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中心城儿童公园:马戛尔尼访华的不愉快之旅

马戛尔尼访华的不愉快之旅

   文@金满楼

在中西方的海上新航路开辟之前，世界上的大国都是孤独的，它们在彼此的势力范围中享受着傲视群雄的荣耀，孤傲而不喜欢被打搅，古老的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并不会为哪个国家或者民族而停留……你想要的，未必能得到；你不想要的，它未必会不来。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 “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七百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当中国方面接到这封信时，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

商业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产业的升级换代更是让地球日渐缩小，原本支离破碎的地区版图，在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数百年的努力下，最终在商业利益和权力欲望的整合下产生了强劲的纽带联结。

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在重商主义的思潮影响下，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虽然已迅速超过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国国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并不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

准确的说，马戛尔尼是当时英国派往中国并常驻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国人的这个愿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这离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是近70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二十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谈判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同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当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名士兵出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上时，马戛尔尼只有可怜的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刚一交战，马戛尔尼的兵力就死伤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还算幸运的是，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便回到了伦敦，随后又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以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的要求对马戛尔尼来说似乎过高了，因此他最终未能如愿。

不过，马戛尔尼随后又有了新任务，国王乔治三世把他派往遥远的中国，去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的助手乔治.斯当东，也是长年跟随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马戛尔尼发生意外的话，将由乔治.斯当东领导使团去继续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随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算是此次远航的意外收获罢。

当时船上还有四名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他们在意大利教廷完成学习后搭顺风船回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文件还都是出自于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后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在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也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后来，托马斯.斯当东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曾说过：“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当时，所有的英国人象下面的歌词一样梦想飞扬：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八百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也就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不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长途的航行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气候变得极为恶劣，“豺狼”号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进入亚洲海域，舰队才得以重新会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导致不少船员中途丧命，他们的尸体和灵魂也都只能永远的沉入途经的深蓝大海。

 这个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也许，他们想暗示64门火炮的“狮子”号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但后来让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英国使团还带去了一些精美的仪器。如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很伤脑筋。所有的照会文件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加以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个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文件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罗神父不懂英文，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天朝的官方语言，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这样总结英国使团的不妙处境：“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人并非一贯封闭，他们也喜欢贸易，特别是沿海居民，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明清两朝的大多数时间里也是坚持类似禁令的。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一些广东和福建人很早便侨居东南亚，也可以说是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譬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其中还有部分人是在元末与朱元璋争雄失败的豪强们）。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

中国人数量的剧增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马戛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在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清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的不可思议之举，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时间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历史也是一样。该来的，它迟早会来，并不会因为古老帝国的孤傲和拒绝而改变历史的进程。面对这一切即将发生的可能，我们的老祖宗们，他们准备好了吗？

   节选自新书《这才是晚清：帝国崩溃的三十二个细节》（三峡出版社09年9月）

  在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被英国政府指派出使访华，以图与清廷商讨中、英贸易事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其实在他以前，英廷就早于1792年至1794年的时候，派遣过马戛尔尼伯爵率团访华，尝试在庆祝乾隆帝八十大寿的时候，顺势商谈贸易。可是，那一次的使团虽然成功谒见乾隆帝，但是在商贸议题上却无功而还。自那次以后，中、英两国虽然继续进行独口通商，但关系却是每况愈下。
自英国加入拿破仑战争以后，英方就曾经多次担心法国会抢占澳门，动摇英国在远东的贸易地位。为此，英军曾先后在1802年与1808年两次占领澳门，以向法国示威。然而，英国占据澳门的行动却使清廷甚为不满，在1808年的占领行动中，中方曾因为英军撤兵进度缓慢，而与英方发生了零星的军事冲突。另外，英军后来进兵清朝藩属尼泊尔等等的事件，也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败北。这标志着拿破仑时代的终结、欧洲专制皇朝的复辟，以及和平的重临。而随著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英政府亦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由于英商一直不满清朝实行的公行制度，扩大中国市场的呼声愈来愈高，这遂促使了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试图展开通商会谈。
1815年12月30日，阿美士德勋爵获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1816年1月20日，英政府宣布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副使分别是埃利斯（HenryEllis）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小斯当东爵士（SirGeorgeThomasStaunton）。他们此行的任务主要是敦请清朝废除公行制，多开商埠以及进行自由贸易；此外，他们还打算向清朝解释英国对尼泊尔的军事行动。阿美士德勋爵在1816年2月从英国南部斯皮特黑德（Spithead）出发，7月初抵达广州。可是，阿美士德勋爵担心英使团会被拦截面圣，于是没有在广州停留，继续乘船向天津进发。
在1816年8月13日，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天津，并得到工部尚书苏楞额莅临欢迎。不过双方就谨见清帝的礼仪问题出现分歧，清朝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但是阿美士德勋爵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双方在礼数上的分歧与争执使阿美士德使团未能入京，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在通州期间，理藩院尚书与礼部尚书曾拜访使团以游说其行叩头之礼，不过副使小斯当东爵士与东印度公使的大班却以此举将有损英国威严为由坚持反对。尽管此前英政府曾训示阿美士德勋爵在有需要的时候，对待中国礼数可以便宜行事，但由于使团成员的强烈反对，他最终决定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覆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
清朝最初对阿美士德勋爵的让步不予接受但立场逐渐软化。在8月27日，理藩院尚书向嘉庆帝上奏，指阿美士德勋爵“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并奏称他演习叩头多次，已有长进。嘉庆帝闻奏后，决定在8月29日于颐和园接见阿美士德勋爵。阿美士德使团连夜赶路终在29日凌晨时分抵达北京。尽管阿美士德勋爵得知清帝即将准备接见，但是由于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仍未抵达，加上颠簸的路程使他疲惫不堪，他要求稍事休息。经过一轮争吵后，阿美士德勋爵坚持歇息，结果负责带领谨见的官员不得要领，唯有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嘉庆帝以为英使傲慢，目无圣驾，大为光火，于是取消陛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次日，嘉庆帝得知实情后，怒气稍息，除下令酌收由摄政王所进的52件贡品，又赏赐一些珍玩予英皇。另外，嘉庆帝更破天荒地准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沿途一直得到礼待，最后经由广州至1817年1月28日在澳门登船返国。阿美士德使团离开中国后，曾到访马尼拉，其后因为船只遇险触礁沉没，辗转流落到巴达维亚，期间受到马来亚一带的海盗袭击。安顿好后阿美士德使团继续启程返国，中途到访圣海伦娜岛；阿美士德勋爵曾与遭放逐的拿破仑进行过数次面谈。据阿美士德使团记载，当时拿破仑的精神与健康十分良好，而拿破仑则认为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理应入乡随俗，向清帝叩头。
由于礼仪的问题，使阿美士德使团的任务失败，没法与清朝讨论贸易问题。而贸易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没有开拓，更使英商的走私活动与日俱增，鸦片贸易在此后更成为了走私贸易的大宗。一方面，英方日益不满对华贸易所造成的庞大逆差，一方面清朝亦对鸦片毒害国民的情况愈益反感，这使中英两国的贸易争议遂渐升温，最终要诉诸武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