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溪门票2016: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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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

(1918~ )

Solzhinitsyin,Aleksandr Isaevich

 

苏联俄罗斯作家 。1918 年 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一教师家庭。曾为莫斯科哲学文学语言学院文学系函授生 。1941 年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毕业 ,同年应征入伍 。1945年2月因在与友人通信中指责斯大林而被捕,判8年监禁。1953年2月刑满获释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1957年恢复名誉,后在梁赞市任教员。

 

1962年发表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品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他从此出名。翌年接连发表《玛特辽娜的家 》等3个暴露社会阴暗面的短篇小说。几年后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均未获准出版。后因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 ,同时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新作长篇小说《 1914 年8月》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1974 年2月他被驱逐出境到联邦德国,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1978 年6 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 ,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 1918~1956 年苏联集中营的情况 ,并称到70年代,集中营虽已被废除多年,实际它依然存在。《牛犊顶橡树》是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其中讲到自己作品的遭遇。另两部均为长篇小说,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表明作者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80年代末以后,作家被允许回国,原来遭禁的一些作品也已陆续在国内出版。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

 

 

我看书很少,索氏放逐后的书都没看过;沙皇怎样如同作者说的那样,跟斯大林和苏联究竟怎样我也难知真实。但我想,虽然我对祖国历史,包括思想史,也很糟不甚了了,但我对“不得人心”的新儒家,很打抱不平。我对于面对恶政睁眼说瞎话者,极其鄙视痛恨,对为不正当利益而强词夺理,为秦始皇歌功颂德者,极其鄙视痛恨;对其他人,一般只要他秉持良知,说自己的真诚的心声,即使他说错了,例如真的沙皇十恶不赦,例如孔子真的害了我们祖国,如同作者说的对害自己的邻居和狱警评判,不轻易否定,因为人难免有局限性。我甚至认为,即使身处恶政,有人善良而幼稚,以至于轻信骗局,认同自己亲历目睹的只是一个小指头,祖国成就伟人功绩是足以抵盖小指头的,或更有甚者,把疑似骗局看作善意的寓言神话童话,对这样的人不要轻易否定,因为这样的人虽然可能幼稚,但这幼稚恰恰是伟大的良知,伟大的童真。

 

我再强调一下,不是现在也有人为沙皇“平反”,为斯托雷平“平反”吗,不是也有人为慈禧为李鸿章“平反”吗?正如蔡元培那样,只要人家“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底线是不强词夺理,不睁眼说瞎话,是凭着良知!就像日前这里有人在确实难知真情下,痛批奥运假唱,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作者原文透露的良知之可贵。

 

任何社会都需要批评,拥护自由民主,不等于就拥护美国社会的一切,在这里,用得着爱国愤青为专制主义辩护的一句话: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美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能因为这些缺点而否定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而专制制度就不是有没有缺点的问题,它是一个反文明、奴役大众的制度。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良心

 

作者:王志龙

 

大风雪扑面而来。一行人离开了贵族之家、离开了温暖的火炉,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艰难的在泥泞的小道上跋涉,其中不乏衣饰华丽的贵妇,或搀扶、或依偎着身边的男子。这些人是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从此,西伯利亚那茫茫雪原,成了殉难者的殇城。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革命家被专制政府流放到这片苦寒之地。

 

但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又跟上来了。1864年5月, 在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法庭执行象征性死刑。一位少女勇敢地冲上前去,把一束鲜花献给这位所谓的叛国者。一位马车夫在流放途中更是以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是呀,不仅马车夫知道,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伟岸身影,至今仍是矗立在我们心头的丰碑;俄罗斯知识分子忧郁而热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曾经炙烤和荡涤过我们的灵魂。有人说,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

 

俄罗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犹如凤凰涅槃,诞生了众多富有良知和道义担当的作家与诗人,像群星璀璨,刺破黑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波罗留勃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勃洛克、丘特切夫…….哪一个名字不是光芒四射?而我要说的,当代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他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获得举世公认。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推崇为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

 

索氏的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座献给遭受极权主义迫害的全体受难者的纪念碑。

 

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在国内实行大清洗,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只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潜在的思想敌人而被捕。昨日的战友,今天便成了阶下囚。“被杀死、被集体化折磨致死的人数,加上被斯大林镇压的人数大约在700—12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当时全苏居民总数的一半。”(〔俄〕《俄罗斯文化史》,第526页,商务印书馆,2006)同样,意识形态的专制较之沙俄时期可谓已臻登峰造极。在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垄断下,人们谈不上任何的言论自由。就连左倾倾向十分明显的法国作家纪德在《苏联归来》一文中,当时都是这样描述的:“在苏联,关于一切问题,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出现一种以上的观点,这是事先便认定的,而且一劳永逸。再者,人们的思想已然这样锻造成形,随大流便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不知不觉了,以至于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入虚伪的成份。果真是这些人干了这场革命吗?不,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教给他们适宜知道、思考、相信的东西。可不能另有他想!这样一来,每次和一个俄国人交谈,就像和所有人交谈一样。并非每一个人一字不差地服从某个口令,而是一切都搞得人不能不相像。想想吧,那种思想锻造从幼年便开始了。”

 

1945年2月,炮兵连长索尔仁尼琴在致友人的信中不指名的批评了斯大林,信件被军事反间谍机关发现,他随即遭逮捕,同年7月被判处8年劳教。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释放后,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实际上还是一种流放。直至1956年苏共20大前夕,才为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一条浮出水面的深水鱼,似乎骤然的减压使他难以适应。不过他也明白,“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但是,他没有沉默。1962年12月,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反映在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准终于发表。“他的作品为许多人增添了勇气,加速了个人和人民的自我意识的提高过程。”(〔俄〕《俄罗斯文化史》,第614页)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后,赫鲁晓夫被废黜,苏联的“解冻”时期结束,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在自由“不能透出光亮”的险恶环境中,索尔仁尼琴以《牛犊顶橡树》(此为作者的一部自传书名)的勇气,冒着再次被监禁的危险,创作了三卷本的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群岛是取其象征意义,即到处都是古拉格下辖的劳改营。)。该书以白描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这样的作品在国内自然是无法出版的。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书稿被带到国外,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面世。翻开这部煌煌大作,在卷首的序言中,索尔仁尼琴不无悲凉地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书中不仅有作者的切肤之痛,而且大量的史料来源于二百二十七位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这是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大书。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金眼看就要像令人愉快的雪花飘落到索尔仁尼琴的头上。但他并未因此飘飘然。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无拘无束的国度里,如何对待一位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呢?那是全民族的胜利。对于作家本人来说呢?是生命的高峰、转折点。”“那么,在苏联专制制度的国度里,对于作家荣获诺贝尔奖如何看待呢?漫不经心,不予重视,或者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或者湮灭无闻地毁掉。……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都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事实正是这样,而且事态的发展比作家本人的估计更为恶劣。在种种阻拦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努力失败之后,苏联当局千方百计防止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连勃列日涅夫都暴跳如雷地发出最高指示: “按照我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根据把索尔仁尼琴关进监狱,因为他胆敢攻击最神圣的东西——攻击列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维埃政权,攻击一切我们最为珍贵的东西。”从此,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可想而知。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面包没有了,煤气没有了,莫斯科的户口也没有了,索尔仁尼琴像无家可归的游子飘流海外。然而,他并未屈服。他仍然坚称:“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在《古拉格群岛》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作者当年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三十年后,缀有镰刀、锤子图案的红色国旗竟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降落。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

 

历史有时也竟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滑稽可笑。

 

1994年,索尔仁尼琴在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祖国。他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首先来到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走下飞机舷梯,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岁月的流逝,舔尽了往日的斑斑伤痕。但是,人类的苦难史,前人在追述时又怎能一笔带过呢?我们文革十年浩劫的历史为何诞生不了一部中国式的《古拉格群岛》呢?这不知是天问还是天听?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俄罗斯谚语云:“忘旧事者失去双目。”索尔仁尼琴也在《古拉格群岛》中告诫后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

 

富有喜剧意味的是,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节那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后,88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得到了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克里姆林宫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索尔仁尼琴获得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奖金为500万卢布。作家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前来领奖。颁奖典礼甫一结束,普京总统立即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的家中亲自拜访。

 

两位俄罗斯的当代文豪和政坛巨星惺惺相惜,互致敬慕。普京总统称赞索尔仁尼琴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这难道不也是索尔仁尼琴历经坎坷,遭遇监禁与磨难、放逐与回归、屈辱与殊荣后,给我们的谕示吗?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良心!

 

(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八月三日夜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录此旧作,以示哀悼。)

 

整个体制的谎言与一个人的真话——祭念索尔仁尼琴

 

                               作者:水中沙

 

2008年8月3日晚,俄国“先知”作家索尔仁尼琴病逝于英国伦敦,享年89岁,已属长寿且寿终正寝,没有任何理由悲痛,但在遥远陌生的中国,一个而立之年默默无闻的青年,在午夜沏上一杯绿茶,点上一支香烟,在键盘上敲击着古老的中国文字,以表达敬意。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异国老人送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有很多,但没有一个作家享受过此等殊荣。我们纪念他、敬仰他,主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些伟大的作品----尽管这足够重要,而是因为他在险恶政治环境中,坚持讲真话,像一只在黑夜里呱噪的乌鸦,为极权体制敲响丧钟,这足以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为此他确实曾遭到了囚禁和流放。

 

瑞典皇家学院于1970年授予索氏诺贝尔文学奖,无庸讳言,这是自由世界对索氏的承认,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扶助和庇护。因此,难怪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但自由世界的人们很难真正进入索氏的内心,很难感受“铁幕”背后那些讲真话的人们,是如何在付出代价,是在担当怎样的风险?哪怕一个作家的抽屉文学,也要面对无处不在的偷窥和监视。

 

对极权体制的认识,英国的乔治.奥维尔已经足够智慧和深刻,但仍然显得笼统和概念,《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篇伟大作品,其寓言化的漫画风格,是理性思考而非经验的产物。这与乔治.奥维尔缺乏与此相关的实际生活经验有关,一个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缺乏切身的痛感,总显得雾里看花。人们在由衷敬佩奥维尔天才预见的同时,是把奥维尔当作一个作家甚至一个哲学家来看待,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段悲惨历史的见证,是一段苍凉历史的复原,是真实事件和个体经验的累积,面对那段历史,索尔仁尼琴不需要呕心沥血去编纂细节,完善一个有看点的故事,他只需要在黑夜里点一盏蜡烛,将自己的遭际缓缓倒出,就足够惊世骇俗。因此索尔仁尼琴与其被视为一个作家,毋宁把他当作一个受害者,他的作品更像是受难笔记而非小说。

 

斯大林时期,整个苏联人都成了领袖政治权力角斗场上的祭品,除了领袖,每个人活得都诚惶诚恐,担心秘密警察随时敲门然后让自己消失。有回忆录记载甚至赫鲁晓夫、贝里亚等人都异常害怕领袖,斯大林晚年异常残暴多疑,对任何人都怀疑,为考验赫鲁晓夫,曾恫吓说曾调查赫鲁晓夫具有犹太人血统,吓得赫鲁晓夫出了一身冷汗。当一个党内二把手都诚惶诚恐、伴君如伴虎的时候,普通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极权体制下,个体从肉体到灵魂都遭受摧残,但往往有苦难言,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隐痛。它时刻伤害着你,但却能用一种自洽的理论证明他们崇高无私,你可能觉得有些地方不对,但往往只是一种模糊的意识,你很难清晰的梳理进而反驳他。除非你完全跳脱他们的价值评判体系,否则,你就会像《一九八四》中那些思想犯一样最终心悦诚服的说服自己错了。

 

归根结底在于,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当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便形象地体现出这一点。极权体制只要有三条公理性前提,就可以使得整个极权体制成为逻辑上严密的自洽体系,如同庞大繁杂的欧氏几何的理论体系取决于几个公理性存在一样。第一条公理: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第二条公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第三条公理:手段服务于目的,手段不具有独立价值。

 

只要这三条公理不被质疑,那极权体制表现出的暴虐、非人道、弥漫性谎言都将是应然的痼疾,是不治之症。极权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并且越是社会底层所受极权伤害越重,但绝大多数的人们由于受限于知识背景、信息资源而不能认识这一点。

 

另外一部分人,虽然能认识到这一点,但面对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暴力机器,恐惧让他们三缄其口,这类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持续性的冲突状态,有时为了缓解这种冲突,故意压制自己异端的思想火花,掩耳盗铃,既然极权体制如此强大、无所不能,卑微的个体想挑战整个体制,无异于以卵击石,索性就从心底里认同了极权体制,此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百姓在被问卷调查或采访时都习惯于说谎,而且丝毫不会难为情,偶尔出现一个不说谎话的人,人们对他也并不感冒,似乎说谎才意味着你心智正常,否则就是傻冒。汉娜.阿伦特说“现代独裁与所有过去的其他专制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恐怖不再被用作消灭和恐吓反对者的一种手段,而是被用来统治那些完全顺从的民众。”按照阿伦特的观点,这一切应该源于恐惧。但似乎很难解释的一点是,有时候这种问卷调查或采访未必是国家操控的行为,不具有给你穿小鞋或秋后算账的可能,但人们仍旧习惯于说谎。这才是极权体制的可怕之处,它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规训与惩罚,让每个人自觉地在精神上去势,自己成为监视自己的秘密警察,无需外力的胁迫。

 

于是讲真话成了最大的异端。索尔仁尼琴在面对整个体制性谎言所织就的大网时,执拗的一个人讲起了真话,最初只是讲给自己,偷偷的写下来,放到有锁的抽屉里,根本没有指望能付梓出版。然而幸运的是,苏共高层权力交替的敏感时期,他成了赫鲁晓夫打击斯大林的一个棋子,给了他浮出水面的机会。于是,一个人的真话横空出世、石破天惊,既沉重打击了斯大林,也动摇了极权体制的基石。

 

这就是索尔仁尼琴,因文学让人尊重,因真话让人铭记。

 

仅以此纪念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异端。

 

2008年8月5日急就于深夜

 

 

 

 

 

 

 

索尔仁尼琴:一个敢言的人

 

作者:毛牧青

 

曾经有一本书,被当年的苏联所禁止出版,在我国也一度被列为禁书。

 

它的作者是一个地道的前苏联公民,一个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担任过抗击法西斯的的红军中尉,一个正直敢言的俄罗斯作家,一个二战后期因“污蔑”斯大林而入“古拉格”的“劳役犯”,一个“恢复名誉” 后屡教不改针砭时弊不言悔过的思想家,一个被当年苏维埃作协“一致”认为的“叛徒”,一个流亡国外达20年之久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就自己所经历和体验的“改造”写了一本小说,就是这本禁书《古拉格群岛》。

 

这本书我是前几年读过的,印象很深。它的作者叫索尔仁尼琴。

 

索翁的存在,或者说这一部《古拉格群岛》,足以让一些逆潮流而动的人感到极端恐惧和仇视,让一些人们更了解了斯大林专横时代的一些震颤良心的内幕和罪恶,让世界所有热爱自由民主平等的人们感受了人格和真情。正是他这本书和其它先后的一些小说,改变了他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他如同当年的科学家萨哈罗夫等人一样,被当时的苏联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他以自己的众多良知小说,赢得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全球为人们所尊敬。

 

这里先简单罗嗦几句自己对曾阅读俄国和前苏联小说的历程。

 

多年前对前苏和俄国的艺术,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我都喜爱,尤其是它的小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与苏联正进行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争论,当时自己刚刚是十几岁的孩子,受当时的教育和熏陶,非常崇拜自己国家“抨击苏修”的《九评》经典,笃定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那时国内时兴高尔基、法捷耶夫等无产阶级作家的书,加上早年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和《卓娅和舒拉》等作品中,那一代国人极度崇敬保尔的“身残志不残”、丹娘“反法西斯野兽视死如归”和奥列格、柳芭等青年近卫军队员勇于为理想为祖国英勇牺牲精神。

 

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曾在当时读了我国特意出版的“赞扬斯大林、反赫鲁晓夫”倾向的柯切托夫“反修”小说,如《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读的我如醉如痴。那时我国对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等“污蔑”“修正”的“反动”小说未读就参与批判。那时我国翻译的多为早年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作品,其它“恶意攻击诋毁”的一概列入禁书。更不用说有“复辟”倾向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我国的问世了。文革结束后,我国相继再版了新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历史著名文豪作品,可一些反映当代苏联政局的“暴露”禁书如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仍不能面世。后来通过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读过华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感动的热泪盈眶,算是开禁不久的一篇比较出名的中篇。当然,那时我就更不知道还有个叫索尔仁尼琴的作家了。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年龄的长增、个人经历的总结、阅历的不断多元化,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情的原本真相,让许多本末倒置的东西还了原形。再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苏联解体,大量曾列为“禁书”的好小说、好政论等名著源源不断涌入国内,让人目不暇接广开眼界。呵呵~~现在回忆起来别有一番感慨昂。

 

《古拉格群岛》,就是前些年我读过的一本好书。

 

“古拉格”是“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语单词开头的大写字母缩写简称,是前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群岛”喻意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七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前苏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驾驭材料的能力。书中有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也有尖锐的嘲讽,深切的诉说,是深刻理解前苏联政体的重要参考作品。

 

严格讲,抛去抨击某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人性人格的戕害的客观描述和所指含义外,《古拉格群岛》在索尔仁尼琴所有著作中并非最好的作品。早在1963年,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就奠定了他跻身于伟大俄罗斯作家行列之中。当时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将他同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提倡“新思维”的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总统戈尔巴乔夫也称赞他“曾反对极权主义,并就此写了不少优秀作品,从而表现出他的公民勇敢精神”。对其它有相似国度人来说,《古拉格群岛》的给人跨国度启示,同样是“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所造成黑暗的成因。所以顾彼思此,具有强烈的震撼和反思意义。这也是为什么索翁去世人们遗憾的原因之一。

 

索翁在该书中说:“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他还说:个人不应作为集体的一员出现,当行动与个人有关时,个人便应成为“主角”。而“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些是人道主义的精髓,也是索翁所追求的对个体负责就是对人类负责的终极。因此,人类“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从而消解以任何形式的借口搞特权的思想和行为。他的《古拉格群岛》作品,正是表达了这种“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的主题上。为了守护个体权利和尊严,索翁自己就付出了巨大代价,先是8年监狱之苦,随后又是20年的流亡。同为写流放内容的小说,老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和灵魂自救是“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人性的回归;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的主角,更多的是体现在“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个体尊严精神的守望上。从这种意义上看,索翁表达的现实意义高于早年的托翁。

 

是的。人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公开或隐秘的黑暗地带。为了防止演化为现实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楼”,人类需要个体良知的不断自我提醒自我反省。正如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辞所说赞扬索翁“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大概索翁的永恒精神价值盖于此吧。在索翁逝世之机,我们应该向索翁的精神表达敬意,道理很简单——尊重索翁精神,那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1994年索尔仁尼琴重返祖国,表面看是索翁与自己祖国和政府的和解,实际是俄国当局敢于反省历史、承认错误的一个显著标志。索翁髦耋之年叶落归根虽然晚了些,毕竟让人们感到些许欣慰。

 

归国三年后索翁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但敢言秉性丝毫未改。这段时间他基本放弃文学而改为政论,对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的权力机构腐败、物欲盛行和缺乏民主给予猛烈抨击。1998年他以个人应对俄罗斯的历史责任,和想想“俄罗斯的暴发户”和在“澳门与北京的俄罗斯妓女”强烈反差等因由,拒绝了“圣安德烈荣誉勋章”。索尔仁尼琴后期认同普京的许多执政理念和政策,2006年欣然接受普京颁发的俄罗斯国家奖。尽管国内外人们对他许多举动贬褒不一,但作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和社会先知”、“俄国文学主教”,却为世人所公认所尊敬。

 

作为作家兼思想家的索尔仁尼琴,显然后期格外关注自己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他弃文从“政”,以高屋建瓴的魄力,干预现实的勇气,心系俄罗斯的未来,相继写了《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三部政论著作(即“政论三部曲”)。他通过观察,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命运、问题和药方,都以独到的阐述,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的内涵和追求。连同其它一些政论,奠定了他也是俄罗斯当今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地位。

 

“政论三部曲”有两条思想主线:倡导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为其一,强调俄罗斯民族特性为其二。他不赞成全盘西方化的做法,主张俄罗斯改革的核心应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民主,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显然与同为“持不同政见”的萨哈罗夫的亲西方民主的“新西方派”观点,有着截然不同的对立。他认为,俄罗斯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罗斯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罗斯的复兴才有希望,俄罗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因此,在他的表述中,除了经常拿“西方”与俄罗斯比较,并认为西方世界历来对俄罗斯怀有敌意,也是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的“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同时,他对“下层”这个概念又使用频率最多。从某种意义看,索尔仁尼琴的某些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土壤派理论”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与普京的提倡的振兴俄罗斯民族意识一拍即合、彼此尊重的根本原因。

 

……

 

写的太累了,还没写完,暂且打住吧!

 

当我昨天得知索翁逝世的消息,除了感到哀伤外,第一感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又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走了”……

 

是的!他走了。真正堂堂正正地走了——刚刚以89岁的高龄走的。他的走令世界有良知的人感到非常难过,也让那些读过他的书、了解过他的经历和思想的人感到十分怀念。我们纪念他但也不必太神化他,但他确实在一位值得尊重的好人。

 

我想: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勇于说真话、不怕专制打击迫害的“孤独者”符号,不会从人们的感知里须臾离开;作为一种精神,永远会被那些为着人类进步潮流而英勇不懈奋斗的人们所崇仰。同样,在索翁撼人力量面前,足以让那些甘于屈服专制、阿谀逢迎并为虎作伥的文化“精英”们无地自容的。

 

 

2008年8月5日晚草就

 

有一种良知叫索尔仁尼琴

 

                                 作者:杨耕身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誉世界、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在莫斯科逝世。

 

这个流亡一生的批判者,终生的持不同政见者,竟然能够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安寝于自家的床上。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历史一声浩叹,这位享年89岁的老人永远阖上他的双目时,他在天的灵魂是否仍然注视着一切,仍然存在于“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前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之地,仍然温暖并激励着所有漂泊无依的人类的良心。但无论如何,即使他远去,他仍是一个在请求原谅的人,因为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而这样的一切,也许仍在一如既往地发生着。

 

他以批判者的方式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不为当时的政权所宽容,而不得不半生漂泊。先是因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监狱中度过八年,接着又遭到流放。1962年他发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引起轰动并受到赫鲁晓夫的赏识。但是随着赫氏下台,小说遭到批判。此后他的作品都无法在苏联公开出版。1967年他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直到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甫下飞机,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受害者。”

 

从来国家不幸诗家幸。但谁又能像索尔仁尼琴这样有幸,以他自身的经历与存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黑暗与变迁?他见证了一个政权的勃兴与倾覆,也正因此,曾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这样说道:“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更以自己的方式证明政权并不等同于祖国。他不愿意将他对于祖国的爱,盲同于爱政权。他因此成为最伟大的爱国者。这是直到今天,他仍具有常识与启蒙意义的价值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他回国担任总统。其实,正像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的“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这句话一样,对于世人来说,有一种叫做索尔仁尼琴的良知与坚守,比任何显赫的职位更加重要。历往总统有很多,索尔仁尼琴只有一个。或许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永远为“总统”保有一名坚硬的批评者,是一个更值得庆幸的事情。

 

从斯大林到叶利钦、普京,索尔仁尼琴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俄罗斯的良心”。而怎样对待索尔仁尼琴,却显露出政权怎样的良知。对于邀请他回国的叶利钦,索尔仁尼琴毫无好感,曾经拒绝了叶利钦为他颁发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膨胀、贪污舞弊盛行。以致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不得不“冒险”向索尔仁尼琴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因为普京也并不能确定索尔仁尼琴是否同样会拒绝他的嘉奖。这一次,普京是幸运的,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嘉奖。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为自己坐着迎接普京道歉。普京则表示,感谢作家同意会见他。普京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作为一个异见者,一个批判者,索尔仁尼琴或许并不需要从国家元首那里获得最高的评价,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元首来说,普京的确通过向一个异见者颁奖和作出上述评价,而获得了全世界的敬意。这是历经政权更替之后,我们所能发现的俄罗斯执政者的“良知密码”。我曾深深感动于普京拜访索尔仁尼琴的那张新闻图片:索尔仁尼琴坐在轮椅上,苍老、消瘦、宁静、平和。在他身后的门口,普京正步入室内,他的姿势仿佛生怕打扰了一位作家的思路。的确,在人类良知与终极价值面前,没有权势,没有职位,只有谦卑,只有敬畏。记得当时曾有舆论评价道:“昔日的特工和昔日的异议者,毕竟还拥有着共同的底线,或者说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个底线与共识是什么?我想,至少应当包括对于一个作家自主创作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思想者自由思想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批判者独立批判权利的尊重。简言之,是对人类共同良知以及普世价值的尊重。

 

索尔仁尼琴之后,这个世界有没有更多的索尔仁尼琴?但是无论如何,索尔仁尼琴走了,良知仍在。良知何谓?那正是索尔仁尼琴所坚称的:“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如果我们同样坚信,我们将同样获得并且拥有。

 

 

 

 

 

 

 

索尔仁尼琴:饱受争议的俄罗斯良心

 

                                  作者:昝爱宗

 

俄罗斯时间8月3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时期以揭露苏联"集中营"黑幕成名的大作家,当时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是苏联的"右派"。尽管另外一名大作家肖洛霍夫称他"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患有夸大狂",但苏联最高当政者却不以为他精神不正常,而是害怕他表现得太正常了,因为民间称他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剥夺其苏联国籍,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成为"美国荣誉公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索尔仁尼琴是个良心作家,中国有和他相比的作家恐怕就是病逝美国的刘宾雁了。如果说索尔仁尼琴是个偶像式人物,象征着对苏联文字审查制度和压迫的反抗,那么写出《人妖之间》等大作的中国作家刘宾雁,正是一个捍卫创作自由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象征着1957年反右以来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化一元化制度的不屈服。

 

作为一名作家,索尔仁尼琴遭遇的诋毁恐怕也是最多的,但他并不畏惧,而是不顾个人得失将揭黑幕进行到底。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开苏联时期斯大林推崇的大作家高尔基光环叠加下的虚伪一面:上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别拉诺夫的俄国犯人逃亡到英国,根据自己在索洛维茨岛监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部书,揭露了那里地狱般的生活。苏维埃当局大为恼火。为了驳斥这本书,有关方面决定请高尔基视察索洛维茨岛,他的证言是最好的反驳。监狱主管们立即驱赶犯人把肮脏的小泥屋用白灰粉刷一遍,干草铺全换成崭新的被褥,用没根的云杉埋在路旁打扮出"林荫道",平日只用盐水煮青菜的犯人食堂也飘出了肉香。如此形式的苏联时期"面子工程",恐怕也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官方做法吧。

 

索尔仁尼琴写道:当高尔基一身皮装,神采奕奕地上了岛,他参观监牢、食堂,在"林荫道"上散步,一路赞不绝口。后来他提出到货运码头看看。而这时,只穿着内衣、披着麻片的犯人正在装货,怎样处置这些有碍观瞻的家伙?工头下了一道命令:"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上不要动,谁动一动就要谁的命。"然后用一块大帆布盖在他们身上。高尔基下船达一小时之久,还在那堆用帆布盖着的"货物"旁站了几分钟,但高尔基只是出神地望着远处的海面,吁了口气就走开了。他又去儿童教养院参观,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又唱歌又跳舞十分快乐。但这时一个名叫伊利诺夫的男孩子突然开了口:"高尔基,你看见的是假的。"接着,孩子把一切都说了,提到用犯人代替马拉车,用麻袋装上犯人,扔在雪地里过夜,饭里撒上石灰,逼犯人吃下去……高尔基泪如雨下,抽泣着离开了。他的船一开,孩子就被枪毙了。监狱长闭上眼睛等待惩罚,但上级却颁下嘉奖令。原来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后即公开发表了《索洛维茨岛——犯人的天堂》一文,鼓吹岛上的生活无与伦比,到处都显出"寂寞和惊人的美"——事实上,高尔基完全可以保护好这个孩子,可是他选择了"遮掩真相",并间接参与了对说真话孩子的谋杀。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中国大作家的巴金,他不也描绘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高大全"形象吗?此外,巴金的"古拉格群岛"又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与高尔基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往往最具争议的作家比最没有争议的作家真实,可信。如索氏揭露抨击苏联时政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被公众认可,便是一个证明。可我们中国人呢?对待诺奖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老是说诺奖评选有"政治标准",包括韩素音这样的海外作家也说诺奖的"政治偏见",如指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奖是因为其作品认为英国"殖民地"了不起,指索尔仁尼琴获奖也是政治因素,因为他写了苏联的集中营。可一个问题是,苏联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集中营,而其他作家都像高尔基那样为权力说谎言,不是恰恰证明索氏揭黑幕的勇气可嘉吗?

 

苏联解体前夕,索尔仁尼琴终于获得平反,叶落归根,他于1994年返回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昔日被禁的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也可以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了,而且还他被俄罗斯全民认可,选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获得2006年度的俄罗斯国家奖。这样的作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的良心"。

 

 

 

 

再回头说"中国的良心"刘宾雁、王若望等人,他们一直到逝世也未能实现叶落归根,而是永远飘零在异乡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