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的手游:中国中央集权帝国隐蔽的第二财政系统--嘉信恩

中国中央集权帝国隐蔽的第二财政系统
                         嘉信恩
           

       按语：李慎之先生发现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不管东方和西方，封建社会的体制是“封土地，建诸侯。”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就消灭了“封土地，建诸侯”，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他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都是这种管理模式，本文把原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改称为“中央集权帝国”。

       研究和书写中国的大历史，需要探讨国家的统治集团靠什么生活？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从那里来？他们靠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和统治理论来得到这些的资源？内部是如何分配资源？以什么样的善恶是非观念来衡量这些资源的流向和统治理论？把这些问题理清后，就会深入到历史的核心部分，勾画出一个清晰的历史图景。

    司马迁写的《史记》主要记述帝王将相如何成就英雄事业，主要是中央集权帝国权力更迭的记载，重点讲的是权力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权力人和他们生存资源的关系，着墨很少，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完全世俗化的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在现世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肉体的福、禄、寿，不知道司马迁有意还是无意忽视了这一点。后面的中国二十三史有样学样，书写正史秉承太史公的精神，二十四史很少财政记录。

  中央集权帝国讲的是家天下，刘邦的哥哥原来比他富有，等刘邦打下天下后，他问父亲：我的产业和哥比谁多？刘邦把整个天看成自己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时所说爱国无非忠于皇帝一家子而已，名义上的“国库”实际上皇帝的私人“金库”。官僚集团是受皇帝任命的“管家集团”。他们并不从事财富的创造，“管家”们负责为皇帝收税和维持社会的治安，拿到“俸禄”，职业的基本道德是“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而所拿“俸禄”是公开的“管理费”。若把国家的税收和官员公开的“俸禄”算是帝国的第一财政系统的话，那么“管家集团”还有一套隐蔽的财政系统，它是官员过上较好生活的重要来源，而且总数比公开“俸禄”大的多，它具备“财政体系”的特征，这里称它为第二财政系统，就是官僚集团“俸禄”之外的收入系统。

 第二财政系统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它深入到除皇帝之外官僚集团的每一个层面，“家”是皇帝，你不可能拿皇帝家里的东西向皇上行贿。升官发财是帝国官员的社会常态，出几个清官就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说明帝国没有清官生长的土壤，进了这个系统，你就得按官僚内定的规则办事。崇祯元年（1628年）明朝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向崇祯皇帝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连皇帝身边的人都如此向皇帝说明，可见崇祯年代几乎没有清官了。

 第二，在官场的人都知道要行贿受贿，可又放不在台面上，它具有隐蔽性。在正史中受到惩罚的贪官才会有写进历史的“荣誉”，而绝大部分同行只能默默无闻地从事“贪污工作”。

 第三，它具有单向流动性的特点，“水往低处流，贿银往高处送。”帝国的官场是严格的官本位，官员把钱送给自己的上级或着对自己“官运”有影响的个人，上级是没道理送钱给下级的。它不像公开化的第一财政，收上来，再公开拨下去很大部分，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表现。

 第四，第二财政运作成本远高于第一财政，由于它没有的正式的管理员，官僚集团每个成员必须充当几个角色，催下级上缴“官税”，自己截留“官税”，还要跑腿上交“官税”，甚至有的要向朋友借上交的“官税”。每一笔钱自己心里又要有数，才会知道那些部下有“孝心”，那些上级要“打点”。这些“工作”又不能和同事分工合作，内耗很大，官当的并不轻松。

第五，第二财政虽然是帝国崩溃的根源，若它内部的平稳，大家心照不宣地按内部的规矩办，帝国能正常运作，若出了搅局的“大鳄”，帝国将开始衰败。清朝的军机大臣和坤一人就贪了九亿两银子，相当于清政府十四年的财政收入,把这么多银子收上来，中间的“运作成本”至少要花上亿两银子，这也间接加速了官员道德的崩溃，从和坤开始，清朝从盛世转向了衰落。

由于执行帝国规则具有很大的弹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送礼数额也具有模糊性，不怕官员“贪”，就怕“贪得无厌”，在上面第二点讲它具有单向的流动性特点，那时也没有现代的银行，第二财政系统的钱无可能间接惠泽于民，上层如果拼命往下“抽水”，就会在帝国的头顶上形成巨大的“水库”，一旦“溃坝”，帝国就开始崩溃。

第二财政系统形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中国人普遍的最高理想是过上“富贵”的生活，这方面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个老实人，他在《论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富贵是可以求的到话，拿鞭赶牛马那样的低等活我也干，如果求不到富贵，那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其他人的道德境界比孔子差远了，很多官员为了“富贵”，可以像“硕鼠”一样肮脏地生活。在西方和阿拉伯等国家，富人要向教会上缴财产的十分之一才可上天堂，富人的道德欲望有神在约束，他们强调外在的约束。而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自我约束，事实证明这是不可靠的。第二，中央集权帝国的“俸禄”制度本身有致命的弱点。它不是人性化的设计，要求当官的都做苦修的“圣徒”。日本学者衣川强曾经对中国宋朝官僚和他们的俸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计算了当时主要谷物及米价与消费量，官僚家属集团的规模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能够全部依赖俸禄生活的官僚是不存在的，低微的薪金收入支持不了官僚阶层迎来送往的庞大开支，必须得靠贪污受贿来支撑高质量的生活水准。那么完全靠“俸禄”生活的清官是怎么过日子的，大名鼎鼎的明朝海瑞就是例子，他在浙江淳安当知县时，穷得自己种菜过日子，他母亲过生日，好不容易买了两斤猪肉，连他的上司总督胡宗惠都当成了新闻。这种自我压抑也容易扭曲个人的性格，在两则史料中记载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妻，无故而缢其女”，只因五岁的女儿接受了仆人的喂食，就把天真无邪女儿逼死。从世俗的角度分析，“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博爱，道德感特强的人，十有八九具有冷酷的暴虐性。那些记载基本是可信的。海瑞是无爱的人，行事起来有时比贪官还可怕。海瑞追求做一个清官本身没有错，扭曲海瑞实现理想是那种非人性的官僚制度，因为一个连自己女儿都不爱的人，很难保证他爱大众，自己天天吃青菜，他是否会允许他管理的“草民”吃肉就很难说了。帝国的“俸禄”制度决定了贪污是一种现实生活的需要。第三，人是对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或团体负责。整个封建帝国是以封建官僚森严的等级来建立帝国的秩序，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上级决定下级，这种官僚的升迁制度决定了官僚“不唯书，不唯民，只唯上。”反正帝国不是我家的，我是临时管理人，我批发官位捞钱，捞到收益全是自己的，管好了国家是皇上的，权利和责任分离，是导致第二财政形成的另一个原因。

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必须告别困扰中华两千多年第二财政系统，国家的观念已彻底地改变，它再也不是那个皇家的了，至少在名义上是大家的。重要的大家真诚地面对现实，谁也没有必要装从不考虑个人利益的“圣人”，从而减少大家的“沟通成本”。承认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我的利益需求，大家协商、妥协，使利益的分配契约化、程式化，人们的结果是不平等，但可以追求人民最大的机会均等，这就是民主的世俗意义。一个现代的社会若需要两套财政系统运作，成本必然高昂，而降低成本会使大家得益。文明的社会需要在理性的博弈中实现双赢或多赢。

最后，说点题外话，中国的文化极其复杂，却没有描述终极的价值，描述生命的本性，即使有，也是个抽象的“天人合一”，中国的传统文人不向前进入庙堂就是向后远遁山林，总处在一种循环的波动中，所以两千多年中国出不了独立的思想家。我们现在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大格局中，我们实现小康生活后，我们是否应该有超越中国古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肉体的“福、禄、寿”呢？当我们住在小山村时，看看村里小树、房子，我们就不会迷路了。当我们走出山村时，就需要一个路标，一个地图。若我们想在大海中旅行，就需要一个指南针和航海图。若我们想飞出地球，需要以太阳和其他星座作为我们的坐标。中国传统的时间坐标是农历，人出生的时间是生辰八字，定义的年份每六十年就会一个同样的轮回。人类的历史和科学证明，“人不能踏入两次同样的河流。”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单程的旅途，行驶车子即使停下来了，它带来的风还会往前，人远远高贵于车子，肉体即使在地球消失了，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会按我们生前定的方往前。

为了我们将来不会在“山村中国”中打圈，永别暴力完成历代王朝更替，我们需要更“高贵”的人生坐标。让我们有超越古人的人生境界，让我们彻底告别第二财政，让我们比古人走的更远，再走的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