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截止阀 维修:周国平：把尼采作为一种生活

　　集哲学与文学于一身，融理性与感情为一体，是周国平作品的显著特色。周国平的处女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重印10多万册，这是他作为哲学家的一面；感动无数人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是他诗人和人的一面。他的哲学论著闪着诗性的光华，他的文学随笔透着哲学的智慧。

　　他的多数作品在形式上摆脱了学术的艰涩，也不鹜艺术的新奇，写得质朴平实，所表达的又是一般人都能了解的切己感悟。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尤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他的作品拥有许多热心的读者。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的内涵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周国平的作品不是畅销作品，但他的作品总是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断获得新的读者和知音。近日，他《守望的距离》（修定本）出版，笔者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

　　子水（以下简称水）：《悲观·执著·超脱》中，人的一生，思绪万千。然而，真正让人想一辈子，有时想得惊心动魄，有时不去想仍然牵肠挂肚，这样的问题并不多。透底说……便是一个极简单的命题：只有一个人生。在上学的时候读到后，真是很喜欢！一下子就记住了你的名字。读你的文章总能让我们心有感悟，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读着读着忽然就领悟到彼时自己也曾有过那样的心境，那你当初是如何想到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人生的哲学的？

　　周国平（以下简称周）：用文学来表达哲学倒不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感觉这样一种表达比较舒服，可能也因为我比较喜欢文学，我上大学时读的哲学系，但实际上我看的较多的是文学书籍，哲学书当然也看，同时也大量地阅读小说。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的专业还是哲学，它的要求还是要写大量的论文、专著，这种工作我也做，写哲理美文是非常偶然的，开始时是《读书》杂志的一个朋友跟我约稿，那是82、83年的事，这实际上也是我最早用比较文学的方式写的文章，而我这一写便感觉到自己非常喜欢，当然读者也喜欢，这就给了我一个鼓励，就写得多起来。

　　水：周老师是上海人？上海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北京于你又是什么角色？

　　周：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那里一直住到17岁，之后考到北京大学。虽然后来也到别的地方工作过，但最终又回到这里。我在北京的时间更长一些，从我自己心里来说，我也更喜欢北京，我17岁考大学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要离开上海，因为我不喜欢那里，实际上那时我根本没到过任何上海以外的省份。但我就想要到外面看世界，北京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来到北京后第一感觉就是我喜欢北京，这里比上海厚重、大气，这个印象到现在也没有变！当然现在上海开发很好了，我也经常回去。可能上海更现代化，从城市规划来说，肯定上海远远超过北京。上海生活也更舒适一些，但两地的差异，其实是文化上的，未必是表面上能看到的，但你能感觉得到。包括两地学术界的不同。

　　水：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对一个作家来说影响是重大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周：应该是这样的，不光对一个作家，对每个人来说童年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这种影响往往不会意识到，要经过自己的反省，并非经验可告诉你。我认为从小长在上海对我的童年而言是一种遗憾，受不到自然的陶冶，不能与泥土亲近，我觉得这是生活在城市中人的先天不足。西方的大作家大文人尽管在城市生活，但他们仍有机会到农庄里去，比如卢梭。

　　水：最近听到这样一件事：某出版社为了推广一本书，约请您为该书作序，遭到谢绝；出版社转而“降低要求”，希望能在图书的腰封，印上“周国平推荐”的字样，提议再次受拒。你如何评价出版界当今这种现象？

　　周：网上也有？确有此事。我本人不赞成这样的事情。出版本身既是文化也是商业，那么在商业上有所动作也可以理解，但我的标准关键是要诚实和诚信。你确实是一本好书，作一些推销是应该的，但我本人不愿意参与这种活动。除非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比如《小王子》。但他们加附腰我是不知道的。事后我也批评了他们，我觉得用大字写上“周国平大力推荐”是很可笑的，用我的名字作广告我是不愿意的。

　　水：去了一趟南极，并写成一本书，那你觉得这种极地之旅，对你的人生与创作有影响吗？

　　周：那不是我刻意求来的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这之前，我压根没想到过要去南极。我也不是那种有探险爱好的人。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难忘的经历。它对人生的影响可能有量的变化，但不会有质的变化。我去之前不相信，去了以后确实也没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转折这样容易，那人生太充满戏剧性了。

　　当然南极的自然地貌与环境是非常奇特的，它给我一种非常新鲜的审美享受，纯净而独特。比如蓝色的海洋上的冰山，陡直如悬崖一般，非常漂亮；另外还有一些企鹅和海豹，你天天和它们在一起，它们见到人毫无表示。

　　水：谈谈在北大上学时你的好朋友、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吧。

　　周：如果要我说出在我的生命过程中，对我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那就是郭世英。尽管他那时也是一个青年人，但那也正是我受影响的时候，这种影响一辈子都会记住。1962年，我17岁，他是我大一的同学，大我三岁，读书面很广，爱思考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很多名著，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很开阔的天地。我在中学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和他的接触，使我觉得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水：作为国内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专家，您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你能概述一下对尼采这个人的认识吗？

　　周：概括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很丰富的。我本人对尼采的认识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可以用我的两本书代表：一本就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还有一本是《尼采的形而上学》，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前一本书是我对尼采认识的第一阶段。尼采在中国一直当作反动思想家来看待，直到80年代初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在前一本书里我澄清了他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政治问题。人们总认为尼采是宣扬法西斯、超人、权力意识等，把他归为强权政治与种族主义，认为是一个政治狂人，但实际上他所关注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人生问题，所有我们当作的政治问题都是他对人生问题的解释。所以我觉得尼采是一个真诚的思考人生的哲学家，他所思考的高度几乎无人能及。

　　西方传统的信仰发生危机时，人们重新思考为什么恐慌，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尼采对此提出独到的批判。1991年出版的《形而上》我觉得自己又往前走了一步，尼采不仅是关心人生，而且按照西方正宗的哲学来衡量，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他关心的正是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问题，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在这些方面他都有独特的看法，正因为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一些根本问题上，他有所突破，对后来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上他起了一个关键作用。

　　水：对于啾啾有什么美好的希望呢？

　　周：我就希望她能健康地生长下去，没有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