任第一任兵团司令员,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任第一政委。
  成立后的兵团实行党政军合一的领导体制,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所辖垦区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兵团沿袭了人民解放军的建制,从兵团到师、团、营、连机关健全,组织严密。同时,兵团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其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为戍边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为繁荣边疆做贡献。
  解放前,新疆经济十分落后,加之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压榨和战争破坏,百业雕零,物资奇缺,广大农村更是贫困异常。据统计,解放前夕,平均每三户农民才有一头耕牛,九户农民才有一辆木伦车,二户农民才有一把锄头。1949年全疆粮食人均占有量不到二百公斤,农民出去地租、口粮、种子外,所剩无几,条件极为困难。
  兵团成立后,迅速摆开了大规模屯垦的新战场,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持枪,一手拿锄,向亘古荒原、向千里戈壁、向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沙漠宣战。战士们风餐露宿,开渠引水,垦荒造田,建成了一片片绿洲,一个个农场,一座座水库,一条条渠道林带。一大批军垦新城镇,在戈壁深处,在沙海边沿,在荒无人烟的处女地上诞生了。
  为了在新疆建立现代工业,摆脱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战士们节衣缩食,从每年供给的两套军装中节约一套,两件衬衣中节约一件,改一年发一套棉衣为两年,鞋子、袜子全部自己解决,并别出心裁地把帽子去掉帽沿,衬衣去掉翻领,军装上地口袋由四个减为两个;同时从粮食、菜金、杂支、办公费用等扣出一部分来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建设道路。用仅仅三年的时间,建成了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厂、苇湖发电厂、六道湾煤矿、七一棉纺厂等一大批现代化工矿企业,开创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先河,为新疆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兵团各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导致领导体制不顺,流通渠道不畅,农牧业经济出现大面积亏损。1975年3月2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这对整个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兵团体制又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1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兵团的建议。当年8月中旬,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亲赴新疆考察,听取各方面意见。同年 12月3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并将恢复后的兵团划归农业部领导。
  兵团恢复后,隶属关系已不在国防序列,名称也由撤销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了适应经济建设新形势的需要,对外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享受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各项政策,并作为独立核算单位享有企业法人资格。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兵团事业大踏步前进,现已拥有人口240余万,辖编13个农业师,一个工程建筑师,172个农牧团场,907个独立核算企业。共有土地面积7.43万平方千米,占新疆总面积的4.47% ,约占全国农垦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垦区之一[4]。
  兵团在独立的垦区区域,有自成体系的公安、检察、法院、监狱等司法机构和武装警察部队,有独立的教育体系,办有各种类型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专、技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还有社会功能较为齐全的城镇建设、科学研究、文化卫生机构等。在过去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上兴建了五个新城镇(石河子、奎屯、五家渠、北屯、阿拉尔),其中,石河子市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已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疆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地方企业和中央直属企业),为新疆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兵团始终坚持“兵”的特点,“寓兵于民”,“劳武结合”,现拥有民兵十四万余人,其中基干民兵七万余人,编为四个齐装满员的预备役师,146个营,706个连,分布于天山南北各个农牧团场、工矿企业、边境要地和战略信道。兵团民兵充分继承并发扬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在兵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新疆军区和兵团军事部的直接指挥下,现已成为维护新疆地区社会局势稳定、保卫中国西北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在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即“三股势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二、兵团的布局与新疆的稳定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以后的驻防安排,实际上已经展开了日后兵团各部分布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形成的着眼点是兵团在新疆地区的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为新疆和平解放后的稳定,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进行有效地行政管辖奠定了基础。
  解放军进疆初期,新疆社会局势混乱,叛乱叠起,经济落后,人心浮动。国民党起义部队中坚持反共立场的官兵、民族军中的分裂分子、少数民族中的宗教上层和封建头目,出于对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仇恨,在国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的煽动、蛊惑下,不断掀起叛乱,严重危害了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当时屯垦戍边的紧要任务是剿匪平叛,建立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此,进疆初期,第一兵团指挥机关对下属二、六两军和五军的部署,以及原国民党新疆驻军起义部队做了如下安排:
  二军进驻南疆,六军进驻北疆,两军党委同时兼南北疆区党委,五军仍驻原地,军党委兼伊犁区党委;原国民党新疆驻军起义部队皆驻留原地,准备接受解放军的全面整编。
  至50年代末,兵团的布局大体上形成“两个圈”的格局,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和沿准格尔戈壁周缘。在这两个战略圈内,依据政治、军事等诸多要素,进行兵力部署和垦区划分,将二、六军主力分布于各个战略要地。其中,农一师主力大部驻阿克苏,就是从维护南疆地区稳定的角度出发考虑决定的;农二师主力一部驻焉耆,扼守天山南北咽喉要道,控制南北疆交通枢纽;农四师主力驻伊犁,坚守新疆西北门户,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保持强大的威慑;农五师主力大部驻新疆东大门哈密,虽然面临缺乏必要水源、土地盐碱等生活、生产困难,但必须坚守进疆大门,确保新疆与内地联系的畅通;农六师主力驻五家渠,兼乌鲁木齐市警备力量,担负保卫兵团司令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新疆军区等要害机关所在地的重要任务;农七师、农八师各部沿马纳斯河流域一线展开,保障乌鲁木齐至伊宁一线战略信道的畅通[5]。
  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昔日的同志变成敌人,新疆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取代国际殖民主义者和反华势力,成了新疆地区民族分裂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国际背景。兵团的任务也随之加重,其战略地位也更加突出。
  这一时期进行分裂活动的人员也由50年代以国民党残余势力、兵痞、特务和封建官吏为主,演变为以党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分裂思想严重的知识分子和宗教职业人员为主。分裂活动表现为:策动边民外逃和建立以分裂祖国为主要目的的政党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1962年震惊中外的伊宁、塔城等地区的“5.29”边民外逃事件。
  1962年4月开始,苏联当局以其驻中国伊宁的领事馆为核心,通过其驻新疆各地州的领事,大量策划、煽动甚至强迫中国公民外逃苏联在西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到当年5月29日,事件达到高峰。据统计,该事件共造成新疆塔城、裕民、霍城等九县一市的5.6万余人外逃,带走和损失牲畜三十余万头,使四十余万亩土地无人耕种。其中塔城县外逃人口达该县人口的68﹪,霍城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万余人,外逃后只剩3 000余人,各项损失极为严重。
  为了尽快制止边民外逃,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兵团于 1962 年5月5日起,紧急编组了六个独立营,共二十一个武装应急民兵连,开赴中苏边境展开布防,迅速建立起八十二个哨卡、检查站和巡逻点。其中,农一师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阿克苏一线边境:农四师抽调二个营共八个连,布防于霍城至昭苏一线边境;农五师主力由哈密移防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并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博乐一线边境:农七师抽调一个营共四个连,布防于塔城一线边境:农十师(1953年组建,1955年撤销,1958年恢复)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阿尔泰一线边境。很快制止了大规模的边民外逃风潮。
  同时,兵团调集三万职工在边境地区实施代耕、代种、代管的任务。随后又在长达2 019公里,纵深10至30公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五十八个边境农场,采取“民对军”的斗争方式,年复一年的在有争议地区的我方控制区内实施武装巡逻和战术演练,并进行农耕、放牧等各项生产活动,即使颗粒无收也坚持不懈,被称为种“军事田”、放“政治牧”。从而彻底改变了中苏边境“有边无防”的局面,填补了这一地区的战略空白,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了民族尊严[6]。
  至60年代末,兵团在原有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两圈一线”的部署模式。其中“两圈”分别指北疆环库尔班通古特沙漠部署的兵团团场,南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部署的兵团团场;“一线”是指为了防备苏联而在塔城至伊犁沿中苏两国边境一线展开部署的兵团边境团场。
  这一部属的完成基本奠定了兵团的分驻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基本格局。南疆地区:农一师驻阿克苏垦区,农二师驻库尔勒垦区,农三师驻喀什垦区(1966年增设);北疆地区:农四师驻伊犁垦区,农五师驻博乐垦区(1962年由哈密垦区调来),农六师驻昌吉垦区,农七师驻奎屯垦区,农八师驻石河子垦区,农九师驻塔城垦区(1969年增设),农十师驻阿尔泰垦区(1958年增设)。同时,设立乌鲁木齐管理局(2002年改编为农十一师)驻乌鲁木齐垦区,哈密管理局(2002年改编为农十二师)驻哈密垦区,和田管理局(2002年改编为农十三师)驻和田垦区。以及工程建筑第一、二、三师。
  进入7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新疆各项工作均遭到严重破坏。兵团建制也被撤销,农牧团场和工矿企业交由地方进行管理,极大地削弱了新疆经济建设的力量。同时,也为日后新疆社会局势的稳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所幸的是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动乱终于结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战略高度,肯定了兵团在新疆地区无以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使兵团建制很快的得到了恢复,并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壮大,重新担负起了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
  三、民族分裂主义对新疆局势稳定的破坏
  兵团恢复成立的时期正值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际敌对势力乘机反扑,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国内的分裂势力也加紧活动,严重影响了新疆地区社会局势的稳定,其中危害最大的要数“东突厥斯坦”恐怖主义势力。
  “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它以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家为政治目标,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东突”一词最早从十八世纪开始为欧俄学者所使用,用来称呼中国新疆南部,以便与中亚的西突厥斯坦相区别。现代“东突”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 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老牌分裂主义分子,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资助下,在新疆喀什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是分裂势力在新疆首次公开打出“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旗号。
  解放前,“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以下简称“双泛”)分子麦斯武德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玉素甫分别任副主席和秘书长,使“双泛”、“东突”等思潮蔓延,分裂主义思想恶性膨胀。新疆解放前夕,眼看大势已去的伊敏、艾沙等人外逃巴基斯坦,埋下祸根,造成了解放初期新疆反革命武装暴乱、叛乱此起彼伏,频频向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反扑。60年代以后,又有苏联克格勃的积极插手策动,中亚地区成为境外分裂势力又一活动中心。80年代以来,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怂恿下,分裂主义势力的国际背景日趋多元化,活动也日趋猖獗,境内外分裂活动相互策应,斗争呈现出不断加剧和升级的态势。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稳定,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引起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极度恐慌。他们进一步把新疆作为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发展的热点地区,同时加大了对“东突”、“双泛”等分裂势力的资助,鼓动其在新疆境内进行破坏活动。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分裂势力猖狂反扑的严峻局面。截止到目前在境内外的“东突”组织有五十余个。主要有:“东突厥斯坦星火党”、“东突厥斯坦青年党”、“东突厥斯坦燎原党”、“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天山民主联盟”、“天山民族拯救者党”、“新疆伊斯兰天山党”等。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有[7]:
  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等国宗教极端组织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瑞士、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等国的三十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星月图案)。此举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开始由分散逐步走向联合。
  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等十七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的“流亡政府”,任命热札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1994年4月,“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在纪念“东突厥斯坦革命英雄”会议上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问题拟定告联合国书”,妄图进一步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1998年在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前夕,“东突”分裂组织“维吾尔联合政治委员会”头目至函克林顿,呈请“需要您的支持和帮助,并且通过您需要伟大美国人民的帮助”,同时递交了关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的有关材料,向美国摇尾乞怜,希望美国能像“帮助”科索沃的阿族那样“帮助”“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
  与此同时,“东突”分裂分子还在新疆境内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力恐怖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1990年4月5日,“东突伊斯兰党”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劫持十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两辆汽车,杀害六名武警官兵。
  1992年2月5日,“伊斯兰改革者党”在乌鲁木齐市五十二路、三十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造成三人丧生、二十三人受伤。同时还在一座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幸被及时发现排除。
  1993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二人丧生、七人受伤;8月1日该组织又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十五人受伤。
  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伊宁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七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三十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毁。
  1997年2月25日,“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市二路、十路、四十四路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九人丧生、六十八人重伤。
  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放置四十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十五起纵火案,由于及时发现和扑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8年2月,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十多处训练基地,共对一百五十多人进行了爆炸技术培训。同时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购置化学原料,秘密制造炸药和爆炸装置。
  1999年,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区七个县市建立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和制造爆炸物的据点,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仅被警方缴获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种枪械98支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七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在一名恐怖分子家里的地道缴获手雷三十八枚,电雷管二十二枚,爆炸装置十八个,炸药十七千克,拉火管二十多个[8]。
  2001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库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七名公安人员受伤。在瑞士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对此事件负责,并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响应。
  在此期间,“东突”恐怖组织为了培训骨干,还在新疆境内一些偏僻地区建立秘密训练基地。如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基地,该基地先后举办三期训练班,共培训了六十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就是这些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9。
  大量血的事实证明,“东突”分裂组织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所采取的恐怖暴力手段,以极其残忍的手法滥杀无辜,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由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实施的暴力恐怖活动仍然是威胁新疆地区政治局势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大隐患。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兵团第一政委王乐泉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新疆将加大‘严打‘斗争力度,对民族恐怖势力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确保新疆长期稳定和发展”。
  四、新时期兵团对新疆稳定的贡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害怕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向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反扑。但历史又以失败为手段,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教训。然而敌对势力没有一刻甘心于他们可耻的失败,在政治孤立、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均不奏效的尴尬处境下,苏东剧变似乎又为他们打上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开始加快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步伐。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就自然成为他们进行颠覆、渗透和破坏活动的马前卒。
  自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泛滥的背景下,“东突”的恐怖主义倾向加重,成为中国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集大成者,构成了对中国国家统一和西北地区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从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制造了二百余起恐怖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人受伤10。
  1989年5月19日傍晚,一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民族群众三千余人,高声呼喊攻击党和政府的口号,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非法集会和示威游行。当天下午北京时间6点45分,游行人群似洪水般冲击自治区党委西大门,在打伤多名执勤武警后,突破警戒线,推倒铁栏杆。三百多名暴徒冲进党委大院,用石头、砖块、棍棒追打机关干部,并冲击了自治区党委、人大、顾问委员会、纪委等党政要害机关。
  事件发生后,兵团迅速组织民兵应急防暴队511个,共计13554人,出色的完成了146处重点目标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出动力量赶赴现场,仅用了三个小时就使事态得到了控制,并当场抓获暴徒68人,收容173人。
  然而这仅仅是“东突”组织进行大规模分裂暴乱活动的一次预演。很快,1990年4月5日,在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人乡发生了以则丁·玉素甫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分裂组织策划的武装暴乱。
  从当年3月中旬开始,当地政府发现巴人乡的宗教活动中有大批教民怀抱《古兰经》宣誓,宗教捐款、捐物活动频繁等异常情况,随即派出干部进行走访调查。引起了则丁·玉素甫等人的极度恐慌,他们开始集中人员进行武装训练,连村连片的发展组织成员,其暴乱活动完全公开化了。
  4月5日早晨,则丁·玉素甫组织二百余人包围乡政府,列队高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之使者”的宗教口号,进行非法示威。当天下午,则丁·玉素甫在该组织另一头目依沙克·吾守尔加中召开会议,决定对政府工作人员实施武装战斗。傍晚7时许,前往巴人乡维持秩序的公安、武警及州、县干部进入乡政府后,随即遭到暴徒的围攻、谩骂、殴打,被围困在乡政府内。暴徒抢夺公安民警手枪五支,并残忍的杀害了武警县边防大队的六名官兵,抢夺冲锋枪一支、自动步枪二支、手枪五支。
  同时,暴徒还通过乡广播站对外宣传分裂主义思想,蛊惑其它地区的群众参与暴动。在他们的煽动下,新疆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这一紧要关头,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的命令,在全疆范围内迅速组织了二十四个民兵团,共7.4 万人的应急部队。并命令驻喀什垦区的农三师出动民兵参加平暴。
  4月6日晚4时36分,农三师民兵部队与其它兄弟部队一起,对暴徒实施了武装保卫。一举全歼了这伙恐怖主义分子。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赃款、赃物。
  进入90年代末,新疆境内外的几十个分裂组织开始互相勾结,提出了“五个统一”: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其中,“东突厥斯坦革命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成为核心力量,是目前对我威胁最大的分裂组织。1997年以来,该组织在其它分裂组织的配合下,在新疆地区制造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暴乱事件和恐怖案件:
  1997年2月5日至9日,在汉族群众的传统节日春节,和穆斯林群众的肉孜节来临之际,分裂分子在北江重镇伊宁策动大暴乱。上千名暴徒聚集在伊宁市各主要街道,手持凶器,无故殴打汉族群众,冲击、捣毁我党、政、军、警各要害机关和金融、电信部门,并疯狂抢夺武器弹药。
  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紧急应对预案,没有能够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之暴徒通过长期准备,通过从境外偷运和临时抢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导致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持续四天的骚乱中,伊宁市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共有7名汉族群众被暴徒残忍杀害,198名群众被打伤(绝大多数为汉族,少部分为回族),其中重伤50人,另有多人失踪。我公安民警有30人被打、杀致伤,其中重伤14人。共有40多辆汽车被毁,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万元。
  兵团在接到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的指示后,随即命令驻伊犁垦区的农四师出动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暴乱。同时命令周边其它垦区各师进入戒备状态,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严防伊宁暴乱在其它地区引起连锁反应。
  农四师在接到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后,马上激活应急预案,迅速武装垦区内师属各单位的民兵部队。第一批征调一个民兵加强营共五百余人,全部乘车赶往暴乱地区。另有七个民兵连队整装待命,同时担负师部、军械库等要害机关和重要目标的安全保卫任务。
  农四师民兵在到达暴乱地区后立即对暴徒实施包围。在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民兵强行进入伊宁市区,对暴乱分子果断地采取了武装镇压。仅用一天时间就完全控制了局面,基本恢复了伊宁市区内正常的社会秩序。
  兵团民兵不畏牺牲、英勇战斗的精神极大的鼓舞和感动了当地群众。暴乱全部平息、群众日常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完全恢复以后,民兵部队完成了使命,即将撤回原单位。各族群众自发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夹道欢送,场面十分感人。
  事后有干部统计,群众在热烈欢送民兵部队时打出的横幅和高呼的口号主要有三个:“中国共产党万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万岁”和“农四师民兵万岁”。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深切爱戴,和对兵团为维护地区稳定所作贡献的衷心感谢。
  “国家利益,生存至上,发展至上,统一至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是战略的首要问题。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责任,是战略研究必须着重考虑的大问题”(著名国际战略学者李际均教授语)。
  在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外勾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形势下,兵团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唯一一支屯垦戍边的半军事化力量,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安定的中流砥柱。
  1998年7 月9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新疆视察兵团工作时语重意长的指出:“生产建设兵团这种既屯垦又戍边的特殊组织形式,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新疆的实际,其作用是其它任何组织难以替代的。加强兵团工作是中央从治国安邦的长远角度考虑做出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央为更好的维护祖国统一、加快新疆开发建设步伐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总书记的话从国家统一、地区发展的战略高度,再一次肯定了兵团的重要作用。二十一世纪,新一代兵团人紧密地团结在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周围,高举“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的战斗旗帜,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历史征程上,为新疆各族群众再建新功。
  




  新疆原国民党十万起义将士今何在
  今年7月22日,是师景岳先生92岁的生日,师老是黄埔12期的高材生,起义时是上校参谋长,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亲自参与了军垦新城石河子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现在担任新疆黄埔同学会的会长。他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板挺直,行走自如,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醒,尤其记忆好的惊人,一言一行折射出军人的气魄和素质。新疆黄埔军校同学近2000人,现在仅石河子健在的还有150多人。
  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新疆省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受到起义官兵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回首往事,师老心平如境,无怨无悔地说:“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这条路走对了。我们新疆和平起义的10万将士在中国共产党和陶峙岳将军的领导下,屯垦戍边,使万古荒漠变绿洲,在戈壁滩上建起了军垦新城??石河子,创造出了‘屯垦戍边’史上的人间奇迹。”我青壮年得志,事业有成,晚年衣、食、住、治病无忧,生活美满幸福。真心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师老说出了10万起义将士的心里话。
  一、起义后,陶峙岳将军没有解甲归田,依然手握兵权统领10万大军屯垦戍边
  陶峙岳将军戎马一生,曾带领10万将士驻守边疆,征战多年。新疆和平解放前,他和好友赵锡光将军商定:要尽力保境安民,不让国土在自己手中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新疆一旦和平解放,他们将把国土和新疆10万部队交给共产党和解放军,解甲归田,告老还乡。
  部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图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军垦战士们住的地窝子。
  起义前,陶峙岳将军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他是一个具有“袍泽情深”讲究义气的军人,各人事小,众人事大。部队起义后,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那些随自己守卫边疆,征战多年的部下如何安置?不能让他们无家可归,游离失所呀!然而在新疆安家落户,困难很多,谈何容易,他想得最多、最好的办法是发点钱,给点路费,把大家遣散回老家。到底如何安置自己的部下好,陶将军还没理出个头绪,他的10万将士就被整体编入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22兵团,他任22兵团司令员,他的好友赵锡光任副司令兼第9军军长,部队除番号改变外,原建制和官兵没变,排、连、营、团、师的行政长官只有晋升没有降职调离,部队没有散,只有每个连、营、团从老部队派去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委员。22兵团26师近万名官兵,从解放军抽派去的政工人员只有300来人。部队改编后集中学习休整了3个多月,进行诉苦教育,通过诉苦对起义将士进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宣传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反对军阀作风。
  部队转入大生产后,军垦战士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白手起家,铸剑为犁,用人拉犁创造了军垦第一犁的人间奇迹。图为军垦战士靠人拉犁开荒造田。
  政工干部言传身教,示范带动,不打人、不骂人,说话和气,生产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晚上查夜看士兵的被子盖好了没有,给没文化的士兵教识字,学文化,尊重支持行政领导,自己做出好样子,让起义官兵跟着学,照着干,老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通过政工干部的播撒,在起义官兵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起义部队很快成为新型的人民解放军。
  部队起义后,王震将军代表共产党向陶峙岳将军表示:“起义部队过去守土有责,立了功。起义以后,可以一起和我们转向生产,妥善安置大批退伍官兵。”
  1950年3月,22兵团的10万将士在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踏着积雪开赴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同年7月陶峙岳将军带人到石河子看地形,选择城建位置,组建了城建处,赵锡光副司令兼城建处处长。1951年冬,26师官兵利用冬季积雪,把6000根8米长的原木从七十到一百多里的天山用人力拉到了石河子,1952年10月,第一座行政办公大楼在石河子落成。1950年部队开荒造田,1951年22兵团10万官兵的粮油供应通过开荒造田,发展生产得到了供给有余。
  二、起义将士争做学习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模范,忘我为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陶峙岳将军随22兵团来到石河子,全身心地投入了新中国新新疆的建设。1951年成立的石河子机耕实习农场,是22兵团起义后生产建设中兴建的第一个机械化的农场,前身是22兵团直属生产大队。机车组长袁作斌原是汽车营长,副组长洪涛是司令员的随从副官。陶司令员一向把机耕组当作机械化农场的先头部队,要求带好头,先走一步做出榜样,为全兵团起示范作用。他对机耕战士要求很严,也很爱。1951年春第一次用拖拉机播种。刚调配的24行播种机大家都不懂,眼看播种期到了,大家心里很着急。组长袁作斌决定用新疆农民的办法??撒播。正在工作中,陶司令员来了,问这主意是谁出的,驾驶员告诉他是袁作斌。他找到袁作斌批评一通,“你这么做要不得,深的深,浅的浅,怎么能保住全苗,你们是机械化条件,二牛抬扛思想;掌握的是机器,用的是农民的耕作方法。同志们,这是不相适应的,要不得哟!”1952年国家调拨大批拖拉机给各军垦农场。为了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需求,陶司令员责成机耕农场为各生产部队代办拖拉机培训班,到1953年底共培训拖拉机手1100多名,遍布天山南北。
  宣传队活跃在田间地头。
  1950年,部队开到玛纳斯流域开荒造田,种粮食,也种棉花,1952年大面积棉花单产籽棉只有100斤左右,不到50公斤,这年冬天兵团党委批示玛纳斯流域的棉花单产籽棉1953年要达400斤,比1952年提高三倍。石河子地处玛纳斯河流域,北纬45度,历史上从未种过棉花,1952年冬,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来到石河子,经对当地气候、水源、土壤作了调查后,很有信心地说:“如果陶司令员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就可以保证达到亩产400斤籽棉的产量。”陶峙岳将军说:“要得”,陶司令员就同迪托夫签订了植棉协作合同。1953年初迪托夫在石河子开办了植棉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全是连长、营长、团长,陶司令员也常去听课。这一年陶司令员严格按照专家要求,在栽培技术、管理措施上不走样,司令员和迪托夫还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把干部集中起来亲自教他们定苗、整枝、中耕、灌水。年底,玛纳斯河流域2万亩棉花获得大丰收,平均每亩籽棉近400斤,其中24团的4900多亩棉花、籽棉达到亩产416斤。
  1954年,八一农场上缴爱国粮。
  赵锡光将军兼石河子城建处处长,吃住都和战士们在一起,百业待兴,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赵副司令员常为学习和工作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城市建筑知识,向专家请教,向有特长的师傅学习。1951年冬他去北京开会,回来时买了很多建筑方面的书,一部分给工程处干部使用,一部分留下自学。那时石河子新城还在纸上,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工作不能按部就班,不分白天晚上都要干,生活没保障,就是馍馍加咸菜,没有蔬菜没有肉。马文达工作师解放前是从上海请来搞营房修建的,后来随军起义,他适应不了艰苦的环境,不安心在石河子工作。赵副司令员知道这一情况后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对待马文达工程师,我们不能象对待一般干部、战士那样,对他要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政治上关心,各方面尊重。我要去向他道歉,要跟他好好谈谈。”
  匪首乌斯满被押赴刑场。
  赵副司令员对马文达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扬,并诚恳地对他说:“马工程师,我们非常需要你,没有你,我们工程部队就会变成瞎子,过去,我们对你生活上照顾不周,责任在我身上,为了工作,从这个月开始,给你一个半中灶的生活津贴费。”马文达听了后连忙说:“赵副司令员,我不能要,我不能要。”他知道连赵副司令这样的将军也和大家一样,除了吃饭穿衣外没有任何额外的生活补贴,一个半中灶就是当时的60元人民币,这是多么高的待遇啊!
  “马工程师,给你额外补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为了保护你的健康,早就应该这样。”从此马文达暗下决心,就是累死也不离开石河子建设工地半步。
  赵锡光副司令员根据张仲瀚政委的意见,会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修改了石河子规划,并坚决按照新城规划领导城市建设。石河子新城这部杰作浸透着赵锡光副司令、张仲瀚政委、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军垦战士的心血。
  军垦战士们自娱自乐。
  在石河子新城初创的岁月里,赵副司令员每天深夜两点钟之前很少休息,第二天七点多钟就起床,一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哪里有工作,哪里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汗水浇开鲜艳的花,1952年9月底石河子第一座四层行政办公大楼胜利竣工,接着青年馆、招待所、农八师大院、工二师大院也相继建成,1953年兵团医院(现今的石河子医学院附属医院)又要破土地工了,这时赵副司令员的胃病已相当严重,陶司令员和张仲瀚政委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我的病不碍事,把医院盖好后再住也不迟。”那时按规定,他该吃小灶,但他一心想着工作,又生活在工程处的环境中,不愿意去享受小灶的待遇,胃病就越来越严重。1954年兵团医院从玛纳斯搬到石河子,他才带着微笑去兰州治病,但已经太晚了,临终前他没回云南老家而又返回到石河子,他关心新城的建设事业和同志们的工作生活,他就在石河子这块热土上与世长辞了,至死还守卫着这片土地。
  部队在创业初期,天当被、地当床,风餐露宿,用铁锹、石板当炊具。图为军垦战士在野外青石板上烙大饼。
  26师师长罗汝正是黄埔4期的,是在通电起义上签字的将军,在生产建设中,认真学习,共写学习笔记30多本。许多起义将士在干中学、学中干,成为农艺师、工程师、医学专家、教授等专家学者。许多起义将士活到老并且学到老。在建设新中国和新疆的生产建设中,从司令员到士兵都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一生、一切无私地献给了祖国的军垦事业,他们忘我为国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三、起义将士“有了老婆安下心,有了孩子扎下根”,晚年幸福儿孙满堂
  1954年按照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将军的22兵团集体转为生活部队。原22兵团的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依次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七师、八师、九师,骑兵七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10师,骑八师编为工程建筑第一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执行“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历史使命,长期扎根边疆,世代守卫和建设边疆。
  王震同志对军垦事业、军垦战士有浓厚的特殊感情。图为王震同志接见军垦劳动模范和军垦战士。
  陶峙岳得到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后,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舒心地出了一口气:“10万将士有了归宿,要得,要得。”陶司令员又带领他的部下,从头越,学习新知识,建设新新疆,保卫新新疆,屯垦戍边,开农场,建城市,把祖国边疆建设得美丽富强。
  十万大军转眼间都成了大龄青年,可各个都是光杆司令,起义将士“家”的问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大问题。王震将军对这个问题认识很到位,他说:“有了老婆安下心,有了孩子扎下根。”没有家室军垦事业就会一代而终。他向党中央要求组织动员内地妇女来新疆工作。1950年?1952年先后从湖南、山东、上海等地接来大批女兵和女同志。他还指示各级党委对部队进行普遍调查,原来在家结了婚的要动员老婆前来,还有老少寡妇、小姨子、凡是女的来者不拒,呈请上级分批接来。仅陶峙岳司令员的湖南家乡,就有8000湘女上天山。随后又分期分批组织战士回原籍找对象。同时命令部队建好宿舍,办好托儿所,子弟学校,解决来队家属的居住和子女入托入学问题,到1956年103起义将士的“老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部队就地转业后,随即投入大生产运动,部队投稿生产后,部队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作用没变,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图为军垦战士生产戍边两不误的场面。
  部队起义后,起义将士和老部队的老红军、老八路、解放军一视同仁,提拔使用重在现实表现。广大起义将士在陶峙岳将军的带领下铸剑为犁。黄埔时期的慈佰兴起义时担任排长,起义后升任连长,工作有思路,领导有能力,政绩很显著,先后担任营长、团长、农八师顾问(副职级),黄埔学生王风云1958年开发莫索湾,他的团创造了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有利润上交的突出成绩,参加了北京的群英会。1958年-1960年三年时间部队在莫索湾开垦荒地90万亩,播种面积达84万亩,植树造林5万亩。陶司令员视察莫索湾时兴趣盎然地即兴赋诗:“红旗播遍莫索湾,大地茫茫一手翻,唤起千年沉睡梦,永葆青春在人间。”起义士兵廉殿邦学习积极,工作踏实,善于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起义后先后担任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等职,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各农场的团长80%是由起义将士担任的,北疆各师机关主要部门的正职大多都是黄埔军校的将士担任。原来的各团团长,大都升任到师职岗位担任副师长。
  起义时的排级干部,现在一律享受副团级经济和政治待遇,50年代到60年代担任团级干部的领导很多享受副师级待遇,起义士兵一律按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待,月工资1000多元,医疗费用报销。起义将士的遗孀、没有工作的从2004年7月1日起每月发生活补贴费300元。现在许多起义将士已身老边疆,埋骨天山。用他们的青春热血和汗水染绿了戈壁,为建美丽的军垦新城石河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石河子早在2000年已被联合国授予“人类居住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的光荣称号。他们的生命之树在绿色中不断延伸。
  军垦战士创业初期,用人拉犁开荒,马拉播种机播种。
  现在当年起义的将士个个都立户为祖了,膝下儿孙满堂,有了军垦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子子孙孙繁衍不息,军垦事业兴旺发达。
  陶峙岳将军1955年授上将军衔,1970年离职回原籍湖南长沙,80岁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终年96岁。
  陶峙岳将军和他的10万将士,起义有功,建设新中国有功,维护祖国统一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屯垦戌边有功。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在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的旧址上,建起的军垦博物馆里,悬挂着陶峙岳将军的大幅照片,供人们瞻仰学习。军垦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基地。供世世代代军垦儿女和边疆各族人民参观学习,陶峙岳将军永远活在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陶峙岳将军和10万起义将士开创的军垦伟业永垂不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揭密
  仰天长啸
  世界最大的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它不列入中国军队编制,却担负着戍边重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有14个师,共175个团场,总人数达到250万,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兵员数。它的所辖面积据说达到20万平公里,有六个台湾大。新上任的司令员将所有的团场一一视察完后,发现竟历时4年半。
  它的内部编制全部按照军队编制,一把手称司令员,党委书记称政委,它的现任司令员张庆黎是1999年10月赴任的,在机场当别人称呼他司令员时,竟然一下子没意识到别人是在称呼自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当年是毛主席一声令下,解放军驻新疆10.5万部队集体就地转业,开始了艰苦创业。许多干部和战士从内地打到新疆以为两三年最多五年可以回家了,结果他们一辈子都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屯垦戍边事业。初始阶段十分艰苦,战士们10多人睡一个草棚,干部4-5人睡一个草棚已经算是“特殊待遇”了。后来又遇到文革动乱,兵团事业遭到很大破坏,在邓小平、王震的努力下,直到1981年才得以恢复。
  新疆建设兵团,它的存在和它的任务都十分特殊,有人戏称它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它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了工农兵学商的社会,但在过去,它只归口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管辖,“庙小和尚大”的局面一直到1997年才有了改变,那一年,国家正式行文明确,它的发展计划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实行计划单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管理模式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它的职工还在吃“大锅饭”,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椿奇事。当然,这两年它的管理体制已经跟上了全国的步伐。
  这样超大型的“兵团”今后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答案是肯定的,在新世纪、新阶段,屯垦戍边的任务更加繁重,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反恐形势严峻,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从没放弃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图谋。所以,这个大兵团,不但要存在下去,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发展壮大。
  新疆建设兵团的第一代母亲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从湖南、山东等地招募了大批女青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她们因此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代母亲。
  “参军只是因为向往”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为了让守卫在新疆的将士们安心屯垦戍边,王震将军首先给家乡湖南的领导写信,请他们大量招募女青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很快,长沙的大街小巷贴出了新疆军区的公告:招募女兵到新疆上俄文学校,开拖拉机,进工厂……只没提成家结婚。
  今天的谢树仁已是68岁的老人,可1951年参军时,她只有15岁。
  谢树仁说:“我家在湖南宁乡县的山沟里,离长沙有100多公里;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也在长沙一中读过书,思想很开明。母亲对我们姊妹影响最大,要求我们养猪、打柴、做饭样样都要会;等我们长大些,就鼓励我们读书、参军。我小学还没有毕业,上中学的哥哥、上师范的姐姐就都参军了。”
  1951年,谢树仁和4个女同学一起吵闹着要去参军:“那时候不知道啥子是为人民服务,参军只是因为向往。上俄文学校,开拖拉机,进工厂,多好啊!”
  “当时我大哥在宁乡县教书,我们就去找他。家里没有钱,我们就带了两升米,炒了点菜,步行了一整天,走了50多公里才到宁乡县城。”
  谢树仁笑着说:“我们到县城之前没有见过汽车。在大哥学校门口,看到那里停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我们不知道是啥子。大哥指着它对我们说:‘看,这就是汽车。’那时候,我们几个丫头看见汽车来了,心里就怦怦跳,老远让得开开的,生怕汽车开到自己身上。”
  “由于我们吵着要参军,大哥便给了5角钱、炒了点菜就让我们又上路了。我们走了一天,到解放军西北军区长沙办事处时,已经是晚上了。第二天,负责征兵的湖南老乡让我们写了个试卷,很快就发给军装——就这样参军了。”
  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没有火车,怀着和谢树仁同样的渴望和梦想,来自各地的1000多名女兵坐上了开往新疆的大卡车,这一坐就是一个多月。
  谢树仁说:“当时一路上有土匪,汽车前面架了轻机枪,随时要准备战斗;每辆大卡车的车厢里挤40多个人,许多人既用脸盆来打饭,又用它来洗脸;因为车上全是女孩子,单个的车子又不能脱离车队停下来让大家方便,有时候女孩子只得拿脸盆当便盆使。”
  第一次出远门,想家的念头一涌上来,怎么也挥之不去。一路上,姑娘们的嘤嘤哭声不断。
  结缘“地窝子”
  诚然,如新疆军区招募女兵时的许诺,这些湖南女兵中有人在新疆上了学、进了工厂,但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女兵一到新疆,就被直接送往天山南北的大小农场。
  满怀憧憬的湘妹子们被大卡车拉到农场时,全都傻了眼:地面上没有一座建筑,欢迎她们的几百号男兵一下子从“地窝子”里钻出来——就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
  “地窝子”,说白了就是一人多深的大土坑,大小依住人多少而定。人们在挖坑的时候,在坑底留出用作床、桌的土墩和进出的斜坡甬道,用木头拱好屋顶,覆以红柳或芦苇,最后盖上土。这样,“地窝子”就建成了。
  湘妹子刚到农场时,一看这情形,全都哭开了,怎么劝说也不肯下车。关于她们下车的笑话至今还在兵团流传:湘妹子赖着不下车时,人们端出一盆盆红辣椒——她们就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关于山东女兵下车的故事,版本和湘妹子的大致相同,只不过人们端上的是大葱。
  湘妹子们在西行的路上,就隐约听说可能要给自己介绍对象,心里很担心。到新疆后不久,这个担心变成了现实。后来,湘妹子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的程序,成家过起了日子。
  当时的生活条件之艰苦,如今已难以想像。没有洞房,只好三四对新婚夫妇住一个“地窝子”,每对新人之间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蚊帐。
  今天,在石河子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满头华发的“湘妹子”和老伴相依走过街头。她们尽管当时和丈夫是“先结婚,后恋爱”,但绝大多数彼此相濡以沫直到白头。
  由于组织介绍给湘妹子的丈夫往往是党龄长、级别较高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一些人成了“牛鬼蛇神”、右派分子。但挺身而出为他们奔走呼号的,也正是这些“辣妹子”。毕竟,这是她们的丈夫啊!
  宜红柳,似白杨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我们已无法考证这首词出自何人之手,但寥寥数笔,却将女兵们当年的生活画面一下子推到我们面前:这些小女子,流淌着楚人的热血,在西北烈风中怎样艰难地前行啊。
  1952年,谢树仁刚到乌鲁木齐不久,就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政治处收发室,开始了送信、送电报的工作。
  有一次,谢树仁得了心膜炎,因为年纪小,不懂事,高烧摄氏40度还硬扛着骑马送信。到晚上集体开会、学习时,她烧得迷迷糊糊睡着了。有人用手一摸这个小姑娘的额头,被吓了一大跳:赶紧送医院哪,可是医院里也没有药。幸亏谢树仁命大,当时有个作家的夫人也在住院,把自己的链霉素分了几枝给她,才将她救了下来。谢树仁说,1954年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开时,她坚决要求去兵团的八一农场,因为那里有个女拖拉机手典型,大家羡慕得不得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兵团的女同志特别能吃苦,挖渠、修路样样都拿得下。男人能干的,女人照样干,而且还想干得更好,就是来了例假,挽起裤腿照样往泥水里下。有人挺着临产的大肚子,还一天拾50多公斤棉花。一朵棉花才多重?拾棉花,那可是一天到晚都得弯腰的活啊。
  兵团农二师当年的一份总结写道:“直接参加生产的妇女,每天从早到晚在田间劳动。农场机耕队有54名妇女,组织了一个区队,共分4组。有32名妇女担任了239亩棉花(生产的)任务。他们承担平地、打田埂、选棉籽等工作。上工后,为了不耽误劳动时间,(她们)吃饭不回家。(年底)可收获近15000公斤,占该队全年财务收入的23%。”
  其实,这些湘妹子和后来的山东女兵、上海知青,何止是“为了不耽误劳动时间,吃饭不回家”啊,这些靠信念支撑着的人们,还不断开展着劳动竞赛:这个排早晨6时下地干活,连长在大会表扬了,紧接着这个纪录第二天就会被别的排刷新到5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许多小女兵在上工的路上走得歪歪斜斜——那是在打瞌睡。谢树仁说,那时女同志来例假,都瞒着不说。有一次谢树仁来例假,但她硬是和人们一起在月亮下收麦子,最后肚子剧疼,不得不被人抬了回来。
  1956年至1957年,谢树仁被农六师派出去学习气象知识,此后被分配到八一农场气象站当站长。她22岁时,一个人就带了14名大学毕业生实习,她所在的气象站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的先进单位。
  如今退休住在乌鲁木齐的谢树仁说:“老司令(王震)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否则兵团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
  后记
  许多当年的湘妹子退休之后,回到几十年魂牵梦萦的老家,见到了故乡青翠欲滴的竹林。然而,毕竟时间过去太久了,物是人非,她们已无法把自己重新融入故乡,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再回到新疆。故乡,就这样永远停留在她们的思念里。
  到2004年10月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过了整整50年的辉煌历程。如今,这里已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继承人,总人口达254万。
  




  农六师沿革
  农六师的历史沿革经历红军九十一师、新四旅和十七师3个时期。
  1927年,黄(安)麻(城)起义,次年秋组建光山独立团,1933年整编为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经四次反围剿,开辟川陕根据地,之后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转战晋冀鲁豫地区,先后奉命数次整编。1937年8月,番号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政委张南生)。1938年7月,七七一团在临清地区与东进纵队的二团、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合编为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徐深吉,参谋长卜盛光),8月,独立旅在南宫与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合并,青纵的3个团分别编入独立旅的3个团,名称仍称“青纵”(司令员段海洲、政委李聚奎)。1940年5月,青纵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四旅(旅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文建武),辖七七一团、十团、十一团。1942年夏,新四旅改辖七七一团、二十团、军区骑兵团3个团,成为第二个时期的新四旅(旅长徐深吉、政委钟汉华)。11月下旬,新四旅与冀南四分区合并,辖七七一团和十一团。1944年2月,七七一团和三八六旅十六团、冀南军区二十五团组成第三个时期新四旅,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新四旅(旅长王近山、张贤约,政委徐立清),肩负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1947年10月,新四旅和教导旅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称六纵新四旅(旅长程悦长、政委黄振棠)。1949年1月,部队南下,新四旅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步兵第六军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委黄振棠,后为袁学凯)。下辖四十九团、五十团、五十一团。1949年9月25日,新疆国民党驻军通电起义,为整编起义部队,确保新疆和平解放,奉命随第六军改属进军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领导。同年11月,挺进新疆,驻防迪化至伊犁地区一线,卫戍迪化,剿匪肃特;培养干部,建党建政;拓荒种地,生产自给。
  1951年12月,十七师调出1481名指战员参与组建西北空军。
  1952年2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布进疆部队的整编命令。1953年1~3月,驻疆部队划分国防军与农业生产部队。
  原六军十七师除组成1个国防步兵团、2个军分区、1个生产管理部及与十六师合编1个补训团以外,其余部队并接受军区八一农场,组成农业第十七师(代师长郑云彪、代政委苟成富)。1953年6月5日,十七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业建设第六师。是月15日,十七师发布部队番号更名命令,7月1日启用新番号。下辖农业团场4个(农业建设第十六团、八一农场、猛进农场、五○农场),农业分场2个(四九农场奇台、乌苏分场),工程支队1个,总人口15691人。是年冬,师部迁至五家渠。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农六师编属兵团领导,全称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
  1975年4月,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撤销,是年5月1日农六师建制随之撤销。部分厂矿农牧企业(第一煤矿、东风锅炉厂、一○四团场)划归乌鲁木齐市和自治区直属外,其余对口移交昌吉州各部局;原师机关组成昌吉回族自治州农垦局,隶属自治区农垦总局和昌吉州双重领导,管理农牧团场及文教卫生单位。1978年下辖农牧团场19个。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82年4月1日,恢复农六师建制。命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
  《五家渠市网》
 




  回眸铸剑为犂 屯垦戍边——新疆生产建兵团发展历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是在自己所辖的垦区内,依照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兵团对加快新疆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围绕着兵团的设立和组建,以及它传奇式的发展故事,给外界总有一种雾里看花般的神秘。
  一纸神秘的电报,让中央高层十分震惊,立命彭德怀所属一野挥师西进,直叩新疆大门。王震率一兵团向新疆火速进军……
  1949年7月,莫斯科的盛夏格外迷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一派忙碌,满怀着胜利的喜悦等待和迎接一批神秘的客人。一队豪华的伏尔加轿车悄无声息地驶来,缓缓停在克宫门前。在官员和侍者的簇拥下,一位身形颀长的客人走下车来,率团缓缓向等候在大厅前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走去。来客不是别人,他是中共中央二号人物刘少奇。这是建国前夕,刘少奇身负建国使命,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的一次秘密访问。
  1948-1949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先后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后,迅即挥师百万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人民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到来。这时,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建立新中国。为了感谢苏联人民和苏共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支持,派刘少奇代表中共访苏,协商建国和谋求外交支持,自在情理之中。
  在那革命加兄弟的年代,中苏会谈如同蜜月般的顺利。有一天会谈正在热烈地进行,苏方代表递给刘少奇一份他们截获的密电,内容是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企图策动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将主力撤入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势力勾结,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这个阴谋如果得逞,解放军进军新疆就会有许多困难,对苏联也不利。苏方建议中共提前解放新疆,同时主动提出中共可先派人与三区革命力量联络,他们可以给予种种帮助。
  本来,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势如破竹的胜利,大片国土的解放,有许多建国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中央原打算把解放新疆的时间放到1950年。然而,苏方提供的这一信息,让中共高层十分震惊,深感事态严重。为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立即决定把新疆问题提前到1949年解决。遂电令一野彭德怀部坚决在甘肃、宁夏、青海全歼胡。马势力,决不让其逃入新疆。并电告访苏的刘少奇从代表团中直接派人进入新疆,联系三区革命配合,促使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
  按照中央的部署,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先展开扶眉战役,消灭胡宗南部主力4万余人,迫其残部退入秦岭。继而攻兰州、袭西宁、占银川,消灭了陕、甘、宁、青的北四省的国民党部队,兵锋直指新疆。新疆顿时孤悬关外,国民党当局人心浮动。中共中央也通过各种渠道极力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刘少奇派邓力群以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苏联入境新疆,组织联合各方进步力量促进和平起义。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约见张治中,让其致电新疆军政当局,劝其起义。大军压境的形势,各种进步力量的聚合努力,极大地分化了国民党新疆当局,追求光明的正义力量终于战胜了负隅顽抗的势力。9月25日,陶峙岳率领全疆国民党部队通电起义。9月26日,包尔汉领衔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新疆的和平解放来之不易,毛泽东、朱德立即复电,嘉勉其投向光明的义举。
  新疆军政当局虽然宣布了和平起义,但是新疆幅员辽阔,国民党部队派系复杂,驻地分散,交通不便,当局难以控制。一些顽固分子、特务和土匪,乘政权更替的空隙和混乱秩序,大肆抢劫和洗劫银行、商号和百姓,焉耆、轮台、库车、奇台、木垒、绥来等地光后发生叛乱和匪患。只有解放军迅速出关,进驻新疆各地,才能稳定局势,巩固和平起义成果,彻底解放新疆各族人民。
  9月28 日,一野前委收到中央军委关于进军新疆的命令,随即命一兵团司令员王震领兵火速进军新疆。10月12日,一兵团二军在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指挥下,从玉门、酒泉相继徒步出发入疆。11月4日,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的指挥下,开始空运和车运入疆。这是一次气势磅礴的大进军,数路大军,几万人马,天上地下,犹如滚滚洪流,锐不可挡,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义无反顾地一路西进……12月底,六军大部抵达总部指定的要塞和防区。12月17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彭德怀、张治中、王震及陶峙岳、包尔汉等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南门,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和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三军入城仪式。至此,新疆完全和平解放。
  后来的历史告诉人们,进驻新疆仅仅是这些部队的使命之一,等待他们的还有更加艰巨、更加神圣的历史使命。铸剑为犁,屯垦戍边,他们将成为新疆这块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土地的最忠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总理周恩来殷切地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还是一支生产军……
  1950年初,边疆军民在漫长寒冬的煎熬中,又面临新的困难:民生凋敝,百业待举。进疆部队加上民族军和起义部队,总共有20万之众。当时实行供给制,由国家包吃包穿,另外还要发津贴,而1949年底新疆财政收入只有700万元新疆币(折合人民币35万元),实在是“杯水车薪”。驻疆部队生活十分艰苦,衣服、鞋子破烂不堪,得不到补充,换不了季;伙食差得难以下咽,没油没肉,连蔬菜也没有,因战士们顿顿都拿粗面馒头蘸着盐水吃……当时立足未稳,外有敌人, 内有叛匪,社会秩序混乱,人民亦食不果腹,哪能拿出粮食供应部队呢。若从内地运粮,仅运费就高于粮价的7-10倍,进口粮食亦不可能。部队吃粮只好向私商、巴依、头人去买,由于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不认纸币只认银元。因此,解放之初,军区后勤部每月都要派飞机赴京去运大量银元回来购粮。一次,军区后勤部长又去向周恩来总理要银元,总理签付后,神情凝重地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可见,国家也是不堪重负啊。一场生存的较量和考验,就历史地摆在了这支曾获南泥湾垦荒模范称号的老八路面前。
  历史,总是十分眷顾创造过同样历史的人们。王震所率领的部队,是一支来自井冈山、参加过二万五千军长征的老红军部队。抗战爆发后整编为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在当年党中央号召的大生产运动中,他们移驻南泥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开荒生产运动,把一块杂草丛生的蛮荒之地,建成了丰衣足食的塞外江南,一时声名远播中外,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彰,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旗帜和楷模。没想到,历史又导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让这支老部队又屯垦戍边到新疆来了。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一九五O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还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1950年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解决新疆驻军吃粮问题,站稳脚跟,完成保卫国防,捍卫祖国统一的使命,1950年1月16日,王震司令员动员全体官兵一面保卫祖国边防,肃清土匪特务,一面从事生产建设,克服经济困难。他指出新疆军队生产的方针,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全体官兵亲手劳动开垦土地,就地取得生活资料。并规定,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据此,驻疆解放军除一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军西藏阿里,清剿匪患、维持社会治安任务外,11万指战员在天山南北,按师、团布点,就地驻防,就地屯垦,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王震及各级首长的带领下,这支部队征尘未洗,就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上摆开了大生产的战场。斯时的新疆大地,仍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为不误农时,各部队负责同志顾不上寒冷,顶风冒雪勘察地形,寻找宜垦土地和安营扎寨的地方。在沙漠边缘,在阿尔泰山麓,在帕米尔高原,在广阔无边的荒野上,战士们用握惯钢枪的双手,挥起劳动工具去开拓新的生活。
  昔日新疆地广人稀,在严冬举目远眺,只有无边无际的蓝天和皑皑白雪的大地。战士们所到的目的地,多是水到头、路到头、飞鸟罕至、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或沙包、或烽隧、或树、或草、或滩、或石……他们放下行囊,挖开冰雪,刨出黄土,搭起帐篷,支起锅灶,就算安营扎寨了。沿袭至今,许多地名由此得来。诸如石河子、下野地、沙山子、白碱滩、三棵树、草湖、将军戈壁等等。冰天开荒,雪地造屋,谈何容易。战士们不怕困难,砍来木料,化冰掘地,奠基筑屋;瞄枪画线,以步代尺,规划土地。手冻裂了,脚冻肿了,脸冻得起泡起皮,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经过千百战士的艰辛劳动,转眼之间,一座座营房、马厩、仓库、伙房相继落成,组成了军垦村落,冒出了大漠雪原的第一缕炊烟。大片大片的冰雪野地,随着战士们的意志成阡陌,期冀着“军垦第一犁”去播种希望和收获。
  有耕耘就有回报和收获。1950年,全军开荒96万亩,播种83万亩,完成计划140%,收秋粮食3.29万吨、棉花37.9万公斤、油料186.5万公斤,造林 1065万亩。生产的粮食足够解决驻疆部队7个月的口粮,蔬菜达到全部自给。军队生产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还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此后,新疆军区又制定了三年生产建设计划,对工业、农业和畜牧业都作了全面的规划。到1952年底,屯田达到162万亩,生产粮食10万吨、棉花力4.5万公斤、油料500万公斤,主副食达到了全部自给。大生产运动的不断发展,不仅解决了部队最为紧迫的军粮问题,而且积累了部分资金,为新疆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签发人民解放军转业命令,并号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如前所述,驻疆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1952年 4月  6日,中央讨论西藏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 这是中央对新疆部队大生产的充分肯定和表扬。然而,我们今天反观历史,当时驻新疆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其实是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唯一选择,抑或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不如此,便不能解决部队的供给和生计;不如此,更何谈减轻各族人民的负担;不如此,连新生的人民政权也会难以巩固。在那种特殊历史背景下,把大生产运动作为一种过渡的政策和办法,无疑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中华民族之大义,治国之长策来说,驻疆人民解放军必须担负起戍边与屯田的双重历史使命。问题在于怎样科学处理戍边与屯田的关系,使二者有机结合,恰到好处。”用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以宏大的视角纵观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漫长历史,洞悉一切国内外复杂纷繁的斗争形势,就已经在思考筹谋促进边疆发展繁荣和保持边疆长治久安的策略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伟大祖国的西大门,分别与蒙古、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8国毗邻,边境线长达5400多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定国安邦,就必须戍守边疆。但驻军少了,稳不住局势;驻军多了,粮食和其他供给就会发生困难,于是就有了屯田。汉唐时期主要是军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军屯和民屯并举,以军屯带动民屯。没有民屯,军屯就会发生困难;没有军屯,民屯根本站不住脚。这些历史教训无疑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提供了宝贵的资政借鉴。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复杂形势都迫切要求中央对关系到新疆前途和命运的这个问题拿出科学的有创见的决策。加速这一决策过程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和台湾等一些海岛以外的绝大部分国土,而军队却激增到520万人,军费开支巨大,已占到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8.8%,这种状况促使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做出调整。1950年5月16日,周恩来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整编军队,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5月19日,中央军队整编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担任主任,该委员会后又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起草编制“军师整编计划”,报请毛泽东批准,分步实施,其中就包括了新疆驻守部队。将驻疆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的设计,已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构筑了战略决策的基础。
  因此,1952年3月毛泽东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几十万军队转为建设师,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15个师,仅新疆就有 11个师 10余万人。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关于军队整编及集体转业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1954年8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电令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和二十二兵团全部、五军(民族军)大部合并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统一领导下辖的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和 9个直属团。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摘自环球视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下辖:
121团  122团
132团  133团
134团  135团
136团  141团
142团  143团
144团  147团
148团  149团
150团  151团
152团  石河子总场
等18个单位。
 




1954年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是在自己所辖的垦区内,依照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兵团现有14个师(垦区),174个农牧团场,4391个工业、建筑、运输、商业企业,有健全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保险等社会事业和司法机构,总人口245.36万人,在岗职工93.3万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一师下辖:
阿拉尔市  
1团 2团 3团 4团
5团 6团 7团 8团
9团 10团 11团 12团
13团 14团 15团 16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二师下辖:
21团 22团 23团 24团
25团 26团 27团 28团
29团 30团 31团 32团
33团 34团 35团 36团
223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三师下辖:
图木舒克市
41团 42团 43团 44团
45团 46团 48团 49团
50团 51团 52团 53团
伽师总场
红旗农场
东风农场 莎车农场
叶城牧场 托云牧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四师下辖:
61团 62团 63团 64团
65团 66团 67团 68团
69团 70团 71团 72团
73团 74团 75团 76团
77团 78团 79团  
拜什墩农场
良繁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五师下辖:
81团 82团 83团 84团
85团 86团 87团 88团
89团 90团 91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六师下辖:
五家渠市
101团 102团 103团
105团 106团 107团
108团 109团 110团
111团  
芳草湖农场 新湖农场
军户农场 共青团农场
六运湖农场 土墩子农场
红旗农场 奇台农场
北塔山牧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七师下辖:
123团 124团 125团
126团 127团 128团
129团 130团 131团
137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下辖:
石河子市
121团  122团  132团  133团
134团  135团  136团  141团
142团  143团  144团  147团
148团  149团  150团  151团
152团   石河子总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 下辖:
161团 162团 163团
164团 165团 166团
167团 168团 169团
170团 团结农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十师  下辖:
181团 182团 183团
184团 185团 186团
187团 188团 189团
190团 青河农场
北屯镇
建工师
昆仑公司
兵团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兵团路桥公司
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十二师   下辖:
五一农场 西山农场
三坪农场 头屯河农场
养禽场 104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十三师   下辖:
红星一场 红星二场
红星三场 红星四场
黄田农场 火箭农场
柳树泉农场 红山农场
淖毛湖农场 红星一牧场
红星二牧场 221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十四师   下辖:
47团 皮山农场
一牧场 皮墨垦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沿革
 新疆屯垦戍边事业源远流长,远从西汉屯田戍边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代2000余年,相袭至今。
  1949年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和省政府分别通电和平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尔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各地区,新疆的屯垦事业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1952年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二、六、五军大部和二十二兵团全部编入生产部队,分别整编为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工程师、1个建筑工程处、1个运输处,共约10.55万人,担负屯垦戍边任务。
  195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发电报给西北军区、西北局和军委总参谋部,提出关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其领导机构、名称的请示报告。8月6日,军委总参谋部复电:同意第二十二兵团部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月7日,新疆军区遵照军委总参电令,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1958-1960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如火如荼,兵团迅速掀起垦荒造田大兴水利建设高潮,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蓬勃发展。1961-1962年,中央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兵团各项事业很快进入一个全面大发展时期,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生产不断下降。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83年以后,兵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进行农垦经济体制改革。1990年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为兵团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如今,兵团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产新疆1/5的粮食、2/5的棉花和1/3的棉纱、棉布、食糖,并交纳1/5的税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构设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受中国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双重管辖,享有省级的权限,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兵团的党务和税收事务由自治区分管,而行政、司法、经济、财政等则由中央政府管理并依照国家法律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统计方面,兵团的人口和面积一般都计入地方政府的统计中(兵团城市除外),但国民生产总值等则单独列出,不计入自治区的数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管理体系主要有兵团、师、团三级。兵团和师均设第一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司令员或师长三个主要职位。兵团的司令部设在乌鲁木齐,曾迁至石河子,后又迁回乌鲁木齐市。
  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兼任。兵团政治委员和司令员则兼任自治区的党政副职,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任命,其行政职级为正省级,党内级别为中央委员。兵团现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分别是聂卫国和华士飞。
  兵团的师大都与自治区的地区行政中心分别对应,由相应的地委书记兼任师第一政委。师另设专职的政治委员和师长,行政级别为地厅级。
  兵团的团级单位除了团场外,还有农场、牧场等,一般统称为“农牧团场”,行政级别为县处级。团场编以数字番号。有些师实行师市合一体制,如石河子市(建立于1975年,为新疆最早的城市之一,现为新疆第二大城市),后效仿石河子模式建立五家渠市,图木舒克市,阿拉尔市等。
  在兵团总部、各师师部和团场密集的垦区,设有三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机构,如:兵团公安局-农八师公安局-下野地垦区公安局,特例:兵团公安局-石河子市公安局(农八师公安局)-城区分局。
  80年代以来,军团的武装连队改编为武警,整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警指挥部及其隶属的各支队、大队、中队。副军级建制的兵团军事部执行省军区的职责权限,即兵役动员、预备役编组、民兵工作等。兵团的各支民兵应急反应分队是新疆维护稳定、处置突发事件的重要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大都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十二兵团转业而来的。目前兵团下设14个师(其中包含1个建筑工程师)及185个农牧团场(其中包含11个建筑工程团),插花地分布于自治区全境,位于1950年以前的荒地。2003年兵团总人口大约为248.0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约218万。
   农一师:1953年成立,分布在阿克苏地区,师部是阿克苏市,拥有阿拉尔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最早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以“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闻名。
   农二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师部驻库尔勒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六师。
   农三师:1966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喀什地区境内,师部驻喀什市,拥有图木舒克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五军步兵第十四师。
   农四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伊犁地区境内,师部驻伊宁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五军步兵第十五师。
   农五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师部驻博乐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六军步兵第十六师。
   农六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师部与五家渠市师市合一。前身是第一兵团第六军步兵第十七师,即西北野战军新四旅。
   农七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奎屯附近,师部驻奎屯市,拥有奎屯市奎北新区,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五师。
   农八师:1953年成立,主要分布在石河子附近,师部驻石河子市,师部与石河子市师市合一,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六师。
   农九师:1962年成立,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北部边境地区,师部驻额敏县,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七师。
   农十师:1959年成立,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境内,师部驻阿勒泰市北屯镇,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
   建筑工程师:1953年成立,以工业、工程施工为主,师部驻乌鲁木齐市,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
   农十二师:即原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1982年成立,2001年改为现名,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市境内,师部驻乌鲁木齐市。
   农十三师:即原哈密农场管理局,1982年成立,2001年改为现名,主要分布在哈密地区境内,师部驻哈密市。
   农十四师:即原和田农场管理局,1982年成立,2001年改为现名,主要分布在和田地区境内,师部驻和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