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黄鹤楼最贵的烟图片: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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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 沈志华 
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这是中苏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这几次会谈的情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式文件可供参考，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和史书中支言片语的记载。不久前，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献中发现了1949年12月16日 和1950年1月22日 由苏方记录的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记录稿，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文件立即被译成英文公开发表在美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roy Project Bulletin)1996年第6—7期上。为了促进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根据俄国原档复印件，将这两个文献译成中文在此刊出，同时根据已有的回忆录和史料，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背景做一介绍。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要同苏联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这一点，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便向斯大林提出，“对处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可以有三种解决办法：“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签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1]虽然中国的方案留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斯大林明白，中共领导人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因为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苏共在中国东北的专家组长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中苏条约中有关中长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2]因此，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避开了中长铁路问题。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也提出了两个方案要对方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至于中苏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但是，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3] 毛泽东曾把他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明确地告诉给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已经告诉他，去莫斯科的目的是缔结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这件事情放在议事日程的前面。[4]随后，11月8日 ，毛泽东还专为此事向莫斯科发了电报。电报表达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愿望，并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还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5]中共中央1949年11月9日 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证明了上述说法，电报称：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期大林酌定”。[6]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斯大林并不愿意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 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既然斯大林已经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谈后(12月18日 )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他还对斯大林说：“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答道：“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7]毛泽东跟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毛泽东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知道斯大林不愿意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所以才提到“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这实际上等于在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封住了毛泽东的嘴。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于12月22日 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讲到，已把12月16日 会谈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并在等待中央委员们对会谈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 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问题。按照这个方案，要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因此，周恩来现在不必来莫斯科，可于其他时间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毛泽东在交谈时不止一次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8] 然而，在12月24日 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9]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起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10] 1950年1月1日 毛泽东在同罗申谈话时借口健康原因，提出不去苏联各地参观而要提前回国。[11]而在第二天出席塔斯社的记者招待会时，毛泽东却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12]这一方面是表示不满，一方面也是在给斯大林施加压力。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是担心因此而失去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毛泽东坚持要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也是考虑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以及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威信。正如他本人所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13]这种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 才开始打破。1950年1月2日晚8点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 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 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 到莫斯科，1月20日 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14]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1月6日 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15]在1月9日 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16] 为了表示中国与苏联立场的一致，1月13日 毛泽东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17]此外，共产党情报局刊物1月6日 发表文章，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野板参三主张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认为驻日美军对于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尽管野板参三曾参加过中国的抗日斗争并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毛泽东还是指示胡乔木，应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1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才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问题，并且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后来的具体谈判中，经过漫长和激烈的讨价还价，有关中苏条约的基本问题，除了把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时间限制在1952年底以外，大体上都采纳了苏方的意见。[19]应该说，2月14日 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尽管有些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了。为了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斯大林坚持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做出让步。[20] 中苏条约签订4个月以后，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中苏条约以及中苏结成同盟与朝鲜战争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949年12月16日 ) 在互致问候和寒喧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将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保证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至于说中国，现实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因此它还没有准备好打仗；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到中国去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的保证可能不仅5—10年，而且可能20—25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需要弄清的是：是否有必要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根据中方的要求，可以做这样的修改。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还不足以单独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例如英国人能不能驻军香港，美国人能不能驻军东京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和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军。但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对中国如何做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3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现在我们需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正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援助将有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出船。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斯大林同志：有可能给予援助。但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和教官，我们随时都有。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登陆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陆战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选一个连的陆战队员，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将来派往台湾，并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否会越过边境。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并以此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政策。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采用广东省与香港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旅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们有稽查人员和谍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有。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矿物开采。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先建兰州以西至成都的输油管，然后再由水路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金属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服务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订上得到帮助。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编辑方面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并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费德林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1950年1月22日 )1950年1月1日 ，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内从1949年7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必须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业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1%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量。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处理贸易协定?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满洲有贸易协定。我们想要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协定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协定？ 毛泽东：我们希望签订中央的统一协定。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满洲呢？ 周恩来：对满洲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协定基本上要靠满洲供货来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满洲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协定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满洲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一万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帮助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师哲(卡尔斯基)。
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这是中苏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这几次会谈的情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式文件可供参考，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和史书中支言片语的记载。不久前，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献中发现了费德林同志记录。
(吴安迪译) (王谊民译)
[1]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2] 科瓦廖夫：《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6页；科瓦廖夫有关的私人档案文件可见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礼泰等：《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的附录。
[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1页；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2-13页。
[4] 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第83页。
[5]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页。转引自鲍·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7]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
[8]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8页。
[9]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
[10] 帕·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笔记》(
[11]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目录43，案宗10，卷宗302，第2页。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
[12] 《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1册，第206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1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页。
[15]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8，卷宗302，第4-6页。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7页。
[16] 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第247-248页。
[17]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5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37页。
[19] 关于谈判过程，参见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3-25页；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第126-127页。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1-12、17-18页。
[20]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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