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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
铜器。在我国古代多指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褥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四兽纹镜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直径18.9厘米 缘厚0.8厘米
蟠离纹镈钟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通高30 厘米 铣间20.8厘米 鼓间16厘米
河南淅川县出土
平口交矛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长23厘米 宽7厘米
1993年深圳大梅沙遗址出土
西周 青铜壶此壶形体较小，铭文自名为饮壶，故为饮酒器。整器呈椭圆形，垂腹，圈足，盖顶有捉手。器、盖四边皆有勾曲的棱脊，盖沿和圈足各饰对称弯曲的蛇纹，器颈饰对称的鸟纹，盖面及腹部饰对称的变形卷体龙纹。全器以细雷纹装饰。
1963年洛阳北窑出土，通高20.3cm，重22.2千克
器形高大，凝重，结构复杂，纹样繁缛，方体,四坡屋顶形盖，四角及体中起扉棱。通体均饰以龙纹，云雾纹组成的浮雕兽面， 腹饰龙纹组成的垂叶纹其中一侧中间有一跃跃欲出的圆雕牛首形鉴，体上八条劲健有力的高棱由圈足直通顶段，显得更加壮伟高大。它以实用与美术、圆雕、浮雕、图案交，往往纹中有纹，层层套置，各种动物造型达十几种，典雅、庄重，富丽堂皇，兼而有之，堪称商周青铜酒器中极难得的上乘之作。盖内铸"母嫯"二字，当为主之名
商(公元前16—前11世纪) 豕形铜尊
1981年湘潭船形山出土 高40，长72厘米
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前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背部有椭圆形孔，为酒的出入口，此尊盛酒后，难以倒出，应当是配备有取酒的勺。盖上有凤鸟，既是装饰，又是捉手。猪身上装饰有鳞甲，龙纹和兽面纹。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有的考古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象生动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征的意味，艺术地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其具体作用是人们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起着巫术般的祈求避邪作用。
说明：1976年12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窑藏出土，陕西省周原博物馆藏。 通高17.7厘米，口长9.2厘米，口宽11.9厘米，重1750克
这件刖人守门鼎通高17.7厘米，口长9.2厘米，口宽11.9厘米，重1750克。西周中期青铜器。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鼎为方体，双附耳，分上下两层。上层四角铸四龙，下层为盛炭火的炉膛，底部四兽足。炉膛正面铸能开闭的两扇门，右门外浮雕刖足者（被砍左足）持一插关，与史书记载刖者守门相符。左门有虎头关口。两侧铸方孔窗户，炉底有一圆孔。此鼎设计匠心独具，造型奇巧别致，是一件难得一艺术佳作，《秋宫》中记载：“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积（看守粮仓）。”对受对刑的罪犯，仍然给予他们生活的出路。
战国 曾侯乙编钟 一九七八年在随州近郊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出一套重五吨、完整无缺的编钟，哄动世界，被许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无巧不成章，一九八一年在擂鼓墩二号墓，又发现一套三十六件编钟。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乙编钟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
瑞兽葡萄镜出现于初唐(公元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流行于盛唐，即从唐高宗到唐德宗时期(公元7世纪晚期至8世纪晚期)。这个时期的铜镜大量采用瑞兽、凤凰、鸳鸯、花鸟、鸾凤、葡萄等纹饰。瑞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具特色的新镜类，从史籍来看，葡萄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国引种成功的，当时的丝织物上就出现了葡萄花纹。唐代瑞兽葡萄镜的出现表明了当时已大量种植葡萄并盛行以其饰纹，手工艺匠人们把汉代铜镜流行的瑞兽纹饰与葡萄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突破了传统的规矩格局，创造出了活泼、开放、富于变化和具有神秘色彩的装饰图案，从而揭开了唐代铜镜以花鸟为主题纹饰的序幕。
东汉青铜 汗血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