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建州60周年直播:狐狸分饼的故事

　　社会财富增长快，为什么国富民不安，民富国不强，盛世不太平?以往由国家负担的城镇居民住房和就业人口的医疗、教育等包袱已甩掉。2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这都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是历史最好时期。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构成公共品生产的首要条件。

　　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原因是非生产性支出和投资比重过大。据《证券时报》2006年2月9日的一篇文章披露：中国财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胀的部分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占财政总支出近50%，而美国仅占17%。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部分，成为中国财政支出中最不容易膨胀的部分，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2005年，中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约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40倍多;行政管理费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全国政协常委任玉玲在“两会”上也指出：“我国的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达 到 世 界 少 有 的 地 步 。 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 4.71%，到 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 4.19%、韩国的5.06%、美国的9.9%大大高出，而每年还在以23%的速度大幅增长。”统计口径虽有差异，结论是一致的。

　　腐败造就了制度成本巨大。国内报端不时披露，豪华办公楼，越盖越多;公务员超编，冗员难减;公款送礼，屡禁不止。所耗费用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要多。《财经》杂志披露，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南方周末》登载《“万种新药”背后的诱惑》一文指出：国家药监局每年受理的“万种新药”当中，绝大部分属于各种仿制药，乃至改变剂型等改头换面的所谓“新药”。例如，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六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600元;中国制药企业热衷于申报“新药”，因为一旦拿到新药批号，企业可以自行定价，卖个好价钱。市场疲软，突然惊现公共品不足，并以此认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揭开表象，发现了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即对公共品的巧取豪夺，才是制度性腐败的深层原因。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取消农业税给中国9亿农民带来的好处，早已被这两年的化肥、农药、柴油、薄膜、种子等农用生产资料涨价所抵消。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调查分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仅3%，而劳动力的贡献率为69%。“上下交争利而国危”。关键是改变比较优势，国家集中一切人财物的优势，进行核心技术的“赶超战略”。这是“国计”，而对待“民生”只能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而现实是，在利益导向下，一些由国家办的执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和中学嫁接了私校，成为“校中校”、“名校办民校”，接通了公共品变成私人品的管道，巧立名目地乱收费，这样发展下去，不要几年，公共品变成私人品，学费大幅度的提高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许多主流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如果也是公共品，既不符现实需要，也不具备国家财力的保障。这些教育应是个人对未来前途的投资，是充满竞争性、排他性的金字塔塔尖，即私人品。表面看，大理不亏。但在西方，哈佛、剑桥都有名人的孩子，巨富的孩子通过各种基金，成绩不好也能就读名牌大学。如果我们不承认大学的“半公共产品”性质，那么，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无论如何学而优金榜题名，由于没钱也与名校无缘。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再骂娘”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学校、医院、研究所再不是被金钱遗忘的角落。因为这些人，没工夫发牢骚磨嘴皮子了，大环境驱使许多人加入了腐败行列，懂得抓紧时机，充分利用或熟练应用所掌握的资源或权力进行交换，哪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或大衙门里的小门房。医生用收取病患的“红包”或使用新药的“回扣”去支付孩子高昂的学费，老师和教授们去医院看感冒要做名目繁多的检查，花了几百元医药费。招标立项敛钱收租分红走穴的一流们，与时俯仰，人见人爱，也可和款、腕、星比肩。极而言之，最近几年党校老板班火爆，60多期培训了近万名老板。老板们为了“充电”，总结得也精辟：“党校为学员与领导、学员与专家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不胜荣幸。”而弱势群体，如刚刚得到免除农业税好处的农民，还未来得及从免税喜悦的酒醉状态中清醒，胜利的果实，已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新一轮狂涨吃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因又是电、煤、原油、运输等价格的上升，生产和掌握这些资源的大多是国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把涨价的因素转移出去，最终落在9亿农民身上。因为垄断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不由市场决定，由垄断企业自定。现在大家都在问，猪牛肉为什么这样贵，农副产品涨价为什么这样狂?通货膨胀的板子打到农民屁股上。其实对中国特色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民根本没赚到钱，还在减少存栏，甚至将奶牛当肉牛卖。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并没有削薄中国石油(11.65,-0.06,-0.51%)巨头的利润：中国三大石油巨头公布的企业半年报显示：2005年上半年，中石化在叫苦声中狂赚180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0%;中石油的净利润为616亿元，比中石化的180亿元高出三倍多，中海油的净利润为118亿元。

　　国有垄断之罪，提法很煽情，但却是误导。面向世界，石油、铁矿砂都供大于求，而价格却翻着疯狂的跟头，有如烈马脱缰，一路成倍上涨。再精明的经济学家，也画不出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成本效益曲线图。现货跟着期货走，期货跟着投机走，投机基金集中在美国，本质上是美老大说了算，别说中国没有定价权，欧盟也眼看着美国2.1美元成本的国内石油封存不采高价进口，美国大石油公司利润丰厚。垄断并不可怕，怕的是利益集团火中取栗，强者通吃。以垄断之矛对垄断之盾，将超额垄断利润、超额税收贡献给人民，就功德无量，什么错都没有。问题是，在这里，社会公平、正义、平等等普世价值早已摈弃出局，只剩下赤裸裸的掠夺和交易。社会机体的腐败越过个体的局部范围，越演越烈，渐入膏肓。

　　用不着抖学问、掉书袋、卖弄理论，也用不着旁征博引，细密考据。我提供的基本数据如铁铸事实，使我可以直抒胸怀，直白、痛快地告诉读者，这28年来，公平如挤牙膏，富人一碗等于穷人一锅，都是狐狸分饼惹的祸。谁看了这些铁铸一般分配潜规则能不怦然心动，热血上涌，有如大梦初醒?

　　历史很新也很旧。狐狸给两个小熊分饼，一块大饼分两半，左一口右一口，为了“公平”左右开弓不断啃下去，最后看似公平了，大头已落入狐狸的肚中。我们也知道《一仆二主》的故事，由于两个主人只能依靠一个仆人，最后的结果是仆人异化为真正的主人。好坏人的故事，讲了千百年，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郎顾之争”顾雏军入狱，故事本已划上暂时的句号。郎咸平(微博 专栏)没完没了，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正因为他是香港小孩，才敢来大陆说出实话，不用学成年人必须指鹿为马才能被皇帝放过。郎咸平意犹未尽画蛇添足，最近又讲了一句“中国的世界工厂，比资本主义的工厂更血汗”，马上就有理论权威深揭猛批，上纲上线，一言以蔽之，这种反思改革开放就是否认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义正词严的批判，让人产生错觉，好像郎咸平是散布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党政干部。结果，郎小孩告饶说得好：“我学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事的是会计师的审计评估，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没有人敢像中国这样化公为私，敢像我们这样。”

　　权威批郎，向风车举剑而所向披靡。只是选错了对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定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整个逻辑展开的前提。小平同志的经典语言：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将来富裕了，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更困难。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垃圾桶，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可往里装，而是要驾驭、领导那些不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首先要解决谁领导?为了谁?真共产党领导，真为人民服务，玩真格儿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也绝不是一句空话。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资本主义在台湾也曾有“四小龙”之首的辉煌局面，但逻辑前提是依附美国。共产党人领导13亿中国人民的制度安排，大是大非，大本大源，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后发型国家，不做帝国主义的附庸，又没有当帝国主义的身板，资本主义的路在中国就走不远，走不通。只有共产党人信仰无比坚定，才能领导13亿人民共同富裕。有了我们这样的税收局面，才有可能出现2006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资金3394亿元。2007年3917亿元，还要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395亿元，新型合作医疗101亿元。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些，我们对人民欠账太多。仅举一例，农民有2亿多亩土地为城市化而奉献，这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要素价格呈几何级数增长，其价几何，还是为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

　　世界上农业最成功的美国，也离不开国家的财政补贴。与工业比，农业本来就是弱势产业。没有我们这种财力的迅猛发展，根本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的城市化发展。只有中国式的财力集中，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让中国的弱势群体每年增加1万亿人民币的内需。多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中国的“弱势群体”哪怕种草种树，生态环保型生产，科教文卫服务型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架桥铺路，公共产品型生产，他们生产出的GDP肯定是绿色GDP，他们的消费肯定是资源节约型消费，节能、节水、节电、小户型居住。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技能型教育。他们的内需上去了，中国经济畸形外向的病态才能够改变。伟大的复兴计划，只有靠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并使用另一手，国家集中财力，计划大力推动。只靠市场经济，在中国解决不了充分就业问题，相反，大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2500万人要在今年就业，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1200万人，光毕业的大学生就有500万!上海大学生就业工资是全国最高的，也只有1000~2000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坦言，2007年新增求职人员2400万人，将有一半“新人”找不到工作。

　　最近，温铁军(专栏)、林毅夫(专栏)撰文认为，劳动力作为过剩生产要素，打工者每年每人给城市提供大约2万元人力资本的贡献，占经济发展的50%　以上。这种比较优势理论，与樊纲近期提出的非民粹主义增长，共同构建了完整的逻辑。当年马克思批判扎伊尔资本带来利润、土地带来地租、劳动带来工资的庸俗经济学。我们也清楚，这种鼓吹资本奴役劳力的庸俗经济学，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可避免，还有用有效。但知道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而乐此不疲地鼓吹这种比较优势、比较成本者，就是资本的奴才了。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许多城市都明确提出：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土地已变成第二财政。“中国的比较优势”对资本具有挡不住的诱惑，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不断鼓吹的比较优势，也是哈耶克的同行口口声声所要的“骗出一个好制度”。

　　超越“左”、“右”，实说实话，人微言轻，藉两首古诗结束。一首是明末陈恭尹的《读秦记》：“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黄石公传张良《素书》而助刘邦成霸业。一首是王渔洋读《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人间不讲人话真话，有情有义的真话反而要藉“鬼狐”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