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桑果怎样:·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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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http://blog.lanyue.com/view/53/413801.htm
金锁记 [阅读：] [文学艺术] 2005-3-11
金 锁 记·张爱玲·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的枕边。凤箫睁眼看了一看，只见自己一只青白色的手搁在半旧高丽棉的被面上，心中便道：“是月亮光么？”凤箫打地铺睡在窗户底下。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屋子不够住的，因此这一间下房里横七竖八睡满了底下人。 凤箫恍惚听见大床背后有人。 小双脱下了鞋，赤脚从凤箫身上跨过去，走到窗户跟前，笑道：“你也起来看看月亮。”凤箫一骨碌爬起身来，低声问道：“我早就想问你了，你们二奶奶……”小双弯腰拾起那件小袄来替她披上了，道：“仔细招了凉。”凤箫一面扣钮子，一面笑道：“不行，你得告诉我！”小双笑道：“是我说话不留神，闯了祸！”凤箫道：“咱们这都是自家人了，干吗这么见外呀？”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箫哟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箫道：“哦，是姨奶奶。”小双道：“原是做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凤箫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小双道：“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你还没听见她的谈吐呢！当着姑娘们，一点忌讳也没有。亏得我们家一向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姑娘们什么都不懂。饶是不懂，还臊得没处躲！”凤箫扑嗤一笑道：“真的？她这些村话，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就连我们丫头——”小双抱着胳膊道：“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我们拿什么去比人家？”凤箫道：“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冷笑说：“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二爷成天的吃药，行动都离不了人，屋里几个丫头不够使，把我拨了过去。怎么着？你冷哪？”凤箫摇摇头。小双道：“瞧你缩着脖子这娇模样儿！”一语未完，凤箫打了个喷嚏，小双忙推她道：“睡罢！睡罢！快焐一焐。”凤箫跪了下来脱袄子，笑道：“又不是冬天，哪儿就至于冻着了？”小双道：“你别瞧这窗户关着，窗户眼儿里吱溜溜的钻风。”两人各自睡下。凤箫悄悄地问道：“过来了也有四五年了罢？”小双道：“谁？”凤箫道：“还有谁？”小双道：“哦，她，可不是有五年了。”凤箫道：“也生男育女的——倒没闹出什么话柄儿？”小双道：“还说呢！话柄儿就多了！前年老太太领着合家上下到普陀山进香去，她做月子没去，留着她看家。舅爷脚步儿走得勤了些，就丢了一票东西。”凤箫失惊道：“也没查出个究竟来？”小双道：“问得出什么好的来？大家面子上下不去！那些首饰左不过将来是归大爷二爷三爷的。大爷大奶奶碍着二爷，没好说什么。三爷自己在外头流水似的花钱。欠了公帐上不少，也说不响嘴。” 她们俩隔着丈来远交谈。虽是极力地压低了喉咙，依旧有一句半句声音大了些，惊醒了大床上睡着的赵嬷嬷，赵嬷嬷唤道：“小双。”小双不敢答应。赵嬷嬷道：“小双，你再混说，让人家听见了，明儿仔细揭你的皮！”小双还是不做声。赵嬷嬷又道：“你别以为还是从前住的深堂大院哪，由得你疯疯颠颠！这儿可是挤鼻子挤眼睛的，什么事瞒得了人？趁早别讨打！”屋里顿时鸦雀无声。赵嬷嬷害眼，枕头里塞着菊花叶子，据说是使人眼目清凉的。她欠起头来按了一按髻上横绾的银簪，略一转侧，菊叶便沙沙作响。赵嬷嬷翻了了身，吱吱格格牵动了全身的骨节，她唉了一声道：“你们懂得什么！”小双与凤箫依旧不敢接嘴。久久没有人开口，也就一个个的朦胧睡去了。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粜什么了不得的心事，要抽这个解闷儿？” 玳珍兰仙手挽手一同上楼，各人后面跟着贴身丫鬟，来到老太太卧室隔壁的一间小小的起坐间里。老太太的丫头榴喜迎了出来，低声道：“还没醒呢。”玳珍抬头望了望挂钟，笑道：“今儿老太太也晚了。”榴喜道：“前两天说是马路上人声太杂，睡不稳。这现在想是惯了，今儿补足了一觉。” 紫榆百龄小圆桌上铺着红毡条，二小姐姜云泽一边坐着，正拿着小钳子磕核桃呢，因丢下了站起来相见。玳珍把手搭在云泽肩上，笑道：“还是云妹妹孝心，老太太昨儿一时高兴，叫做糖核桃，你就记住了。”兰仙玳珍便围着桌子坐下了，帮着剥核桃衣子。云泽手酸了，放下了钳子，兰仙接了过来。玳珍道：“当心你那水葱似的指甲，养得这么长了，断了怪可惜的！”云泽道：“叫人去拿金指甲套子去。”兰仙笑道：“有这些麻烦的，倒不如叫他们拿到厨房里去剥了！” 众人低声说笑着，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坐，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玳珍淡淡的并不接口，兰仙笑道：“二嫂住惯了北京的屋子，怪不得嫌这儿憋闷得慌。”云泽道：“大哥当初找房子的时候，原该找个宽敞些的，不过上海像这样的，只怕也算敞亮的了。”兰仙道：“可不是！家里人实在多，挤是挤了点——”七巧挽起袖口，把手帕子掖在翡翠镯子里，瞟了兰仙一眼，笑道：“三妹妹原来也嫌人太多了。连我们都嫌人多，像你们没满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兰仙听了这话，还没有怎么，玳珍先红了脸，道：“玩是玩，笑是笑，也得有个分寸，三妹妹新来乍到的，你让她想着咱们是什么样的人家？”七巧扯起手绢子的一角遮住了嘴唇道：“知道你们都是清门净户的小姐，你倒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晚上也过不惯。”玳珍啐道：“不跟你说了，越说你越上头上脸的。”七巧索性上前拉住玳珍的袖子道：“我可以赌得咒——这三年里头我可以赌得咒！你敢赌么？”玳珍也撑不住噗嗤一笑，咕哝了一句道：“怎么你孩子也有了两个？”七巧道：“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玳珍摇手道：“够了，够了，少说两句罢。就算你拿三妹妹当自己人，没什么避讳，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着一告诉，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云泽早远远地走开了，背着手站在阳台上，撮尖了嘴逗芙蓉鸟。姜家住的虽然是早期的最新式洋房，堆花红砖大柱支着巍峨的拱门，楼上的阳台却是木板铺的地。黄杨木阑干里面，放着一溜大篾篓子，晾着笋干。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拨浪鼓，那瞢腾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包车叮叮地跑过，偶无如长安近来像换了个人似的，听了也不计较，自顾自努力去戒烟。七巧也奈何她不得。长安订婚那天，大奶奶玳珍没去，隔了些天来补道喜。七巧悄悄唤了声大嫂，道：“我看咱们还得在外头打听打听哩，这事可冒失不得！前天我耳朵里仿佛刮着一点，说是乡下有太太，外洋还有一个。”玳珍道：“乡下的那个没过门就退了亲。外洋那个也是这样，说是做了几年的朋友了，不知怎么又没成功。”七巧道：“那还有个为什么？男人的心，说声变，就变了。他连三媒六聘的还不认帐，何况那不三不四的歪辣货？知道他在外洋还有旁人没有？我就只这一个女儿，可不能糊里糊涂断送了她的终身，我自己是吃过媒人的苦的！” 长安坐在一旁用指甲去掐手掌心，手掌心掐红了，指甲却挣得雪白。七巧一抬眼望见了她，便骂道：“死不要脸的丫头，竖着耳朵听呢！这话是你听得的么？我们做姑娘的时候，一声提起婆婆家，来不迭地躲开了。你姜家枉为世代书香，只怕你还要到你开麻油店的外婆家去学点规矩哩！”长安一头哭一头奔了出去。七巧拍着枕头□了一声道：“姑娘急着要嫁，叫我也没法子。腥的臭的往家里拉。名为是她三婶给找的人，其实不过是拿她三婶做个幌子。多半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了，这才挽了三婶出来做媒。大家齐打伙儿糊弄我一个人……糊弄着也好！说穿了，叫做娘的做哥哥的脸往哪儿去放？” 又一天，长安托辞溜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不等七巧查问，待要报告自己的行踪，七巧叱道：“得了，得了，少说两句罢！在我面前糊什么鬼？有朝一日你让我抓着了真凭实据——哼！别以为你大了，订了亲了，我打不得你了！”长安急了道：“我给馨妹妹送鞋样子去，犯了什么法了，娘不信，娘问三婶去！’七巧道：“你三婶替你寻了汉子来，就是你的重生父母，再养爹娘！也没见你这样的轻骨头！……一转眼就不见你的人了。你家里供养了你这些年，就只差买个小厮来伺候你，哪一处对你不住了，你在家里一刻也坐不稳？”长安红了脸，眼泪直掉下来。七巧缓过一口气来，又道：“当初多少好的都不要，这会子去嫁个不成器的，人家拣剩下来的，岂不是自己打嘴？他若是个人，怎么活到三十来岁，飘洋过海的，跑上十万里地，一房老婆还没弄到手？” 然而长安一味的执迷不悟。因为双方的年纪都不小了，订了婚不上几个月，男方便托了兰仙来议定婚期。七巧指着长安道：“早不嫁，迟不嫁，偏赶着这两年钱不凑手！明年若是田上收成好些，嫁妆也还整齐些。”兰仙道：“如今新式结婚，倒也不讲究这些了。就照新派办法，省着点也好。”七巧道：“什么新派旧派？旧派无非排场大些，新派实惠些，一样还是娘家的晦气！”兰仙道：“二嫂看着办就是了，难道安姐儿还会争多论少不成？”一屋子的人全笑了，长安也不觉微微一笑。七巧破口骂道：“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他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是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儿还有天地君亲？少爷们是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都不如！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我待要告诉那姓童的趁早别像我似的上了当！” 自从吵闹过这一番，兰仙对于这头亲事便洗手不管了。七巧的病渐渐痊愈，略略下床走动，便逐日骑着门坐着，遥遥的向长安屋里叫喊道：“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战，只别把他带上门来认我做丈母娘，活活的气死了我！我只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能够容我多活两年，便是姑娘的恩典了！”颠来倒去几句话，嚷得一条街上都听得见。亲戚丛中自然更将这事沸沸扬扬传了开去。七巧又把长安唤到跟前，忽然滴下泪来道：“我的儿，你知道外头人把你怎么长怎么短糟踏得一个钱也不值！你娘自从嫁到姜家来，上上下下谁不是势利的，狗眼看人低，明里暗里我不知受了他们多少气。就连你爹，他有什么好处到我身上，我要替他守寡？我千辛万苦守了这二十年，无非是指望你姐儿俩长大成人，替我争回一点面子来，不承望今日之下，只落得这等的收场！”说着，呜咽起来。 长安听了这话，如同轰雷掣顶一般。她娘尽管把她说得不成人，外头人尽管把她说得不成人。她管不了这许多。唯有童世舫——他——他该怎么想？他还要她么？上次见面的时候，他的态度有点改变么？很难说……她太快乐了，小小的不同的地方她不会注意到……被戒烟期间身体上的痛苦与这种种刺激两面夹攻着，长安早就有点受不了，可是硬撑着也就撑了过去，现在她突然觉得浑身的骨骼都脱了节。向他解释么？他不比她的哥哥，他不是她母亲的儿女，他决不能彻底明白她母亲的为人。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知道她会懊悔的，她知道她会懊悔的，然而她抬了抬眉毛，做出不介意的样子，说道：“既然娘不愿意结这头亲，我去回掉他们就是了。”七巧正哭着，忽然住了声，停了一停，又抽搭抽搭哭了起来。 长安定了一定神，就去打了个电话给童世舫，世舫当天没有空，约了明天下午。长安所最怕的就是中间隔的这一晚，一分钟，一刻，一刻，啃进她心里去。次日，在公园里的老地方，世舫微笑着迎上前来，没跟她打招呼——这在他是一种亲昵的表示。他今天仿佛是特别的注意她，并肩走着的时候，屡屡地望着她的脸。太阳煌煌的照着，长安越发觉得眼皮肿得抬不起来了，趁他不在看她的时候把话说了罢。她用哭哑的喉咙轻轻唤了一声“童先生”。世舫没听见。那么，趁他看她的时候把话说了罢。她诧异她脸上还带着点笑，小声道：“童先生，我想——我们的事也许还是——还是再说罢。对不起得很。”她褪下戒指来塞在他手里，冷涩的戒指，冷湿的手。她放快了步子走去，他愣了一会，便追上来，回道：“为什么呢？对于我有不满意的地方么？”长安笔直向前望着，摇了摇头。世舫道：“那么，为什么呢？。长安道：“我母亲……”世舫道：“你母亲并没有看见过我。”长安道：“我告诉过你了，不是因为你。与你完全没有关系。我母亲……”世舫站定了脚。这在中国是很充分的理由了罢？他这么略一踌躇，她已经走远了。园子在深秋的日头里晒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发出香味来。长安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Ａｇｏ”—“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这是现在，一转眼也就变了许久以前了，什么都完了。长安着了魔似的，去找那吹口琴的人——去找她自己。迎着阳光走着，走到树底下，一个穿着黄短裤的男孩骑在树桠枝上颠颠着，吹着口琴，可是他吹的是另一个调子，她从来没听见过的。不大的一棵树，稀稀朗朗的梧桐叶在太阳里摇着像金的铃铛。长安仰面看着，眼前一阵黑，像骤雨似的，泪珠一串串的披了一脸。世舫找到了她，在她身边悄悄站了半晌，方道：“我尊重你的意见。”长安举起了她的皮包来遮住了脸上的阳光。 他们继续来往了一些时。世舫要表示新人物交女朋友的目的不仅限于择偶，因此虽然与长安解除了婚约，依旧常常的邀她出去。至于长安呢，她是抱着什么样的矛盾的希望跟着他出去，她自己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肯承认。订着婚的时候，光明正大的一同出去，尚且要瞒了家里，如今更成了幽期密约了。世舫的态度始终是坦然的。固然，她略略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同时他对于她多少也有点惋惜，然而“大丈夫何患无妻？”男子对于女子最隆重的赞美是求婚。他割舍了他的自由，送了她这一份厚礼，虽然她是“心领璧还”了，他可是尽了他的心。这是惠而不费的事。 无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微妙而尴尬，他们认真的做起朋友来了。他们甚至谈起话来。长安的没见过世面的话每每使世舫笑起来，说：“你这人真有意思！”长安渐渐的也发现了她自己原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这样下去，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连世舫自己也会惊奇。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他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菜。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七巧道：“长白你陪童先生多喝两杯，我先上去了。”佣人端上一品锅来，又换上了新烫的竹叶青。一个丫头慌里慌张站在门口将席上伺候的小厮唤了出去，嘀咕了一会，那小厮又进来向长白附耳说了几句，长白仓皇起身，向世舫连连道歉，说：“暂且失陪，我去去就来。”三脚两步也上楼去了，只剩下世舫一人独酌。那小厮也觉过意不去，低低地告诉了他：“我们绢姑娘要生了。”世舫道：“绢姑娘是谁？”小厮道：“是少爷的姨奶奶。”世舫拿上饭来胡乱吃了两口，不便放下碗来就走，只得坐在花梨炕上等着，酒酣耳热。忽然觉得异常的委顿，便躺了下来。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他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了难堪的落寞。他取了帽子出门，向那小厮道：“待会儿请你对上头说一声，改天我再面谢罢！”他穿过砖砌的天井，院子正中生着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现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帐子吊起了一半。不分昼夜她不让他们给她放下帐子来。她怕。外面传进来说绢姑娘生了个小少爷。丫头丢下了热气腾腾的药罐子跑出去凑热闹了，敞着房门，一阵风吹了进来，帐钩豁朗朗乱摇，帐子自动地放了下来，然而芝寿不再抗议了。她的头向右一歪，滚到枕头外面去。她并没有死——又挨了半个月光景才死的。绢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了正不上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七巧过世以后，长安和长白分了家搬出来住。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谣言说她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停在摊子跟前，他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也许她用的是她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当然这不过是谣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宇慧编后按：张爱玲(1921-1995)，原名张瑛,出身名门,因此你可以从她的作品里找到繁华将尽、满目苍桑的味道。《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出色的中篇小说，远比她更有名气的《倾城之恋》成熟深刻。四十年代，傅雷曾称它为“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载1944年5月《万象》杂志）；三十几年后，美国学者夏志清则推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就我看来，这个说法并不过誉。 此文原载于：BBS水木清华站；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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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11 18:47:00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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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30 13:36:00 [回复]
《金锁记》被公认为张爱玲最出色的中篇小说。大翻译家傅雷曾撰写评论，称赞这篇小说是文坛最完美的奇迹。小说讲述小户人家出生的女子曹七巧，被一桩贪慕虚荣的婚姻毁掉了幸福，也亲手毁灭了一双儿女长安和长白的爱情和婚姻。
流浪诗人 2005-3-30 13:22:00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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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和我一样，相信真爱永远存在，诚实可以心安，勤劳总有收获，简单换取自由。张爱玲专辑
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
四十年代的上海，曾经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虽然如流星般一闪即逝，但那一瞬间的绚烂，却给现代文坛留下了永久的辉煌。她在当时、现在、甚至将来都不减魅力的代表作《传奇》、《流言》，被人们称作奇迹般的杰作，欣赏者们把它们与《红楼梦》、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等相提并论；而反对者却因她的一段私情而不以为然，但仍承认她的才情，她的天分；当她独自在美国隐士般谢世后，人们称其为：一个“王朝”的结束……
绚烂童年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上海，官宦世家。祖父张佩纶为督察院左副都御使，与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结为秦晋之好，有一儿一女——父亲张廷重，姑姑张茂渊。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出身于豪门深闺，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思想新潮。而其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染有所有旧家庭的恶习，且吸食鸦片。二人终因性格不合而离异，母亲去了法国，张爱玲与弟弟都跟随父亲。后母过门后，姐弟的日子便不好过。张爱玲就读于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受东西方双重文化的熏陶，小爱玲已颇具才华。七岁便开始写小说，后又写了《理想中的理想村》、《后母的心》、《霸王别姬》、《看云》等文章，部分发表在《国光》上。
祖父张佩纶
祖母李菊耦母亲黄素琼（后改为逸梵） 都市沧桑
由于父亲受后母挑唆，张爱玲与弟弟先后逃家投奔母亲，但母亲的经济条件只能收留一人，弟弟张子静不得不回到张家。由于战事，本打算去英国留学的张爱玲改读香港大学。大学的生活很愉快且其成绩优异，此间张爱玲还结识了印度女孩炎樱，二人成为终身挚友。1941年，战火烧及香港，香港大学关闭，张爱玲不得不回到上海。
横空出世
回到上海，张爱玲首先面临的是经济问题。母亲和姑姑已无力相帮，张爱玲便开始专职在家写作。她发表了正式的处女作《我的天才梦》，而后《洋人看京剧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更衣记》。继《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后，张爱玲几乎月月小说问世，篇篇震动文坛。几乎瞬间登上了文学高峰，红遍上海。而她的辉煌，也就在此后的两年时间便褪去了。
与姑姑（左一）、堂侄女妞儿（右一）合影。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解释这张照片称“我的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
1943年，22岁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
6月：《沉香屑——第二炉香》
7月：《茉莉香片》
8月：《到底是上海人》、《心经》
9月：《心经》（续完）、《倾城之恋》
10月：《倾城之恋》（续完）
11月：《洋人看京剧及其他》、《金锁记》、《封锁》、《琉璃瓦》
12月：《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风华绝代张爱玲
1944年，23岁1月：《连环套》、《道路以目》
2月：《烬余录》、《年青的时候》
3月：《花雕》、《谈女人》
4月：《论写作》、《小品三则》——（《爱》、《有女同年》、《走！到楼上去》）
5月：《童言无忌》、《造人》、《红玫瑰与白玫瑰》
6月：《打人》
7月：《说胡萝卜》、《自己的文章》、《私语》
8月：《诗与胡说》、《写什么》、《中国人的宗教》
9月：《忘不了的画》、小说集《流言》发行、《散戏》、《炎樱语录》
10月：《中国人的宗教》（续完）
11月：《谈跳舞》、《殷宝滟送花楼会》、《谈音乐》
12月：《等》、《桂花蒸阿小悲秋》摄于１９４４年 倾城之恋
1943年，张爱玲结识了胡兰成——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当时是伪政府宣传部政务副部长，擅长写亲日文章。长得瘦长白皙，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气，且为人聪颖善误，博闻强识，有一定文学功底，但其天生一个唯我主义者，薄情且好色。胡仰慕张爱玲的才华，出于好奇，或是寻求刺激，他走入了张爱玲的世界。两人曾享受了一段甜美的爱情，但终因胡的移情别恋和浮华性情，以悲剧告终。
因胡的政治身份，给张爱玲的面目蒙上了一层迷雾。1946年，张爱玲开始写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后出版《传奇》增订本。1950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十八春》问世，后改名为《半生缘》。张爱玲觉得解放后的上海并不适合自己，便坐船来到香港。这一年她32岁。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曾就读燕京大学 张爱玲1954年摄于香港，颇带一点睥睨一切的味道。 精神家园
张爱玲在香港发展得十分不如意，生活的窘迫使她不得不靠翻译来维持生活。“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1995年，张爱玲含泪离港赴美。由于她在美国没有固定收入，便转而向基金会求助，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委员会同意接纳她。在这里，她遇到了比她大三十岁的美国著名戏剧家、她的第二位丈夫——赖雅。
张爱玲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但物质生活依然艰难。在赖雅的劝说下，她打掉了孩子，两人过着相濡以沫的生活。赖雅长期患有背痛，并时常中风，最终卧床不起。张爱玲不得不暂时放弃写作，照顾丈夫。1967年，赖雅病逝，解脱了张爱玲，也带走了她的所有精神眷恋。
张爱玲与赖雅，六十年代在华盛顿
大隐遗世
张爱玲与父亲和弟弟
张爱玲与三个表姐和一个表弟合影，正中为张爱玲
七十年代的张爱玲，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写作。除了读书、看电视、整理旧照片，以及写一些读后感及回忆性的文章外，基本不与社会联系。她的房间似雪洞般空廓而简单，没有家具、没有摆设，而她自己，却仍旧我行我素的生活着。
改革开放以后，张爱玲和和姑姑取得了联系。此时姑姑已与李开第结了婚。接下来的几年，张爱玲的健康日益恶化，而且患有皮肤病。她做的最后一件文学创举是，整理了一本带有自传体的《对照记》，里面收藏了她和家人的照片。书中写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张爱玲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4年 1994年，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张爱玲特别成就奖。她回寄了一张近照，透露着道不尽的平淡、沧桑、和自然。走过了人生的最繁华，经受了人生的最苍凉，她已洞穿人世沧桑，在时空的轮回里升华。
次年中秋前夕，张爱玲仙逝于美国洛杉矶的一栋小型公寓里，桌上还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张爱玲的文章里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她本人却宁像晴天落白雨。
她的作品基调是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那么她的人生基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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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30 13:17:00 [回复]
发掘张爱玲四十年代史料随想 --------------------------------------------------------------------------------http://wenxue.tom.com 来源：文汇报 一
十一年前，我发表了《张爱玲话剧＜倾城之恋＞二三事》，那时张爱玲还健在，虽然她孤独地隐居在洛杉矶，早已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我在文中特别提到话剧《倾城之恋》上演特刊，并推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本特刊可能早已不存在于天壤之间。
然而，我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期待奇迹的出现。话剧《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惟一亲自改编的话剧，若要全面梳理张爱玲四十年代绚丽多姿的创作生涯，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对《倾城之恋》的改编、上演和当时海上观众的种种反应，我们所知实在太少太少了。这本上演特刊有朝一日如能浮出历史地表，很可能就会解开张爱玲研究中这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上苍再次眷顾我。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终于找到了《倾城之恋》上演特刊，不禁欣喜若狂。这册上海大中剧艺公司印行的小32开的小册子，薄薄仅十八页，内容却颇为丰富。除了张爱玲的“夫子自道”《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以及苏青的《读＜倾城之恋＞》（以上三文当时又发表于上海报刊，我在十一年前就已发掘并作过评介），柳雨生（柳存仁）、白文、霜叶、实斋、沈苇窗、应贲、麦耶（董乐山）、童开诸文都是首次“重见天日”。虽然并非长篇宏论，都只是数百字的短制，其中传达的意见却值得重视。如柳雨生强调《倾城之恋》从故事到对白“无一不是完整的深刻的戏剧”，如麦耶（董乐山）认为张爱玲小说的“技巧多少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创见”，如童开将《倾城之恋》与曹禺名剧《北京人》比较之后提出两者都同样“充沛着人类无上的热爱”，等等，都颇具启示。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以张爱姑的笔名发表的《流苏的话·柳原的话》。这是张爱玲最亲近的长辈对其小说惟一见诸文字的品评，尽管只有三言两语，又模拟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口吻，带点戏谑，带点调侃，毕竟是弥足珍贵的，也应了张爱玲在《姑姑语录》中所说的：“我的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
话剧《倾城之恋》的文学剧本和舞台演出本至今都不见踪影，很可能真的失传了。因此，上演特刊所刊登的《本事》和三幕舞台布景照片，对我们设想和分析张爱玲如何把《倾城之恋》从小说改编成话剧，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也许当时一位名叫黄也白的观众的话过誉了，但我还是有点认同，那就是这册话剧《倾城之恋》上演特刊“内容之精神，也足与名著《倾城之恋》相互媲美了”（1944年12月9日上海《力报》）。 二
抗战一胜利，张爱玲的处境就颇为尴尬。当时上海舆论界把张爱玲视作汉奸的大有人在。有一本《女汉奸丑史》（上海大时代书社刊行，出版时间不详，当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之间），就把张爱玲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莫国康（与陈公博有染）、佘爱珍（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合）和日裔电影明星李香兰等相提并论，指责“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更有甚者，对张爱玲大施人身攻击。1946年3月30日上海《海派》周刊竟刊出《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新闻，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真是耸人听闻。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被迫搁笔，淡出文坛一年零八个月，复出之后又不得不在出版《传奇》增订本时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进行自我辩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赏识张爱玲文才、同情张爱玲处境的柯灵对这些过激做法很不以为然，在他自己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先用笔名撰文推荐《传奇》增订本，接着又发表唐大郎所作七律《读张爱玲著＜传奇＞增订本之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主持公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这位受了“盛名之累”的天才作家。谁知他事后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以至四十多年后与我谈起，还十分感慨。
唐大郎是十足的“张迷”。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在自己主编的《大家》文学杂志上发表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多少恨》，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在这首七律中，他透露张爱玲当时有创作长篇小说《描金凤》的打算，最终却胎死腹中，未能成篇。这与张爱玲晚年的《小团圆》无法与世人见面一样，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永久的遗憾。其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遗憾太多了，鲁迅不是未能写出《杨贵妃》吗？施蛰存不是也未能写出《销金窟》吗？不独张爱玲一人而已。
三
张爱玲原名张&&，改名张爱玲是在她上小学之后，这一改非同小可，却也有点煞风景。张爱玲本人就很不喜欢，觉得太俗气，曾公开表示：“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必也正名乎》）。好在她也明白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将就着用就是了。有这种看法的不仅是张爱玲本人，当时有一位顾乐水也持同样观点，并有“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这一问。
这一问也非同小可，催生了一篇优美的《＜传奇＞的印象》。此文发表在江苏南通的一份鲜为人知的小刊物上，证明张爱玲在四十年代决非徒有虚名，千真万确拥有大量读者，包括青年读者。顾乐水从先入为主的偏见，到初读张爱玲后的惊艳，到再读张爱玲后的赞叹，都写得有声有色。文章还分别引用迅雨（傅雷）和胡兰成两大家的观点加以发挥，作者显然更欣赏迅雨的看法，殷殷期待张爱玲今后的创作“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
且不说顾乐水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至少他表达了自己读张爱玲的真实想法。顾乐水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少年俊彦，才华横溢。时隔六十余年，现还健在的顾乐水已是大陆著名作家，真名章品镇是也。如果我有机会与他见面，一定要听听他现在对张爱玲的月旦，一定更为独到。
四
张爱玲的出类拔萃，不但在于她的小说散文独创一格，而且她的电影创作也是不同凡响。四十年代后期创作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现已被公认为中国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上映特刊（即电影说明书）也在不久前被我搜寻到手，圆了我收齐张爱玲四十年代话剧电影资料的美梦。
有趣的是，《太太万岁》上映特刊竟能淘到两种，剧照选择不同，内容编排不同，所收文字倒大同小异，也都是16开本，可能是供不同的电影院使用的吧。两种上映特刊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张爱玲的《＜太太万岁＞题记》，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张爱玲佚文，一以贯之的张爱玲散文风格，十多年前就已被我发掘出土。
应该着重推介的是两种特刊最后一页所发表的《张爱玲的风气》，作者东方缀炼，一个很奇特的笔名（缀炼源自《诗经·&&风》），真名李君维，现也仍健在。这位李君维可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张爱玲开创了一个“张派”，如果说“张派”有传人（借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说法）的话，李君维是当仁不让、名副其实的一位。他的短篇集《绅士淑女图》、中篇《伤心碧》、长篇《名门闺秀》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可是他已把这篇《张爱玲的风气》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今年4月5日给我的信中称，此文“如果是印在说明书的话，当时龚之方负责文华（指出品《太太万岁》的文华影片公司）的宣传工作，也许是他组织我写的。”
真要感谢龚之方（他是又一位十足的“张迷”），正是他的催逼，使李君维写出了这样一篇耐人寻味的张爱玲评论，完全可以看作四十年代张爱玲评论“最美的收获”之一，其重要性决不在迅雨、胡兰成诸作之下。李君维指出张爱玲挤在张恨水旁边不大合适，挤在巴金旁边也不大合适，“可是仔细端详一下，她与二堆人都很熟悉，却都那样冷漠”，这真是一个十分精当的比喻。他批评“新文艺作家像个老处男”，话固然尖刻，实是一针见血。他认为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更是抓住了根本的不刊之论。
张爱玲的出现，大大冲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完全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李君维敏感地触及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他的批评本身也突破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难能可贵的。
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都由桑弧导演，他与张爱玲的合作可谓极为默契，极为成功。《太太万岁》上映特刊中有则《谈导演桑弧》，称“《不了情》既以写情之细腻鸣于时，桑弧张爱玲之初步编导合作奠定不朽基础。因是再度合作而摄《太太万岁》，”“以故事之热闹动人，将益臻如火似荼之境”。其实，他们本还有第三度携手合作，上映特刊已经预告将开拍电影《金锁记》，“《金锁记》之精致，不亚《倾城之恋》，都可说是张之力作，一旦搬上银幕，当可轰动文坛，至于《金锁记》之导演，当为老搭档桑弧了。”又有谁能料到时局变化实在太快，电影《金锁记》不幸流产，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又一件无法挽回的大憾事。
流浪诗人 2005-3-30 13:14:00 [回复]
张爱玲「文化汉奸」论质疑──兼谈傅雷、柯灵的张爱玲论 ⊙ 张 泉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随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主编周瘦鹃）创刊号上开始连载，迟至1943年才登上文坛的张爱玲，在短短两三年内，在按常规似乎最不适宜文艺生长的「低气压」时代，奇迹般地以其令人一新耳目的「传奇」小说、「流言」散文，成文上海沦陷区新起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先是60年代在台湾，后是80年代在大陆，张爱玲和她的作品重新被认可。随着张爱玲以自我封闭的独特方式在美国谢世，更是在世界华人范围内引发了阅读和研究张爱玲的热潮。张爱玲现象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学术史乃至文学接受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 对于对任何文艺现象，包括诸如张爱玲的接受现状这样的即成事实，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是，〈「张爱玲热」要降温〉1一文全盘否定张爱玲的依据，是莫须有的政治身份问题：张爱玲是「文化汉奸」。 几年之后，同一作者在几篇文章中仍坚持张爱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的代表2。当然，几篇文章同时还反复申说张爱玲的作品如何「思想庸俗，艺术上也极沉闷」。后者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对于作为审美主体的自然人来说，任何评价标准、审美趣味都是天然合理的。但向社会宣布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则不然。因为这关涉到被控方张爱玲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命运，严格的说，就成了一宗案件，结论必须有法律条款支持，还要有相应的法律程序。那是司法、检查机关的工作。作为职业文学研究者，这里仅限定在学术的范围内为张爱玲一辨。 把已经纳入中华文学通史的张爱玲界定为「文化汉奸」，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论，除了思维方式和政策尺度方面的失误外，主要还在于，〈问题〉、〈分歧〉等文主题先行，在相关材料的使用上缺乏严谨的客观求实态度。断章取义地引证和解释傅雷那篇有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曾与张爱玲私交密切的柯灵的回忆，就是例证。一 关于张爱玲作品的「附敌附伪」特征 〈问题〉首先从政治上定性张爱玲：她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的代表。这个「不同方式」具体包括：「宣称不谈政治」；「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标榜人性」；「搞色情文学」；「作无病呻吟」，等等。而后，引出傅雷的文章作为证据：「当张爱玲走红上海时，傅雷已到了非『言』不可的时候，他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批评张爱玲的长篇《连环套》」。还有反证：「假如张爱玲在沦陷期间的创作，果真如《总序》《前提》说的那么好，那么高的水平，傅雷会对她作出如此尖锐的批评吗？」〈分歧〉再次用黑体字强调：张爱玲「如傅雷所批评的，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余作品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立意和论证两个方面来看，〈问题〉等文的命题都是谬误的和混乱的。 「附敌附伪的作家」即汉奸作家，从本质上说，属于犯有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的人员之列。与一般意义上的「汉奸」有所不同的是，汉奸作家的标志性特征，是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侵略纲领摇旗吶喊，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可令人费解的是，〈问题〉所列种种附敌附伪的「不同方式」，并不是汉奸作家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基本特征，汉奸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文学的基本特征。一个基本常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坚持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不谈政治」──即游离于统治者的或统治者所要求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其他「不同方式」，特别是「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标榜人性」等，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就是在进入新时期的今天，它们仍是文艺创作中十分普遍的题材和角度，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与政治过失、特别是汉奸罪没有关联。而搬出傅雷的文学评论作张爱玲「附敌附伪」的证明材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分歧〉在「政治」问题上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进一步证明：沦陷时期张爱玲的作品是贴近「时代与政治」的。可是稍作检视就会发现，原来，〈分歧〉所发掘出的新材料，全出自广为流传的《流言》等散文中的只言片语，如「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以及「里边蒋先生（蒋介石）……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等等。从中，〈分歧〉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张爱玲「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在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并且居然「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还说之所以拋出这批材料，是针对「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给张爱玲「曝光」。 使用「曝光」一词未免太夸张了。因为所录出的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字句。对于经历过「利用小说反党」年代的人来说，这种演绎法也不陌生。我想强调的是，无论从政治上对艺妓「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这类话语作怎样微言大义的阐释，都不可能在法理上成为张爱玲是「汉奸」或「汉奸文人」的证据。比如，退一万步说，就算「歌颂日本」真的成立了，又怎么样呢？总不会无限演绎下去吧？比如：「歌颂日本」等于「信奉军国主义」等于「拥护上海被占领」等于「卖身投靠」等于「铁杆汉奸」……毕竟，物换星移了。其实，要寻找公开附和日伪当局的言论，在我高度评价的梅娘（1920- ）、袁犀（李克异，1919-1988）、梁山丁（山丁，1914-1995）、林榕（李景慈，1918-2002）等作家那里，很容易。他们像陶晶孙、关露一样、都参加过日本文学报国会组织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有的甚至还进入了机构团体。我分析他们不是「文化汉奸」。方法是把对象，包括人与文两个方面，置于共时环境中作背景分析。〈分歧〉不是这样：还用张爱玲战后的小说，作张爱玲「文化汉奸」说的证据。 比如，张爱玲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甚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的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幅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子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对于这段话，〈分歧〉作了这样的阐释：《华丽缘》是「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华丽缘》中的这段话与《华丽缘》的主题和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因此，这段话「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在「三段论」之余，还有一番形象思维的感慨：作为抗战时期的「文化汉奸」，「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上海的年代里，又何尝『远离时代与政治』呢？如此作品又怎能成为『时代的艺术』呢？」而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文：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毫无触动。」紧接着又说：「共产党对张爱玲是争取、团结的。」直陈与反问，都在竭力营造这样一个定性判断：张爱玲本是漏网的反革命：「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不同的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共产党是心里『骂娘』。」 所谓「反革命」，系从事颠覆现革命政权活动的敌对分子。人们不禁要问：凭甚么在镇反中「触动」孤身一人的弱女子张爱玲？一位自食其力的自由撰稿人？就凭她写于前政权时期的文艺作品中那似乎与作品主题无关的只言片语？ 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推论法，这种以虚构性作品作为刑事处罚依据的判定模式，以及「骂娘」、「叫娘」等语辞，已经溢出了学术话语，也就无需加以分析了。我们或许只能感叹历史与现实的轮回轮错位，以及历史的有情和无情。 仅指出一点：无论作共时的还是历时的考察，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把以孙中山遗像和遗训为核心意象的一个文学场景，演绎成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的政治，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的不敬，是对20世纪百年中国革命史的误解。 回到傅雷上来。傅雷（1908-1966）的主业是法国文学翻译。他偶一为之的论文是一家之言，不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这样，就可以首先把 「凡是傅雷尖锐批评的，就一定是不好的或反动的」这个「凡是」，排除在外，为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清除本不该有的障碍。否则，不仅无法客观评价张爱玲，还会殃及巴金。二 关于傅雷的「言与不言」 〈问题〉构造出这样的情境：「傅雷当时身处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他完全可以『保持谨持的缄默』，但当他认为不能『不言』的时候，他还是出而一『言』，说出了他心里要说的话。然而，在沦陷区作家中，像傅雷这样善于『言与不言』的人只能是极少数，怎能把『大多数沦陷区作家』特别是附逆作家也归之于这一类作家之列呢？」 上述情境与实情不符：文章是傅雷用化名发表的，其中没有出现反抗敌伪的言词，也就不存在是否善于「言与不言」的问题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言」是严格限制在文艺评论的范畴之内的，即，是把张爱玲放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和逾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进行分析的，既有充满激情的高度赞扬，又有直言不讳的尖锐批评，与沦陷区的现实政治甚至文化没有直接关联，不是表露反日观点的檄文。而在当时官办、民办报刊上公开发表反日言论或流露抵制汉奸情绪的文艺作品的，大有人在。比如北京沦陷区的关永吉（1916-）、毕基初（1919-1976）、高深（？-1943）、马骊（1915-1985）、柳溪（1924-）、张秀亚（1919- ）、何一鸿（？-1944）等等一大批作家3。看来，〈问题〉舍本求末，硬是把傅雷的这篇文学评论当作批判「附逆作家」的时事政治来对待，并莫名其妙地将其视为「言与不言」，视为「少数爱国作家的觉悟」的表现。 所谓「言与不言」命题，源于东北作家季疯（1917-1945）的一篇同名杂文（1941）。《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引用该文的原意，是通过富于形象性的短语「言与不言」，来展示沦陷区特殊的言说环境限制表达的自由：「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进而对处在两难境地中的作家作出基本估价：「奉（当局）命说话」的，应当被历史淘汰；大胆直言或表达出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弥足珍贵，应当充分肯定。这些都是少数。对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不说当局强制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据此，鲜明地提出，不能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为评价沦陷区文学的唯一（主要）标准：沉默不是沦陷区作家的唯一选择；文学的「空白」恰恰是侵略者所期望的。这个评判原则是允当的。它旨在强调发掘沦陷区文学文本的深意、本意以及言外之意。可以说，「言与不言」论是一种注重客观环境的心态分析模型，不含价值判断的意义。可是在〈问题〉那里，却将其误作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甚至提出「言与不言」只是傅雷这样的进步作家的特权，张爱玲等「附逆作家」因为沦陷了才「如鱼得水」，才「自由得很」，才得以畅所欲言。由此可以见出，机械的政治定见，距离史实有多么遥远。三 关于「傅雷最早指责了张爱玲作品中的色情」 〈问题〉强调：以张爱玲为代表人物的「依附敌伪的作家」的行为方式之一，是「搞色情文学」。其依据则是：「傅雷最早指责了张爱玲作品中的色情」。并将傅雷的有关语词悉数列出：《连环套》「描写色情的地方，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 从「色情文学」的定义，到对其进行界定的方式，〈问题〉都是站不住脚的。 无论是依据当时的还是现在的评判标准和社会效果，张爱玲的作品都无从归入「色情文学」之列。所谓「色情文学」，只是一种按题材分类的文学样式，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标准，与政治倾向、「附敌附伪」无关；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发生在沦陷区：日伪统治当局为扫除颓靡、鼓舞士气，曾严令取缔所谓的「色情文学」。此举还殃及一些婚恋小说作家，使他们的作品也长时间不能发表4。「色情文学」与否，实在与政治属性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 因此，判定张爱玲「附敌附伪」的政治身份时，给她贴上「色情文学」的标签，没有任何意义。意在从政治上否定张爱玲的〈问题〉，却总是纠缠于「色情文学」。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 具体到未完成小说《连环套》。它采用旧小说的笔法，描绘20、30年代华洋杂处的群落：一个不乏原始生命力和求生欲的中国女人，与她的两个洋丈夫追逐争斗的历史。就题材而言，由于揭示了较少有人涉及的特殊社会相，作品还是有价值的。从已发表的部分来看，小说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单薄，情节离奇失真。张爱玲在连载了六次之后毅然中断它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意识到，她还无力驾驭这种题材的长篇样式。毕竟，这是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初试身手的第一个长篇。在批评《连环套》之前，傅雷考虑到这一点，并留有充分的余地：「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然而，对张爱玲甚高的期待，以及对她的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林以亮《私语张爱玲》），使得傅雷不揣冒昧加以批评。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决定了他们的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根本谈不上「搞色情文学」。而眼中容不得半点龌龊的傅雷不过是一句「描写色情的地方」，可到〈问题〉那里，却把它上升为「在附敌附伪的作家中有人搞色情文学」的高度。〈问题〉就是这样全然不顾傅雷的批评心态，硬是将他的只言片语果断地充作否定张爱玲，特别是从政治上否定张爱玲的证据。 至于〈问题〉说「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更是对傅雷文章的『反击』」，也是夸大其辞。其潜台词依然是：以傅雷的好恶为标准，特别是政治上的是与非的标准。是的，在该文（1944年7月）中，张爱玲申辩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她是写不出来的。她只能写她熟悉的东西。尽管如此，她同时也承认：《连环套》 「欠注意到主题是真」，「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四十多年后，提到《连环套》时，她作了比傅雷更尖刻的自我批评；「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连篇胡扯，不禁骇笑。」5 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一文就文学谈文学，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比如钱谷融就认为，张爱玲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接受傅雷对于她的批评和规劝，但对傅雷的好意和苦心，似乎也并非全然不能领会，只是由于美学观和世界观的不同，她不能违己以屈从罢了。不过文章还是写得很婉转的，既没有对自己文过饰非，对傅雷也丝毫未失礼数。而且她所申述的一些主张，也很有见地，很值得进一步的思考探讨。」钱谷融充分肯定〈自己的文章〉，将其归入「偶一出手，便也不同凡响」的理论文章之列6。可见，只有〈问题〉与众不同：它从中看到的只是「附逆作家」对「爱国作家」的「反击」。四 关于沦陷时期的张爱玲的意义 〈问题〉说：「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其余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样，这段话源于这样的成见：既然是「汉奸」，肯定一无是处。 从形式上看，〈问题〉是在以傅雷的褒贬为褒贬：由于傅雷高度评价了《金锁记》，〈问题〉不便说三道四，转而援引傅雷批评《倾城之恋》、《连环套》的文字。但从实质上看，〈问题〉批评张爱玲的动机和效果，与傅雷截然不同。傅雷是被张爱玲 「奇迹」的「突兀」出现所触动，有感为文的。其目的，包括严厉批评的部分，是为了发现和完善张爱玲。因此，他特意申明：「没有《金锁记》，我决不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也根本不会写这篇文章」。而〈问题〉、〈分歧〉的目的，则是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张爱玲。因此，它们有意回避傅雷的说明，甚至不惜不正确地反复借用「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在十几年前说过的话，明确作出定性判断：「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就张爱玲沦陷时期的作品总体而言，「好象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眩目却又象征着死亡」──把它们所极力回避和淡化的傅雷对《金锁记》的高度赞赏，最终还是借他人之口加以彻底否定了。 很明显，〈问题〉深感仅凭傅雷的评语张爱玲「文化汉奸」论很难成立。于是进而断章取义地引出了李子云。然而此举仍于事无补。 首先，李子云还有另一面。她在〈无欲则刚──记柯灵〉7中回忆说，解放后柯灵、夏衍大胆表达对张爱玲作品的欣赏与赞美，并且为她被文学史冷落打抱不平。李子云自称「文革」前信奉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承认革命文学，对柯灵的观点不以为然。后看到〈遥寄张爱玲〉8，对柯灵的态度发生改变，认为他「为张爱玲进行了大胆的平反，但对她的败笔也绝不曲意袒护，显示出一种凛然公正的态度。」其次，张爱玲作品「罂粟花」论的始作俑者，并非李子云，而是台湾学者唐文标：张爱玲的作品，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的表现」，是「美丽而苍凉」的「罂粟花」（《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1974）。此说机械地套用「文以载道」的传统标准，借「罂粟花」暗示张爱玲作品绮丽其外，毒汁其内，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台湾作家学者的反驳。那场有关张爱玲文学的意义的激烈论争，促进了张爱玲的普及，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也使实事求是的研究者唐文标本人彻底改变了看法：「生活在那个年代是要有勇气的，张爱玲的书文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她是在巧笑」；「她的平淡而固执既是抗议， 也是那个时代突起的，生命力的开花结果」9。当80年代「罂粟花」论输入大陆时，读书界几乎没有反应。这一方面说明张爱玲的文学意义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界的宽容与成熟。此外，一个明显的差别是，唐文标笔下的「罂粟花」说，是放在上海十里洋场百年史的背景之下，并非完全贬义。而〈问题〉将其转换为沦陷时期中的具体的两年，从而使它变成了对张爱玲的全盘否定。 更为重要的和值得深思的是，傅雷评论张爱玲，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在高度评价张爱玲后，傅雷转而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人生一切都是斗争……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这段看似突兀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傅雷的一个立足点：以张爱玲之所长，即文学技巧，见一般新文学作品，特别是某些左翼新文学作品之所短，即政治第一、主题先行、斗争哲学，等等。这个立足点允当与否这里姑且不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立足点与〈问题〉、〈分歧〉的立意背道而驰。对此，两篇文章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以维系傅雷单一性思维的表像。然而，据柯灵〈怀傅雷〉（1979）一文披露，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批评所指，还「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考虑到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不宜议论（实际上是指名批评）撤退到大后方的名作家，柯灵擅自将这段文字删掉了。此举使傅雷十分生气，当时曾强硬地要求柯灵马上登报更正。柯灵采用拖延的办法不了了之10。柯灵在文章中没有说出傅雷所批评的这位名作家的名字。70年代末他这样做的理由，或许与他在40年代删除傅雷那段批评文字的动机，相去并不远。五年以后，柯灵认为社会条件已经成熟，终于在〈遥寄张爱玲〉中说出了谜底：傅雷的「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扬」的是张爱玲，「抑」的是大名鼎鼎的巴金──当年之所以删除傅雷文章中批评巴金的部分，是「为避免敌伪利用」。柯灵深知傅雷会震怒，但仍我行我素。注意到这个情况，傅雷评价张爱玲的意义，特别是评价张爱玲文学技巧的意义，自然而然凸现出来。此外，柯灵前后相距四十年不同的言说行为方式同时也说明，「言与不言」是可以作为一种注重客观环境的心态分析模型来使用的，而且，它不仅可以用于沦陷区，还可以用于其他时代。比如，这里所展示的柯灵。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冷落几十年的沦陷区文学，要在通史中才能见出其历史定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沦陷区文学终于渐次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颇具象征意味的，是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11。该书近现代文学编中的「沦陷区文学及其它」专章，分设「台湾文学」、「东北地区文学」、「华北地区文学」、「『孤岛』文学及其它」和「张爱玲与其他作家」五节。这一章或论述或提及一百七十余位作家。其中，只有张爱玲一人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目录里，正文中所占篇幅也最多（第7卷）。《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在宏观描述「20世纪女性意识和女小说家群的崛起，是中国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斗争中的一种有力的标识」时，认为张爱玲的「铁打的妇德，永生永世的微笑的忍耐」（《谈画》），是「对流行千百年的妇德的审视」。因此，将其列入「现当代女性写作的母题之源」12。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3有关章节中，也对沦陷时期的张爱玲作过如下的评价：张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都会里，可人物本身却是落伍的；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可所包孕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娓道来的全知视角，却自然融入了新文学的先锋技巧（意识流、蒙太奇）；故事平凡琐屑，基调阴沉、荒凉，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看似矛盾，但正是这诸多相对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存的「传奇」艺术世界，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类型。 她的作品确立了以近代中西文化畸形交错为背景的平凡人物的灰色人生基调，展现了人在战争和金钱面前的脆弱和无奈，对文明的运命和现代人性价值观中的假与真，提出了逼近世纪末的叩问。同时也是她在主流文学之外，在特殊时空中所作的成功的文学日常化探索。张爱玲小说结构故事的手法、化俗为雅的方式以及繁复新颖的意象，为都市小说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就是一些新版文学史所阐发的沦陷时期的张爱玲的文学意义。傅雷的张爱玲论，并不是像〈问题〉、〈分歧〉所解释的那样，是张爱玲「文化汉奸」论、「附逆作家」论的证据，而是对她的文学意义的充分肯定。五 柯灵到底是如何评价张爱玲的 在张爱玲离开故乡三十三年之后，柯灵一篇迟到的公开信〈遥寄张爱玲〉14，终于在海内外同时面世。文章回顾了四十年前他与张爱玲的文字交往，字里行间流露出「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的情深意长，以及对张爱玲文学的理解和喜爱。由于该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睿智的见解，一直被广为引用和转载。 柯灵对张爱玲的好评是一贯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不但称赞张爱玲的小说有「不容忽视的成就」，同时认为她的《流言》（1944）「隽思闪烁，妙语缤纷，大胆的真实，巧妙的比喻，幽默的讽刺，得心应手、自然烫贴的文字，蕴凝重于洒脱轻倩，在散文领域中，显出她独有的风格。」15〈问题〉也使用了〈遥寄张爱玲〉中的材料。 可是，为了证明张爱玲是「文化汉奸」、「附逆作家」，该文回避柯灵对张爱玲的基本评价，多处歪曲事实和柯灵的原意。为了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拈出两例略加辨析。 例一。〈问题〉说，「当1944年5月，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后，胡兰成立即在同月和7月发表《评张爱玲（上）》和《评张爱玲（下）》的长文，大肆吹捧张爱玲。张爱玲由于胡兰成对他叫好，竟不再为《万象》写稿，自动腰斩了《连环套》，以示对《万象》发表『迅雨』即傅雷批评文章的抗议。」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1）》（《杂志》13卷2期），以及迅雨（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1期），是在1944年5月同时面世的，不存在一先一后、批评和反批评的关系。两刊在发表评论文章的同时，都在分别连载张爱玲的作品。同期《杂志》上刊发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之一，《万象》上刊发的是《连环套》之五。这说明，两篇评论文章只代表批评者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刊物编者的立场，对编者选用稿件的标准没有影响。 其次，〈问题〉的这段文字，实际上出自柯灵所介绍的唐文标的一个描述，即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上出现。〈问题〉接过了这个事实，却对柯灵的有关说明置之不理。 柯灵紧接着说：唐文标「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且还特意申明，张爱玲中断《连环套》的具体原因他记不得了，但此举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没有丝毫的影响：我与张爱玲「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柯灵的表述很清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月后，1944月6月，柯灵被日本宪兵拘捕。张爱玲一方面设法营救，一方面亲往柯灵家慰问他的家属，并有留言。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勇敢之举。柯灵无罪获释回家后，十分感动，立刻用文言覆一致谢短笺；同年11月，经柯灵联系安排，由张爱玲本人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得以在新光大剧院公演，延至第二年2月，演出场次已达八十场。 可是，〈问题〉略去柯灵的说明和上述事实，仍执意宣称：张爱玲几个月后停写长篇《连环套》之举，是对《万象》（编辑柯灵）发表傅雷的评论文章的抗议。 《万象》（1941年7月）系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所办，原来的编辑为通俗作家陈蝶衣。1943年6月柯灵接编后，注意刊发新作家的作品，使其从通俗杂志变成以新文艺为主的刊物，品味和在文学上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上任刚两个月，柯灵就分两期刊发了张爱玲的《心经》。11月，又发表了她的《琉璃瓦》。1944年1月，开始连载她的长篇《连环套》，到6月，共刊发六次。实际上，张爱玲停写的直接原由，是因《连环套》首刊时稿费是否支付的问题与平襟亚生出嫌隙。平襟亚后来有欠冷静，将此事公诸报端，讽刺张爱玲「生意眼」，还披露了张爱玲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信中谈到如何免费宣传中央书店本打算为她出版的小说集，有损她的公众形象。结果，此事闹的沸沸扬扬，连柯灵以及张爱玲中学时代的老师汪宏声也在文章中为张爱玲打圆场，说她想必是一时疏忽忘记了。由于这场风波，张爱玲把她的小说集《传奇》转交给其他出版社。这样，张爱玲在7月中止《连环套》，以后一直未给《万象》写稿，不再与平襟亚发生联系，便是顺理成章的了。那里是甚么「以示对《万象》发表『迅雨』即傅雷批评文章的抗议」！ 例二。还有更为离谱的发挥：「在上海沦陷时期隐名埋姓的郑振铎，出于对张爱玲的关心，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其后，柯灵对张爱玲恳切陈词，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但是，一心要趁早『出名』的张爱玲听不进金玉良言……随即把第一部创作集拋了出去，那就是《传奇》。」 首先，文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的发展是自在的。人可以创造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就会承认，蜇居上海的文学界前辈之所以能够「欣喜地发现」张爱玲，是因为她的代表作品已经问世，已经成为轰动文坛的「新闻人物」。如果张爱玲不发表作品，不显露出她的文学意义，人们也就无从注意到她。因此，所谓听「金玉良言」，只是一个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悖论。退一步说，假使张爱玲在成名前就已经结识郑振铎等左翼作家并接受了他们的关爱──尽管历史不相信任何假设，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不会有张爱玲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柯灵把张爱玲在沦陷时期彗星般的闪过看作「简直是天造地设」，并且十分准确地描述说：「偌大的上海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这完全是褒义的。可是，否定的观点却将其歪曲地成张爱玲自由自在地「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证据。为了将这段话变成贬义，还把直接引文中的「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改成了「张爱玲真正的文学生涯只有两年」。这就有失学术规范了。不去管它。 我要强调的是，读过〈遥寄张爱玲〉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柯灵是在更大的背景中讲上述那番话的。他同时还明确指出：沦陷之前阶段之所以放不下张爱玲，是因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沦陷之后阶段放不下，是因为「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前说是柯灵的一个推论，因为张爱玲当时尚年幼，还无缘在这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中一试身手；后说则是事实，已经为后来文学的发展所证明。 其次，历史真相的探寻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背景情况极为复杂的沦陷时期。就是当事人如对当时上海文坛极为熟悉的柯灵，不但有遗忘，也会有误解。就以〈问题〉不以为然的《传奇》的出版为例。事情的缘起，是平襟亚建议张爱玲将已发表的小说结集，由他的中央书店出版。平襟亚（1892-1980），通俗文艺作家、律师，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拘押二十八天，台湾学者刘心皇将其归入「南方地下文学作家」之列16。出于对柯灵的信任，张爱玲首先函询他的意见。柯灵深知中央书店所出书籍水准不高，特寄给她一份书店的书目，同时趁机表达出「如果是我，宁愿谢绝垂青」的意思，并诚恳地劝她相信，「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编辑柯灵对「转眼间红遍上海」的张爱玲的所谓「劝说」，仅止于此。这是与张爱玲尚处在「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阶段的柯灵，以点到为止的委婉方式，所转达出的郑振铎等一批文化耆宿的好意。至于要张爱玲写了文章交给开明书店保存云云，只是正在韬光养晦的文化耆宿们的私下议论，张爱玲本人根本「无从察觉」。可是，否定的观点却将这些混杂在一起，编排成先有「劝说」，后有「陈词」，可张爱玲就是顽固不化的假象。这不是柯灵为人处事的方式，也是以他的地位和身份不便做、也做不到的。 张爱玲当然不会因柯灵「顺水推舟」的「恳切陈词」，就放弃她的小说集的出版计划，回信直陈她「趁热打铁」的主张。她自有她的道理。两年之后，1946年11月，藉《传奇增订本》出版的机会，张爱玲仍记着柯灵的好意，作了同样委婉的回应：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个段落，已成为张爱玲文学中的一个体现其文学观宇宙观的经典叙述。它所涵纳的内容，比柯灵所借喻的「过了这村，没有那店」，要深厚得多。 由于与平襟亚产生矛盾，张爱玲《传奇》初版本最终改由杂志社出版（1944年8月）。在〈遥寄张爱玲〉中，柯灵记述了他当时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时的心情：「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毕竟，中央书店是他的雇主经营的；更重要的是，它「大节上没有不干净」。柯灵的「失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杂志社的误解。 在柯灵看来，那时卖力为张爱玲「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显然，他把发行《杂志》的杂志社也归入其中，而且是声势最大的一家。从表面上看，《杂志》隶属于有日本驻沪领事馆背景的《新中国报》系统，主要负责人袁殊还在敌伪宪政实施委员会、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等部门兼任要职，无疑属官方出版物。但实际上，这两种报刊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包括翁永清、恽逸群、刘幕清（鲁风）、吴诚之（哲非）、丘韵铎等。当代有研究者指出：该刊作者「以上海爱国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为主。」17而这些内情，却是当时的柯灵及许多左翼作家所不了然的。就是到了柯灵写回忆文章的1985年，他也仍不知《杂志》社的实情。 平心而论，与进步文化人十分可贵的独善其身的清高相比，主持《杂志》社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更高的着眼点，即沦陷区的文化阵地，需要有更多的能够提高读者欣赏水平的优秀作品来占领18。因此，《杂志》和杂志社不但大量发表、出版张爱玲的作品和有关评论，还专题举办过《传奇》再版座谈会（1944年9月）、苏青、张爱玲对谈（1945年3月）等许多活动，全力推出并且高度评价张爱玲。从《杂志》和杂志社这个个案可以见出，仅凭表像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是远为不够的。在梳理历史、评价人物时，弄清诸如此类的潜在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补充一句：这也从传播的的角度再次证明，〈问题〉的断语，即张爱玲「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纯属虚构。实际上，「提携和支持」张爱玲力度最大的，不是通俗小说家周瘦鹃（1895-1968）主编，也不是进步作家柯灵（1909-2000）编辑，而是一批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组织系统十分严密的中共党员！这里仍提示：是谁在「提携和支持」张爱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爱玲文学自身是不朽的──比她的生命更久长。 作了上面的初步辨析之后，仍有必要指出：假使〈问题〉有关张爱玲和柯灵关系的陈述不是虚假的，也不能充作张爱玲是「附逆作家」的证明材料。道理依然是：「汉奸罪」是一种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汉奸作家」特指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殖民统治服务的文人。张爱玲从未参加过当局的文化活动，谢绝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函，从未有服务于殖民当局的言论，清清白白。限定在表象的层面上，沦陷区多数的知名为文者都未能像张爱玲那样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是严酷的法西斯军事高压期。在我看来，这也算是张爱玲的奇迹之一。 总之，沦陷期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属于同一党派、持同一立场的人群在许多场合也是相互隔绝的。此外，像其他时期的文化界一样，沦陷区文坛有其与时政无关的种种是非磨擦、人事纠纷、家长里短。在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任何先验的原则和标准都无济于事。只有依据第一手资料逐一作细致深入的具体分析，才有可能达到接近真象的认识。〈问题〉、〈分歧〉的失误，除了学风方面的原因外，主要问题在于：「以阶级斗争为钢」的思维惯性，使得它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矛盾纠葛都与民族大义和敌我不两立挂起钩来。具体到傅雷、柯灵。他们的那些客观、公允地褒扬张爱玲的文字，以及他们作为当事者也不甚了然的背景，在〈问题〉那里，都被当作了证明张爱玲「文化汉奸」政治身份的证据。这是违反傅雷、柯灵原意的。也与史实大相径庭。因而是不成立的。六 余论：再析关露和「笔部队」 上文由2001年年底完成的两文合并而成，只有删减，没有添加。虽然砍掉了一些，为表述的连贯，仍有重复。这是需要说明和致歉的。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问题〉、〈分歧〉的续篇称：我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19一文批评了五位先生的「全盘否定」沦陷区文学的观点20。这也与事实不完全相符。 蓝海（田仲济，1907-2002）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完成于1944年，不可能对沦陷区作实地考察。该书的特点是并没有轻易地根据甚么先验的原则对「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妄加推测，而是将其置于论述的范围之外。这可视为符合「历史的原则」的操作策略之一。冯光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出版于1984年。该书的贡献是较早提及华北沦陷区，反映了当时学界掌握有关史料的实际状况。拙文只是提及学术发展史上的这些事实，并没有作价值判断意义上的批评。有两位先生曾发表过批评我的文章（1997；2000），我做了回应，方式主要也是对某些不实史实作考证、辨析。不过，至今还未见回应。他们的专长不是现代文学，或许有关史实的考证、辨析需要一段时间。唯独〈问题〉不同。比如，我曾专文对其判断张爱玲是「汉奸」的不实依据作详尽的辨析：张爱玲是大学四年级「高才生」、靠婚恋文坛登龙、众叛亲离、「民众和传媒」的判决、张爱玲与胡兰成关系的实质、张爱玲的文学意义，等等21。可是，几篇续作仍不顾事实坚守张爱玲「汉奸」论，所提出的新的依据，同样是不实的，如上文所示。台湾已有学者对有关争论作了评价22。 基于原则、方法可能多种多样，但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的认识，我的商榷文章仅围绕「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展开，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而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在其中了。拙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较为系统。仅前两章的标题可略见一斑：绪论第一节「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的多维参照」介绍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法国等欧洲国家沦陷时期文学、海外对中国抗战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形成多样性的原因。第二节「北京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框架和要点」论述社会背景、文学的基本特征、辨析原始资料的意义、出版物概况、作家的自然群落和社会群落、主要文学样式鸟瞰。第二章「日伪对中国文艺的政治介入」中的第一节为「法西斯思想控制和奴化宣传措施」，包括军国主义日本与纳粹德国比较、日本的「大陆思想战」国策、伪政权的宣传运动和「中心思想」等内容。第二节「日本当局方面与北京文坛」则分析了日本华北驻屯军代表龟谷利一、日本国驻京使馆代表志智嘉、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以及《华文大阪每日》。第三节论述了日本鼓吹和组织的大东亚文学。第四节界定了「汉奸文学」的基本特征，并对奖金征文做了抽样分析。这是「回避政治，不讲民族大义」吗？ 政治评价和民族大义不是方法，而是结论。其地基是史实。史实不实，政治上正确和民族大义也就无从谈起了。最后再次例举两个影响沦陷区文学总体估价的「细节」──史实。 关于关露（1907-1982）。在沦陷时期的上海（1941年11月9日-1945年8月15日），这位30年代的「左联」女诗人无暇文学，主要在日本驻伪中华民国大使馆和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担任助编、主编（1942年5月15日-1945年7月15日）。《女声》是妇女期刊，不是文学杂志。上海社科院陈青生的专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沦陷篇》分门别类地描述了丰富多彩的上海沦陷区文学，没有论及关露和《女声》，只是在评介歌青春（丁景唐，1920- ）自费印行的诗集时，援引了关露发表在《女生》终刊号上的一篇读后感（第277页）。这符合沦陷期上海文学的生态，也符合根据共时实际影响轻重有致的治史原则。 关露的遭际令人心碎。她沦陷期不多的随笔时论中，有一篇是出席日本东京「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8月25-27日）的发言稿〈中日妇女文化交流之我见〉，其中有这样的言辞：「我希望今后中国妇女学一点日文，日本妇女也学一点中文，往后见面的时候，就能用对方的语言来交谈了。」从表象上看，这样的行和言，当然是「汉奸」了。可令人无奈和扼腕的是：她是经安排介入日伪机构的，战后却不准用「关露」这个符号发表作品，她与当时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职的王炳南的恋情，也被断然终止。50、60至70年代，她两次被公安机关关入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几度神经失常，终生没有一个女人的个人生活。时至新时期，三十七年的肉体磨难才得以最终结束，但精神创痛无法弥合，唯美女子的浪漫情怀不再。正式平反当年，她服用过量安眠药结束了她的七十五年的人生旅途，在文化部机关一间摆了三架单人床的十平米见方的宿舍里，孓然一身。关露沦陷时期的那段经历，是上至周恩来、下至一大批左翼作家都了如指掌的23。可是，在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面前，谁也无力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在这样的原始材料和已经获得的历史描述面前，令人费解的是，为甚么〈问题〉等文要始终固守中国 「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的第一类是「以关露、柯灵为代表」的「开展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作者及由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并且套用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这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杜氏是用它来突出话剧《大雷雨》中勇敢反抗封建农奴制的女主人公的。我不知道这算是对关露的拔高、落实政策呢，还是对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不断冲突造成的关露个人命运悲剧的反讽。只能为关露的无辜黯然神伤。 说一句题外话：与其把放弃文学、淡出文坛、公开参与日伪体制内社会活动的关露列入「一线光明」，不如换成郑振铎（1898-1958）或穆时英（1912-1940）。前者「坚持爱国立场」，虽然也远离文坛但战前战后的名气比关露大得多，没有像关露那样饱受「汉奸」恶名的困扰。后者战前是大名鼎鼎的新感觉派作家，沦陷时期受国民党中统派遣打入汪精卫伪政权宣传部「开展地下工作」，并且以身殉职。但留下的问题同样是无法解决的：这还叫「文学史」吗？ 关于「笔部队」，〈分歧〉开创性地把「笔部队」和「皇民文学」列为总共分为三类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中的第二类，并且说第三类即「在整体上适应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情爱文学、色情文学、鬼狐文学、秘闻文学、灰色文学、颓废文学」等等，由于其「大量出现」，「对民众的无形毒害，超过了第二类明火执杖反共反人民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这自然会引发追问：那末，除了「一线光明」以外，已经纳入中华文学通史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客观存在」，究竟还剩下甚么？完全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发生、成长的台湾新文学还算不算中国文学？……这才是「大是大非」！篇幅有限，不去深究。 这里依旧只是关注「微观」、「细节」、「具体」。所谓「笔部队」作品，系日本随军作家或士兵如石川达三（1905-1985）的《活着的士兵》（日本《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武汉作战》，火野苇平（1907-1960）的「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和《花与士兵》（日本改造社，1938）等侵华战争纪实报告。 是的，无人能否认这样的命题：「谁也无权规定，沦陷区文学只能是汉语文学。」如果这是有所指的话，我有书为证：《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就列有「在京日侨文学」一节（第118-123页）。特定的文学史有特定规定。「海外华文文学史」当然以描述华裔华文作家作品为己任。将来的广义大中华文学史，甚至还有可能纳入华人的非华文作品。我想说的只是：石川达三、火野苇平以及尾崎士郎、林房雄、丹羽文雄、林芙美子、片冈铁兵、佐藤春夫、武者小路实笃、草野心平、菊池宽、阿部知二、久米正雄、岸田国士、吉川英治、吉屋信子等等不是海外日裔，而是侵略者！他们或作为随军记者，或作为报刊特派员，或作为在华机构的日籍职员，或作为文化交流人员，甚至作为现役军人，被派到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为侵华战争服务。在有几万万中华儿女的沦陷区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沦陷区文学中，没有《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士兵三部曲」的位置。在研究沦陷区文学时，我会提到他们（拙著第27页），但决不会把他们列为中国的「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的第二类。同样，这也纯属我个人的观点和构架文学史的原则。 我很清楚，在「话语转型和价值重构」的现时代，「谁也无权规定」甚么，特别是在学术领域。文学史提不提毛泽东那神采飞扬、大气磅礡的诗词，张爱玲是否重要得需要单独立章，是入选钱钟书还是入选苏青，不同的文学史自有不同的道理。不过，作为教材的文学史，通常会考虑学界多数的见解。因而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我目力所及，还没见有不正面高度评价沦陷期张爱玲的，而沦陷时期的关露，就大多是只言片语或只字不提。理由也简单：关露那时的业绩和文学没有关系。 当然，随意性也不能随意到逾越学术规范。比如，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把美国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写中国生活经历的大批作品列入其中，尽管她曾因此获得1938年度诺贝尔奖，尽管她视中国为「第二祖国」、视镇江为「中国故乡」24。无庸讳言，也未见有「笔部队」作品列入。很难想象，把攻打伊拉克的美军士兵、记者的日记报告纳入「世纪转折期的伊拉克文学」，是否还是「伊拉克文学史」。七 结束语 海内外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学术研究，风风雨雨，已走过二十多年。25即使到现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仍不是分类、排队，而是基本情况的梳理。一直令我深感缺憾的是，在重要的沦陷区域中，大概只有南京沦陷区七年多的文学还未见到系统的著作。我以为，搞清这一时空文坛上的谁、甚么、何时、在那儿、怎么样，即下些功夫实践历史研究中的五W原则（WHO, WHAT, WHEN, WHERE, WHETHER），要比五大「问题」、「四大误区」、「三大分歧」等等，更富于建设性也更有学术价值。 手头正在承担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课题「华北沦陷区的日本殖民文化政策研究（1937-1945）」 。由于总想把每一「微观」、「细节」、「具体」弄清楚，进度非常慢。可以肯定，在这之后我的某些结论、估价，甚至包括所谓的「遮避」技巧以及「回避政治，不讲民族大义」，或许会有所修正──但只能是在之后。因为，二十年前，我开始搞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时候，也对沦陷区「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定论不疑，课题论证书题目仅标以「资料汇编」。但十年以后却得出了我当初万万想象不到的结果26。 至于说到「宏观」、「一般」，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思考。比如，讨论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国侵略中国的斗争时，总有文津津乐道中国朝代更迭时期所谓读书人的「重视民族气节、民族大义」。为前朝殉节就是「著名的忠臣烈士」，降、仕后朝则「罪孽」深重，「受恩欠债」永世不得安宁。我感觉，两者在历史学和逻辑学中都不是一个可比的等值同位概念。抗日战争是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判断中国机构、团体、个人的民族（国家）立场的原则清楚而单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抗战不同时期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有系列论述27。后者宏大而复杂。既然中国是历经数千年融合纷争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体并存的共同体，中国国家权力（朝代）的更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新的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是中国的内政。判断改朝换代是进步还是不进步，主要考察改变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顺应社会潮流、是否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即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前进，是历史的进步。倒退，是历史的反动。如果将两者混合在一起，泛泛地作政治立场和民族大义的评判，问题太多。比如，在评价「逐渐逐渐地被迫成为了一位『遗臣』」28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现象时，如果引入「忠臣烈士」、「民族大义」视角，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会混乱矛盾。为自然社会制定的一切法则，只有具有通用性才可能具有正确性。对如此大的题目我无力研究。只能在抒发未经证明的感想的同时，深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现代中国日本占领区的文学」则不同。由于题目细小就有了尽可能作多方面详尽考证的可能性。在这个领域，我个人体会：「历史的原则」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微观」、「细节」、「具体」。
注释
1 陈辽：〈「张爱玲热」要降温〉，《文艺报》，1996年5月3日。2 〈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简称〈问题〉；〈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对〈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的回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3期，简称〈分歧〉。
3 参见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中的有关章节。
4 参见《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页34、135、307、349。
5 张爱玲：〈《张看》自序〉，1976年。
6 钱谷融：〈序〉，载万燕：《海上花开花又落──读解张爱玲》（南昌：白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7 李子云：〈无欲则刚──记柯灵〉，《读书》，1986年11期。
8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
9 唐文标：《张爱玲研究》（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76）。
10 柯灵：《长相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1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2 同上。第9卷，页274-75。
13 程光纬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4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
15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6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台北：正中书局，1985）。
17 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8 见鲁风的发言，见〈《传奇》集评茶会记〉，《杂志》第13卷第6期。
19 张泉：〈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2002年第6期转载。
20 〈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原则」〉，《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21 〈沦陷区文学与人物的政治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2 〈第二幕 几番风雨海上花〉，见蔡登山：《传奇未完──张爱玲》（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3）。
23 见萧阳、广群：《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24 鲁迅曾评价赛珍珠说：「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鲁迅书信集·致姚克》。
25 参见张泉：〈完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构架的课题──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26 参见张泉：〈认识梅娘的历史〉，《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
27 《毛泽东选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历史人物》，1947年。 张 泉 1949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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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十六期 200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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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30 13:12:00 [回复]
时代知行---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
温儒敏 这里大略回顾一下近20年来在中国内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评论与出版情况，从中或许可以引发一些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化生产、传播的话题。张爱玲成了“出土文物”张爱玲这位四十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解放后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其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八十年代初，张爱玲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不过那还不是重新“走红”，而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笔者回想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的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同学之间常兴奋地交流读后感，推荐新发现的书目，其中张爱玲当然是常谈的节目。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回顾这一段“阅读史”，大致可见七十年代末在内地“重新发现”张爱玲的情况。不过那时大家正忙于给那些比较知名的作家做翻案文章，对张爱玲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是1981年以后的事。当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不过当时的反响并不算太大，容易被读者视为一段文坛忆旧。对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产生大的推动的，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时中文版已传入大陆，港台一些评论张的文字，内地也陆续可以看到，这就促成了文学界普遍的“读张”的兴味，张爱玲也就“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如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都比较“正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题材、手法与风格上的特色，注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并小心翼翼为张爱玲说几句批评中带上肯定的话。到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当然会鼓励人们用更开放更有个性的眼光去读张评张，而张的“另类”特色也更加刺激研究者去重新打量与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板块”，加上这一时刻“翻案”文章差不多做腻了，所谓“边缘化”的作家更能吸引年轻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有一篇文章适逢其时，那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此文几乎同时发表在《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二者都是有影响的刊物，而文章又出自作为“过来人”的资深作家，自然引起广泛的关注。《收获》同期还重刊《倾城之恋》，更是文革后张的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这种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文学史给张爱玲让出地盘在八十年代中期，一般流行的现代文学史仍然不可能提及张爱玲。一是碍于张爱玲五十年代写过《赤地之恋》和《秧歌》等反共小说，二是担心张爱玲复杂的政治身份，总之，仍然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置疑。但毕竟历史越来越拉开了距离，给政治身份“复杂”而创作可观的作家以更多面考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北大和其他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大学，在课堂上或讨论会上，都已经把张爱玲作为“重新发现”的话题。许多学生对于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很不理解。1984年，黄修己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那本发行量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率先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较客观地介绍了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与此同时，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也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底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虽然字数不多，但已经将张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来评价，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课也逐渐为张爱玲让出一点地盘。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所谓“方法热”的时期，人们评论张爱玲，更多地是欣羡其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等，是常用的切入角度。如胡凌芝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饶子和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偏重于对张爱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同时仍不忘“反映论”层面，论评张爱玲如何揭示洋场社会阴暗的一面，指出其“反封建”的价值及其对都市文学的贡献。这期间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如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以及张国祯的《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都开始触及张爱玲小说比较深的人性内涵，而不简单停留于从“反映现实”角度肯定价值，而且对张的创作现代派特征的分析也都有新突破。这批论文的出现标示着张爱玲研究的学术份量逐步加重。80年代的研究为张爱玲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读张”的风气，同时带动了张著作的出版。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现代文学作品做原本刊印，收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随后，多家地方出版社影印或编印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此时书商已觉察张爱玲作品有流行通俗的品质，都想打打“擦边球”。只因为张的政治身份比较复杂，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也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名义，后来发现问题不大，码洋又很多，便愈加放胆去出书。张爱玲的“经典化”80年代后期那种较重学理的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其中90年代初一度弥漫于学界的紧张而又有些颓唐的气息，似乎对张爱玲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影响。一部分研究者仍在潜心读张。这一段对张的作品进行“赏析体”评论的篇什很多，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大有兴趣。这跟张爱玲作品开始大量出版，需要跟着普及与导读也有关。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此时仍有一批更有学术深度的论文的出现。如金宏达的《论〈十八春〉》、潘学清的《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赵宏顺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杨义的《论海派小说》以及吴福辉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等。这批论作除了注重剖析张爱玲题材的价值、作家的气质、创作心理状态、文化情结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始注意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考察张爱玲这一类创作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定位。可以说，90年代前期出现的数十篇有关张的研究论文中，不乏真正有文学眼光和学理分析的。90年代前期的研究，几乎造就了一个“热潮”。文学史家给予张爱玲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杨义在他那部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用了十几页讨论张爱玲，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甚至列出专章评论所谓“张爱玲现象”。大约在1993年至1995年左右，有众多年轻学子（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一窝蜂都挤着要做关于张爱玲的论文。诸如关于张的小说中意象和结构分析、心理描写、文化模式，乃至女性主义的评论，恐怕每一个大学中文系都有学生在做这类题目，其中有关女性主义的话题更是受到一般女学生的欢迎，并纷纷大胆尝试。在笔者任教的北大中文系，那二三年几乎每一学期都有数篇学生论文是谈张爱玲和女性主义的。不能否认这几年论张的文字其中有些写得不错，可能的确有新发现、新视角。但研究似乎也有“生态”问题，某一论题谈得太多，大家都会腻味，以致有些的确有见解的文字反而可能淹没在这腻味之中，得不到发表的机会。90年代中期有些专著仍在孜孜不倦地谈论张爱玲，但同时单篇论文的发表显然已大大减少。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时期人们的兴趣又转向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这两年多时间里，竟有四部张爱玲传接连出版。这四部传记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的《张爱玲传》。前三部传记从书名的渲染，就可以看出已经很注重图书的包装与商业操作，主要为了吸引一般读者；文字上也都在竭力追求可读性。相比之下，稍后出版的《张爱玲传》仍保持较多的学理性，对传主的生平、身世与创作剖析很细很深，显然吸纳了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前述有关大学里年轻学子争做评张的论文这一现象，跟这些传记的出版也大有关系。“传记热”诱发了年轻人的文学史想象与评张写张的冲动。当然，张爱玲重现的影响并不止于一般读者，也明显作用于当代文坛。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影响痕迹。苏童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评选中，选中《鸿鸾禧》，称“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他和叶兆言的旧家族题材小说，受张爱玲的启示，已得公认；王安忆则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位深得张的衣钵的传人，一边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一边说“不要拿我和张爱玲相比”。商业操作制造读张的时尚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完张爱玲的“经典性”，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这里不妨也大略回顾一下过程。早在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社会阅读心理取向，便越来越大胆地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不久，市面上即出现了盗版，趁着张爱玲去世消息传来，卖得红红火火。这套《全集》据说在市场投放足有十万套。加上以前各出版社的印量，张爱玲的读者保守估计也应有近百万。富于戏剧性的是，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文坛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且不论是否恰当，但“张爱玲”的文名借此更广为传播却是一不争的事实。历史也许就是为了造就张爱玲的声名。“排座次”事件余波未尽，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张爱玲”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奇女子以“死”而在媒体中再“活”。国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均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点报道。“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非常恰当地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的观点。张爱玲日益为读者接受，当然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的阐释提供多种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曾几何时，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庶几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好看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的气息，看到张的影子。被浮躁的世风所消解了的张爱玲需提及的是，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张爱玲就这样变得很“现代”又很“现实”了。最后，不妨再回顾分析一下“张爱玲”是如何进入消费领域的。“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其利益生长点，文化生产自然会推波助澜。如果说1992年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编选允当，为张爱玲的创作风貌做出了基本概括。此后出版的张爱玲有关作品则多在商业操作下进行，即使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多数也是要赶一赶商潮。张爱玲“人生小品”、“情语”之类纷纷出版，在散文热中层出不穷的散文赏析、精品系列，乃至文化史风俗史百年回顾掌故逸闻等等，各种凡是涉及民国题材的畅销书，大概都不会忘记拉上张爱玲凑份。完整的“张爱玲”，常有意无意被拆解成利于流行和卖钱的支离碎片。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影像挂帅，张爱玲也不能摆脱被视觉化的命运。几乎所有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或多或少都附有张爱玲的旧时照片，读者在浏览张爱玲照片的过程中将想象的求证完成。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参照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对照记》，编辑集成《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一书，算是暂时将对张爱玲的展览做一终结。一流的小说往往难以向其它艺术形式转化，但在视觉效果最强的电影艺术中，张爱玲的小说却频频被港台演艺人相中。早在80年代，由三毛编剧，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即已制成。90年代，香港关锦鹏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这样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难以在电影语言中得到最完美的叙述，但大陆明星陈冲、英俊小生赵文以及从脱片中“从良”的叶玉卿依然使得该片反响巨大；台湾许鞍华执导了《倾城之恋》，此后的《半生缘》则请出了“忧郁王子”黎明担纲。不久，《红》、《半》二片相继进入大陆并曾在中央电视台中放映，影响颇大。渐渐地，“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本来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张爱玲热”（类似的还有林语堂、梁实秋）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事例：先是由学术界发现和定位，然后经大众传媒制作并扩大到公共空间，变成文化符号，再被商界借用促销，转为一种时尚。“张爱玲热”的同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两个热点文化人物值得关注，即陈寅恪与顾准。二人的专业成就少有人深入研究，但学者的独立品格与坚持思考的精神都被凸显。作为文化偶像，他们被绘成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及学术品格的追求。“张爱玲热”与“陈寅恪、顾准热”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过内在理路却是一致的，均属于一种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被借用。它们一起丰富了90年代中国斑驳而芜杂的文化风景线。（作者：此文曾提交2000年10月在香港召开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蔡可对本文的写作提供资料，多有协助，特别致谢。）《中华读书报》
久违的心 2005-3-14 14:40:00 [回复]
前几天查资料看过几句，不知道是什么，不以为然地跳过。昨晚静静地坐在电脑前看，虽然也只是一遍，却感觉到了最后是意犹未尽。。。。几乎没看张爱玲的文字，知道自己笨，对于艺术不知道怎么去感知，只是觉得喜欢罢~~~看来，以后我应该多看些。。。。。
流浪诗人 2005-3-11 19:03:00 [回复]
http://www.frostar.com/wenji/sxxd/zxzqx10.htm
流浪诗人 2005-3-11 18:55:00 [回复]
陈子善：揭开尘封的张爱玲研究史 (2003-09-15 10:24:44)“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笔者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尘封的历史一旦被揭开，往往令人大吃一惊。在张爱玲研究领域里，人们一直以为，虽然张爱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研究却是乏善足陈，即使不是一片荒芜，也只有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枝独秀。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在迅雨这篇名文发表后4个月，1944年9月江苏南通《北极》半月刊第5卷第1期刊出了《〈传奇〉的印象》一文，署名“顾乐水”。此文的发现表明，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不仅在上海文坛风靡一时，其影响已遍及大江南北。这篇文字优美的评论详细地记下了作者阅读张爱玲的真实感受：看张爱玲，看得真晚。是今年二月的事。“杂志社”社长邀请上海文化人赴苏春游的知单上高踞首座的就是文载道与张爱玲。约张的原意是说读了《西洋人看京戏》，发现中间有着颇多的人情味。这篇文章是早就在《古今》上见到的，却没有看，原因是格于‘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的想头。如今发现有此一说，就得找出，一读之下觉得即以视觉的享受说，这享受是超过文、纪二公的。手头恰有第四期《天地》，翻出《封锁》来，这竟像是蒙汗药，一嗅之后云里海里，沉跌在一种文体的温床中。那“叮玲……”切断时间与空间的电车声，那山东人的开车，那种电灯开出的小甲虫，我都以年幼时耽爱童话的心情爱上了。以后贪婪地读了搜集来的旧文及陆续发表的新作。可是最受推誉的《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却是《传奇》到通后才读到的。迸着两个多蚊子的黄昏，放纵了一下视觉的欲求。结果却嗒然然若有所失。同时也从一幅绮丽的幻画中，得到一次澄清。或许是感受到太多的绮思吧，禁不住要吐露一点稚拙的印象，读者本位的印象了。先得反刍出最初的直觉来，是她彩绘的风格。虽然这风格，并非断代性的发现。廿六年前，以《文季》、《水星》为中心的散文作家中，就有着这作为“白话文”形式的反动之一的征象，然而到她手上，是才得到毫不搀杂的最大的夸张。胡兰成先生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我所感印的则较浓烈。无论如何不是原色，就说银灰、银紫吧，紫、灰就是一团朦胧，朦胧的烟雾。是太强烈的色与音的共鸣之潮的升华，是李义山诗“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境界，是一块手工的乡土风的彩锦。定神去摩挲一下，那又发现织就这彩锦的纬线，是构造型的技法，是深刻的观察，与正确的表达的结果。而其经线，则是适当的速度，与有效的剪接，是音乐的电影的手法。将人物、环境、故事捏塑以节奏、色彩为间架，是一气呵成的整体。一段段切开，却点点滴滴又都蕴涵着完整的光芒，是一环盘串的珠线。我想起某次人马倥偬中的事。有人从流氓肩上截夺下一只朱红的大皮箱，灿烂精致又沉甸甸的，是世家大户流出的东西。当众将锁大打开，里面贮满着盘结游动的锦缎。当然也有人在张先生的锦簇花团之下，是不忘理性之约束的。于是就有着透视的究诘，发现了作者目光所涉猎的地域。换句话，读到《金锁记》，我们赞美曹七巧的性格的刻画，读了《倾城之恋》，我们赞美机智的叙述。可是在赞美之后，稳定了的心绪就进一步要求整个的了解。这是每一个耽溺于这种感官的享受的读者最后必有的困惑。或许也有人想：“总之是乱世的奇闻，归根是灾异呢？是祥瑞呢？却难解”，我们却不想含糊。从未读之前的“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的偏见，到初读之后的惊艳，到再读之后的赞叹，作者均娓娓道来，生动形象。而且透过张爱玲的“锦簇花团”，作者又提出自己的疑惑。文章接着大段引用迅雨和胡兰成两家对张爱玲的品评，作者显然更欣赏迅雨的观点，认为迅雨分析张爱玲“有着安稳的论据，和适度的推誉”，对迅雨所提出的“张先生的出现，是新文学运动发韧以来各种养料的酝酿的一种结果。这结果是属于‘技巧’上的，她在文坛进程的目下，应占有一个位置，然而这位置不应特出”的看法深以为然。作者最后对张爱玲表达了殷切的期待。总之我们是“不能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的”，所以我们庆幸张爱玲先生的出现，然而假如缺少了讯雨先生这样的善意的剖析，就难期完全的创造。“理论从作品汲取”，这话有商榷的必要。个人的作品里岂能盘踞一座嵬嶷的理论建筑？让我再重复一遍个人的期望吧：是这种连绵雨的日子，是这样丑陋的枝干上的花朵，如要求她健康的成长，那么就应当剪撷了蔓生的装饰音，废弃黄金律的构图法，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这是一篇褒贬有据、颇有见地的张爱玲评论。如果读者知道了作者当时还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文学青年，就会更觉其难得了。时隔六十余年，作者“顾乐水”的真名也应在此披露了，此君即后来成为江苏著名作家的章品镇是也，他近年有回忆文集《花木丛中人常在》（北京三联版）行世。张爱玲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已故翻译家、作家和学者，以翻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享誉文坛的董乐山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以“麦耶”笔名发表过许多精彩的剧评，成为研究四十年代上海话剧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但在董乐山谢世后出版的《董乐山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中漏收了他的一篇题为《无题篇》的评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小文。当然，文虽小，却言简意赅，含量不小。董乐山当年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他在《张爱玲说“I＇mNotASingSongGirl！》一文中记载与友人同到张府拜访的情形甚详。但对写过这篇短论却从未提及，想必是完全遗忘了，理应在此照录：我不识张爱玲先生，然而作品是读者认识作者的最好媒介和桥梁，读过张先生的小说，我的直觉印象中，就感到她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这里所谓“香港人”，是有着一个杜撰的特殊定义的。这是指一种由十八世纪之中国掺杂了二十世纪的欧美的思想社会的混血儿，也正是中国社会的本质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必为张先生在文艺界的出现而诧异，该诧异的是她的技巧。一个作者之所以成功，就是他能够充分玩弄读者，于短短的几分钟阅读时间中，他以文字的技巧，紧紧的扣住读者的心弦，克服他们主观成见，如像一只猫玩弄它猎获的老鼠一样。在这一方面我们扯白旗承认张先生的成功，不顾她的思想或内容，她的技巧多少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创见。她的瑰丽的辞藻，细腻的心理描写，深刻的性格刻画……这些都是她的作品中之独特之点。尤其是她笔下的人物，如果说普希金在《杜布洛夫斯基》中创造了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姐玛莎，与张先生的作品中的Heroice皆是现代中国女性的某一面的典型。因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已经过时了，而真正的现代中国新女性则尚未产生（？）。凡上所提，都是张先生的作品的特点，而也正是现时戏剧所缺少的，如今张先生以《倾城之恋》做开始，移植其文艺领域中的璀璨花朵到舞台上来，无疑地必会招得张先生的爱读者刮目以待。然而在小说中一向轻忽了结构的张先生，对于特别着重戏剧结构的舞台，又将怎样呢？董乐山在文中提出的张爱玲“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和她的小说“充分玩弄读者”的观点颇值得注意。《无题篇》发表于1944年12月上海大中剧艺公司《倾城之恋》话剧上演特刊。张爱玲亲自把小说改编成话剧，还是她的文学引路人之一柯灵的穿针引线。当时大中剧团成立，首演哪部话剧举棋不定，是柯灵提议上演《倾城之恋》，果然一炮走红。这册不久前才发掘出土的上演特刊对张爱玲研究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因为上面还发表了张爱玲的《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罗兰观感》、苏青的《读〈倾城之恋〉》、柳雨生（柳存仁）的《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等文。出人意外的是，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也以剧中男女主人公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口吻拟写了两则《流苏的话》、《柳原的话》，署名张爱玲。这是迄今所见张爱玲最为亲近的姑姑对她的文学创作留下的仅有的文字，十分有趣。流苏的话人人都以为这《倾城之恋》说的就是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们看见了我都带着会心的微笑，好象到了在这里源源本本发现了我的秘密。其实刚巧那时候在香港结婚的，我想也不止我一个人。而且我们结婚就是结婚了，哪儿有小说里那些罗罗嗦嗦，不清不楚的事情？根本两个人背地里说的话，第三个人怎么会晓得？而且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哪里有流苏那样的口才？她那些俏皮话我哪里说得上来？柳原的话我太太看了《倾城之恋》，非常生气，因为人家都说是描写她，她也就说
金锁记 [阅读：] [文学艺术] 2005-3-11
金 锁 记·张爱玲·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的枕边。凤箫睁眼看了一看，只见自己一只青白色的手搁在半旧高丽棉的被面上，心中便道：“是月亮光么？”凤箫打地铺睡在窗户底下。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屋子不够住的，因此这一间下房里横七竖八睡满了底下人。 凤箫恍惚听见大床背后有人。 小双脱下了鞋，赤脚从凤箫身上跨过去，走到窗户跟前，笑道：“你也起来看看月亮。”凤箫一骨碌爬起身来，低声问道：“我早就想问你了，你们二奶奶……”小双弯腰拾起那件小袄来替她披上了，道：“仔细招了凉。”凤箫一面扣钮子，一面笑道：“不行，你得告诉我！”小双笑道：“是我说话不留神，闯了祸！”凤箫道：“咱们这都是自家人了，干吗这么见外呀？”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箫哟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箫道：“哦，是姨奶奶。”小双道：“原是做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凤箫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小双道：“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你还没听见她的谈吐呢！当着姑娘们，一点忌讳也没有。亏得我们家一向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姑娘们什么都不懂。饶是不懂，还臊得没处躲！”凤箫扑嗤一笑道：“真的？她这些村话，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就连我们丫头——”小双抱着胳膊道：“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我们拿什么去比人家？”凤箫道：“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冷笑说：“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二爷成天的吃药，行动都离不了人，屋里几个丫头不够使，把我拨了过去。怎么着？你冷哪？”凤箫摇摇头。小双道：“瞧你缩着脖子这娇模样儿！”一语未完，凤箫打了个喷嚏，小双忙推她道：“睡罢！睡罢！快焐一焐。”凤箫跪了下来脱袄子，笑道：“又不是冬天，哪儿就至于冻着了？”小双道：“你别瞧这窗户关着，窗户眼儿里吱溜溜的钻风。”两人各自睡下。凤箫悄悄地问道：“过来了也有四五年了罢？”小双道：“谁？”凤箫道：“还有谁？”小双道：“哦，她，可不是有五年了。”凤箫道：“也生男育女的——倒没闹出什么话柄儿？”小双道：“还说呢！话柄儿就多了！前年老太太领着合家上下到普陀山进香去，她做月子没去，留着她看家。舅爷脚步儿走得勤了些，就丢了一票东西。”凤箫失惊道：“也没查出个究竟来？”小双道：“问得出什么好的来？大家面子上下不去！那些首饰左不过将来是归大爷二爷三爷的。大爷大奶奶碍着二爷，没好说什么。三爷自己在外头流水似的花钱。欠了公帐上不少，也说不响嘴。” 她们俩隔着丈来远交谈。虽是极力地压低了喉咙，依旧有一句半句声音大了些，惊醒了大床上睡着的赵嬷嬷，赵嬷嬷唤道：“小双。”小双不敢答应。赵嬷嬷道：“小双，你再混说，让人家听见了，明儿仔细揭你的皮！”小双还是不做声。赵嬷嬷又道：“你别以为还是从前住的深堂大院哪，由得你疯疯颠颠！这儿可是挤鼻子挤眼睛的，什么事瞒得了人？趁早别讨打！”屋里顿时鸦雀无声。赵嬷嬷害眼，枕头里塞着菊花叶子，据说是使人眼目清凉的。她欠起头来按了一按髻上横绾的银簪，略一转侧，菊叶便沙沙作响。赵嬷嬷翻了了身，吱吱格格牵动了全身的骨节，她唉了一声道：“你们懂得什么！”小双与凤箫依旧不敢接嘴。久久没有人开口，也就一个个的朦胧睡去了。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粜什么了不得的心事，要抽这个解闷儿？” 玳珍兰仙手挽手一同上楼，各人后面跟着贴身丫鬟，来到老太太卧室隔壁的一间小小的起坐间里。老太太的丫头榴喜迎了出来，低声道：“还没醒呢。”玳珍抬头望了望挂钟，笑道：“今儿老太太也晚了。”榴喜道：“前两天说是马路上人声太杂，睡不稳。这现在想是惯了，今儿补足了一觉。” 紫榆百龄小圆桌上铺着红毡条，二小姐姜云泽一边坐着，正拿着小钳子磕核桃呢，因丢下了站起来相见。玳珍把手搭在云泽肩上，笑道：“还是云妹妹孝心，老太太昨儿一时高兴，叫做糖核桃，你就记住了。”兰仙玳珍便围着桌子坐下了，帮着剥核桃衣子。云泽手酸了，放下了钳子，兰仙接了过来。玳珍道：“当心你那水葱似的指甲，养得这么长了，断了怪可惜的！”云泽道：“叫人去拿金指甲套子去。”兰仙笑道：“有这些麻烦的，倒不如叫他们拿到厨房里去剥了！” 众人低声说笑着，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坐，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玳珍淡淡的并不接口，兰仙笑道：“二嫂住惯了北京的屋子，怪不得嫌这儿憋闷得慌。”云泽道：“大哥当初找房子的时候，原该找个宽敞些的，不过上海像这样的，只怕也算敞亮的了。”兰仙道：“可不是！家里人实在多，挤是挤了点——”七巧挽起袖口，把手帕子掖在翡翠镯子里，瞟了兰仙一眼，笑道：“三妹妹原来也嫌人太多了。连我们都嫌人多，像你们没满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兰仙听了这话，还没有怎么，玳珍先红了脸，道：“玩是玩，笑是笑，也得有个分寸，三妹妹新来乍到的，你让她想着咱们是什么样的人家？”七巧扯起手绢子的一角遮住了嘴唇道：“知道你们都是清门净户的小姐，你倒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晚上也过不惯。”玳珍啐道：“不跟你说了，越说你越上头上脸的。”七巧索性上前拉住玳珍的袖子道：“我可以赌得咒——这三年里头我可以赌得咒！你敢赌么？”玳珍也撑不住噗嗤一笑，咕哝了一句道：“怎么你孩子也有了两个？”七巧道：“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玳珍摇手道：“够了，够了，少说两句罢。就算你拿三妹妹当自己人，没什么避讳，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着一告诉，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云泽早远远地走开了，背着手站在阳台上，撮尖了嘴逗芙蓉鸟。姜家住的虽然是早期的最新式洋房，堆花红砖大柱支着巍峨的拱门，楼上的阳台却是木板铺的地。黄杨木阑干里面，放着一溜大篾篓子，晾着笋干。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拨浪鼓，那瞢腾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包车叮叮地跑过，偶无如长安近来像换了个人似的，听了也不计较，自顾自努力去戒烟。七巧也奈何她不得。长安订婚那天，大奶奶玳珍没去，隔了些天来补道喜。七巧悄悄唤了声大嫂，道：“我看咱们还得在外头打听打听哩，这事可冒失不得！前天我耳朵里仿佛刮着一点，说是乡下有太太，外洋还有一个。”玳珍道：“乡下的那个没过门就退了亲。外洋那个也是这样，说是做了几年的朋友了，不知怎么又没成功。”七巧道：“那还有个为什么？男人的心，说声变，就变了。他连三媒六聘的还不认帐，何况那不三不四的歪辣货？知道他在外洋还有旁人没有？我就只这一个女儿，可不能糊里糊涂断送了她的终身，我自己是吃过媒人的苦的！” 长安坐在一旁用指甲去掐手掌心，手掌心掐红了，指甲却挣得雪白。七巧一抬眼望见了她，便骂道：“死不要脸的丫头，竖着耳朵听呢！这话是你听得的么？我们做姑娘的时候，一声提起婆婆家，来不迭地躲开了。你姜家枉为世代书香，只怕你还要到你开麻油店的外婆家去学点规矩哩！”长安一头哭一头奔了出去。七巧拍着枕头□了一声道：“姑娘急着要嫁，叫我也没法子。腥的臭的往家里拉。名为是她三婶给找的人，其实不过是拿她三婶做个幌子。多半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了，这才挽了三婶出来做媒。大家齐打伙儿糊弄我一个人……糊弄着也好！说穿了，叫做娘的做哥哥的脸往哪儿去放？” 又一天，长安托辞溜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不等七巧查问，待要报告自己的行踪，七巧叱道：“得了，得了，少说两句罢！在我面前糊什么鬼？有朝一日你让我抓着了真凭实据——哼！别以为你大了，订了亲了，我打不得你了！”长安急了道：“我给馨妹妹送鞋样子去，犯了什么法了，娘不信，娘问三婶去！’七巧道：“你三婶替你寻了汉子来，就是你的重生父母，再养爹娘！也没见你这样的轻骨头！……一转眼就不见你的人了。你家里供养了你这些年，就只差买个小厮来伺候你，哪一处对你不住了，你在家里一刻也坐不稳？”长安红了脸，眼泪直掉下来。七巧缓过一口气来，又道：“当初多少好的都不要，这会子去嫁个不成器的，人家拣剩下来的，岂不是自己打嘴？他若是个人，怎么活到三十来岁，飘洋过海的，跑上十万里地，一房老婆还没弄到手？” 然而长安一味的执迷不悟。因为双方的年纪都不小了，订了婚不上几个月，男方便托了兰仙来议定婚期。七巧指着长安道：“早不嫁，迟不嫁，偏赶着这两年钱不凑手！明年若是田上收成好些，嫁妆也还整齐些。”兰仙道：“如今新式结婚，倒也不讲究这些了。就照新派办法，省着点也好。”七巧道：“什么新派旧派？旧派无非排场大些，新派实惠些，一样还是娘家的晦气！”兰仙道：“二嫂看着办就是了，难道安姐儿还会争多论少不成？”一屋子的人全笑了，长安也不觉微微一笑。七巧破口骂道：“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他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是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儿还有天地君亲？少爷们是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都不如！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我待要告诉那姓童的趁早别像我似的上了当！” 自从吵闹过这一番，兰仙对于这头亲事便洗手不管了。七巧的病渐渐痊愈，略略下床走动，便逐日骑着门坐着，遥遥的向长安屋里叫喊道：“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战，只别把他带上门来认我做丈母娘，活活的气死了我！我只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能够容我多活两年，便是姑娘的恩典了！”颠来倒去几句话，嚷得一条街上都听得见。亲戚丛中自然更将这事沸沸扬扬传了开去。七巧又把长安唤到跟前，忽然滴下泪来道：“我的儿，你知道外头人把你怎么长怎么短糟踏得一个钱也不值！你娘自从嫁到姜家来，上上下下谁不是势利的，狗眼看人低，明里暗里我不知受了他们多少气。就连你爹，他有什么好处到我身上，我要替他守寡？我千辛万苦守了这二十年，无非是指望你姐儿俩长大成人，替我争回一点面子来，不承望今日之下，只落得这等的收场！”说着，呜咽起来。 长安听了这话，如同轰雷掣顶一般。她娘尽管把她说得不成人，外头人尽管把她说得不成人。她管不了这许多。唯有童世舫——他——他该怎么想？他还要她么？上次见面的时候，他的态度有点改变么？很难说……她太快乐了，小小的不同的地方她不会注意到……被戒烟期间身体上的痛苦与这种种刺激两面夹攻着，长安早就有点受不了，可是硬撑着也就撑了过去，现在她突然觉得浑身的骨骼都脱了节。向他解释么？他不比她的哥哥，他不是她母亲的儿女，他决不能彻底明白她母亲的为人。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知道她会懊悔的，她知道她会懊悔的，然而她抬了抬眉毛，做出不介意的样子，说道：“既然娘不愿意结这头亲，我去回掉他们就是了。”七巧正哭着，忽然住了声，停了一停，又抽搭抽搭哭了起来。 长安定了一定神，就去打了个电话给童世舫，世舫当天没有空，约了明天下午。长安所最怕的就是中间隔的这一晚，一分钟，一刻，一刻，啃进她心里去。次日，在公园里的老地方，世舫微笑着迎上前来，没跟她打招呼——这在他是一种亲昵的表示。他今天仿佛是特别的注意她，并肩走着的时候，屡屡地望着她的脸。太阳煌煌的照着，长安越发觉得眼皮肿得抬不起来了，趁他不在看她的时候把话说了罢。她用哭哑的喉咙轻轻唤了一声“童先生”。世舫没听见。那么，趁他看她的时候把话说了罢。她诧异她脸上还带着点笑，小声道：“童先生，我想——我们的事也许还是——还是再说罢。对不起得很。”她褪下戒指来塞在他手里，冷涩的戒指，冷湿的手。她放快了步子走去，他愣了一会，便追上来，回道：“为什么呢？对于我有不满意的地方么？”长安笔直向前望着，摇了摇头。世舫道：“那么，为什么呢？。长安道：“我母亲……”世舫道：“你母亲并没有看见过我。”长安道：“我告诉过你了，不是因为你。与你完全没有关系。我母亲……”世舫站定了脚。这在中国是很充分的理由了罢？他这么略一踌躇，她已经走远了。园子在深秋的日头里晒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发出香味来。长安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Ａｇｏ”—“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这是现在，一转眼也就变了许久以前了，什么都完了。长安着了魔似的，去找那吹口琴的人——去找她自己。迎着阳光走着，走到树底下，一个穿着黄短裤的男孩骑在树桠枝上颠颠着，吹着口琴，可是他吹的是另一个调子，她从来没听见过的。不大的一棵树，稀稀朗朗的梧桐叶在太阳里摇着像金的铃铛。长安仰面看着，眼前一阵黑，像骤雨似的，泪珠一串串的披了一脸。世舫找到了她，在她身边悄悄站了半晌，方道：“我尊重你的意见。”长安举起了她的皮包来遮住了脸上的阳光。 他们继续来往了一些时。世舫要表示新人物交女朋友的目的不仅限于择偶，因此虽然与长安解除了婚约，依旧常常的邀她出去。至于长安呢，她是抱着什么样的矛盾的希望跟着他出去，她自己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肯承认。订着婚的时候，光明正大的一同出去，尚且要瞒了家里，如今更成了幽期密约了。世舫的态度始终是坦然的。固然，她略略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同时他对于她多少也有点惋惜，然而“大丈夫何患无妻？”男子对于女子最隆重的赞美是求婚。他割舍了他的自由，送了她这一份厚礼，虽然她是“心领璧还”了，他可是尽了他的心。这是惠而不费的事。 无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微妙而尴尬，他们认真的做起朋友来了。他们甚至谈起话来。长安的没见过世面的话每每使世舫笑起来，说：“你这人真有意思！”长安渐渐的也发现了她自己原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这样下去，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连世舫自己也会惊奇。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他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菜。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七巧道：“长白你陪童先生多喝两杯，我先上去了。”佣人端上一品锅来，又换上了新烫的竹叶青。一个丫头慌里慌张站在门口将席上伺候的小厮唤了出去，嘀咕了一会，那小厮又进来向长白附耳说了几句，长白仓皇起身，向世舫连连道歉，说：“暂且失陪，我去去就来。”三脚两步也上楼去了，只剩下世舫一人独酌。那小厮也觉过意不去，低低地告诉了他：“我们绢姑娘要生了。”世舫道：“绢姑娘是谁？”小厮道：“是少爷的姨奶奶。”世舫拿上饭来胡乱吃了两口，不便放下碗来就走，只得坐在花梨炕上等着，酒酣耳热。忽然觉得异常的委顿，便躺了下来。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他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了难堪的落寞。他取了帽子出门，向那小厮道：“待会儿请你对上头说一声，改天我再面谢罢！”他穿过砖砌的天井，院子正中生着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现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帐子吊起了一半。不分昼夜她不让他们给她放下帐子来。她怕。外面传进来说绢姑娘生了个小少爷。丫头丢下了热气腾腾的药罐子跑出去凑热闹了，敞着房门，一阵风吹了进来，帐钩豁朗朗乱摇，帐子自动地放了下来，然而芝寿不再抗议了。她的头向右一歪，滚到枕头外面去。她并没有死——又挨了半个月光景才死的。绢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了正不上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七巧过世以后，长安和长白分了家搬出来住。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谣言说她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停在摊子跟前，他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也许她用的是她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当然这不过是谣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宇慧编后按：张爱玲(1921-1995)，原名张瑛,出身名门,因此你可以从她的作品里找到繁华将尽、满目苍桑的味道。《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出色的中篇小说，远比她更有名气的《倾城之恋》成熟深刻。四十年代，傅雷曾称它为“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载1944年5月《万象》杂志）；三十几年后，美国学者夏志清则推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就我看来，这个说法并不过誉。 此文原载于：BBS水木清华站；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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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11 18:47:00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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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30 13:36:00 [回复]
《金锁记》被公认为张爱玲最出色的中篇小说。大翻译家傅雷曾撰写评论，称赞这篇小说是文坛最完美的奇迹。小说讲述小户人家出生的女子曹七巧，被一桩贪慕虚荣的婚姻毁掉了幸福，也亲手毁灭了一双儿女长安和长白的爱情和婚姻。
流浪诗人 2005-3-30 13:22:00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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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和我一样，相信真爱永远存在，诚实可以心安，勤劳总有收获，简单换取自由。张爱玲专辑
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
四十年代的上海，曾经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虽然如流星般一闪即逝，但那一瞬间的绚烂，却给现代文坛留下了永久的辉煌。她在当时、现在、甚至将来都不减魅力的代表作《传奇》、《流言》，被人们称作奇迹般的杰作，欣赏者们把它们与《红楼梦》、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等相提并论；而反对者却因她的一段私情而不以为然，但仍承认她的才情，她的天分；当她独自在美国隐士般谢世后，人们称其为：一个“王朝”的结束……
绚烂童年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上海，官宦世家。祖父张佩纶为督察院左副都御使，与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结为秦晋之好，有一儿一女——父亲张廷重，姑姑张茂渊。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出身于豪门深闺，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思想新潮。而其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染有所有旧家庭的恶习，且吸食鸦片。二人终因性格不合而离异，母亲去了法国，张爱玲与弟弟都跟随父亲。后母过门后，姐弟的日子便不好过。张爱玲就读于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受东西方双重文化的熏陶，小爱玲已颇具才华。七岁便开始写小说，后又写了《理想中的理想村》、《后母的心》、《霸王别姬》、《看云》等文章，部分发表在《国光》上。
祖父张佩纶
祖母李菊耦母亲黄素琼（后改为逸梵） 都市沧桑
由于父亲受后母挑唆，张爱玲与弟弟先后逃家投奔母亲，但母亲的经济条件只能收留一人，弟弟张子静不得不回到张家。由于战事，本打算去英国留学的张爱玲改读香港大学。大学的生活很愉快且其成绩优异，此间张爱玲还结识了印度女孩炎樱，二人成为终身挚友。1941年，战火烧及香港，香港大学关闭，张爱玲不得不回到上海。
横空出世
回到上海，张爱玲首先面临的是经济问题。母亲和姑姑已无力相帮，张爱玲便开始专职在家写作。她发表了正式的处女作《我的天才梦》，而后《洋人看京剧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更衣记》。继《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后，张爱玲几乎月月小说问世，篇篇震动文坛。几乎瞬间登上了文学高峰，红遍上海。而她的辉煌，也就在此后的两年时间便褪去了。
与姑姑（左一）、堂侄女妞儿（右一）合影。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解释这张照片称“我的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
1943年，22岁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
6月：《沉香屑——第二炉香》
7月：《茉莉香片》
8月：《到底是上海人》、《心经》
9月：《心经》（续完）、《倾城之恋》
10月：《倾城之恋》（续完）
11月：《洋人看京剧及其他》、《金锁记》、《封锁》、《琉璃瓦》
12月：《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风华绝代张爱玲
1944年，23岁1月：《连环套》、《道路以目》
2月：《烬余录》、《年青的时候》
3月：《花雕》、《谈女人》
4月：《论写作》、《小品三则》——（《爱》、《有女同年》、《走！到楼上去》）
5月：《童言无忌》、《造人》、《红玫瑰与白玫瑰》
6月：《打人》
7月：《说胡萝卜》、《自己的文章》、《私语》
8月：《诗与胡说》、《写什么》、《中国人的宗教》
9月：《忘不了的画》、小说集《流言》发行、《散戏》、《炎樱语录》
10月：《中国人的宗教》（续完）
11月：《谈跳舞》、《殷宝滟送花楼会》、《谈音乐》
12月：《等》、《桂花蒸阿小悲秋》摄于１９４４年 倾城之恋
1943年，张爱玲结识了胡兰成——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当时是伪政府宣传部政务副部长，擅长写亲日文章。长得瘦长白皙，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气，且为人聪颖善误，博闻强识，有一定文学功底，但其天生一个唯我主义者，薄情且好色。胡仰慕张爱玲的才华，出于好奇，或是寻求刺激，他走入了张爱玲的世界。两人曾享受了一段甜美的爱情，但终因胡的移情别恋和浮华性情，以悲剧告终。
因胡的政治身份，给张爱玲的面目蒙上了一层迷雾。1946年，张爱玲开始写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后出版《传奇》增订本。1950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十八春》问世，后改名为《半生缘》。张爱玲觉得解放后的上海并不适合自己，便坐船来到香港。这一年她32岁。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曾就读燕京大学 张爱玲1954年摄于香港，颇带一点睥睨一切的味道。 精神家园
张爱玲在香港发展得十分不如意，生活的窘迫使她不得不靠翻译来维持生活。“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1995年，张爱玲含泪离港赴美。由于她在美国没有固定收入，便转而向基金会求助，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委员会同意接纳她。在这里，她遇到了比她大三十岁的美国著名戏剧家、她的第二位丈夫——赖雅。
张爱玲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但物质生活依然艰难。在赖雅的劝说下，她打掉了孩子，两人过着相濡以沫的生活。赖雅长期患有背痛，并时常中风，最终卧床不起。张爱玲不得不暂时放弃写作，照顾丈夫。1967年，赖雅病逝，解脱了张爱玲，也带走了她的所有精神眷恋。
张爱玲与赖雅，六十年代在华盛顿
大隐遗世
张爱玲与父亲和弟弟
张爱玲与三个表姐和一个表弟合影，正中为张爱玲
七十年代的张爱玲，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写作。除了读书、看电视、整理旧照片，以及写一些读后感及回忆性的文章外，基本不与社会联系。她的房间似雪洞般空廓而简单，没有家具、没有摆设，而她自己，却仍旧我行我素的生活着。
改革开放以后，张爱玲和和姑姑取得了联系。此时姑姑已与李开第结了婚。接下来的几年，张爱玲的健康日益恶化，而且患有皮肤病。她做的最后一件文学创举是，整理了一本带有自传体的《对照记》，里面收藏了她和家人的照片。书中写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张爱玲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4年 1994年，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张爱玲特别成就奖。她回寄了一张近照，透露着道不尽的平淡、沧桑、和自然。走过了人生的最繁华，经受了人生的最苍凉，她已洞穿人世沧桑，在时空的轮回里升华。
次年中秋前夕，张爱玲仙逝于美国洛杉矶的一栋小型公寓里，桌上还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张爱玲的文章里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她本人却宁像晴天落白雨。
她的作品基调是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那么她的人生基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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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30 13:17:00 [回复]
发掘张爱玲四十年代史料随想 --------------------------------------------------------------------------------http://wenxue.tom.com 来源：文汇报 一
十一年前，我发表了《张爱玲话剧＜倾城之恋＞二三事》，那时张爱玲还健在，虽然她孤独地隐居在洛杉矶，早已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我在文中特别提到话剧《倾城之恋》上演特刊，并推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本特刊可能早已不存在于天壤之间。
然而，我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期待奇迹的出现。话剧《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惟一亲自改编的话剧，若要全面梳理张爱玲四十年代绚丽多姿的创作生涯，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对《倾城之恋》的改编、上演和当时海上观众的种种反应，我们所知实在太少太少了。这本上演特刊有朝一日如能浮出历史地表，很可能就会解开张爱玲研究中这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上苍再次眷顾我。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终于找到了《倾城之恋》上演特刊，不禁欣喜若狂。这册上海大中剧艺公司印行的小32开的小册子，薄薄仅十八页，内容却颇为丰富。除了张爱玲的“夫子自道”《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以及苏青的《读＜倾城之恋＞》（以上三文当时又发表于上海报刊，我在十一年前就已发掘并作过评介），柳雨生（柳存仁）、白文、霜叶、实斋、沈苇窗、应贲、麦耶（董乐山）、童开诸文都是首次“重见天日”。虽然并非长篇宏论，都只是数百字的短制，其中传达的意见却值得重视。如柳雨生强调《倾城之恋》从故事到对白“无一不是完整的深刻的戏剧”，如麦耶（董乐山）认为张爱玲小说的“技巧多少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创见”，如童开将《倾城之恋》与曹禺名剧《北京人》比较之后提出两者都同样“充沛着人类无上的热爱”，等等，都颇具启示。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以张爱姑的笔名发表的《流苏的话·柳原的话》。这是张爱玲最亲近的长辈对其小说惟一见诸文字的品评，尽管只有三言两语，又模拟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口吻，带点戏谑，带点调侃，毕竟是弥足珍贵的，也应了张爱玲在《姑姑语录》中所说的：“我的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
话剧《倾城之恋》的文学剧本和舞台演出本至今都不见踪影，很可能真的失传了。因此，上演特刊所刊登的《本事》和三幕舞台布景照片，对我们设想和分析张爱玲如何把《倾城之恋》从小说改编成话剧，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也许当时一位名叫黄也白的观众的话过誉了，但我还是有点认同，那就是这册话剧《倾城之恋》上演特刊“内容之精神，也足与名著《倾城之恋》相互媲美了”（1944年12月9日上海《力报》）。 二
抗战一胜利，张爱玲的处境就颇为尴尬。当时上海舆论界把张爱玲视作汉奸的大有人在。有一本《女汉奸丑史》（上海大时代书社刊行，出版时间不详，当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之间），就把张爱玲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莫国康（与陈公博有染）、佘爱珍（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合）和日裔电影明星李香兰等相提并论，指责“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更有甚者，对张爱玲大施人身攻击。1946年3月30日上海《海派》周刊竟刊出《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新闻，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真是耸人听闻。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被迫搁笔，淡出文坛一年零八个月，复出之后又不得不在出版《传奇》增订本时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进行自我辩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赏识张爱玲文才、同情张爱玲处境的柯灵对这些过激做法很不以为然，在他自己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先用笔名撰文推荐《传奇》增订本，接着又发表唐大郎所作七律《读张爱玲著＜传奇＞增订本之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主持公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这位受了“盛名之累”的天才作家。谁知他事后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以至四十多年后与我谈起，还十分感慨。
唐大郎是十足的“张迷”。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在自己主编的《大家》文学杂志上发表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多少恨》，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在这首七律中，他透露张爱玲当时有创作长篇小说《描金凤》的打算，最终却胎死腹中，未能成篇。这与张爱玲晚年的《小团圆》无法与世人见面一样，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永久的遗憾。其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遗憾太多了，鲁迅不是未能写出《杨贵妃》吗？施蛰存不是也未能写出《销金窟》吗？不独张爱玲一人而已。
三
张爱玲原名张&&，改名张爱玲是在她上小学之后，这一改非同小可，却也有点煞风景。张爱玲本人就很不喜欢，觉得太俗气，曾公开表示：“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必也正名乎》）。好在她也明白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将就着用就是了。有这种看法的不仅是张爱玲本人，当时有一位顾乐水也持同样观点，并有“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这一问。
这一问也非同小可，催生了一篇优美的《＜传奇＞的印象》。此文发表在江苏南通的一份鲜为人知的小刊物上，证明张爱玲在四十年代决非徒有虚名，千真万确拥有大量读者，包括青年读者。顾乐水从先入为主的偏见，到初读张爱玲后的惊艳，到再读张爱玲后的赞叹，都写得有声有色。文章还分别引用迅雨（傅雷）和胡兰成两大家的观点加以发挥，作者显然更欣赏迅雨的看法，殷殷期待张爱玲今后的创作“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
且不说顾乐水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至少他表达了自己读张爱玲的真实想法。顾乐水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少年俊彦，才华横溢。时隔六十余年，现还健在的顾乐水已是大陆著名作家，真名章品镇是也。如果我有机会与他见面，一定要听听他现在对张爱玲的月旦，一定更为独到。
四
张爱玲的出类拔萃，不但在于她的小说散文独创一格，而且她的电影创作也是不同凡响。四十年代后期创作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现已被公认为中国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上映特刊（即电影说明书）也在不久前被我搜寻到手，圆了我收齐张爱玲四十年代话剧电影资料的美梦。
有趣的是，《太太万岁》上映特刊竟能淘到两种，剧照选择不同，内容编排不同，所收文字倒大同小异，也都是16开本，可能是供不同的电影院使用的吧。两种上映特刊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张爱玲的《＜太太万岁＞题记》，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张爱玲佚文，一以贯之的张爱玲散文风格，十多年前就已被我发掘出土。
应该着重推介的是两种特刊最后一页所发表的《张爱玲的风气》，作者东方缀炼，一个很奇特的笔名（缀炼源自《诗经·&&风》），真名李君维，现也仍健在。这位李君维可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张爱玲开创了一个“张派”，如果说“张派”有传人（借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说法）的话，李君维是当仁不让、名副其实的一位。他的短篇集《绅士淑女图》、中篇《伤心碧》、长篇《名门闺秀》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可是他已把这篇《张爱玲的风气》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今年4月5日给我的信中称，此文“如果是印在说明书的话，当时龚之方负责文华（指出品《太太万岁》的文华影片公司）的宣传工作，也许是他组织我写的。”
真要感谢龚之方（他是又一位十足的“张迷”），正是他的催逼，使李君维写出了这样一篇耐人寻味的张爱玲评论，完全可以看作四十年代张爱玲评论“最美的收获”之一，其重要性决不在迅雨、胡兰成诸作之下。李君维指出张爱玲挤在张恨水旁边不大合适，挤在巴金旁边也不大合适，“可是仔细端详一下，她与二堆人都很熟悉，却都那样冷漠”，这真是一个十分精当的比喻。他批评“新文艺作家像个老处男”，话固然尖刻，实是一针见血。他认为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更是抓住了根本的不刊之论。
张爱玲的出现，大大冲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完全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李君维敏感地触及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他的批评本身也突破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难能可贵的。
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都由桑弧导演，他与张爱玲的合作可谓极为默契，极为成功。《太太万岁》上映特刊中有则《谈导演桑弧》，称“《不了情》既以写情之细腻鸣于时，桑弧张爱玲之初步编导合作奠定不朽基础。因是再度合作而摄《太太万岁》，”“以故事之热闹动人，将益臻如火似荼之境”。其实，他们本还有第三度携手合作，上映特刊已经预告将开拍电影《金锁记》，“《金锁记》之精致，不亚《倾城之恋》，都可说是张之力作，一旦搬上银幕，当可轰动文坛，至于《金锁记》之导演，当为老搭档桑弧了。”又有谁能料到时局变化实在太快，电影《金锁记》不幸流产，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又一件无法挽回的大憾事。
流浪诗人 2005-3-30 13:14:00 [回复]
张爱玲「文化汉奸」论质疑──兼谈傅雷、柯灵的张爱玲论 ⊙ 张 泉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随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主编周瘦鹃）创刊号上开始连载，迟至1943年才登上文坛的张爱玲，在短短两三年内，在按常规似乎最不适宜文艺生长的「低气压」时代，奇迹般地以其令人一新耳目的「传奇」小说、「流言」散文，成文上海沦陷区新起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先是60年代在台湾，后是80年代在大陆，张爱玲和她的作品重新被认可。随着张爱玲以自我封闭的独特方式在美国谢世，更是在世界华人范围内引发了阅读和研究张爱玲的热潮。张爱玲现象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学术史乃至文学接受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 对于对任何文艺现象，包括诸如张爱玲的接受现状这样的即成事实，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是，〈「张爱玲热」要降温〉1一文全盘否定张爱玲的依据，是莫须有的政治身份问题：张爱玲是「文化汉奸」。 几年之后，同一作者在几篇文章中仍坚持张爱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的代表2。当然，几篇文章同时还反复申说张爱玲的作品如何「思想庸俗，艺术上也极沉闷」。后者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对于作为审美主体的自然人来说，任何评价标准、审美趣味都是天然合理的。但向社会宣布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则不然。因为这关涉到被控方张爱玲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命运，严格的说，就成了一宗案件，结论必须有法律条款支持，还要有相应的法律程序。那是司法、检查机关的工作。作为职业文学研究者，这里仅限定在学术的范围内为张爱玲一辨。 把已经纳入中华文学通史的张爱玲界定为「文化汉奸」，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论，除了思维方式和政策尺度方面的失误外，主要还在于，〈问题〉、〈分歧〉等文主题先行，在相关材料的使用上缺乏严谨的客观求实态度。断章取义地引证和解释傅雷那篇有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曾与张爱玲私交密切的柯灵的回忆，就是例证。一 关于张爱玲作品的「附敌附伪」特征 〈问题〉首先从政治上定性张爱玲：她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的代表。这个「不同方式」具体包括：「宣称不谈政治」；「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标榜人性」；「搞色情文学」；「作无病呻吟」，等等。而后，引出傅雷的文章作为证据：「当张爱玲走红上海时，傅雷已到了非『言』不可的时候，他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批评张爱玲的长篇《连环套》」。还有反证：「假如张爱玲在沦陷期间的创作，果真如《总序》《前提》说的那么好，那么高的水平，傅雷会对她作出如此尖锐的批评吗？」〈分歧〉再次用黑体字强调：张爱玲「如傅雷所批评的，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余作品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立意和论证两个方面来看，〈问题〉等文的命题都是谬误的和混乱的。 「附敌附伪的作家」即汉奸作家，从本质上说，属于犯有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的人员之列。与一般意义上的「汉奸」有所不同的是，汉奸作家的标志性特征，是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侵略纲领摇旗吶喊，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可令人费解的是，〈问题〉所列种种附敌附伪的「不同方式」，并不是汉奸作家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基本特征，汉奸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文学的基本特征。一个基本常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坚持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不谈政治」──即游离于统治者的或统治者所要求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其他「不同方式」，特别是「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标榜人性」等，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就是在进入新时期的今天，它们仍是文艺创作中十分普遍的题材和角度，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与政治过失、特别是汉奸罪没有关联。而搬出傅雷的文学评论作张爱玲「附敌附伪」的证明材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分歧〉在「政治」问题上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进一步证明：沦陷时期张爱玲的作品是贴近「时代与政治」的。可是稍作检视就会发现，原来，〈分歧〉所发掘出的新材料，全出自广为流传的《流言》等散文中的只言片语，如「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以及「里边蒋先生（蒋介石）……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等等。从中，〈分歧〉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张爱玲「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在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并且居然「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还说之所以拋出这批材料，是针对「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给张爱玲「曝光」。 使用「曝光」一词未免太夸张了。因为所录出的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字句。对于经历过「利用小说反党」年代的人来说，这种演绎法也不陌生。我想强调的是，无论从政治上对艺妓「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这类话语作怎样微言大义的阐释，都不可能在法理上成为张爱玲是「汉奸」或「汉奸文人」的证据。比如，退一万步说，就算「歌颂日本」真的成立了，又怎么样呢？总不会无限演绎下去吧？比如：「歌颂日本」等于「信奉军国主义」等于「拥护上海被占领」等于「卖身投靠」等于「铁杆汉奸」……毕竟，物换星移了。其实，要寻找公开附和日伪当局的言论，在我高度评价的梅娘（1920- ）、袁犀（李克异，1919-1988）、梁山丁（山丁，1914-1995）、林榕（李景慈，1918-2002）等作家那里，很容易。他们像陶晶孙、关露一样、都参加过日本文学报国会组织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有的甚至还进入了机构团体。我分析他们不是「文化汉奸」。方法是把对象，包括人与文两个方面，置于共时环境中作背景分析。〈分歧〉不是这样：还用张爱玲战后的小说，作张爱玲「文化汉奸」说的证据。 比如，张爱玲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甚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的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幅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子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对于这段话，〈分歧〉作了这样的阐释：《华丽缘》是「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华丽缘》中的这段话与《华丽缘》的主题和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因此，这段话「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在「三段论」之余，还有一番形象思维的感慨：作为抗战时期的「文化汉奸」，「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上海的年代里，又何尝『远离时代与政治』呢？如此作品又怎能成为『时代的艺术』呢？」而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文：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毫无触动。」紧接着又说：「共产党对张爱玲是争取、团结的。」直陈与反问，都在竭力营造这样一个定性判断：张爱玲本是漏网的反革命：「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趋向』。不同的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共产党是心里『骂娘』。」 所谓「反革命」，系从事颠覆现革命政权活动的敌对分子。人们不禁要问：凭甚么在镇反中「触动」孤身一人的弱女子张爱玲？一位自食其力的自由撰稿人？就凭她写于前政权时期的文艺作品中那似乎与作品主题无关的只言片语？ 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推论法，这种以虚构性作品作为刑事处罚依据的判定模式，以及「骂娘」、「叫娘」等语辞，已经溢出了学术话语，也就无需加以分析了。我们或许只能感叹历史与现实的轮回轮错位，以及历史的有情和无情。 仅指出一点：无论作共时的还是历时的考察，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把以孙中山遗像和遗训为核心意象的一个文学场景，演绎成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的政治，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的不敬，是对20世纪百年中国革命史的误解。 回到傅雷上来。傅雷（1908-1966）的主业是法国文学翻译。他偶一为之的论文是一家之言，不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这样，就可以首先把 「凡是傅雷尖锐批评的，就一定是不好的或反动的」这个「凡是」，排除在外，为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清除本不该有的障碍。否则，不仅无法客观评价张爱玲，还会殃及巴金。二 关于傅雷的「言与不言」 〈问题〉构造出这样的情境：「傅雷当时身处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他完全可以『保持谨持的缄默』，但当他认为不能『不言』的时候，他还是出而一『言』，说出了他心里要说的话。然而，在沦陷区作家中，像傅雷这样善于『言与不言』的人只能是极少数，怎能把『大多数沦陷区作家』特别是附逆作家也归之于这一类作家之列呢？」 上述情境与实情不符：文章是傅雷用化名发表的，其中没有出现反抗敌伪的言词，也就不存在是否善于「言与不言」的问题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言」是严格限制在文艺评论的范畴之内的，即，是把张爱玲放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和逾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进行分析的，既有充满激情的高度赞扬，又有直言不讳的尖锐批评，与沦陷区的现实政治甚至文化没有直接关联，不是表露反日观点的檄文。而在当时官办、民办报刊上公开发表反日言论或流露抵制汉奸情绪的文艺作品的，大有人在。比如北京沦陷区的关永吉（1916-）、毕基初（1919-1976）、高深（？-1943）、马骊（1915-1985）、柳溪（1924-）、张秀亚（1919- ）、何一鸿（？-1944）等等一大批作家3。看来，〈问题〉舍本求末，硬是把傅雷的这篇文学评论当作批判「附逆作家」的时事政治来对待，并莫名其妙地将其视为「言与不言」，视为「少数爱国作家的觉悟」的表现。 所谓「言与不言」命题，源于东北作家季疯（1917-1945）的一篇同名杂文（1941）。《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引用该文的原意，是通过富于形象性的短语「言与不言」，来展示沦陷区特殊的言说环境限制表达的自由：「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进而对处在两难境地中的作家作出基本估价：「奉（当局）命说话」的，应当被历史淘汰；大胆直言或表达出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弥足珍贵，应当充分肯定。这些都是少数。对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不说当局强制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据此，鲜明地提出，不能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为评价沦陷区文学的唯一（主要）标准：沉默不是沦陷区作家的唯一选择；文学的「空白」恰恰是侵略者所期望的。这个评判原则是允当的。它旨在强调发掘沦陷区文学文本的深意、本意以及言外之意。可以说，「言与不言」论是一种注重客观环境的心态分析模型，不含价值判断的意义。可是在〈问题〉那里，却将其误作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甚至提出「言与不言」只是傅雷这样的进步作家的特权，张爱玲等「附逆作家」因为沦陷了才「如鱼得水」，才「自由得很」，才得以畅所欲言。由此可以见出，机械的政治定见，距离史实有多么遥远。三 关于「傅雷最早指责了张爱玲作品中的色情」 〈问题〉强调：以张爱玲为代表人物的「依附敌伪的作家」的行为方式之一，是「搞色情文学」。其依据则是：「傅雷最早指责了张爱玲作品中的色情」。并将傅雷的有关语词悉数列出：《连环套》「描写色情的地方，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 从「色情文学」的定义，到对其进行界定的方式，〈问题〉都是站不住脚的。 无论是依据当时的还是现在的评判标准和社会效果，张爱玲的作品都无从归入「色情文学」之列。所谓「色情文学」，只是一种按题材分类的文学样式，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标准，与政治倾向、「附敌附伪」无关；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发生在沦陷区：日伪统治当局为扫除颓靡、鼓舞士气，曾严令取缔所谓的「色情文学」。此举还殃及一些婚恋小说作家，使他们的作品也长时间不能发表4。「色情文学」与否，实在与政治属性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 因此，判定张爱玲「附敌附伪」的政治身份时，给她贴上「色情文学」的标签，没有任何意义。意在从政治上否定张爱玲的〈问题〉，却总是纠缠于「色情文学」。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 具体到未完成小说《连环套》。它采用旧小说的笔法，描绘20、30年代华洋杂处的群落：一个不乏原始生命力和求生欲的中国女人，与她的两个洋丈夫追逐争斗的历史。就题材而言，由于揭示了较少有人涉及的特殊社会相，作品还是有价值的。从已发表的部分来看，小说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单薄，情节离奇失真。张爱玲在连载了六次之后毅然中断它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意识到，她还无力驾驭这种题材的长篇样式。毕竟，这是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初试身手的第一个长篇。在批评《连环套》之前，傅雷考虑到这一点，并留有充分的余地：「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然而，对张爱玲甚高的期待，以及对她的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林以亮《私语张爱玲》），使得傅雷不揣冒昧加以批评。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决定了他们的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根本谈不上「搞色情文学」。而眼中容不得半点龌龊的傅雷不过是一句「描写色情的地方」，可到〈问题〉那里，却把它上升为「在附敌附伪的作家中有人搞色情文学」的高度。〈问题〉就是这样全然不顾傅雷的批评心态，硬是将他的只言片语果断地充作否定张爱玲，特别是从政治上否定张爱玲的证据。 至于〈问题〉说「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更是对傅雷文章的『反击』」，也是夸大其辞。其潜台词依然是：以傅雷的好恶为标准，特别是政治上的是与非的标准。是的，在该文（1944年7月）中，张爱玲申辩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她是写不出来的。她只能写她熟悉的东西。尽管如此，她同时也承认：《连环套》 「欠注意到主题是真」，「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四十多年后，提到《连环套》时，她作了比傅雷更尖刻的自我批评；「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连篇胡扯，不禁骇笑。」5 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一文就文学谈文学，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比如钱谷融就认为，张爱玲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接受傅雷对于她的批评和规劝，但对傅雷的好意和苦心，似乎也并非全然不能领会，只是由于美学观和世界观的不同，她不能违己以屈从罢了。不过文章还是写得很婉转的，既没有对自己文过饰非，对傅雷也丝毫未失礼数。而且她所申述的一些主张，也很有见地，很值得进一步的思考探讨。」钱谷融充分肯定〈自己的文章〉，将其归入「偶一出手，便也不同凡响」的理论文章之列6。可见，只有〈问题〉与众不同：它从中看到的只是「附逆作家」对「爱国作家」的「反击」。四 关于沦陷时期的张爱玲的意义 〈问题〉说：「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其余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样，这段话源于这样的成见：既然是「汉奸」，肯定一无是处。 从形式上看，〈问题〉是在以傅雷的褒贬为褒贬：由于傅雷高度评价了《金锁记》，〈问题〉不便说三道四，转而援引傅雷批评《倾城之恋》、《连环套》的文字。但从实质上看，〈问题〉批评张爱玲的动机和效果，与傅雷截然不同。傅雷是被张爱玲 「奇迹」的「突兀」出现所触动，有感为文的。其目的，包括严厉批评的部分，是为了发现和完善张爱玲。因此，他特意申明：「没有《金锁记》，我决不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也根本不会写这篇文章」。而〈问题〉、〈分歧〉的目的，则是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张爱玲。因此，它们有意回避傅雷的说明，甚至不惜不正确地反复借用「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在十几年前说过的话，明确作出定性判断：「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就张爱玲沦陷时期的作品总体而言，「好象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眩目却又象征着死亡」──把它们所极力回避和淡化的傅雷对《金锁记》的高度赞赏，最终还是借他人之口加以彻底否定了。 很明显，〈问题〉深感仅凭傅雷的评语张爱玲「文化汉奸」论很难成立。于是进而断章取义地引出了李子云。然而此举仍于事无补。 首先，李子云还有另一面。她在〈无欲则刚──记柯灵〉7中回忆说，解放后柯灵、夏衍大胆表达对张爱玲作品的欣赏与赞美，并且为她被文学史冷落打抱不平。李子云自称「文革」前信奉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承认革命文学，对柯灵的观点不以为然。后看到〈遥寄张爱玲〉8，对柯灵的态度发生改变，认为他「为张爱玲进行了大胆的平反，但对她的败笔也绝不曲意袒护，显示出一种凛然公正的态度。」其次，张爱玲作品「罂粟花」论的始作俑者，并非李子云，而是台湾学者唐文标：张爱玲的作品，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的表现」，是「美丽而苍凉」的「罂粟花」（《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1974）。此说机械地套用「文以载道」的传统标准，借「罂粟花」暗示张爱玲作品绮丽其外，毒汁其内，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台湾作家学者的反驳。那场有关张爱玲文学的意义的激烈论争，促进了张爱玲的普及，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也使实事求是的研究者唐文标本人彻底改变了看法：「生活在那个年代是要有勇气的，张爱玲的书文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她是在巧笑」；「她的平淡而固执既是抗议， 也是那个时代突起的，生命力的开花结果」9。当80年代「罂粟花」论输入大陆时，读书界几乎没有反应。这一方面说明张爱玲的文学意义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界的宽容与成熟。此外，一个明显的差别是，唐文标笔下的「罂粟花」说，是放在上海十里洋场百年史的背景之下，并非完全贬义。而〈问题〉将其转换为沦陷时期中的具体的两年，从而使它变成了对张爱玲的全盘否定。 更为重要的和值得深思的是，傅雷评论张爱玲，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在高度评价张爱玲后，傅雷转而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人生一切都是斗争……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这段看似突兀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傅雷的一个立足点：以张爱玲之所长，即文学技巧，见一般新文学作品，特别是某些左翼新文学作品之所短，即政治第一、主题先行、斗争哲学，等等。这个立足点允当与否这里姑且不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立足点与〈问题〉、〈分歧〉的立意背道而驰。对此，两篇文章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以维系傅雷单一性思维的表像。然而，据柯灵〈怀傅雷〉（1979）一文披露，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批评所指，还「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考虑到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不宜议论（实际上是指名批评）撤退到大后方的名作家，柯灵擅自将这段文字删掉了。此举使傅雷十分生气，当时曾强硬地要求柯灵马上登报更正。柯灵采用拖延的办法不了了之10。柯灵在文章中没有说出傅雷所批评的这位名作家的名字。70年代末他这样做的理由，或许与他在40年代删除傅雷那段批评文字的动机，相去并不远。五年以后，柯灵认为社会条件已经成熟，终于在〈遥寄张爱玲〉中说出了谜底：傅雷的「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扬」的是张爱玲，「抑」的是大名鼎鼎的巴金──当年之所以删除傅雷文章中批评巴金的部分，是「为避免敌伪利用」。柯灵深知傅雷会震怒，但仍我行我素。注意到这个情况，傅雷评价张爱玲的意义，特别是评价张爱玲文学技巧的意义，自然而然凸现出来。此外，柯灵前后相距四十年不同的言说行为方式同时也说明，「言与不言」是可以作为一种注重客观环境的心态分析模型来使用的，而且，它不仅可以用于沦陷区，还可以用于其他时代。比如，这里所展示的柯灵。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冷落几十年的沦陷区文学，要在通史中才能见出其历史定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沦陷区文学终于渐次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颇具象征意味的，是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11。该书近现代文学编中的「沦陷区文学及其它」专章，分设「台湾文学」、「东北地区文学」、「华北地区文学」、「『孤岛』文学及其它」和「张爱玲与其他作家」五节。这一章或论述或提及一百七十余位作家。其中，只有张爱玲一人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目录里，正文中所占篇幅也最多（第7卷）。《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在宏观描述「20世纪女性意识和女小说家群的崛起，是中国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斗争中的一种有力的标识」时，认为张爱玲的「铁打的妇德，永生永世的微笑的忍耐」（《谈画》），是「对流行千百年的妇德的审视」。因此，将其列入「现当代女性写作的母题之源」12。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3有关章节中，也对沦陷时期的张爱玲作过如下的评价：张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都会里，可人物本身却是落伍的；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可所包孕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娓道来的全知视角，却自然融入了新文学的先锋技巧（意识流、蒙太奇）；故事平凡琐屑，基调阴沉、荒凉，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看似矛盾，但正是这诸多相对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存的「传奇」艺术世界，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类型。 她的作品确立了以近代中西文化畸形交错为背景的平凡人物的灰色人生基调，展现了人在战争和金钱面前的脆弱和无奈，对文明的运命和现代人性价值观中的假与真，提出了逼近世纪末的叩问。同时也是她在主流文学之外，在特殊时空中所作的成功的文学日常化探索。张爱玲小说结构故事的手法、化俗为雅的方式以及繁复新颖的意象，为都市小说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就是一些新版文学史所阐发的沦陷时期的张爱玲的文学意义。傅雷的张爱玲论，并不是像〈问题〉、〈分歧〉所解释的那样，是张爱玲「文化汉奸」论、「附逆作家」论的证据，而是对她的文学意义的充分肯定。五 柯灵到底是如何评价张爱玲的 在张爱玲离开故乡三十三年之后，柯灵一篇迟到的公开信〈遥寄张爱玲〉14，终于在海内外同时面世。文章回顾了四十年前他与张爱玲的文字交往，字里行间流露出「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的情深意长，以及对张爱玲文学的理解和喜爱。由于该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睿智的见解，一直被广为引用和转载。 柯灵对张爱玲的好评是一贯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不但称赞张爱玲的小说有「不容忽视的成就」，同时认为她的《流言》（1944）「隽思闪烁，妙语缤纷，大胆的真实，巧妙的比喻，幽默的讽刺，得心应手、自然烫贴的文字，蕴凝重于洒脱轻倩，在散文领域中，显出她独有的风格。」15〈问题〉也使用了〈遥寄张爱玲〉中的材料。 可是，为了证明张爱玲是「文化汉奸」、「附逆作家」，该文回避柯灵对张爱玲的基本评价，多处歪曲事实和柯灵的原意。为了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拈出两例略加辨析。 例一。〈问题〉说，「当1944年5月，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后，胡兰成立即在同月和7月发表《评张爱玲（上）》和《评张爱玲（下）》的长文，大肆吹捧张爱玲。张爱玲由于胡兰成对他叫好，竟不再为《万象》写稿，自动腰斩了《连环套》，以示对《万象》发表『迅雨』即傅雷批评文章的抗议。」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1）》（《杂志》13卷2期），以及迅雨（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1期），是在1944年5月同时面世的，不存在一先一后、批评和反批评的关系。两刊在发表评论文章的同时，都在分别连载张爱玲的作品。同期《杂志》上刊发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之一，《万象》上刊发的是《连环套》之五。这说明，两篇评论文章只代表批评者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刊物编者的立场，对编者选用稿件的标准没有影响。 其次，〈问题〉的这段文字，实际上出自柯灵所介绍的唐文标的一个描述，即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上出现。〈问题〉接过了这个事实，却对柯灵的有关说明置之不理。 柯灵紧接着说：唐文标「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且还特意申明，张爱玲中断《连环套》的具体原因他记不得了，但此举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没有丝毫的影响：我与张爱玲「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柯灵的表述很清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月后，1944月6月，柯灵被日本宪兵拘捕。张爱玲一方面设法营救，一方面亲往柯灵家慰问他的家属，并有留言。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勇敢之举。柯灵无罪获释回家后，十分感动，立刻用文言覆一致谢短笺；同年11月，经柯灵联系安排，由张爱玲本人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得以在新光大剧院公演，延至第二年2月，演出场次已达八十场。 可是，〈问题〉略去柯灵的说明和上述事实，仍执意宣称：张爱玲几个月后停写长篇《连环套》之举，是对《万象》（编辑柯灵）发表傅雷的评论文章的抗议。 《万象》（1941年7月）系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所办，原来的编辑为通俗作家陈蝶衣。1943年6月柯灵接编后，注意刊发新作家的作品，使其从通俗杂志变成以新文艺为主的刊物，品味和在文学上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上任刚两个月，柯灵就分两期刊发了张爱玲的《心经》。11月，又发表了她的《琉璃瓦》。1944年1月，开始连载她的长篇《连环套》，到6月，共刊发六次。实际上，张爱玲停写的直接原由，是因《连环套》首刊时稿费是否支付的问题与平襟亚生出嫌隙。平襟亚后来有欠冷静，将此事公诸报端，讽刺张爱玲「生意眼」，还披露了张爱玲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信中谈到如何免费宣传中央书店本打算为她出版的小说集，有损她的公众形象。结果，此事闹的沸沸扬扬，连柯灵以及张爱玲中学时代的老师汪宏声也在文章中为张爱玲打圆场，说她想必是一时疏忽忘记了。由于这场风波，张爱玲把她的小说集《传奇》转交给其他出版社。这样，张爱玲在7月中止《连环套》，以后一直未给《万象》写稿，不再与平襟亚发生联系，便是顺理成章的了。那里是甚么「以示对《万象》发表『迅雨』即傅雷批评文章的抗议」！ 例二。还有更为离谱的发挥：「在上海沦陷时期隐名埋姓的郑振铎，出于对张爱玲的关心，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其后，柯灵对张爱玲恳切陈词，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但是，一心要趁早『出名』的张爱玲听不进金玉良言……随即把第一部创作集拋了出去，那就是《传奇》。」 首先，文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的发展是自在的。人可以创造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就会承认，蜇居上海的文学界前辈之所以能够「欣喜地发现」张爱玲，是因为她的代表作品已经问世，已经成为轰动文坛的「新闻人物」。如果张爱玲不发表作品，不显露出她的文学意义，人们也就无从注意到她。因此，所谓听「金玉良言」，只是一个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悖论。退一步说，假使张爱玲在成名前就已经结识郑振铎等左翼作家并接受了他们的关爱──尽管历史不相信任何假设，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不会有张爱玲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柯灵把张爱玲在沦陷时期彗星般的闪过看作「简直是天造地设」，并且十分准确地描述说：「偌大的上海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这完全是褒义的。可是，否定的观点却将其歪曲地成张爱玲自由自在地「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证据。为了将这段话变成贬义，还把直接引文中的「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改成了「张爱玲真正的文学生涯只有两年」。这就有失学术规范了。不去管它。 我要强调的是，读过〈遥寄张爱玲〉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柯灵是在更大的背景中讲上述那番话的。他同时还明确指出：沦陷之前阶段之所以放不下张爱玲，是因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沦陷之后阶段放不下，是因为「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前说是柯灵的一个推论，因为张爱玲当时尚年幼，还无缘在这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中一试身手；后说则是事实，已经为后来文学的发展所证明。 其次，历史真相的探寻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背景情况极为复杂的沦陷时期。就是当事人如对当时上海文坛极为熟悉的柯灵，不但有遗忘，也会有误解。就以〈问题〉不以为然的《传奇》的出版为例。事情的缘起，是平襟亚建议张爱玲将已发表的小说结集，由他的中央书店出版。平襟亚（1892-1980），通俗文艺作家、律师，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拘押二十八天，台湾学者刘心皇将其归入「南方地下文学作家」之列16。出于对柯灵的信任，张爱玲首先函询他的意见。柯灵深知中央书店所出书籍水准不高，特寄给她一份书店的书目，同时趁机表达出「如果是我，宁愿谢绝垂青」的意思，并诚恳地劝她相信，「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编辑柯灵对「转眼间红遍上海」的张爱玲的所谓「劝说」，仅止于此。这是与张爱玲尚处在「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阶段的柯灵，以点到为止的委婉方式，所转达出的郑振铎等一批文化耆宿的好意。至于要张爱玲写了文章交给开明书店保存云云，只是正在韬光养晦的文化耆宿们的私下议论，张爱玲本人根本「无从察觉」。可是，否定的观点却将这些混杂在一起，编排成先有「劝说」，后有「陈词」，可张爱玲就是顽固不化的假象。这不是柯灵为人处事的方式，也是以他的地位和身份不便做、也做不到的。 张爱玲当然不会因柯灵「顺水推舟」的「恳切陈词」，就放弃她的小说集的出版计划，回信直陈她「趁热打铁」的主张。她自有她的道理。两年之后，1946年11月，藉《传奇增订本》出版的机会，张爱玲仍记着柯灵的好意，作了同样委婉的回应：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个段落，已成为张爱玲文学中的一个体现其文学观宇宙观的经典叙述。它所涵纳的内容，比柯灵所借喻的「过了这村，没有那店」，要深厚得多。 由于与平襟亚产生矛盾，张爱玲《传奇》初版本最终改由杂志社出版（1944年8月）。在〈遥寄张爱玲〉中，柯灵记述了他当时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时的心情：「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毕竟，中央书店是他的雇主经营的；更重要的是，它「大节上没有不干净」。柯灵的「失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杂志社的误解。 在柯灵看来，那时卖力为张爱玲「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显然，他把发行《杂志》的杂志社也归入其中，而且是声势最大的一家。从表面上看，《杂志》隶属于有日本驻沪领事馆背景的《新中国报》系统，主要负责人袁殊还在敌伪宪政实施委员会、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等部门兼任要职，无疑属官方出版物。但实际上，这两种报刊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包括翁永清、恽逸群、刘幕清（鲁风）、吴诚之（哲非）、丘韵铎等。当代有研究者指出：该刊作者「以上海爱国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为主。」17而这些内情，却是当时的柯灵及许多左翼作家所不了然的。就是到了柯灵写回忆文章的1985年，他也仍不知《杂志》社的实情。 平心而论，与进步文化人十分可贵的独善其身的清高相比，主持《杂志》社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更高的着眼点，即沦陷区的文化阵地，需要有更多的能够提高读者欣赏水平的优秀作品来占领18。因此，《杂志》和杂志社不但大量发表、出版张爱玲的作品和有关评论，还专题举办过《传奇》再版座谈会（1944年9月）、苏青、张爱玲对谈（1945年3月）等许多活动，全力推出并且高度评价张爱玲。从《杂志》和杂志社这个个案可以见出，仅凭表像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是远为不够的。在梳理历史、评价人物时，弄清诸如此类的潜在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补充一句：这也从传播的的角度再次证明，〈问题〉的断语，即张爱玲「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纯属虚构。实际上，「提携和支持」张爱玲力度最大的，不是通俗小说家周瘦鹃（1895-1968）主编，也不是进步作家柯灵（1909-2000）编辑，而是一批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组织系统十分严密的中共党员！这里仍提示：是谁在「提携和支持」张爱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爱玲文学自身是不朽的──比她的生命更久长。 作了上面的初步辨析之后，仍有必要指出：假使〈问题〉有关张爱玲和柯灵关系的陈述不是虚假的，也不能充作张爱玲是「附逆作家」的证明材料。道理依然是：「汉奸罪」是一种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汉奸作家」特指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殖民统治服务的文人。张爱玲从未参加过当局的文化活动，谢绝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函，从未有服务于殖民当局的言论，清清白白。限定在表象的层面上，沦陷区多数的知名为文者都未能像张爱玲那样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是严酷的法西斯军事高压期。在我看来，这也算是张爱玲的奇迹之一。 总之，沦陷期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属于同一党派、持同一立场的人群在许多场合也是相互隔绝的。此外，像其他时期的文化界一样，沦陷区文坛有其与时政无关的种种是非磨擦、人事纠纷、家长里短。在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任何先验的原则和标准都无济于事。只有依据第一手资料逐一作细致深入的具体分析，才有可能达到接近真象的认识。〈问题〉、〈分歧〉的失误，除了学风方面的原因外，主要问题在于：「以阶级斗争为钢」的思维惯性，使得它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矛盾纠葛都与民族大义和敌我不两立挂起钩来。具体到傅雷、柯灵。他们的那些客观、公允地褒扬张爱玲的文字，以及他们作为当事者也不甚了然的背景，在〈问题〉那里，都被当作了证明张爱玲「文化汉奸」政治身份的证据。这是违反傅雷、柯灵原意的。也与史实大相径庭。因而是不成立的。六 余论：再析关露和「笔部队」 上文由2001年年底完成的两文合并而成，只有删减，没有添加。虽然砍掉了一些，为表述的连贯，仍有重复。这是需要说明和致歉的。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问题〉、〈分歧〉的续篇称：我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19一文批评了五位先生的「全盘否定」沦陷区文学的观点20。这也与事实不完全相符。 蓝海（田仲济，1907-2002）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完成于1944年，不可能对沦陷区作实地考察。该书的特点是并没有轻易地根据甚么先验的原则对「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妄加推测，而是将其置于论述的范围之外。这可视为符合「历史的原则」的操作策略之一。冯光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出版于1984年。该书的贡献是较早提及华北沦陷区，反映了当时学界掌握有关史料的实际状况。拙文只是提及学术发展史上的这些事实，并没有作价值判断意义上的批评。有两位先生曾发表过批评我的文章（1997；2000），我做了回应，方式主要也是对某些不实史实作考证、辨析。不过，至今还未见回应。他们的专长不是现代文学，或许有关史实的考证、辨析需要一段时间。唯独〈问题〉不同。比如，我曾专文对其判断张爱玲是「汉奸」的不实依据作详尽的辨析：张爱玲是大学四年级「高才生」、靠婚恋文坛登龙、众叛亲离、「民众和传媒」的判决、张爱玲与胡兰成关系的实质、张爱玲的文学意义，等等21。可是，几篇续作仍不顾事实坚守张爱玲「汉奸」论，所提出的新的依据，同样是不实的，如上文所示。台湾已有学者对有关争论作了评价22。 基于原则、方法可能多种多样，但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的认识，我的商榷文章仅围绕「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展开，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而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在其中了。拙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较为系统。仅前两章的标题可略见一斑：绪论第一节「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的多维参照」介绍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法国等欧洲国家沦陷时期文学、海外对中国抗战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形成多样性的原因。第二节「北京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框架和要点」论述社会背景、文学的基本特征、辨析原始资料的意义、出版物概况、作家的自然群落和社会群落、主要文学样式鸟瞰。第二章「日伪对中国文艺的政治介入」中的第一节为「法西斯思想控制和奴化宣传措施」，包括军国主义日本与纳粹德国比较、日本的「大陆思想战」国策、伪政权的宣传运动和「中心思想」等内容。第二节「日本当局方面与北京文坛」则分析了日本华北驻屯军代表龟谷利一、日本国驻京使馆代表志智嘉、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以及《华文大阪每日》。第三节论述了日本鼓吹和组织的大东亚文学。第四节界定了「汉奸文学」的基本特征，并对奖金征文做了抽样分析。这是「回避政治，不讲民族大义」吗？ 政治评价和民族大义不是方法，而是结论。其地基是史实。史实不实，政治上正确和民族大义也就无从谈起了。最后再次例举两个影响沦陷区文学总体估价的「细节」──史实。 关于关露（1907-1982）。在沦陷时期的上海（1941年11月9日-1945年8月15日），这位30年代的「左联」女诗人无暇文学，主要在日本驻伪中华民国大使馆和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担任助编、主编（1942年5月15日-1945年7月15日）。《女声》是妇女期刊，不是文学杂志。上海社科院陈青生的专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沦陷篇》分门别类地描述了丰富多彩的上海沦陷区文学，没有论及关露和《女声》，只是在评介歌青春（丁景唐，1920- ）自费印行的诗集时，援引了关露发表在《女生》终刊号上的一篇读后感（第277页）。这符合沦陷期上海文学的生态，也符合根据共时实际影响轻重有致的治史原则。 关露的遭际令人心碎。她沦陷期不多的随笔时论中，有一篇是出席日本东京「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8月25-27日）的发言稿〈中日妇女文化交流之我见〉，其中有这样的言辞：「我希望今后中国妇女学一点日文，日本妇女也学一点中文，往后见面的时候，就能用对方的语言来交谈了。」从表象上看，这样的行和言，当然是「汉奸」了。可令人无奈和扼腕的是：她是经安排介入日伪机构的，战后却不准用「关露」这个符号发表作品，她与当时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职的王炳南的恋情，也被断然终止。50、60至70年代，她两次被公安机关关入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几度神经失常，终生没有一个女人的个人生活。时至新时期，三十七年的肉体磨难才得以最终结束，但精神创痛无法弥合，唯美女子的浪漫情怀不再。正式平反当年，她服用过量安眠药结束了她的七十五年的人生旅途，在文化部机关一间摆了三架单人床的十平米见方的宿舍里，孓然一身。关露沦陷时期的那段经历，是上至周恩来、下至一大批左翼作家都了如指掌的23。可是，在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面前，谁也无力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在这样的原始材料和已经获得的历史描述面前，令人费解的是，为甚么〈问题〉等文要始终固守中国 「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的第一类是「以关露、柯灵为代表」的「开展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作者及由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并且套用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这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杜氏是用它来突出话剧《大雷雨》中勇敢反抗封建农奴制的女主人公的。我不知道这算是对关露的拔高、落实政策呢，还是对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不断冲突造成的关露个人命运悲剧的反讽。只能为关露的无辜黯然神伤。 说一句题外话：与其把放弃文学、淡出文坛、公开参与日伪体制内社会活动的关露列入「一线光明」，不如换成郑振铎（1898-1958）或穆时英（1912-1940）。前者「坚持爱国立场」，虽然也远离文坛但战前战后的名气比关露大得多，没有像关露那样饱受「汉奸」恶名的困扰。后者战前是大名鼎鼎的新感觉派作家，沦陷时期受国民党中统派遣打入汪精卫伪政权宣传部「开展地下工作」，并且以身殉职。但留下的问题同样是无法解决的：这还叫「文学史」吗？ 关于「笔部队」，〈分歧〉开创性地把「笔部队」和「皇民文学」列为总共分为三类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中的第二类，并且说第三类即「在整体上适应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情爱文学、色情文学、鬼狐文学、秘闻文学、灰色文学、颓废文学」等等，由于其「大量出现」，「对民众的无形毒害，超过了第二类明火执杖反共反人民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这自然会引发追问：那末，除了「一线光明」以外，已经纳入中华文学通史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客观存在」，究竟还剩下甚么？完全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发生、成长的台湾新文学还算不算中国文学？……这才是「大是大非」！篇幅有限，不去深究。 这里依旧只是关注「微观」、「细节」、「具体」。所谓「笔部队」作品，系日本随军作家或士兵如石川达三（1905-1985）的《活着的士兵》（日本《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武汉作战》，火野苇平（1907-1960）的「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和《花与士兵》（日本改造社，1938）等侵华战争纪实报告。 是的，无人能否认这样的命题：「谁也无权规定，沦陷区文学只能是汉语文学。」如果这是有所指的话，我有书为证：《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就列有「在京日侨文学」一节（第118-123页）。特定的文学史有特定规定。「海外华文文学史」当然以描述华裔华文作家作品为己任。将来的广义大中华文学史，甚至还有可能纳入华人的非华文作品。我想说的只是：石川达三、火野苇平以及尾崎士郎、林房雄、丹羽文雄、林芙美子、片冈铁兵、佐藤春夫、武者小路实笃、草野心平、菊池宽、阿部知二、久米正雄、岸田国士、吉川英治、吉屋信子等等不是海外日裔，而是侵略者！他们或作为随军记者，或作为报刊特派员，或作为在华机构的日籍职员，或作为文化交流人员，甚至作为现役军人，被派到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为侵华战争服务。在有几万万中华儿女的沦陷区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沦陷区文学中，没有《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士兵三部曲」的位置。在研究沦陷区文学时，我会提到他们（拙著第27页），但决不会把他们列为中国的「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形态」的第二类。同样，这也纯属我个人的观点和构架文学史的原则。 我很清楚，在「话语转型和价值重构」的现时代，「谁也无权规定」甚么，特别是在学术领域。文学史提不提毛泽东那神采飞扬、大气磅礡的诗词，张爱玲是否重要得需要单独立章，是入选钱钟书还是入选苏青，不同的文学史自有不同的道理。不过，作为教材的文学史，通常会考虑学界多数的见解。因而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我目力所及，还没见有不正面高度评价沦陷期张爱玲的，而沦陷时期的关露，就大多是只言片语或只字不提。理由也简单：关露那时的业绩和文学没有关系。 当然，随意性也不能随意到逾越学术规范。比如，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把美国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写中国生活经历的大批作品列入其中，尽管她曾因此获得1938年度诺贝尔奖，尽管她视中国为「第二祖国」、视镇江为「中国故乡」24。无庸讳言，也未见有「笔部队」作品列入。很难想象，把攻打伊拉克的美军士兵、记者的日记报告纳入「世纪转折期的伊拉克文学」，是否还是「伊拉克文学史」。七 结束语 海内外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学术研究，风风雨雨，已走过二十多年。25即使到现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仍不是分类、排队，而是基本情况的梳理。一直令我深感缺憾的是，在重要的沦陷区域中，大概只有南京沦陷区七年多的文学还未见到系统的著作。我以为，搞清这一时空文坛上的谁、甚么、何时、在那儿、怎么样，即下些功夫实践历史研究中的五W原则（WHO, WHAT, WHEN, WHERE, WHETHER），要比五大「问题」、「四大误区」、「三大分歧」等等，更富于建设性也更有学术价值。 手头正在承担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课题「华北沦陷区的日本殖民文化政策研究（1937-1945）」 。由于总想把每一「微观」、「细节」、「具体」弄清楚，进度非常慢。可以肯定，在这之后我的某些结论、估价，甚至包括所谓的「遮避」技巧以及「回避政治，不讲民族大义」，或许会有所修正──但只能是在之后。因为，二十年前，我开始搞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时候，也对沦陷区「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定论不疑，课题论证书题目仅标以「资料汇编」。但十年以后却得出了我当初万万想象不到的结果26。 至于说到「宏观」、「一般」，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思考。比如，讨论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国侵略中国的斗争时，总有文津津乐道中国朝代更迭时期所谓读书人的「重视民族气节、民族大义」。为前朝殉节就是「著名的忠臣烈士」，降、仕后朝则「罪孽」深重，「受恩欠债」永世不得安宁。我感觉，两者在历史学和逻辑学中都不是一个可比的等值同位概念。抗日战争是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判断中国机构、团体、个人的民族（国家）立场的原则清楚而单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抗战不同时期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有系列论述27。后者宏大而复杂。既然中国是历经数千年融合纷争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体并存的共同体，中国国家权力（朝代）的更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新的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是中国的内政。判断改朝换代是进步还是不进步，主要考察改变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顺应社会潮流、是否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即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前进，是历史的进步。倒退，是历史的反动。如果将两者混合在一起，泛泛地作政治立场和民族大义的评判，问题太多。比如，在评价「逐渐逐渐地被迫成为了一位『遗臣』」28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现象时，如果引入「忠臣烈士」、「民族大义」视角，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会混乱矛盾。为自然社会制定的一切法则，只有具有通用性才可能具有正确性。对如此大的题目我无力研究。只能在抒发未经证明的感想的同时，深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现代中国日本占领区的文学」则不同。由于题目细小就有了尽可能作多方面详尽考证的可能性。在这个领域，我个人体会：「历史的原则」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微观」、「细节」、「具体」。
注释
1 陈辽：〈「张爱玲热」要降温〉，《文艺报》，1996年5月3日。2 〈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简称〈问题〉；〈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对〈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的回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3期，简称〈分歧〉。
3 参见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中的有关章节。
4 参见《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页34、135、307、349。
5 张爱玲：〈《张看》自序〉，1976年。
6 钱谷融：〈序〉，载万燕：《海上花开花又落──读解张爱玲》（南昌：白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7 李子云：〈无欲则刚──记柯灵〉，《读书》，1986年11期。
8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
9 唐文标：《张爱玲研究》（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76）。
10 柯灵：《长相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1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2 同上。第9卷，页274-75。
13 程光纬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4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
15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6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台北：正中书局，1985）。
17 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8 见鲁风的发言，见〈《传奇》集评茶会记〉，《杂志》第13卷第6期。
19 张泉：〈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2002年第6期转载。
20 〈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原则」〉，《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21 〈沦陷区文学与人物的政治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2 〈第二幕 几番风雨海上花〉，见蔡登山：《传奇未完──张爱玲》（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3）。
23 见萧阳、广群：《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24 鲁迅曾评价赛珍珠说：「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鲁迅书信集·致姚克》。
25 参见张泉：〈完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构架的课题──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26 参见张泉：〈认识梅娘的历史〉，《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
27 《毛泽东选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历史人物》，1947年。 张 泉 1949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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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十六期 200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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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 2005-3-30 13:12:00 [回复]
时代知行---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
温儒敏 这里大略回顾一下近20年来在中国内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评论与出版情况，从中或许可以引发一些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化生产、传播的话题。张爱玲成了“出土文物”张爱玲这位四十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解放后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其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八十年代初，张爱玲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不过那还不是重新“走红”，而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笔者回想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的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同学之间常兴奋地交流读后感，推荐新发现的书目，其中张爱玲当然是常谈的节目。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回顾这一段“阅读史”，大致可见七十年代末在内地“重新发现”张爱玲的情况。不过那时大家正忙于给那些比较知名的作家做翻案文章，对张爱玲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是1981年以后的事。当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不过当时的反响并不算太大，容易被读者视为一段文坛忆旧。对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产生大的推动的，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时中文版已传入大陆，港台一些评论张的文字，内地也陆续可以看到，这就促成了文学界普遍的“读张”的兴味，张爱玲也就“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如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都比较“正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题材、手法与风格上的特色，注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并小心翼翼为张爱玲说几句批评中带上肯定的话。到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当然会鼓励人们用更开放更有个性的眼光去读张评张，而张的“另类”特色也更加刺激研究者去重新打量与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板块”，加上这一时刻“翻案”文章差不多做腻了，所谓“边缘化”的作家更能吸引年轻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有一篇文章适逢其时，那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此文几乎同时发表在《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二者都是有影响的刊物，而文章又出自作为“过来人”的资深作家，自然引起广泛的关注。《收获》同期还重刊《倾城之恋》，更是文革后张的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这种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文学史给张爱玲让出地盘在八十年代中期，一般流行的现代文学史仍然不可能提及张爱玲。一是碍于张爱玲五十年代写过《赤地之恋》和《秧歌》等反共小说，二是担心张爱玲复杂的政治身份，总之，仍然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置疑。但毕竟历史越来越拉开了距离，给政治身份“复杂”而创作可观的作家以更多面考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北大和其他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大学，在课堂上或讨论会上，都已经把张爱玲作为“重新发现”的话题。许多学生对于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很不理解。1984年，黄修己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那本发行量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率先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较客观地介绍了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与此同时，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也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底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虽然字数不多，但已经将张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来评价，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课也逐渐为张爱玲让出一点地盘。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所谓“方法热”的时期，人们评论张爱玲，更多地是欣羡其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等，是常用的切入角度。如胡凌芝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饶子和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偏重于对张爱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同时仍不忘“反映论”层面，论评张爱玲如何揭示洋场社会阴暗的一面，指出其“反封建”的价值及其对都市文学的贡献。这期间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如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以及张国祯的《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都开始触及张爱玲小说比较深的人性内涵，而不简单停留于从“反映现实”角度肯定价值，而且对张的创作现代派特征的分析也都有新突破。这批论文的出现标示着张爱玲研究的学术份量逐步加重。80年代的研究为张爱玲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读张”的风气，同时带动了张著作的出版。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现代文学作品做原本刊印，收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随后，多家地方出版社影印或编印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此时书商已觉察张爱玲作品有流行通俗的品质，都想打打“擦边球”。只因为张的政治身份比较复杂，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也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名义，后来发现问题不大，码洋又很多，便愈加放胆去出书。张爱玲的“经典化”80年代后期那种较重学理的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其中90年代初一度弥漫于学界的紧张而又有些颓唐的气息，似乎对张爱玲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影响。一部分研究者仍在潜心读张。这一段对张的作品进行“赏析体”评论的篇什很多，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大有兴趣。这跟张爱玲作品开始大量出版，需要跟着普及与导读也有关。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此时仍有一批更有学术深度的论文的出现。如金宏达的《论〈十八春〉》、潘学清的《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赵宏顺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杨义的《论海派小说》以及吴福辉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等。这批论作除了注重剖析张爱玲题材的价值、作家的气质、创作心理状态、文化情结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始注意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考察张爱玲这一类创作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定位。可以说，90年代前期出现的数十篇有关张的研究论文中，不乏真正有文学眼光和学理分析的。90年代前期的研究，几乎造就了一个“热潮”。文学史家给予张爱玲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杨义在他那部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用了十几页讨论张爱玲，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甚至列出专章评论所谓“张爱玲现象”。大约在1993年至1995年左右，有众多年轻学子（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一窝蜂都挤着要做关于张爱玲的论文。诸如关于张的小说中意象和结构分析、心理描写、文化模式，乃至女性主义的评论，恐怕每一个大学中文系都有学生在做这类题目，其中有关女性主义的话题更是受到一般女学生的欢迎，并纷纷大胆尝试。在笔者任教的北大中文系，那二三年几乎每一学期都有数篇学生论文是谈张爱玲和女性主义的。不能否认这几年论张的文字其中有些写得不错，可能的确有新发现、新视角。但研究似乎也有“生态”问题，某一论题谈得太多，大家都会腻味，以致有些的确有见解的文字反而可能淹没在这腻味之中，得不到发表的机会。90年代中期有些专著仍在孜孜不倦地谈论张爱玲，但同时单篇论文的发表显然已大大减少。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时期人们的兴趣又转向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这两年多时间里，竟有四部张爱玲传接连出版。这四部传记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的《张爱玲传》。前三部传记从书名的渲染，就可以看出已经很注重图书的包装与商业操作，主要为了吸引一般读者；文字上也都在竭力追求可读性。相比之下，稍后出版的《张爱玲传》仍保持较多的学理性，对传主的生平、身世与创作剖析很细很深，显然吸纳了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前述有关大学里年轻学子争做评张的论文这一现象，跟这些传记的出版也大有关系。“传记热”诱发了年轻人的文学史想象与评张写张的冲动。当然，张爱玲重现的影响并不止于一般读者，也明显作用于当代文坛。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影响痕迹。苏童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评选中，选中《鸿鸾禧》，称“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他和叶兆言的旧家族题材小说，受张爱玲的启示，已得公认；王安忆则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位深得张的衣钵的传人，一边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一边说“不要拿我和张爱玲相比”。商业操作制造读张的时尚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完张爱玲的“经典性”，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这里不妨也大略回顾一下过程。早在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社会阅读心理取向，便越来越大胆地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不久，市面上即出现了盗版，趁着张爱玲去世消息传来，卖得红红火火。这套《全集》据说在市场投放足有十万套。加上以前各出版社的印量，张爱玲的读者保守估计也应有近百万。富于戏剧性的是，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文坛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且不论是否恰当，但“张爱玲”的文名借此更广为传播却是一不争的事实。历史也许就是为了造就张爱玲的声名。“排座次”事件余波未尽，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张爱玲”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奇女子以“死”而在媒体中再“活”。国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均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点报道。“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非常恰当地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的观点。张爱玲日益为读者接受，当然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的阐释提供多种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曾几何时，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庶几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好看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的气息，看到张的影子。被浮躁的世风所消解了的张爱玲需提及的是，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张爱玲就这样变得很“现代”又很“现实”了。最后，不妨再回顾分析一下“张爱玲”是如何进入消费领域的。“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其利益生长点，文化生产自然会推波助澜。如果说1992年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编选允当，为张爱玲的创作风貌做出了基本概括。此后出版的张爱玲有关作品则多在商业操作下进行，即使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多数也是要赶一赶商潮。张爱玲“人生小品”、“情语”之类纷纷出版，在散文热中层出不穷的散文赏析、精品系列，乃至文化史风俗史百年回顾掌故逸闻等等，各种凡是涉及民国题材的畅销书，大概都不会忘记拉上张爱玲凑份。完整的“张爱玲”，常有意无意被拆解成利于流行和卖钱的支离碎片。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影像挂帅，张爱玲也不能摆脱被视觉化的命运。几乎所有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或多或少都附有张爱玲的旧时照片，读者在浏览张爱玲照片的过程中将想象的求证完成。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参照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对照记》，编辑集成《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一书，算是暂时将对张爱玲的展览做一终结。一流的小说往往难以向其它艺术形式转化，但在视觉效果最强的电影艺术中，张爱玲的小说却频频被港台演艺人相中。早在80年代，由三毛编剧，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即已制成。90年代，香港关锦鹏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这样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难以在电影语言中得到最完美的叙述，但大陆明星陈冲、英俊小生赵文以及从脱片中“从良”的叶玉卿依然使得该片反响巨大；台湾许鞍华执导了《倾城之恋》，此后的《半生缘》则请出了“忧郁王子”黎明担纲。不久，《红》、《半》二片相继进入大陆并曾在中央电视台中放映，影响颇大。渐渐地，“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本来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张爱玲热”（类似的还有林语堂、梁实秋）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事例：先是由学术界发现和定位，然后经大众传媒制作并扩大到公共空间，变成文化符号，再被商界借用促销，转为一种时尚。“张爱玲热”的同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两个热点文化人物值得关注，即陈寅恪与顾准。二人的专业成就少有人深入研究，但学者的独立品格与坚持思考的精神都被凸显。作为文化偶像，他们被绘成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及学术品格的追求。“张爱玲热”与“陈寅恪、顾准热”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过内在理路却是一致的，均属于一种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被借用。它们一起丰富了90年代中国斑驳而芜杂的文化风景线。（作者：此文曾提交2000年10月在香港召开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蔡可对本文的写作提供资料，多有协助，特别致谢。）《中华读书报》
久违的心 2005-3-14 14:40:00 [回复]
前几天查资料看过几句，不知道是什么，不以为然地跳过。昨晚静静地坐在电脑前看，虽然也只是一遍，却感觉到了最后是意犹未尽。。。。几乎没看张爱玲的文字，知道自己笨，对于艺术不知道怎么去感知，只是觉得喜欢罢~~~看来，以后我应该多看些。。。。。
流浪诗人 2005-3-11 19:03:00 [回复]
http://www.frostar.com/wenji/sxxd/zxzqx10.htm
流浪诗人 2005-3-11 18:55:00 [回复]
陈子善：揭开尘封的张爱玲研究史 (2003-09-15 10:24:44)“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笔者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尘封的历史一旦被揭开，往往令人大吃一惊。在张爱玲研究领域里，人们一直以为，虽然张爱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研究却是乏善足陈，即使不是一片荒芜，也只有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枝独秀。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在迅雨这篇名文发表后4个月，1944年9月江苏南通《北极》半月刊第5卷第1期刊出了《〈传奇〉的印象》一文，署名“顾乐水”。此文的发现表明，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不仅在上海文坛风靡一时，其影响已遍及大江南北。这篇文字优美的评论详细地记下了作者阅读张爱玲的真实感受：看张爱玲，看得真晚。是今年二月的事。“杂志社”社长邀请上海文化人赴苏春游的知单上高踞首座的就是文载道与张爱玲。约张的原意是说读了《西洋人看京戏》，发现中间有着颇多的人情味。这篇文章是早就在《古今》上见到的，却没有看，原因是格于‘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的想头。如今发现有此一说，就得找出，一读之下觉得即以视觉的享受说，这享受是超过文、纪二公的。手头恰有第四期《天地》，翻出《封锁》来，这竟像是蒙汗药，一嗅之后云里海里，沉跌在一种文体的温床中。那“叮玲……”切断时间与空间的电车声，那山东人的开车，那种电灯开出的小甲虫，我都以年幼时耽爱童话的心情爱上了。以后贪婪地读了搜集来的旧文及陆续发表的新作。可是最受推誉的《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却是《传奇》到通后才读到的。迸着两个多蚊子的黄昏，放纵了一下视觉的欲求。结果却嗒然然若有所失。同时也从一幅绮丽的幻画中，得到一次澄清。或许是感受到太多的绮思吧，禁不住要吐露一点稚拙的印象，读者本位的印象了。先得反刍出最初的直觉来，是她彩绘的风格。虽然这风格，并非断代性的发现。廿六年前，以《文季》、《水星》为中心的散文作家中，就有着这作为“白话文”形式的反动之一的征象，然而到她手上，是才得到毫不搀杂的最大的夸张。胡兰成先生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我所感印的则较浓烈。无论如何不是原色，就说银灰、银紫吧，紫、灰就是一团朦胧，朦胧的烟雾。是太强烈的色与音的共鸣之潮的升华，是李义山诗“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境界，是一块手工的乡土风的彩锦。定神去摩挲一下，那又发现织就这彩锦的纬线，是构造型的技法，是深刻的观察，与正确的表达的结果。而其经线，则是适当的速度，与有效的剪接，是音乐的电影的手法。将人物、环境、故事捏塑以节奏、色彩为间架，是一气呵成的整体。一段段切开，却点点滴滴又都蕴涵着完整的光芒，是一环盘串的珠线。我想起某次人马倥偬中的事。有人从流氓肩上截夺下一只朱红的大皮箱，灿烂精致又沉甸甸的，是世家大户流出的东西。当众将锁大打开，里面贮满着盘结游动的锦缎。当然也有人在张先生的锦簇花团之下，是不忘理性之约束的。于是就有着透视的究诘，发现了作者目光所涉猎的地域。换句话，读到《金锁记》，我们赞美曹七巧的性格的刻画，读了《倾城之恋》，我们赞美机智的叙述。可是在赞美之后，稳定了的心绪就进一步要求整个的了解。这是每一个耽溺于这种感官的享受的读者最后必有的困惑。或许也有人想：“总之是乱世的奇闻，归根是灾异呢？是祥瑞呢？却难解”，我们却不想含糊。从未读之前的“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的偏见，到初读之后的惊艳，到再读之后的赞叹，作者均娓娓道来，生动形象。而且透过张爱玲的“锦簇花团”，作者又提出自己的疑惑。文章接着大段引用迅雨和胡兰成两家对张爱玲的品评，作者显然更欣赏迅雨的观点，认为迅雨分析张爱玲“有着安稳的论据，和适度的推誉”，对迅雨所提出的“张先生的出现，是新文学运动发韧以来各种养料的酝酿的一种结果。这结果是属于‘技巧’上的，她在文坛进程的目下，应占有一个位置，然而这位置不应特出”的看法深以为然。作者最后对张爱玲表达了殷切的期待。总之我们是“不能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的”，所以我们庆幸张爱玲先生的出现，然而假如缺少了讯雨先生这样的善意的剖析，就难期完全的创造。“理论从作品汲取”，这话有商榷的必要。个人的作品里岂能盘踞一座嵬嶷的理论建筑？让我再重复一遍个人的期望吧：是这种连绵雨的日子，是这样丑陋的枝干上的花朵，如要求她健康的成长，那么就应当剪撷了蔓生的装饰音，废弃黄金律的构图法，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这是一篇褒贬有据、颇有见地的张爱玲评论。如果读者知道了作者当时还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文学青年，就会更觉其难得了。时隔六十余年，作者“顾乐水”的真名也应在此披露了，此君即后来成为江苏著名作家的章品镇是也，他近年有回忆文集《花木丛中人常在》（北京三联版）行世。张爱玲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已故翻译家、作家和学者，以翻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享誉文坛的董乐山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以“麦耶”笔名发表过许多精彩的剧评，成为研究四十年代上海话剧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但在董乐山谢世后出版的《董乐山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中漏收了他的一篇题为《无题篇》的评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小文。当然，文虽小，却言简意赅，含量不小。董乐山当年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他在《张爱玲说“I＇mNotASingSongGirl！》一文中记载与友人同到张府拜访的情形甚详。但对写过这篇短论却从未提及，想必是完全遗忘了，理应在此照录：我不识张爱玲先生，然而作品是读者认识作者的最好媒介和桥梁，读过张先生的小说，我的直觉印象中，就感到她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这里所谓“香港人”，是有着一个杜撰的特殊定义的。这是指一种由十八世纪之中国掺杂了二十世纪的欧美的思想社会的混血儿，也正是中国社会的本质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必为张先生在文艺界的出现而诧异，该诧异的是她的技巧。一个作者之所以成功，就是他能够充分玩弄读者，于短短的几分钟阅读时间中，他以文字的技巧，紧紧的扣住读者的心弦，克服他们主观成见，如像一只猫玩弄它猎获的老鼠一样。在这一方面我们扯白旗承认张先生的成功，不顾她的思想或内容，她的技巧多少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创见。她的瑰丽的辞藻，细腻的心理描写，深刻的性格刻画……这些都是她的作品中之独特之点。尤其是她笔下的人物，如果说普希金在《杜布洛夫斯基》中创造了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姐玛莎，与张先生的作品中的Heroice皆是现代中国女性的某一面的典型。因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已经过时了，而真正的现代中国新女性则尚未产生（？）。凡上所提，都是张先生的作品的特点，而也正是现时戏剧所缺少的，如今张先生以《倾城之恋》做开始，移植其文艺领域中的璀璨花朵到舞台上来，无疑地必会招得张先生的爱读者刮目以待。然而在小说中一向轻忽了结构的张先生，对于特别着重戏剧结构的舞台，又将怎样呢？董乐山在文中提出的张爱玲“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和她的小说“充分玩弄读者”的观点颇值得注意。《无题篇》发表于1944年12月上海大中剧艺公司《倾城之恋》话剧上演特刊。张爱玲亲自把小说改编成话剧，还是她的文学引路人之一柯灵的穿针引线。当时大中剧团成立，首演哪部话剧举棋不定，是柯灵提议上演《倾城之恋》，果然一炮走红。这册不久前才发掘出土的上演特刊对张爱玲研究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因为上面还发表了张爱玲的《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罗兰观感》、苏青的《读〈倾城之恋〉》、柳雨生（柳存仁）的《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等文。出人意外的是，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也以剧中男女主人公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口吻拟写了两则《流苏的话》、《柳原的话》，署名张爱玲。这是迄今所见张爱玲最为亲近的姑姑对她的文学创作留下的仅有的文字，十分有趣。流苏的话人人都以为这《倾城之恋》说的就是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们看见了我都带着会心的微笑，好象到了在这里源源本本发现了我的秘密。其实刚巧那时候在香港结婚的，我想也不止我一个人。而且我们结婚就是结婚了，哪儿有小说里那些罗罗嗦嗦，不清不楚的事情？根本两个人背地里说的话，第三个人怎么会晓得？而且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哪里有流苏那样的口才？她那些俏皮话我哪里说得上来？柳原的话我太太看了《倾城之恋》，非常生气，因为人家都说是描写她，她也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