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陷阱 韩国 迅雷:民主的殉道者：解码宋教仁

民主的殉道者：解码宋教仁

         ——需要永远谨记这位民主主义的杰出先驱

民主型政治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权柄的获得不是通过革命、武力或杀人，而是通过民选，而且这民选具有自由的衡量尺度，不是控制下的选举。回溯中国，到目前为止近170年的近现代历史中，尽管朝代更替频乃，豪杰轮番登场，唯一够格荣获“民主型”政治家称号的就是民国初年的宋教仁。湖南人宋教仁，在1912-1913年初那场昙花一现的唯一一次中华大地上够得上自由选举的有限的民主舞台上，凭借自己非凡卓尔的政治才干——不是那种打仗、杀人、政bian的专制政治的才干，而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的才干，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硬是将那时人人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民主玩得风生水起、令人咂舌，最后获得了民意的认可成为了完全靠选民赋予国家权力的第一人。可惜，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乱世”， 这位宋教仁先生尚未完成民主程序的最后手续，国家权力的履职尚未开始最多算个“准”民主型政治家的当口，一枪毙命了，一颗专制的子弹结果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的生命，以31岁的而立之年告别了人类，也告别了多难的中国。

随即，初露曙光的民主政治还未上演就被强大无比的专制扼杀于预演之中，至于那位被掐死在摇篮的民主“婴儿”宋教仁，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民主的绝响，他的悲壮赴死并未阻止完全靠拳头攫取悬挂在紫荆城金銮宝殿上最高权力的历史进程，近100年来谁都不再玩那“天真幼稚”的民主了，玩得都是穿着民主外衣的铁血政治，他们岂敢相信民主还能在中国重生——最多是从心里敬佩还有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儿，竟然在专制2000年立国的炎黄子孙群里演起了民主的“儿”戏。问题是，何以他宋教仁能够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民主大戏，为中国的政治史平添一幕偶露峥嵘的靓丽风景？这也许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宋教仁未必悟透了，以至于成了刀下之鬼先生还在天真地坚信，民主的大旗定会有人擎起继续高高飘扬，素不知自己所以碰上这千载难逢的政治良机，岂是自身才干所致、信念所赐，实在是那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是要刺刀说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那一把把林立的刀锋尚未缓过神来，这民主究竟何方神圣，不要枪炮也能玩，给了宋先生一个机会。一旦发现这只靠民意说话的“活儿”原来如此之后，那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纷纷出鞘，刀落命丧，这民主连同民主的儿子宋教仁也就飘然绞杀了——原来，宋教仁不过是在刺刀林立的政治舞台上跳舞，握刀人一旦发现民主不过尔尔地黔驴技穷后，死期就到了。然而，即使如此又如何？这就是宋教仁的价值，中华民族民主的早期排练，宋教仁的死宣告的不是民主的亡，仅仅是民主的早产，一旦发育成熟，再次擎起民主大旗的后来人定能永远守卫在它的辉煌之下。同时，它还宣告了，偌大的中国孕育民主的过程必然更为漫长，也更为痛苦，但绝不是孕育不了。

一、革命家宋教仁

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出生在湖南桃源一个逐渐衰败的地主之家。6岁（一说4岁）进入私塾接受传统儒学的正规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儒学功底，1899年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学习，深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反清的政治志向开始形成，而国破山河碎的残酷现实亦刺激着年少的宋教仁。1901年，宋教仁奉母命参加县试考中秀才，但他没有继续博取科举功名，而是在1903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考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的论证大为梁鼎芬赞赏，被取为第一名。

1、革命起步。1903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提倡政治改ge，宋教仁深受鼓舞，遂与黄兴结为挚友，正式开始了反清的革命生涯。鉴于宋教仁的反清言行，学堂监督纪巨维担心其受到拘押，建议他悄悄离开了。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在长沙参加了黄兴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1904年2月15日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被推为副会长，他们共同的目标推翻满清。华兴会的斗争方略为：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这年7月3日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担任文书。在进行了充分准备后，华兴会决定在同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并将湖南多路起义进行了分工。宋教仁除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期间，宋教仁回乡变卖家产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时才知道起义事宜已经泄露。随即，宋教仁经曹亚伯等人的劝说，前往武汉，追寻黄兴。11月16日到汉后，宋教仁了解到科学补习所已关闭，风声正紧，难以安生。在汉得知黄兴等人已在上海创办了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长江到达上海。

2、日本战斗。到达上海后，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被捕入狱，宋教仁无法立足，经朋友们帮助，于1904年12月5日被迫东渡日本，开始了流亡的革命。这时，日本已经成为了反清的大本营。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宣传教育的重要，宋教仁到东京不久争取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1905年1月，宋教仁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杂志的名称亦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在日本，宋教仁的主要工作如下：

1）办报。宋教仁被推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在《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24日出版的第一期上宋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稿，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赢得了声誉；

2）组党。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等人，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经过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充分讨论，大家消弭分歧，决定成立包括各革命团体的全国性政党，并准备于同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参加者100余人，通过了宋教仁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推选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报，因被迫停刊，决定以《民报》发行，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日常事务。

3）学习。留学生在日的反清活动激起清国不满，日本政府在清廷要求下于11月2日颁布《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dong，取缔言论自you，禁止集会和结she，检查书信来往，强迫学生们（因他们不少是官费留学的）遵守清朝法令，激起学chao。宋教仁、胡瑛等发起抗议（此时孙、黄都不在日本），最后因意见不一分化了，不少学生回国了，而陈天华则投海自杀了，抗议宣告失败。有感于知识的重要，宋教仁则于年1905年6月进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1906年2月1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也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选择了一条最积极的革命方式。上学之余，宋教仁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为后来的宪政运动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原本打算升入本科，因病宋教仁不得不辍学。

4）起义。1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托宋教仁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1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力争东北的“马侠”（东北一股反清的民间武装）参与到反清洪流中（此时，黄兴、宋教仁、章炳麟因政见均与孙中山发生了冲突）。3月，宋教仁亲赴东北，完成了这一使命，并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最后，因泄密起义失败。

5）护权。在东北期间，宋教仁得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在日本友人帮助下，宋教仁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获得第一手资料。回到日本后，又通过查阅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及其它图书馆的大量相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间岛问题》成书后，日本政府曾经用重金收买，遭到坚决拒绝。清廷则派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索去书稿，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本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没有成行。但是，虽然宋教仁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资助了贫寒的中国留日学生，还是引起了同仁不少人的猜疑，有人甚至认为宋教仁勾结清朝，更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日本政府更是痛恨宋教仁，视其为清廷密探，多方刁难。为证明清白，宋教仁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政治观点，并要清廷取消自己的留学生资格，撤掉其所享受的生活费。这是宋教仁最为艰难而痛苦的一段时期，同盟会组织逐渐涣散，武装起义接连失败，同志们多不信任。内外的夹击，宋教仁心灰意冷，忧郁消沉，借酒浇愁，欲哭无泪，甚至向日本使女借钱买醉，整个一个颓废堕落的末路英雄。

3、回国举事。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查封，组织涣散，起义失败，革命一片萧条。鉴于现实，为重整革命，1910年，意志未被摧垮的宋教仁几次与秘密到日的孙中山商都不欢而散后，擅自提出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他们摆脱孙中山自己干了。谭人凤出面召集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并坚信中策较宜。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之邀担任《民立报》主笔，宋教仁的一篇篇檄文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4月中旬，宋教仁奔赴香港参加即将谋划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27日傍晚，宋教仁与何天炯等人乘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时才知起义已经失败。宋教仁等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港。

4、革命成功。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宋教仁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面大造舆论，一面准备下一次起义。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宋教仁拟订了总会、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成为中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根据宋教仁的方案，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举事，然后组织各省响应。为了做好起义，总部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派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作为重点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居正则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归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上述各分会分别策反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事宜。同时，总部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各地起义遥相呼应。9月25日，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起义计划，恳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前往武汉主持大计。此时，因黄兴远在香港近日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决定立即准备西行。恰在这时，囚禁于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近期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起义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前往，并于10月8日抱病先自登程，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共和国”的历史一问世就开起了带泪的“玩笑”。

  二、活动家宋教仁

革命家的任务完成之后，开始活动家的使命了，宋教仁转换了角色，而且这一不仅远远超越了与他一道革命的所有精英，更是非常成功，连纵横捭阖的政治强人袁世凯都十分钦佩，更被夫子到底的革命家章炳麟视为真正的宰相，这就是宋教仁非凡的地方。因为革命成功后，有人坐享其成了（刘揆一），有人开始权斗了（陈其美），有人麻木不仁了（孙中山、黄兴），有人远离政治了（章太炎），更有人心灰意冷了（邹永成写就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了，诗曰“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唯宋教仁在自认的民主舞台上进行积极的建设性的政治重组。这里，单表宋教仁作为活动家的政治之举。

1、构建宪政蓝图。起义大权的旁落预示着这场革命发展的复杂性，宋教仁非常清醒，一面撰文大赞首义成功，一面敦促黄兴等控制东南各省的主导权。但黄兴主要是应对清军对武昌的围剿，10月24日由香港抵上海就与宋教仁“久别重逢，倾谈竞夕”，并拉宋教仁于28日一道到了武汉。到达后武昌形势吃紧，黄兴被黎元洪的军政府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宋教仁只是协理胡瑛处理外交事宜。大材小用的宋教仁发现革命党已经不可能在武昌获得权力，便为湖北军政府制定了《鄂州约法》后，于11月13日乘船东下到达上海，谋求突破。

1）协调内部团结。到达上海后，不少省份已经独立，宋教仁以湖南都督府代表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提出“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联军内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镇江去见林述庆、柏文蔚调和，南京城下后（12月3日），林述庆、徐绍桢、程德全等之间都督问题不能解决，宋教仁又到南京调停。随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此前定在武昌，一些代表也齐聚黎元洪的大都督府作为领导革命的临时机关，并制定了政府组织法），宋教仁则协调各方关系于12月4日与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方式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17日，江浙联军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会选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伟副元帅。但拥护黄兴的人要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代表，革命军几乎要火并。此时，宋教仁则是全力斡旋，才避免了武力冲突，而其湖南同乡的龙公馆，一时也成了南京的一个中枢机关。各省都督府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后，黎元洪仍驻武昌，黄兴代行大元帅，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赞同，黄兴也接受。

2）就任法制局长。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放弃就任，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孙中山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才改变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中央临时政府。面对时局，宋教仁同意孙中山为大总统，但坚持实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故与主张美国式总统制的孙中山发生严重分歧，黄兴苦劝亦不为所动。最后，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议案被否决。宋教仁并未放弃，而是继续努力，一度在代表会上演讲2个多小时，但响应者寥寥，甚至因章太炎著文公开宣称“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而遭误解，以至于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提名宋为内务总长难获通过，最后只好担任了总统府法制局局长。29日，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一省一票表决，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湖南代表的），黎元洪为副总统。任上，宋教仁不负重望，出台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的法规。

3）草拟临时约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面临的现实困难是巨大的，没有最基本的财政支持（准备从日本借一笔贷款也被参议员否决），国外列强不予承认，最主要的是袁世凯手握雄兵完全可以消灭武昌、南京等革命重镇，而且形成了清朝、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临时政府、黎元洪的武汉大都督四大政治势力，其中袁世凯具有决定各政治力量重组的决定性力量，所以都只能以袁为中心进行新的政治设计。还在临时政府未成立时，黎元洪及其一些张謇等立宪派就祈望袁世凯终结清朝后承接大统，当然是共和国的总统，即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也因此，武昌首义后，南北议和已经开始了，南方代表为黎元洪任命的伍廷芳，北方代表为袁世凯指定的唐绍仪，同时黄兴也派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私下会谈，两类会谈均表示只要袁世凯迫使满清退位，即被共推为未来的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操纵下，满清宣布正式退位结束帝制，根据南北议和的方案，孙中山于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8日，孙中山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等为成员，前往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被婉拒，宋教仁也同意（因此，宋教仁回南京后被革命党人马君武以妥协为由打了一巴掌）。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11日颁布了以宋教仁草拟（也有认为不是其草拟，但《鄂州约法》的痕迹是明显的）且反复修改1个多月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主要是将原来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中国，在短暂地分裂后，和平地统一了，没有流更大的血，也没有死更多的人，国家权柄的更替与专制向共和的替换以软着陆的方式实现了，袁世凯的不世功绩无法否认——假如他非要消灭了南方革命党，再来个回马枪废了清朝将如何？

2、出任农林总长。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组成了第一届内阁，其中内务、外交、财政、陆军、海军五个部门为袁世凯亲信担任总长，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部门由同盟会人士担任总长。3月30日，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4月初赴京就职，入住属农林部管辖的农业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前身）的鬯春堂。在这个全新的部门，宋教仁全力以赴履职，不敢懈怠，唐绍仪也是大事小事与其协商，被时人戏称为“唐宋内阁”，袁世凯更称其“天资才调，超越齐辈”。但是，在民主政体几个月的运转中，总统与内阁的矛盾凸显异常，唐绍仪只得辞职，以后则是总理走马灯式地更换。7月，因袁世凯专权日盛，并对政党内阁日益不满，宋教仁、蔡元培（教育总长）等同盟会成员辞职。辞职时，袁极为诚恳地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回敬“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3、组建国民党。唐绍仪去职后，陆徵祥的超然混合内阁很快失败，袁世凯有意宋教仁组阁，黄兴也劝宋教仁就任，宋教仁拒绝并反推黄兴出山。黄兴到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也恳切劝其出任，黄兴亦不就任。辞职后的宋教仁深知这样的内阁制只有以多数政党控制的国会才能稳定，也不可能为总统任意驱使，下定决心立马开辟政党政治的实践，其第一步就是组党，基础就同盟会。1912年3月，经宋教仁建议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后日益涣散，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中所占席位已在梁启超的共和党之后，这根本适应不了政党政治的需要，尽管宋教仁提出改造同盟会，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不热心。之后，鉴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宋教仁经与张继、张濯曾、胡瑛、魏宸组等同盟会重要人物协商逐步得到积极回应，初步提出“以同盟会旧部作恳亲会，以为前清革命之纪念事业，即在会中拣选人才，另行组织政党，以吸收新党员、扩张党势。”

1912年7月14日，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宋教仁等人正式提出将同盟会改名为民主党，“淘汰会员，改良组织。”提议遭到多数人反对，认为同盟会“经国中志士群策群力，数十年之辛苦经营，革命始达目的，”对此置之不顾，“未免忘同盟之名义。”一些人甚至提出“以性命拥护之，不能更易一字。”宋教仁的提议遭否决。

1912年7月21日，宋教仁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获得了组党的主导权。

1912年8月初，宋教仁主持同盟会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事宜。

1912年8月13日，发表《国民党宣言》，提出了全新的党纲：“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故颁其名曰国民党。”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具体政纲为五项：“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待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与同盟会相比，政纲取消了“男女平权”，将“实行民生主义”改为“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平和”。新党纲公布后，部分同盟会员反映激烈，批评新建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获同器，良莠不齐”，甚至宋教仁挨了一位女同盟会元老（不要她们加入）一记响亮的耳光。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先一天才到北京的孙中山出席了大会，被选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为副理事长，理事共9人。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代孙管理党务，成为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并开始了作为民主型政治家短暂而辉煌的实践。

三、政治家宋教仁

所谓政治家是指宋教仁在同盟会交出权力后，没有放弃在新的民主与宪法格局下实施政党政治，并为此奔走呼号，演绎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民主政治的活剧，更将那个时代的政治交锋推向了民主博弈的最高点。反观其他所有政治人物，要么没有这样的实践，要么没有这样的能力，要么没有这样的辉煌。不过，这出民主大戏是那样不可思议地超越了中国政治整体专制的生态，也就预设了必然的悲剧，不论是宋教仁，还是宪政民主——皇帝没了，专制就没了？

1、暂短的民主结构。清王朝的结束是和平让位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是主动让权的，须臾也不能空挡的最高国家权力转交给袁世凯则是以民选的方式实现的，虽然人人清楚这是建立在袁世凯强大武力基础上的，没有他的北洋新军哪会有这样的政治结局？但是，这个结局的形成，袁世凯的和平斡旋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他得到权力是选举，不是什么禅让，也不是武力加刺刀。于是，民主具备了暂时的政治空间，袁世凯也不能摧毁，更别说其他人了。如果从运行的角度讲，尽管最有权力的大总统与参议院都到位了，但袁世凯就任的是临时大总统，不是正式的，又不能自己宣布是正式的，还得通过民主机制转正；那个议会也是临时的，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同样需要民主程序转为正式的。同时，这袁世凯与那些议员们的权力总体上是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采用的也是临时政府草草制定并生效的法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是，后面就是逐步稳妥地落实约法的宪法安排，选出正式国会、政式大总统、正式内阁。迎合这个恰巧的时机，一个民主政治的天才从天而降了。

1）确立国会选举。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10个月举行国会选举。1912年5月6日，北京的临时参议院提出的第一案就是“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7月9日一致通过《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大纲》。接着，起草《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义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8月3日三读议决通过，10日袁世凯正式颁布生效，同时成立隶属于内务部的“筹备国会事务局”， 留学德国的法学专家施愚为委员长，全面负责国会选举事宜。《国会组织法》共22条，规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议员由为议席分配如下：各省省议会每省选10名，蒙古选举会选27名，西藏选举会选10名，青海选举会选3名，中央学会选8名，华侨选举会选6名，总计274名；众议院议员以各省民选产生，每80万人产生1名（人口不满800万的以10名为限），蒙古、西藏、青海同参议员名额。鉴于未予全国人口普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咨议局三分之一为据，总计议员为596名。1912年9月5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众议员1912年12月10日初选，1913年1月10日复选。1912年12月10日，临时参议院颁布参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参议员1913年2月10日选举，蒙、藏、青海三地1913年1月20日选举。

2）选民资格认定。根据选举法议员资格主要有财产与教育限制，即凡有中华国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21岁，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权选举众议员、省议员：1、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下不动产（蒙、藏、青海以动产计算），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相当的资格。《众议员议员选举法》还对行政及司法官吏、巡警、僧侣、宗教人员、精神病、吸食鸦片、不识字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行了限制；参议员资格与众议员相同，但年龄须满30岁，参议员选举还对蒙古、青海、西藏、中央学会做了专门规定。全国登记的选民共4000万，占全国4亿人口的9.98%，比清末咨议局议员选民人数增加了24倍。

2、宋教仁竞选。那是一个政党林立的时代，党禁与报禁都不存在的时代，政治的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至今也未达到。在那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只要你是英雄，那种以和平方式玩政治的英雄就能自我站出来演戏，宋教仁因此应运而生了，将那民主政治演绎的出神入化。

1）多党竞选。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政治热情，更不缺政治人杰。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元化的专制顷刻崩塌了，现代政治的载体——政党雨后春笋般爆发，仅从1912年2月至10月，在民政部登记的政党就达80多个，未登记的更多，1913年底各类政治党团更达300多个，一个政党多则万人，少则几十人。而且一些主要政治人物更是跨越多个政党，如黄兴有11个党籍，黎元洪9个，熊希龄8个，唐绍仪7个，汪精卫5个，梁启超3个，一度孙中山成了自由党党魁，黄兴成了自由党副党魁。这些政党，根据来源不同大致为三类，第一类是同盟会分化出来的原革命党人重组的（章太炎、程德全、孙武、蓝天蔚、饶汉祥等，推黎元洪为领袖），第二类是由原来的立宪党人组织演化而来的（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籍忠寅，周太烈等，汤化龙为领袖），第三类是新成立的一些五花八门的小党。这些政党面临国会选举的政治潮流，都纷纷基于政纲与个人威望进行重组，到选举前夕出现了以下有影响的大党，除了宋教仁的国民党外，还有：

统一党，成立于1912年3月2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5人为理事；

共和党，成立于1912年5月5日，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五政团合并，黎元洪为理事长，章太炎，张謇，梁起超等为理事；

民主党，成立于1912年10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俱乐部组成，汤化龙担任理事长，梁起超、林长民、孙洪伊等为理事。

2）宋教仁演说。那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自由竞选，多个政党参与竞逐，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而这与他全力以赴、充满才气的竞选紧密相连。对于竞选，宋教仁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然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充满信心地宣称：“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宋教仁的竞选主要举措有：在各省成立国民党的组织，提出切实的治国政纲，亲自到全国主要省份发表演说，毫不留情地抨击民国以来现政府的治国无能。这些演说，主要内容包括：

驳。“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内政上，“至于民生困穷，实业不兴，政府亦无策以补救之。”“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外交上，列强“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所以如此，“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这是“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

立。“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 “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 “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盖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而其道即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从今而后，宜将国民所以失望之点为之补救，而使国民得一一慰其初愿。”

从1912年10月18日直到1913年3月20日，历史整5个月（在桃源老家住了1个多月，1912年2月1日离开），宋教仁始终在为选举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将自己的政治才华、政治人格、政治抱负、治国韬略表达的淋漓尽致，掀起了一阵宋旋风。具体路线为，离京南下从河南、湖北、湖南，探望自己的母亲与妻子后，又经长沙武汉、安微、南京、杭州到上海。宋教仁一路演说，一路慷慨陈词、雄辩滔滔、魅力四射，凡听过其演讲的民众无不动容。而且，宋教仁的竞选没有人生攻击，没有政治威吓，只谈国政，只为国民，表现了一位民选政治家高贵的胸怀，不含任何私利与阴暗。1913年3月初，国民党获胜的消息传来，宋教仁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并在杭州畅游西子湖畔时赋诗表达心愿：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3）反对派应对。反对派的应对主要是袁世凯与共和党。宋教仁的竞选，袁世凯预感不妙，主要采用了利诱拉拢、争锋相对、秘密监视等手段反制。拉拢主要是委以高官、送钱、色诱，但，袁世凯曾提出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被婉言拒绝，宋教仁离京南下看望老母（8年未见）送给五十万元费用的支票用了3百元（这是给袁一点面子）如数退回，要知道宋教仁的妻儿老母在家过着多么凄苦的生活（回袁如下：“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还配给宋教仁一个漂亮的女秘书更是不要。至于监视那就须臾不能马虎了，几乎是指令亲信爪牙全程监视宋教仁的一举一动。据说，一天袁世凯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的演说词，说：“口锋何必如此尖刻！”同时，还授意冯国璋暗中主持“救国团”，攻击宋教仁“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对于袁世凯的反击，有人劝说宋教仁当心其使用黑手，宋教仁虽有警惕，但自认心底坦荡，没有丝毫防范：“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国民党胜选后，袁世凯曾忧心忡忡，对杨度说：“我不怕国民党用暴力来夺取政权，我只怕他们以合法手段赢得政权！”

与国民党竞争的政党主要是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主要的领军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梁启超主要提供政纲，汤化龙则与宋教仁一样，亲力亲为，自上海溯江而上沿途发表演讲，彰显了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其实，这次竞选的实质是拥袁派（三党）与反袁派（国民党）的斗争，一个是强化中央权威，一个是主张责任内阁制，但均在宪法与民主的轨道上和平竞赛，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最后，反袁派取得了胜利——如果这时袁世凯破坏或者灭了竞选，会有国民党的胜利？可能一是袁世凯当时尚无这能力，二是袁世凯也必须尊奉民主机制，他毕竟获得大位靠的是选举，不是武力，他自己也得遵守。

3、竞选胜利。根据选举法，1912年12月中旬先举行参众两院初选，1913年2月上旬再举行参众两院复选。经过两轮选举，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具体如下：各党所占席位，除去跨党和无党派外，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得269席，共和党120席，统一党18席，民主党16席（3党共154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55席，统一党6席，民主党8席（3党共69席）；无党派和其它小党获众议院173席，获参议院82席。国民党与所有它政党相比，在众议院是269席比327席，在参议院是123席比151席。

议员在各省的总体分布为：国民党在江西、广东、安徽、湖南，参议员全部囊括，众议员99人，占83％。国民党东三省、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西、云南等省，除山西无法统计外，参议员计90人，国民党72人，占80％；众议员计202人，国民党162人，约占80.2％（或164人，占81％）。共和党在湖北、江苏、四川、直隶、河南、山东等省，众议员计212人，除超然派1人外，共和、统一和民主3党合计109人，比国民党7人；参议员，国民党30人，共和、统一和民主3党也是30人。共和党在新疆和贵州取得绝对多数。

这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年龄与教育状况如下：中华民国的第一届正式国会，参议员平均年龄35岁左右（一说36.6岁），众议员平均年龄36.1岁，在国内受现代教育和留学海外的人数占82.1%。

上述结果是，国民党在第一届正式国会中虽是第一大党，但在参众两院均未过半数，单独组阁尚无可能，只能与其他政党或无党派议员联合组阁。不过，算上跨党议员，参议院中国民党议员145人占总数的54.5%，众议院中国民党议员307人占总数的60.4%，完全能够单独组阁。

四、殉道者宋教仁

一枪，两枪，三枪，宋教仁死了，死在了前往北京组阁的上海。至于那几颗罪恶的子弹是袁世凯阵营还是孙中山阵营射出的，已不重要，民主在那一刹那与宋教仁一同死了。接着，中国是100年的内忧外患与兵荒马乱，及其一直承受着没有皇帝的专制统治，民主遥遥无期了。所以，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历史悲剧与宿命在于，宋教仁是探路者，中国民主之路的探路者，由于尚未敞开就一往无前地探索，任何一个荆棘都可以要人的命。宋教仁执意探路，也就成了殉道者。

  1、宋教仁殒命。还在上海，袁世凯来电催宋教仁赶快进京，宋教仁决定3月20日乘车同几个新当选议员一起北上。当日晚上，宋教仁来到《民立报》社，向同仁友好辞行话别。徐血儿紧握宋教仁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宋教仁坦然道：“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晚10时45分，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人走出沪宁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刚到剪票处，一声枪响，随后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晃了一下，倒在旁边一张铁椅子上，说：“吾中枪矣。”此时，送行的人忙于救护，凶手武士英逃走。

被刺后，于右任送宋教仁至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医生不在，在别室等候。宋教仁极为痛苦，但神志清楚，便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前，吃力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随后，黄兴赶到医院询问伤情，宋教仁见了，即以手招之，说：“如我死后，诸公总要往前做。”并请黄兴报告袁世凯遇刺事宜，在病榻上口授电文，黄兴代拟致袁：“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泛白，嘴里却一直重复：“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说着说着，没有了声音，在场人员无不嚎啕大哭。

历史在这里沉默，历史在这里流泪，中华民族的苦难在这里聚焦。

2、宋教仁必死。宋教仁的死亡直接葬送了民主——其实，民主之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走不通，宋教仁非要走，而且走的风生水起，那就只好加速死亡。这就是宋教仁的命数，中国民主的命数——有人当时就在追寻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有人直指袁世凯，有人怀疑孙中山，而且至今还是迷雾重重，不得要领。既如此，也就任它成为历史之谜，供后来者众说纷纭吧！也许没有答案更能增加历史的神秘性与生动性。

可是，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如果穷究最后的原因，那就非常简单，是专制的拳头结果了民主的性命。凶手，是那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无所谓了。他们都是没有皇帝帽子的专制者，尽管历史的后来定义是，孙中山是献身民主的大好人，袁世凯是复辟帝制的大坏蛋，但他们一生的所作所为玩得都是专制政治，与宋教仁真格玩民主不在一个道上，因此是各路专制力量联合绞杀的应该没有任何冤枉，这就够了。问题在于，在所谓民主共和的潮流之下，宋教仁顺应潮流，何以死于专制之手？这就是历史的诡秘，难道在袁世凯、孙中山、立宪派的联合行动下，清王朝寿终正寝了，民主就真成了潮流，真成了大势？宋教仁就能理直气壮地行走在共和的政治大道上？也许宋教仁这么看，也许当初大量接纳了西风欧雨洗礼的一干政治精英这么看，也许今日的民主主义者这么看，但几乎所有依靠铁血获得权力的政治强人都不这么看——他们所以如此现实，不是他们不喜欢民主，而是不可能行，现实的中国根本演不出民主之舞，宋教仁非要演那就死在舞台上吧！

1）专制力量搭建的民主舞台。人人都知道，那个民国初年的民主大潮孕育了宋教仁的民主竞选，但有人深究这舞台究竟是谁搭建的吗？没有。因此，我要说，这舞台根本就是靠专制力量搭建的，这专制就是没有统一的各路政治力量形成的一个相互制约的格局变成了多元专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暂时采用民主这法子都能接受，成本也较低，各自都还有生存的空间，也就合力建筑了这么个没有民主基础的民主舞台——在这个多元化的专制政治力量相互角力的过程中，谁都没有绝对吃掉对方的能力，虽然袁世凯的力量最强，要想全部消灭，变成袁世凯的一元化专制也非常困难。因此，这一舞台的建造，袁世凯的功劳最大，收益自然最大，但没有全赢；孙中山功劳最小，收益自然最小，也没有全输。

那么，有什么根据证明是多元化的专制搭建的民主舞台呢？从学理的视角分析肯定是应该多维梳理的，否则难以令人服气，只是这里主要不是全讲学理，也就只抓最主要的进行交代，各位自己判断好了。这里的主要根据就是，袁世凯荣登大位后，只是个临时的，而之所以是临时的，在于袁世凯也仅仅以自己的强大力量逼退了清王朝，全国所有反清的力量成为了你袁世凯上下里手和平夺取清朝统治权的筹码。一旦清朝交权了，那些不在你麾下的政治力量就是一股以自己的实力实质就是拳头支配的专制力量，因为你袁世凯也好，那些诸侯也好，手中的权力无一例外是靠拳头获得的，没有一个是靠民意获得的。即使那些立宪派人物，有点民意的影儿，一旦成了独立后各省的什么都督、议长，要想今后说话有分量还是看手中有没有军队，有就发声，没有就出局。于是乎，1912年的中国，一个专制力量终结了，以推翻专制皇帝为名卵翼出来的大大小小无数个专制力量出山了，他们在谁也吃不掉对方的情况下，只有采纳全新的政治游戏：民主。

2）民初中国的专制力量比较。现在，我们看看有多少股专制力量出山了，就是这些力量决定了民主的剧目能够上演。

第一股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事集团，这是一股最大的专制力量，他们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有北洋六镇，但他的实力控制地域仅限于河北、河南、山东、东三省等地；

第二股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军事集团，实际控制地为江西（都督李烈钧）、上海（都督陈其美）、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地；

第三股就是黎元洪的首义军事集团，主要限于湖北地区，在三大股军事力量中力量最弱；

其他多股军事力量（主要是控制一省的督军），或是从上述军事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如陕西的同盟会员张凤翙，湖南的国民党人谭延闿，山西的国民党人阎锡山，四川的国民党人尹昌衡），或是传统政治势力的自我聚集迅速鹊起的（江苏的旧官僚徐宝山，浙江的旧军人朱瑞，立宪党人陈德权，福建的旧官僚孙道仁，云南的旧军人蔡锷，贵州的旧军人唐继尧，广西的旧军人陆荣廷，新疆的旧官僚杨新增），还有西藏、蒙古等地是都控制不了的独立王国。

上述军事力量，都没有国家化，俨然一党（国民党）一家（袁世凯、黎元洪、都督们）的私人武装，这些军事力量虽有分化重组与此消彼长，但成为专制政治力量的支撑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国的成立，国家大权的和平民主转移，丝毫没有改变这样的政治格局。因此，民国后的宪政民主不过是各军事政治集团暂时建构的一个舞台，各个参与竞选的政党在民主舞台上演戏是需要这些实力做后盾的，而这个实力哪有民意的丁点基础，几乎都是自我建立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力量算得上民主力量吗？没有了这样的力量的支撑民主政治还能玩吗？一旦这样的军事均衡打破了，民主政治能够运行下去吗？那就只有两个结局，天下大乱，或者在混战中重新权归于一，而这两条道路都没有宋教仁民主政治的市场。宋教仁主张并演绎的眼花缭乱的民主，不过是专制军事政治力量平衡尚未摧毁前的一把把刺刀支撑的舞台，一旦平衡打破了，民主就死了，专制就开战了。不以拳头诉诸权力的宋教仁，要玩民主，也只有一死为专制开道了。

3）宋教仁可以不死。当然，宋教仁也会不死，你看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等民国四巨头都没未为民主赴死，而他们却都是实在在的专制的信奉者（最多黄兴柔和得多，但也是不行了就武力解决的主儿）。因此，他们自我保护很到位，你看那个黎元洪首义1年了就是不肯离开武昌老巢，袁世凯那么财粗大气粗也不敢前往南京就任大位，孙黄二人更是在绝对没有风险的时候前去北京“拜见”袁世凯（1912年的8、9两月孙黄才先后赴京，此时正是南北两派的蜜月期，而且绝对不对袁世凯构成权力威胁了）。宋教仁不同，为了民主，到处跑，毫不设防，什么人都交往；更要命的是，要以民主手段夺专制的权，还天真地相信每个政客，以磊落对权术。结果是，一旦没有力量的民主玩过了头，非要专制权力交出来的时候，死期就到了。

不死，也行，那就是，没有力量时，要么服服帖帖成为奴才，要么依附于强权俯首称臣，要么游山玩水退出江湖；有力量时，用拳头与你一比高下，败了任杀任剐，胜了彻底灭你。这就是宋教仁的政治出路，不死的出路，放弃民主的出路：或者是袁世凯的出路，或者是孙中山的出路，或者是黎元洪的出路，或者是黄兴的出路。也可能有玩专制被杀的出路——陈其美的出路，那是因为你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够，活该。以宋教仁政治之才干，即使玩专制也不至于被杀。好了，假如宋教仁不死，那就，或者成为一个专制者，或者成为一个攀附者，或者成为一个归隐者。假如你理想破灭了，心灰意冷了，不想活了，那就自我了断吧！民国初年不少人也是选择了这条道路的。

3、宋教仁悲剧。宋教仁的毙命，打破了几大专制力量的政治平衡，民主政治也就提前谢幕了，中国的政治回到了靠拳头说话的常态。袁世凯一直是这样想的，孙中山也一直是这样想的，其他大大小小一心权力的文人武夫都是这样想的，不这样想的都纷纷告别了政坛，一如梁启超、章太炎之类。所以，我始终认为，孙中山是国民党最高层真正懂得在中国怎样搞政治的，他始终不放弃武力就是证明。说孙中山破坏什么民主、共和，那是天大的冤枉，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像宋教仁一样死心塌地的信奉，袁世凯信奉吗？黎元洪信奉吗？从袁世凯、孙中山手下成长起来的那帮政治强人信奉吗？既然都不信奉，民主能够持续下去吗？所以，孙中山是清醒的，怪不得他是暴力派，或者放弃派。从这一意义上说，既不能责备孙中山破坏了宪政，更不能责怪孙中山的专制行为，怪只能怪中国的政治那个时代除了玩专制，没法玩民主。

至于说到袁世凯，也许更复杂些。袁世凯并不相信民主，但基于世界潮流，也基于辛亥的一声枪响要了清王朝的命，更因那满清的专制将一个中国整得日薄西山，成了东亚病夫，也就在自己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上的纵横捭阖之中，以民主的名义得到了权力，那就玩玩吧！而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权力总是受到掣肘，什么事也做不成，哪一方也调和不了。权欲与治世的双重体验发现，民主不能玩，这样玩，自己无权不说，国家如何富强呀！知道了民主如此，那就要下手了，内阁不断被逼下台，参议院不断妥协退让，反对派不断分化瓦解，民主政治的运作也就日益艰难。最后，干脆在宋教仁死亡之后，迅速灭了。

那么，宋教仁死亡的悲剧究竟在哪里呢？不在于民主死了，没有宋教仁的死，民主也会死的，只不过不会死的那么快。宋教仁的死亡加速了民主的死亡，这是一个悲剧，但这只是一个附带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在于，袁世凯假借消灭反政府的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将抗衡袁世凯的最大的反袁专制力量以武力迅速消灭了，因为他袁世凯据此迅速赢得了其他相对独立的弱小专制力量的共同支撑。同时，在消灭了这一力量后，袁世凯就迅速对其他所有小专制者下手了，他们也一个一个都至少比以前更加卖力地依附于袁世凯了，全国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袁世凯的专制力量也可以畅达全国了。这也罢了，能在袁世凯的专制统一下，一心谋国发展也行，袁世凯治国是有能力的，也是可以期待的。问题是，袁世凯在几年闹哄哄的民主治国的权力软弱中，看到了民智未开、国力积弱的中国实行开明专制是最为恰当的，而这样的制度考量又得到了什么朱尔典、古德诺一帮外族专家的强力支持，更得到了一帮康有为、严复国内士林领袖的的高度认可。结果，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硬是将可以实行开明专制转换成了必须世袭专制的政治方案，并且大张旗鼓地做起了黄粱美梦，今后的天下姓袁了。

那么，这样政治倒退何以能够发生，悲剧就在于宋教仁的死亡。如果民主政治不玩过头，袁世凯能够握有大权，而以国民党为首的强大反对派形成抗衡，袁世凯的专制也许强势，但要复辟帝制似乎非常艰难。这样，也可以一任袁世凯统治个20年，国家兴许会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也就少有后来不断的内忧外患了。可是，宋教仁的民主玩到了极端，专制的力量无论哪方面都不容他了，也就死了。这下脆弱的政治平衡没了，孙中山直指袁世凯是杀人凶手，主动再次造反，激怒了除少数国民党实力派以外的所有政治强人。袁世凯获得了理由，专制的铁棒首先对准备了国民党，在扑灭了几个国民党的造反都督之后，铁拳不断前进，通缉国民党要犯，将自己的将军们派往各地担任都督，收拾那些骑墙的地方实力派，取缔国民党议员资格，国会陷于瘫痪，废除天坛宪法，成为终生总统。当这一步一步专制举措均没阻挡后，袁世凯决定向皇帝的目标前进了。这下，闯下大祸了，这一政治倒退超越了几乎所有当时其他专制强人的道德底线了。

专制，凭什么是你一家一姓，我们都得有份，你走了我们还可以过过瘾。这是民国的辛亥革命贡献给国人唯一的政治遗产，你袁世凯要抛弃，别说孙中山不干了，立宪派不干了（张骞等），集权派不干了（黎元洪等），就是那些死心塌地追随你的将军们也不干了（冯国璋、段祺瑞等）。我等，可以允许你袁世凯专制，但没有说允许你寸功没有、德才全无的子孙成为我们的皇帝，也就是我等都同意专制，就是不能同意世袭专制。都民国了，还玩这个，没门。于是，那帮都认可袁世凯专制的各色人等一起抛弃了袁世凯，一个蔡锷的振臂一呼，世袭专制的袁项城顷刻完蛋了。一个有能力以专制之力控制所有大小专制者的袁世凯立马放弃了世袭，一个凭借专制也能够治国于逐步兴盛的袁世凯很快毙命了，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立即显现了，所有的大大小小以武力为后盾的军事专制强人没了袁世凯的节制后，谁也不服谁地干起来了。他们，连袁世凯的专制能力都不具备，天下只好大乱。天下大乱了，谈何治国？

宋教仁的死，这才是最大悲剧，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宪政中断的悲剧，那样的悲剧只是一个儿戏——因为，宋教仁不死，民主宪政依然不能实现。假如宋教仁不死，国民党依法组成政党内阁，可以肯定不会长久，治国照样一事无成，因为袁世凯的实力依然可以扼杀，使其落得个与其他内阁没有两样的下场。只是宋教仁不死，国民党的节制虽不足以阻止袁世凯专制，但足以节制袁世凯称帝。那样，中华民族也许幸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