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大动脉电影:中国农业：非洲的榜样?

中国农业：非洲的榜样?

非洲国家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试图提高农业产量。在研究新方法的过程中，许多专家正在从中国令人瞩目的农业成就中寻找答案，该国在过去30年中让数亿农民摆脱了贫困。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和发展项目正在不断增加。中国模式与非洲大陆存在怎样的相关性？

当然，中国与非洲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同质人口结构的单一国家，它拥有强大而稳定的中央政府；在各级都拥有发达的公共部门机构、基础设施和能力，并拥有悠久的水稻和小麦种植传统。非洲由53个包括不同的部落、民族和语言的国家组成。许多国家的领导层不稳定，其公共机构和基础实施要么不存在，要么较弱，在政策和规划方面很少能够达成共识，大都有后殖民地的遗风，气候和健康条件严酷，以及并不适宜绿色革命的农业传统。但是，与中国相比，非洲也拥有某些重要的竞争优势——比如更多的可耕地和水资源，以及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的人口。

重大农业改革必须以政治领导人对其优先地位的宣传和执行作为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中国致力于快速提高食品产量和农村收入的承诺，是“改革开放”这一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议程的中心支柱。事实上，中国的农业改革并非独立的目标，而是为更广泛的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战略。其目标是创造食品安全性、农村稳定性、剩余收入和劳动力供应，以便推动更广泛的工业发展。在非洲，有太多的时候，农业政策要服从于具有更大政治影响力的城市利益的需求，并成为其他发展政策的副产品。

此外，企图以外科手术式的方法（如重点加速一项投入或其它投入，如化肥、种子或灌溉）来解决农业难题的努力，在非洲各地均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投入被作为一种政治货币，转变成了被政客们用来交易和滥用的商品。因此，以农业改革为中心的强大、全面和完整的发展与投资政策必须作为非洲的出发点。

人员和项目固然重要，但是，制度却能够持久，并能促成真正的变革。中国在一开始就在各级和农业价值链的许多方面创建了制度能力。其中包括研发机构；世界上最大也最为全面的农业推广体系；国家、省和地方各级的信贷和融资能力；以及管理种子、灌溉、生产、市场整合和出口支持的体系。尽管中国强势的政府机构难以复制，但是，建立健全而必要的机构并确保提供必须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但是，其高明之处却在于采取小规模的实用的方法。中国改革的推动力集中于小农户，微观层面的项目、在每一个村庄的推广、强调小型工具、机械和系统的农业工程、促进自我融资的激励措施、反复不断的改进、以及一点一滴的增量学习都自我证明了它们的价值。与此相反，非洲领导人和西方捐赠者和投资者不时地尝试用大规模的模式和扩展式的计划来解决问题，结果，并不适合小农户。

人们很容易被忽视技术在中国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创建或扩大了数十家专注于农业创新的研发机构和大学。该国采用了新型的种子、化肥和水利设施；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促使农业经济学蓬勃发展；多达100万人的推广服务队伍建立了与农民的直接联系，确保提供适当的培训并帮助掌握新知识；政府还支持私人投资，以确保进一步的创新。

迄今为止，非洲的经验常常对技术和推广服务重视不够。但是，重视技术和推广服务对弥补在生产率、市场进入等方面的差距至关重要，而这些差距正在不断抑制农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除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外，非洲在将中国农业工程和技术转移到非洲方面，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但是，在未来10年，随着更出色的分销渠道的出现，随着将技术与当地条件相结合的更为成熟的模式的普及，以及中国政府通过投入数十亿美元巨资的承诺对中国的私营行业投资非洲给予强有力的鼓励和支持， 成功的经验或许能够遍地开花。

毫无疑问，在将中国的经验和机遇用于非洲农业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中国与非洲在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问责制和创业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非洲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启迪来源却是明智之举。一方面，非洲人应该考虑中国咄咄逼人的农业扩张所产生的负面后果：环境恶化、劳动力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但另一方面，中国将通过巨额援助、投资和战略项目，继续成为非洲所有经济发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提高农业生产率和食品安全性的许多具体方法，如果适合非洲的社会和现实，或许能够帮助世界上最为贫困人口中的更多的人大幅度提高其日常生活水平。

作者简介：

Steve Davis 是麦肯锡公司社会创新总监； Jonathan Woetzel 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

作者谨对aron Flohrs、Lutz Goedde、Kartik Jayaram、Katie King、Chris Maloney、Jens Riese和 Amine Tazi-Riffi为本文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