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魂3打坐姿势:清代“高考”满分作文是啥样

明清时期，各地举子三年一次齐集京城，共同参加朝廷组织的会试，应该算是当时的“高考”。据说，当时考中一名进士，比十年前考一个本科大学要难三百倍，不知是否真有这样的可比性。

那时没有“满分作文”之说，阅卷大臣认可的文章，都会在试卷上面画圈，最后“圈”最多的，就是最优秀的文章，大约相当于现在高考的“满分作文”也。

清朝会试，要求考生必须写一篇四书文，此外还要写五言八韵诗一首。

四书文又称“八股文”，因为其要求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材料”则来自“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种遭到后世一直批判的“八股文”，在当时却非常风靡，如果不会做“八股文”，别说参加“高考”，怕是连“中考”——乡试的资格都没有。

清代第十四名状元韩菼（tan），不但是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会试的第一名——会元，而且在紧接着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因其策论主张撤去“三藩”，正中康熙下怀，就被钦点为状元，即第一甲第一名。这也说明他平时就比较关心国家大事，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书生。

这年会试题目的材料就来自《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颜回说，用我呢，我就去做，不用我呢，我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 就是根据这样几句话，韩菼凭着自己的才学，极力进行想象、发挥，写出传颂一时的“满分作文”。他的原文如下：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祗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情相待也。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

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

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据说这篇文章公布之后，“传诵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经生塾师，无不奉为圭臬。”看来在当时确实称得上好文章。

韩菼能写出为世人推崇的文章，尤其能被一代明君钦点为状元，绝不是偶然的。下面看看韩菼的身世、为人和经历。

韩菼（1637——1704），字元少，别字慕庐，他的祖籍是安徽凤阳，后来迁到苏州，他的曾祖父韩逢隆曾经是明朝太医院的吏目；他的祖父韩治，是明朝万历丙午年（1606）的进士，最高做到了礼部尚书（相当于部长）；他的父亲韩馚也曾做到礼部尚书。生长在这样的官宦之家，韩菼自然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康熙十一年由国子监生参加顺天府（即京城地区）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殿试，都得了第一名，这年他37岁，可谓风华正茂。

韩菼高中状元后，按惯例成为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不久，以修撰身份充任日讲起居注官，随从康熙出席各种重大活动，并编修皇帝起居注。康熙知道他的学问，就让他编著《太极图说》，完成后皇帝非常满意，并看了他平日写的文稿，对他的学识更加赏识，就让他给自己讲解《大学》，后又命他主持编写《孝经衍义》。这部书自顺治年间就开始编纂，但一直没有完成，由他接手后，组织一批儒臣，经过通力合作，终于将该书完成，从此更加得到康熙的恩宠。

康熙十四年和十七年，他两次出任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康熙十八年，因为父母相继去世，他就请假回家，在老家苏州住了五年。康熙二十三年，他又被召回京城任侍讲官，不久转为侍读。第二年二月，在翰林院官员的考试中，他得了第二名，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掌管传达诏命及章奏，已经是朝中很有权势的大臣。

康熙二十六年，韩菼在朝中受到排挤，就托病辞官回家，在家里一呆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潜心研究学问，从《六经》到汉儒的笺注、唐儒的义疏、宋儒的章句，无不悉心钻研，并极为推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还经常吟诵唐诗宋词，时常以诗歌古文教导乡里的年轻人。闲暇时，便与友人饮酒或徜徉在泉石之间。其实这正是他的性格，他并不贪恋官场。在后来升任礼部尚书后，还曾对他的弟子张大受说：“我贵为尚书，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饭疏饮水，多读书万卷乎？”

但是，他并没能长期放浪于山水之间，康熙三十四年，他又被召回京，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官。两个月后，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八年，调任吏部右侍郎，第二年升为礼部尚书。康熙对他的才学和人品非常赏识，赞扬说“韩菼天下才，风度好，奏对亦诚实。”“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前代所仅有也。”“韩菼所为文能道朕意中事。”还特赐给他“笃志经学，润色鸿业”的匾额，这是很难得的殊荣。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后来韩菼终于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康熙皇帝。康熙四十年，江宁布政使张万禄挪用库银30多万两，皇帝命总督阿山调查此事，阿山与张是姻亲，调查后说这些银两全用在了皇帝南巡上面。康熙听后非常生气，就将阿山交部议处。部议的结论是“妄语罪当死”。这时韩菼就站出来说公道话，说阿山“情私而语公”。韩菼说的可能是实情，但与皇帝对着干，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从此就被皇帝所疏远。

这时韩菼已经六十多岁，觉得再呆在朝中已经没有意义，就于康熙四十二年上疏康熙皇帝请求致仕（退休）。没想到不但没有得到批准，还被皇帝训斥一通，说他从前掌管翰林院时，对庶吉士不勤加教习，每天带着他们喝酒，致使他们都怠于学习。各部大臣商讨国事时，也不直言，只是随声附和。并让他仍留任礼部尚书，戴罪立功。

其实这些都与事实不符，韩菼向以直言著称。除以上为阿山辩解外，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阿理瑚提出，已故大学士达海，为改进满文做出较大贡献，应该配享孔庙。韩菼则反对说，配享孔庙的条件不好论定，达海为国书做出过贡献，只是一种才能，不可以配享孔庙。

从另一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韩菼的为人。徐乾学在韩菼成名之前，曾经极力推荐他的文章，可以说是自己的“知遇”之人。后来徐在朝为官时恃权纳贿，他的子侄也横行乡里，结果本人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归乡——苏州昆山。时任两江总督的付腊塔要追究徐乾学的罪行，徐的很多朋友怕引火上身，主动与他疏远并对他进行躲避，只有当时也辞官在家的韩菼，虽然不满徐乾学的不法行为，但极为推崇徐的才学，经常登门造访，并为其辩白一些不实之罪。

　但在一言九鼎的皇帝面前，任你有天大的理，脸上长有九张嘴，怕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年，韩菼再次上疏乞求辞职，康熙还是不准。韩菼本来就喜欢喝酒，加上这时心情不畅，虽然已经身患肺病，但仍然大量饮酒。这年八月，他终于支持不住，死在了吏部尚书任上，时年68岁。

还算不错，他死后48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终于给了他一个说法，说他“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并赐谥号“文懿”。按照谥法，“温柔贤善曰懿”，这评价在已故大臣中已经算比较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