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绮珊的灯塔:“文革”爆发前一年 国务院为何对文化部大改组（赵晓泮）

“文革”爆发前一年 国务院为何对文化部大改组 2005-05-26 17:24:11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国务院文化部曾进行过一次大改组，与未改组前的文化部相比较，改组后的文化部曾被人称为“新文化部”。“新文化部”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也就一年左右，但由于它正处于新中国最动荡那个时期的前夜，就有些耐人寻味了。那么，为什么要对文化部进行大改组?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它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联系?我们又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1965年的文化部大改组

　　○赵晓泮

　　中央对文化部进行的大调整

　　文化部的大改组，发生在1965年的七八月间。这次改组涉及面之大，调整的干部之多，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这年4月7日，中央免去了文化部领导齐燕铭、夏衍的职务。之后，主要从三个方面调来大批干部进入文化部：一个是南京军区的干部。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肖望东被任命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仍然是茅盾。随同肖望东调入的有一批干部，如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赵长河任办公厅主任、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副主任聂鸣九任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宗卓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等。再一个是上海市的干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为第二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随同他调来的也有一些人，如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常萍任办公厅副主任，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的主编之一)也是那时从上海调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还有一个来源是分配来的一批大学生，人数也不少。以后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陈福今，就是那时分去的大学生。

　　同时，中央还任命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留任的有林默涵、刘白羽、胡愈之、徐光霄、徐平羽、李琦等。政治部各二级部的部长和许多处长几乎都换了。业务部门的领导基本没有动，像艺术局局长周巍峙、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图博文物局局长陈翰博等。一些直属单位也换了人，如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由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薛磊担任。

　　由于领导层的大换班，因此有了“新文化部”之称。又因为南京军区调来的干部相对多一些，也有南京军区接管文化部之说，还有人说文化部“被军管了”。对退下来的人，怎么安置?确实费了一些心思。最后确定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周恩来对他们的安置很关心，多次听取汇报，从住房到生活、学习条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像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中央准备在社会主义学院给他们盖小楼，让他们长期学习，看来有在此颐享天年的意思。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设想没有实施。

　　“新文化部”经历了剧烈动荡的一年

　　这些新同志到文化部来，可以说是“不辱使命”，他们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指示，重点做了这样几件事情：一是召开了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彭真代表中央到会并讲了话。在讲话中，有几句话很有影响，后来成为彭真的重要“罪状”。彭真讲话的主题是在文化领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但他也强调，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像彭真这样说，还是第一次出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造反派重炮猛轰的靶子。二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应朱德委员长的要求，“新文化部”党组认真准备，重点就文化工作的形势，以及下一步怎么搞，作了全面汇报。三是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派工作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推广内蒙古乌兰木骑演出队的经验做法。四是抓了现代戏的创作演出。包括最初的那八个样板戏，还有其他一些戏。江青那时已插手文化工作，对那几个样板戏，她还真下了不小工夫。五是加强文化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注意做好新调来的和原来的人员之间的团结工作。

　　然而，时间不久，正常的工作秩序就被打乱了。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随着北大聂元梓炮轰校党委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文化部的一些直属单位，尤其是文化院校，也和全国一样，纷纷炮轰党委，许多单位的党委处于濒临瘫痪的状态。中央向文化部派出了主要由部队抽调人员组成的2000多人的工作组，到各个直属单位领导“文化大革命”。8月，风向突变，派工作组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单位工作组立即撤出。不久，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工作组又回到各单位检讨错误，接受批判。这时，全国已经乱了，到处炮轰党委、揪斗领导干部，北京发生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批斗致死的事情。但唯有文化部没有动静。这主要是因为文化部领导班子刚调整不久，这批干部的背景许多人还摸不透；中央文革小组到处煽风点火，但对文化部却一直没有说什么话。因此，对“新文化部”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许多人还搞不清楚。直到1966年的11月上旬，才有人贴出炮轰“新文化部”党组的大字报。中旬，江青、戚本禹到文化部煽风点火，对“新文化部”的领导逐个点名批判。至此，所谓“新文化部”终于大乱起来，领导干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全部接受批斗。1967年1月19日，随同全国夺权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夺取了文化部的领导权，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3月，戚本禹到文化部当众宣布，由金敬迈(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的工作。“新文化部”就在这种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1969年5月，文化部人员全部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服“苦役”。不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迈体弱的，都要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艰苦的生活。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米粗粮，拉犁、插秧，烧窑、拉车，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这似乎是对所有人的惩罚，而不论你是在“文革”中“辉煌的”还是“倒霉的”。直到1970年的下半年，大家才陆续被分配工作。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大调整

　　那么，对文化部这个本该是文人墨客的所在，为什么要调些军人和地方干部来执掌呢?在正式场合，没有人对此作过说明。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确实是有深刻的原因。

　　从全国大气候来看，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兴无灭资”的口号。1963年11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化部。第一次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第二次的批评与第一次大同小异。指责文学艺术不宣传工农兵，不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热衷于宣传古人、死人，中宣部不如改名叫“帝王将相部”，文化部改名叫“才子佳人部”。

　　当时，各种报刊和舆论工具劈头盖脸地对一些电影、戏剧进行了严厉批判，所谓的“大毒草”不断出现，如电影《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早春二月》，戏剧《李慧娘》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矛头实际指向当时的文化部领导。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夏衍、阳翰笙等被免去职务。那么，再选什么人来搞文化部的工作呢?

　　在当时“突出政治”的气候下，部队的人就成了首选，另外再配上一些地方干部。肖望东是井冈山的，又是红一军团的，经过长征，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经验丰富，能力较强，南京军区的政治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对这一点，周恩来在1966年11月中旬对文化部群众组织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调这些同志到文化部来工作，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对于新干部的表现，周恩来说，调肖望东到文化部工作，是因为南京军区的政治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创作演出了优秀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现在看来他搞部队工作可以，搞文化工作不太合适；石西民在柯庆施领导下能做一些工作，独当一面还不太行；赵辛初在湖北是管农业的书记，让他搞文化工作也不是合适的人选；颜金生搞政治机关整顿和建设有一定经验，但搞文化工作也不合适。周恩来的这番话，也是针对江青对这些干部的恶意攻击和污蔑，作出的说明。1966年底，全国局势更加混乱，文化部也乱了，根据这种形势，周恩来曾对肖望东提出，让部队来的同志回部队吧。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同志没有回成。

　　这些干部在文化部工作不到一年，受冲击却达三年多，甚至影响到不少人以后的人生道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文学艺术界的人，痛定思痛，深有感触地说，让不太懂文学艺术的部队和地方干部来搞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文化大革命”中猛烈冲击他们，更是闹了一个大误会。后来，许多人包括原文化部的一些人，和这批调来的干部成为了常来常往的熟客好友。像“新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赵长河和现在颇有名气的电影导演滕文骥，1970年先后都到了西安，一个在陕西省委，一个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两人常有来往，谈起文化部的那些事，都颇有感慨，互相理解，关系一直很好。

　　文化部的调整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文化部调整是在1965年的七八月份，而11月《文汇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两者在时间上衔接很紧，从这个方面看，文化部的调整与“文化大革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按常理推断，如果认为周扬、夏衍、齐燕铭等人不能再领导文化工作了，换几个懂文化的人来领导不就行了?但当时却不是这么做的，而是从军队和地方调干部顶替文化干部来领导文化工作，不是调几个人，而是调了一大批干部进来，毛泽东称之为对文化领域“掺沙子”，其实是对文化部动了一个大手术。联想到不久后，即1966年2月，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中，提出建国以来我国的文化艺术领域被资产阶级专了政，基本上贯彻的是一条“封、资、修”的黑线，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及中央的某些人对文化领域看的是一团漆黑，是极不信任、极不放心的。

　　毛泽东后来也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也就是说，首先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刀，然后波及其他领域，直至中央。这样前后联系起来看，文化部的调整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不是毫无关联的，它是“文化大革命”深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理论以及方式策略的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铺路搭桥。（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