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怆的交响曲：峻工后的三门峡工程和戴上“右派”帽子的黄万里
在不能宽容不同意见的年代，黄万里独自发出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声音，其结果是永远失去对于水利工程的话语权。从此，三门峡成为他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痛，他的生命历程由此发生重大的转向。在尔后40多年的漫漫人生路上，一位水利专家和一项水利工程之间的故事令人荡气回肠，且让我按编年史的方式梳理出相互串联的一幕幕历史场景。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成为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发表《花丛小语》更是授人以柄。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转载了《花丛小语》，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归入另类。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简直是空谷足音：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9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认为黄万里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黄万里“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黄万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46岁的壮年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指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的直言在最高领袖的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何等之深！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同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一开始便被一一验证，设计上的缺陷也一一暴露出来，三门峡开始“付学费” 。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就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而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迅速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一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名副其实的“悬河”。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而把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丧失了用武之地，只好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漂”。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事实正朝着黄万里所担忧的方向一步步地发展着。
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在1962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面对实际情况，国务院让水利部研究三门峡大坝改建问题。
面对此情此景，没有任何人能体会到黄万里备受煎熬的心情。头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他只能空怀绝技而无处施展，他只能在孤独中长吁短叹。常言道：愤怒出诗人，又何况是古典诗词造诣深厚的黄万里呢！此后，他常常把无可名状的怅然若失和痛彻心腑的凄然情绪化为一篇篇语意婉切、意境高远的诗作，这里有他潜孕于思想深处的社会良知，这里有他高悬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有“哀生民之多艰”的士大夫情怀，这里烛照出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我在下面之所以不惜大段摘引黄万里在不同时期感时伤怀的诗作，其原因盖在于此。
1962年8月，“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黄万里写了《念黄河》。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为君身毁灭，其子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块磊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顷，千民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一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端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气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涉水河漕须从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记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年，潼关河床继续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据文献记载，周恩来总理曾经讲，“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但后来很快对此作出纠正，表示之所以这样讲，是鼓励大家大胆设想。于是改建势在必行，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无情的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们期望黄河变清的美梦。
1963年8月，“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时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黄万里又写了《哀黄河》。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枝。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
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
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成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天，黄万里实在坐不住了，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陈明三门峡坝淤积的严重性，信发出的同时并附上述两首诗。
不久，水利部召见黄万里，要他拟出三门峡坝工的改建计划。黄万里昼夜兼程，以60天的时间完成《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真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黄万里难得有一吐为快的愉悦。为此，他在1964年秋日，以《三门峡坝规划拟罢》为题，作诗三首：
策河治工谋算罢，顿时涕泪满衣裳。
却看小女娇憨态，哪识乃翁欣喜心。
两月伏书寻思苦，卅年载籍见功深。
秦川锦绣应无虑，有计拿鳌拯陆沉。
三门谋就拯三秦，谁济艰辛豫鲁民？
渠化招来沿路碱，泥流淤出仰河身。
必开洼泾轻沙落，遂畅尾闾清道伸。
料得后必通情况，解铃岂待系铃人？
黄河淤塞海河闾，泛彼督亢陂泽渔。
客岁抗洪怜失调，他年策划恐艰舒。
广陵散绝还堪惜，古楚狂来莫远疏。
斫却散樗安足道，九州行水复如何？
但事与愿违，黄万里的建议未得采纳，他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之中。
1964年，周总理在两次讲话中谈到三门峡工程。一次是在6月10日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另一次是在12月18日治黄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三门峡水库建设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并立即决定了第一期改建方案：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个“两洞四管”方案被认为是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但他也指出，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作为一个救急方案，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这一年， “文革”爆发。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都被撕为碎片。不久，他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他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无论春夏与秋冬。
1968年，第一期改建刚刚结束，第二次改建就于1969年接踵而至，所有的争论至此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以备将来排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1000万元，又将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泄洪排沙。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以坝身百孔千疮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代价，暂时解决了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1969年，黄万里随清华大学员工下放江西鄱阳湖畔劳动。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被指为特务。此时，已年届６０的他，白天仍头顶烈日劳作于稻田，夜里又连续遭批斗不得安眠，曾多次因中暑晕倒在田边。
1971年秋，鄱阳湖清华大学农场因血吸虫病肆虐致人死命，整个农场停办，学校教师于１９７２年初撤回北京。仍戴着右冠的黄万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门峡基地继续改造，触景生情，乃有词作。他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间。“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是他在三门峡改造期间的真实写照。
叩潼关 调寄虞美人 1972年春
少年驰走潼关道，风日华山好。壮年奉使叩函崤，寻壑经邱，窈窕逐低高。
老来三顾关河杳，九曲黄流绕。秦川渺渺没波涛，万里奔沙、谁与掣蛟鳌！
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周恩来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的“从下游移来的苦难”，悲从中来。1973年夏，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宁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情，黄万里听后泪流满面，有诗记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顾。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黄万里其时仍属“另类”，而他又一如既往地直言三门峡坝工之错、之祸，便也只能“一面俯首听批，一面竟思治黄”了：
江淹才尽冯唐老，哪有雄谋济众生？
未悟庄周飞蝶意，且从列子御风行。
当年郑国徒劳敌，今日曾参诬杀人！
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黄万里因坦陈自己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被揪回清华批斗。但在1973－1976年间，地方上相对稳定，校方在三门峡的领导对黄万里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和支持。他便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6年，黄万里的一颗牙齿脱落，那种离体感觉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多少让他伤感，他竟将这样的一件小事与治河联系在一起，治河在他心中沉甸甸的份量就可想而知了。
《牙落惊老》调寄渔家傲：
牙落始惊身已老，形衰不役心犹矫。
欲治黄河赍志早，空负抱，制鳌有策知音渺。
王景千年擅工巧，长才自古能伸少。
细考其谋何所造，行洼道，分流回注淤沙皎。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2月，他的右派分子帽子终被摘掉，虽然依时间顺序名列清华大学右派分子之末。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万里感到欢欣鼓舞，他由衷地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政策。1979年，他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做讲解。此时，虽不再受责问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重视。
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通知：“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这一纸决定终使其政治及工资待遇恢复到20多年前。
在1980年代，７０高龄的黄万里先生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问题，在科学上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写出或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文章。
在1990年代，黄万里先生不仅完成了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多篇论述，而且对长江三峡卵石输移量和三峡高坝的可行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并向国家决策部门反映意见，表现出一个老科学家崇高的敬业精神。
这一时期，三门峡水库和渭河两岸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近来年，有专家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河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净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河床高程1996年达328.6m，比建库前抬高5.2m，潼关河床的过水断面现在只有建库前的1/3左右。因此建议进一步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增大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解决潼关以上库区继续淤积和洪涝灾害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29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十几次迁移，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整个三门峡造成的损失有人估算不下百亿元。
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2002年9月6日，水利部长汪恕诚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听取中国工程院“降低潼关高程可行性研究”项目组的汇报。汪最后表示：是否通过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运用进行降低潼关高程，需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水利部要安排一组课题研究，以加强政府推动。他对三门峡水库问题的意见如下：
关于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问题，我的基本意见有两条：第一，三门峡水库建设，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违背了水沙自然规律，导致黄河潼关生态系统的破坏，教训是深刻的。三门峡建设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但也要看到三门峡运行43年来，又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如果简单地废除三门峡水库，又会打破现有的平衡，可能造成新的危害。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 第二，当前可以把降低潼关高程2米作为工作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综合治理、重点突破的方法，例如减少来沙、裁弯取直、河道整治等，当然改变三门峡运用方式，降低运行水位也是重要的措施之一。等潼关高程降低后，再视情况确定新治理目标。
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历史过错似乎已经无可辩驳。然而，一座失败工程近半个世纪的存在，同样可以让周围对它产生深深的依赖。沿岸已经形成依托水库的工农业格局和生态环境链，形成了新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平衡。如果废弃大坝，又将造成巨大损失.。有的专家建议：完全废弃不是最佳选择，应考虑废物利用。
三门峡工程以充满浪漫主义的构思开端，却导致祸国殃民的恶果。回顾它的论证、拍板、上马、失误、改建，以及不断调整运行方式的历史与决策逻辑，关注和反思黄万里为它付出的沉重代价，将凸显出历史科学的价值，这份粗线条的编年史只是提供了一个反思角度，更广泛的史料挖掘工作和更深刻的总结非常必要，尚待相关档案的公开和对此一问题有兴趣的人们。
2003年渭河水灾：拷问三门峡工程的去向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在清华园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7天后辞世。两年后，也是在8月下旬，发生在渭河流域的洪灾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他在40多年前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近几年来许多专家担忧的现象终于出现。大自然的报复来得如此迅速和无情。黄万里未能亲睹这场洪灾，幸耶？不幸耶？很难下断语。我却窃想，平生关注民瘼却受尽人世烦扰的黄老，至少免除了一次痛苦的刺激，他那颗未曾轻松的心灵少受一次摧残，岂非幸事？
2003年8月24日，就在淮河流域的特大洪灾刚刚消歇之际，一场洪灾突然降临陕西渭河流域，由于持续降雨，洪灾持续到10月5日。8月31日开始，渭河下游流域的农民，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56万人受灾，近20万农民只身逃出。大量农田、村庄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这是华县、华阴市遭受的自1556年以来最大的灾害。实际上，这次渭河洪峰最高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显然是典型的“小水酿大灾”。造成渭河洪灾的原因固然与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南山支流设防标准不高、渭河防汛管理体制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渭河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归咎于其下游100公里处的三门峡大坝。此时渭河河床抬高了六七米，新的悬河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让渭河两岸的百姓提心吊胆，正印证40多年前黄万里“兴建三门峡大坝必将造成水灾搬家”的一语谶言。
在洪灾悲剧的伤痛声中，社会各界反思深刻，省察得失。专家学者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关于三门峡水库该不该建的大讨论骤然升温。许多人断言：一个大坝的主要功能是防洪、防凌、蓄水、供水、发电，而其主要功能的丧失便意味着大坝的死亡。作为惟一一座成为人民币图案的水电站，三门峡很可能像印着自己影像的第二版人民币五角钱那样退出历史舞台。
有三个人的声音格外引人注目：
一是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三门峡库区考察后公开承认，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在于三门峡水库。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关省市及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作方式专题调研会”。索丽生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17日至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的方案在会上依然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二是80岁高龄的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三是当年三门峡水电站设计方案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工程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的张光斗先生的态度。10月3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发了名为《张光斗抨击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的专题，把洪灾原因的矛头直指三门峡水电站。作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直言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理当废弃，表示：“当时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泥沙可能淤陕西的。”认为三门峡水电站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上游的泥沙流不到黄河下游河道，导致渭河的河床抬高，从而导致渭河一发洪水就冲出堤坝的情况出现。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接着，张光斗在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的专访时，回忆起当年的三门峡修建过程，而且首次在媒体中提到了黄万里。只是他和主持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
曾涛：您觉得您设计的这些和参与的这些大坝当中您觉得有没有认为是就是失败的？
张光斗：三门峡，三门峡是错误的大坝。.......那个时候我提出来三门峡不能修坝，可苏联专家说能修。那有什么办法？
曾涛：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看到很多报纸现在在议论这个事情，那么观点也很多，那么其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就说是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科学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科学的这种良知？但是是不是那个时候即便你坚持良知这个事情仍然会，这个大坝，就是这个图纸您不出，仍然会有人来出？
张光斗：没用。
曾涛：那您觉得就是说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都坚持自己在科学上这样一个观点说真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光斗：那不大容易，后来打成右派了。黄万里打成右派。听懂了？这个也不公平的。我也不赞成，虽然我对黄万里的意见不同意，可是不是政治问题。
主持人：虽然已经是90多岁的人了，在我和张光斗先生的采访和聊天过程当中呢，无论是言谈还是举止他都显得非常地有性格，而且呢特别强调一定要说真话。
一句反问：“那有什么办法？”一个断语：“没用”以及90多岁时“特别强调一定要说真话”，就是我所指的耐人寻味的内容。
在此，还需要补叙张光斗先生10多年前在政协会上的一段发言，据1992年1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载，他是这样说的：“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
三个人的意见都是颇有份量的。此后，三门峡又成了人大、政协会议的一个热点话题。
陕西一些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大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指出造成渭河洪灾的原因主要是渭河潼关高程居高不下，而三门峡水库高水位运行则是造成潼关高程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有的代表举例说，1954年8月，渭河发生了特大洪灾，当时渭河华县段的流量为每秒7760立方米，水位为338米，而去年的洪水灾害，流量最大时不过每秒3750立方米，水位却达到342.76米。根据华县县志记载，渭河每隔三五年流量达到每秒4000立方米都是正常的，而去年的小流量却造成如此大的灾情，这说明高水位是造成灾害的根本原因。为此，他们提交提案和议案，呼吁尽快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以降低潼关高程，或通过第三次改建，并全年敞泄运用，加快渭河流域综合治理，下大力气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甚至有人提出炸掉三门峡水库。
全国“两会”期间，三门峡水库是否应该停蓄水成为代表和委员们频频提起议论的话题。来自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安启元呼吁：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确保黄河安澜。三门峡库区特别是渭南地区灾害频繁，每年损失巨大，威胁到200万沿河民众和10多万返迁移民生命财产安全。而陕西代表团形成的《关于请求国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解决三门峡库区防洪问题的议案》也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他们建议国家采取综合有效措施，加快陕西三门峡库区渭河下游防洪治理步伐，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隐患。
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了《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的议案。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该枢纽运营44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如果简单地让三门峡水库停止蓄水或者大幅度地降低运用水位，势必打破现有的生态平衡，造成无法估量的重大生态灾难，还将引发一系列事关全局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无论出于什么角度，基于何种利益，都没有人再为三门峡工程唱赞歌了。以往肩负着重大政治使命、如今承载着太多舆论压力的三门峡工程还将成为热点话题，因为泥沙仍在淤积，渭河依旧“悬着”，形势依然峻急，历史业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黄万里的远见卓识，但愿依靠人类高超的智慧和不断提升的科技水平，三门峡大坝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
惨痛的教训 深长的启示
面对已经远去而精神长存的黄万里先生，面对依然矗立却形同鸡肋的三门峡工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那纷乱的思绪飞快地跃动，业已逝去的历史让我们无奈，我们只能咽下已经酿就的苦酒。对于今人乃至后人而言，惟有从中汲取教训，省察得失，增长智慧，增强理性，从黄万里的悲剧人生和三门峡工程的尴尬处境中梳理出更多有价值的思想，这段“殷鉴不远”的公案才能发挥更大的历史教益。
那么，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究竟提出了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在哲学的层面上，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掌握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工程曾被赋予浓烈的政治色彩，从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到亲历其事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冀望由此一次性地实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海晏河（历史上‘河’就是指黄河）清”的梦想，满足“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心理需求，以致在善良的动机所汇聚而成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激发出来的主观能动性面前，黄河在水文、泥沙、生态和人类影响活动方面所具有的复杂性被淡化了，自然界内在的客观规律被漠视了。结果，三门峡工程建成之日，就是弊病显现之时，显然，历经40多年沧桑风雨的三门峡工程是一项违背客观规律、为害大于造福的失败工程，善良动机下放大的主观能动性带来的是后患无穷的恶果，并承受着千秋功罪的评说。三门峡大坝上依稀可见的“黄河安澜，国泰民安”依然是一个梦想，它无情地昭示了一个真理：人们只有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二，从政治运作的方式上，它提出了怎样决策、遵循什么样的决策思路和决策程序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决策，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公共工程的决策，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排比得失、趋利避害，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需要断然摒弃一厢情愿、好高骜远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决策更科学，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论证机制，真正做到兼听则明；怎样通过民主的方式防止决策脱离理性的轨道，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凡错误的决策，劳民伤财，贻害无穷，而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形成的正确决策，则产生福祉，利国利民，它来源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正是三门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所严重缺乏的。人们轻信甚至盲从无治沙经验的苏联专家的说法，从遵照最高行政领导和树立形象出发先入为主地论证工程的可行性，工程存在缺陷后又缺乏有力度的纠正。更要命的是，对反对者的忠告置若罔闻，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容反对意见的胸怀，造成了权力对科学的排斥和压制。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国情决定了这样的事情几乎难以避免，这就使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失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给我们留下了活生生的标本。
第三，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少数人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样一个事关民主建设的重大问题。言论自由乃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漠视的。中外科学史的许多事例都反复证明：科学的真理具有独立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之外的属性，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万里的遭遇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判断，这就提醒执政者和社会各界必须重视少数人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异见”，“另类”的声音或许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或对更多可能性的预见。在这种声音面前审时度势慎重行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为地回避、忽略乃至压制这种声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在三峡工程的论证结束之后，有人坦言：在数不胜数的为三峡工程做出贡献的人群中，不该淡忘那些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们，正是由于他们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提出一条条在相关领域有相当分量的反对意见，为决策者们提供了宏大的视角和多维的思路。我们理当为这种对反对声音的重视叫好，这无疑是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可惜复可叹的是，坚持反对三峡工程并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领导同志的黄万里老先生却未享受这样的待遇。或许是将几十年治黄工程批得体无完肤的缘故，或许是对他的成见太深，或许是闭目塞听的顽症在水利界中的一些人中根深蒂固，黄万里未能受邀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他反对三峡工程的陈述没有得到任何回响。2001年9月4日，在黄万里老先生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个学生不无遗憾地说：“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这种象征意义正是黄万里的价值之所在。
第四，在衡量知识分子的作用上，它提出了在政治权势和科学真理之间，知识分子应如何取舍这样一个关乎其价值取向的重要问题。在促进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解决人类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诸多挑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以学问贡献社会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科学的真理，更在于对这种科学真理的坚持上。坚持真理是一种操守，特别是在与政治权势发生冲突、与传统的社会观念正面碰撞时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它意味着为此损失个人利益、付出沉重代价乃至身家性命都可能在所难免，它特别能够考验知识分子意志和品格。一介书生黄万里以他的坚持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良知，保持了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他的坚持还在于他坚信科学的尊严不容践踏，真理的声音不会湮没，终将发挥穿透历史、穿越时空的光芒，这使他断然放弃了乃父黄炎培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以外圆应付生存，以内方把握正义”本是复杂形势下一种巧妙的应对策略，可以较为周全地自保，黄万里不是不明白其中的玄妙，也不是不明白固执己见会给自己带来可怕的伤害。事后，有人问他，你明知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他真正做到了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古人云：“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立志报国、终身不渝的黄万里赋予其新的内容，正可谓鲁迅所激赏的“民族的脊梁”！
历史往往充满着诡秘的逻辑。站在科学颠峰上的黄万里是孤独的，他的见解只能在经历时间的淘洗和实践的检验后方被社会认同。追问历史，直言无隐的谔谔者何以寡？答曰：备受歧视，打入另册，掉进深渊。曲学阿世的诺诺者何以众？答曰：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一帆风顺。于是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傲慢的苏联权威前，就出现了“足将前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的人们。
我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经交待，张光斗老先生先后三次声言当初是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此言一出，指斥声起，有人说他“忘性太大”，有人攻他“说谎”，有人表示“诧异”，我对此不敢苟同，且视之为过分愤激的反应。我认为，早年留学美国、一辈子献身水利事业的张老说的都是真话。这有他的三次表白为证，前述“黄万里认为那些一致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们，实际上并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为苏联专家说了能修，领导也说了能修，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跟风”为佐证，《花丛小语》中的相关内容亦可印证。
可是，令我稍有不满、微有意犹未尽之感的是，不知是刻意疏忽还是无意遗漏，张老只说了部分的真话。全部的真话应当是：“黄万里所分析的道理，我也懂，高坝大库肯定有后患，修不得啊！我为此和苏联人吵了起来，这时有人把我拉了出去。我看再争下去‘没用’，自己肯定还要遭殃。我才40多岁，人生的路还长着呢，干嘛为渭河两岸的芸芸众生吃苦头！我可不能像黄万里那样犯傻，那样太不值得。于是，我稍作考虑，就转而支持并且费力地帮助论证苏联专家的意见，然后就非常辛苦地负责三门峡大坝的技术工作。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苏联专家坚持要修，‘那有什么办法’。”由于张老未能说出全部的真话，我这段续貂之作不一定完全准确地表达张老的意思，但一向严谨的我自感大致不差。至于我的一位朋友撰文责怪张老“不但不忏悔自己围剿黄万里教授，还在媒体上覥颜自称当年反对修筑三门峡的高堤大坝”，我认为更是毫无道理。早有学者研究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本不存在忏悔意识，您凭什么单单奢望张老忏悔？再说，“特别强调一定要说真话”的张老真要来那么一点点虚伪的于事无补的而且是黄万里先生永远也听不到的忏悔，我还真不大舒服甚至呕吐呢！
至于如何评价张老在三门峡工程中的表现？我不敢置一词，且妄引黄万里先生生前的一段真情独白：“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一位水利专家和一项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至此应当结束了。在行将结束本文之际，我郑重建议：在三门峡坝址建造足以警示后人的纪念碑，碑上刻有眼神忧郁的黄万里的雕像，让更多的人从三门峡工程的是非曲直中领略到知识的力量、科学的价值和决策的重要，让子子孙孙铭记，让警钟长鸣！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