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濑胜子篇 thunder:历史眼光审视：中国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失败的

教育改革，功在千秋。何为功在千秋？无庸置疑，强调教育体系的独特性质，教育是民族的长远发展的源动力。而不是以10年20年的观点窥视教育，判断成果。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短视的。
教育体制改革以来，虽然初步得到明显的效果。比如，受教育人口、高等教育人口状况等在数据上显示表面增长。但是以历史的眼光分析，这些表面看似成功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失败的。我们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扭转几十年来教育大失败的方针以至教育走向民强的轨道。教育体系发展的成功与否并非数据就能准确量化的，这种数据量化本身就不科学的。很多经济学家喜欢用数据来量化，但是对于教育体系来说，用上学人口、教育投资等来量化教育体系成功与否本身是不科学的。经济腐败问题类似教育体系，孙立平在《腐败使我们失去了什么？》中指出：一些学者力图用一种数字化的方式来计算腐败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损失，这种损失又可以被称为“腐败的代价”。如裴敏欣先生就认为，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胡鞍钢教授的研究成果则表明，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总量的13.2%―16.8%。我个人则一直对这样的计算结果持怀疑态度。即以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难于揭露来说，腐败所涉及的财富规模，是很难进行精确计算的，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腐败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更大损失，也许正在于无形的“内伤”。
此外，《腐败使我们失去了什么？》中孙立平在讨论国企冰棍现象，曾指出，我们不应当仅仅看到冰棍现象本身，还要看到人们通常所说的冰棍现象是在“大热天”中形成的。这个“大热天”是什么？就是腐败的大环境。可以说，正是腐败的蔓延和渗透，侵蚀了我们社会中的基础秩序，使得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建立，甚至使得正常的制度无法有效运作。
同样道理，今天很多经济学者通过一系列的数据举例，试图证明教育体系的优越性。但是判断教育体系优越性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学数据量化固有的范畴，因为知识是无形的，是社会无形财富。对教育体系来说，知识是最大的财富，知识有很大内部性与外溢性特征。经济学分析效率，收益莫非是分析“投入――产出”的经济学函数。但是教育体系投入、产出并不像一般企业一样时间短，仅仅用一般货币核算即可。教育体系跨越时间长。比如儒学教育跨越２０００多年。所以核算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仅仅用１０、２０年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教育体系主要是传授知识，从而改变创造有形财富的能力、改变人类生活思维方式等等。
正如此，教育体系改革失败在于――注重表面的数据而忽视了知识培养的效用。影响知识培养效用的因素有制度环境，家庭环境、社团环境以及个人因素等等。打个比方，你交学费学习知识，但是你学的知识实用性很差，学习的效率很低。很大因素是你学习的环境、教材等影响你获得知识的效用，障碍你学到更多的知识。日本二战后，我们教育基础与日本相差不大，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科技与日本相差如此大。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知识培养的制度环境差异，我们个人学习获得知识的效用率低的缘故。
１００多年来很多学者否定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教育体系，毋庸置疑是文化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哲学眼光看世界，要警惕被“未来人（以后的人）”彻底否定我们。我们既然认识了封建教育体系的弊端，我们更应该极力完善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而不是以现有旧体制下，经过修正思想去改革教育体系。今天渐进式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是都如此，从历史角度分析，今天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失败的。
（一）教育变革简要概述
吴敬琏（Comparative Studies 4 2003）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候，各个学派争奇斗妍，提出自己对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理论阐述。可是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中国后，一切改变了。秦王朝实行“以史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那时侯起一切的学问都要以对巩固皇权有害还是有利，有用还是无用作为判断标准。除了少量有用性医药书籍外，一概在禁止之列。这样形成一种轻理论而中使用思想。
　类似很多学者也认为：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统一，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沦亡，尤其在汉代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为中国教育制度失败深深地埋下伏笔。
１８４０年开始，古老的中国遭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冲击，灿烂的文明古国惨败在小小夷邦之手，惊醒的了中华民族。爱国学者不能不反思，中国出路何去何从。启蒙思想家严复在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８年的《原强》、《辟韩》、《救亡决论》中全面讨论了中国的问题以及学习西方的正确途径。严复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学术、政治、自由与西方发达的重要性（《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崔清田）。粱启超早在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３年已经在中国传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得斯鸠的增产阶级三权分立说、达尔文进化论。此外还引用了斯宾诺沙、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著作。粱启超谈到：“应知道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增加了（《墨子学案》　１９２１）。”胡适对西方的学术方法非常重视，但是并非全盘西方化，学习西方并非要完全打杀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地强调要借助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胡适的《大家来照镜子》中提出：“我们到今日还不肯低头去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所以我说，今日第一要物是要选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
１９５８年中央按“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管理原则，展开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随后文革以及左倾思想的毒害，教育管理的集权体制根本没有放开。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教育体制改革前，我国教育体制基本上实行中央集权式管理，思想大统的枷锁压制学术的发展。中共中央先后公布了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决定后，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７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体制逐渐走向多元化、自主化。甚至近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出现的教育产业化的热潮。
（二）教育体系失败比较分析
对中国教育体系纵观分析，１９００年左右是中国学术鼎盛时期，也是百家争鸣时期。也许有人会疑问：１００年前人才奇缺，现在博士满街走，怎么说鼎盛？说的不错，但是疑问不能以静态眼光去看历史。试想：１００年前的鼎盛，以１００年鼎盛速度以及模式发展至今。我们可能没有中国文明吗？我们可能没有诺贝尔奖吗？其实几十年以来我们集权式的教育管理确实是教育体系的败笔，甚至不如２０００多年封建统治时期的文化教育体系。
从几千封建，清末、民国初期，再到今天的教育体系，集权对教育干预显Ｕ字行。虽然８５年教育体制改革后权力对教育体制干预稍微减小，但是在没有规范教育体制，权力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入市场化，最终导致腐败、教育短视逐利、低效率教育是必然的。
教育产业化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部分左派学者认为，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出现很多矛盾（比如农民上学难、学费高）源于教育产业化。我则持相反的观点，我觉得矛盾根源不在于产业化，而是教育体制权力化。教育体制“市场化”理论学最早追溯到１７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洛克和霍斯以及亚当斯密。美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认为，政府垄断教育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９０年代日本展开关于“教育市场化与国立大学民营化”争论，最终日本不得不将市场经济引进教育化（《非营利组织与中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郑国安）。当然我们今天教育体制多少也借鉴了一些西方市场化理论指导，但实质上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们教育改革失败根源在于我们无法创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教育产业化在权力过多滥用以至扭曲市场价格，改革成果几乎流产。
１９９５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为１８７８亿元，财政预算１０２８亿元，１９９９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为３３４９亿元，财政预算为１８１６亿元。2003年，我国全国各类学校的教育经费共计6208亿元，其中财政经费3850亿元。此外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方面数据分析分析表明改革以来是增加的。比如200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73所，比上年增加37所。普通高等学校1792所，比上年增加61所，其中本科院校701所，高职（专科）院校1091所。成人高等学校481所，比上年减少24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66个，其中高等学校450个，科研机构316个。
但是为什么说教育体制改革失败呢？那么评价教育改革失败的标准是什么呢？
数据并非代表一切，教育改革方案并非最优，策略实践误差过大，甚至导致失误。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允许腐败存在的市场化”是一种“次优选择”。腐败与市场化难道是反比关系吗？未必！陶醉于“次优选择”的学者为何不分析一下：降低腐败，推行民主共和化的学术思想下实行市场化呢？这是评价教育失败的基准，失败在于没有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的共和化，学术思想难以适应大众化。主要是官僚学术垄断的封建化范式，权力、官僚、官商勾结办学导致学费抬高、学术腐败、教育经费腐败化。
理论上分析，以腐败、没有透明度、低效资源配置来取代数据的增长是不可取的，是短视的。从数据分析，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中央目标计划”与“地方完成目标”之间的博弈机制过程。比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政策指标，弄虚作假、走形式。比如高校为了完成教育部评估工作，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很多。大学生实习为例，二本院校、一本院校学生实习几乎搞形式主义，学生把实习作为旅游已经成为教育的潜规则。
教育财政内部经费投入方面，虽然一年比一年增多，但是占教育经费比重则一年比一年少。从表面上减少教育财政内部经费投入，减轻财政负担。很增加大部分人的家庭负担，目前一般家庭收入状况分析，很多家庭无法支付孩子上学。政府税收占ＧＤＰ比重增长率过大，增大财政内部投入经费是理所当然的。但教育财政预算如何配置呢？因为没有透明度，民众无法知道相关资金配置。权力与官僚体制下，资金像冰棍一样融化掉。理论上，政府公共品投入透明度程度反映群众参与程度，是一个民主化进程。比如美国总统布什承诺，２００５年教育财政预算达到５７３亿美元，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１７亿美元，保证《不让每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总预算下，１３３亿用来提高薄弱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师质量，２９亿用来帮助学区提高教学水平和学习成绩，６.９２亿用来改善教育技术条件，４.４１亿美元用来帮助学区和社区建构一个更加安全和无毒品学习环境等。而我们则相反，我国的经费配置不透明，低效配置造成浪费。比如国家拨给院校研经费数目不小，每个学校科研经费不同。但是科研经费的配置效率很低，很多科研经费只提供给一定职称的教授，事实上很多讲师本身有能力研发，但很难申请到经费。日本则不同，日本的随身听的发明者是索尼的工人；日本的CASIO创建于1946年，以制造电子计算机起家，之后逐步发展成为拥有计算器、电子手表、电子乐器、液晶电视等电子产品的制造公司。CASIO创始人傥仓倚巯壬臼敲荡惭剑蚱浼家站浚1946年成立了自己的"傥仓谱魉"，即CASIO的前身。而我们教授多，研发项目也很多。但很多研发项目实际上没有价值的，科研项目从实验室投入市场起码几年，试想这么长时间产品是不是早淘汰了？美国从实验室实验到商业化进程很快，甚至不到一年。
从超边际角度分析，教育体系表面数据上是成功的，实际上是失败的。
假如改革可以选择Ａ、Ｂ（今天模式）、Ｃ（加强体制建设，引进学术竞争，即：百家争鸣式）、Ｄ……Ｎ条改革方向。
以２０多年为一个时空系统，假设选择策略Ａ模式改革时，社会系统已经丢失Ｂ、Ｃ、Ｄ……等Ｎ－１条模式中的任意一条模式的机会成本。这是一个超边际选择过程。
假设１９８５年选择的是Ｂ方向的改革策略，以今天为核算时刻，改革投入总成本Ｔ０（包含无形与无形资本），收入成本Ｑ０（有形资本）＋Ｓ０（无形知识存量）。
当选择Ｃ方向为改革策略，则，改革投入成本Ｔ，收入成本Ｑ（有形资本）＋Ｓ（无形知识存量）。
Ｂ方向比较，当Ｔ０<Ｑ０时候，选择Ｂ方向的人会认为，Ｂ策略选择是成功的。这也是当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改革成功的例子。因为他们都基于数据的比较，他忽略的知识的无形性与外溢性。
以动态超边际分析，当选择Ｂ时候实际上丢失了Ｃ的机会成本的。Ｃ为先加强体制建设、完善体制建设、学术引进思想共和等等。则比较策略Ｂ与策略Ｃ得：Ｑ０略大于Ｑ；Ｓ０<<Ｓ。可见，虽然选择Ｃ在短短２０多年没有像选择Ｂ那样有明显成效，但是随着时间后移，Ｃ的成效必定会超过Ｂ。因为Ｃ的无形知识潜力远远大于Ｂ。杨小凯对“后发劣势”的解释很都可以用该模型来解说。“后发劣势”概念就是杨小凯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三）教育体系失败的微观层面分析
从微观层面分析，教育改革依然是失败的。表面上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高中入学率、高等院校入学状况分析，数据每年增长。但高校学费高涨，一般贫穷家庭供应不起孩子上学；大学生零工资就业；大学生失业率高涨等负面消息。诚然也有很多正面消息，比如对大学生入学问题国家提供多项资助，国家提供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等等。但是贷款归贷款，贷款最终还是要还的。高等院校提高学费，国家对高学费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学生提供贷款。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非要这么多穷家子弟在大学时候大额透支消费（当然可以理解为投资），一般家庭大学生非得自我高风险投资不可吗？根据我长期接触大学的经历，相当多高等院校，特别是一般二本，并非像报道那样每个穷人都可以贷款上大学的，大专院校那更不用说了。因为大学生贷款风险大，另外地方政府资助力度不够，地方院校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多方谈判一拖再拖，很多院校现在还拖，贷款工作还在协商、谈判之中。此外，针对教育学费与学生消费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一般家庭消费不足，很多家庭部分存款是为了提供子女上大学。因此，大学生消费对拉大内需有积极作用。这中说法真是荒谬极及，一般家庭“节欲论”的原始资本凭什么被高校掏光？这是一个让民众幸福的国度吗？
学生学费、消费无疑是家庭一笔重大负担，但学习知识与资本投入极不对称。中国有句常用性的话说：中国的高中生相当美国的大学生，中国的大学生相当美国的高中生。虽然存在很的多不同观点，但是起码反映出现在教育事业微观层面上的失败一面。无论从思想教育还是从技能知识教育，造假成潜规则，形式主义司空见惯。一篇名为《高校学生会到底有多腐败？》(刊登在《21世纪人才报》)的文章称，在一次校园调查中，“学生组织腐败”与“校园频繁丢失物品”、“校园物价过高”、“考试作弊”等位次相近，成为最令人反感的现象之一。文中列举的现象包括，一些学生干部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为自己捞取评定奖学金重要指标的“活动分”；在学生会干部选举中，师兄姐妹或同乡等“亲缘”关系成为 “提携”的必要条件，而选举中请客拉票也成为一种并非鲜见的现象；利用分配“勤工俭学”机会的权力搞关系照顾；有的学生干部甚至利用组织活动机会，贪污和隐匿相关费用如企业赞助款等，有的学生会也有自己的“小金库”（孙立平）。此外，特别是大学学分制管理，高校五花八门的必修、选修课必然导致大量大学，而学分价格每年都在涨。很多学生为了修满学分拿毕业证，不得不多选无用的课程。学分制下，很多老师的奖金一半来源于课时费，很多老师为了争取更多学生选修自己的课程，必须确保更多的学生考试及格。那么，课程要求门槛必然大大降低，最终降低了教学质量。
总结：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教育改革，我个人认为目前改革是失败的。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改革”，“改革”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个中性词。改革莫非是改变旧的范式，但是改变旧的范式后就一定成功了吗？并不见的。我们光从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本身是不科学的，教育问题本身已经超出数据统计的经济学范畴。此外，教育改革的成败问题判断并非仅仅是现在成果与“旧模式”进行比较。此外，还更宏观、更客观、更具有理论性的眼光去分析85年以来的策略选择与选择后失去机会成本的代价比较。虽然教育改革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一定数据上的增加，但是伴随而来的是腐败、知识效用低效等多方面影响副产品产生。本身是改革留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扭转改革模式，将会导致“后发劣势”，那么我们前段时间的增长数据就彻底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