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氯三氟甲苯:不要妄议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2:16:43
在共识网上瞥见一个标题:《李大立:不要妄议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瞧见“妄议”二字便想起在旧小说见过的话:“放肆!我们老爷的名讳也是你叫得的么?”感觉上此文应不过如此。如今有阅读价值的网文汗牛充栋,废寝忘食仍满免挂一漏万,故没舍得花时间去读它。接下去瞧见别的网站也有转帖,更有热心网友告知,于是一阅,才知道此文果真是冲俺的文字来的。
自从蒋介石1929年3月利用国民党“三大”将孙中山捧上神坛之后,两党权力皆严禁对老孙有任何冒犯,几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为老孙歌功颂德的文字没有“天敌”,更不准质疑,于是泛滥成灾了。尤其是国民党那些拥趸,把辛亥史扭曲成孙氏中心叙事,真正在中国做了大量立宪民主舆论工作、并产生巨大影响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杨度、邹容、章太炎、宋教仁、蔡元培等,皆被淡化至几近为零。即使孙氏最具特色的“革命”主张,皆可从谭翤同文论中寻得源头。言及辛亥必成孙氏专利,其实孙氏于辛亥连边都未沾,反倒是中部同盟会
直至老孙归来,黄兴放风说他带回巨量外币,并已谋得外交承认,更兼其隐瞒他本人及全家皆已入籍美国这回事,这才一下子声名鹊起。举两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其一,章士钊1903年翻译《三十三年落花梦》,误将黑龙会人替孙氏安排的日本姓氏“中山”当成孙氏名,出书名曰《大革命家孙中山》,以讹传讹才有孙中山这个姓名。而孙氏自己从来不曾签用,可知其早期国内影响何时、缘何而来。其二,陈洁如披露:蒋氏得知某张照片上杨衢云端坐前排正中,孙氏恭立在后排不甚起眼的位置上。极其震怒,下令出资百万收购这张照片以便销毁,如此有损“国父”形象之物必欲灭此朝食。孙氏欺世盗名正是蒋氏等靠着国家权力,打压异议竭力吹捧才得逞的。
我不知道口念“从大处着眼”的
毛朝统治手段极其严苛,在书报审查掐死了一切非官意表述之余,“文字狱”仍成日常法则,一直演绎到捕风捉影之地步。因而,大陆已无史学只剩意识形态宣传品,老孙继续享受香火既属钦定,御用文人跟进拍马屁也就顺理成章。老毛赐予他的最著名的高帽子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他还有“伟大领袖”、“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我们的先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逢节庆什么的,天安门还会弄一幅孙氏巨像出来显摆。君不见,当日本孙中山研究权威藤
步调一致的是,海峡两岸开始时皆噤声,及至藤
我从小便被教育说孙是伟人,唯一的缺点就是老孙尚未具备加入中共之觉悟,于是一种崇敬感就免不了。及至书读得多了,便知道上了当。恩格斯说:“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中央党校教材:《马列著作选编》,P343)。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孙中山就是“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之一,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之一。只因有了“革命”这顶光环,“拼命挤到前面”便成“革命领袖”;“头脑最偏狭”谓之“革命意志坚定”,如此而已。
李文所列各项,皆拙作既有之文论,故无需解辩,甚至还未罗列完毕,鄙人抨击老孙,怕还远不止这些。首先想请教
关于革命,建议
孙中山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撇去别的介绍,1904年1月孙氏作《驳保皇报书》里明确告知:“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234)不去笑话孙氏张冠李戴,把《易·革·彖辞》里“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成“孔子系辞”(1910年2月28日孙氏《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说得更明白:“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1919年写《三民主义》,再次重复此语。),此论已明白无误昭示孙氏心目中“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王者易姓,跟“二十余朝之革命”是同一码事。冯自由作《革命逸史》,首篇也说孙氏谓“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
简而言之,英国“光荣革命”并非仅只“不流血”,更在于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为英国社会带来长期稳定的文明与发展。所谓“辛亥革命”,若不是老孙不远几万里跑过来摘桃子,倒是极有可能跻身“光荣革命”行列。南北和议,“南方某些主张共和的代表们,早在12月20日,即曾有过保持皇室的思想,打算以它‘作为团结边疆’如新疆、西藏和蒙古的象征,而‘剥夺它的一切权力和特权’。”(《清帝逊位与列强》,P376)孙氏一下船便嚷嚷:“革命的目的达不到,决不和议。”何谓“革命的目的”?汪精卫当时一语道破:“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孙中山大传》,P338)为破坏南北和议,不顾兜里“不名一钱”,悍然发动“北伐”,挑起辛亥以后首场内战。拿什么“光荣革命”说辛亥之事,纯属驴唇马嘴之论。孙氏之主张,归根结底就是他独裁而后赐予百姓天花乱坠的“民权、民生”,能说出“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这类无耻谰言者,谁指望他是什么“民主主义者”,谁脑子一定进水了。
至于北美独立战争,更谈不上什么“革命”。美国独立的总设计师约翰.亚当斯1818年就有名言:“独立战争开始之前,革命(Revolution)已经成功。”不但那个Revolution 绝非老孙的“革命”,而且“到18世纪初,殖民地议会也拥有同英国议会类似的两项重要权力:投票决定税收与支出的问题;开始实施立法而不是仅仅按总督的建议行事。”(美国新闻出版署:《美国历史概况》,上,P73)独立前北美13州便已经实行议会制度了,华盛顿蔑视少数人拥戴他当国王之噱头,固然值得尊重;但他要是像老孙一样浅薄,削尖脑袋要去当哪怕是“伯理玺天德”,他当得成吗?直至美国的立宪建国,稍有常识都知道那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1783年英美签订和平条约,以最后一批英军撤出纽约为标识,美国正式宣告独立。3年之后美国各州代表商讨立宪,又过3年华氏才被全票当选为首任美国总统。直至百年后美国人才认识到:历史永远无法估计出华盛顿的贡献有多大:“但必须肯定的一点是—这种贡献是巨大的,他具有一种在矛盾中找到共同点的天才。”(《美国总统全传》,上,P20)中国的所谓伟人,则永远不可能具备这种天才,他们都是一根蠢筋从脚后跟延伸到后脑勺,如老孙:“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作革命党”;或如老毛:“亦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过林中猴王原上头狼之秉性罢了,连初级文明都谈不上!
把英美革命同辛亥相提并论,除了彰显孙氏特色的自卖自夸而外,只能证
阅读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老孙无论整个什么铺头,他是一定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至于叫 “大统领”、“大总统”、“大元帅”还是“总理”什么的都行。绝不肯屈居人下,唯一一次例外是香港兴中会,那也是不得已,人家杨衢云革命资格比他老,又兼该会经费八千港币亦是杨的一位拥趸黄咏商卖屋得款出资。兴中会乃股份制团伙,其《章程》明言投资革命回报丰厚:“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23)不要成天粉饰诸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之类后来编造的高调,革命背后掩饰着暴利之渴求,比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之丑陋更甚。资本无论如何还讲究约定的游戏规则,革命则无规则可言,首领决定一切,恰如老孙立“中华革命党”时所为。“一二竖子”设赌局,“百十狐兔”忙下注,冤大头只能是万千普通拥趸。
股份制团伙当然要以股份最多者为首领,老孙怀揣檀香山兴中会募得的1104元,刨去差旅食宿怕已不到千元,根本无资格做“伯理玺天德”,扯什么“让贤”,纯属老孙拥趸胡乱编造的故事。尽管受到“沉重打击”,并“常感痛心”,孙亦自知,故直至作《伦敦蒙难记》,始终不敢以“革命领袖”自居,毕竟相去甚远。老孙此后以“筹款”为己任,皆因此缘故。直至1899年,“孙中山和陈少白享受着他们的日本东道主的慷慨赠与之际,杨衢云却必须为维持生活而工作。他要维持家计,没有一个有钱的兄弟来替他分担。”(《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P150)在日寇的大力扶持下,老孙终于财大气粗迫使老杨让出兴中会首领宝座,此后才可称老孙统领乌合之众的时代。至于“领导辛亥革命”一事,纯属孙党胡编乱造,现今披露的真相多了,鄙人也有《没打工不等于领导辛亥革命》一帖上网,搜索得到,便不在此重复。
若“从大处着眼”,最令人不能容忍的便是老孙的卖国之举。老孙自从得到日本黑龙会那些干将扶持,并成功地挤垮杨衢云之后,所欲出卖给日本的中国领土主权:福建、南海全部岛屿(包括海南岛)、满洲(东三省)、内蒙古东南部;成功卖给苏俄的有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所获得的不过是扶持他的党登基。翻遍史籍,还没发现有哪个汉奸敢如此放肆地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古往今来,也没发现哪个朝代将如此劣迹当“伟业”来歌颂。之所以今日尚有为之辩护者,盖因“革命”这个紧箍咒卡在脑门上,遵循的无非不过毛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思维模式。
我们当然不应该以今日之视角去评述当年,但同时代对比则无可非议。案例之一:当袁世凯正竭尽全力抵制日本的“二十一条”时,孙氏正在日本享受黑龙会的盛情款待,而黑龙会正是“二十一条”的炮制者。1915年3月14日,孙氏向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草案11条,比日本勒索袁世凯之“二十一条”更出格。老袁在日方武力威逼、前清遗留条约限制下处置“二十一条”,处理得体,进退有序。最后签订《民四条约》,根本不像两党御用文人所说是“卖国条约”,反倒是最大限度捍卫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应该属于最出色的外交谈判案例。鄙人另有详论,此处不赘。而躲在日寇羽翼下的老孙,则是主动献媚。爱国与卖国为同时段发生之事,用“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作辩解,根本站不住脚。
案例之二:当吴佩孚正全力支持顾维钧要求苏俄红军从外蒙古撤退、决不在中东路之权益问题上向苏俄让步之时,又是孙中山急不可耐地谄媚于苏俄。白纸黑字的《孙越宣言》明白无误地写明“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也就是认可苏俄对那里武装侵占。这也是同时进行的两种行为,以时代变迁作诡辩之辞是站不住脚的。最终,靠苏俄扶持上台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卖掉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老孙是始作俑者,赖不掉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均不乏高论,喋喋不休地把外国反华势力肆无忌惮地践踏与侵夺中国领土主权、以及受其驱使乱华取利的团伙,用所谓“革命”的噱头加以粉饰,尤其令人难以容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有言:“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用来描述孙中山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所谓“十次举义”,老孙没一次涉足近处,17年皆旅行在欧美日等国,被梁启超讥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据说全靠他募捐以供“举义”,然而几乎每次失败皆因“饷弹不敷”而导致,即使算是职责,也该追究其责任吧?1913年3月,正当国会大选完成,中国再次有望成全辛亥,实现“光荣革命”的关键时刻,孙党刺杀即将架空老孙的宋教仁,嫁祸于袁世凯,然后不顾一切挑起辛亥之后第二次内战,即“二次革命”。自此,中国进入内战时代,国人所有共和梦皆被老孙彻底打破。
唐德刚说:“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以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顿成泡影了。”(唐德刚:《袁氏当国》,P89)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刻的。这就是对孙氏“从大处着眼”所得的结论,一个祸害中国极其深重的罪魁祸首。
中国的文化秉性,从来未能挣脱兽性藩篱,始终以“灭人欲”为宗旨。所追寻的“天理”,无非不过游离出人性以外的幽灵罢了,缺德是其特色之一。从辛亥到共和国成立,中国“四大寇”袁、孙、蒋、M,最守旧者老袁,最无耻者老孙;最迂腐者老蒋;最残忍者老M。总之没一个是好东西。领袖崇拜,既是中国人之宿命,也是中华文化之奴性精神熏陶的结果。歌德有言:“一个杰出人物受到一伙傻瓜的赏识,是可怕的事情。”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极充分地证明了他的论断,不在于孙中山们尽享领袖之至尊,而在于我们草根一族有着甘当傻瓜的执着;如果老孙继续坐在神坛之上装腔作势,即意味着我们仍乐意当傻瓜。《尼采》一书记述了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