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良婚txt下载: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强力推进克服“四个危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9:28:13

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  强力推进克服“四个危险”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深刻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急紧迫。就“四个危险”的提出而言,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和创新性,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彰显雄大的政治胆略、巨大的理论勇气、驾驭全局的卓越才能,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是我们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青春的强大动力,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把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执政心态”,才能固守“常怀忧党之心,”也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性、根本性、主要性的问题。坚持这样做了,才能在经受“四个考验”中,自觉地克服“四个危险”,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建设好、发展好、巩固好,才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局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的高境界。常怀忧党之心,这是盛世危言,令人动容。在“四个危险”面前,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形成紧迫的忧患意识,改进主体行为,在行动上进行调整与创新,那么危险的挑战就能变成一种积极的动力,整个社会就会在更高层次上走向进步。牢记长期执政的安全警示,强化“四种危险”意识,意义至关重大。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转化为对“四个危险”的忧患意识,这源于高远的战略眼光,源于对社会、国家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源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强烈的使命感,源于党内外存在矛盾、情况和潜在性问题敏感的鉴别力和科学判断,以及政治上的清醒,一句话,源于思想上的高境界。境界,它是精神方面的高度,是修养、学识、道德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展现,是精神内涵和思想水平的积淀,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有境界自成高格。”原因是,党员干部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视角、人生观念、人生态度。政治家的明察秋毫,是境界;军事家的运筹帷幄,是境界;艺术家的出神入化,是境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无不是境界的生成。对“四个危险”的深刻认识和克服不仅是境界,而且是很高的境界。在今天,靠这种境界作支撑、作指挥、作支柱,不仅能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发现党存在的自身问题,既使在胜利的情况下,也能发现党的建设上出现的新问题;不仅能发现党在全局上存在的隐患,也能发现党在局部、个体上存在的带有根本性的新问题。有了这种境界,不仅能发现新问题,又能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所以说,克服“四个危险”,就有力度、深度、进度,并由忧党而转化为建设党的精神力量、动力。

    二、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促进党建理论形成的一个条件。党的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追根寻源,她形成于忧患意识,来自于忧国之心、忧民之心、忧党之心。试想,我国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深刻认识和拯救人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坚强决心,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如果没有动因“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导致国家经济走上崩溃边缘的深刻认识和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确立,她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严峻考验等情况下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统领和指针,她是在长期高速发展形成资源代价过大、部分地区或行业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其他发展、发展迅速而出现区域不平衡等情况下提出来的。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回顾党90年奋斗历程、总结党和人民创造的宝贵经验后深刻指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制度。这里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项制度,凝结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不懈奋斗的精神、开拓创新的智慧,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基础上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由此可见,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出路和现实的忧患,特别是对党的执政地位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忧患,并把这种忧患意识充分地体现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伟大理论中,从而产生了、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新理念、新机制、新制度、新理论。忧患意识催生党的指导理论的创新,忧党之心催生党的建设要健康发展。可以说,没有忧党之心,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没有我们明确的前进奋斗目标,更没有党的蓬勃发展。我们深信,在新的形势下,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克服“四个危险”就有强度,经受“四个考验”就有力度,在前进中创新,一定能使党的先进性进一步得到强化,把党的创新理论推向新的层面,不断深入发展、创新。

    三、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的政治品德。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消祸于未萌”、“治乱于未乱”。正如《淮南子》中所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要达到这一点,执政者的品德、官德、政德是决定的因素。古人云:“道德纯备,智慧甚明”。为官从政者倘若品德不高尚,才智就浊暗,也就缺乏忧患意识,作为党员干部,就缺乏忧党之心。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贪”,显然道德的价值高于、重于一切。为官之要,在于畏民;为官之责,在于利民;为官之理,在于无私;为官之德,在于律己。只有抛掉私心杂念,才能处处想到党、国家、人民的利益,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古代经典里,以德、忧组成的词语多含褒义,甚至有赞扬之义。如颂扬尽心竭力为国操劳行为是“忧国奉公”之举;赞美那些耆德老诚者为“忧国忘家”之人;赞颂有远见卓识者为“忧思深远”之士。还有不少先哲名士,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以德、忧创业、成业,以及“忧”中积德的谆谆教诲、警句、名言。显然,“忧”来自于“德”,来自于“官德”,来自于“忧”中立德,“忧”中育德。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之所以有“四个危险”的出现、存在,从根源上就是在“德”上出了问题。克服“四个危险”从抓政治品德去提升,这是非常重要的。胡锦涛指出,要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这一条必须做到。它告诉我们,常修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德”,是党员干部立身为官之本,是引领才智发挥分忧之魂、是不断增长才干之源。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公道正派的用人导向,对于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党员干部常怀“忧国之志”,可育大义之德;常怀“忧民之心”,可育仁爱之德;常怀“为党可育权为民用之德。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只有以崇高的精神支柱支撑自己,以健康的精神食粮充实自己,以良好的道德品质规范自己,“四个危险”就会得到全面克服,我们在工作中才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事来为事业,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力,为民尽责,成为不愧于时代的先锋战士。

    四、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的爱民、忠诚于党的情怀。忧患意识,既来自于一定的感情因素,又来自于一定的思想因素,它是感情因素和思想因素的融合,及提升和升华。就忧患意识而言,从深处讲,它是对党、国家、民族、人民的大爱、崇高的爱,更是一种诚心、忠诚。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忠诚的可贵,就在于它是衡量人品的基本标准之一。忠者,赤诚无私、诚心尽力;诚者,真心、实在。人偏离了忠诚,就没有资格谈道德、议情操、说气节、论修养。正因为忧患意识派生出“大爱”与“忠诚”,在历史上,才有庄子的“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苏东坡的“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恻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巩至于不可救”;才有近代史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对“四个危险”的忧患和克服,这是最本质的爱民和忠于党的赤诚情怀。“安国之道,忧患为宝”,从而也就有了共产党人的忧党、忧民,激发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之爱。有了这种爱心、诚心、忠诚情怀,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风险,都能自觉地做到赤心爱党,矢志爱国,忠心爱民。试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共产党员人生轨迹,无论是在艰苦卓越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颗颗忠于祖国的赤胆红心,燃气民族振兴的希望,谱写出璀璨辉煌的历史篇章。视死如归的刘伯坚烈士在狱中留下了“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悲壮绝句,激励着后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流血牺牲,奋勇前行。大庆人的杰出代表王进喜,为甩掉祖国贫油落后的帽子,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伟大的铁人精神感召着一批批创业者奋发进取。身穿洋装却心系祖国的科学家邓稼先,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毅然回国,为发展祖国的核弹事业耗尽了毕生的心血。从八女投江的壮举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勇为,从与侵略者浴血奋战被割头示众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到举起炸药包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的钢铁战士董存瑞,在他们身上无不流淌着忠于祖国的一腔热血,燃烧着忠诚的炽热与鲜红。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弘扬爱民,忠诚于党的情怀,把克服“四个危险”变成自愿、自觉、自我的一种行动、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五、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做到从政清廉的保证。“四个危险”的存在,滋生党内的不正之风,滋长在党的肌体上腐败的发展,破坏党的执政地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古往今来,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多有负重奋起之邦,也不乏逸豫覆亡之国。从“文景之治”到“七国之乱”,从“乾隆盛世”到“咸丰乱世”等,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盛世并非意味着永享太平,增强忧患意识才有生存和发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全会上,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要“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京的路上,把共产党执政定义为“赶考”。这种忧党之心虽然已经60多年了,形势有过多方变化,任务有过多次调整,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心存忧惕“赶考”的境界、心理、考验,这方面从来没有消失过、忽略过。“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四个危险”的存在,唯有“常怀忧党之心,”方是弥足珍贵。因为“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今天,胡锦涛提出克服“四个危险”,才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党员不腐化、腐败,永葆党员队伍的清政廉洁、一心为公、执政为民、政权牢固。现在,在党内有些人经受不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充分说明只有常怀忧党之心才能解决廉洁从政的问题,使党员干部自觉地“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不腐败,永不变质,保持党的本色的纯度、宽度、厚度、深度、力度,使色源不偏、色纯不杂、色质不变、色度不移,永葆共产党人清政廉洁的品质、美德、形象。

    六、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的一种大智慧。党提出的“四种危险”意识,以直言警示取代遮掩推诿,充分体现了我党高层直面问题的勇气与解决问题的信心;以沉着冷静取代好大喜功,全面展示了我党在取得巨大成绩面前始终清醒而谦逊态度的良好形象;以居安思危取代骄傲自满,更加突显了加强党的建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是一种大智慧、大胆略、大气魄。忧患意识出压力、出动力、出能力、出发展、出水平,在于忧患意识出智慧、甚而出大的智慧。古人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所以,大智者不会被宽阔的大路所迷惑。也就是说,忧患意识出智,而智者最明忧患存在的隐蔽性、潜伏性、危害性,和化解忧患所解决的举措、决策。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提出克服“四个危险”,强调党员干部要常怀忧党之心,这不仅是一种科学决策,也是大智慧的彰显。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敬畏,是人类对事物的一种态度,这里的“敬”除了“彬彬有礼”“恭恭敬敬”之外,还指做事严肃认真,免犯错误;“畏”除了“担心忧虑”外,还形如“战战兢兢”之态,以及心理上的忧患意识。历史反复证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名党员干部,没有忧患意识,这是最大的无知,最大的忧患。一个民族有了忧患意识,才能自强不息; 一个国家有了忧患意识,才能兴旺发达;一名党员干部有了忧患意识,才能执政为民。可是,在通常情况下,许多人往往在“危”时忧患易,“安”时忧患难。今天,在一派胜利的锣鼓声中,有的同志虽然口头上讲忧患,但对为什么要忧患、忧哪些患、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应对和化解忧患,则思之不多,虑之不切,谋之不深,决之难断。有的人看到我们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了,于是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认识不足,盛世之下无虑心态有所抬头;有的只看到一片和平发展、歌舞升平的景象,看不到和平麻痹思想有所滋长,安于当个“和平官”、过太平日子;有的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绩和进步,多了几分自我满足、盲目乐观的暮气;还有的缺乏忧党忧国忧民之心,精力围着个人得失转,追求铺张浪费,沉溺于酒绿灯红,贪图安逸享乐。特别是个别党员干部对“四个危险”的存在不忧患,不在意、不重视,这是非常可怕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忧患意识是最大的忧患;没有危急意识,恰恰说明处于危急之中;没有忧患意识,就没有进取意识和责任意识。所以,对“四个危险”应清醒、明白,要以大觉悟、大醒清、大智慧之心去对待、 去处理、去应对这些问题,解除这些问题,化解这些问题,这才是党员干部应具有的自醒性、警惕性、防范性。

    七、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为民尽职尽责的体现。对“四个危险”不克服、化解,就是失职、失责、失败。作为党员干部,忧党之心是使命、是天职、是担当,忧“四个危险”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当前“四个危险”是党内最大的险、最大的忧。一个党员干部不忧党、为党分忧,就是一种失信、失职、失责,也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一个人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在这个社会中更好生存的机会。由于忧党之心是一种使命,我们强调的忧患意识包含的就是一种责任。“忧”在实处体现的就是一种崇高为人民尽责的责任,就是始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振兴担责,为人民的幸福负责,为党的事业振兴尽责。胡锦涛指出:“着力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责任重于泰山,尽责大于一切。领导干部都有一定的职务,但一切职务都要围绕为人民“尽责”去尽心。职务为尽责去运行,才能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社会和谐、政局稳定、政权巩固、万民称赞。否则,职务摆脱尽责,职务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作用、价值。“领导就是责任,职务就是奉献”。职务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对责任的命题。领导干部有多大的职务,就有多大的权力和责任。职务是实现责任的手段与工具,而责任的圆满实现则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和目的。古人说:“一念过差,足丧平生之善;终生检饬,难盖一事之愆。”今天“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就要以忧患之心对待职务、名利、地位、权力、责任。不过,在尽责中要从忧党之心出发,从忧患意识着眼,从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入手,这样执政、尽责、兴党,才尽到点子上,兴在根本上,党员干部才能成为不愧是在领导航向上是“一盏灯”,在廉洁奉公上是“一面旗”,在为民解忧上是“一盆火”,在尽心尽责上是“一头牛”。当前,党员干部的责任,就是克服“四个危险”,要以责任目标管理为契机,去积极、主动、认真地克服“四个危险”,使我们的工作在岗位上奉献、闪光,处处绽放出兴党之责的光辉。

    八、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前瞻性思维的展示。强化“四种危险”意识,有利于党带领人民超前准备与及时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笔直的,还会有各种挑战、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测的和难以预测的,来自自然界的和来自社会领域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来自经济生活中的和来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这就需要我们关注世界局势和国家大势,善于观察、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做好应对挑战与化解风险的心理准备,提出克服困难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克服“四个危险”,它来自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对挑战充分估计而形成的一种理性警觉,是平中见奇、安中思危、静中知变、察微识隐。“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险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这首题为《泾溪》的惊世之作,是说人们行至急流险礁时,常常举步谨慎,故无人落水颠覆。而到了平坦顺流,却往往忘乎所以,以致翻船沉亡。这首富含辩证思维的诗警示人们,在前进的进程中,道路越平,环境越顺,业绩越丰,越要兢慎清醒;否则,“倾覆”、“沉沦”等灭顶之灾就很可能降临。因此,如何辩证看“平流”,这里就有一个善于前瞻性的思维问题。持有前瞻性思维,就要把忧患之心想在前,思在先;忧患之事干在前,防在先;才能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出现,兴风、作浪。古人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就告诫我们,在安乐的境遇中,应具有前瞻性思维,应当虑到可能发生的危险,防患于未然。忧患意识说到底,它是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源于自省、自悟、自察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出的是一种超前意识,焕发出的是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所以,在前瞻性思维中,要深刻理解“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含义,加强战略预见,、科学预见、预防预见,把握发展变化趋势,重视对党的建设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弄清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个性、倾向性,以及普遍性、共性的问题,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认识、早解决,也就是在工作上方向明确,在主攻任务上清楚,在实施措施上方法得力,才能赢得胜利捷报频传。

    九、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的凌云壮志。“四个危险”是在发展中出现的,又直接影响发展。要继续发展、前进,就要不断克服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同时期内的危险。所以,对“四个危险”之忧,不仅是忧党之心,也与忧国忧民的志向相一致、相关联。有凌云壮志者,才会有“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忧虑。小富即安者,是难有忧患意识的;满足于一孔之见者,是不会有忧党之心的。惟有志向、壮志、大志,大报负、大事业心者,才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志不立,天下无可成大事”。正是人生的高远之志,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千古风流人物;也正是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激励着共产党人、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志,才激发着党员干部无私的精神。从共产党诞生的那天起,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铮铮誓言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融化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献身的仁人志士的血液中。面对敌人的绞刑架,李大钊发飙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用鲜血写下《可爱的中国》动人篇章的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喊出了共产党人振聋发聩的人生追求:“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夏明翰烈士临刑前,挥笔书写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千古绝唱,感召着一批批共产党员为追求伟大的理想信念而前仆后继。当刽子手的铡刀张开狰狞的血口,共产党员刘胡兰坚守信仰,面不改色,大义凛然;当恶魔的竹签一根根钉进共产党员江竹筠的手指时,鲜血染红的信仰铸造成钢铁意志让五星红旗更加鲜艳。瞿秋白、何叔衡、李硕勋、邓中夏、林祥谦等一个个耳熟能详革命先驱的豪言壮举,他们仅是为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杰出代表。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之所以能够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为身上有着共同的优秀基因,即始终坚守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志向、雄心,斗志。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要强盛,必须常励拼搏之志;一个单位要持续发展,必须常励奋斗之志;一个党员干部要健康成长、实现远大报负,必须常励自强之志。不过,忧党之心、奋进之志,它不是自生的、天赋的,而是经过思想磨砺和胸怀宏伟目标所形成、确立的。对党员干部而言,只有树立“党的选择是为了人民”“人民是永恒的政治坐标”,“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思想,才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才能具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责任感,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富一方经济、强国富民的事业感。克服“四个危险”,要做到困难面前不退缩,挫折面前不气馁,逆境面前不失意,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自觉地在逆境中增进斗志,在创新中享受生活的欢欣,在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十、把忧患作为一种“执政心态”,这是克服“四个危险”对求真务实的升华。“四个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严重的危险执政党的建设、发展、前进。我们对“四个危险”有忧患之心,在于克服“四个危险”取决于我国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和党的实际情况。这一观念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事求是,在求真务实中总结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只有求真务实,才能认识“四个危险”,总结出“四个危险”,才有对党忧患这一理念的形成、提出、命题。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具备的政治品格。具体讲,它是一种科学精神、工作作风、党性要求,其真谛在于对求真务实这一思想理念的升华,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党员干部而言,深刻理解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涵,全面把握求真务实的主要途径,认真贯彻求真务实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目的,树立求真务实的世界观,这不仅是转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的需要,更是克服“四个危险”的需要。这就是说,忧党之心取决于在党的建设上对客观情况的正确把握,而求真务实又是实现忧党之心,兴党之责的保证。化解“四个危险”,也必须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去抓。惟有求真务实,才能真正解决所有的忧患。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去掉名利思想,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前进中扎扎实实地做好克服“四个危险”的工作,要把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困难的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把求真务实的作风扎实下去、坚持下去。在实现科学发展观中,大力倡导报实情、讲实话、求实效,反对浮夸、浮华、浮躁行为,戒弄虚作假的不良作风,大力改进学风、会风、文风,把精力用在抓落实上,从而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健康、全面、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