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黄蜜大樱桃栽培技术:城市的性格榜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20:58:21
某种视角下，精英是离全球化最近的一帮人，全世界的资源和收成，都铺陈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由其随意摘折枝头上最丰美的果实。由此，判断“何为丰美”成为关键。
假设，无论来自上海、纽约、伦敦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英都开保时捷、穿阿玛尼、喝路易十三、抽哈瓦那雪茄、听意大利咏叹调、吃俄罗斯鱼子酱，都带着巴尔干半岛的美女去迪拜的帆船酒店度假……尽管奢侈如斯，却奇异地令人联想起反乌托邦小说《1984》里，那些在极权高压下丧失了自我、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可怜国民。此处所谓极权，正是全球化锻造出的，判断“何为丰美”的统一价值。
我们这个专题，正是对这种极权价值的公然挑衅。
个体间的区别促生个性，个性令好恶有别，于是选择不同，于是才有多元化，世界才显得丰富而七彩；当然，区别会导致分歧，而分歧却能引发思考和争辩，人类的进步难道不正基于此。对个人来讲是这样，对城市来讲也是这样——由于气候、历史、建筑、习俗、方言、食性等等诸多不同，城市才会有血肉有灵魂，谓之“城市性格”。
尽管，我们这里选择的十个城市正被千篇一律的楼群、公路、广告牌、绿化带和高架桥所侵蚀覆盖，街上行人的穿着和表情越来越相似，到处都是全球统一标准连锁店，时髦的市民都因又有一家国际奢侈品牌入驻本市而欢欣雀跃……然而，请相信，在上述一切的背后和下面：北京还是有唱京剧的谭角儿家，广州还是有煮凉茶的黄昌伟，上海还是有石库门里的邢同和，香港还是有在茶餐厅门口徘徊的蔡澜，台北还是有……
这些维系城市骨血的人，名为“城市性格榜样”。
正是他们，令其居住的城市拥有名字。一顿一挫间的经典款式北京话“范儿”，就是“劲头”“派头”的意思，指在外貌、行为，或是在某种风格中特别不错，有点相近于“气质”、“有情调”的意思。“范儿”决定于每个人的直觉和感官，是同个人真实有关，外表和内心同时都挂上一点综合之后的真实表现。天生的优点加后天一丝清醒的刻意，凸现了个人特质，有着表里一致的完整感和自信力。
北京人无疑是最“范儿”的，皇城脚下生活的子民，总是有种主人翁的心气。无论是胡同里的大爷在高谈阔论国家大事，还是地下演出的摇滚明星大声唱着跑调的歌，北京人都爱拿个“范儿”。这“范儿”，源于自信，源于强烈的自我认同，源于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更体现了一种气定神闲的生活态度。
说起“范儿”不得不提京剧，因为最早“范儿”就是形容一个京剧名角够不够份儿的词语，就像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举手投足说话行事都是有自己的“范儿”，哪怕生命终结也是在耀眼的光芒里。京剧演员的家世、身段决定了他们的“范儿”。
如今，“范儿”一词，已经衍生到穿着打扮方面，一般在“范儿”前面会带一个字或词。比如“欧范儿”，就是指穿着简单却有感觉，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潮范儿”，就是指穿着比较嘻哈，很有街头感觉。还有现在流行起来的“中国范儿”、“日范儿”都是这一类的。“范儿”，已经成为Style或者Mode的意思了。
戏里戏外的"范儿"爷们
北京性格榜样 京剧谭派一家
以扮演老生为世家荣耀的谭派，可算得上是梨园中的名门望族，谭家的家世仿佛是一部京剧史，跨越了三个世纪，历经160多年。自清道光年间的“老祖”谭志道算起，历经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直到谭正岩，祖孙七代，共同献身京剧事业，创造出一段段梨园佳话。作为北京城市性格的代表，我走访了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老中青三代京剧名角，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阅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北京“范儿”，然而对京剧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却让每个年代的“范儿”，都正得很！
谭孝曾:谭派第六代
谭富英之孙，谭元寿之子
“找不到？就再找找！”当我按照谭孝曾先生给出的路线指引根本找不到要去会面的咖啡馆时，他不耐烦地挂了电话，这种小事情是麻烦不着他的。大概辗转了15分钟到达目的地后，他不紧不慢地走下楼来到小区门口的咖啡馆，吹得高高的背头，金丝眼镜，豹纹的围巾，看上去精神矍铄。儿子谭正岩脸上滴着汗珠，刚刚在旁边的体育公园踢球回来。这是在南三环方庄的一个典型小区，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谭孝曾客气地询问：“找了一会吧！”仿佛只有通过这一关，才能获准与他会面。他客气地拿出名片，上面有一个金灿灿的国徽—谭孝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
“我们家确实有很多故事，谭派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到了正岩这一代就是第七代了，这是别的家族从来没有过的，故事太多了，从何说起呢？”
“就从您的爱好说起吧。您小时候那会北京的小孩都玩什么呢？”我问。“我小时候也没什么特殊的爱好，那会流行拍洋画吧，我也拍过，但我的童年很短，很小就开始练功学京剧了，一学就是几十年，练功，演出，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个人生活的部分很少。唯一的爱好就是爱读书看报，年轻练功那会背过《三国演义》，这对我以后学戏很有好处。现在看些文摘类的了解一些国家大事、生活知识，年纪大了不懂网络，但也不能跟时代脱节，作为政协委员，要关注老百姓都关心的事情，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我擅长从生活中发现问题，一次我们春节前后从北京去承德演出，回来的时候票太紧张只能买硬座票回来，结果我第一次发现火车上的人太多了，而且很多是民工，这个时候火车却要提价，很多人买不到票，这太不合理了。我就在政协会上提出了这个提案，今年国家就出台政策了，春节期间，火车票不能涨价……”
谭正岩一直坐在一旁托着腮帮子听爸爸讲故事，这时突然说，“爸，人家没问这个，你跑题了吧！”谭孝曾说，“没有！人家问的就是咱家的故事。姑娘我没跑题吧？”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继续，“作为政协委员……”
谭孝曾与新中国同岁，他的艺术事业和新中国的历史一样充满了波折，“能赶上的都赶上了”。他这一代的京剧艺术家有着更多的辛苦和无奈。1959年，10岁的谭孝曾被保姆带着去考戏校，结果因初小未毕业没成，第二年又让保姆带着去了，这次考上了北京戏校。或许是遗传基因，谭孝曾的嗓音条件十分优越，入校仅2个多月就在长安演上了《二进宫》。从此一直活跃在京剧舞台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放弃了良好的出国教学的机会，一心在国内发展自己的事业并教育下一代。如今谭孝曾在湖北武昌谭家的老家，积极参与建设一个谭家京剧的主题公园，从雕像设计到桥亭的摆放位置，无不操心。他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身上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京剧现在为什么发展不好？国家能不能更重视更保护我们的国粹？商业化的道路行得通行不通？”就这些问题，谭孝曾深入地跟记者探讨，不知不觉天都快黑了。正好老伴阎桂祥带着家里的小狗出来溜达，他满脸慈爱的看着老伴和小狗，夕阳下展开了凝重的眉头，这时也正好得空可以把话题交给谭正岩。谭正岩:谭派第七代谭富英之曾孙，谭元寿之孙，谭孝曾之子
谭正岩今年刚好30岁，看上去特别年轻，微笑间还带着羞涩。虽然是谭派京剧的第七代传人，但他没有想象的那么少年老成，或者传统保守。他写博客，上豆瓣论坛，穿“大嘴猴”PUAL FRANK，用iPhone，手机彩铃是一段葛优的笑话。
谭正岩7岁开始上了北京戏曲学校，师从钱荣顺、张庆良、李少祥、王志连、李金声、白元鸣、曲咏春等老师，学习文武戏。1997年至2001年，在中国戏曲学院表演本科班学习，后来又上了第四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当自己的伙伴都在夜店跳舞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北京京剧院工作，并没有因为是名门之后而被特别优待，平时要苦练功，演出机会也并不频繁，一场戏少则80，多则300，一个月下来工资只有1500。
谭正岩喜欢踢足球，打乒乓球，喜欢曲艺，跟何云伟那拨一起说过相声、双簧。一个人的时候还喜欢画画和弹古琴。谭正岩不大喜欢流行歌曲，但做电视节目的时候，老有编导让他来一段最时髦的流行歌曲，他为此也学会了不少。
如今的时代变化快，京剧不得年轻人的喜欢，同为年轻人的谭正岩，身高1米85，长相英俊的他，曾多次被邀请去参加影视剧演出，他原本也想靠影视剧先混出点名气，然后靠这个名气再往京剧上使劲，但好像又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当下。毕竟是年轻人，接触的人比较多，每当他认识一个新朋友，都会给对方一张自己演出的戏票，请人来看自己的演出，看完后认真地要求别人评价，如果觉得好，就跟身边的人说说，靠口口相传扩大京剧的影响力。如果年轻的朋友说“京剧啊！我可听不懂”之类的话，谭正岩会认真地跟人较劲：“别说京剧听不懂，周杰伦的歌你能听懂么！”
年轻的谭正岩肩负着继承谭派、发展谭派的使命，这使命也是他慢慢明白京剧的魅力之后油然而生的，还没谈恋爱的他甚至决定“一定要生个儿子，好继承谭派的事业”。
谭元寿:谭派第五代
谭鑫培之曾孙，谭富英之长子
谁最能影响谭正岩？肯定是爷爷谭元寿。谭元寿幼年入富连成科班坐科，兼学武生和老生。他较全面地继承了谭派的艺术风格，又借鉴了余派传人李少春的表演，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京剧老生。如今，谭元寿是惟一在谭派艺术上有发言权的人。
谭元寿的生活一直比较优越潇洒，年轻时爱好养花，养鸟，玩蝈蝈。老了喜欢雪茄、洋酒和收藏手表。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谭元寿很少演出，和老伴生活在建国门的一所高级公寓里，生活很简单：每天起床后，喝茶，看会儿电视，就吃中午饭；下午睡个觉，再抽烟，看会儿电视，吃了饭就又睡了。每隔三五天，会有胡琴师傅去家里，谭元寿跟着练练嗓子，活动一下筋骨。老爷子有个爱好—听收音机，每天固定时段听单田芳的评书，成了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虽然子孙不住在一起，但每到周末，儿孙们都要做好饭菜来家里聚会，陪老两口说说话，这个规矩已经有几十年了。
谭元寿非常疼爱孙子谭正岩，但这种疼爱更加表现在对谭正岩的严格要求上。无论谭正岩取得多大的成就，谭正岩也不会当面给过多的赞赏，一次谭正岩临时受命学新戏《战马超》，练得非常辛苦，三个星期内要学好，为此瘦了十多斤。第一次演出时很成功，爷爷却只是说了句：“你的腿抬得还不够高。”这让谭正岩心里很难受。可谭正岩背地里却跟儿子谭孝曾夸孙子谭正岩多么懂事，多么不容易，多么优秀，说着说着眼里就沁出了泪水。“唱戏最怕什么，心浮气躁，他又年轻，老夸他对他没好处。可是又不能不夸，那就小火慢慢熥着。”谭元寿说。
谭正岩对爷爷非常敬畏，有次手表坏了，被爷爷看见了，爷爷就想送他一块。试了几个都不合适，谭正岩说怕麻烦就不要了，谭元寿很生气：“爷爷给你的东西还怕什么麻烦！”直到找到合适的才算罢了。
其他代表北京性格的人
王朔 1993年的寒冬，王朔混迹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片中扮演一个老大级的“小坏蛋”，一出场就摆平大规模械斗，十足的北京爷们儿气。在嘴皮上他也不服输，把调侃当成武器，以一秒钟可讲六七个字的语速，骂过鲁迅、“四大天王”、琼瑶、金庸，以及北京人向来的死对头——上海人余秋雨。但若你损他一句，他就有十句“京骂”等着你，一直损还能把你损得很爽，让你笑得花枝乱颤。这是个地道的北京文化痞子，在诸多经典作品中，以游戏、颓废为精神特征，对白既通俗化又充满活力，通过戏谑和反讽的叙述语言，嘲讽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他说“精英意识必然沦丧，因为这不符合守恒原则”；他说他讨厌名人，“因为这违背人生而平等”——这口气只有北京人说着才地道，因为他们在中国舞台的中央，总理、主席是他们的邻居。
易中天曾说“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此北京也有如艺术家艾未未这般，凭着对生死的体察及对生命意识的把握，将自己从最初张艺谋、陈凯歌的同学身份，转变成了设计出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的建筑师；把砖和混凝土这些最平常的材料，雕刻成富有诗意的盒子式建筑。他的语境诙谐风趣，时有惊人之语，你要是打趣他，他会加倍打趣你，把人损得无地自容，却找不出一个脏字，直白，但又费人琢磨——此“损”最见北京言语的功力。他那一身讽刺的愤青气概，以及独立、勇敢的贵族精神，使他成为了在国际上超越 “中国艺术家”身份的中国艺术家，促使他在影响中国艺术、建筑和政治的方向上狂奔不止。
最不能代表北京性格的人
郭德纲 毫无疑问就是北京的那个郭德纲，可他“北京”吗？作为一位近几年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相声艺人，无论是他的音频、视频，还是图片，点击率、下载率都不亚于任何的明星大碗，但如今他依旧谦虚地称自己为“非著名相声演员”，太有违北京人好面子的品质，可如今，谁又能联想他曾经的网名叫“天津小孩”呢？自1995年起，他十年如一日地在北京的大小茶馆“设摊”说相声，坚守“小剧场”，甘当小演员，勤勤恳恳，百炼成钢，修得一身“北漂”的生存韧劲——就光说这“十年磨一剑”的工夫，已和北京土著的闲散状态对立开来了榜样：爽朗豁达
关心政治时世潮流是首都精英的例牌性格，他们有着浓郁的爱国情操，并对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表现出馋涎欲滴和趋之若鹜，更对升官发财情有独钟。
衰样：贫嘴
由于大老爷们脾性、又受根深蒂固的皇城根气，北京精英不仅喜欢显摆，不低调，还动不动就拿“八旗子弟”扛出来吓人。不管懂不懂，他们都会发表言论，例如，生活中对吃喝拉撒特不讲究，但说话里会把“满汉全席”搬出来。广州“东山少爷”又挑又刁的敏感
广州是最早接触西洋玩意儿的中国城市之一，洋派的知识青年，也最早在广州出现。东山少爷，顾名思义即是东山的阔少。老广州人习惯称丘陵为“岗”、主岗为“山”。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很多官僚和志在从政，或者冀望通过仕途扩展商机的归国华侨，都纷纷在原东山区辖地的新河浦路和龟岗大马路一带，买地起房子。这些花园式洋楼，红砖砌筑，柱式门廊，一改传统建筑“青砖石脚”西关大屋的格调。东山俨然成为“权力”的后院。
东山又是军区所在地，住着很多南下干部，贵胄多是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一杯红茶、一个壁炉、一栋洋房是他们的典型生活。这些过着优越体面生活，英姿勃发的才俊们，被称为“东山少爷”。
因为在东山住的第一代人，大多“开过洋荤”，因此见识相对也较宽广，子女们大都会被安排去国外游学。这批子女在民国之后，又大多把持广东军政各界，拥有“东山少爷”之名，也就意味着在权势方面前途无量，是当时人尊重与巴结的对象。
由于多是归国华侨，东山少爷们自幼便接受西方思想，同时生活方式也保持西化，就算吃番薯饭，也是用碟子和勺子吃。家境丰厚的他们，对优质生活的追求之心与生俱来，闲暇逗鸟养鱼，逍遥自在。权贵的东山少爷有着享受生活的秉性，细看他们的家便知。即使是那阳台的下水道，外表也都用水泥筑成了精美的花藤图像。
不过，现在的广州，东山仅存于老广州的印象中。东山区也随着广州市调整行政区划而被撤销。尽管如此，“东山已无东山，但少爷还是少爷”。
凉茶铺里的东山大少
广州性格榜样 黄昌伟
“新河浦”，位于老东山区—地道广州人心中“有钱有权住东山”。和凉茶大王黄振龙的传人黄昌伟的见面，就在那里的卢苑会所，他说自己经常来这儿消遣。这消遣可上档次，“新河浦”原本就是军政重地，达官贵人、华侨富商均聚集于此，在此做个私人会所，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响彻全球贵得惊人的谭家菜，香飘四溢的几十年陈普洱，全套红木家私，墙上隔三五步一幅名家字画，还有婀娜多姿牵着大狗的“西关小姐”……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衣裳，提起广州的建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西关大屋，黄昌伟所选中的东山洋楼，却同样也是最有广州特色的那件衣裳。“东山少爷”一说，便是由此而来。
凉茶气质：低调务实
黄昌伟是个令人羡慕的大少，家族名望显赫，外公黄振龙和家传的凉茶，自上世纪40年代起，便落户广州，可谓家喻户晓，现在他继承祖业。广东地处的岭南，多雨地湿，自古多有瘴气，水质偏向燥热，而且夏天的炎热时间较长，民间流行以药性寒凉、解暑消毒的中草药，熬水来喝，各式各样的“凉茶”因此得名。
早在黄昌伟的童年时代，凉茶早以一种家庭作坊的方式出现在大街小巷，一只老旧的大容量水壶、朴素的店面、黑糊糊的药渣，还有中药味，就构成了当时的凉茶铺。黄昌伟从小在这样的凉茶铺长大，是街坊口中的“凉茶仔”。然而，年少的黄昌伟却想走出凉茶铺。“当时，我急于摆脱凉茶那种老旧的生活方式，去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工作，晚上则去酒吧做兼职DJ。”晚上的这份兼职DJ，已经很明显地将黄昌伟所生活的城市突显了出来。上世纪90年代初，如果想体验夜生活，在内地只有广州可选择。
尽管白天、晚上都有工作，闲暇时还去凉茶铺帮忙，黄昌伟倒不觉得累：“广州人出了名的勤快。最重要的是，我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所以不觉得辛苦。”工作数年后，黄昌伟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资本，他寻思着如何最大化利用这笔财富。“曾有这样一则笑话，说如果有一元钱，北京人会全部存到银行里；上海人会把五角钱存到银行里，拿五角钱去投资；而广州人则会再借一元钱，拿两元钱去投资。”这个笑话，形象反映了粤地商人的作风：冒进的精明。
黄昌伟自然也不例外，他思前想后，本想开饭馆，最终把主意打在自己家族世代经营的凉茶生意上。“做饭馆，我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大的优势，和别人竞争不过。但是凉茶，我有信心能比别人做得好。”深思熟虑后，昔日急于摆脱凉茶印记的“凉茶仔”，又重新投入凉茶行业，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他要现代化的方式来改造凉茶这个传统行业。
于是，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讲，提到凉茶，脑海里映出的第一形象不再是家庭作坊式的店铺，而是“黄振龙凉茶”。是“黄振龙”改变了整个凉茶铺的传统形象，它首先将隐匿于大街小巷的凉茶铺发展成为具有统一形象标识的连锁型企业，用现代经营管理的理念，改变作坊式的凉茶经营模式。“别看凉茶黑乎乎的，却是数种材料经过数个钟头后熬成的，也别看这数种材料和数个钟头，都是经过几百上千年不断改良所遗留的文化传统。”
正如那一碗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凉茶一样，广州人外表和处事都极其低调，南派生活：滋油他条“滋油、他条”是粤语方言，用来形容生活“滋润、悠闲”。“懂得享受生活，似乎是每个广州人的天性。没错，我就是喜欢吃喝玩乐。工作再忙，我也会抽出时间娱乐，或是到茶楼‘叹早茶’，或是到街边小铺吃一碗地道的炒牛河。”叹，在粤语里便是享受的意思。用“叹早茶”来取代“喝早茶”，广州人懂享受生活的形象跃然而出。
传统的“叹早茶”应该是这样的：早上，约上三五朋友，在茶楼点上几份点心，边吃边聊天。一个上午就这样度过，同时消化了早餐和中餐。事实上，黄昌伟已经很少这样去“叹”。“现在你去茶楼看看，特别是非节假日，叹早茶的都是些老年人。年轻人，要不还赖在床上，要不就已经去工作。而我，也往往是在需要倒时差的时候，一个人起个大早去。广式点心，无论走到哪我都记挂着。如果没有时间去喝早茶，我也一定会选择白粥肠粉做早茶。而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到老城区的店铺内吃一碟炒牛河。”
话题一旦转移到食物上，黄昌伟便开始滔滔不绝。“吃是广州人的头等大事。于是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研究食物。卖相精致，口味清淡，是粤菜的特点。但是他们却从不会排斥外来菜系，你会发现，湘菜、川菜、东北菜在广州同样那么受欢迎。这也正体现了广州人的包容。”然而，让黄昌伟痛惜不已的是，许多传统的粤式小吃却逐渐在发生变化，或者消失或者被改良。“很多菜式，只有在大排档才能品出真味。可惜现在广州的大排档越来越少。”黄昌伟甚至认为可以为大排档制定相应的管理法规，让它继续为市民服务而不是扰民。“夜晚，那种露天而坐、烧得很旺的炉火烹调出的粤菜，就着啤酒吃下，才是‘他条’的生活。”从早茶到宵夜，你会发现广州人真的很爱吃，自然也很会吃。否则，何来“吃在广州”一说。
都说广州人冷漠，黄昌伟有自己的见解：“这说明了广州人不多事，不八卦，充分尊重个人隐私。”实际上，能够反驳广州人冷漠的言论，黄昌伟是最有说服力的代表—他本身就是一慈善团体的领头人—广东狮子会副总监暨慈爱狮子会创会会长。
最初接触狮子会，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当时黄振龙凉茶一度脱销，黄昌伟并未因此坐地起价，还是坚持以原来的价格销售，而且组织了免费赠饮活动，就这样，他参与到慈善活动中，认识了许多狮子会的朋友。黄昌伟坦言，自己最初加入狮子会，多少带着点虚荣心。“当时听到身边不少的人说，外国很多上流社会的人都是狮子会成员。上流社会啊，那我也加入吧。”黄昌伟说。
如此滋油、他条的广州无法不让人感叹：所谓杯酒释兵权，它只用了一席美食，谈笑间就散了你的一身武功，让英雄在一场实在的幸福里陶醉。 其他代表广州性格的人
钟南山 可能是现在为公众所知的最敢讲真话的科学家。远至“非典”时期，不盲从国家疾控中心对“非典”病因的结论，依据自己的实验结果，找到了正确的病因与治疗方法，成了抗“非典”第一功臣。近至今年两会，在众多歌功颂德中，他直言批评会风，指出“对自己歌功颂德，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在广州生活数十年的钟南山，其率直、敢言，实与广州务实、包容的城市文化不无关系。广州人一直有着不惟权，只惟真、只求实之风骨。钟南山接养了广州的这种脉气，但又摈弃了广州人过于低调谨慎的小市民文化，而有直言清弊、悬壶济世的大气。这是作为广州老移民的钟南山（他的原籍为江苏）为广州文化所注入的新养分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取代上海，成为中国流行歌曲以及歌唱明星的大本营，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从广州出发，传遍大江南北，而陈小奇则是“领军人”和“掌门人”。尽管出生和成长都在潮汕地区，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广州学习生活后，便伴随着“改革开放”共同成长，他写出的不仅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佳旋律传播媒介。写出《涛声依旧》，让毛宁、杨钰莹红遍全国的陈小奇，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会长、广东流行音乐协会会长。生活中他还是一个超级棋迷，他象棋下得不错，最喜欢的是围棋，虽然工作繁忙，但一下起围棋就沉醉其中，深深体会“忘忧清乐”的境界。
最不能代表广州性格的人
陈扬 自2004年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日日睇》开播以来，陈扬（陈Sir）就是节目的灵魂人物。每晚七点，全国大部分的城市家庭中播放的是《新闻联播》，唯独广州人，看新闻，看的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大叔满口粤语、点评式的新闻播报。陈Sir这个街坊发言人却无法代表最典型的广州人，因为他一反广州人的常态——关心政治、口无遮拦。这对于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广州人而言，显然是个异类。广州人天生没有政治概念也不讲谋略，吃饱饭最实际，所以爱讲经济。茶余饭后又爱八卦，说起明星，唾沫横飞。但这位狮子座的老男人却一头扎进了新闻评论当中，以言辞犀利、敢说敢言、作风强硬而称著。怪哉，这满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热忱，说来最不像广州人，怪的是广州人却最买他的单，出了省反倒没有了
榜样：好逸不恶劳
广州人人都是美食实践家和理论家，他们对阶层的概念毫不清晰，他们注重享受生活，热切关心房地产买卖，因为看得到北方省份看不到的香港电视台，而在视野和思想上港味浓厚。许多家庭都有家族生意传统和海外关系，所以大部分人不止有一两个身份和工作，同时担当打工仔和老板的人不占少数，赚钱似乎更有渠道。
衰样：文明意识薄弱
广州人普遍穿着打扮略显随意，他们的公众卫生意识较为薄弱，过于低调的生活方式有守财奴嫌疑，过于胆小怕事的处事态度有对人性缺少关爱嫌疑，尽管这里老板大把，但少有花钱培养文明素质提升的行为。相反，在夜总会或者其他地方追求莺歌燕舞，是有产阶级独特而唯一的娱乐方式。 上海“老克勒”喧哗与沉静并存
“老克勒”是外来语，“克勒”是英语“Color”（彩色）的音译，也有一说是“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也有经典（Classical）的衍生意。“老克勒”一词，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作为一个群落的统称。以前上海的“老克勒”，他们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群人，也是最先吸收结合中西方文化的，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特定时期的“海派文化”。
“老克勒”的生活是悠闲的，雅致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贵族气息。在上海滩，他们有着宽敞的洋房和漂亮的花园，可以随意乘坐自己司机驾驶着的小汽车，在马路上肆意穿梭，他们疯狂热爱西方爵士乐，狂热收集老唱片。他们走路笔直，穿花格子衬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裤子上的两条熨线是一定要有的、皮鞋一丝不苟擦得蹭亮。他们的手头再紧，也会保持一种绅士风度和生活状态，在想象的空间里，消费西方文化。
“老克勒”们有着自己的朋友圈子，彼此有着共同的品位、信仰和爱好。平常，“老克勒”们聚在一起，就在洋房里举办舞会。一套仪式讲究得很，人们喝着浓郁香醇的咖啡，海阔天空地“吹牛”。或听着悠扬的爵士乐，翩翩起舞。在屋内轻柔舞动的人们，那一刻，老上海的浮华，逼真呈现。
离开了那段纸醉金迷的年代，新时代“老克勒”渐渐形同虚设，那些老洋房和小轿车不再属于阶层上的“老克勒”一族，只要有足够的Money，就可以任意享用。传统的“老克勒”逐渐在消失，新时代的“老克勒”大多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承着海派文化的精髓，摒弃了遗老遗少的奢华之风，继承了上海人精致、有品位、中西合壁的个人生活情调，更在新时代的文化领域成为精神层面的“老克勒”。
用建筑留住上海的文化根脉
上海城市性格榜样 邢同和
已是古稀之年的邢同和，被称为同上海建设一起崛起的建筑师。他不仅设计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博物馆、金茂大厦等，还负责上海多处重点城市规划项目，如外滩风景带、淮海路景观，还有大量的建筑作品矗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近二十年来他的建筑作品获奖无数。邢同和的建筑风格神形兼备、中西合璧，其为人开朗大度、不拘一格，生活讲究品味、注重细节，堪称上海新时代的“老克勒”。
邢同和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老家在上海浦东的三林塘，童年时搬去苏州河边的石库门房子住，念书后又搬去如今中山公园旁的花园洋房。回想自己小时候总是来到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坐着“嘟嘟”响的汽船跨越黄浦江回老家游玩；再以后留在记忆里的就是苏州河蜿蜒的水面波光粼粼地照耀着那个年代。
黄浦江、苏州河、石库门
这几年邢同和还是住在了苏州河畔，从家里25楼的窗台望下去，细雨朦胧的苏州河又把自己带回到了以前。他说自己很幸运，“70年来都像在圆儿时的一个梦，自己的事业离不开黄浦江、离不开苏州河，最后，人生、理想和生活都和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历史分不开来了。”在设计浦东的枫丹白露别墅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将老上海石库门的白墙、红瓦、老虎窗和西式别墅结合起来，他在草稿上写下“温老上海梦，享新上海福”的字句，这系列别墅在开盘当天就被一售而空，不少老华侨看到这个设计不禁热泪盈眶。
在邢同和看来，上海的根，就是上海原来的一些建筑文脉，上海的地域文化。“上海做的东西是很精巧的，是小中见大，这里面能够做得很美，空间也是很节约的。”邢同和举起“亭子间”的例子来，“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文化中的一部分，是石库门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但在过去，上海人普遍居住条件差的岁月，10个平方米的“亭子间”通过合理运用空间，往往还能住三四个人，甚至三代人。现在住房条件好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将来居住也好，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好，能够把这些东西融进去，而不是全部变成平地上盖起了一大片楼房。”邢同和在其设计生涯的前半阶段，一直致力于新居住空间的改造，延伸上海人节约空间的理念，造实用而温馨的住房。
之后，上海城市大改造，在大拆迁的年代，邢同和与静安区、黄浦区和卢湾区的领导开会时，一边鼓励政府拆除危房破房，一边提出保存上海一些石库门区域的建议。“上海的发展肯定都是以现代为主的，但是整个感受下来，为什么不像纽约、东京？是因为，我们还容纳了传统的东西，在高楼林立、钢筋水泥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红的、黑的、青瓦、红瓦，在大面积的绿化当中的传统房子，这已经是一种自然的交融。如果把这些红的、黑的都去光了，全变成这高楼了，这不是上海。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空间、环境和文化，如何做到有序，需要把握住这个分寸，上海正在稳步走在这条路上。”
当时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是美国SOM公司设计的，邢同和担任了这栋88层高楼的中方顾问设计主持。美方负责人说，金茂大厦最后采用宝塔式外形，与邢同和的建议与支持分不开。而邢同和认为，金茂大厦仅有先进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中国文化交融在里面。
在和外国设计师的合作中，邢同和理解到具象和抽象的融合。他觉得金茂大厦的宝塔外形是一种寓意和联想，并非完全具象，可以想象，就是它的韵律，中国塔的韵律。邢同和理解这就是海派风格：“上海叫海派城市，所谓海派，是我们能够兼蓄古今中外的，我觉得我们发展在新一个台阶上—如何把东西方交融起来。”生活的杂家邢同和的母亲热爱京剧、评弹，他从小便受到熏陶，还看过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耳濡目染下也深爱戏曲，却也不排斥洋乐。在做建筑设计的展示片中，邢同和曾总是加入自己喜好的音乐，例如经典雄壮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先锋音乐也不拒绝，在为郑州做老子文化园的规划和设计演示时，他就用谭盾的音乐做配乐，一时古风扑面而至。在那里做设计的几个月里，邢同和经常彻夜研读老子的各种著作。
设计当然离不开好的美术功底，从小学习绘画的邢同和，向很多著名画家偷过师，也因为从小聪明伶俐，深得各位名师的喜爱，都纷纷题字给他，如今那些字都被邢同和裱起来挂在家中。后来有人问他为何当时不向大家们讨些画，肯定价值连城。邢同和说，自己从小便自觉与人相处，不以利为先。而后来，当他成为国际著名的建筑师后，也有同行名家画了草图给他留念，他也将这些用不同颜色的纸裱着挂在墙上，远看如抽象画作，别有风味。
邢同和家中的设计都是他自己做的，大到整体布局、小到玄关设计、移门巧用，无不精巧舒适，透着人性，他笑称自己是上海人说的“螺蛳壳里做道场”，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再看他从各国美术馆、博物馆带回来的纪念品、装饰品恰到好处的放了满屋，多而好却不凌乱。各种难得一见的高雅花卉都是邢同和自己采购回来，他还对花艺颇有研究，自己插花，惹得满室春意。他还爱好摄影，也不拘一格，凡出去考察旅行、拍人、拍景、拍物，统统洗出来，以时间分门别类，装在大大的相册里放在书橱，以便查阅。
作为建筑师，他工作起来往往不分昼夜。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邢同和都会画草图到午夜一两点。长期这般，他仍然身体硬朗，精神抖擞，完全没有古稀之年的老态。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年轻时还喝咖啡提提神，现在工作起来却无丝毫睡意。白天开会和人说话，晚上工作，对于邢同和来说，这样的作息反而是调剂状态的最好方法。
整天乐观开朗，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思想开放、思维清晰，邢同和觉得这样才是上海人宽容、开放的心态，而现在他更用这样的心态，积极为世博会的规划、上海十六铺码头的改造出谋划策。回顾七十载人生，邢同和不由感叹自己的事业、生活真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缘分。文|张嫣
其他代表上海性格的人
陈燮阳 上海的音乐文化与陈燮阳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老上海心目中，他跟父亲陈蝶衣一样，都是掷地有声的一号人物。父亲陈蝶衣钟情流行曲，笔下的《情人的眼泪》、《给我一个吻》，都成了流行情歌的印记。作为的晚辈的陈燮阳，却只爱古典音乐不爱通俗，走上不一样的音乐路，这不多不少，跟父母从小离异、与父亲少亲近有关。陈蝶衣1952年离开上海移居香港，父子俩到了1982年才在香港的土地上再相逢，整整分隔了 30年。陈燮阳在退休之前，一直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上海一直是古典音乐的成功散播地，陈燮阳也因为古典音乐，使得自己不由分说地成为了上海性格榜样，他可谓是全上海摆POSE最酷的人。一摆就是几十年。
徐元章 1945年出生于上海大买办家族，其外公为上海著名的“染料大王”周宗良。14岁学画师从著名画家张充仁、李森和俞云阶。他的水彩画《上海系列》用印象派的艺术手法表现上海百年历史，深受国内外艺术爱好者青睐，被广泛收藏。徐元章原来非常爱看《上海滩》杂志，因为他从中又重新回味到了他曾熟悉的旧上海豪宅、名流及其生活方式。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突然有一股冲动，要将这些老克勒的韵味通过他的画笔表现出来。2001年，上海市政府将其《上海系列》画作布置于APEC会议大厅，并制成了精美画册，作为外事礼品赠予外宾。
最不能代表上海性格的人
余秋雨 的《文化苦旅》中有篇叫作《上海人》文章，极尽批评之能事，之后又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对于上海文化，他归结为自慰文化，言辞颇有刻薄。“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余秋雨一边如是说，自己却很难宽容起来，每每上各种节目做点评的时候，他俨然就是一个文化知识的权威，用大学教授说教的姿态解释些浅显的道理。在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来都是些简单的文化基本常识，被余秋雨用他一贯抑扬顿挫的声音教训起模特、青年歌手时则显得格外高深了，而他十几年如一日地乐此不疲。
榜样：拎得清
上海精英圈的话题不仅会围绕股票证券，还会探讨文化艺术，崇尚小资情调，对圈子文化中的教养和规矩特别着重，崇洋媚外、与国际接轨频繁对位，也是让自己永远处于“看得更远”的一边，唯恐被别人称为“乡下人”，意为不懂众所周知的常识。
衰样：死要面子
上海精英认为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又有阶层之分，遂人人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不太会去主动接触落后省份的信息，直接造成对大中国的无知，他们因过分无知又不好意思自卑而产生更浓烈的虚伪的自豪感，这是一种过分的得理不饶人式的争强好胜，俗称死要面子，他们一辈子没机会出国都会搞一本护照，他们一辈子没机会开车也会搞一本驾照，他们觉得凤凰卫视说的全是真理，还因为不太接触海鲜和大海，不知如何奔放。旁人觉得他们活受罪，但他们可享受着呢。香港“优皮”带着世界融合的气质
YUPPIES，这名称来于外国，“yup”也就是“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其原意指“年轻、都会、专业”的人士。
现简称优皮，是港式翻译，点出精华，讲究生活品味，优质为先。吃、喝、玩、乐粗糙匆忙，或是身穿名牌，但内涵空荡，或是，人云亦云，无个人生活哲学，那都不是港式优皮。
港式优皮现象，随着陈冠中等人带领下，富有本土文化色彩又有浓烈时尚感的杂志《号外》的崛起，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盛行一时。在之前，出身富裕家庭的人，深谙吃喝玩乐之道，出入大酒店，身旁美女如云，家里的仆人是梳起不嫁的顺德女。他们多被称为“少爷”。
到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生活渐富裕，名校出身的年轻人在上流或中产的家庭支持下，到国外“读番书浸过咸水”，见过世面，识书知礼，这还不够，还需有俱备东方文化根底，能写、能画、能谈，衣着是为了烘托个人的气质，欣赏美女风流不下流，全然洋化不行，香港本土俗世文化还得无处不在，挥洒自如，饶富情趣，重要的是，和不事生产的少爷大为不同，港式优皮，不但突出个人的风格，还得有本事出类拔萃，凭个人能力，于不同范畴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十一世纪，年轻、专业、时尚，于香港已是普及化，不过，精究生活品质的男士却不多，而曾经在“优皮年代”脱颖而出的那些男士，蔡澜、邓永锵、董桥、李国宝等，倒是依然在港独领风骚。
随意随心，绝不能寂寞
香港性格榜样 蔡澜
以为蔡澜是好食者，大概只知其一，蔡澜的身份多元，难以定位，难得是每个涉及范畴，都做得出色，不过，他没因此而自骄，反而是潇洒、从容、不拘小节，游走于上流社会及三教九流之地，抽烟、喝酒、不运动，人生琐事，于酒杯、美食、于旅途、于好友的言谈之间，烟消云散，正如他所言：“我大半生一直研究人生的意义，答案还是吃吃喝喝。简单和基本最美丽。”
人生意义何在？对蔡澜来说，这是一条很简单的答案，不过，假如未曾经过七情六欲，假如未曾阅览人生百态，假如未能寻到自己的做人之道，这条答案，一点不简单。
近年来，蔡澜的食家形象深入民心，不过，他自己却“宁愿叫自己一个‘人’，写作人，电影人，对于吃，不能叫吃人，勉强叫为好食者”。
从做电影到吃吃喝喝
开初，蔡澜是电影人。出生于新加坡，父亲副职电影发行及宣传，正职为诗人、书法家，母曾为小学校长，每日吃燕窝喝XO干邑，九十多岁，皮肤比儿女们还白晢。因父亲之故，蔡澜自小爱看电影及看书。长大后，因对绘图有兴趣想到法国留学，但他母亲知道他嗜酒，怕他到法国成酒鬼，于是他到日本在一家现时已成名校的日本大学学电影，不过，他“没有在学校学过什么有用的东西”，因为和现实生活的电影界完全格格不入。
因缘际会，蔡澜就此踏入电影圈，做了40年，电影令他多了许多旅游的机会，也见到人生百态，“看惯人类为一点小利益出卖朋友及家人，也学晓了宽恕。人，到底是脆弱的。”40年后，他“才知道原来我以为最喜欢的事，却是我最不喜欢的”，因为电影得对得起投资者，是团体创作，要建立个人风格，需要牺牲，他不忍心。从此，开始写作，因为那全然属于个人的，一张纸一只笔就行了，“如果说我还不能创造出个人风格，那就应该打屁股了。”
蔡澜于中学时已投稿到报社，发表了，就陆续写，还“靠稿费带女同学上夜总会”。蔡澜的文笔风格简易但内容、结构却很完整，看是随手拈来，结尾时却有神来之笔，蔡澜坦言，是下过苦功的，小时已看许多书，和父亲多年的密切通信也是写作，他常常是对题材时常思考，写完再看再改。对他而言，“作品能不能留世，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份真，有了份真，就能接触到读者的心灵。”有使命感的文字一定沉重，“和我的个性格格不入。”蔡澜的文风和他个性非常一致，不造作，不扭曲，他时常笑说赚点稿费，不过，“为理想而不顾钱的阶段，在我人生也有过，但是不多。”“钱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对日常生活没什么改变，钱只是一种别人对自己的肯定，我是俗人，我需要这份肯定。”
蔡澜写吃做吃节目，做到街知巷闻，他笑说吃，其实是基本，由小孩吃奶开始就有兴趣了，不过，料不到，他小时候很偏食，不吃肥猪肉和鸡，只对豆芽百食不厌，大口大口塞进嘴，吃相还被父亲笑是“担草入城门”。他小时候不烧菜，但妈妈和奶妈都是烹饪高手，他独身到日本后，就回想她们怎么煮，试着做，失败再实习，也就懂了。“做菜是消除寂寞的好方法，一个人吃东西时，千万别太刻薄自己，做顿好吃的来享受，生命就充实了。”现在，星期天，他还会大早到街市买大龙虾，懒懒慢慢地煮来做早餐，“配上好香槟和贝多芬音乐，唔，就更接近完美了。”宁可牺牲一点点健康
当抽烟渐成了一种负面的形象时，蔡澜却懒理，“食肆全面禁烟，由洛杉矶开始，渐成了一种流行，如时装，大家来模仿。”蔡澜十二三岁读中学时，和同学到后山，你一根我一根地抽起烟，反叛行为，受詹姆斯·迪恩在纽约街头一张冷漠黑白照片影响，“寂寞之极，就决定抽了。”他父母也吸烟，都活到九十多岁，母亲六十多岁因支气管戒烟，酒倒照喝。“也许抽烟喝酒是遗传，不是我的错”，“抽烟完全是一种手瘾，我抽烟，是因为手指寂寞。”他随意随心，有一天，当他觉得吸烟闷了，就可能不抽了，现时虽然早上会咳，但还是抽，“智者说过:任何欢乐和享受都是由牺牲一点点的健康开始的。”假如有天他想戒烟，就戒，戒烟之后就抽雪茄。
人家去旅行，拍照买手信，匆忙转一圈回来，他在旅行学到谦虚和不贪心。有一次，他到印度，土女总烧鸡给他吃，他就问吃过鱼吗?土女问鱼是什么，他画条鱼给她看，还说没吃过鱼，多可惜。土女回说：没吃过，有什么可惜？
另一次，他到西班牙一个小岛，早上散步，见一个老嬉皮士钓鱼，他见其他地方鱼很肥大，就提议老头到那边钓，老头回答得妙：我钓的，只不过是午餐。对他而言，旅行不一定要住最好吃最好的，因为无论是怎样的旅途，都是一种体验及吸收，有时，有了最高级的享受，却失去了刺激和冲动，但重要的是一有机会便要放下一切，说走就走，“世界不会因你而不运转的。”
在世界各地游游走走，蔡澜最喜欢的地方，是香港，喜欢香港的原因，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是一碗云吞面或是很繁忙都好，他不认为自己因此而闲不下来，他认为这看你的心境，心太乱，住温哥华也烦躁。香港人的脑筋是华人中最灵活的，穷则变，变则通，总能寻法存下去。他坦言香港的艺术文化很落后，不过金钱文化却带来很多娱乐事业，影响华人世界，“香港电视剧、电影，海外谁不看？流行曲播到任何一个卡拉OK去，还有，香港人时兴什么时装，谁不跟着穿？谁说这不是一种文化？”
样样皆玩得称心如意
风流雅士，身旁美女如云，蔡澜却鲜有绯闻传出，“互相尊重就是。”不过，做节目时，“要忍受听她们讲对方的坏话”，有次，和女星到日本拍旅游节目，浸温泉换衣服，蔡澜不偷看，因他认为“男人在这时候看女人，不叫男人，叫爬虫；女人要大大方方给男人看的时候，男人看她们，这才叫男人”。
对于香港成功商人，蔡澜自有妙论，“学习他们的奋斗，但不该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太闷，只计较游艇多少英尺，连私人飞机都舍不得买，收藏名画、做环保等文化工作都不做。时下最流行的就是捐钱。他有很多钱，也捐，不过，对他而言，他简直不算做生意，是在玩生意。
有一种人，好像不需刻意的，于其才情，于其情趣，潇洒自如地就做到很多事情，蔡澜就是这种人，耍太极般的，三两拨千金，不见费劲，饮食、旅游、咸鱼酱及爆爆茶等杂货店生意，样样皆玩得称心如意，闲时学计算机、学写书法、画画，高兴起来，就画到领带上。什么都学得快，因他“当成生活的怡情，像养鸟种花，就学得快”。
男人对吃、喝、玩、乐，如小孩般地沉迷，不过，源自真心的喜欢及不倦的好奇心，不管他人怎看，但求无愧于心，摸出自己一套理念，才算是精于吃喝玩乐。于蔡澜看来，“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也不必给别人脸色看”，非常优皮，他属于自己，但从不勉强他人，“我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人生意义，蔡澜终究有其答案：吃喝玩乐，“是最有学术性”，而“热爱生命，对什么东西都好奇，拼命问，问得多了，了解了，脑中产生大量的吗啡，兴奋了，手舞脚蹈了，那就自然醉，不喝酒也行，又达到另一种境界”。
其他代表香港性格的人
董桥 董桥的书籍，精制的烫金的硬皮的封面上，印上如诗的书名，现时斤斤计较的香港出版业，唯有董桥，能做到。董桥文风优雅，富有绅士味道，情趣盎然。曾于英国伦敦大学做过研究，文中古今中外人文逸事皆写得挥洒自如，多年来，于文坛巍然不倒。在旧书店时常可掠到他身影，梳理整洁，一身中式服装打扮，收藏研究的:古书、古画、古董，皆和文人艺术有关，董桥的气质灵性时能透纸而来，已不能仅以优皮来形容他，或许，令人着迷的，就是他那旧派文人的从容及情趣。
李国宝 出身于名门望族，“富不过三代”的咒语没降临他家身上，是后人都争气之由。李国宝的东亚银行近年越战越勇。少时，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文学，同时也考到会计师资格。曾为了创兴银行后人廖小姐而闹得沸沸扬扬。重点在于李国宝的约会发生于欧洲巴黎，鞋子就摆在二人下榻的高级酒店房间外，那对鞋子是特意订做，内侧烙印他名字，他的专门鞋模，就摆在欧洲专为贵族名人造鞋的老师傅鞋店里，以便下次订做。李国宝深知如何才是贵族享受，凭放在门外的鞋子已可窥见一二了。
最不能代表香港性格的人
邓永锵 是“上海滩”老板，他和上流社会几乎是形影不离。记得他是口叼雪茄，满脸红光，身旁是低调的英国籍妻子。他出身于香港名门望族，爷爷是人称“二少”的大慈善家邓肇坚，爷爷之后，身为长孙的他，广为人知。早年放荡不羁，娶明星老婆，继而离婚，占去不少报纸头条版面；为赌而失去英国大宅，曾两度破产。然而，这无损于他东山再起，1991年，他在中环旧中国银行大厦开办著名会所中国会，会费高昂，但据闻会所的吃喝玩乐的玩意是不惜工本，因此，吸引不少达官贵人。
他懂得享受，但品味不浮夸，曾担任古巴驻香港名誉领事，取得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御用雪茄Cohiba的代理权，不仅是为了生意，是为了示范才算抽上好的雪茄。开办中式服饰店“上海滩”，他就是活宣传，穿上那件中式外衣，型格就跑出来。不过，邓永锵是脱离于香港的，香港只是他事业的一个桥梁，本土文化色彩，在他身上，始终沾不到边 。
榜样：杂家
香港的精英阶层会把精力投身到任何领域，他们觉得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和自己息息相关，所以就有了诸如“太平绅士”这种民间监督荣誉称号。由于大多数人仍旧受到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他们能很方便地获得全世界任何自由发表的信息和言论，使得他们的生活充实而有使命感。一通百通的个案举不胜举。
衰样：适应能力差
大家都是华人血统，却因为政治环境不同而产生许多差异。香港毕竟地少人多，要朝内地发展必然要接受不同文化熏陶下的政策的不同。不能因为部分政策优悦，例如免税条例、选举法等，而自认为对其他地区就有指手画脚的资格。是否离开香港这片羊水之地，一个个插满高度营养管子的人，便失去生活的方向？台北“新好男人”
借着女人的价值取向
台北就像一场不打烊的戏，各时段都有不同族群登场。最关键桥段当数早晨和晚上：清晨四五点由扫街和派报的人揭开城市序幕，身着运动服出门的人，好奇地望向才刚从夜店散场的顾客，奇怪怎么会有人不需要睡眠？而当夜幕降临，观赏艺文节目的人急急赶场，看电影的人排队买票，其他人则去健身房运动，卡拉OK、钢琴bar唱歌，当然也有某些男人结伙寻访所谓的“粉味”场所。
早期台北男人承袭了中国父权思想及日本的大男子沙文主义，台面上的人物若没个三妻四妾，似乎便不相衬。商界如王永庆、辜振甫、王又曾、蔡万霖等家族，政界如蒋氏家族，甚至演艺圈的名制作人，全都以“族繁不及备载”为荣，彷佛不如此，就显示不出男人的雄性霸权，而整个社会也都默许这样的价值观。
然而，近年来“新好男人”一词的出现，毋宁是对“旧坏男人”的叫阵，观点来自于女人。大男人的后代没了大男人的担当，却仍津津乐道于物化女性，将女性当闪亮佩饰般换用，于是，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女人生气了！
这些靠一己之力辛苦打拼的女人，喜欢怎样的男人呢？首先要尊重女人的贡献，懂得欣赏女人的成就，时时听取身边女人的意见；他们通常在坚毅女性的教化中成长，不烟、不酒、不嫖、不赌，运动养生，绝不让自己脑满肠肥，因此外表永远干净、英挺；他们在容许的范围内讲究品味，不喜欢暴发户般的高调、奢华。
这样的男人典型代表比如严凯泰、蒋友柏、王力宏。但是看在声称“没上过酒家就不算男人”的本土派人士眼中，“新好男人”无疑是同性恋。他们厌恶极了这种操着流利外语的俊美男子，同时也嫉妒透了“新好男人”所获得的广大女性的爱戴。
清正如谜的忧伤
台北性格榜样 范宗沛
隔着盈盈一弯海峡，48岁的范宗沛声音厚实里带着清朗。低头拉琴时，他是“音乐鬼才”，5岁接触小提琴，一年后转到大提琴，16岁进录音室给歌星录弦乐，30岁始做电影电视配乐，跨界功夫了得，广受好评；抬头迎客时他是“胖子”厨师，开“骑楼意大利面铺”，在自己的“声音厨房”拉琴，出书介绍做法，私底趣味，历历清晰。
自由太多也不好
前“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师、风潮唱片（前身：唐山乐集）的幕后功臣、金马奖和亚太影展最佳配乐获得者、会炒意大利面的胖叔叔，范宗沛的身份相当多元。他自言是个“地道到不行”的台北人：作为第二代外省人，从小住在眷村，看着时下最流行的观光地—“国父纪念馆”一砖一瓦盖起来；经历过蒋氏家族统治，也看到母亲在两岸三通的第三年回到北京看望外婆。近50年世易时移，范宗沛“觉得挺特别的，都经历过”。
然而台北这个他成长、久居的城市在他眼里却是“杂乱无章”的：因为台湾人多半从大陆过来，早期马路都以大陆城市为名，比如南京东路、杭州南路之类；又有很多西方文化进来，从汉堡到意大利面各国菜色应有尽有。“于是台北就变得很综合性，盖房子修马路，规划都很烂。台北的马路，除了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是直的，再延伸出去都是歪歪斜斜的，现在我走到中和、永和那一段都还会迷路。”究其原因，在于台北从某些程度来讲过度自由：“一个政府如果没有一些既定政策的话，太自由了，发展也会有困难。在这一点上台北和北京的对比尤其明显。”比如为修一条马路，政府要和老百姓抗争很久。老百姓说你可以修呀，但是要给我钱；政府一想，既然直走要花这么钱，那我就绕吧。早前，军方占用了很多地皮用作火车保养厂之类的，其他人不能用，老百姓觉得荒废，就在后面修了坟墓。“从前在台北一抬头， 就会看到很多公墓在山上，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后来商业开发的利益太大，军方迁走了，一些坟也迁走了，就建起了101大厦。有传言说那附近夜里会闹鬼，原因就在这里。便是今天站在101大楼上从某个角度还是能看到一大片坟墓，因为迁不走啊。”
那么，不喜欢台北？虽然呆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仍只舍得用一句“熟悉”：“就生活而言很喜欢，因为与香港一样，城市小所以方便，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在附近；但若论生活品质，又有两类需求，人文陶冶和消费娱乐。消费娱乐方面台北也OK，但文化陶冶就很烂了。”国外的城市他最爱维也纳，因为能感受得人们对传统和文化的尊重，而这不是短期就能培养出来的；大陆的城市他喜欢苏州，细腻婉转，不那么明亮，与他略带忧伤的性情合衬。游走在自由与束缚之间
他为万仁的“国民三部曲”之一电影《超级大国民》配乐，为根据白先勇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子》配乐，都是社会性题材，多是内心戏。这种文学化的叙事是他喜欢的，于音乐他最爱爵士，尤其是英式的酸性爵士，因为“那种东西听起来仿佛有点自由又没那么绝对”。
当然，“缺钱的时候，就没不讲什么个人喜好了。”也帮五月天也好费玉清也罢做编曲，也制作一些迎合市场需求的音乐。那自小学习古典乐的他为什么要离开“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呢？“因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拉过、听过了，跟帕瓦罗蒂、多明戈也都合作过了，已经很快乐了，够了，反正也不可能变成他们那样。”于是在学会用电脑来记录和处理音乐之后，他就想更多地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表达出来。
或许正因了这份随性，才使得他在音乐这一生存尴尬的领域活得相对自如吧。他很清楚处身的局面：“音乐这个东西在整个中国都是被排在末位的。就好比城市里的自来水，人们觉得拧开龙头有水是理所应当的，对水质不那么讲究，只要不停水都觉得可以迁就，可是音乐是需要创作的。”相比之下电影业势头正旺，小成本、大制作各有各的活跃，所以目前他在大陆的精力主要投放在电影配乐上，因为“可以相对自由地创作，别人对你也算比较尊重。”这种态度倒是贴合台北这座城，大家蓬蓬勃勃地求生活，洁净地做事，极少拧巴。即使面对生存现实，骨子里也还有些清正之气，可能与自小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成年后不卑亦不亢，谈笑间，再大成就也是不炫耀，语气散漫，带着进退裕如的骄傲底子。
要生存更要生活
这散漫，让他把一部分精力投向意大利面—在朋友圈不断的好评怂恿下，他在永康街开了一家“Cellopasta”餐馆，雅号“骑楼”，自己掌厨，制作共计八种口味的意大利面，却每天只供应其中四种—“看心情咯”。他对己甚严，觉得不好就重做，或者干脆不开店。生意火爆，店开到第四家，场子也越来越大，范宗沛就拉大提琴给顾客下饭—如果有人问“食与乐的关系”，此情此景，该是最好注解。
这几年台湾经济不景气，范宗沛总结是因为台湾人越来越懒，不愿做事，坐吃存款，日积月累就看到了恶果。台北正朝向M型社会发展，就文化娱乐而言，人们要么花很多钱去音乐厅看最高档的歌剧，要么去小餐厅小剧场看小表演，还有那么多人呆在家打电动看电视，KTV生意都不好了，中间档次的娱乐业很萧条。
他的“骑楼意大利面铺”也告衰退：原本一个月来五六次的人，变成五六个月来一次，馆子从四家又缩减到两家，昔日面馆里他的大提琴声也不再现—“累死人了，我还是做本行比较好。”他换了个地方拉琴，公园里，街头上。“我不是王婆卖瓜啦，我拉大提琴还蛮感人的。”这番周末的街头卖艺，其实是到“利未人”生命关怀协会做义工，扶助那些心理压抑的人。
现在，他大都呆在台北，每月会有几天在北京，这种频率想必可以满足他既喜欢意大利面也喜欢饺子的爱好了。同时，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的节目《口口声声》即将开播，节目组会带他吃遍大江南北—这真是一份好工作，只是“这个年纪不能吃太多了，三高啊！”他说，很带着点惋惜
其他代表台北性格的人
辜怀群 台湾辜家自日据时代背负着汉奸骂名，“光复”后即以关怀本土的企业之姿，陆续赢取社会认同，终至成为屹立不摇的权势家族。自幼成长于生活优越、家教严谨的环境但个性叛逆的辜怀群，是辜振甫先生最为宠爱和亲近的小女儿。她感念于父亲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先于信义区的中国信托大楼建造了“新舞台”表演厅，邀请各方表演艺术菁英前来共襄盛举，让台北的艺文展演多了一处民间力量；后又于家族企业的台泥大楼打造“台北戏棚”，定期安排京剧、杂耍、台湾原住民舞蹈、歌仔戏等节目，让观光客接触体验中华文化。
罗大佑 若将罗大佑的创作歌曲依年份排列，俨然是部台湾非官方断代史。他并非出生于台北，却没人会否认他是台北人的代表。当他呐喊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时，触动的不只是无数从他乡到台北来奋斗打拼的游子心灵，还有迷失在霓虹灯虚颜假色中的台北人。他批判社会现象，批判文化的贫乏，批判政府，但人人都能理解严酷批判背后企图引发的是内心真实自我的觉醒，道出了人们敢做却不敢说、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与其说罗大佑的想法就是大众的想法，不如说大众的想法由他做了最适切的代言。
最不能代表台北性格的人
李敖 一个无人不知却令许多人讨厌的名字。他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又辩才无碍，却动不动对人提起诉讼、引经据典打赢官司；他多情浪漫风流倜傥，却藏不住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封建思想；他聪明绝顶吸金有方，却长年穿同样的红外套，看不出金钱带给他的品味和快乐；他时时语出惊人，擅用媒体力量成为注目焦点，却被指控只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以图个人之私。这样的争议性人物，很少有人愿和他沾上边。但如果台北缺少了关于他的话题，一定会变得枯燥无味。
榜样：大无畏
在台北谁都可以说任何事情，而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娱乐的精神去诠释，从色情业到政治均是如此什么都可以摆上台面来讲，什么都是可以编写进史书的事件。媒体对台北民众的无微不至已经深入人心。精英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大胆地干事业，干文化，干生活，甚至干规划。一切都是泡沫，一切又都是顽石。
衰样：做作
也可以称为做秀。上到“总统”、“市长”，下到普通民众，谁都在导演一出戏，谁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被精心布置之后的套用公式，包括政治口水战和各党派议员间的武斗，这很让人担心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台北是政治文化娱乐中心，每天发生的任何一幕都被吊足大众胃口。另外，精英阶层的势利眼和矫揉造作，让人感叹“丝毫不亚于江浙沪”。并不是只有GDP领先的城市，才值得我们铺陈其性格，一些二三线城市也会精英辈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它们因为不太被权力世界关注，少了些烦杂欲念，多了份质朴高贵。在这些地方，也会传说着诸如约克公爵、萨德侯爵、基督山伯爵、冯·乌尔曼男爵之类的精彩故事，一曲曲把酒问歌，一段段才子佳人闲话，一则则显赫家族传统，无不叫人回味。
甜姜苏州
性格榜样
苏州精致，回味悠长，这味来自苏州的“甜”，菜甜，人甜，嘴甜。但甜得多了，也有人嫌腻，说话糯笃笃，气质也仿佛带着几分酥软。这个词用来形容女人不算差，评价男人则难免感慨。于是为苏州正名为“甜姜”，又甜又辣，柔韧，又不乏气势，两种融合起来的味道，算是更加有“后调”。
苏州的大户人家居住在层层叠叠的园子里，不问世事。姑苏多雅士，实为殷实所致，有故事为证：苏州某丹青世家，以一把旧琴答谢友人。得琴后，请名匠略加修复，以10万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价）卖出。一两年后，此琴赫然见于香港拍卖会图录封面，拍价近200万港币。这倒不是那家主人无知漏出，实在是因为这把“破琴”在他们家纯属小玩艺儿，这户人家也实属苏州城中等家庭。
都说苏州挺甜。烧菜糖放得多，味甜；待人三分笑，人甜；说话糯笃笃，连打架都先通告：“阿要请你吃拳头喏”，挨了打还是人家“请”的，没得说—嘴甜。一曲评弹，更是甜得把人推到了云里雾里，只觉得酥酥软软，浑身舒服，飘飘欲仙矣。
苏州是用文化堆砌起来的城。春秋时伍子胥受命建造的阖闾大城，历经二千五百多年至今无大改变，成为我国弥久现存的“第一古城”。在这围城里，园林、丝绸、美食、戏曲、评弹、书画、中医、冶铁、商业，乃至苏绣、缂丝、宋锦、玉雕、檀香扇、桃花坞木刻年画等工艺品的名声都像长了翅膀一样往外飞，围城里的人们在战争之时，则享受到了文化带来的生活的充盈。
有文化的城市是幸福的，但创造和传承文化是要付出艰辛的，苏州人在运用智慧、花出劳动的同时，还孕育出了一种叫做“坚韧”的东西。苏州作家陆文夫在谈创作时举了个建造园林的例子，“今天挖一个池塘，明天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厅堂，后天造点儿小桥、小亭，再后天垒起一座假山，中有奇峰突起……若干年后形成了一座园林”，这就是不屈的韧劲，苏州人在甜糯的同时并不缺乏这种精神。
金石篆刻家蔡廷辉就是一个不缺乏这种精神的人。他自幼生活在苏州典型的深宅大院，父亲为著名金石篆刻家蔡谨士。他随父学金石，习古画，渐渐喜欢上有“凝固的诗、立体的画”之称的园林。现拥有两座私人园林，其中“翠园”曾被称为“解放后个人出资建造的第一座私家园林”，开一代风气。
文人雅士造园，为求“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美，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蔡廷辉为了他的园子，曾经倾其所有，几十年坚持下来，倒也博了一方美名。从选址、设计到园中景物篆刻，无一不是精心打理。如今园内青山绿石，泉水伴鸟鸣，清风递花香，春日卷帘，新柳滴翠；夏日纳凉，窗外桐竹摇荫；秋日诵诗，可夜听芭蕉语；冬日煮茗，亭前梅花飘香。唐寅的《吴门避暑》被蔡廷辉镌刻在清泉流经的崖壁险滩上，气势雄浑，按照设想，他还要把醉石山庄做成一个专门的摩崖石刻的园林，穷其下半生把古今东山诗句尽刻崖上。
这使我想起苏州有一种叫“甜姜”的东西，就是将嫩姜盐渍后浸泡到糖水里，吃起来又甜又辣，味重却爽口的下粥菜。蔡廷辉就似一块“甜姜”，不愠不火，又愠又火，该愠时愠，该火时火，心甘情愿地浸沉在苏州的文化糖水里。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我想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文人的秉性吧？
其实，苏州人多似一块“甜姜”。在软文化糖水里浸泡的苏州人，烂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先贤的至理名言，硬邦邦?地把虚幻的“天堂”打造成了一片切实的人间乐土。今天，温文而雅的苏州人已不仅仅给人一种糯甜的感觉，姜的辛辣已经融进了苏州人的性格，已经融进了苏州城市的性格。耍家成都性格榜样
成都人好耍，但耍得有名堂。在蓉城，你可以理解吃饱了饭的人民如何钻研怎么玩，但人家毕竟玩得有模有样，俨然一个耍家天堂：不怕好耍，只怕耍不好。身处天府之国，生活滋润兼好耍。成都人常被人诟病“闲散”，恰是这份闲和散，让成都人有时间有精力，回味传统的，探索新鲜的，固守着，也猖狂着。
沿着都江堰向东，一座城安静屹立在水边，走近些，听到了一些声音，有集市吆喝的叫卖声，有姑娘们银铃般的嬉笑声，有清脆的口哨与鸟鸣声，有杯碟茶碗的碰撞声。各不相干，又各得益彰。成都城里有两条河，一南一府，河两岸永远都摆满了竹椅，沏了刚下的新茶。
尽管成都常被人诟病过于闲散，但在成都著名国学家张昌余看来，成都人追求休闲是“敢为人先”。“在成都的金沙遗址以及附近广汉的三星堆遗址里面，有好多金玉饰物，大都是用来装饰美，用来玩，用来休闲”。唐代有“扬一益二”（注：扬州和益州，益州乃成都旧称），当时成都是音乐之城。杜甫赞叹：“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陆游来了也惊叹：“穷巷深夜闻吹笙。”
“懒散”惯了的成都人，其实做了不少颇有开创意味的事。蜀都商人樊建川就是一个例子。从辞官、经商到自己建博物馆，这个在成都古镇安仁建民间博物馆的人，三十多年来致力于近代生活文物收藏。2005年开馆的建川博物馆凝聚着他毕生的收藏理想，“我打算建23个博物馆，形成建川博物馆群落，现在已经建成了10个。”
没事就去逛逛成都花鸟鱼虫市场,一逛便不走，一掷千金不说，只要是真东西，无论是石碑还是牌匾，一律抬走，有时候装几辆车都不够。建川博物馆闻名海外，“耍”出这样的名堂，樊建川算是第一个。
成都人就是有耍出名堂的本事。锦城名士车辐，一生好美食，被轮椅推上街，还要买个蛋卷冰淇淋，边行边吃。九十高龄之时出了一本书，专讲好吃与美食。年轻时，在旧成都做记者，省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他往往到前面一排去坐。有的进步记者因此嘲笑他，连这种会都要去参加。他说，“我不能不呀，人家的糕点是在耀华(当时的品牌食品店)订制的！”曾有人写车辐的家宴，形容“看他烧菜，真是大将风度，一丝不乱，举止有序，温文尔雅”。
成都文人流沙河用来评论车辐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成都人那份耍出名堂的从容和灵气，“我观其人，应是天上星宿下凡”。唰喇武汉
性格榜样
当年的大汉口，其繁华程度，恐怕只有大上海才能媲美，如今繁华散尽。武汉人仗义、爽朗，唰喇——意为爽朗，但也暴躁，直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习惯来看，唰喇这个词疑似拔刀子的声音。但交往下来，也许明白那也许是炎热酷夏打开一把扇子，送你一阵清风。
大汉口时期的武汉人，是住在三街五巷里真正的享乐分子，每天下班回家吃饭之后，便开始隆重地梳洗打扮，出门逛街或者去莺歌燕舞。
武汉人出了名的火气大。“武汉话家”何祚欢解释：“很多外地人都会觉得武汉话很‘凶’，说话像在吵架。武汉话的调，跟武汉的经济地位有关。”爽朗，武汉话叫“唰喇”，不像个形容词，倒似象声词—书翻得很快，唰喇；箭射得很快，唰喇；衣襟带风，出手很快，也唰喇。不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看，怀疑那是拔刀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武汉人来说，“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
快则爽，叫“爽快”；爽则朗，叫“爽朗”。爽朗是武汉人性格的核心。这倒是和外界冠以“码头文化”之名不谋而合。码头上是些什么人，无非是占据一方的地头蛇，主要工作是收保护费，忙着召打手、圈地划势力范围。武汉人之“匪”恐怕是外界对他们的大致认识。
何祚欢说了四十多年的湖北评书，被称为一代评话名家，影响了好几代人。举手投足之间，端的是妥帖稳当，德高望重。在武汉人都自觉武汉话不好听的时代，惟有他，能将“硬邦邦”的武汉话，讲得自然亲切而又不“扎人”（注：武汉话，意指语调急速尖锐刺耳）。
从老汉正街走出来的何老先生，从小接受的教育—吃饭、行走、说话、穿衣，都有姿态，用老武汉的话来讲，那就是“派头”。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文化修养和身份地位的家庭慢慢“韵”出来的味。大汉口时期的武汉人，翩翩公子，西装革履，玉树临风如浊世佳玉，女士着旗袍，珠光宝气，摇曳身姿不亚于《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叫自己包的黄包车送到戏园子里，听戏或者是跳舞，那叫一个滋润。
何先生年逾古稀，声音朗朗，聊到“话家”，兴致盎然地说：“京剧有名的‘老生三鼎甲’，都是湖北人。凡是唱京剧的都得学他们的调调，这样才有了湖广韵的流行。包括豫剧也用湖广韵的腔。所以武汉话的影响，在中国戏曲里头统领二百多年，跟它的经济地位绝对分不开。上世纪三十年代老电影里头就经常可以听到武汉话，是很正常的。”
也许武汉人的唰喇是种有些失意的友好。当年像拔刀就拔的霸气渐远，武汉或许放下了执著，人多的时候打打嘴巴架，酷夏十分，淌着汗，吃碗热干面，悠哉悠哉过他们的日子，只有那份直率还在。精明温州
性格榜样
温州人天生有“商”性，精打细算，善于发现，创造财富。世界上似乎任何角落都有温州人的身影，他们的精明也常常为人诟病为“精与算计”，其背负的名声可以仅仅是因为抢了当地人的生意。温州人“思变”，不停在寻找新机会，寻找新的商业荒地，但温州人也“守旧”，至今仍坚持行十二月令的传统。
温州富，声名远及海外。曾有媒体戏谑地称“温州人经常历险”，经历过西班牙火烧温州皮鞋，土耳其制裁温州眼镜，俄罗斯“拉货封库”温州商品等事件后，温州仍被誉为“存在于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温州人热心关注全球灾难事件中有没有温州人死亡。
温州人精明，似乎既褒又贬，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四处闯荡，占据外地人忽视的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过于耀眼的财富光芒背后，掩盖的是温州上千年的商都文化内涵，可谓“但见其富，不见其美”。南宋永嘉学派，首倡经世致用，北宋咸平，首列对外经商。这算是温州式精明的又一释义：善于发现，敢于首创。
木雕工艺大师高公博算是一个“精明”的艺术家。他出生于雁荡山麓的浙江温州乐清市，这里正是浙江黄杨木雕的发源地。高公博从不像其他木雕师一样，苦苦修正木头上面的疤节，他发现，那些在自然界中历经了风雨的黄杨根块有着正统木材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美丽，根雕不仅是发现美，还是发现生命的过程。“每段木头都是有生命的，它们都在渴望着和你交流，我的任务只是发现它们，把它们找出来。”
他曾这样说自己的雕刻经历：“我把这段树根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觉得它本身就是个艺术品，我想到柳宗元的《江雪》。于是我拿起刻刀，只在顶部凹陷处精心刻出渔翁饱经风霜的脸部，又在根的底部撕裂处刻出一只赤脚，其他都没有雕，一个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就活脱脱地诞生了。我好像听到他说，我在这木头里面藏了几百年，还是被你发现了，今天你终于让我见到大千世界了。”
就这样，几百年来黄杨木雕先立意后找木料的传统方法被打破了，于是他走出了禁锢他创造的传统圈子，跨出了黄杨木雕几百年来的局促。在人物造型上他力求保留物体的自然质地和美的形态，在雕刻技法上他大胆采用以少胜多恰到好处，由表入里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根雕的美，全然在奇特复杂的素材中悟出多变的形象以期达到有意相求求之不得、无意相求反而得之的“人天同构”艺境。
温州人思变，但也守旧：“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五；六月六，洗垢蹉；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温州人至今还坚持着几百年传下来的传统。温州有故事，只是因为财富的光芒太耀眼，让人看不清光芒后面隐藏的东西。
琴浸厦门
性格榜样
鼓浪屿的本质，是一个社区，但现在它的本质在不断地衰败。以前华贵雍容的巴洛克式五层别墅“八角楼”昼夜灯火通明，人们弹琴唱歌。这种生活如今或许远去，厦门人已经习惯闲坐饮茶，“不思进取”，或许只有看尽烟花之后，才能品出一碗热茶的味道。
厦门心态特别好，正面的可以理解成居“海上花园”，所以泡茶，听涛，弹琴，有恃无恐，却也一直遭人诟病“不思进取”。厦门人从容温柔但也不失力量，抗议PX项目可能算是“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厦门人却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照例过慵懒的日子。
三百多年间，厦门经历了几起几落，唯有涛声依旧、琴声依旧。这个美丽的城市，也在兴衰迭替中养成了宠辱不惊的性格。所以外来人易中天说厦门：“厦门人的文化性格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可思议。”钢琴家殷承宗算是一个例子，不管命运顺逆通达，他始终淡然相对，只是以十指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诠释着这个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蕴。
殷承宗的父亲殷雪圃是台湾移民，曾奉敌伪之命组建“厦门劝业银行”。钢琴却承载了殷承宗美好的童年记忆。上世纪40年代的鼓浪屿，是抗战胜利之后留洋归国人的天堂，岛上文化兴旺，琴声悠扬，派对、音乐会接连不断。大哥祖泽虽是学土木建筑，可钢琴弹得很好，歌也唱得好，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还买回来当时颇为时髦的落地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殷承宗的姑夫林文庆—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离开厦门去新加坡前，把一架钢琴留在殷家一段时间，殷承宗与钢琴的一生渊源从此开始。
跌宕起伏的际遇没有影响殷承宗太多，他的琴技如今更加炉火纯青，而他也更多地在故乡栖留。殷承宗在鸡母山路的故居如今已是游客搜寻的景点，但游客们可知道，也许刚才在鼓浪屿幽静的街巷与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个矮胖老者，就是主创和首演了《黄河协奏曲》的钢琴大师？
有人抱怨厦门这个城市缺乏激情，其实它只是看尽三百年风风雨雨之后，更淡泊、也更坚定。这个城市已不会为那些“茶杯里的风暴”一惊一乍，它的城市性格是平静水面下的从容、大气，就像现时的殷承宗指尖下流出的音乐，褪尽火气、返璞归真，然而仍然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