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9·13事件”之后。这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败露,乘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针对这一突发事件,为了防止“社会帝国主义”的趁火打劫,搞突然袭击,我军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我部按上级指示,组建了前敌指挥部。部队处于战前准备阶段,停止休假,收回外出人员。部队多次搞紧急集合,做到随时拉出去、打得响。“林彪9·13事件”之后,毛主席提出“不当老爷兵”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部队每年都要搞冬季野营拉练。我部按照上级指示,每年都要组织所属部队搞千里野营拉练。部队和机关要全副武装,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踏着积雪,南起山西怀仁,北至集宁走一圈,完成训练科目。有时一天要行军百十里路。 第三次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周恩来总理的不幸逝世,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事件,也是全世界极其震动的事件。为了防止外敌乘机作乱,我军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我部驻防内蒙古地区,主要是保卫北部、中部边疆,防止苏联军队的入侵和捣乱。当时我部刚野营拉练回来,就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师领导紧急到前线看地形,司令部加班加点制作作战方案。部队作好随时拉出去投入战斗的一切准备。直到1月15日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安放到八宝山之后,战备状态开始解除。第四次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之后及粉碎“四人帮”期间。巨星陨落,全国悲哀,全球遗憾。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我部大部分人员都进入了战备坑道和作战阵地。师机关大部分人员都深入到基层连队,以备随时应付国内突发事件和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山头坑道内,睡的是潮湿的被褥;生活在阵地上,吃的是行军锅做的糊味饭。我们一个心眼:不管多么艰苦,要为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时刻准备献身。这次紧急战备时间较长。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欢呼和庆祝。我们则坚守阵地,紧张地进行战备工作,严防敌人搞突然袭击第五次是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当时苏联和越南打得火热,形成对我合围之势。这场战争,是我国为了反击越南当局的排华活动和越军在中越边境的骚扰,也是为了打破合围,教训“小霸王”的行动。当时南战北紧。我部在北线,虽没有直接投入战斗,但为了严防苏联对我“釜底抽薪”,背后插刀,我们紧急战备,严阵以待。我部改善了装备,增编了迫击炮连,机枪连;各班都配置了40火箭筒。并加紧了打击苏军坦克群的训练。当时正值我国春节期间,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安乐,我们军人却处于紧急战备状态。
第六次是1984年4月28日打响的收复老山的对越自卫反击之后。反击战打响后,我部地处北部边疆,仍然是南战北紧的状态。我部按照上级指示,很快进入战备状态。部队指战员人人磨拳擦掌,写决心书和请战书,要求奔赴前线,卫国杀敌。当时,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分三包,一包寄家,一包留队,一包带到前线。但我部的主要任务还是应付苏军可能对我的突然袭击,还是加紧国防施工和打苏军坦克的训练。要求全体指战员都要在短期内学会俄语和蒙语的对敌喊话。我们知道苏军坦克厉害,但我们不怕,我们有准备,决心以“肉磨子”应对敌人,拖住敌人,阻止敌人的第一个浪潮。以待战略部队全歼入侵之敌。我们的紧急战备,有力地支援了南线战斗。
第七次是1989年我国北京动乱期间。这期间,部队虽没有大张旗鼓地搞紧急战备,但总的精神是内紧外松。外表上,部队秩序正常;实际内部紧张地进行作战准备。主要是防止外敌趁国内动乱入侵我边界。我们严密注视苏军动态,严正以待,以防不测。同时,抽调部分人员组成小分队,参加了北京的制止动乱行动。当时,组织上已经确定我转业,我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行动。
注: 此文发表于2007年3月26日《孝义风采》第二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文学创作
启 明 星
(报告文学)
初冬的凌晨,嘹亮的军号响彻了军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站在跑操队伍的前列,远远地看见闪烁的启明星,高挂在大地东方的上空。他是那样地和蔼和慈祥,我顿时感到温暖和亲切。哦,她不就是前些时候离开人间的段玉兰妈妈么。
(一)
我认识段妈妈八年多的时间。认识她之前,我曾经几次去太原,从我嫂子言谈话语中听到过她的名字和她的一些情况。因为她家老周是嫂子单位的领导,嫂子常去请示工作,对她的情况也就了解一些。当时我尽管还没有见过她的面,但知道她从小参加革命,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段妈妈1923年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山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当时,军阀混战,洒下人间都是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她刚刚懂事时,又是日本鬼子的铁蹄野蛮践踏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团结抗日,开辟了沁源革命根据地。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懂得了谁是敌人,谁是亲人。在抗日组织的影响下,她十一岁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十五岁就参加了支前妇联会。二十一岁就参加了抗日工作队。由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奋斗,积极工作,1946年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着解放省府,进驻太原,参加了城市的妇女工作。后来,她被分配到市商业先进单位——南五一粮店工作。她同时也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我是1973年6月才见到段妈妈的。那时,部队在大同。我因公出差去太原,住在哥哥家。哥哥知道我难得回来一次,提出顺便把我个人的事办了。他提出要给我介绍段妈妈的大女儿小花做朋友。并和嫂子商量好星期天领我去见面。 听说给我介绍段妈妈的女儿,我心里倒是高兴的。我想,段妈妈这个老革命熏陶出来的女儿也一定错不了。去认识女朋友,同时也可以拜访一位久已仰慕的老同志。
星期天中午,我们提早吃了午饭,嫂子领着我,骑自行车直奔段妈妈家。我们穿过五一广场,顺着五一路向北,拐到小东门,进了一个小院。我估计就该到了。
一进门,没见小花,只见一位干部打扮的中年妇女忙着做饭。她一见我们来,热情让座、泡茶。嫂子给我介绍说,这是段婶娘。段妈妈听到嫂子的介绍,看我身着军装,知道是相亲的女婿。她微笑着对我说:“小伙,快坐。小花领着姊妹们看电影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段妈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是在风尘仆仆的革命历程中奋斗过来的。他刚进五十,头发已经有一半灰白。她的眉额和眼角处一道道皱纹也都显了出来。容貌虽似衰老,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很精神的。我们刚喝了一杯水,她就给端来了饭。我说已经吃过了。她显出不乐意的样子,说:“什么吃过了。不要客气。过去战争年代,八路军和工作队的同志经常在家里吃饭。你这八路军的接班人,可不能丢了这个传统。军民是一家人啊。”我推托不过,只好端起碗来。
她见我吃开了饭,也高兴地拉开了话匣子。她讲到,过去战争年代,凭着年轻、热情,精力充沛地为党工作着。既要走家串户发动妇女抢做衣服和鞋袜,支援前线;又要想方设法照顾好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有时忙得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有时要熬通宵达旦。她对工作从来不马虎。有一次,收来的军鞋,鞋里面疙疙瘩瘩不平展。她想到,鞋不舒服,同志们穿了怎能追赶逃跑的敌人。她组织了几个女友,加了几个夜班,把鞋都整了一遍,才送到前线。她在困难面前,也从来不退缩。一次,伤病员的药供应不及时,有位十五六岁的小通信员伤口化脓,感染严重。她看着这位小弟弟难受的样子,找了当地老人讨了药方,翻山越岭采集了中药,敷到伤口,治好伤痛。
说到这儿,段妈妈收住了话题,带着埋怨自己的口气说:“你看我没油水的,说这些干啥。我是见了解放军就想说八路军的事。”说着,她用筷子把盘子里的炒鸡蛋夹到我们碗里。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只顾听段妈妈说话,忘吃饭了。
(二)
吃过饭,嫂子帮段妈妈收拾餐具,我却被墙上挂着的一幅小像片吸引住了。“怎么她家里挂着邓小平同志的像?”我还来不及想好多,就被段妈妈“咯咯”的笑声打断了。“你把这像当成谁了?他是我二哥。初次来我家的人,总把他当成是邓总书记了。”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提高嗓音说:“唉,要真有他的像,我也敢挂,怕咋的。人家又不是林彪那样的人。”听了她的话,我心里一怔:段妈妈真是个襟怀坦白,旗帜鲜明的人哪。看起来,她脑子里装的“政治”还不少呢。因为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解放出来。我倒想听一听她的见解。
段妈妈就从她二哥说起,谈了她姊妹们的一些情况。她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老五年龄小,其他几个从小就都参加革命了。特别是老二,参加革命后,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为了纪念他,学习他,才专门放大一张像,挂在家里。连她老周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她老五也是解放军的营职干部。我听了对段妈妈的家庭情况,产生了羡慕之感:段妈妈的一家真不愧是革命的家庭,不愧是沁源老革命根据地培养出来的新型家庭。
关于段妈妈的政治见解,当时我很想问一句,但后来他家小花她们看电影都回来了。段妈妈见有人陪我说话了,她也就干别的事去了。此后,还是小花给我说了段妈妈的一些情况。
段妈妈对林彪印象不好。她说:“林彪鹰沟鼻子、扫帚眉,一看就不好。”1971年林彪自取灭亡后,段妈妈十分高兴,在全家办的酒席上,她破天荒地和一家人干了一杯酒,表示庆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乱揪斗老干部,要段妈妈揭发批判。段妈妈说:“我见过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见过这样的胡来。”有人见她一不揭二不批,说她是刘邓的“保皇派”,是“黑修养”培养出来的“假党员。”段妈妈气愤地对那伙人说:真金不怕火炼,老子不怕你们胡言。有一次,段妈妈下班回家,路过大街,见有三四个年轻人因抢解放军的武器未得逞,贴大字报骂“黄狗子”、“保皇军”,要揪出“军内一小撮。”段妈妈挺身而出,和他们展开了辩论。直说得一伙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下不了台。有两个坏小子,见对付不了“老太婆”,叉腰挥拳想使坏。幸好有人及时给家里人报信,才把她拉回来,免遭了坏人的暗算。
段妈妈原则性是很强的。凡是正确的东西,她总是一丝不苟地坚持。1967年初,有一个原先和她在一块工作过的女同志,因丈夫是某单位的第一把手,被所谓“造反派”打成“当权派”,受到牵连,被抢劫和抄家,赶出门外,无处安身。段妈妈知道此事后,亲自把她一家接到自己家里,安排好吃住,两家十四五口人挤在一起度日。当时,有人开玩笑地说:“老段,你怎么是反其道而行之?人家搞斗批,你却搞包庇,小心你的狗头。”段妈妈也风趣地说:“苍天有眼,不会冤枉好人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看他们敢怎样?”后来,那伙“造反派”垮了台,段妈妈带着轻蔑的口气说:“我说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吧。”“四人帮”垮台后,段妈妈还是那句老话。
段妈妈的正义感是令人钦佩的。她对“左”倾思想的危害感受至深,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耽着心。我记得,在中央六中全会召开前,她曾问我,怎样看待社会上一些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我说这是严肃和慎重的问题,一定要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和最大利益着眼,才能有个正确的评价。社会上一股“全面否定”的风头,迟早不得人心。段妈妈听了会意地点点头,夸奖说:“还是俺小张有脑子。”党的六中全会召开后,段妈妈坚决拥护中央决议,拥护中央组织调整,拥护中央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她告诉我们姊妹们要好好学习决议,牢牢记住邓副主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三)
段妈妈的生活作风是清贫、朴素的。说起来有几件事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那是1974年的深秋,我和小花经过一年多的了解,决定要结合了。部队领导也同意我们的打算。可是结合的一切准备还是“二加三等于五”(无)。当时结婚都讲阔气,什么立柜、沙发、钢管床;电视、音响加三转(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可咱除了俩人外,只有一间近二十平方米的简易平房。
一次,我和段妈妈说起“准备”的事,我说有点“犯愁。”段妈妈安慰地说:“哎,办喜事有什么愁犯的。谁能一口吃个大胖子,哪能一结婚就什么都有了”。接着,她又给我说起她的事:“我和你叔那阵,刚解放,城里有什么,还不就是只有一间房子。没有床,就盘起老家那样的土炕。进城二十五年了,家里就是增加了六口人,还有什么?”段妈妈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家里的摆设。确实是这样。家里除了小花上班后赶时髦,找人做了个单门立柜外,别的都是用废包装箱板钉的衣箱,上面涂了些油漆。一家人睡的还是一丈四尺长的大土炕,炕上铺着炕席。段妈妈说到土炕时,逗笑地说;“人们说现在睡土炕,土里八气。什么土气?比过去洋多了。”说得我也笑了。这一笑,我的“愁”也烟消云散了。
段妈妈一方面要我们不追求阔气, 一方面又和老周叔积极地帮我们筹备。并亲自给选定了完婚的“大顺”日子。喜事虽然办得简单,但是大方的。小花也很满意。后来,段妈妈在追叙这次办事时,还给我说了当时的情况。她在当时是顶了很大的压力的。有人劝说,小花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姑娘,小花出嫁时一定要大摆宴席,大闹一番,做个好样子。老大搞得马虎,以后姑娘还怎么嫁?段妈妈对她们说:“我们不赶那个时髦,俺小花是会做好样子的。”说到这儿,段妈妈对我说:“小张,你是党员,我老俩口也是党员,咱们不是摆不起排场,是说不能带头搞铺张浪费啊。”段妈妈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段妈妈确实比我们想得高,看的远啊。
段妈妈在家是“管家”。在平常的生活中,她总是带头勤俭的。她带的手表是小花结婚后换下来的,已经很旧的“青岛”牌机械表。她带的老花眼镜,也差不多有十年了,镜腿也活动了,镜片也发了污。她穿的衣服更没有一件“港”式的。最好的是过年穿的的确良衣服了。
家庭的各种开支, 段妈妈也抠得很紧。听小花说,她姊妹们要花钱时,段妈妈都让记上账。有时发现谁大手大脚,段妈妈就责备说:“你们到农村看看去,好家户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拿一个钱买东西,非得把钱攥出汗来才放手。”说实在的,段妈妈和老周爸爸两人工作,当时工资才“三翻手”,一百五十多元啊。在城市养活一家八口人,也是够劲的。加上姑娘多,免不了花花绿绿爱打扮,略一开销,就出现“赤”字。可是,段妈妈对于自己家的困难,从来不向组织伸手。单位研究救济金,段妈妈总是先提出别人的困难,先解决别人的问题。
1979年国家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级别。老周爸爸因单位一些领导工作的差错,没给调上。段妈妈知道后,劝说:“没调就没调,有多少钱够花的。精打细算,和人家过一样,咱手紧点就有了。”老周爸爸平常喜爱听广播电台播放的山西梆子。凡是在家休息,他总爱抱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新闻和山西梆子。有人看见收音机外壳都碰掉好几块,给他出主意,买个落地收音机,既大方,又听起来得劲。段妈妈听到后,以说服的语气与老头子商量:“再委屈你几年吧。等咱经济宽余了,我给你买上一台。可现在只好将旧了。”后来,她和爸爸找朋友做了个小木头盒子,把收音机外壳修好,照旧使用。
有一次,我探亲回到太原,小花上班去了。我和孩子在家。段妈妈见我手头也没别的事,就叫我和她拿细白绳子穿竹帘子。我看见破旧的帘子说:“破成这样子,修它干啥,吐故了算了。”段妈妈带着严肃的目光看了看我,但又恳切地说:“你没听人家说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帘子已经挂了十年了。老古董了,舍不得扔了,修补一下可以继续用啊。”接着,她指着刚穿好的一道说:“你看,这和新的有什么两样。”我看着新穿好的帘子,听着段妈妈的教诲,回味着自己刚才说得话,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
(四)
段妈妈主持家务是能手,对待工作也是好样的。凡是和她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这样说:“老段是咱革命队伍里的一匹‘骆驼’。不管给她什么担子,她都能担起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给她担子,她都能担着走。
进城三十年来,她当干部,又当职工;坐机关,又站“门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在追忆她时说的,“玉兰是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拧在那里就在那里使劲,不愧是党的好女儿!”
段妈妈一心想工作,从来把自己的得失置之度外。有一次,她在上班的路上,不慎被自行车撞伤筋骨。我和小花背着她送进骨科医院。因小花工作忙,不能陪床。我们就到她那个单位反映,想让单位派人陪床。事后,她知道了此事,批评我们说,怎么能因为个人的伤痛影响单位的工作。她反复解释说:南五一粮店是先进单位,又是昼夜服务店,人员少,工作忙,咱出不上力,就添忙了,再抽人,不是忙上加忙吗?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看她时,她还是这些话。人们只好依了她。俗话说,筋骨动痛一百天。段妈妈惦记工作,住院刚一个月,腿脚刚能活动点,就要求出院。治疗还没过五十天,就要求上班了。
平常,什么伤风感冒,对于段妈妈根本不算病。我好几次见她拿着药片去上班。有一年,她突然得了急性肝炎。人们说,这种病是“馋” 、“懒”病。意思说,得了这种病,就要吃好休息好。段妈妈没有因为这个病就躺倒不干,而是积极配合治疗。病刚好,正在恢复健康,她就要求领导给她分配工作。
段妈妈退休以后,还强烈要求组织上分配她做工作。街道居委会的工作又杂又乱,组织上让她参加居委领导,她二话没说就干起来。后来,她的肝病突然复发,而且日见其恶化。在疾病的威胁下,她没有倒下,而是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她一面坚持工作,一面吃中药,配合治疗,加强锻炼。每天一早一晚,她都坚持散步、长跑。她还想的是工作,设想了一套措施和方案,要响应胡耀邦同志的号召,把街道“五讲四美”活动开展起来,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在街道盛开。等她恢复健康即付诸实施。但是,大自然太不公平了,经几个医院综合诊断,段妈妈的肝病为癌症晚期。
段妈妈预感到自己的病况不好,对工作岗位更加留恋了。她更加振奋了精神,热情地工作着。
在她去世的两个月前,医生让她住院治疗。她半开玩笑地说:“让我离开工作?病不死,也要憋死的。我就是倒在工作岗位上也不住院。”她硬是一边工作,一边治疗。
在她去世的一个月前,正是建国三十二周年纪念日。为了干干净净欢度国庆,她贯彻上级精神,组织街道职工家属清扫卫生,整理环境。为了让大家过好节日,她主动要求国庆值班。
在她去世的十天前,街道职工闹纠纷,吵架不和。她主动做好团结工作,要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体贴。解开了疙瘩,拆除了隔心墙,架起了连心桥。
在她去世的一个星期前,老周爸爸和小花姊妹们为照顾她,请假没去上班。她一再讲,留下一个人照顾,其他人都上班去,不要影响工作。
在她去世的五天前,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段妈妈仍然想到的是人民,心里惟独没有她自己。她再三嘱咐亲人:如需要和可能,可以把自己送到有关研究部门,通过解剖自己,找到治疗的要方,挽救同样不治之症的受难者。
段妈妈离去时,我不在跟前。我从千里迢迢的祖国北部边疆,返回来,参加了段妈妈的葬礼。我怀着悲痛的心情,细听着段妈妈单位领导、同志、亲人对她的追忆。我仿佛感到段妈妈没有离开我们。
一串串纸钱迎风飞舞,象一朵朵玉兰花盛开在人们的心窝。段妈妈没有死,她与日月同在,与天地共辉。
整齐的队伍,坚定的步伐。想到段妈妈,我对党的事业更加充满了信心。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应该怎样生活和战斗。
注: 此文创作于1982年2月,经过前妻周春英的修改。 战 友
(小小说)
军党委纪委专职副书记包连启同志,新到职第三天就碰到了蹩脚的事。
这天上午,包书记刚坐到办公桌前,纪律检查员小黄就把一封揭发信和对被揭发人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呈给他阅。他打开夹子,习惯地先看了信封,信封上没贴邮票,没有邮章;信封中央竖写着“纪委专职副书记 启”几个字,发信地址写的是“内详”。信也是竖写的。他看过信封,微微出声地念着信的题目:“揭发倒卖银元,购买走私商品者——军直通讯营一连副连长郝变生”。当念到“变生”两个字的时候,包书记猛地一楞:郝变生不是老战友郝德胜的儿子吗?变生身为党员、干部、副军长的儿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郝德胜是同乡,又是同一年的兵,同一批提拔的干部,是多年相处的战友。就为战友负责,也要管好这件事。
念完题目,包连启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一口气看完了信的全文。信的落款没有写姓名,只写着“共产党员”四个字,“党”字是老写体。包连启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从“没有邮章”判断出是本部来信,不是远方来信;从信封上“启”字和“党”字的老写体及竖写信的特点,一眼就看出写信人肯定不是年轻的战士,而是一位老同志、老党员。
包连启看了揭发信,又仔细地看了小黄亲自调查整理的郝变生问题的材料。从材料看,对变生问题的揭发都是真实的、可信的。看完这些材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把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上,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他顺手点了一支香烟,一口接一口地抽起来。
包连启一面抽烟,一面又把揭发信看了一遍,反复思索着。他觉得信的字迹好象有点眼熟,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到过;越眼熟越想再看一遍。他不知道写信人是谁,但很钦佩写信人的这种精神,很欣赏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因为一方面,这名“共产党员”敢于太岁头上动土,敢于告副军长郝德胜的宝贝儿子的状,在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上,正是需要这样敢于正视问题,揭发问题的同志;另一方面,信中反映的郝变生的问题,在青年发生的问题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当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在通过各种渠道侵蚀着青年的思想;特别是有一些领导干部溺爱孩子,孩子又依仗父母有一定的职权,自持无恐,违法乱纪。通过对郝变生的问题的处理,也是对这类歪风的一次打击。
包连启同志遇见违反原则的事,好象猎手见了猎物一样眼红,他总要追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这种“认真”的态度是他的老习惯了。他一九五一年入伍,参加工作三十年来,一贯钉是钉、铆是铆;秉公办事,不循私情;对不正之风铁面无私,刚直不阿,坚决斗争。群众送给他外号,叫“包公”。他老伴也常开玩笑地叫他“老包头”。他总是乐呵呵地说:“老包就老包,反正搞歪门邪道的,咱包准不发给通行证。”
老包当团政委时,不滥用职权谋私利。外甥小范,在团属步兵连当兵。机关的同志出于照顾,把小范列为干部苗子,准备提干。他从侧面了解了小范的情况,并根据实际表现,取消了培养干部苗子的资格。
他老伴随军后一直在家属工厂干临时工。有一段时间,地方政府给了一批转正指标,专门解决一部分适龄家属的工作问题。有人出点子,让他把家属的年龄改小点,好转正式工。他摇摇头解释说:“党和国家关怀咱,咱绝不能干作假的事。”
包连启,亲眷之情化不了,金钱财物买不倒。他当师副政委时,党委让他分管营建。他物资、经费常过手,近水楼台不得月。有一次,一个从外地来的人跑业务推销水龙头。营建正需要这种货。他亲自看了货,感到质量不行。当时那个人为了推销劣货,说了声“好说”,顺手从小黑提包里掏出两块日本西铁城昆表,就往他手里塞。他一看,简直是就着麻花吃猪油——腻透了。一边摆手,一边气愤地说:“你看错人了,不要来这一套。”那人挨了一顿批评,碰了壁,灰溜溜地走了。
老包执行《准则》,秉公办事,军和军区都通报表扬过。因此,军里增设纪委专门机构时,军机关的同志们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在政治学院结业前,军党委就写了报告,提拔他担任正师职党委纪委专职副书记。
包书记面对郝变生的问题,一样抱着“认真”态度,不马虎,不含糊,不糊涂。他既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对解决问题充满信心。
郝变生从入伍到提干,一直在包连启的那个师。小郝刚入伍时,虽然是干部子弟,但本人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能够刻苦学习革命理论,积极主动参加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磨练。小郝提干,是经过全连干部战士评议后一致推荐的。提干后,仍能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包连启曾经还把小郝作为干部子弟成长的楷模宣传给其他新提升的干部。平常,包连启对小郝管理也严格,既热情鼓励他发扬成绩,又严肃批评他的“优越感”。当时,小郝还是能够接受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包连启同志住校以后,部队精减整编,小郝被调到了军直通讯营一连。
包连启联系住校一年多时间,从小郝来信暴露出来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害怕艰苦,追求安逸的思想,判断出郝变生调到新单位后,放松了思想改造。根据小郝平常的表现,包连启分析认为,一是初犯,二是原先思想基础较好,相信经过批评教育会很快转变过来。此外,包连启还想到一个帮手。包艳梅是军机关卫生所党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和包连启一个脾气。她也是变生的同学、战友,也会帮助变生走正道的。因此,老包对于解决小郝本身的问题没有多少顾虑,他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的。
在包连启头脑中想的最多的是他的战友副军长郝德胜。其一,小郝的行为是否事先经郝德胜同意的;其二,处理小郝的问题,郝德胜会不会插手、说情。
包连启凭着他对郝副军长的了解,对“其一”很快就作了否定的回答。郝德胜那种防微杜渐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包连启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郝副军长家里的电视机天线杆被风吹断,砸坏了两根天线管子。他让变生到城里捎个新的。变生走了个捷径,找维修所的技师,用公家备用的管子给配好。他了解到配件是军用的电讯器材,当即把变生训了一顿,催变生到通讯部门按价付了款。还有一次,后勤生产处王助理员带车到煤矿送货,顺路给郝副军长拉了一车块煤,只收了煤钱。事后郝副军长一算,感到钱款不对,没给汽油钱,随即按返回的里程,付了车公里费。包连启想到这些,感到郝副军长连一根天线管、一滴汽油的便宜也不沾,哪会放话让变生干那种事情呢?
包连启最不敢保险的是“其二”,他总担心处理郝变生的问题,郝副军长会帮倒忙。 郝变生是郝德胜的独苗苗。郝德胜有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孩。为了要个小子,变生没出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想变个女孩为小子。变生小时,郝德胜虽然注意教养,有时也娇惯。特别是变生的母亲,教不足,娇有余。郝德胜会不会在这一点上被老伴的“枕边风”吹得丧失了原则,变为包庇者。处理变生的问题,会不会像剜他心上的肉一样难?他会不会说出“不看僧面看佛面”、“家丑不可外扬”等话软化你?会不会说“这个战友没有人性”“六亲不认”刺激你?会不会摆出“首长”的架子,官大一级压死人?如此等等,包连启并不是害怕,而是想到,处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这也和打仗一样,要充分估计到可能发生的情况,知己知彼。要有敢于解决问题的“勇”,还要有会解决问题的“谋”。真还要有《潘杨讼》里的寇准精神。 包连启同志考虑了好多“大义灭亲”的历史典故,好对付一旦插手、阻止、说情的副军长。从包连启内心里讲,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场面,不希望出现站在自己对立面的战友。为了避免这个,他决计来个“先发制人”。先找郝副军长探探虚实,把工作做到前头,好让他站在党的原则立场,模范地执行《准则》。
晚上八点多钟,包连启坐在宿舍的写字台前,在台灯下,打开放有揭发信的文件夹,继续思考一些问题。他刚刚拿起笔来想写点什么,忽然,急促的电话铃响起来。他一把拿起话筒,刚问了声“谁呀?”对方就听出是包连启的声音。“老包,我是老郝。忙什么了,没事来我这儿一趟,咱们聊聊。”
真是那壶不开偏提那壶。郝副军长突如其来的电话,给了包连启一个突然袭击。他心里很犹豫,真是沙滩行船,进退两难。不过他还是应承了“马上就去”。心想:我还没找你,你倒找上门来了。也好,咱就来个“边关排宴”,看谁说服了谁。他放下电话筒,把信件、材料放到卷宗里,拿了手电就出了门。郝德胜和包连启虽说都在一个军部大院,还是有一段距离。他一边走,一边还要用这段时间考虑考虑郝副军长“插手”的问题。
其实,郝德胜对于变生的问题,早在包连启收到揭发信之前就插手了。
当年八月,变生的母亲提出让变生到广东看望姨妈。因为变生刚出世时,奶不足,还是靠吃姨妈的奶长大的。郝德胜也同意变生去一趟。变生请了二十天的探亲假。临去时,家里给带了礼物和路费,还带了二百元的零花钱。变生的母亲还特意嘱咐:“什么不买,也要给没过门的媳妇买一块手表。”变生探亲结束,满载而归。除了带回一块日本“双塔牌”昆表外,还带回一部价值四百多元的录音机,他手上戴的上海表也换成了“小英格”。
变生的母亲拿着昆表只顾乐。郝德胜看到儿子带回来的这些东西,头脑里就打了个大问号。他问小生,东西是哪儿来的。回答是“姨妈给买的”。德胜知道妻妹的经济情况,不太相信小生的话。写信去问,回信是“没给买东西,只给了一百元钱。”郝德胜算来算去,算不清三百元钱怎能买这么些东西。他抠住变生,打破沙锅问到底。变生知道他爸爸的脾气,只好说了实话。
郝德胜听说儿子倒卖银元,从中获利,又购买走私商品,知道这是违犯了党纪国法,指住鼻子骂开了变生。变生的母亲走过来解围,恳求地说:“儿子以后不干还不行?有什么过不去的。”郝德胜把手一挥,冲着老伴说:“这是什么话。你就会荞麦面打浆糊——根本不粘。什么下不为例,一次也不能这样做。”接着对变生说:“你也是组织内的人了,想通了向党组织坦白去。我是要把你交给组织处理的。”说完,就给纪办室写了“揭发信”。
信发走后,郝德胜又觉得不放心。他想:老包是自己的战友,又是变生的干爸,虽然他是有名的“包公”,但是这次处理变生的问题还能不能坚持秉公办事?会不会因为战友和同乡的关系照顾我的名誉而大事化小?会不会因为处理起军一级子弟的问题而缩手缩脚,对问题不了了之?想到这些,郝德胜觉得应该当面向包连启表明态度,同时,说服包连启跳出战友的小圈圈,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基于这一点,他才下决心让包连启来一趟,说说小生的问题。
郝德胜打过电话后,就到门口等包连启。浮云遮住了月亮,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从包连启宿舍来这边的路上,有一个人打着手电,低着头,一步一晃地走过来。从行人的身影,他断定是包连启,而且判断出是在为小生的问题作难。
郝副军长办事历来喜欢干脆利落,直来直去,人们说他是枪膛里的子弹——不会拐弯。这时候,他看到包连启走过来的情景,倒使他吸了一口冷气。他想,看来说服战友老包还不能“暴火炒豆子”,得逐步使他进入情况,因势利导,凉水泡茶——慢慢来啊。想到这儿,他一转身进了屋子,先吆喝老伴泡两杯龙井。然后,拿出一付象棋,在沙发茶几上自己摆起来。
刚刚摆好,包连启就进了家。郝德胜见了,迎上来和他握手,高兴地说:“来,老包,棋逢对手,老长时间没有对阵了,先干两盘。”
说实在的,包连启在五种棋(军棋、跳棋、围棋、象棋、克朗棋)里,最喜欢来象棋。以前,他在师里工作,每次来军开会,凡有机会,总要到郝副军长这儿会叙谈一阵,来上两盘棋。这时候他倒感到兴趣不怎么浓了。但他看到副军长亲自摆好棋子挑战,还是应了战。心里说:副军长,老头子了,脸皮还挺薄。说情就说情,不开门见山,还搞弯弯绕。好!你绕我也绕,咱先将你一“军”。
两个战友,一对棋手,虽说在下棋,心里却各打主意。郝德胜一边走棋子,嘴里一边叨叨着:“老包,你可小心马后炮。”说着,把“炮”放到当头,接着就用“马”。包连启最善于用“车”。他的“车”三串两串就串到对方的阵地上,其中一个“车”死死地压着对方的“马”。
不知怎么走的,郝德胜突然形成了“马后炮”的阵势,把对方将死了。高兴地叫起来:“怎么样,马后炮厉害吧!”接着引申开说:“你要接受教训喽!否则,当心我的马后炮,告你贪赃枉法,徇私情。”
包连启一时精力不集中,还没弄清“马后炮”怎么将了自己。仔细看棋时,自己的“车”早就将了对方的“军”了。他也哈哈地笑起来,边笑边说:“我早就兵临城下了,你快投降吧!”
郝副军长的爱人见战友俩下了一盘棋都乐了,赶忙又给把茶斟上。包连启一边品着芳香扑鼻的浓茶,一边以探听的口气问副军长:“小生的事你知道了?”郝德胜收住了笑容,严肃地说:“他都给说了。”接着,一五一十地给包连启反映了郝变生倒卖银元的问题。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连启,可别小看了小生的问题。这小子一年多来变得有点邪了。你可不能包庇他。要通过处理这个问题,教育挽救他本人,也教育部队的年轻人。” “是要严肃处理的。”包连启接着副军长的话茬说。随即,他讲了有一个省直辖市警备区领导干部的几个孩子,复制和传播黄色录象,影响社会治安,不但领导干部本人不管,当司法部门处理时,还包庇、袒护、说情。说到这儿,包主任有点激动了,声音有点颤抖,但嗓门提高了:“不能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啊!职权不是特权。往往有的人跳不过这个坎来,把党风给败坏了。” 俩战友越说越对劲,越谈话越长。不知不觉谈了近三个多小时。郝德胜和包连启,见不是他们原先估计的那样,都放下了心。郝德胜一个劲地让他喝茶、抽烟。包连启从言谈话语中明白了副军长在小生问题上的态度,也没有二话,保了险。他看了看手表,正好时、分、秒针都走到了一起。“行了,喝好了,玩好了,也谈好了。”包连启边说边站起来。这时候才发现郝副军长宿舍里又增加了一副条幅,上面竖写着“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落款是郝德胜,“党”字也是老写体。
郝德胜见包连启盯着这张条幅,忙解释说:“鄙人所写,功夫不深,只供鞭策,不得欣赏。”包连启转过脸来,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位为部队建设操碎了心的老战友,心里更加明朗了。
中秋明月高挂在天空,仿佛象一名威武的卫兵,警惕地保卫着人民的安乐和幸福。包连启道别了副军长和嫂子,借着洁白的月光,回到了自己的家。他没有一点困意,仍然坐到写字台前,重新打开揭发信的卷宗。然后从“松鹰”牌笔筒里拿了一支蓝色绘图蘸笔,在核实材料的第一页上端无字处,批写了“责令郝变生同志停职反醒,交待问题。包连启。十月十三日”。他看着这几个刚劲有力的字,对着明月满意地笑了。(完) 注:此文开始拟题是《亲家》,后改为《战友》,创作于1981年。 我心中的花(诗)
我心中的花
不是最美的花
却是真正的花
人们都爱拿你比
把你夸
天真丽质
质朴芬芳
春花秋实
意气风发
我心中的花
是梅花
你意志坚骨头硬
不怕霜打雪压
觉醒早
报舂晓
敢把寒气化
待到山花浪漫
笑影传天下
我心中的花
是枣花
你小巧倔强性耿直
扑实无华
贫贱不移
百花丛中不争艳
荆棘之下显泼辣
不被颂扬观赏
常和亲人牵挂 我心中的花 是莲花
你纯真宁静
玉洁冰清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娇
虽漂流水面
赤子之心牢系根
行芳志洁要数她
我心中的花
不是最美的花
却是真正的花
风雨经得住
野火烧不化
深情藏沃土
蓓蕾含春色
万花集处
风景这边最佳
注:此诗发表于山西省直工委《党的生活》2000年第二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编 部队留影
一 连队照片
(一)刚入伍戴上领章帽徽的照片
(二)入伍年底戴上冬天栽绒帽的照片
(三)在165团参加新闻报道工作会时的照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石家庄师部照片
(一)河北省新乐县1969年采访留影
(二)我母亲和妹子来河北省石家庄看望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 丰镇师部照片
(一)1969年底在丰镇刚穿上四皮的照片
(二)在丰镇170仓库的留影
夜读[陈刚摄于内蒙古丰镇县] (三)在内蒙古地区农村采访(张福请、阎缚臣、姚炳鑫)
(四)在丰镇东留影 (五)难忘的1971年内蒙古兴和县采访
1971年我刚提为干部报道员。我与战士摄影报道员李子昌到内蒙古兴和县采访我部支左小组负责人赵鹤安。我与县宣传部门的叫王玉明的干事采写了人物通讯《刻苦地学习 努力地工作》。后来此稿被国家新华社以《认真读书的带头人》为题于1971年6月25日发了通稿。之后,《人民日报》于1971年7月2日略有删节发表在第四版。《内蒙古日报》于1971年6月26日全文在第三版登载。这几张照片是当时的留影。 晨读[李子昌摄于内蒙古兴和县招待所] (六)1970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七)1971年在北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周士庄师部照片
(一)在水峪村的驻地留影
(二)我与报道组战士马炳泉 我在1664部队担任报道组长时与战士报道员马炳泉合写了一篇学习1973年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体会《必须继续努力作战》,刊登在1973年3月7日《河北日报》第三版。马炳泉,河北省阜城县人。这是我们难忘的相处。 (三)野营路过大同云岗 (四)出差在北京(张德泉摄) (五)与报道组庞家尧在北京市十三陵 (六)在阳高县部队学习班 (七)在师部与孝义同乡 (八)在唐山开会 (九)我在206师宣传科 (十)我在206师组织科 (十一)参加北京军区党代会(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