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吡氯铵含漱液:世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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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党体制
1993年以前的日本政党体制是世界政党体制中一个特殊的类型。从理论上说，这个体制建立在多党竞争的基础上．其赖以存在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因而无论是从各政党的权利、功能、活动方式等等方面看，还是从政党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看，它都和西方政党体制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把它纳入“发达国家政党体制”的范围内，有的还把它作为“西方政党体制”的一种类型，这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实践上看，这个体制却有着迥然不同于他国的特点。这些特点，无论是与日本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还是与日本政治中的种种弊端，或是与1993年以后日本政党体制的变革，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体制进行深入研究，把它作为世界政党比较的一个典型来考察和把握，是很有意义的。
一、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
和其他国家—样．在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60多年时间里。政党的活动曾蓬勃展开，但在集权专制的条件下没有形成制度。而且最终被法西斯主义所取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是在战后才确立起来的。
1．政党的出现及其作用
日本最早的政党出现于明治维新(1867—l868年)以后。被称作明治维新的事件，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消灭了封建割据状态，废除大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等级的不平等。奖励兴办实业，并使土地买卖合法化、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阶级分化的明确，资产阶级和地主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880—1883年间，日本出现了最初的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基本倾向的政党。例如，1880年l1月建立的自由党主张开设国会、减轻地税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强调党的基本信条是“扩充天赋的自由，抑制人为的权力，上改良政治，下发达自治的气象”。自由党主要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也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相当大部分农民的支持，表达的是他们对仍然存在并有很大影响的封建残余势力的不满，尤其是对国家垄断极力的不满。1882年成立的改进党虽同当时政府关系密切。但也主张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有财产限制的选举制。反对藩阀专制统治。在这些反对派政党的参与下，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个以争取人民政治权利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遍及全国和各阶层、其直接结果、就是1889年颁布了天皇“钦定”的日本宪法。该宪法宣布实行德意志式的代议制度。建立国会。国会实行两院制。当然，由于选民的年龄和财产资格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国会的代表性是有限的。当时选民只占总人口的1％。
在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党开始建立。 1901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社会民主党。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民主力量的积极活动进—步推动了日本朝民主政治方向的发展。选举权扩大了，社民党和日共在每次选举中都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选票，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这期间、民主力量虽多次遭到政府的镇压，工人阶级政党不止—“次被解散，但民主运动还是在不断取得进展。
战前日本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发展军国主义为核心的近代天皇制。因此，其封建性和军事性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虽然宪法也以代议制为蓝本，但这个宪法保留并维护了天皇为代表的寡头政治权力，天皇有权裁定和公布法律，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免—切文武官吏，宣战和媾和。天皇作为现世的神和国家首脑具有特殊地位。宪法宣称，政府即使得不到议会的同意，也可以批准预算。此外，由于宪法强调大臣只对天皇负责，议会就只能起“协赞”作用，而事实上掌握着最高决策权的“元老”、“重臣会议体制”和军令机构(参谋本部、军令部)，虽无法律明文规定，却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这种条件下，以议会为活动中心的政党实际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正是上述专制体制，加上军国主义的目标，使日本政治体制日益军事化，法西斯主义蔓延。1940年，军人控制的政府强行解散一切政党，统一建立名为“大政翼赞会”的法西斯政党，实行高压政治，二战前脆弱的政党政治遂宣告完结。
不过，对战前日本政党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低。日本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首先，政党的活动启发了日本民众的民主意识，推动了民主政治向前发展。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因此，政党一方面是各种民主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运动的领导者，它们的活动本身就是注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从产生之日起，就是日本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战前的日本政党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政党的活动，甚至在特定时期内还出现过“政党内阁”。尽管这种状况维持的时间极短，但它无疑是政党政治的一个实践，客观上扩大了民主制度的影响。其次，战前日本民主政党的活动对军国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日本具有悠久的封建军国主义传统，军国主义在日本政治中占有主导地位。国内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资源短缺，更刺激了统治者的侵略扩张野心。但是，在日共等民主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力量积极开展了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人民民主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遭到迫害，但它唤醒了人民觉悟，为战后日本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战后初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指出，“日本人对于从主权属于天皇到主权属于国民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并未感到困惑。如果没有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达到高潮的议会政治的经验，似乎无法想象人们会欢迎这种改革。”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战后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确立的原因。
2．“五五体制”的形成
二战以后，在美国等国的监督下，日本的政党体制逐渐成型并确立了起来。
战后初期，日本经历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多党竞争的阶段。在《波茨坦公告》把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基本目标明确规定为“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前提下，日本走上了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一些战争期间被解散和镇压的政党纷纷恢复活动，日本共产党、自由党、社会党、进步党、协同党等相继成立、出观了几十个、乃至几百个政党参与竞选的局面。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确定日本为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政府由在国会内获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织。在根据该法进行的选举中，社会党获得143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该党联合民主党、国民协同党组成内阁。在随后的几次选举中，民主党和自由党也先后获得组网权、在1948——1955年间轮流执政。
但是，多党竞争、或联合或轮流掌权的体制并未因此而确立。相反。各政党处在不断变化和组合之中。1948年以后至1955年、社会党两度分裂又两度合并，内部斗争不断；各资产阶级保守政党虽然都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和财团的利益，但为了争夺权力，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党际的和党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日共也由于在革命道路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内部分裂，形成两源，这种情况直到1958年才真正改变；更有大量政党昙花一现，很快退出政治舞台。这种党派纷争、局势变幻莫测的情况说明，日本战后的阶级关系、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未明朗化，日本的现代政党政治尚在形成过程中。
经过10年的发展，日本政党政治终于在1955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局面，政党逐渐定型，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明确起来。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召开合并大会．重新实现了统一；11月，几轮改组之后剩下的两个保守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宣布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众院中占有全部511个议席中的156席，成为国会的第二大党；而合并后的自民党所属议员为399名，成为国会中议席超过半数的第一大党。两个保守政党的合并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归根结底，合并是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首先，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党作为一大势力、保守党作为另一大势力的分野已经十分明显。在这两类有拿权可能的政党中，能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只有保守政党。所以，随着社会党的统一，资产阶级和重新发展起来的垄断财团迫切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与社会党抗衡。其次，为了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统治阶级希望总有一个稳定的政局，而不希望出现多党纷争的局面，尤其不希望内部纷争，这客观上促成了合并的趋势。再次。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把战后初期“打击日本”的政策逐渐改变为“扶植日本”的政策，由此产生了维持日本政局稳定的要求。几个保守党并存的局面显然不符合垄断财切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保守党的合并乃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使然。
1955年成为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从这时起，多党纷争的局面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比较固定的政党所代替，其中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党占据了国会80%以上的议席、而自民党的优势又通常超过社会党约1倍并在国会中始终占多数．从而开始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时期。这种政党体制，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多党制，又不同于当时的各种一党制，具有日本自己的独创性，通常被称为“五五体制”。“五五体制”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虽然这一体制的宪法和法律基础是多党制，但实践的结果却是自民党—党掌权、其他政党失去了问鼎权力的可能。在自民党和社会党作为两大力量竞争时期、自民党总是拥有过半数的席位，而社会党总是不足1／3，即使联合所有其他小党也无法与自民党争雄；在60年代出现了公明党、民社党、形成保守政党．革新政党和中道政党三大势力后，这种状况也未改变。70年代开始，自民党力量开始衰落，屡屡出现执政党、在野党势均力敌的局面、但由于在野党内部斗争激烈。无法达成一致，自民党仍始终掌握政权。第二，由上述情况决定，政权的更替不是在政党之间、而是在自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进行、政府首脑也不是从各政党领袖中竞争产生，而是由自民党内各派协调产生。所以，作为国家代表的首相不是由国民选出、而是由自民党选出。这既消除了统治阶级对于政权更替带来的不稳定的忧虑，同时也造成了日本政治中郁种种弊端。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略作分析。
“五五体制”很难算作是一种多党制，因为多党制的基本特点是政权存在着政党间的更替。所以，有人把它称作“l.5政党制”，意指由自民党加上一个力量只及其一半的社会党形成的体制。按照我们在前章中的定义。这种由一个党长期执政、其他政党没有机会掌权的政党体制显然是一党制。从日本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基础和自民党内的竞争局面看，"五五体制”应被称为“一党多元制”；而从自民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看，它则是典型的、著名政党学者萨尔托里所说的那种“一党优势制”。
二、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结构
日本自民党是这种一党优势制的核心。自民党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优势地位，与它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也与它独特的组织结构分不开。了解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结构，是深刻把握日本政党体制的锁钥。
1．自民党的社会基础
我们通常认为，自民党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护的是垄断财团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实践中的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对问题作更为深入的分析。一方面，我们看到，自民党同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民党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巨额政治资金大部分都来自垄断资本。据统计，垄断资本家建立专门为自民党捐款的“国民政治协会”，仅这个协会每年向自民党捐助的定额政治资金就达百亿日元，一般占自民党当年政治资金的90％。而且实际上，公开捐献的资金不过是全部捐资助一小部分，还有大部分是通过私人渠道秘密捐献的。有人估计，这部分资金要占到全部捐资的90％以上。①此外，垄断财团组织各种参政团体，直接参与自民党纲领和政府政策的制订，或对制订过程施加影响。甚至自民党领袖的人选也要听取财团的意见。1956年，财界实力人物联名要求自民党领袖辞职，导致了鸿山一郎的下台；1976年，三木首相因遭财界批评而让出权力。自民党领袖常常应邀参加财界社会团体的会议，听取它们的要求。这些都说明，自民党依靠垄断势力掌权，而垄断势力把自民党作为自己的代表，财团和自民党是连为一体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自民党获得的支持远不止于垄断财团，日本国民的政治参与程度通常是很低的。从1946至1993年间，历次大选的投票率一直在70％上下徘徊，在这70%的选票中，自民党的得票在5O％上下。就是说，自民党始终能获得超过选民总数1／3的选民的支持。而另有约1／3的选民则以主动放弃投票选择的方式认可了国民党执政的现实。这种状况维持38年不变，说明自民党在经济上依赖财团，在政治上则有大量的选民作基础。鉴于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据民意测验、90%的日本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状况，自民党的社会支持显然大部分来自中间阶层。具体说来，这种支持力量有两大部分：一是广大农村居民。战争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监督下．进行了农村土地改革。农地改革以赎买的方式．由国家从地主手中收买出租农地，再转卖给佃农。同时又利用长期付款的方式，防止了自耕农再度沦为佃农。这样，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自耕农。小土地私有者与生俱来的保守倾向，为自民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二是城市中间阶层、包括中小企业主、中高级职员、教师，机关官僚、白领工人等。这个阶层是随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以及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大而出现的。日本学者比较准确地描绘了这一阶层的政治思想倾向，它们是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不希望变革的保守心理，虽然对观状有些不满，但安于现状是主要的生活倾向。它们也是自民党保守政治的重要支持力量。
自民党既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又能获得中间阶层的支持，既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中间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又能把它与垄断资本的意图结合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战后日本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干预职能。按照政治经济改革的要求，战后政府加强了利用国家财政、金融信贷、公共投资、国营企业和经济诱导性的“计划化”政策来控制经济的权力。政府设立了以日本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发展银行等14家银行和金库为核心的国营金融机构，以贷款为手段来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从而确立了对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控制权。政府为财团提供贷款，帮助它们发展，而财团反过来又支持政府。这样，政府和财团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为了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除了依靠财团、支持财团发展重大的基础产业外，同时又扶持中小企业，使之对垄断产业起一种拾遗补缺、调节失衡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这种干预，不但推动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常常在遇到危机时为各类企业迅速摆脱困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全体日本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为保持自民党的支持率创造了前提。第二，战后日本形成了比较有效的社会协商机制。日本社会关系素来就有家族式统治的传统。在日本历史上，无论是幕府统治，还是天皇专制，或是法西斯专权，都贯穿了这一特点。战后日本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日本人把这一传统融合到 了民主化的过程中，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人们忠于国家、服从政府的习惯没有变，同时又突出了国民作为大家庭成员相互间的平等关系，并主要利用利益集团的形式，有组织地参与政治。例如，垄断财团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中小企业成立了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农民成立了全日本农民协会联合会(全日农)。1948年成立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和1966年成立的产业问题研究会(产研)则是以各类雇主为成员、主要任务为调节劳资矛盾及其他方方面面的矛盾的组织。而且各种利益集团有越来越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各种企业和机构内部．也发展了宗族式统治的结构。把对企业主的家长式服从与企业成员的平等协作结合在了一起。日本政府鼓励企业中劳工和资本家、政府中的领导者和办事人员、以及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协商和对话。客观上促进了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间关系的协调。因此．在日本企业中，亲合的力量往往要大于对抗的力量。这种状况、往往使企业的雇员在作为选民投票时和自己的雇主保持一致。这正是垄断财切在选举中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也正是工会运动不强大且经常处于分裂状态的原因。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由50个产业工会组成，是日本社会党的基中力量。但它的会员人数不超过500万人、在日本组织起来的工人今只占1/3。
2．自民党的组织结构
自民党有明确的纲领和目标。1955年该党成立时发布的纲领包括三个内容：其一，“以民主信念为基本方针、刷新和改进各种制度和机构．以期建成文明的民主国家”；其二、“立足于人类希求和平与自由的普遍正义。纠正和调整国际关系、以期完成自主与独立”；其二、“以公共福利为规范，制订和实施基于个人创意和企业自由的综合经济计划。以期稳定民生、建设福利国家”。以此为基础规定的党的性质也是明确的：自民党足国民政党，是和平主义政党，是真正的民主主义政党。是议会主义政党，是进步政党、是为实现福利国家而努力的政党。
自民党根据自己的任务和掌权目标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级。在地方、自民党以郡、市、町、村为单位设立支部，以都、道、府、县为单位设立联合支部。根据党章、支部有权接纳党员：小请入党者由两名党员正式推荐，填写入党申请书，向党本部或居住地县支部提出申请并缴纳党费即可。在中央，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自民党的中央机构由总裁、副总裁、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组成。总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产生，通常要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由总裁任命。此外，作为党的机关，中央还设有众议院议员总会、参议院议员总会和两院议员总会等。
但是实际上，自民党的组织活动是缺乏规范的。从地方组织看，自民党极其松散。基层党员没有什么党纪约束，而且事实上也不履行入党脱党手续，既无义务，也无权利。绝大多数党员不但不参加党组织活动，而且连党费也不缴。例如60年代，自民党号称党徒190万人，但按期缴纳党费的党员只有5万人左右。这5万人“全体几乎都是国会议员和地主政治家，或者是2600多个党分部跑腿的人。”显然，自民党活动集中在中央一级。总裁和三大干部才是掌握着自民党实权的人物。所以有日本学者评价说，自民党是“国会议员的团体，是中央的组织”。②就连自民党的领导人也这样讲：“我对党内外任何人都说，自民党简直不配称为一个政党。”总的说来，自民党是一个缺乏党组织基础的党。
3．自民党的运作特点
既然自民党缺乏党组织基础，那么它又何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并保持38年的长期执政?这与自民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有关，即它不是靠党的正式组织推动党的运作，而是靠派系活动来实现政党的功能。
党内派别林立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党都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客观基础，是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和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自民党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各派都根据需要建立了事务所、会计和执行机关等具体机构，管理本源事务，研究本源的活动策略。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会”的形式出现，如中曾根源的“新政治调查会”、“近代政治研究会”、“新政同志会”，铃木派的“宏池会”、“新产业政策研究会”、“新财政研究会”，田中振的“政治同友会”、福田派的“清和会”，三木派的“政策研究会”等。第二，各派别除了自己的核心组织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支援团体。这些团体属于党外组织、在自民党各派与各类财团和利益集团之间起联系作用。自民党现有的五大派都有大量的支援团体。在这些支援团体中，有的是各派支持者和财界的实力人物以派别为支持对象而建立的，如支持中曾根振的“弘基会”、“中井会”，支持铃木派的“吉兆会”、“春芳会”等；还有的是专门以议员个人为支持对象的私人团体，如田中的“维新会”，福田的“一火会”、“清谈会”，三木的“康山会”、“三睦会”，铃本的“春幸会”、“十一日会”，太平的“十二日会”、“贺屋会”等。这些林林总总的后援组织，基本目的有两个：一是向各派表达垄断财团和各类利益集团的意见和要求，二是为这些派系参与争夺权力斗争提供资金。
第三，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干部配置都按照各派的实力来协调和分配。从理论上说。自民党的总裁由党的大会选举产生。候选人若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国会议员和46名都、道、府、县联合支部代表(每人拥有一票)过半数的有效票即当选总裁，若无人过半数，则对得票相对较多的前两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若票数相等，就独签决定。但是，在派系竞争之下，总裁的选举实际上不得不首先在各派别之间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和协商、最后投票只是对讨价还价结果的确认。干部的安排也同样。例如自民党二大干部虽说由总裁任命，但实际上多半是总裁与各派协商、接替派的实力来确定的。
自民党的派系活动，从积极的方面讲有两个基本作用。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组织涣散无力的状况。相对自民党而言，社会党，尤其是日共，有比较完善的组织系统，这使自民党在通过党的组织动员支持力量方面发生了困难。但是，这一缺陷很快被派别活动掩盖了。与党组织活动再由府、县一级往下就名存实亡的同时，自民党各派系的活动则可以一直到达每一个选民。上面所说的各种“会”、因目的明确，因而往往比党组织能更有效地动员选民。其次，派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竞争的不足。自民党内派别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使每个派别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党，而白民党更像是这些小党的联盟。所以，尽管日本因在野党软弱而缺乏真正的政党竞争，但派系斗争的存在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调解和相互监督提供了一条有用(虽有限)的途径，体现了某种多党政治的特点。
自民党的派系斗争长期存在有它的原因。除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个根本原因外．还有三个具有日本特殊性的原因。一是、从历史上看．自民党本来就是由若干个保守政党合并而成，日本传统的君一臣、主—仆道德观使得人际关系相对固定化、甚至代代相传。因此，虽然党形式上合并了，但各成员各随其主的本质仍然保留着，从而使派别源远流长；二是，从意识形态上看，自民党为了争取选民，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力求把尽可能多的阶层和集团的观念、思想包容其中，从而导致了党内不同观点分支为组织上的派别；三是、从政治环境看，日本采取中选区制，即每个选区选2—5名议员，这不但助长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而且在自民党占优势的情况下更助长了自民党党内的争斗。由此可见，内民党的派系活动不是一种临时现象．而是整个党的运作的—个基本特点。可以说，在“反五体制”下，没有派系竞争，自民党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三、日本政党体制的变革
从1993年开始，日本政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续单独施政38年的自民党陷入困境．并且最终丧失执政地位，从而导致了“五万体制”的崩溃，使日本政局整个儿地改变了。这一改变无疑对日本政治的今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1．自民党一党优势制的垮台
自民党执政地位的丧失，直接起于1992年爆出的自民党政治丑闻：自民党副总裁、竹下派领导人金丸信因收受佐川快件公司90亿日元外加大量金条、股票和证券的巨额贿赂而被捕入狱。此案一出，日本民众群情激愤．自民党的信誉直线下降。1992年底的—项民意调查表明．自民党政权的支持率从1991年上台时的54%下降列20％。而不支持率则由 24％上为至63%。社会党等在野党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攻势．力促改革；使自民党在泥沼中退退两难，不能自拔，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自民党内部人心思变。原属竹下派的重要人物小泽一郎率先打出改革旗号，号召改变旧的政治体制．建立两大政党体制。1993年6月，羽田派宣布脱离自民党，建立“新生党”，另一些人则建立“先驱新党”，自民党的分裂遂由此开始。在同中7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获得众院的223席，不足议席总数的半数。分裂出去的新党和先驱党加入了非自民党的8党联合阵营，使自民党痛失政权．沦为在野党。至此，“五五体制”寿终正寝．标志着一个新的政党体制的开始。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自民党内的分裂仍持续不断、而在野党和新建立的党也在不断协商和重组。1994年l一4月，先后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未来新党”、“自由党”、“改革之会”等小党。同年6月，自民党与社会党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联合，并拉上先驱新党形成了议会多数。自民党虽在失去政权l1个月后重返政权，但已不再是独掌政权，而是三党联合政权中的一个伙伴。12月，在野的9个党派(除日共之外)经协商，宣布联合成立新进党。该党成立之时就拥有参众两院的214个席位，大大超过社会党的136席，与自民党的295席相抗衡。在众议院中，新进党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与自民党的4o％只相差5个百分点，而把社会党的13．5％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1995年7月的参议院改选中也可以看到新进党的强劲势头：在改选的126席中获得40席，成为排在第二位的党，而社会党则丢失了25个席位。与此同时，社会党内部涌动着危机：一些人扬言要脱离旧党建立新党，而另一些人则打算与其他党联合成为新党。总之，1955年以来的政党体制到今天已经面目全非。
2．“五五体制”崩溃的原因及未来展望
表面看来，自民党的垮台是由于政治腐败。这的确是一个最直接、最一目了然的原因。自民党的政治腐败由来已久。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自民党的政治丑闻常常以大规模的形式出现，使日本国民一再失望。1976年揭出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行贿案，包括前首相田中在内的一大批自民党要人牵涉其中；1988年爆出里库路德公司股票丑闻，当时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及宫泽、安倍、渡边等自民党实力人物都未脱与此案的干系；1992年的佐川快件公司行贿案，不但涉及竹下登、金丸信，而且后来的细川首相也被证实与此有染。至于说较低级别的自民党官员的腐败行为，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政治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自民党的执政根基。
但是，政治腐败毕竟只是现象。对于行时38年而崩溃的“五五体制”来说，政治腐败只是其中的(尽管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无论是政治腐败，还是体制的转变，都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是由日中政党政治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因作如下归纳：
第一，金权政治为政治腐败提供了温床，对政党功能的发挥越来越起消极的作用。如前所述，自民党的基层组织最名存实亡的。但是，为取得选举胜利、又必须争取基层选民的选票。这样．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金钱收买。替代自民党基层组织起作用的各类支援团体，主要就是为募集资金而建立的。自民党之所以能把垄断资本的利益与城乡居民的要求捏合在一起，通常是因为采用了被称作“利益回流”的方式，即把从垄断财团那里筹得的资金作为选区培养费投入议员所在选区。由于选区对资金的需求实际上是无限量的，就使得自民党在筹资方面和美国政党主要为竞选而筹集资金相比显得更加欲壑难填，其金权政治比美国还甚。它不但使政治腐败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完全扭曲了政党活动的内容，使国民对政党的作用发生怀疑。
第二，日本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民党一党政治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被称为“日本的奇迹”。尽管也出现过几次大的危机，但总的说来，经济排到世界前列是世人共认的。这里面当然有自民党的很大功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引人注目的。据统计，从1960年至1991年，日本第一产业的人口比率从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0％降至7%，而第二、第三产业则分别由28％和42％增到34%和59%。特别是，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大大扩展了白领工人的范围和数量，使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更加突出。自民党本来以垄断财团和农民阶层为两大支柱就已经有了足够广泛而庞杂的利益需要协调，在多元化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协调就更加困难，其结果，是促进了党内的分化。事实表明，自民党一个党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如此广泛、如此复杂的社会备阶层利益包含其中。
第三，一党长期执政使自民党日益丧失社会责任心．而多派系的存在又使自民党进一步失去自我约束机制。自民党以取得和维持权力为中心，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政党。这种类型的政党，由于本身缺乏理想，通常只有在面临权力被其他党夺去的可能性时．才会担负起社会政治责任来。由于自民党长期掌权而没有权力交替，执政党出现的问题至多只由党内的一派乃至少数几个人来负责，而不会危及整个党的执政地位，这就直接导致了它对执政党所应担负的责任日益淡漠。党内派别的存在，本来对此有一定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但由于各派背后都有自己的财团支持，掌权又往往在各派妥协、分肥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派别竟争没有成为促使党履行责任的推动因素，而是成了金权政治的促进因素，从而使腐败越来越失去制约。
第四，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代议民主制的三权分立机制，造成丁权力的失衡。自民党独揽大权，个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行政权力的日益集中，而且使自民党有机会用行政权来控制立法权和司法权。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优势，使国会经常只能服从自民党领袖的意志，听命于内阁。而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最高法院院长和法官的促命．以及检察官的任命根，都学握在自民党之手。这种权力的失衡，使亿法和司法机关往往不能对自民党内阁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实际上导致了对政治腐败越来越失控的状态。
正是上述原因，造成了自民党一党优势制的种种弊端，进而招致了自民党的丢权。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发生了1993年的“政治大地震”之后，日本同民的矛头不是只对准自民党的腐败，而是主要对准了旧的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提出了“政改”的要求。甚至日本财界也表达了改变一党模式、实行两党制的愿望。我国学者把日本政改的目标作了如下概括：结束自民党一党长期垄断国政的局面，打破建立在“政官财铁三角”关系基础上的腐败“金权”政治体制；推动政党结构向可轮流坐庄的两大政党体制转变，以强化政府在当今国际形势下的应变能力。1994年通过了包括《公职选举接》、《限制政治资金法》、《政党资金补助法》、《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定审议会法》四法在内的新政改法，实际上是对以往政党体制的整个基础作了全面的更新。如中选区制的改变大大削弱了派别存在的基础；给政党以财政资助和5年内废除企业捐款的规定，为大规模地消除金权政治提供了可能性；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用制促成了小党向联合型大党发展；等等，自民党还提出了关于消灭派系的一系列设想、很难说日本各政党的分化组合已经完毕、新的政党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至少可以说、日本发生的政党体制变革是适应政党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将来日本的政党体制，既可能是英国式的两党制，也可能是德国式的多党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模式。但可以断定，自民党一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
1993年以前的日本政党体制是世界政党体制中一个特殊的类型。从理论上说，这个体制建立在多党竞争的基础上．其赖以存在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因而无论是从各政党的权利、功能、活动方式等等方面看，还是从政党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看，它都和西方政党体制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把它纳入“发达国家政党体制”的范围内，有的还把它作为“西方政党体制”的一种类型，这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实践上看，这个体制却有着迥然不同于他国的特点。这些特点，无论是与日本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还是与日本政治中的种种弊端，或是与1993年以后日本政党体制的变革，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体制进行深入研究，把它作为世界政党比较的一个典型来考察和把握，是很有意义的。
一、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
和其他国家—样．在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60多年时间里。政党的活动曾蓬勃展开，但在集权专制的条件下没有形成制度。而且最终被法西斯主义所取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是在战后才确立起来的。
1．政党的出现及其作用
日本最早的政党出现于明治维新(1867—l868年)以后。被称作明治维新的事件，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消灭了封建割据状态，废除大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等级的不平等。奖励兴办实业，并使土地买卖合法化、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阶级分化的明确，资产阶级和地主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880—1883年间，日本出现了最初的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基本倾向的政党。例如，1880年l1月建立的自由党主张开设国会、减轻地税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强调党的基本信条是“扩充天赋的自由，抑制人为的权力，上改良政治，下发达自治的气象”。自由党主要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也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相当大部分农民的支持，表达的是他们对仍然存在并有很大影响的封建残余势力的不满，尤其是对国家垄断极力的不满。1882年成立的改进党虽同当时政府关系密切。但也主张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有财产限制的选举制。反对藩阀专制统治。在这些反对派政党的参与下，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个以争取人民政治权利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遍及全国和各阶层、其直接结果、就是1889年颁布了天皇“钦定”的日本宪法。该宪法宣布实行德意志式的代议制度。建立国会。国会实行两院制。当然，由于选民的年龄和财产资格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国会的代表性是有限的。当时选民只占总人口的1％。
在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党开始建立。 1901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社会民主党。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民主力量的积极活动进—步推动了日本朝民主政治方向的发展。选举权扩大了，社民党和日共在每次选举中都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选票，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这期间、民主力量虽多次遭到政府的镇压，工人阶级政党不止—“次被解散，但民主运动还是在不断取得进展。
战前日本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发展军国主义为核心的近代天皇制。因此，其封建性和军事性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虽然宪法也以代议制为蓝本，但这个宪法保留并维护了天皇为代表的寡头政治权力，天皇有权裁定和公布法律，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免—切文武官吏，宣战和媾和。天皇作为现世的神和国家首脑具有特殊地位。宪法宣称，政府即使得不到议会的同意，也可以批准预算。此外，由于宪法强调大臣只对天皇负责，议会就只能起“协赞”作用，而事实上掌握着最高决策权的“元老”、“重臣会议体制”和军令机构(参谋本部、军令部)，虽无法律明文规定，却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这种条件下，以议会为活动中心的政党实际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正是上述专制体制，加上军国主义的目标，使日本政治体制日益军事化，法西斯主义蔓延。1940年，军人控制的政府强行解散一切政党，统一建立名为“大政翼赞会”的法西斯政党，实行高压政治，二战前脆弱的政党政治遂宣告完结。
不过，对战前日本政党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低。日本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首先，政党的活动启发了日本民众的民主意识，推动了民主政治向前发展。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因此，政党一方面是各种民主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运动的领导者，它们的活动本身就是注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从产生之日起，就是日本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战前的日本政党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政党的活动，甚至在特定时期内还出现过“政党内阁”。尽管这种状况维持的时间极短，但它无疑是政党政治的一个实践，客观上扩大了民主制度的影响。其次，战前日本民主政党的活动对军国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日本具有悠久的封建军国主义传统，军国主义在日本政治中占有主导地位。国内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资源短缺，更刺激了统治者的侵略扩张野心。但是，在日共等民主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力量积极开展了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人民民主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遭到迫害，但它唤醒了人民觉悟，为战后日本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战后初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指出，“日本人对于从主权属于天皇到主权属于国民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并未感到困惑。如果没有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达到高潮的议会政治的经验，似乎无法想象人们会欢迎这种改革。”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战后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确立的原因。
2．“五五体制”的形成
二战以后，在美国等国的监督下，日本的政党体制逐渐成型并确立了起来。
战后初期，日本经历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多党竞争的阶段。在《波茨坦公告》把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基本目标明确规定为“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前提下，日本走上了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一些战争期间被解散和镇压的政党纷纷恢复活动，日本共产党、自由党、社会党、进步党、协同党等相继成立、出观了几十个、乃至几百个政党参与竞选的局面。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确定日本为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政府由在国会内获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织。在根据该法进行的选举中，社会党获得143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该党联合民主党、国民协同党组成内阁。在随后的几次选举中，民主党和自由党也先后获得组网权、在1948——1955年间轮流执政。
但是，多党竞争、或联合或轮流掌权的体制并未因此而确立。相反。各政党处在不断变化和组合之中。1948年以后至1955年、社会党两度分裂又两度合并，内部斗争不断；各资产阶级保守政党虽然都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和财团的利益，但为了争夺权力，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党际的和党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日共也由于在革命道路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内部分裂，形成两源，这种情况直到1958年才真正改变；更有大量政党昙花一现，很快退出政治舞台。这种党派纷争、局势变幻莫测的情况说明，日本战后的阶级关系、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未明朗化，日本的现代政党政治尚在形成过程中。
经过10年的发展，日本政党政治终于在1955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局面，政党逐渐定型，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明确起来。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召开合并大会．重新实现了统一；11月，几轮改组之后剩下的两个保守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宣布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众院中占有全部511个议席中的156席，成为国会的第二大党；而合并后的自民党所属议员为399名，成为国会中议席超过半数的第一大党。两个保守政党的合并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归根结底，合并是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首先，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党作为一大势力、保守党作为另一大势力的分野已经十分明显。在这两类有拿权可能的政党中，能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只有保守政党。所以，随着社会党的统一，资产阶级和重新发展起来的垄断财团迫切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与社会党抗衡。其次，为了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统治阶级希望总有一个稳定的政局，而不希望出现多党纷争的局面，尤其不希望内部纷争，这客观上促成了合并的趋势。再次。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把战后初期“打击日本”的政策逐渐改变为“扶植日本”的政策，由此产生了维持日本政局稳定的要求。几个保守党并存的局面显然不符合垄断财切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保守党的合并乃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使然。
1955年成为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从这时起，多党纷争的局面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比较固定的政党所代替，其中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党占据了国会80%以上的议席、而自民党的优势又通常超过社会党约1倍并在国会中始终占多数．从而开始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时期。这种政党体制，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多党制，又不同于当时的各种一党制，具有日本自己的独创性，通常被称为“五五体制”。“五五体制”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虽然这一体制的宪法和法律基础是多党制，但实践的结果却是自民党—党掌权、其他政党失去了问鼎权力的可能。在自民党和社会党作为两大力量竞争时期、自民党总是拥有过半数的席位，而社会党总是不足1／3，即使联合所有其他小党也无法与自民党争雄；在60年代出现了公明党、民社党、形成保守政党．革新政党和中道政党三大势力后，这种状况也未改变。70年代开始，自民党力量开始衰落，屡屡出现执政党、在野党势均力敌的局面、但由于在野党内部斗争激烈。无法达成一致，自民党仍始终掌握政权。第二，由上述情况决定，政权的更替不是在政党之间、而是在自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进行、政府首脑也不是从各政党领袖中竞争产生，而是由自民党内各派协调产生。所以，作为国家代表的首相不是由国民选出、而是由自民党选出。这既消除了统治阶级对于政权更替带来的不稳定的忧虑，同时也造成了日本政治中郁种种弊端。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略作分析。
“五五体制”很难算作是一种多党制，因为多党制的基本特点是政权存在着政党间的更替。所以，有人把它称作“l.5政党制”，意指由自民党加上一个力量只及其一半的社会党形成的体制。按照我们在前章中的定义。这种由一个党长期执政、其他政党没有机会掌权的政党体制显然是一党制。从日本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基础和自民党内的竞争局面看，"五五体制”应被称为“一党多元制”；而从自民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看，它则是典型的、著名政党学者萨尔托里所说的那种“一党优势制”。
二、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结构
日本自民党是这种一党优势制的核心。自民党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优势地位，与它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也与它独特的组织结构分不开。了解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结构，是深刻把握日本政党体制的锁钥。
1．自民党的社会基础
我们通常认为，自民党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护的是垄断财团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实践中的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对问题作更为深入的分析。一方面，我们看到，自民党同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民党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巨额政治资金大部分都来自垄断资本。据统计，垄断资本家建立专门为自民党捐款的“国民政治协会”，仅这个协会每年向自民党捐助的定额政治资金就达百亿日元，一般占自民党当年政治资金的90％。而且实际上，公开捐献的资金不过是全部捐资助一小部分，还有大部分是通过私人渠道秘密捐献的。有人估计，这部分资金要占到全部捐资的90％以上。①此外，垄断财团组织各种参政团体，直接参与自民党纲领和政府政策的制订，或对制订过程施加影响。甚至自民党领袖的人选也要听取财团的意见。1956年，财界实力人物联名要求自民党领袖辞职，导致了鸿山一郎的下台；1976年，三木首相因遭财界批评而让出权力。自民党领袖常常应邀参加财界社会团体的会议，听取它们的要求。这些都说明，自民党依靠垄断势力掌权，而垄断势力把自民党作为自己的代表，财团和自民党是连为一体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自民党获得的支持远不止于垄断财团，日本国民的政治参与程度通常是很低的。从1946至1993年间，历次大选的投票率一直在70％上下徘徊，在这70%的选票中，自民党的得票在5O％上下。就是说，自民党始终能获得超过选民总数1／3的选民的支持。而另有约1／3的选民则以主动放弃投票选择的方式认可了国民党执政的现实。这种状况维持38年不变，说明自民党在经济上依赖财团，在政治上则有大量的选民作基础。鉴于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据民意测验、90%的日本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状况，自民党的社会支持显然大部分来自中间阶层。具体说来，这种支持力量有两大部分：一是广大农村居民。战争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监督下．进行了农村土地改革。农地改革以赎买的方式．由国家从地主手中收买出租农地，再转卖给佃农。同时又利用长期付款的方式，防止了自耕农再度沦为佃农。这样，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自耕农。小土地私有者与生俱来的保守倾向，为自民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二是城市中间阶层、包括中小企业主、中高级职员、教师，机关官僚、白领工人等。这个阶层是随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以及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大而出现的。日本学者比较准确地描绘了这一阶层的政治思想倾向，它们是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不希望变革的保守心理，虽然对观状有些不满，但安于现状是主要的生活倾向。它们也是自民党保守政治的重要支持力量。
自民党既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又能获得中间阶层的支持，既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中间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又能把它与垄断资本的意图结合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战后日本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干预职能。按照政治经济改革的要求，战后政府加强了利用国家财政、金融信贷、公共投资、国营企业和经济诱导性的“计划化”政策来控制经济的权力。政府设立了以日本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发展银行等14家银行和金库为核心的国营金融机构，以贷款为手段来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从而确立了对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控制权。政府为财团提供贷款，帮助它们发展，而财团反过来又支持政府。这样，政府和财团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为了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除了依靠财团、支持财团发展重大的基础产业外，同时又扶持中小企业，使之对垄断产业起一种拾遗补缺、调节失衡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这种干预，不但推动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常常在遇到危机时为各类企业迅速摆脱困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全体日本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为保持自民党的支持率创造了前提。第二，战后日本形成了比较有效的社会协商机制。日本社会关系素来就有家族式统治的传统。在日本历史上，无论是幕府统治，还是天皇专制，或是法西斯专权，都贯穿了这一特点。战后日本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日本人把这一传统融合到 了民主化的过程中，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人们忠于国家、服从政府的习惯没有变，同时又突出了国民作为大家庭成员相互间的平等关系，并主要利用利益集团的形式，有组织地参与政治。例如，垄断财团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中小企业成立了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农民成立了全日本农民协会联合会(全日农)。1948年成立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和1966年成立的产业问题研究会(产研)则是以各类雇主为成员、主要任务为调节劳资矛盾及其他方方面面的矛盾的组织。而且各种利益集团有越来越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各种企业和机构内部．也发展了宗族式统治的结构。把对企业主的家长式服从与企业成员的平等协作结合在了一起。日本政府鼓励企业中劳工和资本家、政府中的领导者和办事人员、以及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协商和对话。客观上促进了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间关系的协调。因此．在日本企业中，亲合的力量往往要大于对抗的力量。这种状况、往往使企业的雇员在作为选民投票时和自己的雇主保持一致。这正是垄断财切在选举中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也正是工会运动不强大且经常处于分裂状态的原因。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由50个产业工会组成，是日本社会党的基中力量。但它的会员人数不超过500万人、在日本组织起来的工人今只占1/3。
2．自民党的组织结构
自民党有明确的纲领和目标。1955年该党成立时发布的纲领包括三个内容：其一，“以民主信念为基本方针、刷新和改进各种制度和机构．以期建成文明的民主国家”；其二、“立足于人类希求和平与自由的普遍正义。纠正和调整国际关系、以期完成自主与独立”；其二、“以公共福利为规范，制订和实施基于个人创意和企业自由的综合经济计划。以期稳定民生、建设福利国家”。以此为基础规定的党的性质也是明确的：自民党足国民政党，是和平主义政党，是真正的民主主义政党。是议会主义政党，是进步政党、是为实现福利国家而努力的政党。
自民党根据自己的任务和掌权目标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级。在地方、自民党以郡、市、町、村为单位设立支部，以都、道、府、县为单位设立联合支部。根据党章、支部有权接纳党员：小请入党者由两名党员正式推荐，填写入党申请书，向党本部或居住地县支部提出申请并缴纳党费即可。在中央，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自民党的中央机构由总裁、副总裁、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组成。总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产生，通常要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由总裁任命。此外，作为党的机关，中央还设有众议院议员总会、参议院议员总会和两院议员总会等。
但是实际上，自民党的组织活动是缺乏规范的。从地方组织看，自民党极其松散。基层党员没有什么党纪约束，而且事实上也不履行入党脱党手续，既无义务，也无权利。绝大多数党员不但不参加党组织活动，而且连党费也不缴。例如60年代，自民党号称党徒190万人，但按期缴纳党费的党员只有5万人左右。这5万人“全体几乎都是国会议员和地主政治家，或者是2600多个党分部跑腿的人。”显然，自民党活动集中在中央一级。总裁和三大干部才是掌握着自民党实权的人物。所以有日本学者评价说，自民党是“国会议员的团体，是中央的组织”。②就连自民党的领导人也这样讲：“我对党内外任何人都说，自民党简直不配称为一个政党。”总的说来，自民党是一个缺乏党组织基础的党。
3．自民党的运作特点
既然自民党缺乏党组织基础，那么它又何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并保持38年的长期执政?这与自民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有关，即它不是靠党的正式组织推动党的运作，而是靠派系活动来实现政党的功能。
党内派别林立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党都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客观基础，是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和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自民党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各派都根据需要建立了事务所、会计和执行机关等具体机构，管理本源事务，研究本源的活动策略。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会”的形式出现，如中曾根源的“新政治调查会”、“近代政治研究会”、“新政同志会”，铃木派的“宏池会”、“新产业政策研究会”、“新财政研究会”，田中振的“政治同友会”、福田派的“清和会”，三木派的“政策研究会”等。第二，各派别除了自己的核心组织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支援团体。这些团体属于党外组织、在自民党各派与各类财团和利益集团之间起联系作用。自民党现有的五大派都有大量的支援团体。在这些支援团体中，有的是各派支持者和财界的实力人物以派别为支持对象而建立的，如支持中曾根振的“弘基会”、“中井会”，支持铃木派的“吉兆会”、“春芳会”等；还有的是专门以议员个人为支持对象的私人团体，如田中的“维新会”，福田的“一火会”、“清谈会”，三木的“康山会”、“三睦会”，铃本的“春幸会”、“十一日会”，太平的“十二日会”、“贺屋会”等。这些林林总总的后援组织，基本目的有两个：一是向各派表达垄断财团和各类利益集团的意见和要求，二是为这些派系参与争夺权力斗争提供资金。
第三，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干部配置都按照各派的实力来协调和分配。从理论上说。自民党的总裁由党的大会选举产生。候选人若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国会议员和46名都、道、府、县联合支部代表(每人拥有一票)过半数的有效票即当选总裁，若无人过半数，则对得票相对较多的前两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若票数相等，就独签决定。但是，在派系竞争之下，总裁的选举实际上不得不首先在各派别之间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和协商、最后投票只是对讨价还价结果的确认。干部的安排也同样。例如自民党二大干部虽说由总裁任命，但实际上多半是总裁与各派协商、接替派的实力来确定的。
自民党的派系活动，从积极的方面讲有两个基本作用。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组织涣散无力的状况。相对自民党而言，社会党，尤其是日共，有比较完善的组织系统，这使自民党在通过党的组织动员支持力量方面发生了困难。但是，这一缺陷很快被派别活动掩盖了。与党组织活动再由府、县一级往下就名存实亡的同时，自民党各派系的活动则可以一直到达每一个选民。上面所说的各种“会”、因目的明确，因而往往比党组织能更有效地动员选民。其次，派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竞争的不足。自民党内派别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使每个派别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党，而白民党更像是这些小党的联盟。所以，尽管日本因在野党软弱而缺乏真正的政党竞争，但派系斗争的存在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调解和相互监督提供了一条有用(虽有限)的途径，体现了某种多党政治的特点。
自民党的派系斗争长期存在有它的原因。除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个根本原因外．还有三个具有日本特殊性的原因。一是、从历史上看．自民党本来就是由若干个保守政党合并而成，日本传统的君一臣、主—仆道德观使得人际关系相对固定化、甚至代代相传。因此，虽然党形式上合并了，但各成员各随其主的本质仍然保留着，从而使派别源远流长；二是，从意识形态上看，自民党为了争取选民，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力求把尽可能多的阶层和集团的观念、思想包容其中，从而导致了党内不同观点分支为组织上的派别；三是、从政治环境看，日本采取中选区制，即每个选区选2—5名议员，这不但助长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而且在自民党占优势的情况下更助长了自民党党内的争斗。由此可见，内民党的派系活动不是一种临时现象．而是整个党的运作的—个基本特点。可以说，在“反五体制”下，没有派系竞争，自民党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三、日本政党体制的变革
从1993年开始，日本政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续单独施政38年的自民党陷入困境．并且最终丧失执政地位，从而导致了“五万体制”的崩溃，使日本政局整个儿地改变了。这一改变无疑对日本政治的今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1．自民党一党优势制的垮台
自民党执政地位的丧失，直接起于1992年爆出的自民党政治丑闻：自民党副总裁、竹下派领导人金丸信因收受佐川快件公司90亿日元外加大量金条、股票和证券的巨额贿赂而被捕入狱。此案一出，日本民众群情激愤．自民党的信誉直线下降。1992年底的—项民意调查表明．自民党政权的支持率从1991年上台时的54%下降列20％。而不支持率则由 24％上为至63%。社会党等在野党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攻势．力促改革；使自民党在泥沼中退退两难，不能自拔，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自民党内部人心思变。原属竹下派的重要人物小泽一郎率先打出改革旗号，号召改变旧的政治体制．建立两大政党体制。1993年6月，羽田派宣布脱离自民党，建立“新生党”，另一些人则建立“先驱新党”，自民党的分裂遂由此开始。在同中7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获得众院的223席，不足议席总数的半数。分裂出去的新党和先驱党加入了非自民党的8党联合阵营，使自民党痛失政权．沦为在野党。至此，“五五体制”寿终正寝．标志着一个新的政党体制的开始。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自民党内的分裂仍持续不断、而在野党和新建立的党也在不断协商和重组。1994年l一4月，先后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未来新党”、“自由党”、“改革之会”等小党。同年6月，自民党与社会党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联合，并拉上先驱新党形成了议会多数。自民党虽在失去政权l1个月后重返政权，但已不再是独掌政权，而是三党联合政权中的一个伙伴。12月，在野的9个党派(除日共之外)经协商，宣布联合成立新进党。该党成立之时就拥有参众两院的214个席位，大大超过社会党的136席，与自民党的295席相抗衡。在众议院中，新进党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与自民党的4o％只相差5个百分点，而把社会党的13．5％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1995年7月的参议院改选中也可以看到新进党的强劲势头：在改选的126席中获得40席，成为排在第二位的党，而社会党则丢失了25个席位。与此同时，社会党内部涌动着危机：一些人扬言要脱离旧党建立新党，而另一些人则打算与其他党联合成为新党。总之，1955年以来的政党体制到今天已经面目全非。
2．“五五体制”崩溃的原因及未来展望
表面看来，自民党的垮台是由于政治腐败。这的确是一个最直接、最一目了然的原因。自民党的政治腐败由来已久。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自民党的政治丑闻常常以大规模的形式出现，使日本国民一再失望。1976年揭出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行贿案，包括前首相田中在内的一大批自民党要人牵涉其中；1988年爆出里库路德公司股票丑闻，当时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及宫泽、安倍、渡边等自民党实力人物都未脱与此案的干系；1992年的佐川快件公司行贿案，不但涉及竹下登、金丸信，而且后来的细川首相也被证实与此有染。至于说较低级别的自民党官员的腐败行为，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政治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自民党的执政根基。
但是，政治腐败毕竟只是现象。对于行时38年而崩溃的“五五体制”来说，政治腐败只是其中的(尽管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无论是政治腐败，还是体制的转变，都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是由日中政党政治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因作如下归纳：
第一，金权政治为政治腐败提供了温床，对政党功能的发挥越来越起消极的作用。如前所述，自民党的基层组织最名存实亡的。但是，为取得选举胜利、又必须争取基层选民的选票。这样．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金钱收买。替代自民党基层组织起作用的各类支援团体，主要就是为募集资金而建立的。自民党之所以能把垄断资本的利益与城乡居民的要求捏合在一起，通常是因为采用了被称作“利益回流”的方式，即把从垄断财团那里筹得的资金作为选区培养费投入议员所在选区。由于选区对资金的需求实际上是无限量的，就使得自民党在筹资方面和美国政党主要为竞选而筹集资金相比显得更加欲壑难填，其金权政治比美国还甚。它不但使政治腐败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完全扭曲了政党活动的内容，使国民对政党的作用发生怀疑。
第二，日本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民党一党政治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被称为“日本的奇迹”。尽管也出现过几次大的危机，但总的说来，经济排到世界前列是世人共认的。这里面当然有自民党的很大功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引人注目的。据统计，从1960年至1991年，日本第一产业的人口比率从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0％降至7%，而第二、第三产业则分别由28％和42％增到34%和59%。特别是，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大大扩展了白领工人的范围和数量，使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更加突出。自民党本来以垄断财团和农民阶层为两大支柱就已经有了足够广泛而庞杂的利益需要协调，在多元化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协调就更加困难，其结果，是促进了党内的分化。事实表明，自民党一个党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如此广泛、如此复杂的社会备阶层利益包含其中。
第三，一党长期执政使自民党日益丧失社会责任心．而多派系的存在又使自民党进一步失去自我约束机制。自民党以取得和维持权力为中心，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政党。这种类型的政党，由于本身缺乏理想，通常只有在面临权力被其他党夺去的可能性时．才会担负起社会政治责任来。由于自民党长期掌权而没有权力交替，执政党出现的问题至多只由党内的一派乃至少数几个人来负责，而不会危及整个党的执政地位，这就直接导致了它对执政党所应担负的责任日益淡漠。党内派别的存在，本来对此有一定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但由于各派背后都有自己的财团支持，掌权又往往在各派妥协、分肥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派别竟争没有成为促使党履行责任的推动因素，而是成了金权政治的促进因素，从而使腐败越来越失去制约。
第四，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代议民主制的三权分立机制，造成丁权力的失衡。自民党独揽大权，个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行政权力的日益集中，而且使自民党有机会用行政权来控制立法权和司法权。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优势，使国会经常只能服从自民党领袖的意志，听命于内阁。而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最高法院院长和法官的促命．以及检察官的任命根，都学握在自民党之手。这种权力的失衡，使亿法和司法机关往往不能对自民党内阁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实际上导致了对政治腐败越来越失控的状态。
正是上述原因，造成了自民党一党优势制的种种弊端，进而招致了自民党的丢权。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发生了1993年的“政治大地震”之后，日本同民的矛头不是只对准自民党的腐败，而是主要对准了旧的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提出了“政改”的要求。甚至日本财界也表达了改变一党模式、实行两党制的愿望。我国学者把日本政改的目标作了如下概括：结束自民党一党长期垄断国政的局面，打破建立在“政官财铁三角”关系基础上的腐败“金权”政治体制；推动政党结构向可轮流坐庄的两大政党体制转变，以强化政府在当今国际形势下的应变能力。1994年通过了包括《公职选举接》、《限制政治资金法》、《政党资金补助法》、《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定审议会法》四法在内的新政改法，实际上是对以往政党体制的整个基础作了全面的更新。如中选区制的改变大大削弱了派别存在的基础；给政党以财政资助和5年内废除企业捐款的规定，为大规模地消除金权政治提供了可能性；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用制促成了小党向联合型大党发展；等等，自民党还提出了关于消灭派系的一系列设想、很难说日本各政党的分化组合已经完毕、新的政党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至少可以说、日本发生的政党体制变革是适应政党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将来日本的政党体制，既可能是英国式的两党制，也可能是德国式的多党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模式。但可以断定，自民党一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