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眼中的孙中山

[导读]邓小平指出：“讲话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搞‘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至于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有些文章北京不便发表，可以在香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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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都曾郑重评述过孙中山生平思想及其历史功绩，其内容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主流评价中，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也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乐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他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瞭望》新闻周刊就中共领导人眼中的孙中山，专访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杨明伟。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都曾郑重评述过孙中山生平思想及其历史功绩，其内容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

毛泽东一直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作出过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称谓分别有：伟大领袖、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伟大革命家、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等。这些称谓，均是在伟大人物这个层面上评价孙中山的，其中，“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称谓，足以反映孙中山开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对孙中山作出崇高的评价，而且还具体说明了孙中山的“伟大”之所在。1938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13周年时，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是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同时他又能把革命的主义和政策与革命的毅力和精神相结合，使主义和政策得到贯彻。4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

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时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1月11日，召开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13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讲话。

第二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上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题发表文章，对孙中山一生的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作了新的全面总结，称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不仅在思想方面，毛泽东还从人格方面对孙中山进行了高度评价。毛泽东说：“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时，毛泽东也指出要全面评价孙中山，认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指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从孙中山也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合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他就不能提出明确的纲领”。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将孙中山与孔夫子并论，可见其对孙中山历史遗产的重视。毛泽东所讲承继孙中山的历史遗产，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对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的承继，也包括对孙中山树立的革命精神的承继，还包括对孙中山革命经验的承继、对孙中山这面旗帜的承继。

但是，承继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发扬光大，因此，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讲话中，把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同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列称作“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号召“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比较，分析了其相同的部分和不同的部分。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这个思想。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一百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

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基于中国革命基本历程的正确反映。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经验与教训，都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孙中山这面旗帜，是由孙中山几十年奋斗的历史和贡献树立起来的，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在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举起这面旗帜，无论对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所说，“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

围绕孙中山的历史功绩，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话时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邓小平还指出：“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

邓小平的谈话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同时，关于孙中山的阶级局限，邓小平也指出：“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孙中山试图在中国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和努力都失败了。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于是，他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转变，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指出，“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

关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82年12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新增选的政协常委马璧(原任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1981年回内地定居)、范寿康(原任台湾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82年从美国回国定居)时强调：“台湾讲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各种解释，真正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是我们。你们会熟悉建国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熟悉这方面情况很重要，我们走的路是曲折的。现在可以说，三中全会以来走的路证明是对的。”

同时，邓小平也注重推进关于孙中山的研究、纪念和宣传。1980年10月7日，邓小平任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1年10月9日，邓小平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982年，在会见马璧、范寿康时，邓小平指出：“你们的行动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头，这很重要。你们在内地要交点朋友。我们的风气也变了，过去‘左’，对交往造成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理了这方面的错误。讲话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搞‘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至于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有些文章北京不便发表，可以在香港发表。”1986年，即孙中山诞辰120周年这一年，邓小平为《孙中山先生画册》题写了书名。

“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指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此前，在1996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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