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皇帝的艺术生涯

作者：醉眼横斜 2010-12-06 15:54 （一）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在《玉树后庭花》绮靡的歌声中，建康城外严阵以待的隋军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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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在《玉树后庭花》绮靡的歌声中，建康城外严阵以待的隋军发出了攻城的呐喊！在长袖曼舞中隋军冲进了南陈的皇宫，在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宫女凄厉的叫喊声中，著名的玉台体诗人，南陈皇帝陈叔宝和他的宠妃张丽华、孔贵嫔一起躲在了胭脂井下，在粗犷的北方军人的恐吓声中，陈叔宝堂而皇之的当了俘虏。于是才有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典故。
兵戈声息，歌舞声起。三百八十多年来很少受到战争洗礼的建康城早已改名叫金陵了。历史是善忘的，陈叔宝国破被俘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永久地淡出了，享乐的本能使人们不能忘怀的仍是歌舞诗酒生涯，所不同的是城中飘当的歌声已换成了“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于是相同的故事重演了，三百八十多年后的一天，一位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的皇帝——南唐后主李煜，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的歌声中开始了自己的俘虏生涯。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始工。”国亡后的李煜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当他吟咏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之时，也正是他魂断命绝，身归那世之日……
历史总喜欢和人开玩笑，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上演着相同的故事。这恰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那句名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公元1127年，黄河南岸的汴京城中，一位独创瘦金体书法，善于画花鸟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赵佶在国破家亡之后，沦为俘虏，从此在北方的不毛之地，冰雪连天之中慨叹“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其命运何其相近乃尔？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皇帝就不能喜欢文化艺术么？或者说喜欢文化艺术的皇帝就注定要亡国么？

（二）

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东汉末年的曹氏父子。曹操精通音律，善书法，文章独步天下，尤以诗歌为人称道。在他的诗中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长叹，也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自勉，既有“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述，也能见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博大胸怀。
而其身处乱世，恰如他自己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戎马一生，扫平乱世，荡涤乾坤，不仅定鼎中原，三分汉业，还为他的儿子改元称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在学习前人诗歌和汉代乐府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结果。《燕歌行》“倾情，倾度，倾声，古今无两”，不仅成为了叠韵歌行之祖，在五言诗向七言诗过渡中，形式上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掩没的。他的《典论论文》更是占风气之先，首创文学理论专著。而他肯定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他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而致”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并认为同时代的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异的才能和文风，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他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他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这都标志着我国文学有自发时代进入到自觉时代。
同时，他发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首创九品中正制，改变用人机制。在他统治下的曹魏，可以说是最稳定的时期。

（三）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盛唐，不仅是我国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涌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及千古流芳的作品不可胜数。当时的音乐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遥遥地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头。唐首都长安已成为音乐中心的“维也纳”之城，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都和那位在位长达四十四年之久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有着直接关系。
李隆基对我国音乐、舞蹈，戏曲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他本人就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他不但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发展，而且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新的因素，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创作的数量也非常可观，《羯鼓录》甚至把九十二首竭鼓曲的创作权，全归他所有。
李隆基又是一位演奏家。“上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他通晓乐理，艺才超人，凡属乐器，他都可以奏出非常美妙的声音。他对乐器的爱好简直如影随形，甚至“座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在朝臣奏议军国大事之际，他身居殿中竟然心不在焉，用手指摸着龙袍内的玉笛孔来寻乐思，这位皇帝真不愧为“乐迷”了。
李隆基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唐代的音乐教育机构建设是全面的，各机构的专业分类是明细的。“教坊”一般指管理教习音乐，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更准确地说，它是指唐至清之间，传习、管理宫廷所用俗乐的机构。“教坊”不单是一个传习音乐与舞蹈技术的场所，也担任着重要的演出任务。使乐员所学习的技能付诸实践，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多专业、多层次、有组织、有领导的综合性音乐教育机构，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李隆基还是一位舞蹈家，他创制的舞曲《霓裳羽衣曲》标志着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发展的高峰。唐玄宗的不少音乐作品至今还回响在中外音乐舞台上。
李隆基自幼就十分喜爱戏剧，有一次，他祖母武则天举行盛大的宴会，他当众表演了《长命女》，受到群臣的喝采。他结交道情艺人，努力钻研法曲，深得音律之妙。在平王期间，他创建过一个散乐戏班。他称帝后不久，还建立了一个戏曲活动中心——梨园。所以，历来的戏曲艺人都尊玄宗为梨园始祖。
除此而外，他在诗歌、书法等方面均有超凡的造诣。只可惜他善始不能善终，虽开创了开元盛世，也难免有天宝之累。一场空前的安史之乱使他晚节不保，一世英名丧于一旦。
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后，玄宗才从四川返回长安。他追思往日的尊荣，目睹眼前的凄凉，伤感叹息，愁苦郁闷，渐渐成病。死前的一天，他吹了几声紫玉笛，声调极其悲凉，然后命令名叫宫爱的宫女为他沐浴更衣，卧于床上。当晚，他在室内还传出笑声。第二天黎明，宫女进入卧房，他已经双目紧闭，四肢僵硬而死，留下的只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遗憾和无奈……

（四）

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帝当中，康熙、乾隆祖孙二人堪称是多才多艺的皇帝了。如果说康熙除了对经学有着堪比国学大师研究之外，更多的兴趣是在算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话，风流儒雅的乾隆帝则更注重的是对国学文化艺术的钻研。和以往注重文治武功的皇帝不同的是，他喜爱文化艺术有两大特点：
一是喜好卖弄，喜好攀比。他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为了和《永乐大典》以及乃祖康熙时期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一较高下，不惜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耗时15年去编纂《四库全书》；
二是政治功利目的明确。这集中体现在修撰《四库全书当中》。为了禁绝一切反清言论和不利于自己统治理论，下旨要求全国百姓“体朕殷殷谘访”古籍的诚恳之心，在“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抄，仍将原本给还”的谎言和欺骗中，一部对传承我国文化具有重要贡献的大型丛书，一部保留了我国许多孤本书籍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诞生了。但实质上这又是最高当局“不禁之禁”和“寓禁于征”的文化政策的集中体现。在编纂这部巨型丛书的同时，有无数的书籍遭篡改，有1/8的书籍被抽毁，而被彻底销毁的书籍竟有《四库全书》的3/4！其销毁书籍数量之巨，丝毫不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熊熊大火。这看不见火光的焚书之“火”，对文化的摧残更为惨烈，更为阴毒。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史学家吴晗感叹道：“乾隆修《四库全书》而后古书亡矣！”这也使每一位热爱中华文化的人每次面对这一巨型丛书时，心中都会油然涌起莫名的酸涩。《四库全书》编纂中的功与过，是与非，是对文化遗产的继承，还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是应不遗余力的盛赞，还是满腔愤恨的鞭挞指斥，还是留给后人来评说吧！

（五）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古代帝王身居高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喜怒哀乐，兴趣爱好不仅关系到王公大臣的升降沉浮，甚至关乎到平民百姓，乃至方外羽士的生死荣枯。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世人公认的书法瑰宝，始终珍藏在王氏家族之中，一直传到他的七世孙智永。智永临终前，将《兰亭集序》传给弟子辩才。辩才擅长书画，对《兰亭集序》极其珍爱，将其密藏在阁房梁上，从不示人。
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尤爱王羲之的字。他听说王羲之的书法珍品《兰亭集序》在辨才和尚那里，便多次派人去索取，辨才和尚始终推说不知真迹下落。李世民看硬要不成，便改为智取。他派监察御史萧翼装扮成书生模样，去与辨才接近，寻机取得《兰亭集序》。萧翼对书法也很有研究，和辨才和尚谈得很投机。待两人关系密切之后，萧翼故意拿出几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给辨才和尚欣赏。辨才看后，不以为然地说：“真倒是真的，但不是好的，我有一本真迹倒不差。”萧翼追问是什么帖子，辨才神秘地告诉他是《兰亭集序》真迹。萧翼故作不信，说此帖已失踪。辨才从屋梁上取下真迹给萧翼观看，萧翼一看，果真是《兰亭集序》真迹，随即将其纳人袖中，同时向辨才出示了唐太宗的诏书。辨才此时方知上当。辨才失去真迹，不久便积郁成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并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大家临写。以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拓书人也奉命将原迹双钩填廓，摹成数副本，分赐皇子近臣。唐太宗死后，侍臣们遵照他的遗诏将《兰亭集序》真迹作为殉葬品埋藏在昭陵。
就连素来号称“爱民如子”，可以为百姓吞噬蝗虫，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李世民为了自己的一点点个人爱好，仍不免有逼死人命的恶行，仍不免有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让千古绝作《兰亭集序》自己殉葬，其他帝王为满足自己私欲的所作所为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任是达人智者真正能够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又有几人呢？
好在陈年的历史离我们已渐行渐远，如云烟迷雾般随风而逝。生活在弘扬自我，张扬个性的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再也不必面对皇权战战兢兢了，我们完全可以以超然的态度来欣赏前人先哲们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品评包括皇帝在内的古人在文化艺术上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