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

奉系军阀元老——杨宇霆(1886-1929)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凌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杨宇霆出生时，家境已好转。父亲靠劳动起家，认为读书无用，因此反对宇霆上学，后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他上了私塾。
入学后，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他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随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杨宇霆16岁便考中秀才。废科举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和于珍(后任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任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任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也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即步入军界，由排长、连长，很快晋升为军械厂厂长。他治军严谨，军纪严明，任少校教官时，深夜搞紧急集合训练，总能从队列中挑出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放他入内，结果他处罚了哨兵。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我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前嫌，少帅张学良和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第八军军长姜登选、第九军军长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在他赴任前，江苏军阀孙传芳，会办陈调元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以后逐杨作准备。
1925年8月，杨宇霆去江苏任职。他根本想不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孙传芳、陈调元背后捣鬼。郭松龄也趁机拆台，不待请示张作霖，就将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三个步兵团，系奉军精锐)调回冀东，驻江苏的奉军只剩丁喜春一个师，驻南京；邢士廉一个师，驻上海。杨宇霆发现孙、陈掣肘便下令邢士廉师速向镇江靠拢，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向浦口集中北撤。10月16日晚他与陈调元开会中途，谎称身体不适，要到后边洗个澡再接着开会。到了后边，换上便装，让事先已在后门待命的司机陈一恒开车。只身溜出南京，从下关渡江到浦口。
等副官高凤岐等十几个亲随赶到浦口，轮渡已开动，这些人只好乘一只小舢板追到浦口，与杨宇霆一同乘火车北行。陈调元闻讯，急电沿途截击，但杨的专车已过。车到徐州，与事先已在车站等候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一起，平安返回北京，匆匆结束了江苏一行。
1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本战国时期国家实际控制者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大名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痕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六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常蔭槐死後，張學良撫卹其家屬一萬塊大洋，並親執輓聯：
天地鑒余心，
同為流言悲蔡叔；
江山還漢室，
敢因家事罪淮陰
是年6月张作霖被炸身亡后，7月由总参议杨宇霆举荐出任黑龙江省省长。不久被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任为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与杨宇霆来往密切，反对东北易帜，未果。同年1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易帜当日，与杨宇霆公开拒绝参加张学良等东北军政长官与南京政府代表的合影，在公馆拒不悬挂青天白日旗。1929年1月与杨宇霆同被张学良枪决。常荫槐主管铁路交通时，奉东北地方当局指示，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所谓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但常荫槐不为其威胁所动，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除此之外，他还很重视培养铁路人才，成立交通教育监督处，并于锦州创建交通大学，在铁路交通线路上的重要城镇设立扶轮中、小学等。1928年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沆瀣一气，始终反对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合作。杨、常认为蒋介石靠不住，言而无信，易帜后会被蒋吃掉，况且蒋也不见得站住脚，倒不如在东北搞独立。
常荫槐官居要职，以权谋私，与杨宇霆相勾结，阴谋削弱和打击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如有一次，杨、常伙同一起，别有用心地要挟张学良增加拨款来扩充沈阳兵工厂。张学良鉴于东北财政困难，无法筹措，并讲明兵工厂亦应紧缩开支，因而未允。杨宇霆有恃无恐地说：“我有办法，可由铁路收入垫付。”但就在商议此事前不久，张学良因苦于军费开支拮据，曾向常荫槐提出可否由铁路资金中挪用一部分以充军饷，而常当即粗暴地予以拒绝，态度骄横，使张大为难堪。
常荫槐对东北主帅张学良鄙夷蔑视，在其私邸与家人谈话时动辄说：“小六子（张的乳名）少不更事，懂得什么！”更有甚者，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也不尊重，倨傲无礼，目无长官。例如奉军撤离北京时，将京奉路机车及客车悉数开往关外，后阎锡山提出放还车辆，以利交通。张学良已同意放还，然常荫槐却抗命不从，并且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常去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省长之后，所遗北宁路（即原京奉路，东北易帜后改称此名）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两职均未辞去，后者由杨宇霆心腹郑谦代理。尽管张学良再三催促其尽快辞去两处兼职，但他依然揽权不放，拖延去职。
在“杨常事件”发生数日前，常荫槐自黑龙江抵沈面见张学良，要挟张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职务，提出让刘哲（与常私人关系密切）继任，并且手持纸笔，蛮横无礼地胁迫张学良立即批准任命，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张未允。就在“杨常事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赴帅府面晤张学良，促使张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任常为督办，而且声称：除南满路外，将中东路包括在内，一并划归铁路督办公署管辖。张学良当场表示，中东路为中苏共管，事关外交，须从长计议，不应操之过急，免生枝节。然而，杨、常却要求张立即决定，并将事先写好的便条出示与张，迫使其批准签字。张学良推托说：时间已晚，容饭后再议。张复邀请杨、常在帅府共进晚餐，杨、常推说回家用饭。待杨、常饭后归来少顷，便发生了枪毙杨、常的事件。由上诉可见，“杨常事件”之所以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