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褐斑药水厂家:第一个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竟是16岁无名英雄

　　谁也想不到，当年第一个揭露和检举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并只身计划刺杀林彪反革命集团“第一军事大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人竟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他叫余银海。

　　“三封绝密信件”与林彪反革命军事政变的破产

　　众所周知，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自我爆炸”后，林彪、黄永胜一伙曾于1971年3月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要实施武装起义、推翻和谋害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南立中央。这等等一切鲜为人知——惊心动魄而疯狂残酷的血腥政治大谋杀计划，为什么仅仅“出笼”才一个多月的时间，竟然会在一夜之间都突然烟消云散，无声无息、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对此，至今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真正知道这里面内在联系的全部政治内幕和军事机密……

　　本文所述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破产，就是从这里开始揭开当时的全部政治内幕；而真正导致当年这场未遂的反革命血腥政治大谋杀计划《“571工程”纪要》、突然在“一夜之间”走向全面彻底破产的主要当事人，竟然是一个当时年仅16岁，又失去右手的伤残少年——他叫余银海（又名余海鹰）；但至今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真正知道这等等一切秘闻中的秘闻……全文所系全部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都是真人真事，真名真姓，并且有案可查（原始卷宗现在湖北省襄阳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档案室存档）。

　　1971年2月26日、3月15日、3月19日，湖北省公安机关突然连续截获从湖北襄阳铁道兵“五七”干校、一个化名“晓彬”、“王英”的人，发至香港九龙荃湾2631号信箱王萍姐姐亲收的三封秘写“绝密信件”，信中内容均已“恶毒语言”公然抨击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当时在政治上被打倒的以贺龙元帅和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与余秋里将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革命老干部鸣冤叫屈、呐喊不平，并指名道姓的揭露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军区党委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可能于1971年5月1日在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借机“十万火急”索要3号左*手枪4支、子弹200发等物……

　　这等等一切胆大妄为、气焰嚣张的“严重现行反革命罪恶活动”，立即引起了湖北省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在其向北京铁道兵政治部和保卫部紧急通报的同时，湖北省公安机关当即严令责成湖北省襄阳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与驻扎在湖北省襄阳县的铁道兵襄北“五·七”干校立即组成“联合专案组”对此案进行全力侦破。

　　根据笔迹鉴定，这三封秘写绝密信件，均系铁道兵“五·七”干校，军队在编（正排级待遇）职员干部收发员余银海一人所为。

　　为了此案的迅速侦破，北京铁道兵政治部和保卫部当即决定，秘密特派铁道兵保卫队的王振禹和施晓敏俩人一同先行火速到达湖北襄阳铁道兵“五·七”干校，配合“联合专案组”对余银海实施就地秘密诱捕方案。

　　但就地实施秘密诱捕方案最大的困难就是：由于余银海本人系在职在编的正排级待遇职员干部，其父—余金龙将军又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正军级干部，铁道兵“五·七”干校现任政委，其爱兵如子、政治威信很高，如果没有铁道兵党委的特别命令，就地拘捕方案很难实施。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政治意外和武装冲突，铁道兵党委当即决定：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亲自批准，把余金龙政委立即调往四川成都任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政委，再行秘密拘捕方案。

　　命令全文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亲自批准，兹任命铁道兵襄北“五·七”干校政委余金龙同志为铁道兵西南指挥部付政委。此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1971年4月3日晚上，余金龙政委被成功的调往四川成都任职，根据预定方案，在余银海之父余金龙被调任四川成都任职的第二天，即1971年4月5日下午5点钟，余银海终于被“联合专案组”特别委派的“五·七”干校通讯参谋卢传珠秘密诱捕到襄阳县黄集镇粮管所内关押起来。余银海就是这样在铁道兵“五·七”干校无声无息的突然神秘的消失了，但究竟是为什么？除“联合专案组”主要成员知道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知道这等等一切秘密中的秘密……

　　“联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都有：①湖北省襄阳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主审公安人员郭友成和助审孟元成，以及幕后指挥宋关明。②铁道兵“五。七”干校副政委陈峻、政治部主任刘培、保卫科长朱连恒和付审的保卫干事杨景春，以及陪审的铁道兵保卫队王振禹和施晓敏俩人。③襄阳县公安局所属县中队一个班的全付武装战士。

　　政治部主任刘培和保卫科长朱连恒当即对余银海宣布了铁道兵保卫部的拘留命令，以及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各种规定和纪律。

　　刘培首先假腥腥的发问道：“小余啊！你有没有什么对组织上隐瞒的事情？”

　　余银海当即直言不讳又理直气壮的回答说：“有！我给敌台写了三封信要枪要子弹。”

　　预审序幕就是这样顺利地拉开了，当晚“联合专案组”的主审公安人员郭友成、副审杨景春、助审孟元成，以及押审的王振禹和施晓敏等7个人对余银海开始了强大而凌利的预审攻势。

　　主审郭友成和副审杨景春首先向余银海连连发问：“你叫什么名字？”

　　余答：“余银海。”

　　问：“工作单位？”

　　答：“铁道兵‘五·七’干校院务部收发室。”

　　问：“你是什么职务？”

　　答：“收发员。”

　　问：“收发员是不是国家干部？”

　　答：“是的。”

　　问：“你今年多大了，是哪一年出身的？”

　　答：“16岁零10个多月，1954年5月14日出生的。”

　　问：“怎么居然你还不到17岁？但按虚岁也算是17岁了。但为什么你的职员工作登记表上却写着21岁呢？”

　　答：“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对工作不利，别人看我年纪小会不服我管的！”

　　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吗？”

　　答：“知道，因为我给香港敌台写了三封密写信件。”

　　问：“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答：“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问：“我们当然知道，现在主要是看你自己的认罪态度，要你自己交待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答：“我一共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的主要政治内容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中央文革和当权的革命造反派阴谋篡党夺权，国内政治时局暴乱，他们到处搞‘三忠于’活动去欺骗和愚弄人民。’第二封信的主要政治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到处抢枪乱军，武斗混战，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急剧倒退。’第三封信主要政治内容是：‘中央文革和当权的革命造反派残酷的*和打倒以贺龙、李井泉、余秋里、甘渭汉、韦杰、郭林祥、黄新庭、廖志高等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把他们关到监狱和‘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集中营。’我就写了这么多，其它再也没有了！”

　　问：“不对，没有完，还有其它话没有交待？”

　　答：“我想不起来了。”

　　问：“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怎么可能就想不起来了呢？”

　　答：“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问：“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们就给你提示一下；你在第三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清清楚楚的写着：‘据可靠情报，我军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可能于1971年5月1日在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十万火急！十万火急！请你们收到此信后，火速把枪支寄来！’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答：“什么意思都没有，我是写着好玩的，要枪要子弹是打鸟玩。”

　　问：“既然你是要枪打鸟玩，那你为什么要4支手枪和200发子弹？难道你长了4只手不成？你打的究竟是什么鸟？据可靠情报，我军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可能于71年5月1日在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十万火急！请速寄枪支弹药，这也是写着好玩吗？你究竟是什么政治目的？还有什么同党？你必须彻底老实交待？”

　　问到这里，余银海顿时沉默不语了，整个预审场面开始步入僵局。时间一分一秒的不停的跳动着，“联合专案组”的全部预审人员开始发怒了，他们气急败坏的一步步的向余银海发难进行逼供：“你给敌台写信要枪要子弹，就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犯罪活动，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老红军和高级干部，我们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还有贺龙元帅那么大的官，我们该抓的就抓，该关的就关，你父亲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么这么小的年纪态度就这么嚣张，从事这么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恶活动，如果你不老实坦白交待全部犯罪思想和动机，我们就立即枪毙你！根据《公安六条》和惩治反革命条例，你就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白纸黑字，你休想抵赖！”

　　余银海沉思了一会儿，顿时也愤怒的喊了起来：“谁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呢！你们包庇黄永胜总参谋长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又把我关到这里，阻止我去保卫毛主席。我赤胆忠心保卫党和毛主席，没有任何过错，如果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不想发动军事政变，我也不会这么做！”

　　郭友成问：“既然你是保卫毛主席，那你为什么要给敌台写信？”

　　答：“因为我没有枪就不能去保卫毛主席，我写信就是去要枪要子弹去剌杀黄永胜，因为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和谋害毛主席，我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被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无罪无错！”

　　问：“既然你知道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和谋害毛主席，那你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通过你们单位一级一级的组织反映到上面呢？”

　　答：“这些信我原来是准备写给毛主席本人亲收的，但因为上面都是他们的人，我害怕信落到他们手里，连累我父亲。”

　　问：“你指的这个上面和他们，究竟指的是谁，是那一个，叫什么名字？”

　　答：“是林……和黄永胜他们是一伙的。”

　　问：“上面那么多姓林的，究竟是哪一个姓林的，叫什么名字？”

　　答：“不知道那一个姓林的，反正是他们一伙的！”

　　问：“既然一开始，你打算把信寄给毛主席，但为什么又没有寄呢？”

　　答：“因为我觉得不保险，害怕落到黄永胜他们一伙的手里，连累我父亲。”

　　问：“那就你谈一谈，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把信寄给毛主席！”

　　答：“我后来打算把信先寄给江青，再由江青转交给毛主席，因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可以放心。”

　　问：“那为什么又没有寄去呢？”

　　答：“经反复考虑后，还是害怕不保险，会落到黄永胜他们一伙的手里！”

　　问：“你冒着坐牢杀头这么大的政治风险，去检举黄永胜总参谋长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和谋害毛主席，毛主席和周总理知道后，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好处？”

　　答：“对不起，什么是好处，我听不懂？”

　　问：“好处就是奖励，毛主席和周总理会奖励给你一个什么官？”

　　答：“可能是副总参谋长吧！”

　　问：“你要这个官干什么？”

　　答：“只要我有了兵权，才有可能与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共同商量、彻底解决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和谋害毛主席的重大政治问题。”

　　问：“你既不认识黄永胜总参谋长，也没有见过他本人的面，又怎么可能去剌杀他呢？

　　答：“我虽然没有见过他本人的面，但我早已在报纸上认清了他的相片，你们把解放军报拿来，我来告诉你们哪一个是黄永胜！”

　　当郭友成和杨景春他们把解放军报拿来之后，余银海指着报纸上说：“中间那个高高胖胖的就是黄永胜总参谋长本人，他左边的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旁边的是海军政委李作鹏，右边的是总后政委邱会作，他旁边的是总政主任纪登奎。”

　　问：“你为会什么非要在71年5月1日早上去剌杀黄永胜总参谋长呢？”

　　答：“因为黄永胜总参谋长要在71年5月1日早上9点钟，在广州军区大礼堂开大会时，宣布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

　　问：“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果黄永胜总参谋长要是不来的话，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答：“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黄永胜总参谋长一定会来的。因为我是通过71年1月至2月的《红旗杂志》上的元旦社论，还有中央军委春节茶话会上的春节祝词和《参考消息》、以及全国各大报刊，与解放军报等其它军内各种内部报刊分析判断出来的最终结论，又通过把各种报刊与军用地图进行了反复的核对，再加上敌台3月份的广播情报也讲到，据可靠情报，共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准备在71年5月1日到广州战区视察部队，进行政治讲演，并调动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我才可以这么百分之百的肯定！”

　　谈到这里郭友成和杨景春等人的口气都缓和下来，异常好奇的继续连连向余银海发问：“既然你口口声声这么肯定黄永胜总参谋一定要在71年5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那你就应该把你的全部根据和分析判断都讲出来证明这一切？”
　　
　　答：“①毛主席目前还健在，明明是我党和我军最高统帅，但为什么71年1月至2月份的《红旗杂志》和元旦社论非要说林彪是全军最高统帅，并指挥一切，调动一切？②为什么从71年元月至2月份的《参考消息》反复不停的报道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动军事政变的频频信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③为什么从今年元月以后全国和全军各大报刊都反复不停的只报道黄永胜他们一伙的情况，却总是没有毛主席出面的消息。④我国军事前线明明在福建省，但为什么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却要把大规模的部队调到广州军区，并在广东一带屯兵集中60多万部队，这究竟是准备干什么的？⑤为什么一个时期以来直至到现在，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一伙不停的到全军各总部、各大军兵种、各大军区不停的到处巡回视察讲演、上下乱串、煽动人心？这不是要发动军事政变的前兆，又是什么？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黄永胜他们一伙，首先是在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工作，然后再开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和谋害毛主席！”

　　问：“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大恶极，你以前都看了些什么书，为什么会中毒这么深？”

　　答：“我以前看的主要书都有英国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失去的祖国》和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中国的《把一切献给党》等等……。”

　　问：“难怪你中毒这么深，竟看的都是一些封、资、修的反动黄色书籍，那你从这些书里面都得到了哪些启示？”

　　答：“这些书根本就不是什么黄色反动书籍，都是我从图书馆借来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主要讲的都是一些侦破疑难案件故事；《失去的祖国》主要讲的是一个敢于反抗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和政治压迫的民族英雄；《把一切献给党》讲的主要是新四军一个叫吴运择的英雄，为了党的军火事业、变成残废、但仍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但使我最受感动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翁保尔&S226;柯察金身残志坚，非常坚持原则，信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于苏联*和祖国人民，与坏人坏事做坚决无情的斗争。其中书中里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俄最高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粉碎了一起又一起准备推翻和谋害列宁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政变，英勇的保卫了列宁同志和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这段内容使我特别受启发。”

　　“因为我在68年5月31日，曾被革命造反派用手榴弹炸伤，失去右手、全身中弹伤28处之多，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所以我发誓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救命之恩。从那时我就立志“心中只有红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我在我的入党申请志愿书里也是这样写的，只因为我现在年纪太小所以还没有被批准入党。自从我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一直都特别警惕的注意政治时局，谁想推翻毛主席，谁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定要用自己年青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卫党和毛主席！”

　　问：“你以前主要都是看些什么内部报刊，都是从哪里得到的？”

　　答：“我以前并不喜欢看报纸，只喜欢看书，但自从我在70年10月参加工作被安排在收发室正式任命为收发员后，每天闲得无聊了，偶尔才翻翻报纸看一看，我看的主要都是《解放军报》和《广州军区战友报》，还有《武汉军区战士报》等等，这些报刊都是我们收发室从邮局领来，要发到下面各个基层部队的。另外还看了一些《红旗杂志》和《参考消息》等其它对外保密文件，这些文件都是我趁我父亲不在家，我到他办公室里偷看的，一开始看，主要是觉得很好奇，想知道一些时政问题，什么是保密文件，后来越看就越有问题，才发现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利用新闻媒介，大造各种政治舆论，大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取而代之！”

　　问：“光从这些报刊和杂志以及内部资料所刊登的消息那也不能完全证明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就要发动军事政变，去推翻毛主席？”

　　答：“我并不是光凭这些报刊和杂志以及内部资料所刊登的消息就可以完全确定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而且我还从71年3月秘密截获了一份敌台广播情报，内容也是‘据可靠情报，共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准备在71年5月1日到广州战区视察部队、进行政治讲演，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是根据这种种一切反常的政治迹象和军事迹象，又经过反复核对后综合分析判断出来的；再加上黄永胜总参谋长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军区党委书记的特殊军政地位，才最后确定黄永胜总参谋长必定会在1971年5月1日于广州军区他的老巢里开大会时宣布发动军事政变，另立中央，推翻和取代毛主席、然后再通电全国，叫毛主席下台交权让位，而林彪则坐阵北京指挥一切，软禁毛主席，在71年8月1日建军节，或者71年10月1日国庆节大阅兵时，公开在天安门亮像。”

　　问：“就算是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在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那也是国家的事，与你又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剌杀黄永胜总参谋长？”

　　答：“因为毛主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的后代，又是国家干部，我必须要恪尽自己的政治职责，誓死保卫党和毛主席，否则的话党和国家要我们干什么？如果我不去剌杀黄永胜，黄永胜就会威胁到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因为黄永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全部兵权都在他的手里。只要我剌杀了黄永胜，他们一伙就没有了兵权，就无法去调动部队，发动军事政变，去推翻毛主席，我就可以保卫毛主席在政治上的平安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思想动机和政治目的。”

　　询问到这里，双方在语气上又开始缓和友好了一点，郭有成又试探性的继续向余银海发问：“当你一开始发现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发动军事政变，你是怎样分析判断的？”

　　答：“我一开始分析判断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要发动军事政变，去推翻毛主席的准确时间，应该是在71年3月份，但我从报刊上和广播里一直都无法截收到有关这方面的准确消息和情报，所以后来我又把政变时间推算到71年5月1日以前，或者71年8月1日之前，但最晚不会超过71年10月1日之前，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一定会迫不及待的发动军事政变，要林彪出台亮像取代毛主席，但就是无法判断出准确的时间和地点，后来当我在3月份左右意外的截收到敌台的广播情报后，才最后准确的确定出黄永胜肯定在71年5月1日，在广州军区大礼堂开大会时发动军事政变！”

　　问：“据你的分析和判断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在发动军事政变后，会不会去马上谋害毛主席，又会把毛主席怎么样？”

　　答：“据我的分析和判断，既使黄永胜他们发动军事政变成功，暂时还不敢把毛主席怎么样，也不敢谋害毛主席，最多只是把毛主席软禁起来，因为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中的政治威望很高，任何人都无法取尔代之，否则人民就会愤怒起来把他们推翻。他们最多就只是派忠于他们自己的部队把毛主席看押起来与世隔绝，逼着毛主席下台交权让位！”

　　问：“既然你要想去剌杀黄永胜总参谋长，像干这么大的??人肯定是不行的，你打算都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去实现这个计划呢？”

　　答：“不错，要干这么样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事先肯定要有一个非常完整周密的作战计划，否则的话就会彻底失败的！”

　　问：“既然是你自己制定的作战计划，那你必须要具备一定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才有可能完成和实现你的剌杀计划，你以前都学习过些哪方面的军事著作？”

　　答：“从小我爸爸就叫我学习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次的军事著作《战争论》，一、二、三集，还有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和其它方面的军事书籍，再说我本人也参加过一些实战……”

　　问：“那么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案去剌杀黄永胜总参谋长？”

　　答：“我准备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术，去实现我的三步作战计划：我的第一步作战计划是首先动员和说服我的俩个好朋友王龙和刘川北俩人和我一起去进行秘密剌杀行动，叫他们给我当正付助手，我这所以要4支3号左*手枪和子弹200发，就是要分给他们俩人一人一支手枪，再给他们每人配备50发子弹，而我自己配备两支手枪和100发子弹，然后在71年5月1日之前，坐火车到广州，混进广州军区大礼堂，在71年5月1日早上9点钟，当黄永胜总参谋长在广州军区大礼堂主席台上开大会，宣布发动军事政变时候，当场在距离主席台左边20米左右的出门口，向黄永胜开枪射击速战速决，趁混乱之际，逃出广州军区，然后再拦截一部小车，逃到香港去进行政治避难。”

　　问：“这是明明白白的去送死的事情，但你为什么偏偏非要去选择他们俩人跟你一起去送死呢？事先你告诉过他们俩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吗？没有好处，他们俩会不会能和你一起去送死呢？”

　　答：“因为他们俩人的父亲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致死的，王龙的爸爸是铁道兵13师付师长，刘川北的爸爸是铁道兵石家庄学院的刘付院长，付军级干部。再加上我自己本人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炸伤的，所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都非常不满，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们一定会和我一起去干的。但他们俩并不知道我是要他们俩个和我一起去是送死的！事先我只告诉过他们说，毛主席说：”枪杆子时出政权，可现在马上就要枪筒子里出子弹啦（指林彪、黄永胜一伙即将要发动军事政变）。”我还告诉过他们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可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枪指挥我们的党，我要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去做一件特别危险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问他们敢不敢和我一起去干，他们答应我，只要我领头敢干，他们就敢干！但并不知道去干什么事情，所以我在信中还要了两块梅花牌手表，就是要分给他们一人一块，然后再和我一起去送死！”

　　问：“如果他们俩个完全知道事情真相后，反对或者是不干了，那你下一步作战计划又应该怎么办呢？”

　　答：“如果他们俩个怕死实在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干，我只有去动员和说服我们铁道兵“五&S226;七”干校警通排全体官兵，把全部事实真相都告诉他们，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一伙要在71年5月1日早上四点钟，在广州军区大礼堂开大会宣布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我们要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部队拉出来，借口以警通排拉练为名，全体官兵拦截汽车或火车，急行军南下在71年5月1日早上广州军区开大会时，直接冲进广州军区大礼堂，宣布黄永胜总参谋长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的全部罪状，当场将其击毙！得手后，就立即率领铁道兵“五&S226;七”干校警通排和广州军区全体官兵，拦截汽车和一列火车火速急行军北上，到北京天安门里去保卫和营救毛主席！”

　　问：“如果你们遭遇到拼死抵抗怎么办？”

　　答：“那我们只有决一死战，决不后退，直至战死到最后一个人！”

　　问：“你为什么非要把部队带到天安门里去保卫和营救毛主席呢？”

　　答：“因为我经常从报纸上和电影里看到毛主席总是在天安门上出现，所以我认为毛主席一定会被软禁或关押在天安门里，四面都是忠于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一伙的部队在看押着毛主席，毛主席正在着急的等待我们去营救他。”

　　问：“如果第二步作战计划你也无法去实现，那么你的第三步作战计划，也就是你的最后一步作战计划，又准备去怎样实施呢？”

　　答：“我的第三步作战计划，也就是我的最后一步作战计划是：由我自己本人单枪匹马一个人携带双枪和200发子弹，在71年5月1日之前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再潜伏到广州军区大礼堂的天花板上，等待5月1日上午9点钟，黄永胜总参谋长出现在主席台上开大会，宣布发动军事政变，要推翻毛主席时，我就当场从天花板上往下射击，击毙黄永胜，或者从天花板下来，躲到大礼堂左边出门口距离主席台20米左右的地方，当场开枪击毙黄永胜？”

　　问：“你为什么非要在距离主席台20米左右的地方开枪击毙黄永胜？”

　　答：“因为3号左*手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0米至50米，才能百分百的击中目标。”

　　问：“你剌杀黄永胜总参谋长得手后，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办？”

　　答：“我剌杀黄永胜得手后，就立即趁乱混出广州军区，坐公共汽车到珠江边，然后从珠江潜泳到香港，进行政治避难，但香港也并不安全，黄永胜他们一伙的肯定不会放过我，一定会派人在全国各地和香港四下通缉追杀我，那我只有通过2631号广播电台找到王萍到台湾去进行政治避难，等待国内政治时局好了，黄永胜他们一伙的人全部垮台，我在率领一部分人起义回归！”

　　问：“你的全部计划安排的倒是非常精确的，这和你的实际年龄实在是反差太大了，我们一开始判断给敌台写信的这个人，年龄至少在二十七、八岁左右，但却没有想到的是，你实际年龄至今居然还不到17岁，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用你的聪明才智去为党和国家做一番大事，你一定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可惜这一切都晚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你反对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你就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通敌犯。因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国法，目前你已被关押在这里，就连一点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你还去谈什么剌杀黄永胜，要保卫毛主席。现在你还有什么打算呢？”

　　当余银海和黄岱侠谈完此话之后，黄岱侠对余银海的看法非常支持，并谨重而警惕的告诉余银海说：“小银海，没有想到，你年纪这么小，就有这么高的政治远见，阿姨实是佩服，阿姨也和你的看法一样，只是阿姨敢怒而不敢言，但这些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让别人知道，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的！”从此之后，余银海就牢牢的记住了黄岱侠所叮嘱的这一切，再没有向其它任何人透露过一点。乃至案发后，余银海也始终守口如瓶，没有交待出黄岱侠，否则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黄岱侠的爱人丁也校长和余银海之父余金龙政委也是一对最好的朋友……。
　　
　　 当余银海决定挺而走险，以写密信的方式去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的这一坚定之正义之举，余银海却没有敢告诉黄岱侠任何一个字，因为他不希望他所干的这一切——随时都有可能要坐牢杀头的特大政治风险去连累到别人，并株连九族。

　　 1971年4月8日深夜，当“联合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郭友成、杨景春和孟元成等人从刘金轩付司令员等人那里领旨，授令回来之后，一双双不友好的眼睛开始怒对着余银海，似乎就要立即敲碎他的脑袋，从他脑子里挖出全部隐藏起来的政治秘密，从“联合专案组”全部预审人员的表情上和说话的语气上，余银海开始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招手，更大的政治风险即将来临。余银海绝望的分析判断着—这一不祥之兆的种种来源；第一，“联合专案组”并没有把他检举林彪、黄永胜一伙的肯定在1971年5月1日早上9点钟于广州军区大礼堂开大会时，要宣布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的重大政治问题，及时汇报给忠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我军情报机关。第二，刘金轩付司令员等人，肯定是忠于林彪、黄永胜他们一伙的“御林军”，他们来自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准备秘密拦截这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的绝秘情报，向忠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我军情报机关有意识的隐瞒这等等一切。第三，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判断失误的话，余银海就有可能侥幸死里逃生，如果他们把余银海检举黄永胜总参谋长准备在71年5月1日于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要推翻毛主席，不联系到林彪与黄永胜同谋叛党乱军，余银海就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尔后事情的发展，正如余银海当时所预料的那样；铁道兵党委和铁道兵政治部、保卫部，以及“联合专案组”一致认为：余银海只涉及到黄永胜总参谋长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而忽略了余银海正是矛头直指林彪和黄永胜共同发动军事政变，要推翻毛主席的“声东击西”战术，所以余银海才侥幸死里逃生，并能够活到今天…

　　 当余银海下定“以攻为守”，声东击西“的政治策略后，无论“联合专案组”怎样不择手段，并以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式的野蛮严刑逼供信方式，对他实行一个又一个的“车*式”高压威胁恐吓、强迫指供、诱供；要他必须交待出“同党”和“幕后”支持者，以及他的三封秘写“绝秘信件”中主要政治内容的准确来源时，余银海都有始终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是听敌台广播讲的。因为余银海非常清楚的知道，“联合专案组”的预审人员决不可能去与敌台当面对质的。如果自己胆敢承认自己在“秘信”中所写到的打倒“某共”，就正是指的林彪本人和黄永胜一起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以及这等等一切和三封秘写“绝密信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政暴乱的全部政治内容，都是他自己头脑中所分析判断出来的最终政治结论，他就随时都有可能被秘密处决。因为政治上的事情越讲越麻烦，越讲就越危险，再加上在当时除了余银海本人的看法之外，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也更不敢相信党中央付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要共同谋反，与此同时，更不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向国家进行检举和揭露。而问题一旦失口、讲出全部事实真相，后果不堪设想，余银海就是这样在自己最后即将走向“死神”的关键时刻，用以自己最后的一点政治上的聪明和反侦破智慧，??有可能被非法剥夺的16岁年轻生命……。
　　
　　 1971年4月11日，刘金轩付司令员一行十余人，满怀胜利的喜悦和难以解释的不解之谜回到北京，向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管铁道兵工作的负责人，以及黄永胜总参谋长本人，做出以下如实紧急汇报：①铁道兵“五·七”干校高干子弟余银海所预谋组织特大现行反革命通敌一案，现已成功告破，其所犯全部严重罪行均系一人所为，并无幕后支持者和其它重要“同党”，其父余金龙（行政9级、正军级干部）同志，本人并不知晓，亲戚当中无人参预。

　　②余银海系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现任付政委余金龙同志之子，发案时其本人系铁道兵“五·七”干校在职在编正排级待遇职员干部收发员，实际年龄只有16岁零9个月，年纪较轻，但罪行十分严重，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根据《公安六条》和惩治现行反革命条例，是打击的重点，其父余金龙同志教子不严，难逃其究，必须要向铁道兵党委做出书面检讨，并通报全兵，从中吸取教训，已示警戒。

　　③高干子弟余银海之所以在今天走上严重政治犯罪道路，其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经常偷看一些“封、资、修”的反动黄色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集》、《失去的祖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中毒很深，再加上余银海经常趁其父余金龙同志在北京开会不在家之际，偷看其父余金龙同志的对外保密文件，《红旗杂志》、《参考消息》以及其它相关重要的秘密文件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空军报》、《武汉军区战士报》、《广州军区战友报》等其它内部资料，受到相反启示，而萌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向敌台索要枪支弹药的罪恶念头。

　　④余银海本人之所以要于1971年5月1日早上9点钟在广州军区大礼堂开大会时，只身计划剌杀黄永胜总参谋长；其准确时间和地点，是余银海于71年3月份根据自己本人所截获的敌台广播：“据可靠情报，共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准备在71年5月1日到广州战区视察部队进行政治讲演，并调动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军事演习”的军事情报；以及其它一些对外保密文件和内部报刊所综合分析判断出来反动政治谬论，铁道兵首长和铁道兵相关机要部门并无泄秘之嫌。

　　⑤根据湖北省襄阳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与铁道兵“五·七”干校“联合专案组”预审结果；目前余银海和敌台广播都已知道黄永胜总参谋长准备要在1971年5月1日于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军事政变肯定是搞不成了，一切都白费啦！

　　⑥由于湖北省公安机关和铁道兵党委、铁道兵政治部和铁道兵保卫部门采取了紧急的政治上补救措施，与秘密拦截，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及其政治军事情报机关，至今对此一无所获。

　　⑦目前对余银海的关押，已采取了严格的监控措施；严禁消息向外透露，并做好政治防范工作，不准其家庭任何成员与其接触，透露余犯案情，不准向监管当局和狱政部门移交余犯档案。

　　⑧要做好“联合专案组”全体预审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任何参于余犯案件的预审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注意政治上的保秘工作，不得泄透余犯任何一点案情，与此同时还必须以高度的革命政治责任感，要英勇的捍卫以林付主席为首、黄永胜总参谋长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威信，与反革命分子余银海彻底划清政治界线和思想界线，任何为余犯说话的人都均以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严惩，决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要把余犯定为铁案，永世不得翻案！”等等。……

　　 此事发生之时，正好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于1971年3月份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要实施武装起义，推翻和谋害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阴谋南立中央的第42天……与此同时，这也是余银海冒着坐牢杀头的巨大政治风险，在71年2月24日，至71年3月15日准备向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以及忠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我军情报截收机关——发出“十万火急”之“特别告急”的三封“绝密信件”；“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军事政变”，要推翻毛主席的前5天和后第15天……；就此，林彪反革命集团所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即——即反革命军事政变开始中止，并停滞不前，全面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