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鼠标推荐2016: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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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
编辑本段主要表现
通常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广义包括各国政党为实现其政纲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①政党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就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国家政治生活施加影响。②政党争取成为执政党，然后通过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来贯彻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这是政党政治的核心。③政党处理和协调与国家以及与其他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编辑本段起源与发展
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它起源于英国。早在“光荣革命”之前的1679年，英国议会内部就出现托利党和辉格党两大政治派别，到19世纪30年代产业革命以后，随着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了《选举改革法》之后，托利党演变为保守党，辉格党演变为自由党,由此才正式形成英国议会制的两党政治(见英国政党)。此后,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形成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一个进步。随着近代国家民主政治和政党的发展，政党政治已成为普遍的现象。19世纪40年代出现无产阶级政党后，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各个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而且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也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的本质是资产阶级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除通过一党独揽政权这种形式外，比较典型的是建立两党制或多党制，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见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政党政治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团体实行政治领导。编辑本段中国的政党政治
在中国存在多党派的情况下，表现为共产党对参政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共事、相互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政党政治这一概念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学说范畴，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 王长江：中国的政党和政治作者：王长江来源：华大讲堂来源日期：2011-2-22本站发布时间：2011-2-22 14:20:20（根据录音整理，有所节减，未经演讲者审阅）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政党和政治的问题,政党政治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引起讨论和思考的东西。因为一说到政党和政治,我们往往给它一个西方的概念。大家不信可以去查一些资料,一说什么叫政党，定义里很可能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要么就说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治制度，和我们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难道真的没有关系吗？不是的。当你是夺取政权的党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不像西方的政党；但当你执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共同的规律必须遵循。如果这些规律你忽视了，不去遵循了，最后的结果是你自己吃亏。比如说这种政党政治，我们一说政治就好像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那好，中国也有政党，共产党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执政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你都是政党在那执政，在那参政，你这个政治叫什么政治？你不叫政党政治叫什么政治？所以这里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来进行研究，因此我想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谈点自己的想法。
一、政党政治与党的建设
1．政党政治的定义
我们今天研究政党自身就是研究政党政治，恰恰是对这个问题过去认识不足，总觉得党的建设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建设，所以总结来总结去，总还是停留在总结的水平上，总还是停留在经验的水平上。所以我们过去研究党的建设有一个经典的表述：什么叫党的建设啊？党的建设就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你看，我们把科学做为自己的落脚点，讲它如何如何科学，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个概念我们回过头去想想，还是有缺陷的。你总结得再科学，它也还就是总结嘛，它始终提升不到规律的层次，提升不到普遍性的层次。而政治运行的普遍性逻辑，政党活动所遵循的共同的规律，恰恰是我们今天着力需要思考的。所以我给政党政治下了个定义，什么叫“政党政治”呢？政党在政治运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政党政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同样也是政党政治，你把自己纳入到政党政治的范畴，然后再去研究政党政治，你就可能能够从规律的角度去把握你这个执政党到底应该怎样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大思路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政党政治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
因此我们要弄清楚中国的政党政治就必须弄清楚政党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过去研究党的建设，往往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研究。一说党的建设，那我们的经验多的是，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后来邓小平又说，再加上一个制度建设，到了十七大又加上一个党风廉政建设。于是在我们头脑当中，所谓党的建设就是四大建设、五大建设、七大建设、八大建设。没错，作为一个工作性的研究，它是这几大建设，但是你要弄清楚政党为什么这样建设，你还得研究政党政治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客观规律性。
2．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从这样一个角度说，我要给大家一个定义，所谓政党，那就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到底是干什么的？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它是搞什么政治的呢？它是搞民主政治。所以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搞政治的党当然可以解读成民主政治，也可以解读成为别的政治。别的政治产不产生政党啊？别的政治我们说不产生政党，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产生政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政治，说穿了就是社会中的个人与公共权利的关系。什么叫政治啊？我们过去转意的东西太多，延伸的东西太多，一说到政治反倒不知其所以然了。在座的这么多同志，可能又是干部，又是老师，又是专家的，政治我能不懂吗？没错，中国政治确实弄得很滥很多，但恰恰是因为弄得很滥很多，转意太多，反倒迷失了我们对政治本意的理解。你看邓小平说“什么叫政治啊？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难道这个就是政治的定义吗？你可千万别把它当作政治的定义，要是把它当作政治的定义，你就吃亏了。你考公务员时出道题“什么叫政治”，答“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你呀，零分吧。为什么？这只是邓小平高超政治智慧的一种体现。当时全国人民都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政治和其他东西相比较，不能不摆在首位。那邓小平能这么说吗？“政治不能挂帅，政治不能第一，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看，这肯定又要再次被打倒。他有政治智慧，他才不会这样干呢。你们不是觉得政治挂帅，政治第一吗？没错，我也觉得政治挂帅，但是什么叫政治啊，我告诉你吧，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你看看，顺理成章，四两拔千斤，把人的思想从搞空头政治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它对我们理解“政治”这个概念没什么太大帮助，它是转意方式，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转意的太多了，你看这是一个例子吧。
我再举一个转意的例子，它和这个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也叫政治。比如说，我这里跟大家讲课，讲着讲着，念了一个错别字，大家想：还那么多头衔呢，都念白字了还教授呢。有的同学就憋不住了，说：“王教授，我给你提个意见，你那字念错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我念白字，我能承认吗？我才不承认呢，我怎么着也得跟你狡辩一下吧。你说的这字它是多音字，你那是一种念法，我这又是一种念法，反正我至少跟你打个平局吧。我的面子不能丢，你提的意见我也没接受，我建议了你也不改，谁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双输嘛，所以一般不这样做。怎么做？下课了之后你找我说“唉，王教授，你讲的我还真是深有体会，促进思考，你的书我看了很多，以后一定好好学习”，然后一通高帽子。然后再说句“王教授，你那词那样念，我怎么听着别人另一种念法，是不是他的弄错了，瞧，给你下台阶呢！你回去查查字典看对不对。我是个有心人，回去一查真是我错了，下次改正，这叫什么，这说明人家为人处世比较老道，比较会来事，还有的评价往往会有这么一句话叫“这位同志政治上成熟”。你说这跟四个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政治上成熟它就成了好话。为什么？全是转意，所以你看，我们对政治的本意反倒失去把握。
实际上，政治的本意也很好理解，政党要搞的政治就是本意上的政治。它本意上是什么？人嘛，就是社会中的人，人要组成社会，他才能生存下去，那这个社会呢，它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一个公共的权利。你看看政治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政治说白了，就是社会中的个人，也就是民众与公共权利的关系，这就是政治。政党要搞的就是这样的政治。当然，它不是你随便怎么解读都可以的。当你解读成神权政治的时候就不行。神权政治就是我的权利是上帝给的，我受上帝的指示来管理你，你老老实实服从，我想怎么管你就怎么管，跟你没关系，你无权过问，这时候你想怎么管怎么管，你打他挨，这肯定不行。
3．民主政治是使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互动
那什么时候才有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就是在两者之间解释成一种互动的关系。说天赋人权，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既然“生而有人权”，那他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公共权利呢？这就是一个公共权利，这个公共权利所有权都属于民众，使用权属于公共权利的掌握者，这两者就分离开了。那既然老百姓是主人，他对公共权利有什么利益诉求啊，你看，两者又互动起来。公共权利施之于民又来自于民，这两者都不就互动起来了吗？民主政治说穿了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当然我们说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那是不是只要有民主政治那政党肯定就产生了呢？也不是的。一开始人们涉及的民主当中没有政党的地位。
什么叫民主啊？民主就是大家是主人，大家来做主，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共有五百多位，我们这五百多位可以直接决定问题。比如说，咱们这个讲座几点开始啊？五百中有四百位说今天有紧急情况，咱们9：30再开，那就9：30开始，对吧？五百多人有四百多说提前到8：30吧，那咱们就8：30开呗！这种直接来决策的就叫“直接民主”，直接民主不需要任何的中间环节。但是直接民主有相当难的操作性，一个社会哪里只是五百人啊？一个社会动不动就成千上万的人，一个村子几千人，一个镇几万人，一个县城几十到上百万，一个国家动不动就几千万上亿人，中国有十三亿人，超大型社会，你怎么把他组织起来？你怎么让他直接决定问题呀？你说那还不办说吗？中国的事情，你把十三亿人招一块，大家商量商量不就完了吗？怎么商量，到哪商量去，对不对？你满地球找都没个能集中十三亿人的地方。
所以你看，许多西方大学者都描述了这个直接民主的难以操作性。那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减少人数。比如说两万人的城市，我们怎么让它运行起来，怎么让它来实行直接民主，我们可以切几刀，第一刀切下去，先把儿童切掉。因为儿童他没有自理能力。光切儿童还不够啊，人还是太多，那怎么办？就切第二刀，第二刀切的谁呢？对不起，切的是我们的妇女同志，为什么要切妇女同志呢？因为按过去的理解，妇女她哪能算人啊？妇女顶多就算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就连女同志也得切掉。还得切第三切，第三刀切的是没钱的人，为什么？没钱的人是多数，诸位谁袋里面揣着一万块钱坐着听讲座的？没钱的人总是多数，多数人一表决，把有钱的人钱分掉那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所以没钱的人也得去掉。结果三去两去，两万人就剩下了两百人，两万人剩下两百人就已经够少了吧。但是，运行起来也还比较困难，你想想，两百人，每个人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人说十分钟，不算长吧。两百人就两千分钟，两千分钟就意味着三十多个小时，那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你都干不完这件事，那还行啊？只能降低它的质量，一个人只能发言一分钟。大家想想，一分钟能说些什么呀？但就这一分钟也已经非常困难了，每个人一分钟，两百人就意味着两百分钟，两百分钟就意味着三个多小时这件事还落实不下来。大家想，一天里面这么多的事情，你三个多小时就谈论一件事，可持续发展吗？所以民主在这种情形下就很麻烦。等到城市扩大，不是两万人是五六万人了，愿意去参加的人也多了，难以运行。你别看西方学者老这样去描述，难道它是一种简单的推理吗？它指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代希腊的城邦式民主之所以消亡的原因。我们说最早的民主，那是古代希腊的城邦式民主，那时的民主说起来还挺好，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那它怎么就没有了呢？不是你不想，而是它很自然地就消失了，因为不可以操作？当然民主毕竟是个好东西。它把人放在第一位，它把人摆在中心，人生而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4.代表制民主使民主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在价值上，人是心向而往之的，人们在后来的实践当中，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这种民主的可操作性，也就是在这个实践中，人终于发现了可操作性，那就是间接民主。我有权，但我不一定要直接用权，我可以把我的权利委托给我的代表，让他代表我行使，问题就解决了。我有一万人，一万人都参加，那很困难吧？一百个人一组先选一个代表不就一百个人了吗？一百个人就坐在一块，可以商量问题了。给你也出个难题，“我住的城市不是一万人而是一百万人，你怎么办？”一百万人照样可以坐一起，一百个人一组选代表，选一万个代表，一万个代表再一百个人一组选一个代表，你看又成了一百个人对吧？那再给你出个难题，我这不是一百万也不是一千万人，我是十三亿人，我看你怎么办，十三亿人，十三亿人照样给你搞定啊。我可以先选择乡镇代表，乡镇代表可以再选择出县代表，县代表可以选择出市代表，市代表可以选出省代表，最后选出中央代表。我给你分五级还不行么？你看问题解决了，所以间接民主就使民主变得可操作。由于它不是直接使用政权，所以它叫间接民主。由于它是通过代表实行民主，所以它叫代表制民主，过去我们翻译成代议性民主。它使民主变成可操作，它是一个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操作形式，所以他是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重大发现。
当然代议制民主，一方面使民主变得可操作，另一方面也使民主变得复杂。谁来操作，所以就发现不好操作。政治当中有两个要素：一个民众，一个公众权。让民众来操纵行不行，就发现不行，民众是一个个的个人组成，就是一盘散沙，是一麻袋土豆。你说谁听谁的，谁也不会听谁的，对不对，凭什么呀？
你让公共权利自己来操纵，就容易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民众不能操纵，公共权利也不能操纵，那谁来操纵？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政党，政党就应运而生。政党弥补的刚好就是这方面的空缺。政党是什么，政党就是民众，因为政党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但是政党又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他使得民众组织化。另外一方面，政党不是公共权利，但是政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控制政权，接着政党左连右挂，就把两者连接起来了。因此，我们说什么叫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产生的一种互动。但是，理论上这样说，在实践上这种互动是靠政党来实现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就毫无例外的全都变成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最普遍的形式，只要我们说到现代民主政治，肯定就是政党政治，我们说到政党政治的时候，我们指的就是现代民主政治，这就是政党政治的来源。
5．政党运作的两个前提
为什么要研究政党运行的规律，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性的东西。首先我们发现，政党运行有两个前提，一是从神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第二，光民主政治还不行，还必须从直接民主发展到间接民主。这就是政党存在的两个前提和条件。有了这两个前提和条件，我们就可以给政党一个明确的定位。
这个定位，我可以把它说成两句话。第一，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利联系的桥梁。大家看看，政党是不是这样子，它左连右挂，把民众和公众权利联系到一起。当然这句话一说，很多人心里就想，桥梁这个词倒是挺熟，我们过去经常说工会是桥梁。妇联是桥梁，共青团是桥梁。难道我们党也是桥梁吗？如果我们党也是桥梁，和工会、妇联、共青团不就是一回事了吗？那党的领导作用哪去了？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能只望文生义。我们得仔细分析，我们说到桥梁这个概念，除了在建筑工程学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科学概念之外，它只不过是一个生动的比喻。什么是桥梁啊，你得看比喻的事上。工会是桥梁，那没错，它是我们党联系工会群众的桥梁；妇联是桥梁，是我们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共青团是桥梁，是我们党联系青年的桥梁。而党自身是桥梁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联系民众公共权利的所有者和他的所有物公共权利的桥梁，是帮着人们当家做主的桥梁，你说这两个桥梁能比吗当然任何的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什么叫做桥梁，就是一条河，我们要过这条河，我们河上搭一个什么东西，过去了，这就叫桥梁。但是，我是要过你这条河，但是我偏不过你这桥，我绕过去又如何。好像中国共产党随便可以给人绕过去，对不对，这不又麻烦了吗？
所以还得讲第二句话，叫做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利之手的延伸。讲这句话之前，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现代政治概念，那就是政党国土是有边界，不是无所不在的，不是什么都要干预的。现在市场经济条件，好多事情政党不可能直接参与的。你就说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主观上，想干就干，无所不在，事无巨细，包揽一切。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什么事都参与吗？也没有，比如很多领域是人们自然的抉择，你就不应该参与，这是一个公理。信不信？不信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家三口人，你是共产党的党员，不但是党员，而且是领导干部。你爱人在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也是中国共党员。你们家孩子长到十八岁，政治上也要求进步。也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你看，你们家三个党员。如果你要说，我们家三口党员，那按照党章，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支部啊。在你们家建立一个支部，说老实话，没有人认为你这个人政治上先进，人们只会认为，你这个人神经有病。你说的是一个家庭生活的范畴，你让政治参与进去，这不莫名奇妙吗。对不对，所以自然有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他是有边界的。但是，当你要和公共权利发生关系的时候，至少在现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就非通过政党不可。所以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利的主渠道，政党是民众控制公众权利之手的延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
6．政党的定位
我们知道了这些，就可以给政党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位。刚才我们说政党是民主政治的桥梁，但实际上它还是有点大而泛的，准确地说政党应当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才是政党应有的位置。有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抽象许多原理性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政党从开始产生到现在认真地理一遍，就是要在这个发展当中发现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东西。比如说政党的定位，政党怎么定位？我们刚才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可以作为政党的一个定位，但是你这样一个定位有些同志可能就会不太承认.你看共产党没有定位？有定位，但是它不是两句话而是一句话，叫什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两句话说半天怎么里面没有领导，也没有核心这样的字眼，那是不是你就否认了领导核心呢？这不能望文生义的。领导核心的确是一个定位，但是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政治本质的定位或者说政治定位。就是让人感觉缺他不可，他是整个过程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他不可能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来对待。所以我们说这两句话是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两者之间不但不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光有政治定位，没有政治本质、政治体制的定位，即使说是核心，到后来也会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乱作一团的现象，过去我们不就吃过这个亏吗？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在政党和政治体制当中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有很多问题恰恰是定位不准确，最后导致错误，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7．政党的功能和作用
政党既然处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把两者连结起来，肯定有其的功能，功能又是人们研究的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当然对于政党功能到底怎么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说政党有两大功能，有的说算起来有十几项。要我说两项太少，十几项又太多，我通常把它概括成四大功能。
第一、利益表达的功能。你既然代表老百姓去掌握公共权力，那老百姓有什么利益诉求，你得举荐出来，这就叫表达。老百姓需要什么你得非常清楚，不能在老百姓温饱还没解决的时候，肚子还没填饱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肥肉不能吃得太多，肥肉太多胆固醇高。所以要准确地反映他们的诉求，这就叫利益表达。
第二、利益综合的功能。光利益表达还是不行的，比如说我这个政党代表一百万人，我要做的就是利益表达，每一个人需要什么我都要搞清楚。你代表一百万，每个人的利益都搞清楚，你去调研吗？几十年过去，最后一个调查完，回过头来第一个人的诉求又变了，你那不是瞎耽误工夫吗？所以肯定不行，你只是大概把大家的利益抽象上来，提升一下。张三需要五亩地，李四需要一头牛，那王麻子需要一间房子。在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所有的这些，叫做“耕者有其田”。当共产党把这“耕者有其田”五个字写在旗帜上高高举起的时候，那张三、李四、王麻子呼啦啦地跟着跑。这叫什么？这叫利益综合。你得把它综合起来变成你的政策主张，变成你的纲领，变成你的旗帜。
第三、政治录用的功能，你既然要代表老百姓，代表人民的利益，你把大家的要求概括起来，你得有概括能力吧。你把它落实到文字上变成纲领，你得有文字能力吧。你把这个东西告诉老百姓，你得有宣传的能力吧。所以要把这些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计地吸收到政党里面来，政党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这种吸收的功能，这就叫政治录用的功能，任何政党都有这种功能。
第四、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什么叫政治社会化，我提出了一系列的纲领，我并不是把每个人的意见都征求过了之后才形成的，我只是抽样分析。但是，我这套东西在解释它的时候，特别是没有构建一套理论的时候，这个理论未见得被老百姓所接受。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使穷苦人变成主人，那穷苦人变成主人，穷苦人是不是觉得很高兴啊？没错，觉得这个党很代表我们的。但为什么穷苦，他可能会有自己的解释。为什么日子过得不好？这是命里注定的，人得信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都是天生注定的。为什么日子过得不好呀？很可能就是祖宗没积德，前世造孽，反正有事，那怎么办？这辈子只有有什么苦吃什么苦，有什么罪受什么罪，下辈子才能过得好一些。这时候共产党说你起来革命吧，他跟你革命吗？他不出卖你才叫怪呢。你就得把这条道路告诉他，你们之所以今天过得日子不好，那不是因为你命运不好，而是因为有一个剥削阶级在压迫你。你生产的东西他都拿走了，你只有自己起来推翻它，夺取政权，自己做主人，才能翻身解放，才能过上好日子。弄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行，跟着共产党起来闹革命，你瞧瞧这不就起来了吗？他对这条道路有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程，这样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程就叫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我这只是说了四个方面，其实还有，比如说政党结构、政党体制等等。我们看到政党他确确实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党政治已具有任何政党都必须遵循的共同普遍规律，这是我们讲第一个大问题要得出的结论。
二、中国当代政党政治的特点
我刚才从政党开始产生，一直讲到他的现在。有些同志就提出了问题，王教授，你讲了半天我怎么觉得你讲的就是西方政党呀？没错，我就讲的是西方政党。政党就从人家那产生的，你不从他那说起从哪讲起？对于中国人来说政党就是一个舶来品，就是我们从外面学来的。所以产生是人家那产生的，那要讲规律性你不从人家那讲起你从哪讲起？所有的学问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学问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你研究人类学，你从哪里学起？当然是从人类起源开始学起。
政党也一样，研究也得从西方开始。正是对他的研究才能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时候老强调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强调特殊性是必要的，但是特殊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一个背景做比较，没有一个一般性做比较，怎么体现出你的特殊性。这东西不能不科学化。要科学化，你才有比较，才知道什么是科学，才能认识你的特殊性。
1．政党与政治关系比较
我们现在就具体来分析一下，把政党和政体的关系作一个比较。在西方，先有神权专制，由神权专制推向民主政权，然后民主政治又从直接民主转向了间接民主，需要在民众和公众权利之间做一个连接了，然后政党出现，这种自然发展的过程叫原生态的政党。它原本就是这么产生的，原生态的政党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天生就是在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需要连接了我才出来，我建立这个党，连接得好就能长期存在，现在好几个百年老党都是这样的。
那从这样一个状态，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党，看看苏共这个党，你就发现不太一样了。难道他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的吗？不是。他所产生的那个时代恰恰是专制制度。那你能这么说吗，专制制度不适合政党生存，你得等到专制制度发展成民主政治，再从直接民主发展成间接民主，需要你来联接了，你这时候你才能建党，所以共产党是早产儿，能那么说吗？不对，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非常具有创新性、能动性。在他那个时代，我们叫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阶段。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政党，而到帝国主义阶段，政党已经非常成熟。有这么一个客观的东西摆在那，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了联想，既然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我何不建立一个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连接到自己身边，壮大自己的力量来与公共权利做对抗，推翻它、取代它呢？你看，他采用了一种倒过来的思想，这种倒过来的思维拿到实践当中，苏联成功，中国也成功，说明它是管用的。但是这种管用的东西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逻辑，它不是先有民主政治，它是先有政党，政党的目的不是要在中间起连接团结的作用，而是把自己和所谓的公共权利做对抗，取代它，推翻它。那这个叫什么？这叫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这个闹革命的党就叫革命党。
2．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和两大转变
（1）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一旦夺得了政权，人民成了政权的主人，那人民怎样掌握政权，人民和政权之间用一种什么连接呢？你这个政党就又回到把民众和公共权利连接起来这样一个环节上，那这个环节叫什么？这个环节叫执政党。所以中共也好，苏共也好，和西方政党大为不同的一点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就是它的特点。你别看这个特点，这个特点不那么容易把握，难道我们一掌握政权就明白自己是这样一个党了吗？没有，我们甚至也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非常明白这一点，我们是2002年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在党的十六大上特别明确地做了表述。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什么变化？我们这个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与之相应，从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搞计划经济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政权，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变成了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这两大转变是我们2002年，才充分地认识到的。你认识到了就说明转变过来了吗？还不能这么说，你要实现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基础的转变，中间必然有一个全面的过程。应该说今天这个过程仍然在进行当中。我们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处在一种新旧交替当中，处在一种转机当中带来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2）执政党和革命党的异同
我们回过头来，可以从这两方面简单地做一个分析。先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的同志说，革命党和执政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的说我问你，你革命的时候是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那你执政了就不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啦？同样是呀，那不就得了吗，都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你照着干不就得了吗，干吗还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呀？你瞧瞧，说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你那道理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你真要到实践当中看，那个差别就太大了。我这简单地列举了几条，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比如说目标，革命党是干什么的，革命党就是手里没有权的党，夺权的党，所以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但是执政党呢，执政党就是手里已经有了权。夺了权你就不应该再去夺权了吧，这总该是清楚的吧，但是就这么清楚的东西，我们也未见全部清楚，我们恰恰也搞混了。我们总觉得我们是高举夺取政权的旗帜，把老百姓吸引到自己身边，现在夺取了权利就把旗帜放下了，那老百姓还跟不跟我们走呀。你看看，你都夺取了政权你还高举夺取政权的旗帜，那不就麻烦了吗？夺了权还要夺权，你看，自己就把自己迂进去了。当然从实际出发，这个问题好解决，别弄这个就完了嘛？我们老在意识形态中打转转。
实践表明，只要你是从意识形态中打转转，最终找到的结论没有一个不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你看我们怎么转出来的，夺了权还要夺权，怎么解释？夺了权还要夺权，那是因为表面看这个权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是实际上这个权并不在我们手里。那在谁的手里呢？告诉你们吧，正在走的走资派手里。闹了半天，夺了权没有真正拿到手，权还在走资派手里，那可不还得夺吗？你看，夺走资派的权，你这不是左手跟右手较劲吗？左脚绊右脚，你自己把自己就绊着了，对不对？你夺得了权还怎么能还去夺权呢？这就要组织力量用的是革命的手段，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不是阶级斗争吗？但是你夺得了政权你还阶级斗争啊，这不是麻烦了吗？但是我们恰恰是这么想的，我们觉得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把三座大山斗推翻了，还有的斗吗？还有，因为剥削阶级还存在。这个阶级以前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你总不能对朋友翻脸不认人把，没关系，我们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过一两年，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也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你总不能说剥削阶级的思想被消灭了吧。思想怎么消灭，思想飘在半空中，想消灭也消灭不了啊。这种思想就会影响我们，影响党内，党内就会出现一批代理人，叫正在走的走资派，这就又斗了。最后斗的结果如何？不是推动了国家的发展，而是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尽管有很多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说根本的就一条，就是长期用革命党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手段来推动建设和执政。看看我们出现的许多问题，那就是和这个相联系的，那能行吗？不行的，所以现在可以说就是处于这个转变过程中，这是一个转变。
（3）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大家可能想，好像没那么重要，你这只是一种陈述，你过去领导的是计划经济，现在领导市场经济，那不就是一种转变吗？这听起来好像是，实际上不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怎么这样说呢？我给大家分析下，我们说政党居于民众和政权之间，难道政党一产生真的就居于这两者之间吗？不是的，在实践当中它是一种力的平衡。一方面公共权力对于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公共权力本身决定的。因为你掌权和不掌权确实是不一样的，掌权后可以放大你的能力，所以公共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始终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政党要真正居于中间，还必须体现民意——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你体现了他们的利益诉求，那才能掌握公共权力。所以老百姓的利益愿望诉求是对政党强大的约束力。当这两种力大体均衡时，政党才真正居于中间。
我们再分析一下，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搞的是什么？民众必须有诉求，政党才能受到语言约束。但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恰恰就是不允许人们有诉求，人们的诉求打在道德线上，总觉得你讲利益，不是要去争抢利益吗？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而世界上可供争夺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无限的争夺必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到最后变成阶级之间的斗争。
那我们如何避免社会主义也出现这种现象呢？想到的办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允许追求利益。把所有这种追求利益都打到道德线以下。文化大革命就再明显不过了，对不对？谁想个人的事情啊，你想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来批判你，不用大家批判，你自己就批判自己。你总得承认有原始需求吧。我们承认我们有需求，但不承认我们有利益，那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你的需求我来满足，你不就是吃喝拉撒睡吗？把你统计起来不就完了嘛，一个人一顿吃一个馒头，一年吃多少馒头？一年的馒头出来了，十三亿人吃多少粮食就出来了。把这些统计起来变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需求，然后按这个庞大的社会需求制定一个庞大的生产计划，然后层层分解这个计划，分解到每个人、每个工厂、每个车间。每人把你自己的一份工作完成了，整个计划就完成了。这个社会太好了，为什么？每个人想的都不是自己事情，都是想着如何完成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怎么为国家做出大贡献。最后结果是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这不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吗？多好啊，对不对？好是好，但是那是空想，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动力。我既然跟他干，但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那我干多干少有什么区别，干好干坏又有啥关系啊。我干和不干都是一回事，我干吗要去干啊，那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最缺的就是动力，计划经济老在那找动力，最后找来找去也不敢在利益上找。一开始都是在精神上找，精神上刺激，当然也有点用。比如说你是农民，你在生产粮食，可别小看了这生产粮食，那可是在为解放人类事业做贡献啊，这么伟大的事情怎么也得做好。你是个工人，你在生产螺丝钉，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螺丝钉，那可是人类解放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么重大的事情，那我们为了这个螺丝钉哪怕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值得啊，这劲头就上来了。有用没用？不能说没用，因为人是高级动物，总需要在精神上有点鼓励的，所以这还是有点管用的。邓小平说的太有道理了，精神这种东西对于少数人可以，对于多数人就不行了，短期内可以，长期内不行。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给自己找动力，找了半天，找到的是什么？找到的是短期内对少数人管用的东西，那怎么推动前进，没办法推动前进，所以最后还是走到了改革这条道路上。
为什么改革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改革终于认识到把人对于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我们就是从这开始的，我们先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你不能问专家，一问专家就复杂了，专家一说，“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可重大了”，三言两语哪说得清楚啊，怎么也要写本专著。有些专家听了要写本专著他还不高兴了，就说：“一本专著能写得清楚吗？怎么也得三卷本吧！”有那么复杂吗？没那么复杂！不但没那么复杂反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无非是执政的共产党对农民说了一句话，就一句话管用，什么话？就是“交够了国家，留够了集体，剩下的全是你自己的”。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也没什么新鲜的地方。所有的词都是老词，全用过，只不过顺序不一样而已。你看当初怎么说，“你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不是交给国家，就是交给集体”，他没劲了。你把它倒一倒，“你交够了国家，留够了集体，剩下的全是你自己的”。你看那劲头就上来了，那多简单啊。还人于利益，从利益出发。整个机制就发生变化。利益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交换是在市场上实现的，所以只要我们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总归要走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上来。那我说这段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一段就是要分析一下，你回过头来看看计划经济，就觉得有意思了。计划经济不允许人们有诉求，那么就不允许人追求利益，不允许有诉求，那对政党怎么约束啊，就等于对政党的约束力就没有了，就等于民众这一块没有了。而公共权力对于政党的吸引力依然如故，甚至比过去还要强大，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好比一根铅笔，你这一端拴一根橡皮筋，另一端也拴一个橡皮筋，两边一拉，铅笔就置于中间了。现在事实是这根橡皮筋确实存在，而且拉力非常强大，而这边的橡皮筋它是一根虚线，你一拉出现什么情况？政党的错位，政党被公共权力所吞噬，政党变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政党变成国家法，行政法，官僚法，这就是计划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
但是市场经济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允许人们去追求利益，人们于是有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意识，人们于是有了参与的意识，于是有了做主的意识，有了独立的意识。我们说有了这种意识的人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他叫公民。所以产生了公民，公民组成的社会就叫公民社会。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促生了一个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就对政党有了实实在在的诉求，有了对政党的约束力，有了把它拉回它原来应该去的地方的力量。这样不断壮大、不断往回拉的过程，叫从引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所以这两大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识这些问题就要从这些角度加以认识，这是第二个大的问题。
三、科学认识中国政党政治和执政党建设问题
1．当今时代的政党政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个大的问题，我简单地讲一下，科学认识中国政党政治和执政党建设问题。既然我们出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们就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政党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政党要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这本来对我们来说就有个回归的过程，我们背负这样一重任务。但是即使完成了这个任务了，也依然受到许多别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就是脑力劳动越来越占重要作用，他的必然结果是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公民社会的变化体现在中层阶级的不断扩大。政党要在两者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如何连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比如说，经济全球化。过去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现在无论姓社姓资都在搞市场经济，于是市场经济有了它越过边界的力量，推动了整个全球化。全球化不光只是经济方面，我们只是不提其他方面而已。经济全球化好说，就是都搞市场经济。那什么叫政治全球化？难道是西化吗？你看，马上就成为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提政治全球化，但是政治全球化民主浪潮此起彼伏，这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如何应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新媒体的出现。新媒体出现本身当然帮助了公民社会，但是新媒体又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如何应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比如说管理服务业。过去政府干的是政府的事情，剩下的是社会的事情，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他又承担了政府的一部分功能。那政党往哪搁，就有和它相比往哪搁的问题，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像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有国际交流之间理念的转变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政党提出了新的课题。
2．科学认识政党的几个观点
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如何回到原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回到原位也依然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所以我们的背负是双重的，面临双重的任务，我们怎么办呢？我想恐怕要做大量的思考和探索了，当然，这里面内容很多，我不可能全都讲到，我简单的讲几个观点。
（1）发展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发展的观点。为什么要讲发展的观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政党置于民众与公共权利之间，很多国家的政党都采用多党制这种形式来贯通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么多的信息量要让一个政党全部包容，恐怕不太行，采用多党形式。所以如果你这个党沟通得少一点，那么别的政党可能会占用你的空间。于是之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竞争，从这种竞争就产生了危机感，产生了挑战，产生了考验。我们党呢？好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都是参政党，谁跟我们竞争，好像没什么竞争。于是这种危机感、挑战就少了。是这么回事吗？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虽然没有别的党和你竞争，但是，一些渠道已经开始对你形成了挑战。比如说，最简单的，新闻媒体的发展。我刚才说了，政党他为什么会有优势，那就是他有组织，有组织对于没组织来说就是优势。比如说我个人，我生活有困难，那我怎么办？先找基层组织，组织一看他还真有困难，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再反映到上上级党组织。组织对于无组织来说它就是优势，但是一旦新闻媒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优势开始丢失了。因为组织是有层级的，像我们七千多万、八千多万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你总得有支部总支，地方党、更高一级党委，你的信息要传达要通过七八层，时间要很长，一层要给你过滤点信息，到最后你的信息可能全无。比如我，王教授住房有困难，我反映到基层党组织，但基层党组织反映到上级党组织，情形就不一样了。人家就光管你王教授？人家还管着李教授呢。于是王教授、李教授合并同类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住房有困难”，再反映到上上级党组织，上上党组织也不光管你高级知识分子啊，人家还管着一般的老百姓呢，于是又合并同类项，变成了“一些群众住房有困难”，层层往上，这个诉求变成了什么，很可能就变成了一句话——要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生活当然要关心了，对不对？但是，王教授的住房哪去了，找来找去找不到，早就给你过滤了。但是一些新闻媒体情况确实反映快，有个新闻记者，拿个话筒伸你面前“王教授，谈点你对政党的认识”，三言两语给他说了。真正的简单，还给你节省了很多时间呢。谈点别的吧，“你的住房怎么这么不好？”“别提了，反映了八五年了还这样子！没办法解决了”。记者一听，“啊？这才叫真正的新闻啊，赶快记下来。”第二天，你的东西全国人民都有可能知道了。你不但会说，而且还会写，发个帖子发到网上去，全世界人民都有可能知道。说不定哪个领导一批示，我的房子问题解决了。既然有如此简便的路径，我干嘛去找党组织？你瞧瞧，传媒挤占了政党的空间。而且不光是传媒，还有民间组织啊，民间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人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人们加入到了民间组织，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也挤占了政府的一些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你该如何应对？你必须意识到这种挑战，你不能停留在原来。《宪法》规定我是执政党，所以别人没法跟我挑战。但是别的渠道开始干涉执政党的一部分空间，你如何应对？你不做应对就要落后，就要被时代所抛弃。那你不能说我怎么怎么的，别的渠道爱怎么怎么的，到我这儿就必须一层一层向上反映，有消息往下传达那就必须先传到省部局再传到厅级，再传到县处局，最后传给一般党员。你怎么传达？等你传到了，人家早就出口或内销了，那老百姓的信息比你的还全，让我们党员怎么做群众的工作，让群众做你的工作吧。如何应对？这就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如果没有这一点，那是绝对不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2）系统的观点
第二个就是系统的观点。所谓系统的观点，我在这里不展开去讲。系统的观点就是你的整个认识要有全局的把握。比如说民主问题，过去一说到民主，决策的时候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来发展到只要搞选举那就是民主，这都是不健全的。民主它是一套的东西，由一个个环节共同组成的，环节间有机连接，构成一个民主的体系，我们过去推进民主可能把民主分成一环一环来突破，容易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今天的推进，只能是整体的推进。我们现在很多民主搞得为什么不好，不是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而是我们没有顾全它的系统性。比如说村民自治，你在选举环节放得比什么都开，政党该去控制的你不去控制，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利，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根本不去管，人家怎么不会不想方设法去贿选？怎么办？你说取消村委会自治？不对的，你必须把后来的决策环节、监督环节一一得分解开来，使它更加民主化，使民主整个的运行规范化。很多地域探索，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了，它就成功；不朝着这个方向去，你看它就乱相，这就是一个系统的观点问题。
（3）制度的观点
一是深化对制度的理解——区分制度要素和制度体系
最后我再讲一下制度的问题，制度观点非常重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了。邓小平1980年“8·18”讲话不就讲到了吗？那时候讲到现在都已经30年了，30年难道大家还有不认识制度的重要性吗？但我要说的是，共识未必就不存在问题，恰恰相反，我们由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很多问题开始浮上来。当时认为到位的到现在需要深化认识，不深化认识就会走偏路，其中包括制度问题。什么是制度？我们中国人用“制度”这个概念也一如我刚才说到的用“政治”这个概念一样，老是跳跃性的,老是散发式的思维。结果对制度用得那么多,反倒让人无所适从。
我们要深化对制度的理解，那就是要把制度要素和制度体系区分开。严格说来，我们所谓的那些要求也好，规定也好，条例也好，那都不叫制度，它最多只能叫制度的要素。那什么叫制度?制度是要素间有机连接形成的网络系统。我们为什么把一辆车叫做一个行驶系统？就是因为它零件间是有机绞合在一起的，你一点发动机，它整个车就开始动作；你一打方向盘，它就照着你愿意去的地方去；你一踩刹车，它就停止了。你看，这才叫一套系统，对不对？我们不能把一个个零件叫做制度本身，那是两码事。但我们建设的时候，动不动就出台一项规定，结果相互间缺乏联接。有的相互间缺乏联接，有的干脆就相互打架。你说禁止公款吃喝，这件事到现在出台了多少规定了？前几年我概括总结过，光全国性的禁止公款吃喝的制度那就有三十多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用三十多个文件管一张嘴，它还管不住，对不对？说到底你还是不连接嘛，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公款吃喝的风又越刮越盛，那怎么办？赶快出台一套规定。第一条，领导干部要带头禁止公款吃喝，那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自己的嘴从此就被封住啦？没那事对不对？你就往下念吧。用句广告词说“总有一款适合你”。说不定其中就有一条，在特殊的情形下可以例外，他就从那走了，谁也抓不住。这个东西你说它能管住吗？不连接,你光去建设制度的要素，一条一条的提出来，再多也没用。
二是制度建设的重心——由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
所以我觉得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但是制度建设的重心一定要转移，不要误入歧途。重心在哪里？要更多的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这才是我们应该抓的问题。所以在四中全会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制度体系这一概念，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的。说老实话，这个方面任务艰巨。
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个普遍的规律。我们要把执政党建设搞好，必须把握好这个普遍性的规律。这也就是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概念的应有之一，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今天提的这些观点，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政党政治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国民因之而希望于政党者亦大。故为政党者，对于一般国民有许多义务，均应相（担）当而尽心为之。
《在北京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469页
一以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二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溢乎正轨，此皆共同活动之精神也。
《致坝罗同志函》（1914年12月3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l47页
惟思政党天职，在恪守党纲，观察国情，以舒展国民意旨，种种应付，当剔除偏见，一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清澄，党势必日臻强盛。
《致南洋同志书》（1912年10月9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486页
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1913年1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l页
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不可用欺骗手段逸出范围之外……政策之不能施行，必思有以改良之；手段之不合国民要求，必思有以变更之，务使有得胜之一日。愈研究，愈进步，方能谋政党之进行，方能谋国家之发达。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7页
国家之进步无穷，国民之幸福亦无穷焉。故政党之目的，无论何党，皆必以实行政策与研究政策二者为其目的。由是观之，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者，乃为良政治；能有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之政策者，乃为良政党；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
《<国民月刊>出世辞》（1913年5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64页
政治里面又有两种人物，一是治人者，一是治于人者。孟子所谓：“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必有知识的，治于人者必无知识的。从前底人可说是同小孩子一样，只晓得受治于人，现在已渐长成，大家都明白了，已将治人与治于人底阶级打破。欧洲近世纪已将皇帝治人底阶级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较底自由。兄弟这个五权宪法，亦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底阶级，实行民治底根本方法。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
《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492页
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此消长倚伏之数，固不必论其国体之为君主共和，政体之为专制立宪，而无往不如是也……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
《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6页
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2页
革命党人未必皆有政治之才能，而比较上可信为热心爱护民国者。革命党以外未必无长才之士，而可信其爱护民国必不如革命党。
《致吴敬恒书》（1914年）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152页
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1页
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
《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69页
譬如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0—281页
要想振兴党务，讨论的事件当然是很多，照本总理看起来，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28l页
入党与受职，皆当宣誓，乃能振起本党精神。
《批彭素民呈》（1923年2月上中旬）
《孙中山全集》第7卷 第109页
淡然权利，一矢精诚，此为成功基础。
《复翟汪电》（1920年10月4日）
《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354页
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I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页
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l913年1月l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页
政党之用意为政策。一党之中，有一党之政纲。政纲，此全党人之心事所定之方针，或人民心理一方面能行之。此行之一国之中，非立宪政体不能成立政党。立宪有民主君主之分别。民主之国有政党，则能保持民权自由，治一致而无乱。君主之国有政党，亦能保持国家秩序，监察政府之举动。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之国，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l3年3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3页
倘人人不问国事，于国家则极危险，故有政党可以代表民意。为无政党，于国家则更不堪问矣！所以有政觉则可以一致不乱，无政党则积滞进行。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4页
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其所以成为政治之中心势力，实国家进化自然之理，势非如他之普通结社，可以若有若无焉者也。
《附:国民党宣言》（l912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7页
（国家）之兴衰强弱，其枢纽全在代表国民之政党。各政党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惟是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即征诸各文明国之党史，亦莫不如是。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1913年1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1页
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演说》（1913年l月1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2页
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页
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
《一附：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l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8页
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
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430页
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431页
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96页
事实上，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每一政党的明确的政策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定下来。
《中华民国》（1912年7月中下旬）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3页
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而党争者，绝好之事也。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5页
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5页
政党竞争，各国皆然，惟当以国家为前题〈提)，不当以党派相倾轧。且各党尤当互相磨励（砺），交换意见，否则固守私见，借政党之名，行倾轧之实，报复无已，国家必随之而亡。
《在北京迎宾馆与某君的谈话》（1912年9月上中旬）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477页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7页
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举动，可以随时指明.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5页
国家如有政党，一切政治能发达。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他党争胜。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5页
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5页
国家之进步与否，即系于党争之正当与否。凡我党员，必注意于争，尤必注意于正当之争。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5页
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6页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254-255页
“政治”二字的意识，译成英文是Politics。英文Politics的意思很广，用途很多……故就P01itics这个字讲，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国政，就是政府中所行的国家大事；一个是党争，就是政党中彼此所用的诡谋；一个是说是非，就是像以前所举的家庭是非之例。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1923年10月21日）
《孙中山全集》第8卷 第3l7页
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为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
《附：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l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7页
夫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恒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纲维之。其在君主专制国，国民合成心力趋重于一阶级、一部分，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其在共和立宪国，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实事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
惟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同此圆顶方趾之类，其思想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伦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者恒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实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而法律上之议会与政府，又不过藉法力，俾其意思与行为，为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则仍为实事上之政党也。
《附：国民党宣言》，(l9l2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6—397页
且夫政党之为物，既非可苟焉以成，故与他种国家之他种中心势力同其趋向，非具有所谓强健而良善之条件，不足以达其目的。强健而良善之条件者非他，即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是也。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靳响。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已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附:国民党宣言》（l912年8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97页
政治良否，视人与法。人治之系于长吏赏罚，与人民监督固也；法治之精，则首在权能分职，俾得各展其长，不复重为民病。盖自官吏舍能用权，擅作威福，而吾民始有憔悴呻吟于虐政之下者。今知主权在民，官吏不过为公仆之效能者，然后乃有行政清肃之望，而教育、实业诸端，亦得以次第施行。此内政之欲促进人民幸福者三也。
《讨伐曹锟贿选总统檄文》（1924年）
《孙中山全集》第11卷 第535—536页
政治里面有两个潮流，一个是自由底潮流，一个是秩序底潮流。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正如物理之有离心力与归心力——两力平均，方能适当。此犹自由太过，则成为无政府；秩序太过，则成为专制。数千年底政治变更，不外夫这两个力量的冲动。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
《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49l页
共和立宪重在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权，而尤以立法权为根本，……我国人民大多数尚不足共和程度，今日正赖有政党以指导于其间，惟政党者，本以政见不同得互相磋磨研究，竞争之事往往不免。如英之保守、自由两派，美之民权、共和两派，其政见竞争恒有越十余年，而至今率未解决者，但皆以国家为前提，未有以偏私逞意见者，此可见欧美政党之程度矣。
至党之多寡，各国不一，普通以两党为适宜。我国现在已有两大党，若能化除私见，互相提携，国家前途将来大有希望。
《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上的演说》（1912年9月4日）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95—96页
宜以谋国家之公见为前提，不可一党之私见相争。
《在上海国民党选举会上的演说》（1912年10月6日）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100页
惟思政党天职，在恪守党纲，观察国情，以舒展国民意旨，种种应付，当剔除偏见，一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清纯，党势必日臻强盛。
《致美洲同志函》（1912年10月9日）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101页
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生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与宋庆龄的谈话》（1924年1月上旬）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55页
政治问题大抵以权利为基础，言政治而不言权利，不可通之说也，故薄权利而不言者，亦当兼废言政治。
《致吴敬恒书》（1914年）
《孙中山全集》 第3卷 第150页
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
《孙中山全集》 第2卷 第359页
几世纪以前，中国为现代世界上各文明国之冠。到了现在，中国文化停滞，西方各国驾乎我上，我反瞠乎其后。这全由于中国政治背道而驰。
《与克拉克的谈话》（1924年1月27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151页
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2年8月25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408页
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l3年3月13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45页
党争可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
《民国月刊》出世辞（19l3年5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64页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譬如二人对奕，旁观者分为两组，按照着棋一定之规则，各相照护，不用诡谋以求自己之胜利，只以正大之方法相对待。假使手段不高，眼光不大，以致失败，败而出于正当，则胜者因十分满足，败者亦甘心不悔。即旁观照护之人，初助此方，继助彼方，即未为不可。只须用正当之方法，不用诡谋。政党亦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赞成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胜利。其求胜利之方法，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37页
政党出与人争，有必具之要素：一党纲，一党员之行为正当。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l月19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5页
政治的力量，足以改造人心，改造社会，为用至弘，成效至著。
《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1921年6月30日）
《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563页
政治和经济两个问题，总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果不问政治，怎么样能够解决经济的面包问题来要求面包呢?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1924年）
《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298页
政党和政党制度注：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
第一节 政党的理论
一、政党的概念：
(一)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党下过定义：
1．有人认为，政党是为适应选举(竞选)而建立的政治组织。是某些人为了谋求国家官职而建立的政治集团。是为取得国家权力和控制政府而建立的政治组织，还有人将政党界定为社会与政府间的媒介和仲裁人的组织。
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政党是在阶级基础上组成的，列宁提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政党是政治社会政治斗争的集中表现。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3．马克思主义对政党的含义的表述：所谓政党是阶级组织，它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由其中一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有共同的政治主张(理论和纲领)，采取共同的行动，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联合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
4．政党组织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A：有领袖；
B：有纲领；
C：有政治目的；
D：有组织纪律；
E：有特殊的政治组织；
二、政党的特征
(一)政党是特殊的政治历史现象
1．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曾出现过所谓的朋党和会党之类的组织，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2．政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非从来就有，也不会永久存在。
3．为什么说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
<1>现代意义的政党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
<2>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先进的交通、通信、宣传手段。
<3>政党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
<4>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为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和政治基础。
(二)政党由阶级、阶层、集团中的一部分所组成：如资产阶级有各种行业联合会和协会，无产阶级也有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但这些阶级组织与政党组织不同，它们往往只代表阶级内局部的、一定时期的某些特定利益，不代表阶级的整体利益，不能成为整个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政党则代表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是本阶级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政党还具有自己的政治纲领。
(三)政党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组织，政党的纪律严格与否是检验政党有无战斗力的重要标志。
(四)政党具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即所谓的政见，规定了政党的政治目标，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本质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政党与国家政权密不可分。政党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其政治纲领。
三、政党的分类
1．以政党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基础为标准划分为：A、无产阶级政党B、资产阶级政党
2．以政党是否掌握国家政权为标准可将划分为：A、执政党B、在野党C、反对党D、参政党
3．以政党是否合法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 A、合法政党B非法政党
4．根据政党的活动范围，可以将其划分为： A、国内政党B、跨国政党联盟
5．西方学者以意识形态倾向为依据划分为：“极左翼、左翼、中间、右翼、极右翼、激进党派、保守党派”。
四、政党的功能
1．西方学者政党的主要功能分为五个方面：A：组织选举B：控制政府C：担任公职D：制定政策E：监督政府
2．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政党最基本的属性，直接决定着政党活动的方向，统治阶级政党的总功能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被统治阶级政党的功能是反对和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政党的主要功能为：
<1>争取群众和教育群众；<2>集中阶级意志；<3>掌握政权，行使国家权力；
3．※统治阶级政党的总功能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而被统治阶级政党的总功能是反对和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
4．政党掌握政权的方式有两种：A：操纵议会B：以本党的党员充任官吏，组织政府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一、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特征
(一)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
1．资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最初产生于“英国”。
2．由于代议制的发展和普选制的实现以及社会的多元化，使政党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成为民主政治形式的标志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以运作的基础，政党政治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特征
1．第一、标榜“超阶级性”即以“全民性”自称。
2．第二、围绕议会和选举开展活动。即“选举党”。
3．第三、组织特征上的两极分化。即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着核心领导圈的集权和党员纪律松散并存的特点。
4．第四、党内派系斗争的合法化。即“党内思想自由”。
5．第五、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反对”和“公平竞争”原则。
二、资产阶级政党在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1．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标志
2．政党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协调作用
3．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自我调整机制
注：在议会内阁制国家中，议会多数派的领袖同时是内阁首相。
注：在总统制下，总统不能直接控制议会，但总统通过政党组织同样能影响议会。
三、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
按照政党数目、政党关系、政党执行方式等方面综合考察，可以将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分为：
(一)两党制
1．两党制的概念：
所谓两党制，是指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通过竞选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或者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轮流执掌政权的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说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内只存在两个执政党。
2．两党制的类型
两党制最初产生于“英国”，实行两党制的国家有：A：英国B：美国C：加拿大D：澳大利亚E：新西兰，目前，两有种典型的两党制的模式：
<1>模式一：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内阁制下的两党制
(1)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A：辉格党与托利党先后交替执政时期；B：托利党和辉格党演变成保守党和自由党；C：工党取代自由党的地位；
(2)英国议会内阁制中两党制的特点：A：两党的活动围绕议会选举展开,执政党不仅掌握行政权，也掌握立法权；B：两党采取集中制。
<2>模式二：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它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形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立。美国总统制下的两党制的特点：
(1)两党制主要表现在总统竞选上A：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掌握行政实权。B：两党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与执政党和非执政党的地位无关。※
(2)美国的两党制组织结构松散，没有严格的投票纪律。
3．两党制的特点
第一、两党势均力敌长期占据本国政坛。
第二、两党处于竞争和对立状态。
第三、两党制以多数代表制为基础。即“胜者全得”的方式。
4．当代两党制的新变化：<1>政党的阶级基础趋向一致；<2>两党政策与立法的趋同
(二)多党制
1．多党制的概念：所谓多党制，是指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党并立，各政党都可以依法或联合其他政党竞选和执政的政党制度，局限性在于：A：政党林立B：组阁困难C：政局不稳
2．多党制的类型，最早产生于“法国”，最为典型的国家有以下四个：A：法国B：意大利C：德国D：日本
<1>两极多元格局的多党制的特点：(1)政党数量多；(2)各政党往往分化成阵线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轮流执政；(3)政权的更替往往取决于第三党的结盟政策。
<2>多元并存的多党制，实行这种类型多党制的国家有：A：意大利B：瑞士C：芬兰D：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法国
<3>一党独大的多党制，在这种类型的多党制中，存在着多个政党，但其中一个政党在该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并单独执政，其他政党则处于在野党地位，具有这种多党制特征的有：
A：印度国大党B：新加坡人民行动党C：墨西哥革命制度党D：1955—1993年期间的日本自民党
(三)一党制
含义：所谓一党制，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一个政党掌握政权，而在法律上不准许其他政党存在或不允许其他政党与之争夺政权的一种政治制度。
1．法西斯国家的一党制，具有法西斯政治制度的国家有：
A：德国B：意大利C：土耳其D：日本E：希腊F：西班牙。
一党制的首要特点：(1)法律只承认一党的合法存在；
(2)一党制建立在党魁个人独裁基础上；
(3)国家的统治以恐怖和暴力来维持；
(4)实行党政合一的政权形式；
2．民族主义国家的一党制 来
源:考试大四、压力集团及其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影响
(一)压力集团的含义
1．压力集团是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的政治术语，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性利益团体。
2．政治团体是指现代政治生活那些不同于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有组织地参与、影响政治决策形成过程的利益群体。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团体通常被称为：A：政治性利益集团B：压力集团C：院外活动集团D：第三院E：走廊议员
3．所谓压力集团是指那些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或共同主张的人们，为了使政府维护其利益或实现其主张而组织起来对国家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施加影响和压力的集团。
4．压力集团与政党相比也有明显的4点区别？
<1>政党具有政治纲领，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标，压力集团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直接掌权的要求。
<2>政党把选举作为自己的活动之一，有自己的候选人，而压力集团有时也参与选举活动，但没有候选人。
<3>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压力集团只代表某一局部的利益、当前利益。
<4>政党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以全民利益的身份出现，压力集团只实现集团利益。
(二)压力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1．压力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内部以及各阶级、阶层和各种势力集团矛盾尖锐化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
2．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活跃、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是产业界、金融界、商业界。
(三)压力集团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影响
1．参与选举，影响竞选；
2．包围议会，影响政治决策过程；
3．影响政府决策；
4．对司法机关施加影响；
5．利用通讯工具和媒介来影响舆论。
(四)压力集团的活动方式有两种：
1．通过活动基层来施加压力；2．威胁利诱和收买贿赂；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发展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由自发斗争上升为自觉斗争之后的产物。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征
1．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2．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
3．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4．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
5．无产阶级政党有独特的思想原则和工作作风。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作风有：
A：理论联系实际B：密切联系群众C：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正是通过其先锋队，即共产党来实现的。
(二)党的领导的具体方式
1．政治领导(核心)，就是各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制定党的(同时也就是整个国家的)纲领、路线、政策、战略和策略，规定长久目标和现阶段的任务，给人民群众指出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2．思想领导(前提)，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不断提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3．组织领导(保证)，是指为了实现当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进行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一)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制
1．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制的国家有：
A：中国
B：朝鲜
C：东欧巨变前的波兰
D：东德
E：保加利亚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以下3个特点：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制的基本前提。
<2>协商和监督是多党合作制的主要内容。
<3>宪法和法律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活动的基本准则
3．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权力：
A：政治自由B：组织独立C：法律地位平等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实行的国家有：
A：苏联B：蒙古C：南斯拉夫D：匈牙利E：古巴 来源:考-自考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团体
(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性质和特征
1．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性质，政治团体是现代政治现象。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团体作为执政党、政府和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特征
<1>它们都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2>有比较统一，规范的组织结构形式。
<3>它们存在于整体利益一致的基础上。
(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地位与作用
1．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地位。(另加)
2．政治团体的具体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A：组织功能B：参政功能C：民主监督功能D：教育功能 来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较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从而出现了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热潮。此后，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到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最终下令解散了民国第一届国会。国会是资产阶级政党活动的舞台，政党政治的运作中心，没有国会，就无政党政治可言，实际也就是宣告了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失败。探究民国初年中国为何没有走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道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看，尚不具备实行政党政治的条件。政党政治属于政体范畴，是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所采取的一种统治方式，与国体是互相适应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表面上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体，但实权却掌握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很明显，中国的共和国体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体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属于真正的共和国体。而在中国，掌握实权的是仍属于封建势力或者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属于虚假的共和国体。在这虚假的共和国体上，希望建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大厦，根基原本就不牢靠，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从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党自身来看，它们也还不具备实行政党政治的条件。无论国民党还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都显得相当幼稚，远不是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密切相关。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实行政党政治，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改造社会环境，清除政治障碍。相反，国民党放弃了同盟会时期“力谋国际平等”和“男女平等”等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组织也极为混乱。进步党则幻想通过拥袁的方式来分享政权。它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实行政党政治，不但要保持政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还要正确处理各党之间的关系，绝不可以一党一派的利益代替国家利益。而实际情况是，各党内而争权夺利，一盘散沙，外而各争意气，不共戴天，常给袁世凯造成可乘之机，以致国民党的反袁斗争和进步党的拥袁分权，均成水中捞月，落得个两败俱伤的可悲下场。
三、从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来看，脱离民众的支持也是这时期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不明白政党政治的成败和民众的支持紧密相关，它们的活动范围仅仅陷于临时参议院和国会，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至于民众的困难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远没有摆进它们的议事日程。正因如此，所以一般民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毫不关心。当袁世凯取消国会，遣散议员时，一般民众都成了冷眼旁观的“闲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政党政治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总之，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又不能正确处理内外各种关系、争取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的失败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宪政讲堂：中国政党政治的几个问题
主讲人：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点 评：杨 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主持人：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时 间： 5月25日（周二晚7点）
地 点：昌平校区（学术报告厅）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参加今晚的宪政讲堂第五讲，主讲人是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王老师有几个著名的著作，包括《政党论》、《政党改革的历史考察》等。待会王老师会通过讲座来讲述他的理论思考，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几个问题。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讲演。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晚上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政法大学与大家研究政党问题。政党问题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否挑起这个火热的课题有些忐忑。中国改革的重要问题就是政党问题。中国政治总需要人关心，这个讲坛受到大家这样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党的问题关系中国的整个政治，因此我打算讲讲中国政党政治的问题。
一、处在两大历史性转变中中国政党政治
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政党政治。在过去二三十年前，中国是没有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这一概念在过去有两种认识，第一，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无关。第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应当转变，政党政治是政党在政治运行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整个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党政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国政党政治有自身的特点，十六大中提出两个转变应该是最贴切的概括，一个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一个是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转变。把握这两个转变就是中国政党政治改革的脉搏。
针对执政党进行分析，民主政治是民众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其实现可以是直接实现，但直接民主相对来说操作比较困难。那让谁操作就具有可探讨性。政党弥补的是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空缺，首先，政党是组织化的民众，另一方面，政党行使公共权力就需要体现民意 ，政党政治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方式，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政党与政体关系的比较：第一，政党是民主政治的权利。因此神权专制政治不需要政党政治的存在，在需要组织，需要多数人委托少数人行使权利的时候产生了政党，政党连接民众与公共权力，这就是原生态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的政党产生于专制制度，中国的途径就是团结民众，领导民众来推翻政权之后再来建立民主制度。在中国这样倒过来的做法成功了，但是却没有起到其本身的连接作用。这种政党是领导人们革命的政党，即革命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取得了执政地位，因此，共产党也就是成为了执政党。
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不同，我主要想讨论的是关于这两者目标上的差异。革命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执政党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
政党说到底是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面临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真正起到上述工具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政党的要求也必然提高。政党过去习以为常的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会逐渐变得落后和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善政党内部的组织运作机制，探寻新的有效的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无论这个政党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机制、运作、活动方式不科学，缺乏适应性，它就很难获得成功，要么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淘汰，要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延缓乃至阻碍其现代化进程。所以，政党必然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治代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建立就拥有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和活动方式。相反，历史的经验表明，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通过对两种政党的区别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是否还需要夺权，表面上共产党夺权之后取得政权，但实际上政权还在走资派手中，这样的目标是左右手之间的打斗，取得执政之后再来进行阶级斗争，当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都转变成为劳动者时，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的动力这句名言似乎无法行得通了，在过去曾经的几十年里就在打圈圈。这是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执政、来建设，这就是产生问题的关键。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从02年至今，我们始终在这条道路上摸索。
针对第二个转变来分析，政党政治是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但在实践中政党是两者利益的平衡。首先，政党是否掌控公共权力有着巨大的区别，权力有放大人能力的作用。但是，政党掌控公共权力要得到大家支持，那么执政就需要能体现民众的利益与诉求。当不允许个人追求其利益时，将个人需求控制在最低限度之下时就是采用计划经济，这造成追求个人利益是“老鼠过街”的境况，这样的问题在于个人需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计划经济建立的基础就是承认个人需求但不允许其追求，而由国家统一来满足。国家统一个人需求，形成庞大的社会需求，通过建立社会系统来满足这个社会需求，由此也满足了个人需求。这种制度缺乏动力，干好干坏区别不大，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掣肘。邓小平说过，精神的东西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可以；对短期可以，对长期不可以。这就是对计划经济做出的一针见血的评价。改革开放就是对人的本性承认，由此国家的发展也有了最强大的动力。
党在政治体制中处在连接人民群众与公共权力的中间环节上，那么政党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概括地说，就是要体现本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支配；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学中通常所讲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政党定位不正确，就往往难以正确地履行功能。把政党摆在与公共权力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实施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政党和民众之间不出现隔阂是很难的。实行计划经济时，政党被公共权力吞噬，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政党脱离群众。此时公共权力与民主之间就失去了连接，这必然就是导致两者的对立。实行市场经济时，政党就是公民社会的诉求表现，通过代表诉求来行使公共权力。这就是政党的巨大转变，而中国的政党政治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
二、中国当代政党政治中的民主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民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必然要求共产党要搞民主政治。我这里对几个内容进行讨论：
第一，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首先，党内民主有示范性作用。有的学者说党内民主体现的是我们对过去从社会最底层人民开始民主的改变，这是不是表明民主与文化素质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但文化素质并不必然与民主相关联。中国共产党开始民主的时候是在延安局部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在美国女记者看过之后觉得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还民主，但当时的百姓90%都是文盲，由此可知文化素质高低与民主没有关系，例如当时的投豆选举法、烧香烫洞选举法。总之，政党是利益决定民主，文化素质不决定民主，其决定的是民主水平的高低。这条边界的目的是，要不要民主不是执政党思考的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执政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民主政治的水平。
第二，民主与多党制的关系。民主意味着利益诉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政党中体现出的就是政党政治，即多党制就能体现民主。很多人认为多党制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多党制。多渠道的政治沟通是不是只能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今天，时代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政治沟通载体的多元化，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除了政党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力量的发展也越来越承担起沟通载体的功能，并在事实上不断挤压着传统上属于政党的活动空间：一是迅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二是高度发达的媒体。因此，政治沟通的模式可以有三种模式，第一，政党与政党，第二，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第三，政党与非政府组织和媒体。
在一些方面，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这两种载体所能起到的沟通作用是政党无法达到的，具有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在维护群体的具体利益方面，一个党的组织可能会在市场面前束手无策，而销售合作社则具有专业化的应对手段和途径；在利益表达途径方面，民众通过党的组织层层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会因组织层级多、手续复杂而延误和变形，而媒体(特别是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则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并保持信息的准确性；在利益表达方式方面，政党可以在各种不同利益之间进行协调，但无法只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民间组织则可以确定地作为某种利益的代表参与博弈，等等。在这种深刻变化面前，即使是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明显地开始在传统多党制之外挖掘政治沟通的资源。其实，政党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政治沟通载体，现在更加不是唯一。
三、制度是中国政党政治建设的落脚点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建设是决定性问题。制度建设比人的素质更重要。制度建设就是提出要求，制定规定、条例。这些要求、规定、条例都是制度的要素。
1、深化对制度的理解：第一，要把制度要素与体制机制区分开来；第二，制度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的体系和系统。例如，禁止公款吃喝的规定，全国性的文件有三十多个，这三十多个文件为何管不住一张嘴呢？这就是连接作用没体现，这仅仅是要求，不做也无法得到解决。
严格说来，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制度，更多的不是制度。比如说出台一项规定，我们就有了制度。说这个规定是长期的一系列要求，我们有的人说，我们建立了长效机制。不能那么说，你说的那个内容，顶多只能算作制度的要素。什么叫制度呢？制度确实是由要素组成的，但是绝对不仅仅只是要素。我在很多地方都做过论述。比如，一台车是由各种各样的零件组成，但是你不能把那个零件就叫汽车。汽车是一个行驶系统，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零件之间相互是有机咬合在一起，相互连接在一起，才能使汽车真正运作起来，我们所说的制度就应该是相互有机连接的这么一套网络和系统。系统是制度的原意。我们现在缺乏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出台了很多要求，甚至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要求也有了，我们还能再细吗？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细了，这已经到头了。但是为什么人们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相互之间缺乏一种有机的连接。
2、制度建设的重心：由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中国政党政治已经有了开头，因此虽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仍然需要思考，需要大家的思考。制度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一说党的建设就是三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似乎是埋藏在里面的。实际上是没有受到重视。后来，邓小平老人家发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制度问题非常重要。制度好了，好人能干好事，制度不好，好人也没法干好事，坏人横行。所以他对制度非常重视，应该说制度建设思想是邓小平老人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应该说这样一种思想是得到全党广泛认同的。所以，这些年来，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我个人觉得，制度建设推进到今天，我们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去一旦党内发生一些小的毛病，我们就可以说制度缺乏，制度不完善。你这样即使是冒着去说，没有任何调查，这可能就是说对了，为什么？因为制度确实太缺乏了。但是今天人们忽然不敢说了。为什么？你说一个问题出现了，说是制度问题，我马上拿出一大堆制度，十个八个，条例若干条，规定若干条，不许几十个，不准几十个，我能叫没制度吗？有制度，他还做不到，还出现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制度不重要了。于是有人开始说，制度真的那么重要吗？这就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认识降低。如何真正地认识它的重要性，就必须使制度这个概念科学化。
因此今后应当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但是，制度建设的重点应当从过去更多的制度要素的建设，也就是说，提出一条一条的要求，做一个一个的条例，具体拿出一条一条的规定。不是这个，这个可以还继续做，但是重点已经不应该在这儿，重点应该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就是怎么把它有机地连起来
我想制度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总体来说要更多地从制度要素的建设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把连接因素整合起来。中国政党政治改革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但是同样也是有着积极的发展方向。这里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希望大家也能对我的思考进行批评指正，谢谢！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王老师的讲座让人觉得朴实又亲切，朴实的语言却有着深远的含义。他谈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事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定位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等两个转变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第二个价值问题，王老师反驳了民主与文化水平之间的必然联系。民主是一个价值问题，从村委会开始民主如何做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我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党内民主是书记说了算扩大到常委加入讨论，这是党内决策民主的变化之一。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如何存在一致意见也存在着问题。民主化进程是否需要下沉到从九亿农民选举权发展后再进行就是一个价值判断，马英九竞选时指出国民党的权力集中在上面，这是我们败给民进党的重要所在，因此，国民党接下来的方向就是将权力开始下放。这应该是政党政治中解决本身民主化的问题。第三个是规范问题，规范建设问题。王老师从制度建设角度分析，通过法制化来实现政党政治的权力交接，这些问题都是从王老师讲座提供的思路中延伸出来的思考。下面我们有请杨阳老师来做出点评，我们掌声有请！
杨 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王教授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尽管之前没有与王教授的私人接触，但今天听过王教授的讲座之后发现王教授的智慧。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要素背景下，虽然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官方的话语与学术话语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王教授的智慧就是其刚才讲座的表述就是恰恰在这两种话语体系之间，对这种智慧我表示衷心的敬佩。我将刚才讲述的问题来用学术的语言为大家进行讲解。
第一，政党政治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差别。政党政治是制度体系下的产物，放眼历史考察，英国美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政党的产生，政党是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他们是为了选举而产生。政党政治它不同于一般利益团伙，作为现代组织，能够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政党的组织形式来完成其任务，进行更为充分的社会动员的政党就是革命党，革命党的社会动员方式就是采取一种刚性做法，因此暴力方式这样刚性的做法就不用遵守既有的规定。这就是革命党和执政党在操作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革命党要转型与执政党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原因在于，革命党掌握政权后都完成了国家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与中欧、苏联的共产党的差别在于中共同样完成了社会化。苏联的各个部门有国家化但却没有社会化，至少是没有彻底的社会化。中国共产党就是两者都完成了，中国的整合严重依赖于这一组织，因此这一组织的转变就引起一系列问题。虽然我和王教授都希望以渐进的方式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政党民主，我认为这样的难度是相当巨大。
第二，民主与多党制这个问题我与王教授有些不同的观点，利益集团形成多党在逻辑上不成立，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从经验上不成立而不是在逻辑上不成立。王教授举例说的也是经验上的例子。我认为这在从经验上与逻辑上没有做到统一。逻辑上与经验上不统一的原因应该从政党的功能来考虑，政党的目的是更充分的社会动员来获得公共权力，组织的规模决定动员能力，因此利益相近的集团就能暂时的联合在一起，所以代议制民主从逻辑上趋于多党制。但从政党功能角度，我认为代议制倾向于两党制，例如墨西哥和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没有两党制运作的成熟。
最后，制度建设问题，我们的确存在很多制度要素，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我们将要素等同于制度体系，特别是官方意识形态化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我对王教授讲座的一点理解，在这里我也代表同学们对王教授表示感谢。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王教授态度像是耶鲁的校训“真理与光明”，而杨教授却像是“苍蝇趴着玻璃上”，前途光明却是找不到出路。但杨阳教授评论上相当到位，王教授是党员，杨教授是民盟的盟员，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实际上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总之，这就是中国政党政治的特点。下面，由同学进行提问发言。
提问：
胡锦涛主席在常委会中作用是什么？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谢谢同学的提问！在四中全会之后我们准备向公众讲讲四中全会的问题时，有大使就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应让胡主席亲自来回答。道理就是党内运行的规矩、要素是明确的，但在运行过程中要素无法连接，连接没有明文连接，实践中实际上就形成了潜规则。规定与实践操作中有相当大的弹性，你的问题我觉得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规范化。
提问：
贺卫方教授在国外的讲座中将共产党翻译成“dang”而非“party”，party实际上就是一部分，那么政党是否真的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我同意政党是代表一部分利益，但在实践中，政党冲着其代表的利益努力靠拢时就是一种进步，其此种追求是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代表全体人的利益这种表述是表达的一种愿望，而要作为一种实述时，我认为这就是过去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实然和应然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分开。
提问：
民主是否一定是多党制，我希望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第一，一党执政如何进行制约？第二，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政府是否允许其存在？能否与政府抗衡？第三，媒体的自由度是否有其诉求？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针对一党无法受到制约这个问题，我们总将一个执政党看成铁板一块，体制内与体制外都能出现不同声音，即使中央、地方、基层都能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处在第一线的组织想改变自身处境就可以是改革的最原始动力。而高层不一定能感受这种处境，因此这种差异就能是制约的开始所在。
后两个问题我认为不是问题，对民间组织、媒体的理念与体制应该全方位改变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我在这个方面和你的思路一样，但是我的态度是想起推向一个更为理想的状态。
提问：
改革的操作方式决定党内民主的成败，我想听听您对党内民主的改革看法。对西方全民党的做法，如墨西哥、日本都是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我想请教您对这样做法的想法。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室主任）：
党内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其借用的是民主的一些概念和内容，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应当良性互动，我认为授权民主方面将是大的推动，这是实施党内民主的方式。
多党制的推动，我认为发展到最理想的状态中国有其发展的空间。至于发展空间多大，如何发展那就是另当别论的问题。 政党-概述party
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
政党概念的由来和古代政党的萌芽 政党一词的英文Party源于拉丁文Pars，意为一部分，另有同伴、部队、聚合等意。欧美于17～18世纪开始在政治生活中使用这一词汇。当时政党与派别同义，并且同时使用，指社会上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到19世纪，政党与派别二词才分开，后者专指一党之内的不同派系。在古代，欧洲已有一部分利益 、观点相同的人结成集团参与政治斗争，这可以说是政党的萌芽。如公元前5世纪，雅典内部出现贵族派与民主派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在中国，古文中的“党”字最早当“无光”解。周朝时党是乡里基层组织，五族为党或五百家为党；党又指亲族姻戚或意气相同的朋辈。春秋战国时已有“朋党”、“党人”之说，开始指上层社会中利害观点一致者结成的集团。以后又有唐朝的牛党、李党，宋朝的新、旧党，明朝的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以及下层社会中造反民众组成的“会党”等。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强化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往往视结党为大逆不道。中文中现代意义的“政党”一词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书刊中介绍西方政事时开始使用“党”和“政党”。到19世纪末，“政党”一词已在中国广为流行。
政党的基本特征及政党的产生和发展 政党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政党的基本特征或要素主要是：①有明确、具体的政纲，即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②有定型的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系统。③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各级领导人。④有约束党员行为规范的纪律。⑤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各种活动，广泛争取非党群众的支持，竭力争取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自己的政纲。
政党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是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美国于18世纪80年代产生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两派，后发展为政党。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党几乎成为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各国政党总数已约有4000个。
政党的名称未必都带“党”字，也有称同盟、联盟、阵线、运动、组织、社、会等。反之，称“党”的未必都是政党。如黑手党、美国三K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王长江：中国的政党和政治 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政党和政治的问题,政党政治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引起讨论和思考的东西。因为一说到政党和政治,我们往往给它一个西方的概念。大家不信可以去查一些资料,一说什么叫政党，定义里很可能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要么就说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治制度，和我们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难道真的没有关系吗?不是的。当你是夺取政权的党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方面不像西方的政党;但当你执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共同的规律必须遵循。如果你忽视了这些规律，不去遵循它们，最后的结果是你自己吃亏。比如说这种政党政治，我们一说政治就好像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那好，中国也有政党，共产党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执政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你都是政党在那执政，在那参政，你这个政治叫什么政治?你不叫政党政治叫什么政治?所以这里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来进行研究，因此我想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谈点自己的想法。
一、政党政治与党的建设
1.政党政治的定义
我们今天研究政党自身就是研究政党政治，恰恰是对这个问题过去认识不足，总觉得党的建设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建设，所以总结来总结去，总还是停留在总结的水平上，总还是停留在经验的水平上。所以我们过去研究党的建设有一个经典的表述：什么叫党的建设啊?党的建设就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你看，我们把科学做为自己的落脚点，讲它如何如何科学，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个概念我们回过头去想想，还是有缺陷的。你总结得再科学，它也还就是总结嘛，它始终提升不到规律的层次，提升不到普遍性的层次。而政治运行的普遍性逻辑，政党活动所遵循的共同的规律，恰恰是我们今天着力需要思考的。所以我给政党政治下了个定义，什么叫“政党政治”呢?政党在政治运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政党政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同样也是政党政治，你把自己纳入到政党政治的范畴，然后再去研究政党政治，你就可能能够从规律的角度去把握你这个执政党到底应该怎样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大思路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政党政治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
因此我们要弄清楚中国的政党政治就必须弄清楚政党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过去研究党的建设，往往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研究。一说党的建设，那我们的经验多的是，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后来邓小平又说，再加上一个制度建设，到了十七大又加上一个党风廉政建设。于是在我们头脑当中，所谓党的建设就是四大建设、五大建设、七大建设、八大建设。没错，作为一个工作性的研究，它是这几大建设，但是你要弄清楚政党为什么这样建设，你还得研究政党政治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客观规律性。
2.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从这样一个角度说，我要给大家一个定义，所谓政党，那就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到底是干什么的?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它是搞什么政治的呢?它是搞民主政治。所以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搞政治的党当然可以解读成民主政治，也可以解读成为别的政治。别的政治产不产生政党啊?别的政治我们说不产生政党，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产生政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政治，说穿了就是社会中的个人与公共权利的关系。什么叫政治啊?我们过去转意的东西太多，延伸的东西太多，一说到政治反倒不知其所以然了。在座的这么多同志，可能又是干部，又是老师，又是专家的，政治我能不懂吗?没错，中国政治确实弄得很滥很多，但恰恰是因为弄得很滥很多，转意太多，反倒迷失了我们对政治本意的理解。你看邓小平说“什么叫政治啊?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难道这个就是政治的定义吗?你可千万别把它当作政治的定义，要是把它当作政治的定义，你就吃亏了。你考公务员时出道题“什么叫政治”，答“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你呀，零分吧。为什么?这只是邓小平高超政治智慧的一种体现。当时全国人民都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政治和其他东西相比较，不能不摆在首位。那邓小平能这么说吗?“政治不能挂帅，政治不能第一，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看，这肯定又要再次被打倒。他有政治智慧，他才不会这样干呢。你们不是觉得政治挂帅，政治第一吗?没错，我也觉得政治挂帅，但是什么叫政治啊，我告诉你吧，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你看看，顺理成章，四两拔千斤，把人的思想从搞空头政治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它对我们理解“政治”这个概念没什么太大帮助，它是转意方式，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转意的太多了，你看这是一个例子吧。
我再举一个转意的例子，它和这个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也叫政治。比如说，我这里跟大家讲课，讲着讲着，念了一个错别字，大家想：还那么多头衔呢，都念白字了还教授呢。有的同学就憋不住了，说：“王教授，我给你提个意见，你那字念错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我念白字，我能承认吗?我才不承认呢，我怎么着也得跟你狡辩一下吧。你说的这字它是多音字，你那是一种念法，我这又是一种念法，反正我至少跟你打个平局吧。我的面子不能丢，你提的意见我也没接受，我建议了你也不改，谁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双输嘛，所以一般不这样做。怎么做?下课了之后你找我说“唉，王教授，你讲的我还真是深有体会，促进思考，你的书我看了很多，以后一定好好学习”，然后一通高帽子。然后再说句“王教授，你那词那样念，我怎么听着别人另一种念法，是不是他的弄错了，瞧，给你下台阶呢!你回去查查字典看对不对。我是个有心人，回去一查真是我错了，下次改正，这叫什么，这说明人家为人处世比较老道，比较会来事，还有的评价往往会有这么一句话叫“这位同志政治上成熟”。你说这跟四个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政治上成熟它就成了好话。为什么?全是转意，所以你看，我们对政治的本意反倒失去把握。
实际上，政治的本意也很好理解，政党要搞的政治就是本意上的政治。它本意上是什么?人嘛，就是社会中的人，人要组成社会，他才能生存下去，那这个社会呢，它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一个公共的权利。你看看政治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政治说白了，就是社会中的个人，也就是民众与公共权利的关系，这就是政治。政党要搞的就是这样的政治。当然，它不是你随便怎么解读都可以的。当你解读成神权政治的时候就不行。神权政治就是我的权利是上帝给的，我受上帝的指示来管理你，你老老实实服从，我想怎么管你就怎么管，跟你没关系，你无权过问，这时候你想怎么管怎么管，你打他挨，这肯定不行。
3.民主政治是使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互动
那什么时候才有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就是在两者之间解释成一种互动的关系。说天赋人权，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既然“生而有人权”，那他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公共权利呢?这就是一个公共权利，这个公共权利所有权都属于民众，使用权属于公共权利的掌握者，这两者就分离开了。那既然老百姓是主人，他对公共权利有什么利益诉求啊，你看，两者又互动起来。公共权利施之于民又来自于民，这两者都不就互动起来了吗?民主政治说穿了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当然我们说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那是不是只要有民主政治那政党肯定就产生了呢?也不是的。一开始人们涉及的民主当中没有政党的地位。
(王长江)什么叫民主啊?民主就是大家是主人，大家来做主，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共有五百多位，我们这五百多位可以直接决定问题。比如说，咱们这个讲座几点开始啊?五百中有四百位说今天有紧急情况，咱们9：30再开，那就9：30开始，对吧?五百多人有四百多说提前到8：30吧，那咱们就8：30开呗!这种直接来决策的就叫“直接民主”，直接民主不需要任何的中间环节。但是直接民主有相当难的操作性，一个社会哪里只是五百人啊?一个社会动不动就成千上万的人，一个村子几千人，一个镇几万人，一个县城几十到上百万，一个国家动不动就几千万上亿人，中国有十三亿人，超大型社会，你怎么把他组织起来?你怎么让他直接决定问题呀?你说那还不办说吗?中国的事情，你把十三亿人招一块，大家商量商量不就完了吗?怎么商量，到哪商量去，对不对?你满地球找都没个能集中十三亿人的地方。所以你看，许多西方大学者都描述了这个直接民主的难以操作性。那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减少人数。比如说两万人的城市，我们怎么让它运行起来，怎么让它来实行直接民主，我们可以切几刀，第一刀切下去，先把儿童切掉。因为儿童他没有自理能力。光切儿童还不够啊，人还是太多，那怎么办?就切第二刀，第二刀切的谁呢?对不起，切的是我们的妇女同志，为什么要切妇女同志呢?因为按过去的理解，妇女她哪能算人啊?妇女顶多就算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就连女同志也得切掉。还得切第三切，第三刀切的是没钱的人，为什么?没钱的人是多数，诸位谁袋里面揣着一万块钱坐着听讲座的?没钱的人总是多数，多数人一表决，把有钱的人钱分掉那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所以没钱的人也得去掉。结果三去两去，两万人就剩下了两百人，两万人剩下两百人就已经够少了吧。但是，运行起来也还比较困难，你想想，两百人，每个人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人说十分钟，不算长吧。两百人就两千分钟，两千分钟就意味着三十多个小时，那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你都干不完这件事，那还行啊?只能降低它的质量，一个人只能发言一分钟。大家想想，一分钟能说些什么呀?但就这一分钟也已经非常困难了，每个人一分钟，两百人就意味着两百分钟，两百分钟就意味着三个多小时这件事还落实不下来。大家想，一天里面这么多的事情，你三个多小时就谈论一件事，可持续发展吗?所以民主在这种情形下就很麻烦。等到城市扩大，不是两万人是五六万人了，愿意去参加的人也多了，难以运行。你别看西方学者老这样去描述，难道它是一种简单的推理吗?它指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代希腊的城邦式民主之所以消亡的原因。我们说最早的民主，那是古代希腊的城邦式民主，那时的民主说起来还挺好，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那它怎么就没有了呢?不是你不想，而是它很自然地就消失了，因为不可以操作?当然民主毕竟是个好东西。它把人放在第一位，它把人摆在中心，人生而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4.代表制民主使民主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在价值上，人是心向而往之的，人们在后来的实践当中，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这种民主的可操作性，也就是在这个实践中，人终于发现了可操作性，那就是间接民主。我有权，但我不一定要直接用权，我可以把我的权利委托给我的代表，让他代表我行使，问题就解决了。我有一万人，一万人都参加，那很困难吧?一百个人一组先选一个代表不就一百个人了吗?一百个人就坐在一块，可以商量问题了。给你也出个难题，“我住的城市不是一万人而是一百万人，你怎么办?”一百万人照样可以坐一起，一百个人一组选代表，选一万个代表，一万个代表再一百个人一组选一个代表，你看又成了一百个人对吧?那再给你出个难题，我这不是一百万也不是一千万人，我是十三亿人，我看你怎么办，十三亿人，十三亿人照样给你搞定啊。我可以先选择乡镇代表，乡镇代表可以再选择出县代表，县代表可以选择出市代表，市代表可以选出省代表，最后选出中央代表。我给你分五级还不行么?你看问题解决了，所以间接民主就使民主变得可操作。由于它不是直接使用政权，所以它叫间接民主。由于它是通过代表实行民主，所以它叫代表制民主，过去我们翻译成代议性民主。它使民主变成可操作，它是一个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操作形式，所以他是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重大发现。
当然代议制民主，一方面使民主变得可操作，另一方面也使民主变得复杂。谁来操作，所以就发现不好操作。政治当中有两个要素：一个民众，一个公众权。让民众来操纵行不行，就发现不行，民众是一个个的个人组成，就是一盘散沙，是一麻袋土豆。你说谁听谁的，谁也不会听谁的，对不对，凭什么呀?
你让公共权利自己来操纵，就容易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民众不能操纵，公共权利也不能操纵，那谁来操纵?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政党，政党就应运而生。政党弥补的刚好就是这方面的空缺。政党是什么，政党就是民众，因为政党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但是政党又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他使得民众组织化。另外一方面，政党不是公共权利，但是政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控制政权，接着政党左连右挂，就把两者连接起来了。因此，我们说什么叫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产生的一种互动。但是，理论上这样说，在实践上这种互动是靠政党来实现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就毫无例外的全都变成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最普遍的形式，只要我们说到现代民主政治，肯定就是政党政治，我们说到政党政治的时候，我们指的就是现代民主政治，这就是政党政治的来源。
5.政党运作的两个前提
为什么要研究政党运行的规律，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性的东西。首先我们发现，政党运行有两个前提，一是从神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第二，光民主政治还不行，还必须从直接民主发展到间接民主。这就是政党存在的两个前提和条件。有了这两个前提和条件，我们就可以给政党一个明确的定位。
(王长江)这个定位，我可以把它说成两句话。第一，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利联系的桥梁。大家看看，政党是不是这样子，它左连右挂，把民众和公众权利联系到一起。当然这句话一说，很多人心里就想，桥梁这个词倒是挺熟，我们过去经常说工会是桥梁。妇联是桥梁，共青团是桥梁。难道我们党也是桥梁吗?如果我们党也是桥梁，和工会、妇联、共青团不就是一回事了吗?那党的领导作用哪去了?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能只望文生义。我们得仔细分析，我们说到桥梁这个概念，除了在建筑工程学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科学概念之外，它只不过是一个生动的比喻。什么是桥梁啊，你得看比喻的事上。工会是桥梁，那没错，它是我们党联系工会群众的桥梁;妇联是桥梁，是我们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共青团是桥梁，是我们党联系青年的桥梁。而党自身是桥梁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联系民众公共权利的所有者和他的所有物公共权利的桥梁，是帮着人们当家做主的桥梁，你说这两个桥梁能比吗当然任何的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什么叫做桥梁，就是一条河，我们要过这条河，我们河上搭一个什么东西，过去了，这就叫桥梁。但是，我是要过你这条河，但是我偏不过你这桥，我绕过去又如何。好像中国共产党随便可以给人绕过去，对不对，这不又麻烦了吗?所以还得讲第二句话，叫做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利之手的延伸。讲这句话之前，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现代政治概念，那就是政党国土是有边界，不是无所不在的，不是什么都要干预的。现在市场经济条件，好多事情政党不可能直接参与的。你就说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主观上，想干就干，无所不在，事无巨细，包揽一切。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什么事都参与吗?也没有，比如很多领域是人们自然的抉择，你就不应该参与，这是一个公理。信不信?不信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家三口人，你是共产党的党员，不但是党员，而且是领导干部。你爱人在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也是中国共党员。你们家孩子长到十八岁，政治上也要求进步。也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你看，你们家三个党员。如果你要说，我们家三口党员，那按照党章，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支部啊。在你们家建立一个支部，说老实话，没有人认为你这个人政治上先进，人们只会认为，你这个人神经有病。你说的是一个家庭生活的范畴，你让政治参与进去，这不莫名奇妙吗。对不对，所以自然有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他是有边界的。但是，当你要和公共权利发生关系的时候，至少在现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就非通过政党不可。所以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利的主渠道，政党是民众控制公众权利之手的延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
6.政党的定位
我们知道了这些，就可以给政党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位。刚才我们说政党是民主政治的桥梁，但实际上它还是有点大而泛的，准确地说政党应当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才是政党应有的位置。有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抽象许多原理性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政党从开始产生到现在认真地理一遍，就是要在这个发展当中发现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东西。比如说政党的定位，政党怎么定位?我们刚才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可以作为政党的一个定位，但是你这样一个定位有些同志可能就会不太承认.你看共产党没有定位?有定位，但是它不是两句话而是一句话，叫什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两句话说半天怎么里面没有领导，也没有核心这样的字眼，那是不是你就否认了领导核心呢?这不能望文生义的。领导核心的确是一个定位，但是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政治本质的定位或者说政治定位。就是让人感觉缺他不可，他是整个过程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他不可能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来对待。所以我们说这两句话是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两者之间不但不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光有政治定位，没有政治本质、政治体制的定位，即使说是核心，到后来也会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乱作一团的现象，过去我们不就吃过这个亏吗?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在政党和政治体制当中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有很多问题恰恰是定位不准确，最后导致错误，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7.政党的功能和作用
政党既然处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把两者连结起来，肯定有其的功能，功能又是人们研究的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当然对于政党功能到底怎么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说政党有两大功能，有的说算起来有十几项。要我说两项太少，十几项又太多，我通常把它概括成四大功能。
第一、利益表达的功能。你既然代表老百姓去掌握公共权力，那老百姓有什么利益诉求，你得举荐出来，这就叫表达。老百姓需要什么你得非常清楚，不能在老百姓温饱还没解决的时候，肚子还没填饱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肥肉不能吃得太多，肥肉太多胆固醇高。所以要准确地反映他们的诉求，这就叫利益表达。
第二、利益综合的功能。光利益表达还是不行的，比如说我这个政党代表一百万人，我要做的就是利益表达，每一个人需要什么我都要搞清楚。你代表一百万，每个人的利益都搞清楚，你去调研吗?几十年过去，最后一个调查完，回过头来第一个人的诉求又变了，你那不是瞎耽误工夫吗?所以肯定不行，你只是大概把大家的利益抽象上来，提升一下。张三需要五亩地，李四需要一头牛，那王麻子需要一间房子。在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所有的这些，叫做“耕者有其田”。当共产党把这“耕者有其田”五个字写在旗帜上高高举起的时候，那张三、李四、王麻子呼啦啦地跟着跑。这叫什么?这叫利益综合。你得把它综合起来变成你的政策主张，变成你的纲领，变成你的旗帜。
第三、政治录用的功能，你既然要代表老百姓，代表人民的利益，你把大家的要求概括起来，你得有概括能力吧。你把它落实到文字上变成纲领，你得有文字能力吧。你把这个东西告诉老百姓，你得有宣传的能力吧。所以要把这些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计地吸收到政党里面来，政党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这种吸收的功能，这就叫政治录用的功能，任何政党都有这种功能。
第四、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什么叫政治社会化，我提出了一系列的纲领，我并不是把每个人的意见都征求过了之后才形成的，我只是抽样分析。但是，我这套东西在解释它的时候，特别是没有构建一套理论的时候，这个理论未见得被老百姓所接受。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使穷苦人变成主人，那穷苦人变成主人，穷苦人是不是觉得很高兴啊?没错，觉得这个党很代表我们的。但为什么穷苦，他可能会有自己的解释。为什么日子过得不好?这是命里注定的，人得信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都是天生注定的。为什么日子过得不好呀?很可能就是祖宗没积德，前世造孽，反正有事，那怎么办?这辈子只有有什么苦吃什么苦，有什么罪受什么罪，下辈子才能过得好一些。这时候共产党说你起来革命吧，他跟你革命吗?他不出卖你才叫怪呢。你就得把这条道路告诉他，你们之所以今天过得日子不好，那不是因为你命运不好，而是因为有一个剥削阶级在压迫你。你生产的东西他都拿走了，你只有自己起来推翻它，夺取政权，自己做主人，才能翻身解放，才能过上好日子。弄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行，跟着共产党起来闹革命，你瞧瞧这不就起来了吗?他对这条道路有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程，这样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程就叫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王长江) 我这只是说了四个方面，其实还有，比如说政党结构、政党体制等等。我们看到政党他确确实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党政治已具有任何政党都必须遵循的共同普遍规律，这是我们讲第一个大问题要得出的结论。二、中国当代政党政治的特点
我刚才从政党开始产生，一直讲到他的现在。有些同志就提出了问题，王教授，你讲了半天我怎么觉得你讲的就是西方政党呀?没错，我就讲的是西方政党。政党就从人家那产生的，你不从他那说起从哪讲起?对于中国人来说政党就是一个舶来品，就是我们从外面学来的。所以产生是人家那产生的，那要讲规律性你不从人家那讲起你从哪讲起?所有的学问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学问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你研究人类学，你从哪里学起?当然是从人类起源开始学起。
政党也一样，研究也得从西方开始。正是对他的研究才能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时候老强调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强调特殊性是必要的，但是特殊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一个背景做比较，没有一个一般性做比较，怎么体现出你的特殊性。这东西不能不科学化。要科学化，你才有比较，才知道什么是科学，才能认识你的特殊性。
1.政党与政治关系比较
我们现在就具体来分析一下，把政党和政体的关系作一个比较。在西方，先有神权专制，由神权专制推向民主政权，然后民主政治又从直接民主转向了间接民主，需要在民众和公众权利之间做一个连接了，然后政党出现，这种自然发展的过程叫原生态的政党。它原本就是这么产生的，原生态的政党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天生就是在民众和公共权利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需要连接了我才出来，我建立这个党，连接得好就能长期存在，现在好几个百年老党都是这样的。
那从这样一个状态，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党，看看苏共这个党，你就发现不太一样了。难道他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的吗?不是。他所产生的那个时代恰恰是专制制度。那你能这么说吗，专制制度不适合政党生存，你得等到专制制度发展成民主政治，再从直接民主发展成间接民主，需要你来联接了，你这时候你才能建党，所以共产党是早产儿，能那么说吗?不对，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非常具有创新性、能动性。在他那个时代，我们叫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阶段。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政党，而到帝国主义阶段，政党已经非常成熟。有这么一个客观的东西摆在那，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了联想，既然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我何不建立一个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连接到自己身边，壮大自己的力量来与公共权利做对抗，推翻它、取代它呢?你看，他采用了一种倒过来的思想，这种倒过来的思维拿到实践当中，苏联成功，中国也成功，说明它是管用的。但是这种管用的东西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逻辑，它不是先有民主政治，它是先有政党，政党的目的不是要在中间起连接团结的作用，而是把自己和所谓的公共权利做对抗，取代它，推翻它。那这个叫什么?这叫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这个闹革命的党就叫革命党。
2.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和两大转变
(1)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一旦夺得了政权，人民成了政权的主人，那人民怎样掌握政权，人民和政权之间用一种什么连接呢?你这个政党就又回到把民众和公共权利连接起来这样一个环节上，那这个环节叫什么?这个环节叫执政党。所以中共也好，苏共也好，和西方政党大为不同的一点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就是它的特点。你别看这个特点，这个特点不那么容易把握，难道我们一掌握政权就明白自己是这样一个党了吗?没有，我们甚至也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非常明白这一点，我们是2002年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在党的十六大上特别明确地做了表述。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什么变化?我们这个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与之相应，从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搞计划经济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政权，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变成了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这两大转变是我们2002年，才充分地认识到的。你认识到了就说明转变过来了吗?还不能这么说，你要实现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基础的转变，中间必然有一个全面的过程。应该说今天这个过程仍然在进行当中。我们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处在一种新旧交替当中，处在一种转机当中带来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2)执政党和革命党的异同
我们回过头来，可以从这两方面简单地做一个分析。先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的同志说，革命党和执政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的说我问你，你革命的时候是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那你执政了就不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啦?同样是呀，那不就得了吗，都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你照着干不就得了吗，干吗还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呀?你瞧瞧，说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你那道理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你真要到实践当中看，那个差别就太大了。我这简单地列举了几条，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比如说目标，革命党是干什么的，革命党就是手里没有权的党，夺权的党，所以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但是执政党呢，执政党就是手里已经有了权。夺了权你就不应该再去夺权了吧，这总该是清楚的吧，但是就这么清楚的东西，我们也未见全部清楚，我们恰恰也搞混了。我们总觉得我们是高举夺取政权的旗帜，把老百姓吸引到自己身边，现在夺取了权利就把旗帜放下了，那老百姓还跟不跟我们走呀。你看看，你都夺取了政权你还高举夺取政权的旗帜，那不就麻烦了吗?夺了权还要夺权，你看，自己就把自己迂进去了。当然从实际出发，这个问题好解决，别弄这个就完了嘛?我们老在意识形态中打转转。
(王长江) 实践表明，只要你是从意识形态中打转转，最终找到的结论没有一个不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你看我们怎么转出来的，夺了权还要夺权，怎么解释?夺了权还要夺权，那是因为表面看这个权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是实际上这个权并不在我们手里。那在谁的手里呢?告诉你们吧，正在走的走资派手里。闹了半天，夺了权没有真正拿到手，权还在走资派手里，那可不还得夺吗?你看，夺走资派的权，你这不是左手跟右手较劲吗?左脚绊右脚，你自己把自己就绊着了，对不对?你夺得了权还怎么能还去夺权呢?这就要组织力量用的是革命的手段，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不是阶级斗争吗?但是你夺得了政权你还阶级斗争啊，这不是麻烦了吗?但是我们恰恰是这么想的，我们觉得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把三座大山斗推翻了，还有的斗吗?还有，因为剥削阶级还存在。这个阶级以前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你总不能对朋友翻脸不认人把，没关系，我们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过一两年，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也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你总不能说剥削阶级的思想被消灭了吧。思想怎么消灭，思想飘在半空中，想消灭也消灭不了啊。这种思想就会影响我们，影响党内，党内就会出现一批代理人，叫正在走的走资派，这就又斗了。最后斗的结果如何?不是推动了国家的发展，而是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尽管有很多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说根本的就一条，就是长期用革命党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手段来推动建设和执政。看看我们出现的许多问题，那就是和这个相联系的，那能行吗?不行的，所以现在可以说就是处于这个转变过程中，这是一个转变。(3)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大家可能想，好像没那么重要，你这只是一种陈述，你过去领导的是计划经济，现在领导市场经济，那不就是一种转变吗?这听起来好像是，实际上不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怎么这样说呢?我给大家分析下，我们说政党居于民众和政权之间，难道政党一产生真的就居于这两者之间吗?不是的，在实践当中它是一种力的平衡。一方面公共权力对于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公共权力本身决定的。因为你掌权和不掌权确实是不一样的，掌权后可以放大你的能力，所以公共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始终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政党要真正居于中间，还必须体现民意——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你体现了他们的利益诉求，那才能掌握公共权力。所以老百姓的利益愿望诉求是对政党强大的约束力。当这两种力大体均衡时，政党才真正居于中间。
我们再分析一下，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搞的是什么?民众必须有诉求，政党才能受到语言约束。但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恰恰就是不允许人们有诉求，人们的诉求打在道德线上，总觉得你讲利益，不是要去争抢利益吗?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而世界上可供争夺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无限的争夺必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到最后变成阶级之间的斗争。
那我们如何避免社会主义也出现这种现象呢?想到的办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允许追求利益。把所有这种追求利益都打到道德线以下。文化大革命就再明显不过了，对不对?谁想个人的事情啊，你想个人的事情，大家都来批判你，不用大家批判，你自己就批判自己。你总得承认有原始需求吧。我们承认我们有需求，但不承认我们有利益，那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你的需求我来满足，你不就是吃喝拉撒睡吗?把你统计起来不就完了嘛，一个人一顿吃一个馒头，一年吃多少馒头?一年的馒头出来了，十三亿人吃多少粮食就出来了。把这些统计起来变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需求，然后按这个庞大的社会需求制定一个庞大的生产计划，然后层层分解这个计划，分解到每个人、每个工厂、每个车间。每人把你自己的一份工作完成了，整个计划就完成了。这个社会太好了，为什么?每个人想的都不是自己事情，都是想着如何完成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怎么为国家做出大贡献。最后结果是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这不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吗?多好啊，对不对?好是好，但是那是空想，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动力。我既然跟他干，但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那我干多干少有什么区别 ，干好干坏又有啥关系啊。我干和不干都是一回事，我干吗要去干啊，那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最缺的就是动力，计划经济老在那找动力，最后找来找去也不敢在利益上找。一开始都是在精神上找，精神上刺激，当然也有点用。比如说你是农民，你在生产粮食，可别小看了这生产粮食，那可是在为解放人类事业做贡献啊，这么伟大的事情怎么也得做好。你是个工人，你在生产螺丝钉，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螺丝钉，那可是人类解放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么重大的事情，那我们为了这个螺丝钉哪怕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值得啊，这劲头就上来了。有用没用?不能说没用，因为人是高级动物，总需要在精神上有点鼓励的，所以这还是有点管用的。邓小平说的太有道理了，精神这种东西对于少数人可以，对于多数人就不行了，短期内可以，长期内不行。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给自己找动力，找了半天，找到的是什么?找到的是短期内对少数人管用的东西，那怎么推动前进，没办法推动前进，所以最后还是走到了改革这条道路上。
为什么改革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改革终于认识到把人对于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我们就是从这开始的，我们先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你不能问专家，一问专家就复杂了，专家一说，“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可重大了”，三言两语哪说得清楚啊，怎么也要写本专著。有些专家听了要写本专著他还不高兴了，就说：“一本专著能写得清楚吗?怎么也得三卷本吧!”有那么复杂吗?没那么复杂!不但没那么复杂反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无非是执政的共产党对农民说了一句话，就一句话管用，什么话?就是“交够了国家，留够了集体，剩下的全是你自己的”。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也没什么新鲜的地方。所有的词都是老词，全用过，只不过顺序不一样而已。你看当初怎么说，“你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不是交给国家，就是交给集体”，他没劲了。你把它倒一倒，“你交够了国家，留够了集体，剩下的全是你自己的”。你看那劲头就上来了，那多简单啊。还人于利益，从利益出发。整个机制就发生变化。利益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交换是在市场上实现的，所以只要我们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总归要走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上来。那我说这段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一段就是要分析一下，你回过头来看看计划经济，就觉得有意思了。计划经济不允许人们有诉求，那么就不允许人追求利益，不允许有诉求，那对政党怎么约束啊，就等于对政党的约束力就没有了，就等于民众这一块没有了。而公共权力对于政党的吸引力依然如故，甚至比过去还要强大，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好比一根铅笔，你这一端拴一根橡皮筋，另一端也拴一个橡皮筋，两边一拉，铅笔就置于中间了。现在事实是这根橡皮筋确实存在，而且拉力非常强大，而这边的橡皮筋它是一根虚线，你一拉出现什么情况?政党的错位，政党被公共权力所吞噬，政党变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政党变成国家法，行政法，官僚法，这就是计划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
但是市场经济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允许人们去追求利益，人们于是有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意识，人们于是有了参与的意识，于是有了做主的意识，有了独立的意识。我们说有了这种意识的人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他叫公民。所以产生了公民，公民组成的社会就叫公民社会。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促生了一个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就对政党有了实实在在的诉求，有了对政党的约束力，有了把它拉回它原来应该去的地方的力量。这样不断壮大、不断往回拉的过程，叫从引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所以这两大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识这些问题就要从这些角度加以认识，这是第二个大的问题。
三、科学认识中国政党政治和执政党建设问题
1.当今时代的政党政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个大的问题，我简单地讲一下，科学认识中国政党政治和执政党建设问题。既然我们出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们就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政党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政党要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这本来对我们来说就有个回归的过程，我们背负这样一重任务。但是即使完成了这个任务了，也依然受到许多别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就是脑力劳动越来越占重要作用，他的必然结果是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公民社会的变化体现在中层阶级的不断扩大。政党要在两者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如何连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比如说，经济全球化。过去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现在无论姓社姓资都在搞市场经济，于是市场经济有了它越过边界的力量，推动了整个全球化。全球化不光只是经济方面，我们只是不提其他方面而已。经济全球化好说，就是都搞市场经济。那什么叫政治全球化?难道是西化吗?你看，马上就成为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提政治全球化，但是政治全球化民主浪潮此起彼伏，这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如何应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新媒体的出现。新媒体出现本身当然帮助了公民社会，但是新媒体又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如何应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比如说管理服务业。过去政府干的是政府的事情，剩下的是社会的事情，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他又承担了政府的一部分功能。那政党往哪搁，就有和它相比往哪搁的问题，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像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有国际交流之间理念的转变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政党提出了新的课题。
(王长江) 2.科学认识政党的几个观点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如何回到原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回到原位也依然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所以我们的背负是双重的，面临双重的任务，我们怎么办呢?我想恐怕要做大量的思考和探索了，当然，这里面内容很多，我不可能全都讲到，我简单的讲几个观点。
(1)发展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发展的观点。为什么要讲发展的观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政党置于民众与公共权利之间，很多国家的政党都采用多党制这种形式来贯通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么多的信息量要让一个政党全部包容，恐怕不太行，采用多党形式。所以如果你这个党沟通得少一点，那么别的政党可能会占用你的空间。于是之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竞争，从这种竞争就产生了危机感，产生了挑战，产生了考验。我们党呢?好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都是参政党，谁跟我们竞争，好像没什么竞争。于是这种危机感、挑战就少了。是这么回事吗?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虽然没有别的党和你竞争，但是，一些渠道已经开始对你形成了挑战。比如说，最简单的，新闻媒体的发展。我刚才说了，政党他为什么会有优势，那就是他有组织，有组织对于没组织来说就是优势。比如说我个人，我生活有困难，那我怎么办?先找基层组织，组织一看他还真有困难，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再反映到上上级党组织。组织对于无组织来说它就是优势，但是一旦新闻媒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优势开始丢失了。因为组织是有层级的，像我们七千多万、八千多万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你总得有支部总支，地方党、更高一级党委，你的信息要传达要通过七八层，时间要很长，一层要给你过滤点信息，到最后你的信息可能全无。比如我，王教授住房有困难，我反映到基层党组织，但基层党组织反映到上级党组织，情形就不一样了。人家就光管你王教授?人家还管着李教授呢。于是王教授、李教授合并同类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住房有困难”，再反映到上上级党组织，上上党组织也不光管你高级知识分子啊，人家还管着一般的老百姓呢，于是又合并同类项，变成了“一些群众住房有困难”，层层往上，这个诉求变成了什么，很可能就变成了一句话——要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生活当然要关心了，对不对?但是，王教授的住房哪去了，找来找去找不到，早就给你过滤了。但是一些新闻媒体情况确实反映快，有个新闻记者，拿个话筒伸你面前“王教授，谈点你对政党的认识”，三言两语给他说了。真正的简单，还给你节省了很多时间呢。谈点别的吧，“你的住房怎么这么不好?”“别提了，反映了八五年了还这样子!没办法解决了”。记者一听，“啊?这才叫真正的新闻啊，赶快记下来。”第二天，你的东西全国人民都有可能知道了。你不但会说，而且还会写，发个帖子发到网上去，全世界人民都有可能知道。说不定哪个领导一批示，我的房子问题解决了。既然有如此简便的路径，我干嘛去找党组织?你瞧瞧，传媒挤占了政党的空间。而且不光是传媒，还有民间组织啊，民间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人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人们加入到了民间组织，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也挤占了政府的一些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你该如何应对?你必须意识到这种挑战，你不能停留在原来。《宪法》规定我是执政党，所以别人没法跟我挑战。但是别的渠道开始干涉执政党的一部分空间，你如何应对?你不做应对就要落后，就要被时代所抛弃。那你不能说我怎么怎么的，别的渠道爱怎么怎么的，到我这儿就必须一层一层向上反映，有消息往下传达那就必须先传到省部局再传到厅级，再传到县处局，最后传给一般党员。你怎么传达?等你传到了，人家早就出口或内销了，那老百姓的信息比你的还全，让我们党员怎么做群众的工作，让群众做你的工作吧。如何应对?这就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如果没有这一点，那是绝对不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2)系统的观点
第二个就是系统的观点。所谓系统的观点，我在这里不展开去讲。系统的观点就是你的整个认识要有全局的把握。比如说民主问题，过去一说到民主，决策的时候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来发展到只要搞选举那就是民主，这都是不健全的。民主它是一套的东西，由一个个环节共同组成的，环节间有机连接，构成一个民主的体系，我们过去推进民主可能把民主分成一环一环来突破，容易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今天的推进，只能是整体的推进。我们现在很多民主搞得为什么不好，不是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而是我们没有顾全它的系统性。比如说村民自治，你在选举环节放得比什么都开，政党该去控制的你不去控制，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利，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根本不去管，人家怎么不会不想方设法去贿选?怎么办?你说取消村委会自治?不对的，你必须把后来的决策环节、监督环节一一得分解开来，使它更加民主化，使民主整个的运行规范化。很多地域探索，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了，它就成功;不朝着这个方向去，你看它就乱相，这就是一个系统的观点问题。
(3)制度的观点
一是深化对制度的理解——区分制度要素和制度体系
最后我再讲一下制度的问题，制度观点非常重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了。邓小平1980年“8·18”讲话不就讲到了吗?那时候讲到现在都已经30年了，30年难道大家还有不认识制度的重要性吗?但我要说的是，共识未必就不存在问题，恰恰相反，我们由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很多问题开始浮上来。当时认为到位的到现在需要深化认识，不深化认识就会走偏路，其中包括制度问题。什么是制度?我们中国人用“制度”这个概念也一如我刚才说到的用“政治”这个概念一样，老是跳跃性的,老是散发式的思维。结果对制度用得那么多,反倒让人无所适从。
我们要深化对制度的理解，那就是要把制度要素和制度体系区分开。严格说来，我们所谓的那些要求也好，规定也好，条例也好，那都不叫制度，它最多只能叫制度的要素。那什么叫制度?制度是要素间有机连接形成的网络系统。我们为什么把一辆车叫做一个行驶系统?就是因为它零件间是有机绞合在一起的，你一点发动机，它整个车就开始动作;你一打方向盘，它就照着你愿意去的地方去;你一踩刹车，它就停止了。你看，这才叫一套系统，对不对?我们不能把一个个零件叫做制度本身，那是两码事。但我们建设的时候，动不动就出台一项规定，结果相互间缺乏联接。有的相互间缺乏联接，有的干脆就相互打架。你说禁止公款吃喝，这件事到现在出台了多少规定了?前几年我概括总结过，光全国性的禁止公款吃喝的制度那就有三十多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用三十多个文件管一张嘴，它还管不住，对不对?说到底你还是不连接嘛，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公款吃喝的风又越刮越盛，那怎么办?赶快出台一套规定。第一条，领导干部要带头禁止公款吃喝，那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自己的嘴从此就被封住啦?没那事对不对?你就往下念吧。用句广告词说“总有一款适合你”。说不定其中就有一条，在特殊的情形下可以例外，他就从那走了，谁也抓不住。这个东西你说它能管住吗?不连接,你光去建设制度的要素，一条一条的提出来，再多也没用。
二是制度建设的重心——由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
所以我觉得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但是制度建设的重心一定要转移，不要误入歧途。重心在哪里?要更多的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这才是我们应该抓的问题。所以在四中全会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制度体系这一概念，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的。说老实话，这个方面任务艰巨。
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个普遍的规律。我们要把执政党建设搞好，必须把握好这个普遍性的规律。这也就是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概念的应有之一，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今天提的这些观点，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政党这个东西，它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完全是西方人的发明。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政党，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至今尚未从根本上搞清楚什么是政党。西方人发明政党，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基础，在它那个历史基础上发明的政党，其本质就是新的基督教组织，或者说是由基督徒精英组成的、以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这个政党组织的目标，是要以政治、经济、文艺、科技这些表层的文化形态向全球推广基督教文化，最终实现世界的统一。那么，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政党政治的前途在哪里？
一、政党政治的历史基础和西方两党政治的本质众所周知，现代政党完全是西方人的发明。政党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是对宗教信仰的持久热情。这一点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政党本质的认识，但是，我们基本上忽视了这一点，甚至错误地以为现代政党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信仰决裂的产物。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对“真理”的坚定信仰，它怎么可能获得持久的不腐败的执政动力？二是严密的组织。它包括组织的结构和组织的程序两个方面的内容。组织的结构很好理解和模仿，但是，中国人至今对组织的程序是一知半解的，所谓程序，就是何人，在何时、何地，做何事，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人至今仍然没有学会组织，这个问题不解决，是没有本钱和西方人对抗的。
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政党首先诞生在西方，因为西方有着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给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不是它的“上帝”，而是他对上帝的“信仰”和维护这个信仰的“组织”。我们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否定上帝，说它不是真理。但是，我们无法否定，基督教教会了西方人两样法宝。一是坚持不懈地追求既定的目标，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塔形的系统，小目标服从中目标，中目标服从大目标，大目标服从信仰。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把“易”错误理解为“变”，而且一错就几千年。二是共同完成目标的合作精神，不像我们中国人，总是窝里斗。因此，西方人搞出来的政党，其本质就是一种新的宗教组织。这个宗教组织，一方面继承了基督教的信仰和组织这两个法宝，另一方面又整合提升了科技、经济、文艺、政治这四种外层的文化形态，使得整个西方的文化系统获得了一致对外的强大优势。当然，这种优势必须以信仰与资本的联合专制为基础。
可见，西方的所谓多党制，那是用来掩人耳目的。以美国为例，共和党和民主党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因为他们两党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上帝。两党没有信仰的不同，只有实现信仰的政策和执行团队的不同。因此，美国的两党政治实质上还是一党制。中国人没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搞出来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合法政党，在台湾更是有一个以分裂国家为“信仰”的合法政党。中国有这样的政党政治，你叫人家西方人怎么可能不欺负你？如果中国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中国必定天下大乱。二、中国政党政治的前途和中国政党的使命
客观上讲，中国人是没有条件搞西方那种政党政治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政党政治的历史基础。中国人虽然有教，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更没有严密的宗教组织。所谓三教互补，却没有一个共同信仰的真理，三教的“组织”，更是子虚乌有，既无统一的组织结构，更谈不上什么组织程序。由于没有这种组织文化的传统，以至于我们对历史的分析也遗漏了民族的“组织性”要素，一味地将汉族人的挨打，理解为科技和经济的落后。被称为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批判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缺失，却没有揭示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真正差距，更没有告诉中国人政党政治的基础是人民统一的宗教信仰，只是引进了政党的上层建筑，同时，将政党的目标确定为学习和赶超西方人不可持续的“工业化”科技和经济文化形态。 但是，西方人不会让中国人继续关起门来过日子，中国还是选择了政党政治。那么，中国的政党必须了解，自己承担着一项西方政党所没有的使命，就是在领导人民建设科技、经济、文艺、政治文化的同时，还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有严密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的宗教信仰文化，同时，将自己的政党政治牢牢地建筑在这个人民的统一信仰基础之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 第一，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就没有完整统一的民族精神和统一的国家意志。我们现在很难回答什么是中华民族，因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种）族没有统一的，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精神面貌。在人民公社解散以后，广大的基层中国人民，又回到了解放前的状态，再次成为没有组织归属的被统治的“臣民”。同样，我们现在很难回答什么是中国的国家意志，也就是不知道国家的长远目标和方向在哪里，本国人民搞不清楚，美国佬也总是要问：中国要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我们有个口号，叫做复兴中华，但是，什么叫做复兴中华？怎样就叫复兴了中华？何人，在何时、何地，做何事，如何做，以及为什么，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复兴中华这样的诉求，都是要讲清楚的。我是关心政治的人，我不知道，那么，大多数老百姓就更不知道了。 第二，政党是人民管理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说，先有人民的意志，然后才有政党的意志。那么人民的意志从哪里来呢？它不应该从政党那里来，那样的话，就变成了先有政党的意志，然后有人民的意志。它应该从超越政治的宗教文化里来，也就是从宗教信仰中来，从信仰的真理中来。这也是所谓的政教分离的基础。 中国政党政治的前途，根本不在多少个党，也不在是否多党轮流执政，更不是什么人民政治素质的问题，根本在于人民要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且，人民的这个宗教信仰，是与中国传统相联系的，同时还可以支撑中国的政党政治，也就是说能够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历史的根据。有了这个基础，再实行西方那样的两党政治，中国不但不会导致国家大乱，而且，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 三、几个具体问题1、真理、信仰与文化 世界上一定有真理，这是人类有意义存在的基础，对此，持异议的人不多。但是，要说什么是真理，对立的意见就出来了。一般认为，真理可以分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所谓相对真理，就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可以被证实的理论，比如某个科学的定理或公式。所谓绝对真理，就是人们对无限时空范围内永恒问题的终极回答。对相对真理的回答，决定人生的相对意义。对绝对真理的回答，决定人生的根本意义。对真理的回答，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其中，对绝对真理的回答，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兴衰的决定力量。对绝对真理的回答，产生了宗教信仰文化形态。对相对真理的回答，则产生了科技、经济、文艺、政治等文化形态。以宗教信仰文化形态为核心，加上科技、经济、文艺、政治等文化形态，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
2、宗教的批判 宗教问题，往往被误导为“有神论”和“无神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现代中国人对宗教的批判，主要的依据是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著名的论断是：以其说上帝创造了人，不如说人创造了上帝。这句话是正确的，因为，基督教文化和科技、经济、文艺、政治等形态的文化一样，确实是人的创造，而且往往是其它文化形态创作的动力。
关于宗教，另一个批判的武器，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其实，这不是上帝的错，这是教会的错误。西方人对此是清醒的。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苦难，没有一个是“神”强加于人的，统统都是人对人的加害。宗教的本质意义，是要教导人民，人民不是为统治者而生，以此剥夺统治者超人的权力，反抗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3、中国的宗教政策
中国现行的宗教政策是有大问题的，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中国完全有可能面临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种可能是，基督教宗教文化形态，以其对上帝信仰的宗教热情和组织的优势，又加上西方科技、经济、文艺、政治文化形态中的资本优势，将彻底“KO”奄奄一息的中国文化，这个将四分五裂。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恐惧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势力的扩张，中国未来的政治集团，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象古代皇室那样，反过来对宗教实行高压统治。那样的话，中国的一党专政就会变成和人民对立的一党专制，后果难以设想。因为，基督教不像中国古代的儒释道，首先，它的信仰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而是相反，要摧毁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其次，它是有严密组织的，而且是以坚定的信仰为纽带的宗教组织，这种组织的强度总是在政党组织之上。 4、创建中国政党政治的宗教基础 如果要中国政党政治的基础，我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构具有原始社会主义精神的“道”信仰。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要澄清，中国的“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终极真理，它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其次，要澄清，中国的“道”信仰，它不排斥其它信仰，而是能够包容其它信仰；再次，要澄清，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选择，具有深厚的“道”文化历史基础。二是要学习借鉴基督教的组织形态，把“道”这个信仰，通过有效的组织，进行有效的传布，不仅要传布到每个中国人，而且要传布世界各地去，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道”的滋养。 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化的方向
14-1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政治宽容与政治对台戏
14-1-1政治文明概说
1843 年夏天，马克思为自己在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要点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没有作具体阐释。在国内，学界对政治文明的认识尚不统一。主要有“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说”、“政治成果总和说”、“静态、动态说”、“政治进步说”、“政治制度进步说”、“政治社会形态说”、“狭义广义说”等观点。
我们认为，政治文明与政治进步、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指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及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具体说来，一方面，政治文明包括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这表明政治文明是与野蛮、消极、反动的东西相斗争而发展的，是与愚昧落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代表着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政治文明是人们合理地对待政治生活，或者说在政治生活方面人们行为的合理化程度。具体体现在政治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化程度、政治行为的合理化程度、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化程度、被治者的政治参与、政治自由及其权利受保护程度、被治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自治）程度等方面。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并不是血腥残杀、勾心斗角、以力服人，而是治者与被治者平等协商、共谋国事的舞台。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就像吃饭、穿衣那样既平常又必不可少。
“政治在本质上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政治的产生是适应人类过群体生活的需要，即满足人类对安全、自由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篇《政治学》中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 在亚氏看来，政治的目的乃善业，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中得到享受和满足。
尽管在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政治、改造政治的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政治发展的进度和政治文明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形态的政治文明，总是体现为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内核的先进的政治观念、以民主、法治为载体的能够充分保障人权的优良的政治制度、以严格遵守法律道德规范、正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为标志的政治行为，和以宽容、妥协、竞争—合作为标志的理性的政治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有助于保障和促进每一个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政治宽容与政治对台戏是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内在的特点，是政治文明之“魂”。政治对台戏是政治文明的外在特点，是政治文明之“形”。政治文明与政治不文明的界限不在于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这一点不打紧；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宽容被统治者，能否容忍被统治者与之“唱对台戏”。专制政治，马克思在 1844年所著《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明确地将其与政治文明相对立。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专制统治者一人掌握着君行天下的权力，而是因为专制统治是最不宽容的政治。专制政治追求单一，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只允许所有的人唱“赞歌”。在专制统治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合法存在，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政治主张和观点都会遭致压制和迫害，更不能容忍被统治者公然与统治者叫板（即唱对台戏），对异已者，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置之死地而后快。专制政治的高压政策，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景象。人民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不能享有，起码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时常生活在惊惧和恐怖中。这样的政治，有什么理由称得上是政治文明呢？资本主义政治也曾经不够文明，但那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专制。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专制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日益减弱，民主、宽容的成分不断增加，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尊重作为被统治者的多数人的权利，给他们以言论、出版、结社等充分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的实际享有取决于人们财产的多少，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指责政府，可以成立反对党与政府“唱对台戏”，可以在选举投票中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在那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限的，被统治者的权利是有比较充分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利。这样的政治，如果有人还认为它不文明，不是偏见，至少也是无知。同样，社会主义政治，也不会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变得非常文明。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派，如果不能允许批评——实行普遍的新闻检查制度，如果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只有官方垄断真理），如果政府拥有无限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什么自由，如果人民实际上没有选举和选择的权力，……总之，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合法”地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像四人帮曾经鼓吹和实行的那样，那么不管贴的是什么标签，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而不可能有什么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也自然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并不是追求同而无异的政治模式，而是追求和而以进的进步状态。和而不同，和而以进，才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政治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互相容忍，力求通过唱对台戏即对话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公众、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可以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可对执政者的政治纲领，政治措施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只要统治者的统治还可以忍受，人们都会宽容而不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予以推翻。执政者也有权对来自反对派及社会的批评予以辩解和驳斥，但不得采取暴力的方式对其进行镇压。由此，社会冲突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冲突的各方都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可以说，正是政治宽容和政治对台戏，标志着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纷争走向和谐。
14-1-2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政治宽容
在一般意义上，宽容是指，“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宽容是互相冲突的观点和立场之间互相理解、彼此允许存在、并力求说服和影响对方的行为态度。它是个人之间、组织之间一种比较文明的行为方式。它包括了以下几个环节：（1）彼此承认不同意见和立场是可以理解的；（2）彼此能够文明地（辩论而不是暴力）对待不同意见和立场；（3）三种行为选项：a）必须合作的时候，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合作；b）发生争议的时候，本着理性说服的原则影响对方；c）在不能合作或不必合作的时候，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互不干涉。
从广义上讲，政治宽容是指政治主体之间的互相容忍和谅解。它存在于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这里讨论的政治宽容是狭义上的。它主要指统治者容忍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并容忍他们对其施政纲领、政策、措施等的批评、攻讦。从这个角度理解，政治宽容指统治者要容忍异己者，而不包括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宽容。因为，在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两极中，统治者总是占居优势地位，他控制着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被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在人们意思中（除开在希腊时代一些平民政府中而外），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的敌对的地位。所谓统治者，包括实行管治的‘一夫’，或者实行管治的一个族或一个世袭阶级，其权威系得至继承或征服；无论如何，他们之握持权威绝不视被管治者高兴与否；人们对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从不敢有所争议，或许竟不想有所争议，不论会采取什么方策来预防其压迫性的运用。他们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因此，有必要对统治者的权力予以限制，防止权力滥用侵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及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这种限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用宪法、法律等明确规定统治者的权力，为权力行使划定明确的边界；其二，统治者要宽容被统治者，特别是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及其活动自由，包括对其施政方针、政策等的批评。而被统治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法与统治者相抗衡，不管接受与否，都必须忍受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否则，就可能招致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所以，政治宽容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对被统治者来说，不是万不得已，就得容忍统治者的统治。
政治宽容首先指容忍不同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观念也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由于人们的政治地位不同，利益取向不同，必然导致政治见解、政治主张的分歧和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治者来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指导思想，对于被治者来说，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期望。“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各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一系列基本看法和主观意向，一个社会有多少个阶级就会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于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几种主义。” 对于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意识形态，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压制的办法。他们将本阶级、本集团的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国教”，并通过控制的新闻媒介对社会传播、灌输这种政治观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异已的意识形态都被视为歪理邪说予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占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思想压制一如斯言。在人类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做法相当普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先进思想被定位异端邪说受到迫害，在中国，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时期有巷议之刑，到了汉武帝时期甚至有所谓腹诽之罚，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用武力来征服思想，虽有利于专制者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但有断绝人类进步的危险，同时削弱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招致武力的反动。如秦王朝推行思想高压政策，历时15载旋即灭亡即为明证。
事实证明，人的思想是不能压制的，也是压制不了的。当年秦始皇为巩固政权而“焚书坑儒”，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看实际效果，诛其人并不能诛其心，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却并不能消灭他的思想。“自古以来任何伟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总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张也不能够得到全世界一致的接受。” 在这种情形下，与其用武力征服思想，把信奉“邪说”者杀尽灭绝，勿宁实行思想上的和平竞争，各从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说，各求自胜而互不相害，以保证人人都有发表政治见解的自由，人人都有批评政府、与政府唱对台戏的自由。政治文明的要义，不在于尊重与自己相一致的别人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当别人的政治观点与自己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托尔斯泰（又译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政治宽容的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压制的办法，那不是政治文明，而是政治文明的蟊贼。
其次，政治宽容指容忍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及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及活动自由。
现代政治文明均采取民主的治理形式。民主政治实行“多数人的统治”，政治决定依多数人的意志作出。这相对于专制政治由一人作出政治决定而言，的确是政治的巨大进步。在民主政治中，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普遍的表现形式。谁站在多数一边，谁就是赢家，其政治主张和政治意志得到实现。相反，谁站在少数一边，谁就是输家，他的意志将被湮没。显然，多数派是政治权力主宰，在政治中处于优势。少数派是持不同政见者，是政治中的反对派，处于劣势地位。历史上，多数派往往利用优势地位压制少数派，甚至将少数派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不许他们合法存在。“纵观人类历史，多数——种族的、宗教的或仅仅数量的多数——事实上一直在迫害少数派，有时甚至到了灭绝少数的地步。” 民众的多数还可能成为少数别有用心的政客排除异已、实行暴虐统治的工具。远的，如在古希腊城邦，一个愤怒得几近疯狂的公民大会，他们被中伤的谣言盅惑，把智者苏格拉底送上断头台。近的，如20世纪六、七年代的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利用人民对其迷信，煽动群众起来造反，使多少人惨遭迫害。
政治文明并不关注多数人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已经得到有效的保障；政治文明所关注的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的权利如何保障问题。“在宪政背景下，关键是少数而不是多数。更确切地说，这一背景下的问题是少数或各少数派必须有反对权。在这里‘多数统治和少数的权利’这句话获得了最确切的含义和特别突出的位置。” 因此，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多数人的统治——那往往带来多数人的暴政；民主政治勿宁指容忍少数派的统治。实践证明，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少数派表达并维护其观点的权利及自由得不到保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这些政治少数派或者说反对派，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壮大政治影响力，总是要对执政者的施政方针进行吹毛求疵般的批评、挑剔，对执政者不文明的政治行为进行揭露，即通常所说的与执政者“唱对台戏”。反对派的合法存在，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亮点。凡是够得上政治文明的国家，都几乎不约而同地承认或默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及其活动自由。
反对派是执政者的批评者、监督者，不是执政者用来标榜民主的吹鼓手。反对派虽然反对执政者，但它们并不反对或企图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并不反对国家，而是效忠于国家。它们通过与执政者“唱对台戏”，即专挑执政者施政中的漏洞，让执政者出丑，或者在必要时把执政者撵下台，以促进执政者奉公守法、兢兢业业，文明施政。古格列摩·费雷罗指出：“在民主制度中，反对派像政府一样，是对人民主权生死攸关的机制。压制反对派就是压制人民主权。” 反对派并不永远都是反对派，它们也不甘心屈居于反对派的位置，对执政者的政策进行指手划脚。反对派实际上是国家的后备政府，在老百姓对执政者不满意时，他们便可趁机而起，取而代之。因此，反对派与执政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组织上互不统属。执政者无权对反对派发号施令，更不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反对派。反对派拥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包括发表不同于执政者的政治见解的自由、结社自由、抵抗暴政等，这些政治自由并非是执政者的“恩赐”，而是宪政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它们也不独为反对者所享有，而是整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政治权利。
最后，政治宽容包含政治开放的意思。政治对所有人开放，容许所有人了解政治、参与政治，乃至竞逐国家政权。
政治宽容不仅指允许少数派、反对派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要容忍他们影响、参与及执掌政权。不管统治者给予少数派、反对派多少权利和自由，如果统治者始终独霸政权，不容许他们角逐政权，那么统治者的宽容仅具有形式的意义。因为，统治者如果始终独占政权，其执政地位不受任何外来的挑战，没有倒台的危险，那它就根本不会在乎被统治者、少数派、反对派说什么。说得好，统治者还可以听一听，说得不好，则随便罗织一个罪名，像杀鸡一样把它宰了。所以，只有当执政者存在下台的可能性时，他们才会在乎反对派、被统治者说什么，才会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
具体地说，政治开放包括：（1）政治的公开性。马克思曾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组织，对于外界则是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国家精神及国家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 专制政治奉行愚民政策，禁止民众知政、议政。现代政治则要求政治的普遍公开，“没有公开性来谈论民主制是很可笑的” 。政治不公开，社会就不可能知政，反对派也难以放言国事，对国事发表自己的意见。（2）政治职位的开放性。政治职位，无论高低，对所有人开放，任何合法存在的组织都可以平等地竞逐国家政权；任何个人都可以平等地竞争、合法地谋求政府中的职位。
政治开放实质是政治制度的宽容性。所谓政治制度的宽容性，指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同化、吸纳异已者的能力。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将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有效地吸纳于政治体制之内，那么它们或者颓废下去，一蹶不振，或者成为对抗或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因为反对派如果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进入政治体系，它就会采取极端的方式影响政治，从而危及政治秩序。因此，政治制度应当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一方面 ，对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及少数派合法的政治地位予以确认，使它们的存在及活动合法化；另一方面，为反对派、少数派参与、竞逐政权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从而有效地将它们吸纳于政治体制内。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是政治文明之“魂”。1914年，章士钊在其论文《政本》中指出：“为政有本，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没有政治宽容，政治免不了纷争和仇视，因而不可能有政治文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从压制到宽容、从强权到说服、从垄断到竞争、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政治的文明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人类一直在努力逐渐脱离野蛮、抛弃动物世界中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过程。” 两千多年来，政治长期垄断在少数人手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和专利。为了维护和稳固自己的统治，统治者“随时要提防着觊觎他的权力的可能的政敌” ，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予以铲除和消灭。同时，统治者还要想方设法控制、奴役人们的思想，以造就政治上的奴才，没有灵魂的政治动物。“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政府控制的新闻界，没有独立的司法……一句话，没有公共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声音”。 对于不同政见，统治者往往采取压制和打击办法，不允许它们合法存在。历史上，仅有极少数圣贤明君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但都取决于个人的喜怒好乐和一时的性情，没有形成为制度。对于体制外的被治者来说，参与政治往往要冒着生命的风险和代价。要获得权力，必须要从肉体上彻底摧毁统治者。被治者与执政者的政治较量过程，往往是以一方的彻底牺牲和毁灭而告终的。在这一政治过程中，伴随的是暴力、血腥的杀戮和阴谋诡计，鲜有文明可言。相反，现代民主政治是富有韧性的政治，不怕、甚至欢迎且离不开挑战的政治，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1931年，英国麦克唐纳背叛和分裂工党，组成联合政府，在专制政治下，这是无法容忍和难以想象的。“麦克唐纳不要说当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党，分裂国家和罪该万死、遗臭万年的罪名。” 现代政治是道德的、宽容的政治。现代政治无奸无忠之分。不要求对某个政治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每个公民都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
政治宽容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平共处的最有效办法，是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它对于抑制统治者的恣意妄为，维护被统治者的参政权利，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政治宽容可以展现统治者文明执政的良好形象，增强合法性基础，提高政治统治的安全系数。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石。如同货币是市场体系的硬通货一样，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在整个社会市场中的硬通货。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台。所谓合法性，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从。阿尔蒙德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当强力的统治转化为权利的统治，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尽管专制统治者往往标榜“君权神授”，但聪明的专制统治者也深知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在“民”而不在“神”。执政者只有宽容、关爱其统治的子民，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并得到他们持久的支持。否则，与人民为敌，人民便会与之为敌，这样的统治最终难以为继。因此，专制统治者除了残暴、专横的一面外，也有“仁厚”的一面。政治宽容一度成为他们粉饰太平、捞取民心的重要策略和手段。新上任的统治者往往要“大赦天下”，显示自己的宽容形象，争取他们的支持。开明的统治者也可能施行“仁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法简刑轻，以安抚百姓，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对于执政者来说，保持政治宽容，就是要努力做到自我克制，耐着性子忍受公众的批评和责难，避免恣意妄为和武断专横。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获得人民的好感和支持。在宽容的政治氛围下，被统治者一般不会倾向于用暴力来推翻统治者。“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 因此，政治宽容提高了统治者执政的安全系数。统治者的身家性命及财产利益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
第二，政治宽容还可以使执政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适时修正自己的施政政策，避免政策失误对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现代政治学认为，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项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千万百姓的财产利益乃至身家性命。而统治者囿于所处的特殊职位，不可能详细了解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和需求，其制定的政策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利益均沾。况且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政策总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执政者时刻倾听百姓的呼声，了解他们对政策实施的意见和看法，耐心地听取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意见，对于正确地、顺利地施行政策，有莫大的好处。犹如一个画家，为了对山峦和高地观察得当，必须置身于平原，而为了观察平原，必须高踞山顶。“真正深深认识人民性质的，当居君主，而真正深深认识君主性质的，当属人民” 。历史上，由于统治者对不同政见的压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轻者丧己，重则亡国，祸及天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三，政治宽容可以消除被统治者发表政治见解的恐惧心理，积极放言议政，推动政治发展。
在传统社会，政治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广大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不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不在其位，禁谋其政”。统治者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禁止被统治者知晓、参与、议论政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此，被统治者总是不能、不敢、不愿谈论国事，对政治问题三缄其口。“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在现代政治中，由于执政者的宽容，被统治者参与政治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他们不用担心参与政治会危及到自己及其家人、盟友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取舍参与政治，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国事发表建设性的意见，影响政治过程，从而推动政治发展。
第四，政治宽容有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促进政治思想的更新。
一般地说，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产生，都需要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各种政治思想的竞争、发展也只有在宽松的气氛下进行。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深刻最无情，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公开传播的。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大半生居住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他的全部著作都在呼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甚至公开宣扬暴力革命。不仅如此，马克思不只是一般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他的许多文章直接抨击他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和当时的英国政府，但马克思从没因此而受到英国政府当局的司法迫害。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大力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找准政治治理的症结，找到缓和统治矛盾，维护长治久安的对策。可以说，没有政治宽容，今天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浩如烟海的公开传播的社会主义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不承认有错误思想这类事情”，任何思想都可以得到自由的发展及传播。美国大法官杰克逊说：“如果在我国宪法星座中有恒星的话，那就是任何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不能规定在政治、爱国、宗教或其他问题的意见上什么是正统的……”。任何群体都可以维护它愿意采取的任何立场：素食主义、女权主义、性别歧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黑人民族主义、白人优越论、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效忠美国。 正因如此，美国跻身于先进政治思想和先进政治文化发达国家之列，成为民主和自由国家的典范。
【注释】
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载《政治学研究》2002年3期 。
麻宝斌：《论民主的内在冲突》，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3期。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页。
虞崇胜：《政治文明的境界》，载《学习时报》2003年第4期。
参见任喜荣：《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燕继荣：《宽容：现代文明的一种核心原则》，载《人民文摘》2004年第1期。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郑传坤：《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刘智峰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414页。
（美）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4—35页。
（美）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49页。
（美）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页。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页。
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载《武汉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周光辉：《超越政治学》，载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1999年第6期。
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载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1999年第1期。
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载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1999年第1期。
同上。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
《孟子·离娄下》。
刘军宁：《文明即驯化：用宪政驯服统治者》，中国政治学网。
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英）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5页。
胡岩：《民主的阶级性与全民性刍议》，载《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
《传媒自由与美国宪政制度》，来源：http：//ne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