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井务武黑衣组织boss:“官商勾结”的范蠡师东兵

范蠡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积极入世却又淡看名利的态度，令人向往钦敬。

范蠡曾经说过，“荣华美色，富贵功名，如耽幼童之戏耍，令人不思其返，耽功名者如文种，一命呜呼；耽仇怨者如勾践，郁郁而终……凡此种种，皆命中之迷象。不观，则废其华美，观之过甚，则废后继之景。人命苦短，吾苦于不能识天下美景。今吾历尽世事，吾之所求，惟心之安也……”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为外像所迷惑的人，谁的美貌柔情，都概莫能外。当然，如果美人的情缘合于天时地利，范蠡亦不会拒绝。 

范蠡是侠义之人，他与西施、郑旦，虽无儿女情长，却有恩义在。当初是他将她们从民间选出并亲自培训后送入吴宫的，事成后，他不会像越王那样无情。只要有可能，他会用自己的智慧为她们铺垫一条生路。

书中的英雄，有勇者无谋，有谋者无德，智勇双全者无度，有度者无仁，有仁者不能决断，爱决断者不能成事，性情完美的人未必有机遇，有机遇的人又未必有通透的人生 惟有他，一切都刚刚好。 

他的天赋人格越过岁月沧桑，至今依然活灵活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些蝇营狗苟的钻营和小利，那些纷纷扰扰的争斗和是非，他都不放在眼里。他如此冷静，却不做自命不凡的世外高人，热切地参与政治，为自己效力的国家谋求最大的胜算。一旦事成便身退，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他有雄霸天下的胸襟和能力，他有为人臣子的隐忍和忠诚，他也有为朋友的古道热肠，还有做一个普通人的热闹亲切。谁人能如此兼收并蓄？

为官：

居官为政，本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体，可是古代中国的官员却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全自己。可惜的是，能善始善终的为数不多，范蠡可说是其中的佼佼者，进能助人兴国，退能发家致富，进退之间游刃有余，更为千古罕见，因而有关范蠡的故事不免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其实不妨看作是后人对其智慧的向往。

　　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由于其出人意料的峰回路转的结局，深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更

由于充斥其中的阴谋与阳谋的变幻，使得整段历史颇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在这个舞台上出场的人物，比如阖闾、夫差、勾践、西施等等，都值得去细细考察一番。在所有的角色当中，范蠡无疑是最为出彩的英雄之一，由于他的巨大成功，更被后人誉之为三谋圣手，流传的他的故事颇多，成为后世士人追慕的对象。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人，年轻时师从奇人计然。越国大夫文种很赏识他的才学，便把他推荐给越王勾践。勾践和他纵论天下大事，深契于心，于是封他为大夫，成为勾践的主要谋士。

　　越王原是大禹的后代，周天王把他封到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奉守大禹的祭祀。当时会稽还是荒凉而没有开发的地方，越王便“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如同野人一样。过了二十多代，逐步开始强大起来。到了勾践的父亲允常时，便常常和邻国吴国开战，争雄于江淮之间。

　　公元前491年，允常去世，儿子勾践即位为越王，吴王阖闾听说允常死了，便想趁越国人心不稳之际灭掉越国，便发兵攻打越国。两军对阵，勾践却派了一些犯了死罪的囚犯到吴军阵前挑战，这些死士在阵前大声呼叫着，然后便抹脖子自杀了。吴国将士看着这幕闹剧，不明所以，人心却浮动起来，越军趁此机会发起攻击，原本强大的吴国军队竟然溃不成军，被打的一败涂地，吴王阖闾也受了重伤，回到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后，便因伤重而死。临死前，对儿子夫差说：“你一定不要忘了灭掉越国！”从此，吴国和越国便成了不可化解的杀父世仇。

　　夫差果然时刻不忘父仇，整军练兵，准备消灭越国。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想要趁吴国尚未准备妥当时，先发制人，不能坐以待毙。他召集群臣商量破吴之策，范蠡却认为吴军复仇心切，士气高昂，此时冒然出击，不会有好的结果，便规劝道：臣听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残酷的战争是违背道德的，而争强好胜不过是事情的末节，现今违背道德，动用凶器，却又是用在了事情的末节上，这是上天所禁止的，此行不会有利。勾践看了看范蠡，面有愠色，一言未发。范蠡见勾践不语，便进一步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吴王夫差因其父阖闾为我所杀，既耻辱又愤恨，三年来矢志复仇，秣马厉兵，同仇敌忾，其志愤，其力齐，兵精将勇，实力雄厚。我们出击硬拼，肯定不力。明智的选择只能以逸待劳，坚固城防，等待时机再战。”

　　然而勾践不听，调动全国精兵3万人，北上攻吴，吴兵夫差也出动所有精兵与越国大战于夫椒。果然不出范蠡所料，越军大败，勾践只剩下5000残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中部，主峰在嵊县西北），又被吴军团团围住。勾践身陷绝境，眼望败鳞残甲，亡国之忧，萦绕于怀。他凄然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到了这个地步，现在怎么办哪？”

　　范蠡倒是遇败不乱，冷静地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上天是会保佑的；地能生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才会受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为今之计，只有卑词厚礼，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可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这是危难之时不得已之计。”勾践无奈，只好派大夫文种前往吴军大营请求议和。文种到了吴军，“膝行顿首”对吴王说：亡国之臣勾践自知罪不可赦，情愿做君王的贱臣，而妻子做您的贱妾。吴王夫差听他说的如此可怜，便想答应下来。大将伍子胥却说：“上天把越国赐给了您，不要答应他们的请求。”伍子胥是帮助阖闾夺取王位的有功之臣，夫差得以立为太子也是他拼死在阖闾面前争来的，吴国东征西讨，称霸于诸侯，全赖他和孙武之力，所以是夫差父子两代的功臣，吴王对他一向是言听计从，听他这样讲，便没有接受勾践的投降。勾践得到文种的回报，心中绝望，便要杀掉妻子儿女，毁掉越国的宝器，然后率领5000残兵与吴王决一死战。范蠡、文种劝阻了他。文种说：吴国的权臣太宰嚭贪财好货，可以以利引诱他。勾践便让文种带着美女和宝器悄悄地去见伯嚭，伯嚭收受了贿赂后，便带着文种去见吴王，文种对吴王说：如果大王能赦免勾践的罪过，肯受降，就能得到越国历代的所有宝器，如果不肯受降，勾践就要杀掉老婆孩子，毁掉所有的宝器，带领5000人和您决一死战，您的军队也是会有相当的损失。伯嚭在旁边说：越国既然已经诚心降服，要做您的臣妾，如您赦免勾践，这是对吴国大有利的事啊。吴王夫差被说动了心，便要许和。这时，伍子胥劝谏说：“大王不灭掉越国，怎能报先王之仇？吴越两国水上相连，同处东南，又已结下世仇，势必不能并存，如果您放过了越国，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来肯定会成为吴国的大患。”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伯嚭从旁反驳道：“越王夫妇愿作臣妾，亲身入吴侍奉大王，这也算是报了先王的仇了。当初楚国害了您的父兄，您不也没灭掉楚国，反而答应了楚国的求和吗？难道您自己要做忠厚君子，却要让大王做刻薄小人吗？”伍子胥明知不可，偏偏无法反驳伯嚭的话，吴王已听信了伯嚭的话，又听他说的在理，便第一次没有听从伍子胥的话，还是与越国讲和，罢兵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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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王勾践经此一事，越发信服范蠡，原想让他主持越国的国政，自己要到吴国去侍奉吴王。范蠡却说：“行军打仗的事，文种不如臣，管理国家，亲附百姓，臣不如文种。”勾践便让文种全权处理越国的事务，自己带着夫人、孩子和范蠡以及三百官吏到了吴国。他带了大批的宝物和美女敬献给吴王，当然也没忘了分一份给太宰伯嚭。吴王并未把杀父之仇忘干净，他让勾践夫妇住在阖闾墓前的一间石室里，给他养马，这当然是一种羞辱和惩罚。每当夫差出行时，便让勾践在前面给他牵马，街道两旁的人都聚观取笑，指指点点。勾践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夫妇两人每日蓬头垢面，出入石室，很尽心的喂养马匹，对夫差更是奴颜婢膝，极尽讨好之能事，似乎心甘情愿的作夫差的奴隶。夫差怒气出过后，反而觉得这对夫妇很可怜，便有了放他们回去的念头，却因遭到伍子胥的强烈反对而作罢。这期间，伯嚭不断替勾践夫妇说好话，夫差对伍子胥还是很敬畏，没有一意孤行。三年后，有一次夫差生病，勾践在他身边服侍，范蠡知道吴王的病很平常，便教给勾践一计，勾践心头一狠，居然尝了夫差的粪便，告诉夫差说：“大王的病不久就会好了。臣尝了大王的粪便，味酸而苦，与谷味相同，所以大王尽可放宽心。”吴王夫差这次被彻底感动了，决定释放勾践回国。并命人在文台置办酒席，隆重地欢送勾践还越。伍子胥大怒，对夫差说：“勾践尝大王粪便，是吃大王之心。”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放勾践君臣回越国了。

　　大约在勾践七年（公元前490年），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准备将国都从诸暨迁往会稽，命范蠡建造新都城。范蠡观测天文、察看地形，筑造新城，将会稽山包括在内。外筑城墙并修城门，还特在西北方向增修一座城门。范蠡等人宣扬说：“如今越已臣服于吴，不能阻塞通往吴国进贡纳献的道路。”吴国正在会稽城的西北方向，吴王听说，甚为快慰。实际上，越人是为了不忘耻辱，是为出兵伐吴进取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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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践向范蠡请教振兴越国之道。范蠡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天时、人事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制定方针、政策要因时和事而定。万物生于地上，地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它总摄万物，是一个整体，禽兽、庄稼等始终不能离开大地。万物不论美恶，地都一视同仁，使之生长，人类也依赖大地以养生。然而万物生长又各有定时，不到一定的时机，是不可能勉强生长；人事的变化也一样，不到最后的转折点，是不可能勉强成功的。因此，应该顺乎自然以处当世，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就会把不利于己的局面扭转过来。”范蠡接着说到了对复兴越国内政方面的建议。他强调要调动、保护老百姓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富国强兵。他规劝越王本人应拿出时间来与老百姓做同样的工作，越王夫人也应从事一些纺织等具体劳动。不要使百姓旷时废业，而应让他们勤于耕作，生活就会日益富足，国家的财政和粮食也就会充实起来。范蠡主张要礼待弱小国家，对于强国，表面上应该采取柔顺的态度，但骨子里不能屈服。至于吴国，要等待或促使他走向衰落，等到时机成熟了，才可一举而灭之。范蠡最后说：“但愿大王时时勿忘石室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仇可报矣！”

　　勾践听了，连连称善。他立刻命文种主持国政，范蠡治理军旅。勾践也苦身劳心，发愤图强，不用床褥，积薪而卧。又悬苦胆在坐卧之处，饮食起居，必先取而尝之。夜里常常暗自流泪，恨恨地喃喃自语：“你忘了会稽之耻吗？”同时，他尊贤礼士，敬老恤贫，以求得百姓拥护。他还奖励生育，积聚财物，演练士卒，修甲厉兵，始终不敢怠懈。对吴国表面仍极尽奉承之事。范蠡亲到民间选了美女西施、郑旦，遣香车送给吴王。同时引诱吴王大兴土木，建造楼台馆所，沉湎于酒色犬马之中。另一方面，暗中亲楚，结齐，附晋，最大限度地孤立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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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践十二年（公元前485年），勾践归越5年了。这时越国国库充实，土地垦辟，人民乐为所用。于是勾践便要报复吴国，一雪会稽之耻。范蠡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谏阻说：“我国虽然尽心人事，但时机不成熟，勉强去求成功，对已不利。”大夫逢同也劝阻伐吴。勾践接受群臣的意见，只得依旧隐忍不发。

　　这期间，范蠡的另一条计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美人计。吴王见到西施后，立刻被她的绝世容貌所迷住，为她大修宫室，对她的话也是言听计从。夫差自得到西施后，日夜陪侍在她身旁，寸步也不舍得离开，这虽然荒废了一些朝政，但还不是范蠡所希望的。于是西施便巧言劝夫差不要总守在女人身旁，要出去建功立业。夫差自然乐于在心爱的女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恰好齐国和鲁国发生纠纷，齐国请求吴王出兵相助，夫差一口答应下来。吴、齐联军到了中途，鲁国知道无法抵御，便向齐国赔礼求情，齐国便不想攻打鲁国了，叫吴王退兵。夫差出来一次，怎能两手空空的回去见西施，齐国的出尔反尔也激怒了他，他掉过头来去攻打齐国了。鲁国听说吴国要打齐国，忙给吴国送礼，愿意出兵和吴王一起攻打齐国。吴国和鲁国联合攻打齐国，齐国上下一片混乱，齐国大臣们杀了惹事的齐悼公，向吴国求和，愿意年年纳贡。夫差见稍一出手便收服了两个大国，好不得意，对西施的话更加信服了。可他没注意到的却是，吴国的年轻精壮的士兵却有很多死于战争之中，而且也树敌甚多。

　　第一条计策得逞后，范蠡又实施第二条计策：掏空吴国的府库。他假借越国遇到灾荒，向吴国要求借贷十万石粮食。伍子胥坚决反对，太宰伯嚭却极力赞成，夫差一时也犹豫不决。他回到后宫跟西施说了这事，西施娇嗔道：“亏你每日里以英雄自许，这点事都决定不下来。诸侯国之间本来就有相互援助的传统，当年秦穆公还卖粮食给敌国晋国呢，说：”晋的君王有罪，晋的百姓何辜？现在越国是大王的属国，越国的百姓就是您的臣民，难道您要让自己的臣民活活饿死吗？“一番话说的夫差面红耳赤，第二天便下令借给越国十万石粮食。第二年，越国大丰收，便如数还给吴国粮食。吴王见越国还的粮食粒大饱满，便下令用这批粮食作粮种。吴国人种下去一年后，却是颗粒无收。吴国人还以为是越国的粮种在吴国水土不服，只埋怨吴王不了解情况便作决定。其实这是文种的一条毒计：十万石粮食都是用水蒸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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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吴国府库空虚，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为减弱，可是还有一道障碍，那就是吴国骨鲠刚正之臣伍子胥。此人不除，吴国难灭。伍子胥屡次在夫差面前和太宰伯嚭争论对越国的政策，夫差虽然不听，倒还知道伍子胥也是一番忠心，只是不愿意听到他的逆耳的话而已。

　　过了一年，齐国和鲁国又发生战事，吴王夫差准备发兵攻打齐国。越王正希望吴国劳师费饷，便推波助澜，极力促成其事，亲率官员前去朝贺，赠送大批礼物，还愿意派出三千甲兵随吴王出征。伍子胥又劝谏道：”齐国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人皮肤上的毛病，越国才是吴国的腹心之疾。大王不应该伐齐，而应该灭越。“夫差听够了他的这种论调，默然无语。伍子胥叹道：”大王不听我的话，再过三年，吴国就变成废墟了。“夫差听他口出怨言，很不高兴，回后宫后又跟西施说起这事。西施顺势撒娇作泼起来：”大王应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伍子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楚国人，却攻打楚国，还把故主楚平王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三百，这是何等残忍毒辣的人，您重用这样的人在身边，不觉得危险吗？他要灭越，我就是越国人，您要听他的，就先杀了我吧。“夫差正被西施闹的不可开交，伍子胥的死对头太宰伯嚭又来报告：伍子胥要反。而且提出有力的证据。原来伍子胥屡次谏阻吴王无效，知道吴国迟早要亡，自己虽然随时准备殉国，却爱子心切，借出使齐国的机会把儿子寄养在齐国的一个大夫家里，而齐国正是吴国的敌国。夫差还不敢相信，派人去调查，情况属实，夫差大怒道：他真的要反了！便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宝剑，命他自尽。伍子胥对着使者，慨叹道：”我辅佐你父亲成为霸主，我又让你当上吴王，你当年许诺要把吴国分一半给我，我当然不敢指望，可你却让我自杀？“说完便横剑自杀了。

　　伍子胥死后。吴王宠信太宰伯嚭，朝政更加腐败昏暗。这时，勾践召见范蠡，问道：”吴王已杀伍子胥，阿谀之徒日众。可否伐吴？“范蠡说：”反常的迹象虽然已经萌芽，但从天地的整体看，吴国灭亡的征兆尚不十分明显，现在还不可伐吴。“越王勾践十四年（公元前483年），吴国遇到天灾，没有粮食，民不聊生。勾践又欲乘机伐吴。范蠡说：”天时已至，人事未尽，大王姑且等待。“勾践闻言大怒：”我与你谈人事，你以天时应付我；现今天时已至，你又借口人事来推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范蠡回答说：”大王勿怪。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参会。方可大功告成。现在吴国遭灾，人民恐慌，君臣上下反而会同心协力，来抵御内忧外患。大王宜照旧驰骋游猎，歌舞欢饮。吴国见此，必然不修德政，待其百姓财枯力竭，心灰意懒，便可一举成功了。“勾践强压复仇怒火，依然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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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上全部的精兵北上，到卫国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当时的霸主是晋定公，夫差便想以武力迫使晋定公让出霸主的宝座来，而国中仅留下太子友及老弱残疾留守。勾践和范蠡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勾践便派范蠡为大将，率兵攻打吴国。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朝出手，威势可想而知，范蠡率兵攻占了吴国都城姑苏，俘获了吴太子友。夫差在黄池闻此恶讯后，不敢张扬，暗派使臣，一如越国当年兵败椒山一样，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范蠡认为现在还不能一举将吴国灭掉，便同意了吴国的求和。

　　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再次北进伐吴。吴军全力迎战，可惜吴国的精锐早已损失在往日的东征西讨中了，越国却尽是蓄养多年的精兵，两军交锋，吴军惨败于笠泽（今太湖附近）。越军继续进军，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按着范蠡的战略，高筑营垒，围而不歼，竟达三年之久。吴王夫差身处绝境，几番遣使求和。越王勾践一度犹豫不决。这时，范蠡进谏说：”大王想得到的是吴国的宗庙社稷和整个国家，如果不慎在郊外失手，那怎么可以呢？故暂且不可决战。我听说，得到时机，不要疏忽大意，因为时机失去就不会重来；上天给予的却不获取，反而会成为灾祸。如果不能沉着应付，冒然进军，则取舍之间，变化莫测，可能前功尽弃。天道本来如此，我们的策略已经定妥，就不要随便变动了。“范蠡继续对勾践阐述他的战术思想说：”用兵之道，有一定的规律，不能违犯上天的准则。太阳走到尽头，第二天会周而复始；月亮到了盈满之时，就开始一点点亏缺。打仗作战居于被动地位时，固然可以用阴柔之术，但也不宜过于退缩不前，以致屈居人下，无法还手；占上风时，固然可以用阳刚之术，但也不可过于显露，以致被敌人窥破虚实。当采取守势一方的潜在力量尚未耗尽时，看去虽似柔弱。也不可冒然进逼，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以免做无谓的牺牲，付出惨重代价。用兵之道固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法，但总是要谨严周密、从容沉着才能稳操胜券，无懈可击。“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意见，依据双方形势，以我为主，打打停停，久围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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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日暮穷途，不战而自败。吴王派使臣跪行至越军大营，乞求罢兵言和。勾践欲许和议。范蠡劝谏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上天又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怎么可以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朝晚罢，全是为了一个吴国。难道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谋划22年，一旦捐弃前功，伐柯者就在眼前！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勾践叹道：”我知道你说的对，我只是不忍面对吴国的使者。“范蠡出去对吴使说：”越王已把军权交给我了，你如果不尽快离开，我就要得罪了。“说着击鼓传令，大军进军，吴国使者见议和无望，只得大哭离去。不久，越军尽占吴国。勾践到了最后关头，竟然不忍心处死夫差，封夫差于甬东（会稽以东的海中小岛）一隅之地，给他留下一百户人家，作为他的衣食之资。夫差对勾践的使者说：”我老了，不能侍奉越王了。“他以麻布蒙面，说是无颜在地下见伍子胥，便横剑自刎了。勾践对一直帮助自己的吴太宰伯嚭却是毫不留情，立行诛杀。勾践平定吴国后，率军北上渡过淮河，大会齐、晋等诸侯，并向周天子进贡，周王封他为伯。从此越国横行江、淮之间，各国诸侯都来进贡，号称”霸王“。

　　灭吴之后，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给勾践上书说：我听说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我之所以没死，只是为了今日。现在是我该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勾践对他说：我刚要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你来酬答你的功劳，你如果不服从，我就杀了你。范蠡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他喟然叹息说：我从计然那里学到的本领，已经让越国富强了，我再用在我自己的家上吧。于是在一个深夜，范蠡携带金银细软、带领家属和手下，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开始了经商致富之路。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范蠡跳出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富贵，你为何还不离去？”文种看到书信后，便称病不上朝。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要造反，勾践便赐剑一把，令其引颈自杀。勾践赐死的命令也堪称经典，他给文种下令说：当年你献给我七条计策，我只用了三条便灭掉了强吴，还有四条在你那里，你到地下我先王那里去试试那四条吧。文种便自杀了。

　　范蠡在齐，改姓换名，亲自率领儿子们耕作于海边，齐心合力，同治产业。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多久，产业竟然达数千万钱。齐国人听说范蠡的贤明，要请他作齐相。范蠡却喟然叹道：”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这都是布衣百姓能达到的极致了；久受尊名，终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把家财都分给亲友乡邻，只带着最值钱的珠宝，从小道离开了齐国，来到了陶，变易姓名为陶朱公。由于陶的地理位置很好，往来贸易非常发达，范蠡便做起了买卖，没有几年，又置下了千金的产业。天下人都称赞陶朱公是最会作买卖的人。

　　由于范蠡的出色智慧造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凭借自己的才能，适度掌握着进退之间的步伐，后人曾经有评论说：“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凄，如此更显示出范蠡的迷人智慧之光。

经商：

到齐国后，他变易姓名，自号“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他和妻子以及儿子们“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开垦荒地，种粮食、种蔬菜，兼营副业，养猪、养羊、养鸡，农闲时也做生意。由于他治家有方，又善于经营，不几年就成了当地的大富翁。又由于他怜贫恤苦，仗义疏财，所以名气越来越大。不久，齐王听说他是个贤人，就把他请进都城临淄，拜他做了相国。范蠡在相国的位置上待了两三年，感叹地说：“居家则拥有千金之产，居官则达到卿相之位，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老百姓来说，这已是到了极点了。长久地处在尊贵的位置上，只怕不是吉祥的征兆啊。”于是将相印归还给了齐王，把钱财分给了知交好友以及在海边垦荒时的那些老乡们，自己则带着妻儿，一身布衣，悄悄地离开临淄，向西而去，又在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隐居下来。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是个理想的经商之处。范蠡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转运货物，“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时而动。过不多久，又成了大富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于是，他便自称“陶朱公”。渐渐地，陶朱公之富，名扬天下。

范蠡在齐国经商的传说很多，比较着名的是范蠡贩马的故事。范蠡看到吴越一带需要好马。他知道，在齐国收购马匹不难，马匹在吴越卖掉也不难，而且肯定能赚大钱。问题是把马匹由齐国运到吴越却很难：千里迢迢，人马住宿费用且不说，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强盗很多。怎么办？他通过市场了解到齐国有一个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而姜子盾因常贩运麻布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强人。于是，范蠡把主意打在了姜子盾的身上。这天，范蠡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城门口。其意是：范蠡新组建了一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求运麻布。范蠡满口答应。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马匹在吴越很快卖出，范蠡因此赚了一大笔钱。范蠡贩马的故事，可以说是协同竞争、合作双赢的最初案例。

范蠡不仅是一位资历雄厚的实业家、商业家，而且还是中国早期商业理论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曾拜老子的弟子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计然为师，学习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商业理论，诸如《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只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齐国后，范蠡运用计然的七策积极从事商业活动，19年之中三致千金，大获成功。范蠡的成功表明，他的商业思想比较成熟，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时逐利。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所以时机非常重要。范蠡认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同上）时机稍纵即逝，范蠡在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能捕捉有利时机，由此获取了丰厚的商业利润。进货是商人经商活动的起点，在进货时，范蠡主张“贱取如珠玉”。“贱下极则反贵”，当某种商品价格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为一名理智的商人，要及时购买，不要期望价格不停地跌下去，以致错过低价进货的机会。此外，范蠡主张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之前备好货物，要让货等客，不要让客等货，如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如“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上》）。值得注意的是，范蠡的“待乏”不同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是在商品货源紧张时大量购存，伺机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扰乱市场，坑害消费者。而“待乏”是在货源充足，或者是某种商品处于销售淡季时低价购进，待货源紧张或销售旺季时抛出，如此不仅调剂了市场供求，稳定了物价，而且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商人能获取高额利润。范蠡还认为，进货时一定要“务完物”，切实保证商品质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维护商业信誉。销售商品时，范蠡主张“贵出如粪土”。“贵上极则反贱”，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扬时，不要企图获得最大值的利润而惜售，“最大值利润”总是相对的，很难把握，因此物价上涨时要像抛粪土一样把商品卖出去。否则，就会造成损失。货币增值是商人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而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会增值，所以范蠡提出“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也就是说，不要停止货币的流动，不要停止商业活动，否则就会白白贻误商机。在商业活动中，范蠡同样坚持多种经营，不拘泥于单一品种。他提出“候时转物”，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而转运不同的商品，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范蠡经营商品的具体名称，但从“候时转物”推断，其经营范围应是十分宽泛的。

二、薄利多销。毫无疑问，商人是逐利的，但究竟追求多大的利润，不同的商人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范蠡没有盲目追求厚利，而是采取了薄利多销的办法，“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什一之利”的确很薄，但范蠡由此赢得了顾客，加速了资金流转，所以同样达到了发家致富的目的。
三、市场预测。作为一名商人，必须具有战略眼光，综合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准确预测市场需求，争取主动，才能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范蠡进行市场预测主要有三个依据：第一，价格依据。“贵上极则反贱”，要趁商品价格上涨时尽快抛出，做到“贵出如粪土”。否则，价格一旦回落，想卖也卖不动了；“贱下极则反贵”，商品要趁价格不降时及时收购，做到“贱取如珠玉”，否则价格一旦回升，想买也买不到了。第二，市场供求依据。“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大于求时，商品必定会贱；供不应求时，商品必定会贵。

第三，八谷贵贱之法。计然说：“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货殖列传》）根据计然的这个农业丰歉循环论，范蠡提出了“八谷贵贱之法”，其云：“夫八谷贵贱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决矣。……水之势胜金，阴气蓄积大盛。水据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岁大败，八谷皆贵。金之势胜木，阳气蓄积大盛。金据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岁大美，八谷皆贱。金、木、水、火更相胜，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为邦宝。”（《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同上）“八谷贵贱之法”给人的重要启示是：农业免不了遭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丰年、荒年都不是一贯的，有眼光的商人要在丰年粮价低时蓄积粮食，待荒年时出售。作为一个国家，更应有“备荒”的思想，加强粮食储存，此为“邦宝”。农业丰歉循环论和八谷贵贱之法主要用于指导商业活动，但计然、范蠡从生产过程中总结归纳商品供求规律，是对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

四、平粜理论。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范蠡发现，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制约，价格时常发生上下波动。这种情况如不加以适当控制，将会严重影响生产和流通，进而影响国计民生。控制的办法是由官方出面，推行平粜之法。以粮食为例：“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更是一种战略物资，若以五十为标准价格，粮价降到二十，农民便承受不了，失去种地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粮价若升到九十，商人便无利可图，不愿经营粮食，最终影响国家的收入。最佳办法是把粮价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则农末俱利，国家受益。“农末俱利”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大环境中提出“农末俱利”的主张尤其难能可贵。计然、范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平粜理论并付诸实践的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选择经商环境。任何一项产业都要受环境的制约，经商也是如此。范蠡选择“陶”作为经商之地，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他“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史记·货殖列传》）便利的交通利于陶与各诸侯国的车旅往来，加上商品信息丰富，故能推动商品的转运买卖。其次，陶之东为齐国，多文采布帛鱼盐；北为赵，富鱼、盐、枣、栗；南有邹、鲁，颇有桑麻之业，上述各国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是比较富强的国家，它们丰富多样的物产可为范蠡经商提供充足的货源。第三，陶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既为经商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又可为商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六、富好行其德。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奉范蠡为商业鼻祖，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宝贵的经济思想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范蠡能“富好行其德”。商人是逐利阶层，唯利是图是他们的天性，所以历史上向有“无商不奸”的说法。范蠡却不然，他舍弃了越国的高官厚禄，到齐、陶艰苦创业，孜孜不倦地从事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商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实现其自我价值，即向世人表明他不仅能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而且能亲自从事经济活动，经营致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不为金钱所累，去齐至陶时便“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居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更可贵的是，范蠡还不搞垄断，慷慨指导齐国国君在后苑治池养鱼，一年得钱二十万；指导鲁之穷士猗顿赴西河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遂成巨富。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称其为“富好行其德”（同上）。

范蠡不仅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商业界的巨子,而且在手工业和水产养殖业领域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传说他是酱的发明者；还有传说说他曾经改进了陶器制作技术，是造缸的能手，被太湖一带的工匠们尊称为“造缸先师”。公元前475年，范蠡把自己的养鱼经验写成《养鱼经》。全书仅343个字，却开创了我国的科学养鱼纪录，比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所着《动物史》（该书把鱼列入分类系统）还早一百多年，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着作。范蠡的养鱼理论中，已提及雌雄鲤鱼配比以及鲤鳖混养等内容，颇有参考价值。由此可见，范蠡的智慧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可谓是具有全方位造诣的一代名家。

因为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特别是经商有道、致富有方，赀累巨万，富甲天下，所以颇受历代商家尊崇，被尊称为“经商鼻祖”、“商家圣星”等等。范蠡死后，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

教子：

然而，范蠡到底是一个借助战争的胜利扬名立万的政治名角，哪能不使点儿诈，不坑点儿人，手上不沾点儿将士百姓的鲜血？汉代开国功臣陈平就曾自叹：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看来，我的后代也不会有好结果，就是因为我多阴祸。的确，没过两三代，陈平的曾孙就因为掳掠人妻被弃市（弃市，在闹市中心被公开斩首，以儆效尤），封地被收回。范蠡的同事文种已被“飞鸟尽良弓藏”了。唯有范蠡,天下的好事都落到他一个人身上，最终，轮回落到了他的子孙身上—他的儿子们不成器，甚至不得好死。

到了陶地以后，范蠡生了个小儿子。十多年，他的二儿子杀了人，被关在楚国。范蠡叹道：“这是他罪有应得，但他好歹是我儿子，不能让他弃市。”他赶紧让他这个十几岁的小儿子去解救，并给小儿子备了一辆牛车，里面装着黄金千镒。没想到大儿子坚决要去，还说：“我是家里的长子，你不让我去，却让弟弟这样的小孩去，你不是把我当成不肖子了吗？”范蠡不理他，这个大儿子气得要死要活的。范蠡的老婆也说替大儿子说话。他实在禁不住两个人的软硬兼施，不得已答应了，写了一封信给以前的好朋友庄生，还吩咐大儿子把钱都给庄生，什么都听庄生的，什么都不要管。大儿子起身时，又私自带了一些黄金。

到了楚国，大儿子看到庄生家很穷，他按吩咐把书信和黄金给了庄生，不放心，又把私下带的几百金献给楚国贵人，傻乎乎地以为人多力量大。庄生收了钱。事实上，这个人非常廉洁，收下钱，只是表示他一定会好好办事，让范蠡放心而已，庄生打算事成之后分文不动地还回去。

庄生去找楚王，说：“现在某个星宿出现了，要害楚国，你要以德治国啊，这样就可以免灾了。”楚王一向很听庄生的话，就宣布大赦天下。那个受了大儿子贿赂的楚国贵人赶紧告诉大儿子：“天下大赦了。”大儿子一听，我弟弟都被赦免了，那我把钱给庄生，不是白给了吗？赶紧回头找庄生，把千金讨了回来。庄生觉得被人出卖了，又跑去找楚王说：“前些天大王因为以德治国，大赦天下，没想到百姓都议论说陶朱公范蠡的儿子杀了人，仗着有钱买通大王左右贵人，大王为了这个范公子才赦了天下。”楚王大怒：“有钱人又怎么样，还能摆布我不成？”最后，天下都大赦了，唯独这位范公子不赦。大儿子只好抱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

有人或许要说了，范蠡不是很能干吗？怎么连儿子都救不了？其实，在这件事上，他也同样没有丧失他的知人之明和判断力。大儿子回到家以后，大家都哭成一团，只有范蠡在苦笑：“我早知道大儿子会害死弟弟的。他从小跟我一起吃苦，知道钱来得不容易，所以很看重钱；小儿子从来没吃过苦，不知钱从哪里来，也不在乎钱。我就知道大儿子会心疼钱，什么也干不了，我心里已经对他回来报丧作好心理准备了。”

只能说，范蠡的心在不该软的时候软了。再聪明的人都有他的软肋，这就是他的命。

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垂于后世” ，这点从后人的诗词中也可看出。狂放不羁的李白在《南都行》中就写道：“……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

羖，名播天壤间……”。唐人汪遵亦作《五湖》颂范蠡：“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清代诗人何晋锡也在《范少伯庙》中赞道：“霸气葱茏见越封，英雄由此渡江东。廿年辛苦同湖水，片楫风波傍晚虹。三徙名高芬简帙。半途身隐道天同……”
　　范蠡驾鹤西去时，享年74岁。在古代，尤其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算得上高寿了。一生叱咤风云而又能消灾避祸、颐养天年，善始善终,诚非易事，难怪从司马迁到文人骚客，都毫不吝惜笔墨讴歌范蠡，敬佩范蠡的建功立业以及不贪恋权力与富贵的智慧。

建功立业之智慧

　　范蠡出生在楚国宛地，自幼家贫，聪慧好学，拜老子的学生计然为师，当时楚国政治混乱，经济萧条，学成归来时，得不到楚王的任用。范蠡曾在闹市上学狗叫，装疯卖傻，吸引路人。幸运的是他碰到了为越王招纳贤才的大夫文种，文种的随从说范蠡有病，是个疯子。文种笑着说：“我听说那些外表疯癫的人必有不同于常人的智慧，即大智若愚，这是你等下人所不知道的。”此后，范蠡随文种来到越国，被越王勾践重用。
　　公元前494年，勾践攻打吴国，反被吴国打败，退守在会稽山，越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绝望的勾践想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毁掉社稷，然后自杀以求与越国共存亡。他懊悔地对范蠡说：“寡人不听先生的谏言，以致今日的狼狈下场，不想越国数年的基业竟毁在寡人手里，寡人心中愧疚，实在不甘，现在该怎么办呢？”范蠡说：“只有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盈而不溢；而当情况危急将要灭亡时，就要顺应人道了。处理各种事情时要有理有据，并有所节制。大王现在可以准备厚礼送给吴国，不行的话，大王再屈身暂作吴王的奴隶。”一向自负的勾践接受了范蠡的建议。
　　勾践出兵攻打吴国之前，范蠡曾告诫过不可。但那时的勾践骄傲气盛，根本听不进范蠡的意见，结果被困会稽山。范蠡认为，吴王夫差为了报越国杀父之仇，日夜勤兵。越国是个小国，当务之急是养兵，而不是主动挑起战争，发动战争的时机尚未到来，即“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范蠡在开战之前就知道这是一场风险很大的战争。他建议勾践赦免死囚的罪行，让死囚们集体自杀报效祖国以鼓舞越兵士气，但终因兵力悬殊过大而被困会稽山。兵败后他谏言勾践用厚礼贿赂吴国的伯嚭，请他说服吴王留存越王的性命，以保存越国东山再起必要的政治资本。
　　勾践在去吴国之前，本来打算让文种与他同去。范蠡说：“战场、谋略上的事情，文种没有臣下处理得好；但治理国家，笼络百姓，臣就不如文种了，臣请与大王同去。” 范蠡认识到自己与文种各有所长，主动请求随勾践入吴国为奴，以求保存勾践性命。范蠡是极具远见的——早在越王被困会稽山的时候，吴国相国伍子胥就力挺吴王杀掉勾践，吴王仁慈，不听伍子胥的谏言，赦免了勾践死罪。勾践到越国后，伍子胥仍背着吴王密谋杀掉勾践，但有范蠡在勾践身旁出谋略，献计策，获取了吴王的信任，每每逢凶化吉。
　　公元前493年，勾践夫妇住在吴国四处透风的石屋里，穿着屈辱单薄的囚服，每日早起打扫石场。勾践对夫差言听计从，曾扮演夫差“马童”，驮夫差上马。夫差虽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但丝毫没有放他归越之意。一日，吴王病了，范蠡向勾践献“尝便之计”，以使吴王深信越王已没有反叛之心。勾践去探视吴王，假装说自己略通医术，请求品尝夫差的粪便，以诊断夫差的病情。夫差同意了越王的请求，让侍卫带勾践到茅厕尝便，勾践返回后祝贺夫差：“大王之疾，近期可愈。”几天后，夫差果真痊愈了。吴王见勾践以王侯之口品尝自己的粪便，深信勾践已无反叛之心，不久就放勾践返回越国。范蠡随同勾践奴于吴王的主要职责，是保存越王勾践的性命并及早返回越国。他做到了，除此之外，范蠡还利用自己在吴国的影响，通过伯嚭离间伍子胥和吴王，并向吴王献“修邗沟以利水师”之计，将吴国的国库挥霍一空。
　　勾践返回越国之后，励精图治，休养生息。范蠡为越国经济的振兴提出了一揽子计划：经营农业的同时必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农商兼顾，积累财富。发生旱灾的时候要贮存船只，以预防水灾的到来；闹水灾的时候要库存必要的车辆。粮食等农作物的库存要遵循自然规律，灾年与丰年会交替出现。加速货币的周转，流动才会产生利润。出售货物前一定要保证货物的质量，贱买贵卖以赚取差价。在范蠡经济思想的指导下，越国很快富足起来。
　　伍子胥死后，勾践问范蠡是否可以攻打吴国，范蠡说不可以。范蠡知道吴国的栋梁之臣伍子胥虽然死去，但吴国的国力还是异常强大的。第二年春天，吴王率领精兵与诸侯会战于黄池，独留老弱病残与太子守在都城。勾践又问范蠡能否攻打吴国都城，范蠡说可以，并让越王率领精兵来到吴国的都城佯装为吴王会战黄池造势，骗过守卫之后，得以进入并占领吴国都城。杀了吴国太子，在黄池会战的夫差听说“后院失火”，紧急赶回“救火”，可是为时已晚，最终被迫自刎而死。吴国战败后，越王勾践雪了会稽被围之耻。

轻视权力之智慧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不乏为权力献身的勇士们，所以古今中外，能做到弃“相印”于不顾者，屈指可数。
　　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之后，范蠡因谋划有功，被越王封为上将军。范蠡认为盛名之下，是很难长久生活的，况且勾践是可与同患难，不可共富贵的大王，他对勾践说：“我听说，大王忧虑时，臣子是很劳累的；而大王受屈辱时，臣子应该舍弃自己的生命，以报大王知遇之恩。大王在会稽山受吴王侮辱的时候，臣没有死去，是为了今日能打败吴国，现在大王已经洗尽被困会稽山的耻辱，臣请求一死。”范蠡并不是想死，而是为归隐寻找托词。勾践说：“寡人将分越国的一半给你。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寡人将杀掉你”。范蠡认识到吴国灭亡以后，越国的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深知勾践的为人，故先以会稽之耻求死，实为向越王辞官。越王不许，佯称会分越国的一半给他，不然的话就杀掉他。三思之下，范蠡趁着夜色，带领家眷乘水路逃到齐国偏远的海畔，并化名鸱夷子皮。
　　范蠡深知自己不过是越王勾践的“走狗而已”，这从他留给文种的信中可以看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文种没有意识到眼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仍恋恋不肯离去。看到范蠡的书信后，他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称病不上朝，但为时已晚。越王赏给文种一把剑并说：“先生深谙兵法，打败敌国不在话下。你只用了九种计策中的三种就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其余六个计策尚未使用，寡人希望用我的剑使你在寡人面前会见吴国的先人。”文种悻悻伏剑而死。
　　范蠡本人也评价自己：“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由此可见，范蠡深受我国古代《易经》、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一哲学践行的淋漓尽致。
　　范蠡逃到齐国之后，带领长子及家眷在海边耕作。碌碌奔波在田地和商场上，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广开财路，几年后，积累万金。齐威王听说范蠡的个人财富超过齐国，想聘请范蠡为相国，他对范蠡说：“听说先生隐居时以渔夫为名，在齐国称鸱夷子皮，在越国时为范蠡，有这回事吗？”范蠡回答有。威王又说：“先生积累这么多金银财宝，有什么致富之道吗？” 这是齐威王向范蠡请求致富之道。范蠡无意为官，又不好推却，于是就与齐王签订三年的聘用合同。三年后，齐王仍没有放他归隐之意，范蠡意在江湖，厌倦庙堂，只好弃印而逃。
　　范蠡两次放弃高官权势，重归布衣身份。能做到这点，除了他极高的文化修养之外，还得益于他幼年贫寒的家境、混乱的政治环境赋予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出身贫寒，但不为身外之物所累，在诸侯混乱不堪的春秋战国时期，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眷恋生命，进退自如，确实智慧。

轻视财富之智慧

　　21世纪，经济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世人津津乐道范蠡的经商之术，甚至建立了商圣范蠡网站，在这个对财富趋之若鹜的时代，世人的视线集中在范蠡如何赚钱上，而对他的慈善事业，着墨不多。
　　范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兼顾了利己和利他，在两者之间寻求到黄金平衡点。在去越国做官之前，他已凭借自己卓越的商业才能捞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就是范蠡贩马。范蠡将贩马所赚的钱财除留作部分己用之外，其余的全部捐给了贫穷的父老乡亲。
　　范蠡逃到齐国后，迅速积累了万贯家产。齐王听说范蠡的致富奇迹，就聘请范蠡担任齐国的相国。任期满后，范蠡弃印而逃。同时“散尽家财，分予知友与乡党”。范蠡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得捐给贫穷的朋友与乡亲们，这点不同于现代社会上的某些奸商和“慈善”的贪官，他们将自己的非法所得、贿赂所得捐赠给社会的慈善机构，以求积德，换取良知上的些许安慰。
　　范蠡迁移到山东定陶之后，发现陶地土质黏性强，耐火烧，适宜烧陶瓷。但他并没有垄断这一技术，而是将技术告诉陶地的百姓。不垄断技术，告诉当地的老百姓，这本身就是轻财的表现。我们极少看到，发现商机、发明技术之后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的资本家。利己是人的本性，范蠡若垄断这一技术，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就不会有乐善好施的美名了。这是范蠡“独富富，不如与众富富”的思想表现。与在齐地一样，范蠡广泛经营农业、畜牧业、渔业、商业，数年后再次积累了如山一样的财富。
　　定陶出现了轰动性新闻——范蠡散尽家产，重归布衣身份。司马迁说：“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散尽家产，归于布衣身份。换句话说，范蠡把有形的金钱财富有效地转化为自己的德行。
　　透过范蠡捐赠慈善事业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洞悉范蠡“无息币”经济思想的的真正内涵。对“无息币”最原始的理解是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让货币的贮藏功能发挥最少，资本运动才会产生利润。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对富人来说，钱财的数量已变成抽象的数字，它们要么被满足物欲挥霍掉，要么呆在银行或仓库里，钱财流动生利的功能丧失殆尽，但如果把它们给予社会上那些需要救助的人，钱财流动生利的功能会再次得到发挥。
　　司马迁引用老子的话“君子富，好行其德”来称赞范蠡，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一个“不忠君”的商人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很罕见的。透过历史的种种装扮及文人骚客的美丽颂辞，我们得以窥见；无论范蠡建功立业、轻视权力还是轻视财富的智慧，都是他懂得生存智慧的体现，即懂得做一个极致的人，有意义地活得更长，为自己的人生创造尽量多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