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田机场有出过事故吗:单世联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革命先驱 - 军政社区 - Powered by phpwi...

单世联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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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枪决于福建长汀。刑前成诗一首： 7L[OD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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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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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O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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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6Xzj(H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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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谳，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KkmZ6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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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需要烈士表现其神圣性，先烈们留下无数遗书，已经公开的大多是抒忠诚、呼口号，从容赴死，慷慨成仁，只有瞿秋白在临死前留下了一篇有忏悔录性质的《多余的话》，言近旨远，归趣难求，而其彻底的坦诚，直令其同志怀疑他是革命的叛徒。 ^)|X)!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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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8、9月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第25、26期全文刊载；1991年人民出版社以“附录”的形式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编者交代：“《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这是49年后最权威的版本，它与《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均为瞿秋白的自传。 vU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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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文 PtHRV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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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底，瞿秋白决计走出已经破灭的家庭，离开常州另寻出路。先是到武昌，然后到北京，最初想进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但交不起学费；去考普通文官，又名落孙山，只好于1917年9月“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瞿秋白，1991：695）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将决定他终生的命运。 B!MT*LV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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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没有离开常州；假如他安心在武昌的外语学校学英文；假如他进了北大或考上文官，也就没有他后来的一切。偶然的选择决定了他终生的被选择： XOU-j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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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懂俄文，所以有机会去了俄国。1920年8月，北京《晨报》请他做派往莫斯科记者，由此开始了他身体上和思想上的俄乡之旅。 UHI[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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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在俄国，所以有机会参加共产党。1921年春，其同乡、同学张太雷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共产国际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引按）开办中国班的时候（1921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瞿秋白，1991：697）1922年底，陈独秀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担任他的翻译，受到陈的赏识，随之回国。次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被陈提拔为中央委员； F 2&aNk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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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有过在俄国的政治经历，所以1927年斯大林决定由他来代替陈独秀，充当他在中国的代理人。 z4A6fB|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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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在人生中的作用，因人而异。瞿之所以一再说自己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首先就在于他的命运是由懂俄文这一偶然因素引领的。惟其偶然，所以被动；惟其被动，所以勉强。“正因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 tP3z|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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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路可走 %S)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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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因素之所以能决定瞿秋白的一生，原因之一，是他无路可走。瞿秋白生于江南“衣租食税”的绅士之家，世代读书做官。但传统政治/文化秩序解体之后，读书晋仕之路已失而新生之路不明。“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的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者队里。”（瞿秋白，1985：210）然而，多数绅士不能完成这一转换，昔日“治人之君子”固然不能放下轻高的姿态，“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也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瞿的父亲就是这种人的代表：生性善良，懦弱无能终至一生潦倒，全家只能日渐穷困、靠借债和典当来勉强糊口了。贫贱交加之中，瞿的母亲吞火柴头自杀。 kSef?b/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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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悲剧所启示的，第一是人情凉薄和礼教的虚伪。经济上的破产使得曾经笼罩着温情的家族制度破产：“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庭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诅咒毒害，无所不至。”（瞿秋白，1985：14─15）因为父亲的无能，瞿家在大家族内部常受欺负，甚至被逼搬家。瞿母死后，亲友们无人吊唁。革命者的无情是因为他们没有或很少体验到人间真情，革命的世界观反映了也强化了革命由以产生的现实情境。 %_X*{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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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否定了传统绅士那种重体面、尊性灵的价值观，形成了一切从实际经济状况出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传统绅士阶层凭依知识而获得身份和生活资源，为全社会生产价值系统与文化符号。由于他们远离世俗物质生产，并且其社会使命也需要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所以无论他们的个性气质、生活世界还是他们的知识产品、生命追求都有一定超越物质计较甚至是反功利的特点。但清末民初，他们所赖以生存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制度系统和意识形态都趋于瓦解，从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的都要重新设计。在常州府中学阶段，瞿曾一度迷恋名士化的生活，喜欢与几个朋友在清风朗月下以性灵相尚，讨论经籍，写诗填词，想象一种唯心的避世之梦，但母亲的自杀提醒他名士生活是要有条件的。曾经有过钱而现在又没有钱的人，最容易感受钱的重要，自然也最容易接受经验唯物主义。 &43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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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凉薄滋生着怨恨与敌意，“饭碗问题”的难以解决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启蒙。所以在瞿走向政治生涯的诸多“偶然”中，实有他自幼经历的痛苦经验做基础。苏俄革命理论、中国的革命实践，之所以获得大批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拥护，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社会太多像瞿这样无路可走的文人和劳工。他们即使明白暴力行径可能给社会造成破坏，也别无选择，革命之于他们，也是社会秩序和价值系统崩溃后，寻求个人出路的一种途径。 'Jw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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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乡纪程》是瞿的心路历程。正像“绪言”一开始就说的：“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这时，俄国传来了一线微微细细的光明：“‘红’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总有些生意。并且黑暗久了，骤然遇见光明，难免不眼花缭乱，自然只能先看见红色。”俄国革命给无可选择中国知识分子启示了一种出路，空无所有的中国心灵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破坏一切的革命上，由此喷涌的激情自然无所顾忌，所向披靡。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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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另一个例子，杨得志上将少年时出家寻找生路，临行前他父亲对他说：“这世界我看透了，出了力也挣不到钱。”（杨得志，1984：12）也许，拚死革命倒可以打下一片江山。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p2*f9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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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误会” P3r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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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之形成，不仅是因为瞿秋白懂俄文。绅士、文人虽害怕血腥、懒于行动，对干净社会、理想未来的向往却更为热切，虽然留俄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并无系统研究，但“我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结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b*}BfS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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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瞿秋白，1991：704─705）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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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大同的理想并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古今种种乌托邦设计甚至更为细致。以一个敏感而脆弱的没落士绅子弟，瞿很容易就接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理想，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通向此一理想境界的唯一道路，这却与温和软弱的绅士格格不入的入。只是靠着辩证法的论说力，瞿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间虽有勉强，但就最终接受了这一理论本身而言，却没有什么“历史的误会”。 U]jFp!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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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历史的误会”，瞿也不是临死前才自觉的。1924年上海大学期间，他有一部留声机，喜欢小调唱词和京剧名角的唱片，有时还到新世界听小黑姑娘的京韵大鼓和其他人的说唱。（羊牧之，1980）他兴致勃勃地教王剑虹、丁玲学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节吹萧，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布或棉布上，题上诗词，再由她们动手绣；还鼓励丁玲和他的妻子王剑虹从事文学而不要去搞政治。丁玲后来分析：“这是他自己向往的而又不容易实现的。他是自始至终都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说他自己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丁玲，1984）同时期在给王剑虹的信中，也有“我又何尝是人呢？”“我苦得很”，“我们正像在黑夜的人”；“我那一点虚名累死我了，累的我精神疲乏极了，我只想‘静悄悄的’做一个普通人”之类的话。（梦花，1996：128—130） & *O\R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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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家而政治家，当然是误会，但兴趣与职业的矛盾从来就有；也不能说文人从政就一定是悲剧，许多坚毅的革命者是由绅士、文人蜕变而来的。毛泽东也是个文人，1951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出版后，“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时候，文人毛泽东帮助了政治家毛泽东的统战政策。三年后，政治家毛泽东一点也没有犹豫地以俞平伯为突破口，以批判胡适、改造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文人毛泽东给政治家毛泽东提供了便利。正如林默涵解释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展开了。”（陈徒手，2000：1—2）文人可以从政，文学也可以是政治。关键是从政的是什么样的文人，像瞿这样的文人就不行。 ~v-?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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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行？进一步的追问是：文人从的是什么的政？ BbrXF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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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共产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阶级斗争首先被理解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对此，瞿没有疑义，实际上他在这方面并不手软。但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交代，阶级斗争也落实为内部争斗，其频繁和酷虐，非坚毅冷血者不能忍受。革命政治有一套完整的义理系统和组织体制来宰制、威慑、驯化各式各样的人物，任你是绿林好汉、贩夫走卒，还是浪漫文人、世家子弟，最终都必然是顺昌逆亡，成为驯服工具。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对“文革”，革命以生命开路，以鲜血铺路。“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整风”，几乎是革命者的共识，连威风凛凛的贺龙元帅都说：“我在战场上，在敌人面前，历来是勇敢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可是在革命队伍里，对自己人，我几乎是软弱的。”（师哲，2001：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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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主要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因此仅仅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还不足理解中国革命；革命政治不是议会政治、而首先是一个武装集团的夺权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斧头镰刀打江山”。瞿的个性缺乏参与此一斗争的资质和机能。因此当共产国际、李立三、王明等对他无情打击时，与“上面”的特殊关系、近乎愚昧的信仰、受虐般的顽强、出众的机智等等可以使人夺命而出的条件和手段瞿都不具有，他只能举手缴械，梦断申江，命断汀州。《多余的话》中一再悲叹的“历史的误会”的真义，是误把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暴力行为的实际斗争等同起来。
ytsheu 2008-01-06 10:13
4、“戏子” WWll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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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自我认同是绅士和文人。绅士要尽可能保持体面：“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上一个仆妇（积欠了他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来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瞿秋白，1991：701）文人的特征则是脱离实际：“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瞿秋白，1991：713）“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瞿秋白，1991：716） Fy=V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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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和文人都是中古的残余和遗产，这一性格有其出生和发育的土壤，即使在纷纭扰攘的现代，“雾里看花”式的欣赏也是可供知识分子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在强力独断的铁血革命中，绅士和文人是没有存在的空间的： V0K9\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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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瞿秋白，1991：715）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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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以失败收场，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改造自己脱胎换骨；二是以演戏的方式保持双重人格。瞿是会演戏的： K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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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瞿秋白，1991：715─716） d$P?W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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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差。瞿的贡献不只是在理论宣传方面，也在革命行动上做过许多大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在他主持中央期间举行的。1927年，他亲自担任两湖秋收暴动的总指挥，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的口号，制造红色恐怖。除王明时期和“文革”期间，党史对瞿的评价总体说是比较高的。进而，瞿也有相当的政治能力，不是听人随意摆布的软体动物。张国焘说过他的政治作风：“瞿虽然佩服陈独秀的经验和学识，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廷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张国焘，2004上：448）张还回忆，陈独秀曾经说过：“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就不信能容许瞿秋白这种张牙舞爪的作风。”（张国焘，2004上：449）郑超麟则记得他的政治手腕。在中央讨论北伐的会议上，陈独秀与张国焘争吵起来，“瞿秋白的态度是明确的，他赞成北伐，但他不像张国焘那样直接同陈独秀正面冲突，他调解于二人之间。”（郑超麟，2004下：17）1927年，张国焘准备把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交给罗章龙，但“秋白要将这个重要的位置给他的好朋友张太雷。为此问题，这两个人之间起了争执，结果国焘让步。”郑超麟因此判断，张国焘的手腕还不如瞿秋白。”（郑超麟，2004上：356）“秋白精通俄文，接触俄国同志多，他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出俄国人要改变对中国的路线，要撤换陈独秀，于是配合这个意图而进行活动。”“1927年前后，我最不满意于瞿秋白折，是我首次发现共产党内也有人搞阴谋诡计，搞的人恰好是我一向佩服的瞿秋白。”（郑超麟，2004下：22—23）如果上述诸事属实，则瞿并非毫无政治策略，只要得到国际的支持，他是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得胜的。 f aYr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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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最大问题，除共产国际的抛弃外，最主要的是他能演戏却反感演戏：“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地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瞿秋白，1991：715）何以至此，可能有两个原因。 l]z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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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演戏之能却深感演戏之难且怕演戏，说明这出戏太难演了，胜任它的不是优秀演员，而是特型演员。所以一旦熟悉剧情，瞿就感到难以在舞台上立足。“对于政治，从1927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 ── 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瞿秋白，1991：699）从1927到1934，正是瞿卷入党内斗争的核心，其政治主张被斯大林否决，政治地位先被李立三、继为王明等取代，最终“在政治上死灭”的时期。瞿遭遇的是斗争失败者的普遍命运，如果不是“被拉出队伍”、如果没有无情的政治文化，瞿即使不再充任领袖，也会有一个正常的革命生涯。所以他的悲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绅士或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曾经有过不少杰出的绅士政治家），而是不具极端性格与手段的常规政治家与以极端为特征革命实践之间的矛盾。佩服其政治手腕的郑超麟也强调他“性格根本是软弱的”。 6avm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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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说到最后，瞿还不是一个好演员，演员之为演员在其能以二元人格、双重生活的形态存在。事实证明，在党内，会演戏的绅士和文人是可以成为成功的革命者、政治家的。比如同样出身于士绅之家、同样喜欢昆曲的康生，就不存在瞿秋白的困惑。他确实没有隐蔽自己的爱好。1956年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昆曲研习社，“康生常来看我们的演出，说：‘你们的戏可真不错，为什么不公演？’谁的笛子吹错了，他都听得出来，很内行。有一次我们演《人民公社好》，康生看了不说话。”他显然不欣赏当时流行的现代戏。1964年，毛泽东发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昆曲社停止活动，“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来，临时有事去天津，派人送信来，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结束就结束吧。’说得很婉转、伤感。”（陈徒手，2000：9—10）1961年康生在紫光阁会议上要戏剧家写帝王将相历史剧，点名要剧院为会议演出未经加工改造的《花田借》、《马寡妇开店》等坏戏，公开反对京剧界探索现代戏，声称“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潘荻：1998）康生与剧作家孟超是亲戚（他的姑母是孟超之嫂），他十分支持孟超改编《李慧娘》，1960年初排后，他多次观看并提出修改建议。1961年夏，此戏公演，康生称之为“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10月14日，康生宴请孟超及主演，连声称赞。1962年秋，风向转变，康生对孟超女儿说：“告诉你爸爸，另光写《李彗娘》，还得写另的东西。”1962年十中全会开幕前夕，康生写条子给孟超：“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还在一次会上说：“周扬同志告诉我，孟超写了检讨，其实不一定要写检讨。”对孟超这些保护行为，不只是出于亲情，也说明他没有完全不顾自己的审美偏好。然而，当江青1963年组织批判《李慧娘》后，康生的态度也随之变化。1964年夏，他把《李慧娘》当作坏戏的典型，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北京剧协“15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倒有《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文革”开始后，康生把孟超打成叛徒，致使孟超抑郁顾疾，1976年惨遭死。（穆欣，1994：198—203）既能欣赏传统昆曲又参与江青的“京剧革命”，既为曲社的散伙伤感又鼓噪毁灭一切文化的“大革命”。这样的事，要放在瞿身上，早已痛苦不堪了，但在康生似乎并不困难，他圆融无碍地把对金石书画的高水平鉴赏与阴谋政治的角逐统一起来。这固然说明他当时得到毛的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他比瞿能善于处理好个人爱好与政治需要的关系。 p Qz7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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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叛徒” |^,?u5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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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自愿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叛徒的身份告别人世：“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瞿秋白，1991：719） J:7V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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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意义上，瞿秋白自承是革命的叛徒： idw@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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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理论上不彻底。瞿的政治兴趣本不浓厚。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理想后，他就放下政治理论而专心研究俄文去了，后来东方大学要他当翻译，他才又打起精神看马克思主义的书。“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 ~9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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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瞿秋白，1991：705） Mx8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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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种相当严格的自我批评。早期的革命者基本上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研究过”，也没有几个人读过《资本论》，以至于毛泽东直到70年代还一再抱怨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瞿是“文人”，且在苏联呆过，相对于其他以“山大王”开始的革命者来说，他有资本、也有作品表明他是中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只要提出一点，在他短暂的文学生涯的几篇论文中，已经提出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观点：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深入生活、工农兵方向等。革命其实不需要什么“系统的研究”。如果说以“菜刀”和“梭标”起事的现代革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在于它有一个“主义”武装着的话，那么这个“主义”也不是《资本论》提供的。“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主义（“党”理论）和斯大林主义（权威体制）已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的框架。考察毛泽东的言行，他不但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确立其思想权威的40年代还强调：“我常觉得，马克思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杨奎松，2001：43）所以除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外，举世无双的中国共产革命，并没有培养出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k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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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思想改造未完成。在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斗争中，瞿一直没有完全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和作风。他总是摆脱不了“弱者的道德”：“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瞿秋白，1991：714）郑超麟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瞿时，瞿刚从上海大学上课回来，“呢帽，西装，革履”，让郑大吃一惊：他从未见过穿着如此整齐的党内同志。（郑超麟，1989：83）俞平伯也有类似的感觉：“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建议一块去黄龙洞见胡适，俞先生认为瞿是共产党人、无产者，不会坐轿子，而自己走不动那么长的路，需要坐轿子，便说分头去。等俞先生下了轿子回头一看，瞿秋白也坐了轿子来。”（陈徒手，2000：7）当时是他学生的丁玲到描写他住室：“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几摞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纷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一层温柔的微光。”（丁玲，1984）更重要的是他“文人积习未除”，崇尚“弱者道德”，脆弱、不自信、不敢斗争、不着实际。郑超麟记得李维汉曾对他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郑超麟，2004下：77）也许，瞿秋白“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组织上入了党的瞿没有在组织上叛变党，而既然他在思想上没有入党，那也就不存在叛徒问题。 Mv#@f\6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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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治上的消极： xg;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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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瞿秋白，1991：707） =F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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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一个合格的党员应当主动积极地参与党的理论政策，但实际上，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政策都是由莫斯科发出的，不但是普通党员，即使是中共领袖人物也只有听吩附的份。模范党员的现实含义就是不加思考、不加怀疑，与上级保持一致，“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因而，瞿在政治、思想上的消极并不就是叛徒。 ! @52'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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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对党内斗争的具体实践感到恐怖，但对党和革命的原则却视为神圣，内心的焦灼至为创痛，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党把自己清洗出去，自己也“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这种自我戕害，既维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纯洁性、革命事业的严肃性，也使自己可以回避残酷的内部斗争。由此来判定瞿，他不是叛徒，而是党和革命原则上的坚定捍卫者；他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半革命者。只是说他是“叛徒”也不是毫无理由：一个革命者不无条件地赞扬革命和党，却如此真挚坦诚地把自己的革命生涯说成是“历史的误会”，不是叛徒又是什么？革命需要的不是理论上的彻底、人格的纯洁，而是组织上的一致、行动上的服从。这使党可以集中千百万人的力量和意志战胜敌人，也使党成为一个整体融贯的集体，没有党内民主和合法的个人权利。《俄乡纪程》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只是红光已经晕眩了他的眼睛和心灵，即使觉察了“究竟”又能怎么样？ gd:/Jqu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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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生没有什么朋友” p 9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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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但其强烈的“自我谴责”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他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但坚决不作烈士状，对自己是否为叛徒不无犹豫的语气，确实暗示了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 Z-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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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一句就凉透纸背了。 l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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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的“六大”上，瞿受李立三批判；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瞿受王明等人批判；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时，瞿受周扬等人排挤；1933年到江西时，中央不许杨之华与他同行；长征时，正患肺病的瞿被遗弃在江西。 Xq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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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李立三等人特别坏吗？所有这些整过瞿的人，后来都受到更严厉的整肃。这些中,至少李立三是正派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有谁故意和瞿过不去，而是集权体制和革命机器使然。即使瞿本人，不也是1927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处分过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等人，不也是以“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烧杀政策”指挥全党吗？内部斗争自有逻辑，政治人物的言行由不得他自己做主。1927年，瞿奉国际指示批判并取代了一手提拔他的陈独秀，“六大”上还提议开除陈的党籍。但这不是出自瞿的本意，“其实，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瞿秋白，1991：698）但瞿只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 'bQ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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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瞿秋白没有朋友吗?长期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的康生其实也没有朋友。1930年1月，当李立三严厉批评严重违纪的王明时，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也立即表态：“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李思慎、刘之昆，2004：225）但一年后王明掌权，康生又经常高呼：“王明同志万岁！”并帮助王明迫害李立三。1938年下半年后，随着王明政治行情跌落，康生又迅速与之拉开距离。像康生这样翻云覆雨的人，会有朋友吗？ tl)wO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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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格局制约着个人品格，政治家应当有这样的品性，即把自己品性完全纳入到政治逻辑中去。凡是不具有这样品性的，就不能成为政治家，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不是“自己的生活”： m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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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的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罢！（瞿秋白，1991：715） o|ogb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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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躲避”外，这些“弱者的道德”其实都是文明人类合作共事的必要条件，都是值得追求的道德境界。80年代李维汉评论说，五代党的第一把手（陈、瞿、李、王、毛）中，只有瞿一个执行了民主集中制。（温济泽，1999：422—423）但从“斗争哲学”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非无产阶级的，都是必须抛弃的。瞿既不敢坚持这些，又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战士以展开无情的路线斗争，那就只能沉默。平时“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瞿秋白，1991：721）对自己亲爱的人也不说明道尽，尽管杨之华也是党员。这不仅因为“我始终戴着假面具”，而是党内“形格势禁”。 R xn`x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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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年来重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者“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瞿秋白，1991：717）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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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的首要问题却是分“好人”和“坏人”，中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坏人”不必说是坚决斗争的对象，政治上的“好人”，如当时党的领导人王明不也是狠整瞿秋白吗？历史学家黎树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而以所谓路线斗争为名的党内斗争，却往往可置对手于死地。”（黎树，1998：413—414）当事人之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受到牵连。1972年，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错误”，为周服务的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发现：“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仿佛都不认识，‘惟恐躲避之不及’”。（周秉德：2000：332）有过机关工作体验的人都会发现，一旦领导对某人不信任，此人就不会得到同事的友善。更重要的是，革命是非常之事，原则上每个人都可能受到怀疑。经过“文革”的李一氓发现：“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以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底了。”（李一氓，2001：277）在这种气氛中，“朋友”云云不是太天真了吗？
ytsheu 2008-01-06 10:14
7、形左实右 t 7u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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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历史上以“盲动主义”著名。这是他的对手们给他封的，瞿本人也慨然承受。他还由自我检讨入手，进而认为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也是他的盲动主义的逻辑发展： 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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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觉的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觉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瞿秋白，1991：7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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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以后毛泽东长期喜爱“左”的理论与实践，上下风行，“左”得可怕，但毛还是觉得不够，他因此发明了一个词，叫“形左实右”，用以指称刘少奇搞的“四清”和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套。但如果像“四清”和“文革”那样的激进、极端都还是“形左实右”，那么谁、怎样才能不“右”？ HMJKGW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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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形左实右”这一概念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瞿对李立三的分析。“左”实在是源自“右”，在心理上就是担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总想再进一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满现状，而是对现有的局面没有信心，没有把握。比如毛泽东，明明全国已经解放，江山已经一统，但他却提醒人们，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还要大搞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60年代他在党内早已是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但他总是过分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还要不断运动，不断整肃。仔细品味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在他极度自信的背后，总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不踏实，似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以“文革”来杜绝身后的反复。 ]%RIb3K
瞿不期然地提示了毛的心理：形左实右。尽管“立三路线”确实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但也并非完全无视现实，不但斯大林有此指示，而且革命形势确实一度甚好。1930年3月至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党迅速建立了中央区、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十五个根据地；红军扩大到13个军约十万人，颁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十余省。彭德怀确曾率部攻下长沙。毛与立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具体战略上，而不是对整个革命形势估计。毛在1930年也认为革命高潮将届，不但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作了热情洋溢气势雄壮的描绘：“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而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攻打长沙等城市，征程中还有几首充满必胜豪情的华章，如“红旗跃过汀江，直上龙岩上杭”、“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等等。甚至在瞿秋白、周恩来在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上奉共产国际之命纠正了“立三路线”，李立三本人已于10月14日动身赴莫斯科检讨时，毛在给中央的信中还赞扬立三路线；10月17日，毛主持江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仍然坚持立三纲领的基本原则；10月19日，毛又写信给湘东特委提出打南昌、九江的要求。（李思慎，1999）学者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一贯反左的毛泽东何以会长期实行极左路线？细按历史就知道，这是一个假问题。即使在“王明路线”时期，除了直接与权力相关的问题及军事战略方针外，在党内肃反、土地政策等问题上，毛从来就只左不右，他后来把王明路线的大将张闻天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偶然的。 D=j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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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与李立三还是有差别的。如果说李在1930年是瞿意义上的形左实右，那么49年后毛的左还有一个特别要素，这就是他担心的不只是生前，而是在身后：这一套天怨人怒的极端行径会不会招致“鞭尸”？愈到临终，这种担心愈益严重。比如，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其真实意图，既不在批判已经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为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他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即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1975年评《水浒》的视角转向于批判投降派，是他料到身后将会出现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主义’或‘投降主义’先下手打一次预防针。”（汪树白，2000）1976年的运动干脆就命名为“反击右倾翻案妖风”。 K|j1 kDdJ?e <18
6、改造世界观 .Ea{A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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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再要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瞿秋白，1991：700）革命的历史把一个文人推上革命首领的岗位，如果不是瞿出于对历史的负责而留下《多余的话》，后人哪里会想到党的领袖居然会是这样的疲惫沉重而又“心中空无所有”？《多余的话》肯定是革命进行曲的不和谐音。但消极的自责包含着积极的主张：软弱的绅士和脱离实际的文人要参加政治斗争，非得来一番脱胎换骨不可，“软心肠”的人是从事不了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革命斗争的。斯大林有言：“共产党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可以说革命者的最好定义。所谓特殊性格、特殊材料，至少包括铁的斗争意志、坚忍的极端手段、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诡谲无常的伎俩和冷血仇恨的心理等等。瞿所具有的，恰恰与之相反惟其如此，他才获得了对自己的真切体认： #{'P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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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1991：721） g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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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以一生的代价昭示了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革命首先是革命者意识的革命，要把自己换成另一个人，否则就要被绞肉机绞碎。这不是思想动员而是生存智慧。革命之门应上书但丁的一句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显然不是每个革命者都成了“特殊材料”（所以要不断地在战斗中成长），但瞿有着绅士的“体面”，既然不能根本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那就老老实实地承认是革命的“叛徒”。在表里一致的意义上，他这个绅士与理想的革命者倒是一致的；在坚决地否定自我的意义上，他又是一个革命者。 %n}9;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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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自我否定是一回事，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困难的。绅士、文人的最大毛病在于要面子、摆架子，但革命第一条就是要撕破面子、打掉架子。一些领导人喜欢骂人，这不只是由于他缺少绅士式的修养，也是一种统治术，即打断你的脊梁和自尊，彻底降服于他。比如，“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定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有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群‘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的责骂声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高华，2000：315）瞿既然不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到这种境界，就不可能在党内立足。 KJ\0}w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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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革命者首先要经得内部斗争的考验，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批评。包括毛泽东在内，除了第一把手，哪一个领导人没有受过无休无止的批判？周恩来在接受批评方面最有经验，因此能长期屹立不倒。林彪事件后，他说：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毛泽东这样评论江青：“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金冲及，1998：2004、2134）林、江都是毛泽东时代受批评较少的人，因此也就受不了批评，从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VpORy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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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乡无涯 B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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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实际工作之能力和勇猛精进之意志的瞿秋白具有较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不是官迷，没有成为纯粹的政治动物，但在汀州的狱中，他却涌动起冰彻透骨的虚无感：“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这不是一般的虚无主义，而是某种固守的价值被否定之后的虚无感。与此词意境相通的潘汉年的40年代写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雨夜有感两绝》：“萧萧夜雨又黄昏，独坐塞斋伴孤灯。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尹骐，1996：244）革命文学并非只是金戈铁马、悲歌慷慨，也有低迥婉转、悱恻凄怆的悲情。 p&N8a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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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治生涯“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去找回“自己的生活”呢？对于那些彻底的政治人物来说，政治上的“一事空”才是人生的“万事空”，但瞿本不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他之感到除了政治就别无出路，感到如此的幻灭，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强有力地改造了他软弱的绅士意识，他不可能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政治人物憎恶波谲云诡的权谋政治和无情无义的党派斗争，后来都转而在文化学术上大放异彩，比瞿稍长一些的章太炎、熊十力都是著例。不过那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文人们可以不革命；而革命者是不允许不革命的，特别是像瞿这样的人物，“既然走上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因为还在瞿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生之艰难和困境就已把他天性中对自然和艺术的赏爱剔除殆尽了： "]rQP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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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瞿秋白，1985：15） k^Xqv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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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的动因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价值和理念，像艺文欣赏、自然感怀、口腹之欲、男欢女爱之类，都是革命政治需要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情调。除了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和组织要求，革命者不能再与这些东西有情感上的牵连，瞿本人不就一再宣传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吗？除了上了瘾似的在“历史的误会”中继续误会下去，瞿已不能重新做回一个绅士或文人：“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瞿秋白，1991：707）“戏”没演好，自我已失，这好象是莫大的讽刺。但瞿并不感到意外，还在1920年12月，《俄乡纪程》的题诗中就说：“知否？知否？倒悬待解，/自解解人也；/彻悟，彻悟，饿乡去也，饿乡将无涯。” ;x C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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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乡无涯！ lkskRr0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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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逐出政治舞台的瞿又不能沿着俄乡之路走下去。瞿的痛苦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知”与“行”的矛盾：在种种“形格势禁”之中，他既不可能由知而行，做行动上的革命者；也无法因不能“行”而放弃“知”，重做绅士。无法理清的种种矛盾呈现在意识中就是虚无，从而活着不如死去，“我只要休息”： wA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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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yKf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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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是一个躯壳。（瞿秋白，1991：721—722） W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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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哪怕是被动的）革命的人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除非真的当叛徒）。只有肉体的死亡能结束这一场滑稽戏。瞿不可惜不再是革命者，因为自己确实跟不上了；他也不后悔自己曾经是革命者，因为理论上他还是信仰的。“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与“过去”一道过去的是他的“自我”和角色，所以虽然他心理上早已退出了革命先锋的队伍，但他不可能返回“自我”或重演一个角色，他只能作为革命者而死去，只能“以叛徒而冒充烈士”：死固不得其所，却死有其理。瞿对自己的结局应当是早有预料的，所以能从容就义。 9O)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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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瞿没有必要为自己“以叛徒而冒烈士”而惭愧。后来的领导人毛泽东就洞察到其“烈士”外表下“叛徒”的本质，并要死去的瞿为现实政治服务：“1963年，戚本禹发表批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史学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报刊不得转载戚文，并组织文章予以驳斥。戚本禹闻讯后惶恐不安，准备写检查时，江青召见戚转达毛泽东意见。说是戚文写得好，党内的叛徒问题，多年以来没有解决，戚文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说，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在康生指导下写出来的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气势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怀，兼及赫鲁晓夫，借以影射党内‘叛徒’和‘修正主义’。在这之前，即‘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已下令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始策划排除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派。……毛泽东不顾公安部从1954─1964年10年间对上集秋白被害案的审查结论，一反他过去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自然也是要为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的现实斗争服务。”（黎树，1998：413） -\d!~W4
10、豆腐 6[#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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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于政治的瞿秋白，对自然风物和普通人的生活仍充满敏感和挚爱，“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亲爱的杨之华、欣欣向荣的儿童、花朵和月亮、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作品，都是瞿留恋的，还有： 81WrpMu3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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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1991：723） &1l@lE"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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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斗争、牢狱死亡的非常语境中，突然出现了软嫩洁白、平凡家常的豆腐，说明瞿秋白临死前又回到了他曾经所是的自我。 4+5,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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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好吃辣椒的毛相比，爱吃豆腐的瞿完全是另一种心性人格。豆腐可以是绅士、文人的符号，瞿在无意识中以豆腐来象征自我，豆腐的纯净值得赞美，豆腐的软弱不妨碍它是世界第一。从而具有绅士品格的人虽不是政治材料，却也应当有自己的价值，即将告别人世的瞿似乎从豆腐中获得了一种自我肯定。《多余的话》全篇充满自我贬抑、自我否定，其实，假如瞿真的以为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他就不需要说这些多余的话：一个敢于如此自我暴露的人，一定有某种别的自信。也许可以说，全文最后一句对豆腐的最高赞美，正是提醒读者要把《多余的话》由忏悔录读成申辩书。 AmwB?d 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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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不但好吃，而且还很家常。经历了“廿载浮华”的瞿想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妻子、文学、豆腐，妻子是他最爱的人，文学是他最适合的工作，豆腐是他最爱吃的食品。一场“历史的误会”并未使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人间普通的东西还给他以温暖，在政治生涯“万缘俱寂”之后，日常人生却似乎“万缘俱生”。他温暖地回忆起曾和郭沫若两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的豪兴，（梦花，1996：201）甚至还有“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的达观。失败的政治生涯是虚无的，普通文人却拥有生生不已的生活情趣。瞿是在经潮汕往上海时在福建被捕的，如果幸而逃脱，他有可能在上海和杨之华一起过鲁迅式的作家生活。所以尽管瞿不怕死，而且以死为“永远的休息”而坦然受之，但能吃豆腐的生活还是吸引着他。 4X*$\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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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豆腐在此时出现毕竟太突兀了。政治生涯不是可以过尽的云烟，而是一种灭绝性的钢铁机器：内部斗争死了他的心，外部的子弹死了他的身。以革命的弃儿而为政府的俘虏，他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地“逍遥”，连那一缕依稀仿佛的“绮思”也不能萦绕：“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枉然了。”但瞿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仍然留恋：“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上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生死关头重灵轻肉原不奇怪，但瞿的“灵魂”恐怕就只是这一缕“留恋”吧？ (BQ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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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20世纪意识形态革命的特征：它索取了超额的成本，也把参与者变成不是获取权力就是必然死亡的斗争动物。在这里，人性与生命就像豆腐一样随时会被搅成一团碎渣。革命者的勇气基于此，瞿的悲剧也基于此。 Qc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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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但豆腐与钢铁的关系并非简单对立。在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人都具有钢铁般的性格。据《李先念传》介绍，32师师长周维炯“凶悍无比”；后为军长的孙玉清“脾气火暴”；30军军长的余天云“作风霸道，动辄骂人，甚至动手动枪。”如此等等。不过他们的脾气只有在下属面前才特别火暴。11师师长倪志亮好打骂和训斥干部，手下33团的团长程世友因怕他而想离开11师。但倪志亮也有软的时候。有一次，“总政委陈昌浩给他打电话，他没有听清楚是谁，张口就骂。陈昌浩一听就火了，扔下电话，骑马跑来，见了倪志亮，二话没说，就用马鞭子抽他。他……只得乖乖地立正，挨马鞭子抽。”（朱玉，1999：103）陈昌浩的才干和脾气都是四方面军将士们信服的，因为他是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一、四主面军会合后不久，“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明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出来。”（杨尚昆，2001：143）但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钢铁般的陈昌浩立马就成了“豆腐”。1962年，他正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任上，有半年离职疗养的机会，很想却不敢回到离别35年的故乡。处境相同的张闻天知道后有些不解：“你这几年怎么把脾气都改了，真想不到。”他只好自我解嘲地回答：“人总是可以改造的嘛！我这也正在改造。”当年连党的“总负责”都照骂不误的陈昌浩居然是在“书生”（张闻天此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鼓励下才敢回老家，而且回到湖北后，陈除了一再检讨自己外，就是一再表示“对不起毛主席”。（范青，1993：309—310）“文革”中陈昌浩被迫自杀，罪状之一即是此次回乡之行。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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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与钢铁的相互转化在瞿秋白身上并不明显，但他也有过意气风发的日子：“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当经历了苏俄洗礼和中国实践的瞿秋白在远离江南的汀江之浜低吟：“山城细雨乍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时，中国革命正呼啸向前，把越来越多的多余人、同路人彻底抛下。
ytsheu 2008-01-06 10:15
杨正辉　张　玲 /8%I?/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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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FHC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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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在英雄头上的阴影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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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 )XHTx-p
对于当时的情形，《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zO>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末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l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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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4'yI
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7SLHYla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s+g(2~z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B4 &s1?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Rf"gB+R\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F?)%RK
如此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49[=CN<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Gyn(|SH5
《多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作者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了。 {iM* m
《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J1$*4bW
新中国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他的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但是，中央却指示：只出版瞿秋白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篇序言。 Z}y0P"PC@Z
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 :0eQv+M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9%*A9N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WYBn +:p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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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S)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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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正如瞿秋白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的，它是他“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没有什么影射寓意。“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内心的话”，这就是《多余的话》中的一切。 $ QK$y)m\
瞿秋白作了哪些“坦白”呢?他的“内心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得清清楚楚。 Z= 26z<{o
他说是历史的潮流把他这么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推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地位。在五四运动中，是五四运动这股潮流使他“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在任《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期间，又是以俄为师的历史潮流，使大批青年革命者来到了俄国，促使他成了共产党员，当了陈独秀的翻译。中国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成了知名的共产党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是历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他“坦白”的是历史的事实，是他内心的话。只有像他这样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才能如此“坦白”。 p,7@NSDC&
他坦言，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在担负“直接的政治领导”期间，他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期间，他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以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h_jxxK]5K
他说，从他“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他“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离开政治舞台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考，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D(#!plg.U
他还说，他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但是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明明作好了就义的充分思想准备，明明下了决心昂首赴义，他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主义的烈士，我对政治早已厌倦，“我只要休息”。 xqssa*ya
需要指出的是，《多余的话》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如果联系瞿秋白的一生，特别是他慨然面对死亡的壮举，《多余的话》更显得格格不入。在人们的眼中，像瞿秋白这样的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国际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23年就发表《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的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刻评价鲁迅杂文的巨大价值的人，不可能写《多余的话》这样的文章。拿《多余的话》与作者的其他著作摆在一起对比，人们会吃惊于这里的巨大反差，风格迥异，格调不一，彼此判若两人。其他的作品一片星光灿烂，《多余的话》好像是一个“黑洞”。那么，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必须对作者写作时的特殊背景有一番切实的了解。 2c)s '{W.r
首先，作者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排斥打击：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这是第一次打击；同年9月，他被派回国参加六届三中全会，负责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又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1931年1月参加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走过的历史不足10周年，还处在幼年时期。瞿秋白平步青云地被推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又过于匆促地被开除出政治局。历史的脚步和角色的转换都来得太快，瞿秋白缺乏足够的历练来应对这些。甚至在他还没能回过神来时，剧变就已降临到他的头上。可以这样说，他连静下心来清理和陈述这一切的机会都未曾获得。因此在《多余的话》中，他想说说这些。 DDC9X)
其次，瞿秋白后来到了苏区，安排的是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职务清闲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他认真努力工作着。在主力红军长征转移时，他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这绝不是组织在照顾他，而恰恰相反，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K%W8+]
最后，瞿秋白执笔写《多余的话》时已被国民党俘虏，已暴露身份并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加之，他还是长达15年以上的严重的肺病患者。以瞿秋白这样情感丰富的文化人，在备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身心俱损，疲惫不堪，写了《多余的话》这样的文字，实在合情合理，毫不足奇。 ^xg GK**F
《多余的话》不过是作者临终之前对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人生道路到思想气质、到灵魂深处作了一次严肃的总清算。在进行这种自我清算的时候，他表现出非凡的磊落、无畏和真诚。不管那个灵魂是怎样的自轻自贱，《多余的话》之中，并无一字对信仰、同志、事业的亵渎、并无一语李秀成对中堂大人（曾国藩）式的恭维、谄媚、献策和乞怜。他在祝福同志的同时“疲惫和坦白”，他的真诚的自我滑稽感和自曝，是人性伟大而不可遏制的自觉和复苏。 y`T@Q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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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沙吹尽始见金 -8|f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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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这是瞿秋白未曾预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这《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觉得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是“多余的话”者，决非丁玲一人。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那瞿秋白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单纯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 A4W; e
瞿秋白从1935年5月17日写起，到5月22日写完，《多余的话》写了整整6天。他这样全心全意写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当然有他的目的性。他在《多余的话》即将结束时写道：“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也就是说，瞿秋白写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为的是引起全党同志对改造自己世界观问题的重视。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说明尽管他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但由于始终未能克服“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因此终于未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人。即使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那也是“历史的误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这就是瞿秋白的“心忧”所在，也是他写作《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 9'@&byr~6"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他的理论素养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许多“弱者的道德”。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 BTO >D1p#?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中只是讲了他自己“过”的一面，但人民大众却无法忘记他入党以后14年所立下的大功。正如杨尚昆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的：在大革命时期，“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瞿秋白被解徐中央领导职务之后，他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单是凭这三大功绩，已经使瞿秋白在党史上，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永垂不朽了! 2*e7H9aZ
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头脑十分清醒冷静，态度格外严肃忠诚。这是他在身陷囹圄，明知不久于人世的特殊情况下，抱病执笔，对自己的一生，从出身、教养、经历到思想、世界观、气质及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的一次自我批判，尤其是对自己思想感情的负面阴影作了坦诚的曝光和无情的轰击。自我批评精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的品格。它绵延数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洗涤、积淀成一种深沉的思想意识，一直为中华民族所珍视。春秋时期思想家就倡导“吾一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认为一个人要经常地进行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克服缺点、错误，这样持之以恒，就能够成为一个品格完美的人。瞿秋白就是一位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一个追求自我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的共产党人。 L{adD=/*
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才能够有自我批评精神，勇于做自我解剖。这种光明磊落的行为，对于他的生平并无损害，相反只会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显示出他的高风亮节，获得社会的尊重、人们的敬仰。瞿秋白注重于心灵世界的自我解剖，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来自革命者的现代社会文明心态，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多余的话》，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份遗言，是一个革命家对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是在这样一篇“政治遗嘱”中，像他的过去言论和行动一样，一以贯之，仍然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这是一个革命者对自己灵魂的最后的审视，它是非常严肃的，甚至是十分苛刻的。瞿秋白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册，将润泽后代，进入永恒。
tianyaboy 2008-01-11 11:29
买了一本《多余的话》，仔细看了一遍，好书！
ytsheu 2008-03-12 17:02
于继增  　 《党史博采》 VX-hSh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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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前，年仅36岁的瞿秋白慷慨赴死，他义薄云天的英雄壮举，理应牢牢镌刻在共和国的烈士纪念碑上。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一度冲走了他头上的光环，“叛徒”的罪名使他长期蒙受冤屈。这一切，皆因他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 wH c9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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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被捕后，福建党组织非常关切，曾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瞿秋白借通报“病情”给在上海的爱人杨之华写信，暗示了自己的被捕。随即鲁迅、陈望道、杨之华等发起公开营救活动，中共中央也实施了营救，但均未成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当面向蒋介石求情，也遭到拒绝。蒋介石说：“瞿秋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最好还是让其自首投降。”遂电令驻福建长汀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降，瞿对宋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见劝降不成，蒋介石于6月2日从武汉行营给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第11军军长蒋鼎文发去密电，“寒已发电悉。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同时布置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但此令未立即执行，因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又指派特工总部行动科的王杰夫、陈建中从南京专程赶到长汀，使尽各种手段进行劝降。他们对瞿秋白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关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瞿秋白还列举大量事实，向他们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6月14日瞿秋白在他们来“辞行”时说：“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这两人灰溜溜地返回了南京。陈立夫非常恼火，立即给在武汉的蒋介石发电报，说劝降为瞿所拒，瞿不可挽救，宜速对其处极刑。6月17日中午，蒋介石又直接给宋希濂发出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第11军军长蒋鼎文、管辖长汀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也连电催促执行。 `{FL$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35年6月18日。 >W$.~wNO{
据当时天津《大公报》一篇署名“平”的《瞿秋白毕命记》报道说，上午8时，“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扣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的是“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这天瞿秋白就义前，先到该县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照完像，在国民党36师特务连100多名士兵刀枪环布之下，瞿秋白漫步走向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沿途围观的百姓微笑告别。瞿秋白用俄语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之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面无惧色。到达刑场后，见备有“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便邀一个监刑的军法处长对饮，彼不理会，就自斟自饮起来。这处长说：“如果杀尽了共产党，革命便可成功了。”瞿答，“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说完，他走到一块草坪上，面北盘膝安坐，向着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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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向上司发去电报，“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 ! T&`1"
英雄的壮举震惊了世界。陈云、李立三、王明等发表文章，怀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战士；共产国际及日、英、美、德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纷纷致电，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幅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的消息。她哭得休克过去，她不懂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父亲为何牺牲，只知道她的“好爸爸从此没有了”。鲁迅先生得知他的“知己朋友”瞿秋白遇害的消息后，“木然呆坐，低头不语”。随后抱病编印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他对冯雪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并将出版的这本书转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1936年6月20日的《救国时报》第37期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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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宗的话》并不“多宗” $jH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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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服刑前曾写了一篇“肺腑之言”——《多余的话》；然而人们并没有能够真正读懂它，以至引起颇多误解和争议。 hy%=?, s'
尽管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后，曾在1935年5月28日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他在狱中的最后一封信：“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一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但事实上，在瞿秋白牺牲后，这篇材料还是没有免除人们的诸多“猜测和推想”。 Z8tG  D
《多余的话》部分内容最早发表于1935年8月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第12卷；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载。此后日本、香港的报刊亦有转载。在有些人看来，这篇《多余的话》乃是共产党“高干”的一份“反省书”，所以他们给予积极的披露。而共产党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篇东西是敌人“伪造的”，他不大可能写出这样“消沉”的文章。郑振铎当时就通过关系到《逸经》杂志社查阅《多余的话》底稿，只见到一个手抄本，而未见瞿秋白的手迹。而1938年在武汉时，柳亚子向周恩来报告说，他得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可能有假，现保存在女儿柳无垢处，请示如何处理。周当时答：“既然是假的，何必重视呢?既然是真，又何必处理呢?”周恩来后来(1964年6月)在一次中央书记会议上说，抗战初期曾有人问我们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手稿)，但是我们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现在了解，瞿秋白确实写过这篇文章。 n$ r4*
丁玲1955年证实，在延安时张闻天同她谈起过《多余的话》时说，“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伪造的”，丁玲本人也说“《多余的话》肯定是假的，造谣专家多得很”。后来陆定一也回忆说：“我在延安当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但瞿秋白的文风又为大家所熟悉，文中所谈的经      历和事件也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否“伪造”，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的。 bsKbwfKd
就报刊登载的这篇瞿秋白写于1935年5月17日至23日的两万字的长文里，回顾了他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诉说了曾经拥有的浪漫、热情、执著，而这一切又为苦闷、厌倦和自我否定所代替，让人难以与那个从容自若、慷慨高歌的勇士联系起来。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章开头便引用了《诗经·黍离篇》里的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吐露出心声，他说，“我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因为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完全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历史的误会叫我这个‘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从政“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一一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fDGo&:>4
《多余的话》不啻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难得的独特文字，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慑人心的冲击力，它所流露出的真实的人性底蕴和悲怆的浪漫气息令人惊叹!这种心路历程和文字指归，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领袖文体”大相径庭，也与一般意义上烈士的慷慨陈词、浩荡情怀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瞿秋白说的这番有些“异类”的“老实话”，大概就是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聚讼纷纭，甚至笔墨官司和身后之辱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种淋漓尽致的自我分析和解剖，正是瞿秋白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突出的性格和思想特点，伴随着他探索整个生命旅程的集中反映。他多思而沉郁的性格使他从来就不具有豪情激扬、慷慨悲歌的气势和情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以一个诗人的气质解剖、反省，在体验、怀旧、徘徊的情绪中寻找一条心灵的道路。时代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浸洇着他。“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冲突不时撞击着他。瞿秋白的性格中当然有矛盾、软弱、懦怯的一面，但他能够严肃地正视它，无情地袒露它，这正是瞿秋白的可贵之处。他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和人生，最终以辉煌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承诺与献身。《多余的话》在看似“消沉”下，却掩藏着深刻而积极的内涵一一慷慨的悲歌，灵魂的释放，光明的向往。他在给妻子杨之华的遗书中谈到：“若是我丧失人性而生存，这样毁灭的生存只会给你带来耻辱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抒写了一部“伟大的人性之诗”。 zh@4GDz
瞿秋白当然并不是一个完人，他在遭受到错误打击和无情批判后，加上他沉重病体的折磨，在文章中的确说了过头话，流露了消沉、伤感、颓唐、灰暗的情绪，完全不像方志敏就义前所写的《可爱的中国》那样积极向上，慷慨激昂。这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也许是“不应该的”。但这些仍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流。 p[oXe{zg
实际上，作为一个经典文本，《多余的话》并无可指摘，它只不过是一个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所表达的真实心声而已。但瞿秋白却在有意无意中，为自己的心灵划出一个无限广阔而又无限分裂的空间。这就给他的身后带来了麻烦。 |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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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褒与大贬伴随了他数十年 aW^nR(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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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人们虽然质疑这篇意味深长的《多余的话》，但对瞿秋白的评价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起，才使得瞿秋白的声名在他牺牲后的数十年的岁月里，大起大落，大褒大贬。 ]RsC]h
秋白就义10周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R4Lo9l!
1946年6月，重庆《群众周刊》第7期发表了署名文章《瞿秋白最后的话》，指出：“瞿秋白先生虽然死于反革命之手，但是瞿先生不屈不挠精神，早已装备了每个革命同志的头脑。我们永远不忘瞿秋白先生最后的一句话，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E^-LgGp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瞿秋白遗孀杨之华请求，欣然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题词作序：“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他派人将题词送给杨之华，还写信说：“瞿秋白同志的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 'v,&J9ra
瞿秋白生前战友、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主持编辑了这部文集并作序“这些作品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曾经在革命文化战线上进行过冲锋陷阵的斗争，在文艺思想上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这部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理应收入瞿秋白的全部著作，但编辑时中央却通知：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瞿秋白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不够。这样，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4册8卷)，既没有收入瞿秋白的政治理论著述，也没有刊登毛泽东的题词，更没有《多余的话》。直到1980年经中央批准收集瞿秋白的全部著作，毛泽东的题词才从中央档案馆内找出，首次发表在1985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中，而此时《多余的话》依然没被收入。 ^kNjMI\|k
个中原因，据发现毛泽东题词手稿的当事人温济泽后来分析说，“30年前已经发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这是秋白的原文，还是有什么地方被敌人篡改过呢?由于一时难分辨清楚，所以毛泽东的题词没有发表。”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建国初期对瞿秋白诗文的一次争论。1950年6月天津《文艺学习》第6期上刊登了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说瞿秋白就义前曾写了一首集唐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首“听来的”的诗受到杨之华等人的质疑，臧克家也在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他在文中指出这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教徒“还差不 离”，而“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死，就是永生!”他否定此诗是瞿秋白所写。《人民日报》发表该文时编者按说：“瞿秋白同志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在当时的报纸上故意发表些经过捏造的‘遗作’，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臧克家同志为此写了篇辩正的文章。秋白同志爱人杨之华同志也给本报一封信，表示同意臧克家同志的意见。”李霁野随后在报纸上作了检讨。但这些争论引起主管意识形态高层人士的注意，对瞿秋白著作的出版尺度把握较审慎，选择上有余地。 -FR@;Wi


1951年7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在长汀县罗汉岭瞿秋白死难处修筑烈士纪念碑。 <Mep:Vr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时，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县迁至北京，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事迹的报告》，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随后的安葬中，这篇报告的全文镌刻在瞿秋白的墓碑后面，周恩来亲笔题写了“瞿秋白烈士之墓”。 >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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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年里，上海、江苏等地出版了大量关于瞿秋白的著译年系目录及研究文章，全面评价瞿秋白和他的作品。 C& szs[F
据陆定一回忆说，60年代初有一天，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里，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问陆定一买不买。陆认为是国民党伪造的，说不买了。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陆定—文集》) w\7|J/D7
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入，被否定的阴影笼罩了瞿秋白。 m Mmpq{r
1962年香港《展望》杂志发表了司马璐的《瞿秋白传》，其中全文附录刊登了《多余的话》，毛泽东看后对陆定一说，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这样的同志。 -]xb[Og{4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又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由此引发了史学界的争论。毛泽东读了戚文和《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联想和写文章，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处境很相似，都是被捕又被杀，瞿秋白《多余的话》也和《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样，属于“晚节不忠”。 f92,N-{e
到了“文革”一切都混乱和颠倒了，对瞿秋白的否定达到顶峰。把陈独秀、瞿秋白等说成是第×次“路线斗争”，《多余的话》遂成为瞿秋白“自首叛变”的铁证。红卫兵到北京八宝山砸毁了瞿墓，福建长汀县罗汉岭的瞿秋白墓碑同期被毁。瞿秋白孤远的灵魂呻吟在极“左”的云烟里……
ytsheu 2008-03-12 17:03
他在历史星河中永远闪烁 5PV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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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党和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 vZx>xS M
1979年6月，中纪委成立专案组开始对瞿秋白被捕等问题进行调查。在公安部门配合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被捕、遇难的材料及报纸图片，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及其他涉案人员。其中包括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的国民党中统局行动科科长王杰夫、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瞿秋白严词拒绝他们的劝降，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专案组还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了瞿秋白就义时的目击老者，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瞿秋白的英勇悲壮。询问了当年在狱中为瞿秋白看病的狱医陈炎冰，陈说他常与瞿秋白谈文学，瞿得知他与郭沫若有往来，便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还委托他将《多余的话》等遗物在死后寄给武汉的朋友；陈炎冰证实：瞿秋白说给我看病我欢迎，但要想从我这里套出你们所要的东西办不到。瞿还对看管他的下级军官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头子。 LQ ad0RR/
专案组走访了当年驻扎长汀、直接审讯并执行枪决瞿秋白的原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被访时为全国政协委员)，宋希濂早年曾在上海大学听瞿秋白讲过课，所以对这个“老师”还算客气，交代照顾瞿秋白的生活和纸笔，他也进行过劝降。有一次他到牢房问瞿秋白写什么，瞿说，“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瞿秋白还说“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宋对来访者说：“当时，我曾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阶级斗争学说’，与瞿秋白辩论，瞿说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革命，倒像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 \$L^_Bs*
宋希濂同时证实：1935年6月16日和17日，他接到蒋介石命令36师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的密电后，曾于当晚安排军法处长带酒菜到牢房给瞿秋白送行，并组织了“法庭宣判”，出示电报，宋亲自将瞿秋白送出关押他的师部大门，命令行刑和照相人员去了罗汉岭。宋希濂还向调查人员出具了书面证明：“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了，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他对来访者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不能洗去……” nvXgi&7
时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按原计划，瞿秋白拟从福建、广东、香港到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并没有因为瞿秋白的被捕而受到破坏，一直到1937年底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负责。他非但没有变节，没有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地下关系，没有出卖同志，反而把监狱作为最后的战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坚决斗争。” a6c5q` 3
这些当事人的证言证词，无疑对洗刷瞿秋白的不白之冤、正确对待《多余的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_3"$?-!-,
同时查到当时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上首次选载的《多余的话》，当天报纸写的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另查《逸经》“编者按”说：“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国民党党务督导员赵庸夫在该刊发表《关于瞿秋白之种种》一文中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指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笔者注)，不便发表……”1935年7月8日《国闻周报》署名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载，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写了一本小册，题名《多余的话》。(言时，从桌上拣出该书与记者。系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书写者，封面贴有白纸浮签。)这不过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关于我之身世，亦间有叙述，后面有——‘记忆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一一注明，但恐记忆不清，难免有错误之处，然大体当无讹谬。请细加阅览，当知我身世详情，及近日感想也。”他同意了记者借出阅读的要求，并说“如有机会，并请先生帮忙，使之能付印出版”。记者李克长说，他将《多余的话》带出牢房刚看不到一半时，就被主管押禁人员要回，他答应“另抄一副本寄与记者”——这大概是世上只见“手抄本”而未见真迹的原因。 Qc-sG
中纪委专案组的结论是：经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但迄今未找到手稿，不能排除被改动的可能性。即使就流传的版本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三没有吹捧国民党蒋介石，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而被其称为“恶毒至死不变”。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这决不是叛徒投降的自白书。因而强加给瞿秋白同志的所谓“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泄露了党的军事机密”、“自首变节”等罪名不能成立。 B3kF}46
根据以上调查的主要史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全国转发了中纪委的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情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给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ug6lE,?~@
当年，经中央同意，有关部门召开了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重新肯定了瞿秋白光辉的一生。 ,E(`@ A7@w
嗣后，重修了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瞿秋白烈士墓和福建长汀罗汉岭墓地。 4d;Rlw*|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对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艰难创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牺牲，他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巨大的革命功绩，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受到党和人民长久敬仰和怀念!” $`cj2Za
199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瞿秋白文集》时，将《多余的话》以“附录”形式收入“政治理论篇”第7卷，编者交代：“《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与参考。”这是《多余的话》首次出现在建国后最权威的版本中。后来贵州教育出版社等也出版了单行本《多余的话》。它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均为瞿秋白同志的自传纪录。 b'T ]RQ6
据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里，国内外发表的有关瞿秋白的研究论文、资料达2000多篇，出版的文集、选编、专著、传记、影视等作品100多种，达到了瞿秋白研究和宣传的辉煌阶段。 u{%S*a3`
陆定一后来在《忆秋白》、《陆定一文集》自序中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是瞿秋白第一个告诉我党内有斗争的。”他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对于党和中国革命的贡献，他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瞿秋白为“自疚”他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没有力量把王明错误路线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难过，对不起党和人民，有愧于“领袖”这个称号，所以他才在临死前过度地解剖甚至过分“挖苦”自己。陆定一明确地指出，这一切并不是“情绪消沉”，而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高度自省。他对政治的“倦怠”或“误会”，也是受到错误打击、无情批判后的苦闷流露，瞿秋白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陆定一深情地说：“可惜我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的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 F/gM>z(;
《多余的话》，这个伴随着瞿秋白荣辱的渊薮终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深刻解读。 ~X!X]Z78H
瞿秋白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决!”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历史风雨的冲击，终于在时代的星河中找到了公平的位置。那璀璨的光焰永远闪烁!
劳人 2008-08-05 21:50
瞿秋白被捕及就义经过  Tn<FN&UH
宋希濂 Z]=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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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5日，我在潘家园市场现代品收藏城二楼，购得一袋资料。 Q. 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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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袋资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从建馆后的1953年至1969年间征集的革命文物中的淘汰品。 9}?j$ $G
经过细心筛选，我发现了这份被俘国民党战犯宋希濂将军——瞿秋白烈士被捕及就义的当事人，对瞿秋白被捕及就义经过的回忆。 4O,tN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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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是宋希濂1963年4月写成，是油印的，我就原文照载吧，这对于认识瞿秋白作为一个革命者和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伟大人格都很有价值。 rY8j7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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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昌（《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一书作者） .8t?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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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经过 hu&N$?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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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但仍留置了一部分力量于赣闽边区，继续从事游击，以牵制蒋军兵力。三十六师是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继白衣洋岑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的。紧跟在三十六师后面的，为李默庵的第十师。第十师大约是十一月上旬经长汀进入瑞金。到一九三五年二月间第十师他调，汤恩伯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及另外的一个师（这个师的番号我不清楚），加上别动总队江西保安团等，到了瑞金、会昌一带。约在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汤恩伯打电话通知三十六师，说有共军约七、八千人，归项英、陈毅统率，盘踞在瑞金、会昌、长汀间地区。说他奉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负责迅速肃清这股共军，他将亲自指挥驻在瑞金、会昌的部队，由西向东攻击，要三十六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边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地区（因我当时不在长汀，所以对确切的地名记不起来）去堵击。三十六师当时辖一○六，一○八两个旅，每旅两团。一○六旅驻在河田至长汀间地区担任修路和维护交通的任务，一○八旅驻在长汀附近，当命一○八旅旅长钟彬率所部二一五团（团长刘英）、二一六团（团长得家骥）前往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到了那里没有多久，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了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还有空军的帮助，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和反击，伤亡颇大（听说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烈士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由于兵力过于悬殊，在这严重关头，项、陈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依据当时的情况推断，大约主要是分头突围，一部分通过瑞金、长汀间地区向西转移，一部分向东走，一部分向东南方向（即上杭方面）走。向东走的一部分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小规模的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一○八旅共俘虏了红军一千三百余人。他们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红军的主力部队向西去了，另有一部分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了，在这三百多人中，有瞿秋白先生在内。钟旅长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向贤矩根据这个情报急电报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当时在上杭并无正规部队，只驻有福建省政府所属的保安第十团（团长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蒋鼎文回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多人，均被保安第十团所截俘，内中有二十余人，经该团查明是红军干  #t".Xl! o
瞿秋白 EfL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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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寄押于上杭县政府的监狱里。瞿秋白先生当时化名何其祥，说是在红军部队中做文书工作的，即在这二十多人中。听说他们所住的这所监狱，既阴暗，又潮湿，龌龊污秽，房间狭小，每间住上十多人，拥挤不堪，几乎是脚都不能伸展，吃的东西十分粗糙，而且经常不够吃，秋白先生曾对向贤矩谈过这些情形，对旧社会监狱里种种黑暗，感到无比愤慨。福建保安第十团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则感到他们的责任重大，一则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邀赏，不用说，是十分卖力气来进行这一工作的。他们先将所俘红军士兵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先生是在这二十多人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两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使用严刑拷打和“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的双管齐下的办法，结果——据我听说——内中有一个人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变节了！他供出了何其祥就是瞿秋白。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团查出了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听说该团派了一个连押送，三十六师还派了队伍到中途去接。 Q'?!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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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回忆，对于秋白先生被捕的日期和送到长汀的日期，始终难以明确，依当时情况推断，我想，被捕日期当为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旬或中旬，送到长汀的日期，当为五月上旬或中旬。 +H^4j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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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在长汀的生活和思想情况 _Y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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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是福建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离瑞金不到一百华里，在整个赣闽边境，万山重叠，树木茂密，这些绵延的山岭中，掺杂着大大小小的一个个盆地。长汀就是在群山环抱中的一些盆地。长汀房舍不多，主要是由东到西长约两华里的一条街道，我记得好像已经没有城垣，靠在东头有一条河，河幅不宽。三十六师司令部是驻在靠四头路南的一栋民房里。这栋房子不大不小，算不上堂皇，也不怎样简陋，大约是一个中等地主所谓缙绅之家。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靠左手边有一间厢房，这个厢房长约一丈一尺左右，宽约七、八尺，门在南面，窗子在西面，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床，安置在东边靠着墙，一张书桌安置在西边靠着窗户，一个洗面架安置在北头，还有一把木椅和一条板凳，秋白先生自到长汀那天起到他就义时止，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在瞿先生正对面的一间厢房，住着一个副官和几名警卫，他们负着双重任务——监视和招待。中间是堂屋，不怎么大，空无所有。进里面就是所谓正房，左右各一间，两边还有几间厢房，我和向贤矩及秘书、侍从副官卫士等住在这里。其他各处（为参谋处、副官处等）则住在所院和附近的一些民房里。 ohAk"V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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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方面同师部干部的伙食完全一样，一般的，总是早晨吃稀饭盐菜豆腐干之类，午晚餐则是米饭和两菜一汤。军队里常有“打牙祭”的习惯，所以有时也有加菜。 01d/!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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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工于金石，各旅团长、处长、参谋、秘书等请求刻图章者颇多，因此，使秋白先生在这一技艺上磨了不少时间。 *W 'N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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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写感情和作诗，有时也谈谈古文和唐诗（当时在长汀，也找不到其他的书）。大约是一百张（或六十张）十行纸订成的一个本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交给我看，还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YR[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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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秋白先生说他因健康状况不好，所以没有随红军主力部队北上，原打算转到上海去疗养，不料在上杭被捕了。他在长汀一个多月，没有生过大病，但常有些咳嗽及头晕的情形。他身躯颇为单弱，脸部显得清瘦。 RJ-J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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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秋白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况，我前面已经说过，向贤矩和他接触较多，可能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多些，如果向贤矩没有写述他和秋白先生多次谈话的内容而死去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s6O'?A 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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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秋白先生只谈过一次话，由于自己当时的反动立场，对真理和是非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彼此间意见是完全对立的。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秋白先生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情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 BiOd%Q7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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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几个钱，才逐步购买一些田，成为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对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q$/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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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尽可能的货摊子，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BDYM8-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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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许多的话，我记不完全，只能概述当时他所说的大意。接着秋白先生又说：“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有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废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所造成，同时在革命竞争的过程中，个别的过火的行为，也可能是有的。” ZSWW Ds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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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反动立场上，不仅没有接受秋白先生的启发，而且和他进行了争论，争论的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最后我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根据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的时间，江西省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栗，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I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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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对江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表示怀疑，认为是有意夸大数字，借此来诬蔑共产党。同时秋白先生又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死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是由国民党负责，因为国民党先调集了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围攻我们。 XU~Q|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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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大概情形。 BdbjZ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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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义情形 Bnw_?~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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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得悉拘捕了瞿秋白的消息后，即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系由陈果夫、陈立夫所领导的特务）派了两个人，由南京赶来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这两个人到长汀的时候，我还没有回来，当我回到长汀的时候，他们和秋白先生的谈话已基本上结束了。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第二天他们就走了。这两个人的姓名和模样，我作过多次的回忆，总是想不起来。他们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内容，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想劝秋白先生背叛共产党，并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是完全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回到南京后，对蒋介石的报告内容如何，我一无所知。 4Q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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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我接到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本师有调动的消息。瞿秋白的问题如何处理是需要及早解决的。因此，我分别打了一个电报给蒋鼎文，请示如何处理？我好像记得发给蒋鼎文的电报里，还谈到如送去漳州时在路上的安全问题。以后听说蒋鼎文也有电报向蒋介石请示。 ]88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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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工处长蒋先启、警卫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1）地点——中山公园；（2）时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3）由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禁止老百姓观看；（4）十八日早晨餐后，由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瞿秋白看；（5）由蒋先启随伴瞿秋白前往中山公园，并负责监督执行。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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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向贤矩进入秋白先生室内，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据向贤矩告诉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都没有一点变化，好像若无其事一样。九时许，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很受感动，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很难过，默默无声地离开了那间堂屋。 VrsS>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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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司令部走到中山公园，只有六、七百步，这个公园地区不大，环绕一圈，不过两里多，周围有些树木，中间有一块小规模的运动场，靠东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讲台，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建筑，亭台楼阁的点缀，这里是一点也没有的。 vv|?j2b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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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同下，来到公园，在那座讲台的前面停下来，当时除周围担任警戒的士兵外，在场的仅有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约在十时左右，一个士兵用步枪向秋白先生的胸膛开了一枪，秋白先生倒下了，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 O %f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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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后，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说秋白先生到了公园后，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讲演，主要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等语（大意如此）。 =G i+1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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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先生讲完后，举起右手，高呼： RDtK94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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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国民党！ S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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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万岁！ !Dfwm$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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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万岁！ @fDy*d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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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蒋先启说，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他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这里顺便说说这个蒋先启。他是湖南新田人，是革命先烈蒋先云的弟弟，曾留学苏联，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以后叛变了，跟随反动头子贺衷寒（蒋介石军队政工系统的首要人物）多年，他是于一九三三年秋由贺衷寒的总政工处秘书调到三十六师当政工处长的。抗战期间他在浙江省当县长，被日伪军俘虏了，以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并未受到任何处分，回到湖南原籍，解放后情况不明。至于那个负责执行的连长余水，不久便在战争中阵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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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秋白先生处决后，我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即埋葬在中山公园的旁侧。 Gv4W5\v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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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十八日那天下午，我将处决瞿秋白的情形，分电向蒋介石、蒋鼎文报告。 (LF$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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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位朋友曾和我谈起瞿秋白先生，他除了对秋白先生尊敬外，同时还认为秋白先生在长汀所写的一些诗文，例如集唐诗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红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讥万缘空”等句，带有悲伤颓丧的情绪，欠缺革命者正气磅礴，意志昂扬的英雄气概。 Sc='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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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秋白先生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在他就义前的一个时期，没有写出像文天祥那样的正气歌，也没有写一篇伟大的革命文学来遗给后人，诚然使人感到遗憾。但在“为革命而死”与“背叛革命”两条道路作抉择时，秋白先生在得悉蒋介石下令要处决他时，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和从容就义的情形，充分证明了那崇高的革命品质，又何能因他写了一些伤感的文句，而对之有微辞乎！ )vN%$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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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一个非常阴险毒狠的家伙，任何人要是反对他，不能为他所用，只要他办得到时，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来加以杀害，例如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人都是在他这种恶毒作风下而牺牲了的民主人士。他对共产党人，则更是刻骨仇恨，远在大革命时期，他就认定共产党是他的死敌，他常常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自他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后，数十年间，被他杀害的共产党人，难以数计，当然他更不会放过像瞿秋白这样的革命领导人物的。秋白先生迟早必被蒋介石杀害。但我在这个重大罪案中，不仅充当了杀害瞿秋白先生的刽子手，而且由于我向蒋介石报告了秋白先生被捕后表示的态度以及请示处理，促成了秋白先生的及早被处决。 2Zl-@w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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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解放初期，我自认是必死之人，万万没有想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进行耐心的教育，使我得以认识真理，明辨是非，把我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且宽恕了我的罪行，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党之于我，真是恩深再造！ `[9ieXPB-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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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 .gf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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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四月稿 tSa7,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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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 ,n9>a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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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mw.cn/02sz/2008-06/01/content_813088.htm
xiguoju 2008-08-06 16:48
唉，生命诚可贵
靖哥哥 2008-12-10 16:00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是瞿秋白在汀州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一文中的话。果然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在武昌行营给福建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字即”。今年是瞿秋白就义73周年，特撰一文，记叙瞿秋白的被捕和英勇就义的详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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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转移 +rz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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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进行长征，瞿秋白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此时，国民党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为保存干部，便决定将瞿秋白等主要干部送往香港或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派出数十名武装人员护送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项英之妻)、周月林(梁柏台之妻)及邓子恢(到永定领导游击战争)等人，从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在地会昌县小密村出发，向福建的永定县转移。 u&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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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瞿秋白等一行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乡小金村，在这里做了短暂休息后，改由福建省政治保卫局特务队护送，20日到达福建军区所在地琉璃乡汤屋。21日，福建军区冲锋连和省保卫局特务大队组成约100余人的武装护送队，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向永定转移。带病的瞿秋白和年迈的何叔衡和大家一道在盘旋的山间小路上一个挨一个地摸黑行走，谁也不敢落后一步。护送队只允许瞿秋白、何叔衡同点一盏美最时马灯，并用黑布围着剪一个小孔，透点微弱的火光让他们行走。当时，何叔衡的心情比较坦然，他幽默地对瞿秋白说：“这是蛇走的路，也是你们文人作诗写文章的好材料。”瞿秋白也说：“过去这一带都是我们的地方，往来都很安全，现在却成了敌人的了。”何老又说：“我们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突不出重围，宁可牺牲，也决不能给敌人活着抓去，能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就满足了。”瞿秋白也说：“国民党那里有我的学生，要是死不了就糟了，这些学生会整天缠着我。到那时，死不了也就成千古恨了。” ~ m D5T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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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被捕 gbX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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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24日清晨，瞿秋白等人东渡了汀江，来到水口乡的小迳村。由于大家十分疲劳，又逢下雨，就在老百姓家休息片刻，并煮了点稀饭充饥后宿营山上。不幸被钟绍葵押送商船驻水口的一个营发现，激烈战斗后，护送队员被打散，他们遭敌人包围。邓子恢是闽西人，地形方向较熟得以突围逃生。何叔衡滚下山崖，昏倒在荒田里，被民团枪杀。瞿秋白、张亮、周月林躲藏在杂树丛中的山崖下，在敌人搜山时被捕，押回水口乡敌营部。当晚，营长李玉对他们进行长达2个多小时审问。瞿秋白供认为林琪祥，现年36岁，江苏人，肆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曾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被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主力红军转移后，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走到水口又被苏区地方武装抓获，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料被你们的武装发现俘获。 q)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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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怀孕在身，供名为周莲玉，系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 {IFzj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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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由长汀县城赶到水口，李玉向他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苏币，武装人员多配带驳壳枪。他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 qh6M!7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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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监狱 }bCW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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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绍葵到水口的第二天，命令李玉率部将瞿秋白等人押解，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下午到达上杭县城其团部，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钟绍葵亲自对瞿秋白等进行了多次审讯，没有得到任何新情况，则决定就地解决，许可保释。 c -%cD3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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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四川省罗山县人，30岁，怀有身孕，已临近分娩期，由上杭县城糖果店老板林鸿昌保出，因其妻无生育，想认养张亮即将出生的孩子。 agd Kt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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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28岁。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将其保释到家中当保姆。 "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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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狱中写了一份“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迷感敌人。李玉看供词后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情况属实，可以取保释放。”瞿秋白为了早日脱身，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Q76>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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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收到秋白的来信。得知秋白在狱中挨饿受冻，如果有切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在鲁迅、周建人、杨之华忙于找铺保时，国民党报纸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使他们的营救计划成了泡影。 k$BR'?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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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身份为什么会暴露?原来是4月10日，国民党第八师在长汀的归龙山，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在濯田方向被俘。陶崎岳立即将情况电告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蒋鼎文又即电驻防长汀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紧急查报。此时，曾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当过炊事员，红军长征后回上杭钟绍葵团部做炊事员的郑大鹏，一天中午因看押人员没有准时来拿饭，就把饭送到监狱里，认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即报告了钟绍葵。 sC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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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身份暴露后，被押送汀州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关押。张亮、周月林也重新收押，并解送到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部，被判10年徒刑，1937年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时被释放。 5QHuW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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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9日，瞿秋白被解押到汀州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关押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被封死，门口有2名武装看守。 h9FARC
f4-11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上海赶回长汀，当晚就找瞿秋白谈话，一见面就称秋白先生，而瞿秋白很讥讽地回答：“我现在不是你的先生，而是你的阶下囚。”宋希濂扭转话题说：“我到上海治病，刚回长汀，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接着又说：“有500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庄。向这样的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人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瞿秋白听后，非常镇定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是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学说都吸收了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使得宋希濂无可对答，谈话草草收场。 ) l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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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宋希濂又到瞿秋白囚室，一进门就说：“瞿先生，是不是好好治病?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瞿秋白边咳嗽边回答道：“你的参谋长已派陈军医看过我的病，　目前这种处境，用点药也只是为了减轻病痛，认真治疗也完全没有必要了! 宋先生，不管你内心如何盘算，我可以痛痛快快地讲：第一，我作为病人，当然不反对医生看病，不反对吃药；第二，除了共产党员，我还是一个半拉子文人，我要写东西，给我纸、笔、墨；第三，我写东西，就需要烟酒。但我身无分文，仅有一点财物全被保安团搜走了，情况就是这样，你瞧着办吧!” `rNd#k[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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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听完后，回到办公室，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来并亮出“另辟间室，优裕待遇”8个大字，随后说：“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一般对待，要以情感人，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的本意。”随后，研究了几条措施：一、另辟间室，供给古书诗词集和纸、笔、墨；二、新购白裤褂两套，布鞋一双；三、按师部长官饭菜标准供膳，烟酒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数次，撤掉武装看守；五、全师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 u)12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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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几天，宋希濂又到瞿秋白囚室，一进门就说：“瞿先生，你不要太悲观，坦率地说我是很敬重你的，在湖南上中学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对我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虽有军务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果断地说：“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我不想判断你讲这话的用意，我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并非宋先生能主宰。” ki` 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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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又说：“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谈理论，而要看事实。但我想郑重提醒你，别忘了眼下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句有关共产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多日来一直想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而使的小小手段!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不会放过我的，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郑重告诉宋先生，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一定是徒劳的。好了，我们的谈话该结束吧!” bZhw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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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劝降 3' Tu~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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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得知宋希濂未完成任务，就派出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途中拉上福建省党部秘书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抵长汀，对瞿秋白劝降。 lB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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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谈话，王杰夫低声细语对瞿秋白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考虑，你不能使他们失望。”瞿秋白回答说：“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戚友代劳。”王杰夫又说：“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译，译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王杰夫还没说完，瞿秋白就打断了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些高尔基等文学作品，　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王杰夫又假惺惺地说：“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到你无动于衷乎?”瞿秋白回答说：“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人性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这次谈话，使王杰夫等人无可奈何，只得草草结束。 y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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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谈话，一开始，王杰夫笑嘻嘻地对瞿秋白说：“我有一个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追悼会呢?”瞿秋白毅然答道：“我死则死耳，何必什么追悼会。”这时陈建中急着单刀直入问道：“瞿先生你是否去香港再转往上海，你打算在香港住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到上海又打算住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瞿秋白愤然没有作答。这次谈话，王杰夫自己都说更无收效。 &+BOw9: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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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谈话，王杰夫换了一副面孔，一来就摆着蛮横的架势问道：“请你说明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暴动，如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这个责任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瞿秋白听后只是一笑，坦然回答：“这些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我当然负责任。”王杰夫接着问道：“中共中央和红军都西上了，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你当然知道些，请你谈谈。”对此，瞿秋白理也不理，拒绝回答。 6d5![3l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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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谈话，是王杰夫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一见瞿秋白就说：“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回南京，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态度。我们同你的亲友也一样诚意挽救你，爱惜你的才华。”瞿秋白也毫不含糊地回答：“辛苦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接着，钱永健用威胁的口吻说：“瞿先生，你要识大体，最近中共残部流窜西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中共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接着，王杰夫劝瞿秋白效法叛徒顾顺章，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公开反共，你可以去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做编译。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是如何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却不追究!”瞿秋白听后从容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这一席慷慨陈辞，使得这一伙特务无话可答。 SN\$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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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三十六师为王杰夫等人设宴饯行时，席间，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做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说明我们的工作失败。”宋希濂也说：“我们做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也派了要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党国所用，实在等于做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的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代？”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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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就义 ie%}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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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就给驻漳州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由于陈立夫派要员到长汀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而拖延了执行时间。 aX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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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要员蒋鼎文、李默庵的催促之下，三十六师决定于6月18日上午，对瞿秋白执行枪决。此时宋希濂还抱着劝降立功的一线希望，17日晚，特派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 /bMcN0s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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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向贤矩备了两碟荤菜，一瓶白干酒，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宣读最高当局来的电报，并说：“师部遵照委员长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事，可以直说，我们视情况而为之。”瞿秋白听后无所畏惧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他们最后的谈话，让宋希濂绝望了。 W@I&zyL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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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坐在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再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则挥笔写“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时，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房内，出示了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很镇定地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随即跟廖祥光来到隔壁的长汀中山公园，瞿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 =$KcV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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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用他36个春秋的壮丽年华，谱写了一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凯歌。他的英雄业绩和崇高品德及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A"pt)d#G
劳人 2009-02-15 20:22
作者：汪东林 P+s~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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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直接下达命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在“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VP;on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的7月。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经我执意要求，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RwqvCA“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Q3zTI !U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有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4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 x:(\$V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xqaG #C%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R14LV_
宋希濂掏出香烟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6} j\`nfT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 =B ,JNll.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 K# X|=q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W2EgRe/f4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在1935年4月下旬，在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qtDBM#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4sVTP“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0 l qIL+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i0{#!1u
花落知春残， c%o[K=.w
一任风和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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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明年春再来， IP&CU^
应有香如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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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K!T1T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一位邻居，我同宋的谈话自然就被打断了。 Bwg^E236x
在经过10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的心情与10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q5{0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u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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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则篇幅太长，这里，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我想把这两大段文字写得细一些，以便读者由此一斑而窥见全豹。 Oo }gf_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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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
劳人 2009-02-15 20:22
宋希濂与瞿秋白直接交锋 W]G: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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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十六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WT9xg\C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Uw8f.q4%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作认真的治疗。”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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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p0$-]pq3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g-}(d%l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PP]85Dn+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pA8aCP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Zb9KUt;@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布濂口气缓和下来。 Z} jxS'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5w/3Pv-/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eL\'A?6|P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h>k(f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F!RBz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gIEl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G\Ahy#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_S[)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2vkR9~/Do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R""yR$ q;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 l%O7wC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v ]xMKC
“好吧，我洗耳恭听!” ;|BD,k'/cf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16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V-~DN G#*f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Mh$u'@!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D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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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牺牲前两天内发生的一幕 |Z?r^.&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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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6月16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 /JjR
“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L C5V//!I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没有作出反应。 XA]WF,}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 M~Rc318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OE,`Y"q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0lFgLQi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Vkl0>j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Y& qbP."7n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参谋长当场答复：“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 adr|?xc
谈话就此结束。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8fRSkh6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ltan!}1%m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gug>62?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t#7Z5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E^GH"2&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I'bB+bK$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U`56x;,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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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绝笔 FhP8\H!m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9w=lpAu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2m4+<566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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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yJGg 4D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杆。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F _t=-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BG-v1o1>u-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d, 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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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 9Kl0Q&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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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写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70年代末宋希濂先生同我的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先生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而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又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 q#|<'Tu
“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ytsheu 2009-04-07 14:47
李振霞   同舟共进 2009年3期 soY- p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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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月24日，中国现代哲人瞿秋白诞生于江南水乡常州。1935年，仅仅36岁的他断送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10周年的今天，这位革命家、文艺家、诗人既令我们心疼、心碎，也让我们倍感骄傲。 O`.%V;%-h
近年来，不时听到学界有人以瞿秋白《多余的话》“说事”的声音，论者说《多余的话》相较瞿秋白其他作品，“好像是一个‘黑洞’”，《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又有扼腕叹息者曰：瞿秋白“何必写《多余的话》？” <08GZ/v
在纪念瞿秋白的清白一生时，笔者深感有为这位先人正名的必要。我很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是一部珍贵的宝典。 qhF, {
瞿秋白如果“只是慷慨赴难而不再言语，也许他早已被历史疏远。但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且言辞间充满了理性的光辉”。我想，正是这种理性的光辉，为他的生命画上了耀眼的句号，唱出了前无古人的绝世悲歌。 HuFo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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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临死前“改换”了共产主义信念？】 ( : 3[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似乎心灰意冷，丢弃信念，不再想未来了。可是，他的心灵深处果真如此吗？他曾说：“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0&>n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特别声明，一旦有了共产主义信念，就不能改变：“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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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够证明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改换”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呢？当时，在共产党人中，保留而不“改换”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很不简单了。要知道，那是在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发动五次残酷围剿之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白区组织惨遭破坏，所剩者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白色恐怖笼罩天空。况且，瞿秋白还在证明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这岂不是在告诉国人，要理性地对待这种信念，相信它，实现它——这是多好的启示啊。 p KC_Y`I
也正是内心的这种亮点在闪闪发光，才有了狱中写成并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卜算子》： {'a'1?t
寂寞此人间， lvHns6f0
且喜身无主。 nk71
眼底云烟过尽时， s9"ug+k
正我逍遥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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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知春残， , O`#K.y!
一任风和雨。 OD%7$ i
信是明年春再来， f'}P07i[
应有香如故。 N1=V?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确信：“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LxKg[W
难怪，有的读者说“我的心弦反复揣摩附录在书末的《多余的话》，感触之余，总想痛哭几声”。 Zk;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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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怀疑马克思主义？】 AGIH1\494
瞿秋白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个过程。然而，如果把他写的这个真实过程解读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那就不能不说这种“解读”太缺少对事实的尊重了。 qi@vDs
不错，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确实谈到他对现实问题观察与研究太少，使他“雾里看花”。但“多余的话”中没有一句怪罪马克思主义指导不灵的话：“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u]VD5]+c
这本来是在说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的天生弱点，不熟悉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解决现实社会中提出的问题有困难。但瞿秋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了——哪里谈得上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危机 ”？别忘了，正是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郑重地声明：“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_4[H2T^D8z
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50周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纪念大会，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是历史的评价、公正的评价。 ;{YU@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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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b~Ix $]t
一个党，如果只有理想、信念和主义，而没有“领军人物”，是没有办法领导群众走向胜利的。 z.q> r[MR
然而，究竟谁成为这种人物，不是由你、我、他个人说了算的，要由历史来说话。我们颇为熟悉的一句话“时势造英雄”，这里的时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多种合力造成的大趋势。但历史推出杰出人物是很复杂的，有时自己想做的事做不到，而不想做的事偏偏要你去做。这就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力，在哲学上称为“历史的合力”，任何人难以违抗。 f1+nCBfx u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没有看清或不愿意承认这种“时势”或客观大趋势的力量，而总感到接受任务或被安排领导职务时，勉强、被动、不情愿、无奈、与自己的文学爱好有反差，并且还似乎在检查自己对党“不忠”。他说：“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还说：自己“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武汉时代的前夜（1927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Zhs9?b[Nn
在这里，瞿秋白将历史的选择错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了。 fc _!0UR
一位著名学者曾这样谈论瞿秋白：“就他自己而言，每一次重大抉择都流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这使我们想到古今中外由被动人格，所酿造成的种种悲剧…… 瞿秋白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mDPqN$=
这种描绘使笔者十分诧异。听听在那个年代了解瞿秋白的战友们的回忆吧。 G7iJ,i;e
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杨尚昆指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之后，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T[Y V]J
瞿秋白不是“性格软弱”，也不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相反，他是一位临危受命、挽救时局、推动时代前进、意志与性格十分坚强的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应该永载史册。 9Oy!@a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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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斗争的警示】 t{ *E1
为着党内生活的健康，瞿秋白对当时党内的过火斗争、不讲团结以及自己蒙冤受屈致使情绪消沉等，委婉地表述了看法——这正是《多余的话》为了党的健康发展留下的警示。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珍奇的“无价之宝”。 D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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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反复思索《多余的话》时，在那饱含忧思、隐忍难发的文字背后能够看到，在党内机会主义者处于领导地位时期，党员受尽委屈、打击、折磨甚至被断送生命等许多人不愿正视的残酷事实。 ={0av:|K\V
就瞿秋白本人的经历来说，他在党内多年担任领导职务，似乎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但实际并非如此。他曾被推上党内斗争的风口浪尖，1929年就开始挨整了。《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x6 '~eLK
在米夫的扶植下，逐步确立了王明集团对全党的统治地位。四中全会后，王明对早就怀恨在心的瞿秋白进一步打击。瞿秋白已经写了检讨信，但王明还以中央决议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写声明。1931年1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此时，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党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和残酷打击，让瞿秋白十分厌倦。 B_J*yl
王明等人硬加予瞿秋白的所谓“调和路线错误”，一直到延安整风后才得以正式平反。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7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瞿秋白： FK k{=`|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G /v*J%
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ZXfr"I这说明，在瞿秋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调和路线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y 3
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尖锐批评王明等人：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CKIc&9YP
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内心深处也认为党内生活不能“只用铁锤主义”，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讲和气”，讲“忠恕之道”：“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X)0xH-7,d
瞿秋白说自己是“‘调和派’的领袖”。然而，“调和派”三个字，他是加了引号的。 AMz).x]
历数我们的党内斗争，其“软肋”不正是一旦斗起来，就不讲团结、仁慈、缺少“‘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吗？从不考虑对方“也有几分理由”之处，动不动就是“错误路线”的大帽子满天飞。 CD3U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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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坦率：鲁迅引为“一知己”】 TS)hp2g
《多余的话》留给党的警示不仅如此，它还表明，要使党内生活健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就是对旧意识、旧观念、错误思想、不良行为绝不能放弃自我批评的武器。 lx:2jW8Nh
瞿秋白诚挚地推崇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毫不留情，成了后人仿效的心底雪亮的楷模。毛泽东曾说，他喜欢鲁迅的坦率，喜欢他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难怪瞿秋白被鲁迅认作“一知己”，他们都有同样的坦率。瞿秋白也曾深刻地究其家庭根源，谈到对自己的影响：“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 8%/>$
瞿秋白不贪婪，没有权势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他认为，党员应该正确掌握批评的武器，不能见着错误缄口不语，“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Pd#'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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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临终，瞿秋白仍谆谆告诫我们，要自觉磨砺自己：“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巢’，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f/V+5k8
先哲的这种可贵“教训”，难道不正是鼓励后人历练自己的意识、情感、心路、脚步，稳健地走向革命与未来的闪闪发光的指路明灯吗？ 8>adcLR
有一句老话，叫“水有源，树有根”。对于一种言论，一个念头，一篇文章——如《多余的话》——离开它的背景去探索，是没有办法条分缕析得清楚的。笔者愿意同对《多余的话》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深入探讨。 gTDmQPdt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2],YT/ r
劳人 2009-05-04 17:27
作者：陈清泉 `N5#T,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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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aktZ@ ?v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h5~n DSz\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R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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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v0n?e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Dt/vUPBA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kgZ/[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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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jmking 2009-06-23 22:45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906/0623_2665_1215437.shtml n
2009年06月23日 11:43凤凰卫视 3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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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6月20日《风范大国民》节目 <6)U6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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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鼎盛：树立世之风范，铸造国之脊梁，欢迎收看《风范大国民》。 zk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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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中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其后近一年期间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起义，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转折点。瞿秋白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的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 v]((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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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参加中共三大，起草党纲，他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1945年，中共中央决议，瞿秋白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因为他被捕后写下了《多余的话》，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毛泽东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样，投降了，变节了。文化大革命初，瞿秋白墓被红卫兵捣毁，1980年，中共中央才为他恢复名誉。瞿秋白36岁的人生有两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也为中华文化，他在遗文《多余的话》中，自我定位是个书生。 uh+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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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随后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但是深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而是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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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瞿秋白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来往在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的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演讲，黄埔的将领都晓得这个瞿秋白。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辨认出来，而且又是身患重病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打游击的。他是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 yI T=Aw] |
解说：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转移的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关押在福建上杭监狱。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军人并不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他们重金悬赏缉拿的共产首领瞿秋白，因此同意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寻求帮助。 ;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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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他是2月24号就被俘，被俘以后，身份暴露之前，都是严刑拷打，都没有承认，他就说我是医生被红军俘虏了，被红军俘虏，我又跑出来了，结果又被你们俘虏。他说我可以做教员，我可以做医生，希望取保释放。 z` `oK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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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这一年的5月，鲁迅突然接到一封来至福建的书信，寄信人就是化名林祺祥的瞿秋白，他希望鲁迅把自己被捕的消息通知妻子杨之华。 HM)& 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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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给鲁迅写信就说我是医生，过去曾经见过一面，现在被国民党军俘虏，需要有一个铺保，然后就可以开释。鲁迅收到这个信以后，就通过周建人，把这个信转交给杨之华。 XQLYQ08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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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鼎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他们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在翻译苏联文学上合作和通信讨论。1932年夏秋之交，两人见面，之后鲁迅一直借重、扶助和掩护瞿秋白，在写作和左联工作上亲密无间。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首先想到鲁迅，鲁迅和许广平，也总是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妻。这个时候瞿秋白的人头值2万大元，他多次对党内同志说鲁迅，“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dgT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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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缺衣少食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二心集》的版权，这在鲁迅著作中是唯一例外。《鲁迅全集》当中，有十多篇文章是瞿秋白和鲁迅漫谈之后写成，再经过鲁迅修改，用他的笔名发表。在鲁迅一生中，除早年与二弟周作人合写之外，再难找文笔交融，文思相通的知音。鲁迅营救瞿秋白失败后说，瞿若不死，译《死魂灵》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鲁迅带病校编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ka\9g2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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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就在鲁迅、杨之华等人积极行动的时候，《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由于熟人指认，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zc8*x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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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到了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老婆，万永诚的老婆，她供出来说，瞿秋白已经被你们国民党抓到了。于是就查，国民党方面就查，究竟在哪里？这个人在哪里？一直就查到钟绍葵的这个保安团。 4\+ *cH
解说：1935年5月初，化名林祺祥的瞿秋白被押解到福建长汀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 /_VsX4
jmking 2009-06-23 22:45
陈铁健：下面就开始审判，就把原来在苏区教育部，工作过的一个叛徒，叫郑大鹏叫出来当面指认，这样子瞿秋白就承认了。说既然是这样，我过去的写的笔供、口供那就算等于作了一篇小说吧。  AE=*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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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他的学问，也希望能劝降瞿秋白，以此立功。 tJ~}!?4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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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宋希濂五月初回来，就和瞿秋白有一次长谈，谈了几个小时。他们从理论一直到将来的出路，来劝瞿秋白，回心转意，跟着国民党来做。瞿秋白跟他理论，说你们三民主义那套理论，我绝对是不看好的，那是个大杂烩，他批孙中山那时候，“大贫小贫”的这个理论，他说这个你们站不住脚的。所以和宋希濂的谈话没有结果，宋希濂只找他长谈这一次，以后就不再谈了。 S+e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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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军统劝降失败，宋希濂的谈话也没成功，到了6月2日，蒋介石密令要处决瞿秋白。陈立夫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派出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并带上福建省党部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抵达长汀，对瞿秋白劝降。 7TlH('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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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劝降他的其中的一个突破口，企图一个突破口，就想从他的才华上打破，突破他，就说你这么有才，你不想一想，你如果留下来以后，对家人、朋友，对你自己以后还有多少事来做呀？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愿意，名声上不好的话，你可以改个名字，隐姓埋名做翻译，国家可以给你一笔很优厚的待遇等等，都是从他的才上来，但是他自己把这些东西都看的无所谓，他说我有我的哲学，我有我的主义。 vA1'$Cdv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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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前后七天就这么谈，白天晚上这样谈，有时候是剑拔弩张的，有时候是笑脸相迎的，软的、硬的都来了。结果他们原来到的时候，是夸下海口的，说军统做不成的事情，我们绝对能够做成，你宋希濂做不成的我们也能做成。宋希濂就劝他，说军统的人没有做成，我劝他也没有劝成，就看你们怎么样了，我估计你们也大概也不一定，结果事实上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wJSQt1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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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这是瞿秋白临刑前的照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 xRkz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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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鼎盛：瞿秋白临刑前写下了（集）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向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了大门。他坦然的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6 ]6sHa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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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是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微笑的说“此地很好”，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坦然就义。瞿秋白视死如归，理应名垂青史，但是他在就义前夕写的《多余的话》，却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名声。 [w I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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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鼎盛：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自传性的《多余的话》，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是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瞿秋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十余年间，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 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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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中央政治局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实行退却中的反攻。但是书生哪是政客的对手，苏共的傀儡王明，一巴掌打倒瞿秋白是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藉口他有病丢下不管，但是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能长征到陕北，最后迎来新中国的春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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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 5n2e~_D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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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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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建：这样的文字，它很特殊，一般人呢不大容易理解，有的呢，甚至像丁玲说的，甚至有些浅薄的人，他会拿有些话作为话柄，加以误解，甚至曲解，所以丁玲的话是不幸而言中，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是没读懂，因为没有瞿秋白这样的经历，不了解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的这样斗争的残酷性，这种复杂性，不了解这个真相的话，很难理解，怎么会，共产党的领袖写这样一个东西呢？
jmking 2009-06-23 22:45
解说：《多余的话》最早是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选登了部分内容，其中流露了很多伤感颓唐的情绪，很多人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EBP8fqB 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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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建：周恩来1964年对毛泽东和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谈话的时候，就毛泽东批这个《多余的话》的时候，周恩来说我看过他的真迹，这个是可信的。另外就是丁玲，丁玲说我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多余的话》是假的，她说我一看，谁也编不出来，谁也写不出来那种风格的文字。她说我对瞿秋白太熟悉，她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她说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瞿秋白的这种文字的风格。 'LLV,k{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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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尽管这篇《多余的话》，引起了人们甚至战友的疑惑，但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事实，让大家相信这篇遗书，是经过国民党删改过的。 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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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建：宋希濂后来我问他，我说这个东西你们动过没有？你们动过没有？他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他说改动有什么用？没有用，第一点，对瞿秋白没有任何影响，一看就是他不是投降的。 /gg*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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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鼎盛：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亮丽的学历，他在外交部办俄语专修馆是免费学的俄文。1922年底，他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当翻译，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他的竞争心决非政治家的档次。1928年的“六大”闭幕之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尽管他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他的爱徒王明一伙，把黑锅让瞿秋白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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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了上海扶持王明一伙上台，赶瞿秋白出政治局，一个月仅发给17块钱的生活费。陆定一说过，“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他们有米夫做靠山。当时党对共产国际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相信的王明宗派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事，当时中国党的理论水平，还不能分辨马列词句中，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王明一伙也反帝反封反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很难看出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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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建：同时他看到了莫斯科的那种清党的情况，那也是残酷，无情、残酷，什么手段都有，明明自己是有理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是对的，我只能听从你的决策，你定的罪名我都要全盘接受。所以，到了后期就是，给他任何的罪名他都全盘接受，他说我连想都不想，我不想这些事情了，我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思索，我干脆不想了。我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说我是叛徒也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控诉，一种抗争，一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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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L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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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如果瞿秋白不说这些，那些风云或许早已模糊，他以真诚的态度，勇敢地曝光自己的内心，看起来戏虐轻松，内心的态度其实是悲哀的，他非常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真实。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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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复杂的时代，他的出身，他的经历，包括党内斗争，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时代。 \v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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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建：他在狱中写这个东西，他不能够指名的骂王明，不能指名的骂莫斯科，骂斯大林，根源是王明，是米夫，是斯大林，是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这个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团结，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只能谴责自己，说自己是不够格的，自己有那种文人的积习，有那种绅士的意识，有那种游民的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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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他自己当了共产党的领袖，但是在党内被王明路线排挤，然后呢，长征时候又不带他，被国民党杀害，这也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就包括党内斗争，这种悲剧，包括历史上国民党叛变，对共产党人的屠杀这种悲剧。那么这些悲剧呢，对我们后人来讲，鲁迅讲是一个财富，撕裂开来给人看，它是一个财富。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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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正是瞿秋白狱中的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遂将他处死。 )Acf: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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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z.I=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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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我觉得研究瞿秋白，抓住他的前提一条，就是说他是英勇就义的，他写的《多余的话》里面，他既没有向国民党摇尾乞怜，他也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告密，然后他就说了些自己内心的实话，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3UVt}Sn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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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建：《多余的话》，已经成为百年的话题，现在大家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不是叛徒自白书，这个是定了，这是定了，大家是达成共识，就不是叛徒，不是叛徒的自白。但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自白？从文化上，从心灵上，怎么来理解《多余的话》，它是个百年话题，甚至更长久的这样一个话题。 T*pDudy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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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鼎盛：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和政治著作，他在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上都很内行。1922年，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之前《国际歌》三种译文都不准确，也没法歌唱，瞿秋白就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吟唱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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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法文“国际”一词，在歌中有8拍，瞿秋白反复推敲后，把法文的“国际”音译成“英德纳雄纳尔”，这种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被王明排斥出中央之后，短短几年间写出了五百多万字，在狱中他留下了四十一篇《未成稿目录》，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只是半吊子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历史的误会”。 juj _(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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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奇怪的是，这篇序言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的时候，才在档案馆找到毛泽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