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高中借读流程:高庆昌魏东们为何选择不归路：9大陨落自杀企业家

　　压垮民营企业家的那些稻草

　　民营企业令人堪忧的生存环境，应该从法律上、制度上解决问题，其中关键在于整顿吏治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王荣利

　　本刊特约研究员。1988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系，从事律师工作至今。曾先后担任大型国企、上市企业等多家大型企业法律事务部经理、总裁助理、专职法律顾问等职务，长期致力于企业家生存状态和企业家犯罪研究，连续多年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有《总裁的陷阱》、《中国反腐败报告》等著作。

　　近年来，企业家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的富豪、成功人士，到底遇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压力？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为何如此狭窄？在原罪问题、生存问题、企业发展问题一个个被提出来之后，企业家该如何度过一个又一个槛，使自己基业长青？

　　针对企业家群体的上述问题，《法人》记者特别专访了长期致力于企业家群体生存状况调查研究的法律学者王荣利律师。

　　企业家的生存状况堪忧

　　毋庸置疑，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与之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体现在市场自由化程度、竞争的开放、政策禁锢的消除等各个方面。但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家们依旧危机四伏，生存艰难。

　　“首要因素是国内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王荣利说，民营企业往往受到各种不合理的挤压，难以取得与国有企业相同的市场地位。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市场地位问题为例，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导干部的眼里，对国有企业往往会高看一眼，而对民营企业则另眼相待。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市场公平性问题上，一些政府部门和个别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歧视民营企业，不仅在某些领域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还在某些方面对民营企业索、卡、拿、要。

　　“有些国有企业明明苟延残喘，但是相关部门总会给予种种关照，想法设法延长其生命。”王荣利告诉《法人》记者，而对民营企业，即使有再好的前景、再好的产品，在贷款、审批、检查等各个环节上，往往处处受到刁难，甚至打压。

　　“其次，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不正常。”王荣利认为，有的领导为取得政绩，在帮助国企方面不遗余力，有的领导为捞取私利为某一民营企业大开绿灯，都是不正常的。

　　在各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许多民营企业往往成为大小权力争抢的对象。某些权力部门的人员以权谋私抓“个人经济”，盯住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的腰包和利润；某些地方或部门为了追求政绩提高GDP或者财政收入，也会盯住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当官员流动或者某些官员落马的时候，民营企业或者企业家就不可避免地被追究违法的责任。

　　“三是法律规定比较多，加之各种政策规定企业往往无所适从，而且执法过程中又有许多问题。同样的行为，很可能在某些地区可以行得通，到了另外的地区却被认为是违法行为，会受到追究。”王荣利表示，同一法律规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执法人员看来，会各有各的理解，执法标准不够统一。此外，在执法过程中，一些部门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问题严重。

　　“民营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显然危机四伏，比较困难。”王荣利认为。

　　企业家为何厌世

　　民营企业家频繁自杀，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他们的厌世？

　　就王荣利的观察，他认为企业家厌世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前景黯淡。有些民营企业家在经营多年以后，觉得怎样干就这样了，而且企业还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好解决，于是产生厌世情绪而自杀。

　　二是与民营企业家犯罪相关。有的民营企业家在取得成功之后，脑子发热，还想争取更大的成功，结果因融资、经营等问题而陷入犯罪的陷阱中，眼看着要发案，于是便一死了之，以求逃脱法律的制裁。

　　三是不堪某种折磨。民营企业家也是普通的人，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苦恼，而企业家遇到问题往往还无人诉说，自己又不堪折磨，于是便选择一了百了。

　　此前，有关民营企业家原罪的问题，业界探讨过多年，尽管原罪问题的产生源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但有无数企业家正是栽在了这一问题上。

　　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实际上被一些非法律人夸大了。

　　“从法律上来看，这实际上是个追诉时效的问题。法律在时效方面有明确规定，按法律办就是了，不存在讨论的问题。”王荣利认为，但从企业家角度来看，有几个方面是必须要注意的：一是所谓原罪没案发，那么今后更应严格遵纪守法，不案发自然不会被追责；二是案发了，那么法律有规定、刑法修改前后有变化的，将按新刑法规定的办，比如过去的“投机倒把罪”，新刑法早已取消，也就不会再追责了；三是新发案件带出旧案，那么对旧案部分也应按新刑法的规定来办理。

　　“其中最关键的是企业家不要发生新的犯罪，以免查处时拔出萝卜带出泥。”王荣利说，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应通过法律规定使它规范化，但又不能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法律，动不动就说法律不完善。        

　　王荣利认为，另一方面，社会应该给企业家适当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的问题通过企业自身或者外部干预解决。这就像开车一样，一条马路需画几道行车线是有规定的，不能想画几道就几道，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否则车就无法开了。

　　关键在于整顿吏治

　　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令人堪忧的生存环境，应该从根本的法律上、制度上解决问题，其中关键在于整顿吏治。

　　“吏治不整，民营企业家难安。”王荣利说。另外，民营企业家也要学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尽量分清你、我界限，为自己争取一点空间。

　　目前，社会上或多或少会有些“仇富”心态，比如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首善”陈光标(微博 专栏)“诈捐”问题。客观地说，陈光标与绝大多数企业家相比，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是显而易见的。即使陈的慈善有炒作等个人目的，即使有些慈善承诺他未能履行，即使他曾通过慈善活动为企业发展谋利，也不能抹杀其在慈善方面所做的贡献。

　　“‘仇富’心理，我觉得实际上被外界夸大了。说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我觉得是一种误解。”王荣利认为，应该说社会更普遍的是对种种不公平的“致富之道”有种“仇富”心理。任何一个合法致富的人，社会还是给予许多的尊敬。所以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尽量合法经营，不要只靠拉关系，走歪门邪道，这是获得社会肯定的唯一途径。

　　“再者，我觉得老百姓仇富不仇富没关系，他们打份工你给份钱就是了。关键是如果掌握公权力的人有‘仇富’心理，那就是民营企业家的恶梦了。”王荣利表示，社会应对掌握公权力的人的心理予以更多关注，因为他们对于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宽松与否影响力更大。

　　关于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和心态调整的问题，王荣利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民营企业家首先应保持头脑的清醒，不要追求过快、过大的目标。做企业应该脚踏实地，只要企业是在往前发展，就是成功。

　　“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陷入犯罪的陷阱，人财两空。”王荣利说。此外，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个顾问团或智囊团帮助出谋划策，民营企业家不要有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顶，“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

　　“这个智囊团不仅仅有管理专家、财务专家等，而且要有法律专家。”王荣利特别强调。

　　民企老板的三大困境

　　我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总体上还处于“亚健康”状态，自然经受不起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冲击和身心俱疲的压力

　　文 吴娇 张鑫

　　我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都是拥有远大的抱负和梦想的。从开始积累原始资本到形成小有规模的企业，再到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企业，他们一刻不停地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当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的主要驱动力也会由创业时对物质层面的追求逐渐转向精神方面，如发展慈善事业等。然而，现实艰难的生存条件，使得大量民营企业家最终魂断蓝桥，他们不得不选择移居国外甚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事业生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生存发展空间受挤压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在夹缝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我国民营经济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但在随后，民营企业大多遭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严重制约了其持续发展。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国有大型企业不满足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凭着在政策、法律、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行业扩张，打破了原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型企业基本平衡发展的格局。外资企业则凭借着超国民待遇、税收方面的优势、强大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和极具优势的人才抢夺力也使民企在与其竞争中倍感压力。

　　其次，支持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政策始终得不到落实。继2005年中央政府颁布“非公经济36条”后，“新非公经济36条”颁布又过去一年多了，但这个旨在破除民资进入垄断行业障碍的条例，由于在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的制订上，大多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的，实际上反而限制了民间投资，排挤了民营企业。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和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银行，并没有动力去落实执行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缺失使民营企业无所适从，只能比照着国有企业，像它的影子一样见机行事。因此，在国有企业越做越大的同时，不彻底改革歧视民营企业的制度，其生存发展空间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再优秀的企业家也将陷入无用武之地。

　　再次，“三荒两高”使民营企业陷入生存困境。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民营企业曾因出口受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量企业主逃亡破产。如今，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需求逐步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却因遭遇到用工紧张、融资难、缺电和高成本、高税负的难题再次陷入到危机之中，歇业或倒闭的事件频繁涌现。比如，最近就有温州的三旗集团、波特曼(餐饮连锁企业)、江南皮革等老牌企业接连因遭遇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或倒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民营企业危机很大程度是国内一刀切式的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银行信贷本来就很少惠及民营企业，银根收紧进一步恶化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大量民营企业转向高利贷融资后，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劳务和原资料成本上升，其利润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也就难遭一夜猝死的命运。

　　身份和财富缺乏有效保障

　　企业家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国王”。然而在我国，这样的“国王”却需要费尽心思地戴上红帽子，积极地关心政治，想方设法地进入政府相关机构以获得话语权，或者通过拉拢相关官员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们其实并非是对政治有多大野心，或者在不务正业，其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不规范政府行为的侵犯，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为了谋求财产和身份的保护。《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说，去年山西一位民营企业家因拒绝公安局长的200万的索贿而被羁押941天，他所拥有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后来此案虽然“拨乱反正”了，但他的财产也只收回了一小部分。这样的冤案虽然只是个例，但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得不到保障的事实，增加了民营企业家对财产和人生安全的不安全感。由于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民营企业家时刻在担心着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把自己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再加上近年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越来越频繁，大大增加了民营企业家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客观现实逼使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精力成本，去研究政策的方向，拼命挤进人大、政协，处理好和相关官员方方面面的关系。否则，没有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有关部门实质性的支持，没有相应的政治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家完全跟着市场走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甚至立足的。稍有不慎，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他们就有可能在企业经营上遭到阻力，在财产上遭受巨大的损失。企业因得不到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支持而倒闭，企业家的财产因此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事例并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到我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的调整，还直接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防止市场经济停滞等问题。但就是这些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民营企业，却与国有大企业始终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可以轻易地获得巨额利润，还可以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地“自行分配”这些利润，即使亏损了，也可以向国家伸手。民营中小企业则因对地方政府GDP增长贡献有限而长期被歧视。这样巨大的反差给民营企业家心理上带来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不难理解，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有的移民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有的走向极端选择自杀；更多维持着生存的是如何的艰难。

　　亚健康状态削弱了抵抗力

　　从成长机制来看，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和适宜的土壤外，就自身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总体上还处于“亚健康”状态，自然经受不起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冲击和身心俱疲的压力。

　　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规模小、势力弱、内部组织关系不稳定和技术人才缺乏等问题。尤其是在经营管理上，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采取家族式管理，或是在摈弃家族式管理后没能找到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相应的管理人才。民营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随意性，缺乏合理的建议和约束。他们最喜欢做的两件事情就是追求多样化经营和进行扩张性投资，这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就容易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和资金链断裂。在得不到银行的支持下，利用民间借贷，不仅对信誉要求高，利率也很高，这对企业家在经济和心理上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为企业倒闭的结果不仅会使企业家的财富烟消云散，沉重的债务负担和信誉损失还会将其推向绝望的境地。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两股力量在支撑，一是法律顾问，二是心理医生。这恰恰是我国民营企业家所缺乏的。他们在企业经营中得不到诸如财务、法律、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在骨子里又多少都有一点帝王心态。面对着各种困难和焦虑，他们担心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很少愿意去倾吐，去寻求帮助来解决，更不要说找心理医生了。在日常生活中，事业的压力和繁忙使得企业家没有时间与家人相处，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业余爱好并没有时间去实施它。他们有的只是因私有财产保护的缺失、民众的仇富心理和自身创办企业之初各种原罪带来的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各种不安如果越积越多，就会蚕食着他们的身心健康，直至将他们彻底摧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就是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家。” 作为市场竞争中的生力军，我国的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在国外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而是被各种不公平的竞争和身心俱疲所击倒，那么，对整个社会而言，就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及其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