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市532医院地址: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中）（转载）

十七、 贪官与贤相的辩证关系
　　在人们的眼光中看来，贪官与贤相之间肯定是对立的关系，奸相与贪官才是一对，但是熟读历史后，就会发现居然也有著名的贤相是大大的贪官。
　　这个贪官加贤相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管仲，管仲是富可敌国的，而且操守也有问题，他与朋友一起做生意，却自己卷款独吞，他上战场，却逃跑在前，但他却是公认的贤相，他缔造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还有一个这样著名的人物，就是张居正，他是明朝中兴的名臣，但是他也是贪婪出名的。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要升职也得买了名妓给他送去，他的出行要32人的轿子，轿子里面有文案和书童丫鬟。但是张居正也是公认的贤相。
　　最后要说的就是陈平这个人，不仅贪污，而且还没有政治操守，支持封吕姓为王，而且还有个人作风问题，但是历史上谁也没有怀疑他的贤相地位。
　　细想起来，这些贪官为什么能够成为贤相呢？关键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兴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贡献比他们的那一点的财产大得太多了，所以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行为就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
　　历史上抄没官员的财产，是不区分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的，其实很多官员的财产来源还在于官商行为，比如和绅就是垄断经营米、丝绸等行业，和绅的巨额资产大部分是他的经营所得。
　　以前官员的收入比现在想象的要高很多，因为有基本合法的陋规收入，官员收取陋规的所得，一般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在陋规方面，比如耗募，一般是十分之一，相当于税收的十分之一，这笔钱全部归官员个人支配，是非常可观的。陋规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红包等等。
　　古代针对官员的腐败有一点与今天很大不同，在刑名上分为贪赃枉法和贪赃不枉法二类，如果是贪赃没有枉法，一般也就是退赃或革职，而且革职还会有机会再次启用，可是一旦有枉法的行为，就是重罪。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只要受贿就是大罪，无论是否枉法，反而如果仅仅是徇私枉法没有受贿，在中国却是非常轻的事情，而且经常是集体领导而不了了之。
　　所以对于古代的官员，是轻易不敢有枉法行为的，因为那时候是皇帝的王法，官员枉法有可能会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大帽子，自己掉脑袋不说，而且还要连累家人。因此官员是轻易不敢越枉法的雷池的，尤其是官员合法的收入就非常高的情况。中国古代的问题是没有法，法不健全，而现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却是没有的，因此对于老百姓之间的问题还是基本公平的，不平在于百姓与皇家贵族之间。
　　官员只要不枉法，虽然有一定的贪，但是对于老百姓的基本底线还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吏的贪污机会不多，而且吏贪污就视为官员贪污，控制住了恶吏的贪污和枉法，老百姓的日子就好多了，毕竟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多的还是各种吏。
　　现在吏的贪污是非常厉害的，某市的规划局，一个项目在窗口只是收取文件的人员与规划局局长的红包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给他足够的钱，他就挑你文件的毛病，你多少亿的项目，被他挑二个月的毛病利息怎么受得了，知道的就乖乖的拿50-100万去，他没有任何审批签字的权利，而真正审批的局长只要符合政策，倒是用不了拿什么钱。还有自来水公司的查表工，利用其调表改表的权利，本来是最底层的工人，一年下来也可以贪污到100万以上。
　　现在这些恶吏的贪污行为他的领导所承担的责任基本是缺位的，现在老百姓的情绪也主要来自他们，那些城管、公安相当于古代的衙役，那些工商、税务相当于钱谷师爷，那些法官相当于刑名师爷，等等。古代能够成为贤相的，均很好的控制了吏的贪污枉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更有力的控制了恶吏，所以关键在控制与老百姓基本生存密切相关的人不枉法。
　　中国有坊间的说法是部级官员贪污1000万以内不追究，局级干部贪污200万元以内不追究，初听起来非常令人愤怒，但是细想一下，为官10年1000万，不过是百万年薪而已，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部长，百万年薪一点不为过，而一个局长20万年薪也合理，关键是官员有没有违法和创造价值，像红塔集团储世健董事长那样的贪污犯是非常令人同情的。
　　现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去做公务员的人都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一般是子承父业，而高干的子女也多经商，每个进入政府机构的人均有改变自己和家族经济条件的重任，均要经过长期的论资排辈消磨了棱角，同时枉法的处罚还不重，所以即使自己不贪，也给家人徇私枉法，这也与以往有很多贵族、书生为官的情况不同。
　　同时有一点要说的是历史上的王安石、海瑞等人，历史的争议是很大的，他们的正面形象时间并不太久，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吏的管束是有问题的，虽然他们清廉的不得了，各种陋规都不要，使自己的吃穿都很拮据，但是要不是他们这样的清廉，他们早就被政敌搞死了，这也不失为一种保身之道。同时还有近来提及比较多的一个人物，就是温宰相温体仁，他的个人操守也是非常好的，口碑极佳而且非常亲民，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李自成的做大、洪承畴的战败，现在已经有人把明朝亡国的责任加到他身上了。
　　因此控制贪污没有控制枉法重要，没有比确定责任重要，一个在法制盛行的社会，贪污的土壤就少得多，评价一个官员也是多方位的。   十八、 古代中国的国家和官僚控制体系
　　古代中国这样辽阔的帝国，交通和通讯的不畅，要控制这样大的帝国，需要怎样的手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兴起前，均采取的是分封的方式，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的国家普遍比较小，而且对于外面的殖民地，管理方式更像分封，而中国管理这样的大帝国，是有独到之处的。
　　所谓帝国，就是一切重大政令出自中央和官职由中央委派，共和国是地方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由于历史上要套用西方马列的模式，从来没有好好的给中国人介绍帝国的概念，西方的帝国是在近代兴起的，所以有我们特别欣赏的人在反对帝国主义，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是帝国体制了。
　　中国的第一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给社会精英一个合理的上升通道，让社会的精英均在努力的走这样的独木桥，开始的时候是地方推举孝廉，后来被更好的科举所替代，这样就把社会主要的能量吸收上来，造反的因素就被抹杀了很多。
　　中国的第二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政治运动，古代的党争是非常残酷的，但是皇帝搞的政治运动只局限于官员本身，没有扩大到全社会，也就是中国的士农工商中只波及士，这是必须的尺度，就如武则天的酷吏政治但是经济照样高速发展，依靠政治运动使官员互相监督，有效地遏制了官员的贪污和枉法。但是近现代有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扩大到了全社会，就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因为现在士农工商的分野不像古代那样的泾渭分明。
　　中国的第三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官僚控制体系，这个问题前面说过，官与僚的关系和制约，制度化是非常强的。
　　中国的第四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舆论体系，舆论监督也是很厉害的，那时的舆论受体是皇帝，实际的情况更像我们的内参，给皇帝的奏章很多时候是内容相对公开的，并且有专门负责的官员。我们现在面对老百姓的舆论监督是没有用的，老百姓还没有选票，还是要领导看报道。
　　中国的第五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愚民政策和道德体系，这样的方式就是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思想，把老百姓的思想束缚在儒家或其他某一家的学说上，并且进行洗脑，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
　　中国的第六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宗法制度，通过家族的纽带来管理，而且责任也是在家族内株连的，同时还承认家族的私法，比如家族如果确定犯了奸淫要沉江，那么家族的人这样干就不算是杀人，政府是不管的。
　　所有这些政策虽然有效地管理巨大的帝国，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做法是牺牲了社会的发展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在中国古代经济远远超过世界，没有外来威胁的时候，稳定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世界群雄竞起的时代，这样做是要威胁民族的生存的，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的政策是需要反思的。 十九、 中国朝代更迭的动力在哪里
　　中国的朝代更迭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特别的，世界各国都没有中国这样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改朝换代总是社会的巨大的破坏，为什么总是每几百年要改朝换代呢？
　　中国的地域实际上是相对隔绝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周边的环境造成的隔绝只与周边的一些蛮族接触，与世界的其它文明交流是很受限制的，中国的改朝换代总是从内部开始，即使是五胡乱华、金元灭宋、清灭明等等，也都是中原的王朝自己先出现问题的。
　　首先大家想到的原因就是粮食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一定人口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的减少，这样的结论有一定的道理，每次中国的内乱，均起于饥荒，但是我也注意到中国人口变化有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清朝人口远远多于其他朝代，中国历史上长期人口在盛世也就不超过6000万人，一般在4000万人左右，但是清朝在康乾盛世就超过一亿，到民国达到4亿，虽然有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进入中国，但是粮食的产量也没有增加那么多倍，因此在古代发生战乱和朝代更迭的时候粮食并没有达到极限。
　　而且在经济发展后社会也可以产生控制人口的机制，方法就是增加孩子的抚养成本，因此当今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还实现了负增长，所以实际上粮食问题最终会导致朝代的更迭，但是国家控制粮食问题也是可能的，方法就是增加抚养人口的成本，生孩子养不起，就不养了，中国历史上杀婴从来就不是什么罪恶，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孩子出生哭出来灵魂才投胎，西方是受精就是生命的开始，堕胎在天主教看来是谋杀，所以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外备受争议。
　　还有人会想到外患，确实很多朝代是最后被外族统治，但是这些情况都是在国家内部先出现了问题以后才被外患所侵略，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这样的外患反而会增加国家的团结，外患带来的问题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人会想到吏治的腐败，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消除腐败，腐败从王朝的开始就一直存在，比如在康熙盛世，腐败也非常严重，而且互相勾结的非常紧密，最后雍正即位后整顿吏治根本无法下手，只能采取暗杀的下策。而在管仲治理下的齐国是空前的强盛，但是管仲富比齐桓的生活肯定是腐败横生的。
　　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的最大理由就是这些因素在世界其它各个国家业都存在，其他世界各国就没有中国这样激烈的朝代更迭，所以必定其中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我对于王朝更迭个人读史的认识是中国的中央集权权利不受限制，导致权利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系统的崩溃。
　　中国的王朝一旦建立，皇权就在不断的加强，皇帝被不断的神化，全国的忠君思想也在国民中越来越强烈，皇帝有几乎无限的生杀大权，这与外国的皇帝、国王实际上是很不同的，外国的皇帝本身受很多限制，地方也是分封的，著名的例子是国王出现经济问题还要破产，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所有人对于皇帝实际上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
　　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就会不断地膨胀，在膨胀的背后是官僚体系的人员不断的膨胀，国家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明朝，太祖的后裔到明亡时就达到了4万人，这些人都是天潢贵胄，他们的俸禄是极高的，比一下清入关的20万人口和灭亡时是300万人，就算满清的满族人是人人国家养着，他们的总支出也远远少于明朝享受王侯待遇的4万朱元璋子孙，而且还不算其它的明朝贵族。清朝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不同任何朝代的世袭递降的继承制度，铁帽子王只有六亲王二郡王，对于爵位控制极严，所以清朝容纳的人口也远远高于任何朝代。
　　古代的以禄养廉，其基础还有一个就是官员的人数是很少的，一个县一般官员就县令、县丞和教官，这样能够吃皇粮的是非常少的，每多一个官，给老百姓的负担绝对不是那个官员的一点点的俸禄，这官要找出各种他存在的理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即使他不贪污也会如此，因为他要证明他的这个职务存在的必要性！所以一个朝代权力膨胀导致的崩溃实际上体现在其官僚体系的膨胀上，国家的官员在不断的增加，各个级别候补的官员在不断的增加，在一个县下又有带有很多个办差事的委员，不入流的官员和吏大大的增加。
　　权力的膨胀更主要的是各种监查的职务出来了，权力多了更多的是产生了大量监查权力的需要，当监查膨胀后又需要再监查负责监查的人，如此循环就没有头了。仅以明朝举例，先是各种御史类似的监查官员，然后是锦衣卫，还有宦官掌管的东厂、西厂等等，这些监查的人在监查的过程中也要致富，其致富的过程给社会的危害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不怕寡而怕不均，权力的膨胀不受制约，社会的不均和不公就产生了，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即使是饿殍遍地，也不会崩溃，从楚汉战争后的灾荒到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政权还是稳定的，但是到了明朝末年，崇祯的励精图治和东林党人的理想下，实际上腐败已经比魏忠贤当政时好太多了，国家也没有免除灭亡的命运。
　　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受限制的膨胀下去，权力在国家的政治上没有限制的体制，无限膨胀的结果一定是会产生更加强烈残酷的限制，最后社会就一定能够产生这样的机制，这就是破坏力极大的朝代更迭，把一切都推倒从来。中国今后能够长期发展，跳出朝代更迭的历史大破坏，就一定要产生限制权力的机制，否则无限膨胀的权力总有让国家崩溃的一天。
 二十、 流寇的掠夺生存机制
　　中国历史上流寇给社会造成的民族灾难是举不胜举，在这些惨痛的灾难的背后，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和流寇的历史运作机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虽然历史上的流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被美化成为农民起义等等，但是流寇给社会文化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是每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的，每次流寇的作乱的结果均是人口损失大半，社会财富消耗殆尽，这些流寇又是如何的运作的呢？
　　流寇的运作首先是要有一个精神的因素，带有邪教的背景，从张角的黄巾，到朱元璋的明教，在到后来的拜上帝、什么主义等等，这些邪教的东西从根本上打破人们原来的真善美的认知，把人们的推向杀人、抢劫等等成为合理、有理的思想认知，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用精神统治形成巨大的流寇群体力量。
　　在精神完成了以后，物质的来源就是抢劫了，而抢劫的对象只能是有钱的人，穷人是没有钱好抢的，抢劫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古时的武器是比较简单的，有吃的就不怕，但是光抢粮食只是一般的盗匪，成不了威胁整个社会的流寇，流寇成患还有另外的关键的因素。
　　流寇发展的关键是要胁迫穷人与之一起进行抢劫，流寇围住一个村庄后，首先把人分成两类，有钱有粮可抢的和坚决不愿意抢劫的为一类，另外就是有可能参与一起抢劫的。有钱有粮可抢的当然是要被抢了，是异端、反革命等等，那些坚决不愿意抢的，就是狗腿子了，把这些人要基本杀掉。而有可能愿意抢得，就要给他们用已经有的精神因素进行洗脑，让他们参与抢劫变成认同的事情，同时也要他们手上沾上鲜血，要他们动手杀人，例如：均贫富、剥削等等呢个，然后把抢来流寇又无法带有的东西分给他们，这些东西就是土地和房产，还有可能是有钱人的老婆，所以就有打土豪分田地了。
　　这样的好日子没有几天，政府肯定要恢复被抢劫地区的社会秩序的，恢复秩序的还乡团来了，流寇就要跑了，这时另外一个关键是要带走所有被他们胁迫抢劫的村里青壮年人，这些人跟着流寇的所作所为按照当时社会的法律已经成为了杀人、抢劫、强奸犯了，他们是无法不跟流寇走的。
　　这样的结果是流寇在村子里面不但要抢劫到财务，还要带走村里的人，流寇的队伍就壮大了，这样的过程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进而是几个村庄，然后是一个县，再就是几个县，这样的发展是雪崩性的发展，而且在流寇的发展过程中，被抢劫的有钱人也有识时务的人，在他们可能被抢劫和杀害前，他们会主动迎合流寇，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自己加入流寇，叫做毁家起义，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他们加入了流寇后会极大地完善流寇的组织管理，使流寇能够成为巨大的军事组织。
　　在古代交通通讯不利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要有反映，报告皇帝再征调军队，时间有二个月，就足够流寇的发展了，等待军队到达时流寇可能已经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了，而开始有流寇的报告政府派出的军队经常是有限的，这样赶来的军队人数赶不上流寇的发展速度，根本不是流寇的对手，再派军队时间又很长，这样的结果是流寇很快就可以发展到局面不可收拾。流寇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大，掠夺社会的财富，又迫使被掠夺的地区的人口成为流寇。
　　历史上情况就是这样，当年李自成的18骑在商洛山，一出山没有一年就是几十万的人马，所以这些流寇一旦懂得了怎样当流寇的方法，有了他们的精神依靠，对于社会是无比可怕的，所以在政治斗争中原来的流寇头子提出要重新上起家的某某山干革命，谁都怕他。而中国把这些流寇作乱的理论和方法推向世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游击队、恐怖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的圣经，造成世界的不安定，使中国的国际交往遗留了各种问题，成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障碍。
　　还有必须要说明的是：流寇采取上述的方式作乱，是不受自然灾害、政治压迫等等因素的影响的，流寇为了自己的合理性总是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压迫和自然灾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流寇发生后就如肌体的癌症，流寇是不自己从事生产的，而被流寇肆虐的地方生产也受到极大的破坏，流寇的人数在不断的扩大，所需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他们和传销一样必须不断的扩大抢劫的范围和规模，所以他们的发展是如游牧民族追逐水草一样，矛头总是指向没有灾害的富足地区的，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东西可以抢劫，而被流寇洗劫后，再富足的地方也成为了人间地狱，所以这些自然灾害、政治压迫等等不一定是流寇产生的原因，但是一定是流寇产生后的结果，本末不能倒置。
　　在古代朝廷，能够认识到流寇危害的总是少数的有识之士，但是到了一个朝代的末期，官僚体系不断扩大，官僚的斗争日益激烈，这些有识之士总是淹没在党争之中，尤其是对于人数不多的流寇，就如李自成只有18骑后，崇祯就把军队调走了。这样就给了流寇发展的空间，所以这些流寇可以发展起来，就如病毒总是有的，只是在人体免疫弱的时候发病。
　　所以不管流寇在历史中怎样写，他们的基本问题大家要明白，因为流寇这些人，比如朱元璋，后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对于他们的行为，能够有春秋笔法式的记录就已经很不错了。
  二十一、 历史上剿灭流寇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历史是流寇肆虐的历史，在对付流寇上中国也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流寇的研究登峰造极的应当是在岳麓书院的船山先生，走进岳麓书院的大门，看着实事求是的石碑，但是这个石碑不是我们听到说的最多的那个名人，这是朱熹说的，是书院的院训。在这个书院是有人学好了打流寇，有人学好了当流寇，在此书院培养出来的中国的近代名人曾出不穷，均与流寇有一定的关系。
　　对付流寇首先要防止流寇的发生，这样的做法首先就是严刑峻法，对于流寇是属于谋反作乱的大罪，不论首从均凌迟处死，并且要株连，这样一来，流寇要杀，不过是自己的命一条，流寇也没有功夫去凌迟，所以在如此重罪的威慑下，很多人会选择被杀死也不会造反了。
　　然后的重点就是防止流民和流民的聚集，在古代聚众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比现在的非法聚集要严重得多，无论你是否有理，均要治罪，而且罪足以致死，很多情况形同谋反，例如著名才子金圣叹就是这样掉的脑袋。而且对于当地官吏，如果让流民出境或者进城，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有灾，大批流民就要被控制在指定的区域，由政府放赈赊粥，这一点食物经常是养不活人的，政府需要的是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在希望中不再流动，在等待粥食排队中慢慢的饿死。
　　再者就是割裂流寇与读书人的联系，对于读书人参与，总是极其严厉，就如曾国藩把接受流寇财物的秀才凌迟处死，留下了曾剃头的外号，流寇如果没有了读书人的支持，没有知识和组织能力，是无法壮大的，而且一般的盗匪没有读书人的点拨，也不会知道如何当流寇的道理。
　　对于已经发生的流寇，对付他们的方法是首先要围剿，不给他们继续抢劫的空间，他们不生产，时间一长一定会物资不足，不是自己内部发生内讧，就是一定要突围逃跑，只要流寇放弃自己的据点开始逃跑，那么就好办了。
　　流寇的发展靠流动，消灭也在流动中，历史上最长的流寇流动是黄巢，两次攻克长安，但是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黄巢的流动有好几万公里，远远多于长征，流寇无论是逃跑还是滚动发展，都冠以征讨的名目，这也就是成王败寇而已。
　　对于逃跑的流寇，打流寇的铁律就是只追不拦！因为流寇跑在最前面的是最精锐的部分，如果你拦截他们，他们没有生路，就会产生兵法中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是没有谁能够拦截得住他的，谁要拦截一定是损失巨大，除非有特别的天险，如当年石达开那样。
　　而追击逃跑的流寇，就大大地不同了，流寇们争先恐后的逃跑，跑在最后的一定是老弱病残，而且他们只有逃跑之心，没有抵抗的意志，很容易歼灭，同时这样的追击还是发大财的机会，不仅仅是流寇抢劫来的财物一般会掉在后面，更主要的是可以继续的搜刮，中国民间有这样的民谚流传，叫做：匪过如梳子，兵过如筛子，官过如剃刀。因为流寇的抢劫是很仓卒的，只能抢走表面的浮财；而剿匪的兵来了，对于参与流寇俄人进行所谓的追赃，就可以从容的把当地老百姓的财物均以赃物的名义收缴再据为己有；而官来了，对于老百姓还可以加以通匪的罪名，让老百姓把所有能够拿的、能够借的钱都敲诈出来行贿，免除自己通匪掉脑袋的罪名，所以流寇对于社会恶危害还不仅仅在于流寇本身。
　　这个道理到了民国期间是各个军阀都明白的东西，对于打流寇都是争先恐后，只要有机会参加就好，而且不要中央的军饷，只有一个东北的年轻军阀不知道，开始时好大喜功的搞迎头痛击，别人都是发大财的事情，而他结果是损失惨重，不但得不到军饷抚恤，还遭大家嘲笑，让他让开别人来打流寇发财，最后此君面子上实在是下不来，年轻孟浪从而反被别人利用。
　　对于流寇的追击，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间断，绝对不能给流寇以喘息的时间，因为流寇一有时间和机会，就又会重新开始当初滚雪球的抢劫和裹胁人口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个重来的过程会更加疯狂，因为经历了生死打击留下的流寇骨干分子的经验和团结使重建的流寇组织更加牢固高效，当年迫于满清的威胁放弃对于李自成18骑的最后围剿，结果证实李自成这些人的威胁远远大于满洲铁骑。
　　对于已经足够壮大的流寇，最重要的打击方式就是不给他掠夺的空间，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掠夺完后，没有新的地方可以掠夺，一定是发生内部的叛乱，比如清朝使用两个大营钳制造成洪杨的内乱，清初围困四川，致使张献忠如困兽，内部开始杀人吃人，实力自然减退，很容易剿灭了，后来打埝军用河防也是这样，埝军就分裂了。这里需要的是以静制动，以静待乱，流寇本来是乌合之众，但是要真打他们，他们就成为了亡命徒，但是只要给他们空间，他们的内斗也是极其惨烈的，这样的斗争的结果，一定就离灭亡不远了，那时候就都盼望着被招安了，至于招安后，成为宋江的例子很多的。
　　当然流寇也有反击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政府军的守土有责，流寇是可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流寇洗劫过的地方对于流寇没有再把守的意义，但是对于官军就不同了，它不可能留下城市给流寇让流寇自由的掠夺杀人，而分兵把守就必然分散自己的力量，在运动中自己的机动作战兵力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被各个击破，而放弃城市与流寇运动战，想一下流寇进城就是即使不屠城也要洗劫一空，就知道放弃城市的运动战、野战在政治上不允许了，这就是政党与乱党的最大区别。
　　流寇取得了政权，对于全国人民痛苦才真正的开始，流寇会以各种方法掠夺老百姓，常见的就是把老百姓的某些资产法定为不能私有，收归国家，比如朱元璋，他以禁止白银流通为由发行宝钞，最后滥发宝钞，导致社会的破产，为此他基本上杀尽了全国的有一定资产的人，并且开始了内部的屠杀，后来又开始了内战，直到几十年后社会才恢复稳定。
　　等到稳定后流寇成为正统的统治者，新的流寇作乱就又开始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可难有了。  二十二、 宦官专权为什么一定是黑暗
　　中国有多次的宦官专权的历史时期，而这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统治最黑暗的时期，那么大家是否仔细考虑过宦官专权就一定是黑暗的时代呢？
　　很多人认为宦官所受到的教育和见识有问题，宦官只生存于宫廷，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一下，对于苦读的贫寒仕子，在边远地区，所受到的教育和见识又有多少？宦官虽然有大量的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但是对于司礼太监这一些人，在宫廷所接受的教育，所见到的世面，均是之外人所不能比拟的，而且这些人从多少万的阉人中脱颖而出，必定有过人之处。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宦官是刑余之人，人性是扭曲的，这点对于每一个阉人的心理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能够爬到专权的高位的人，必定是有着超人的控制力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一个成功的人均应当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影响，因此宦官的心理问题肯定有影响的，但是这样的影响有多大是需要探究的，能够爬到高位的宦官控制自己的心理的本领都是超人的。
　　宦官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宦官没有信仰，因为宦官自己成为宦官在中国文化中已经不能被接受了，自己后世没有香火，当然就要极度的享受今生，宦官的问题再一个重点就是权力的继承问题，宦官没有后代的，就算过继，由于不是宦官也无法继承应当属于宦官的权力，所以古代通行的世袭是做不到的，如果自己的权力没有与自己明确血缘关系的继承纽带，那么自己的行为就没有限制，从不考虑给后世继任者留下什么局面，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可以了，也没有后代需要自己负责任，人伦的基本责任是缺失的，因此专权的宦官均是穷奢极欲的。但是这样的理由造成普遍的无一例外的宦官专权黑暗，似乎还是有欠缺的，因为穷奢极欲的管仲、张居正等人可是开创时代的贤相啊！
　　所有这些都是从宦官的个人因素来说的，而我们的社会也确实是有通过学习和自身修养的提高而脱离凡尘达到较高的境界的，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让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不是个人就能够创造的，所以这里我认为要摒弃个人主义的分析，更多的从体制上找问题。
　　我个人从读史的心得对于宦官问题的认识是：宦官的问题是价值评价问题，即对于宦官的好坏和升迁的评价标准上，这是一个体系和系统的问题，实际上宦官体系的权力产生也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是皇帝的个人喜好，而背后如果没有宦官整体的努力和支持，一个小宦官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皇帝，哪来的皇帝的宠信？宦官在宫廷中早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体系了，老宦官以师傅的身份带徒弟，再让这些徒弟伺候皇子和皇帝，那十岁左右开始能够跟着皇子的小太监，将来皇子继位后能够专权，实际上在他10岁时跟在皇子身边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宦官系统的一个棋子了。
　　宦官的价值评价是极其低层次和道德的，因为宦官都是伺候人的，对于宦官的要求是满足主人的意愿而不是自己创造，宦官的晋升也是依靠服侍人服侍得好，依靠揣摩和溜须拍马，依靠裙带关系和利益交流，依靠献媚、谎言和排斥异己，而不是依靠自身的才干和业绩，在这样的体系下，一定是把人性最黑暗的方面展现出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纵然可能有某个宦官有不同，但是整个体系他是脱离不了的，他的权力基础和羽翼均无法离开宦官体系，他只能服从群体的意志，否则他就必定灭亡。所以说宦官的问题，是一个群体的问题，只能是抛开个人，看群体的特征。
　　一个群体的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他的价值评价体系，因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均遵从这样的评价体系谋求在群体中的地位，低层次低道德的评价体系，产生的群体的代表人物一定是恶劣的。
　　而宦官的专权，本身的专权者就是在宦官这样的评价体系中产生的，他专权后又把宦官系统的恶劣的评价体系推广向整个官僚体系和全社会，造成全社会以这样的体系标准来行事，社会不黑暗才怪呢！
　　所以说宦官专权就一定黑暗的关键是宦官的评价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专权宦官的个人问题，因此才造成只要是宦官专权，就无一例外的黑暗。而我们今天要争取光明的未来，也要从评价体系上做文章，让真正的好人能人成为领袖，从政治上到学术上都需要如此。
  二十四、 历史上刑讯逼供的制度错案多吗
　　在当今的西方世界，就是很多人向往的法制文明世界，似乎全部是无罪推定和沉默权，但是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随着很多反恐审讯过程的曝光，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而且如果是对于美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了解的话，会知道对于金融犯罪美国实施的是有罪推定，出现金融犯罪嫌疑是先抓人再找证据的！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不彻底的进行无罪推定而是保持着例外呢？原因就是有罪推定和刑讯在维护大多数人和社会根本利益上有它不可替代的好处。
　　有罪推定和刑讯的好处就是它的效率特别高，能够保持非常高的破案率！但是它的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里先看看它的坏的一面，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最大的问题是审讯者的权利没有控制，它的错案均是由审讯者的错误而产生的，且不说审讯者有意的陷害，即使是无意的过失也是不能够容忍的。再者就是在此制度下，每一个嫌疑人不论是否有罪，均要受到残酷无情的肉体折磨，这是当今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国际上的虐囚事件才会有如此大的反映。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有罪推定和刑讯的制度问题，大家对于这个制度的了解一般停留在戏剧电影的表现的水平上，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别，现实过程中在中国古代发展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中国古代的司法有刑狱和诏狱两大系统，分别对应于今天的公安系统和国家安全系统，对于审理谋反大案的诏狱系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之惨烈，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于刑狱系统，为了更好的统治需要，还是相对公正的，从而有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刑狱审理案件是要公开审理的，它这个审理与现在的案件审理是不同的，包括现在案件的侦查、审查和庭审，私设公堂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审问的官员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就直接用刑，围观者会起哄，严重的会被御史参劾的，即便不被参劾，如果出现错案，是要反坐的，也就是说你把他错定了什么罪你就是犯了什么罪，不像当今最多是清除出政法队伍等行政手段处理，后果是相当的严重的，判错案杀错人可能要抵命的。
　　同时律例中对于用刑也是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如清律里就规定两次大刑的时间必须间隔30天等等，对于重大案件，还要进行三堂会审，如果是死刑的案件，需要呈报六部十三司，因为人命关天须天子才有权力，等经过皇帝勾决，拿到批文才能执行，就算是罪大恶极需要立即执行，也是要请出来王命旗牌，也就是我们戏剧中说的上方宝剑。封建时代很多惨无人道的刑罚冤狱多出自诏狱系统政治斗争的结果，但那是政治不是刑事。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罪推定和刑讯在效率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它比西方现行制度中的陪审团审判的错案要低得多，大家试想一下，嫌疑人的供述是由社会随机产生的12个人来判断的准确率高，还是在极限心理生理压力下的供述由一批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准确率高呢？这个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使用12个人作为判断的样本，按照统计学的原理，就是把理论上的平均错案率控制在十二分之一以下，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制度理论上允许的错案率达到接近十二分之一，约8%多，这个错案率是很高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效率，我们经常讲做贼心虚，在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情况下罪犯和无辜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这一点有审讯经验的人很容易分辨，尤其是随着审讯时间的流逝，这种心理上的差别会造成越来越大的精神变化，消耗大量的精力，从而变得非常明显，除非这个人受到过特殊训练，而且即使进行过这种特殊训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与无辜者相同。在长时间的审讯下，尤其再有肉体上的折磨，罪犯精神崩溃而招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再要说明的是有罪推定是指嫌疑人负有对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并不是说司法机关就没有举证责任，而且嫌疑人在举证的过程中为了证明自己无辜或罪轻，会提供很多为破案有益的证据，但在无罪推定时嫌疑人没有举证责任，那么为了私心就有可能不提供能够证明真正罪犯的证据了。
　　再进一步我们要看看有罪推定和刑讯是如何避免错案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做“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说得是在夹棍的大刑之下什么口供都能够得到，但是这样随便抓住一个人就能够通过刑讯逼供把他审成罪犯，即使是在黑暗的年代，除非是政治斗争需要，否则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也是坚决不能允许的，那么是如何限制滥用刑罚的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错案者需要反坐的，这就是说给你审讯用刑的权力的同时，也让你担负反坐的巨大责任，比现在的错案责任要重很多。
　　同时在取得口供后还要找证据，尤其是依据口供找到与口供相吻合的物证，口供还要与侦察的勘查笔录和已知证据相吻合，这些证据刑侦机关掌握多少嫌疑人在审讯时是不知道的，能够吻合是不容易的。这些都符合才能足够定罪。所以如果不是有意的陷害，即使是在刑讯时嫌疑人“生不如死、但求速死”的情况下，想屈打成招也是不容易的。
　　对于嫌疑人可能存在的翻供，还要有进一步的措施保障口供的真实性，我们要看到，在极端心理和生理的压力下，进行的招供时如果是编造的内容，所编造的细节嫌疑人是记不住的，就和人喝酒后第二天记不住当天的事情一样，再次审问的时候嫌疑人甚至会记不得自己已经招供，还要进行抵赖呢！所以在古代对于重大案件需要三堂会审，现在是三批以上的不同警察进行审问，把更多的人的责任捆绑在一起，就极大的增加了串通的成本，从而大大的降低了共谋的可能。杨乃武德案件能够牵连那么多的官员，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清朝的会审制度。同时这些审讯者彼此不知道审讯的过程和招供的内容，审讯结束后再由刑侦专家进行分析比对，只有细节相互吻合，才能确认口供有效，在制度上也进行了约束，而且这些口供是否一致，也是庭审过程中出现翻供情况时如何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
　　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应当明白在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情况下，出现错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反而在陪审团制度下，由12个社会人员就嫌疑人的情况进行判断，证据也没有有罪推定和刑讯来的多，专业和经验也与刑侦专家没有比，实际的错案是远远高于有罪推定和刑讯制度的，但是为什么陪审团制度下就没有诟病呢？原因是陪审团的制度虽然有错案但是保证了公平，陪审团的成员是嫌疑人自己挑选的，如果认定有错也是嫌疑人自己挑选的问题，怨不得别人，所以在西方的司法界陪审团是永远不会错的；而有罪推定和刑讯的每一个错案一定有审讯者的过错而且后面一定是一个血泪斑斑的控诉，如果再艺术家的渲染，必定是一个社会事件，即使是在封建年代也是如此。
　　再进一步讲，我们当今的社会经过了文革，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整人到了极致，最后整人的人也被整，在社会的知识阶层没有被整的人是极少数，在当年人整人的年代，刑讯逼供成为整人最有力的手段，把刑讯逼供的缺点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了对于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各种制度限制，造成全社会对于有罪推定和刑讯切肤的痛很，所以在推动无罪推定和沉默权的进程时所有人均热情空前高涨，在推动无罪推定和沉默权的进程忽略了配套法律的建设，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对于惩治犯罪无疑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的刑事诉讼由于没有心证和陪审团制度，所以在实行了无罪推定后口供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口供是把各个证据关联起来的纽带，而在陪审团制度下这个纽带是由心证来完成的，如果没有口供，即使有十个人证指证，姑且不论他们集体故意陷害，长相相像集体认错人的情况也是很可能的，如果是双胞胎，一百个人集体认错人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一旦实行无罪推定，就必须有口供。只要必须口供，就一定要有逼供！
　　因此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是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来保证错案很低的，远远不是现在的影视文学作品的渲染，而即使是现在，很多案件要挖出幕后的黑手，也必须有口供，所以美国在对待恐怖主义和金融犯罪上，也使用刑讯逼供的，包括我们宣传很多的迫害革命人士的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所以即使是在美国，也只有一般的刑事案件，才有我们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一幕。
  二十三、 缙绅文化和家乡父老
　　所到家乡父老，现在中国人都是字面的理解，就如见家里的家长乡亲，但是当年项羽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不是今天这样简单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社会，父老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中国的家乡父老实际上是特指乡间各个宗族的族长的，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是很强的宗法社会，宗族中有自己的家法，中国的政府和皇帝也是承认这些私法的效力的，同时中国能够统治这样大的帝国，本身也要利用宗法和家族进行基层管理，一个县的官员也就是县令、县承和教官，以及他们雇佣的一班师爷、衙役，而师爷衙役是吏不是官，总的管理人员是很少的，而由于有宗法存在，古代法律中的罪责株连也就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各个宗族均要严格管理控制自己的子弟。
　　而作为族长，就需要有带领大家的能力，在历史上这些族长们形成了中国的缙绅阶层，他们与中国的上层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这些人中很大比例就是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当朝官员的亲属，他们在做官时见过大世面，同时他们也培养和资助族人子弟成为未来的官员，包括读书，也是组织子弟一起学习，经常是家族的祠堂平时就是家族子弟的学习场所。对于贫寒读不起书又非常出色的孩子，他们还提供金钱上的帮助，相当于家族奖学金了，当年的岳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才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过去的告老还乡制度，造成了从乡间到城市再到中央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和物资的循环，乡间的士子科举做官，到老了还要归于乡里，他告老还乡的同时，他的见过世面的孩子家人也一同回来了，他在外面做官积攒的财富也带回来了，而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循环，乡间的能人和物资只有向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没有返回乡间的过程，从而造成我们的乡间越来越贫困化，这样的贫困不仅仅是财富，更关键的是人才，美国的农场主是富裕的和有才干的，这样的社会不均，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这些缙绅在中国的乡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保证了乡间的稳定，也是最基本的基层组织，他的职能、作用等等远远比现在的村委会公平、合理，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乡间是非常稳定的，这样朝廷的官吏人数就大大地减少，每个县的朝廷命官没有几个，费用降低到了最小。
　　中国缙绅得历史，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士族的历史，在宋以前，中国的士族是很强的，比如唐朝的大姓崔、卢等等，这些士族成为社会的贵族，与皇家世袭贵族不同的是他们要推举自己的能干的代表人参与社会活动，士族之间也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以前的推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这样情况的体现，当年的袁绍、曹操等人也是出身于这样的士族。
　　在社会上士族成为了皇权的一种有效的制约，隋末的大乱就与士族的造反有关，而东晋和南宋能够偏安，也是离不开江南士族的支持，但是历史到元朝，蒙古灭南宋最困难也与士族的抵抗有关，所以蒙古大力打击这些士族，朱元璋登基后极度的加强皇权，甚至把这些士族杀光，差一点的也登记造册，增派徭役，最后破家，朱元璋打击士族的结果，就是明末天下大乱时没有士族来勤王，而满清过江也没有士族来组织有效的民间抵抗，满清占领天下后，也是大力打击汉族士族的势力，同时发展满蒙贵族为新士族，但是这与汉族有民族矛盾，这样的民族矛盾不但成为不了社会的稳定器，还给社会带来了新矛盾。
　　到了民国后，由于不断的人才、财物从乡间流入城市，士绅已经离开了乡村，中国的乡间变得彻底的贫困化了，同时到了城市的缙绅们成为了新政权的掠夺对象，现在他们已经不能成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了，而当权者多为兵痞流氓出身，根本没有为一个国家的责任感也没有社会责任，与中国的南北朝和五代时期很类似，只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领先世界，否则中华民族就会和其他的文明古国一样，只留存于记忆中了。
　　有这样的缙绅阶层的存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这些缙绅在他们所在的乡土有超越物质的利益所在，他们才最热爱他们的乡土和国家，而他们不存在了，造成现在的中国人是哪里挣钱去哪里，当然国外比国内好，所以中国的成功人士均以能够定居国外为荣，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家属子女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中国造成这样社会的原因是应当反思的，一个高端人群都在想着到外国生活的国家和民族，谈什么爱国和凝聚力都是空谈，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贵族的存在，就没有维护这个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高端人群和贵族世家也是很厉害的，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人在国外可能事业很成功，但是无法进入他们的上流社会，中国人的上流社会应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上流社会就是中国的缙绅阶层，现在中国需要的也是要有这样的阶层。
  二十五、 古时的大赦的社会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经常会有大赦天下的国家行为，在改朝换代、新皇登基和重大灾害后，皇帝一般会颁布大赦的诏书，而现在中国的法律当中只有特赦没有大赦了，在大赦的情况下，各种犯罪行为都不追究了，那么多的罪犯不受法律制裁，对于守法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啊！那么古代为什么要大赦呢？
　　中国人的司法观念里带有非常强烈的复仇思想背景，所谓的杀人偿命，重在偿字上，也就是赔偿的意思，这样的背景就是惩治罪犯的目的便成了受害人向加害人进行复仇的手段，因此在中国废除死刑，民众是比较难于接受的。而且这样的背景，使中国的有些犯罪的处罚非常的过分，已经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当年对于强奸以死刑为主，其结果就是强奸犯在犯罪后就把受害人杀害，因为没有受害人的指控，想抓住罪犯是非常困难的，而抓住的结果强奸与杀人差别不大，所以用重典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用的。
　　但是我们如果把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便成了复仇的手段，本身司法的正义性就有折扣了，同时忽略了法律最根本的社会意义，法律惩治犯罪，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大赦与社会稳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什么联系呢？放纵了那么多的罪犯不追究，怎么还能够符合社会稳定的要求和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从犯罪的微观情况分析起，罪犯也是希望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一旦走上犯罪的道路，就很难金盆洗手了，他就会一直的犯罪下去，即使罪犯不再犯罪，但是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也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会有大量的人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走向犯罪，我们的坦白从宽，在实际执行起来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坦白了，怎么从宽呢？最后的结果经常是坦白反而从严，罪犯是不敢坦白自首的。所以对于罪犯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动荡时期，如果不能有效的进行大赦，社会就一定要继续动荡下去。
　　比如在大灾荒的时期，饥民抢劫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没有大赦，这些饥民就会彻底的成为盗匪和反政府的武装，会把他们逼反，中国历史上的流寇很多就是这样造反的；再如在改朝换代中，失败者的残余力量得不到赦免，那么他们就会抵抗到底，还会联合起来，造成死灰复燃，历史例子很多，三国演义中的王允，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也是这样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最后在外族侵略中，有气节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量的为了个人的苟且而为侵略者做事的人，如果你不赦免他们，他们反而会更加投靠侵略者，或者他们自己成为了新的造反者。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成功大赦的例子，二战后法国赦免了希特勒占领法国时期的伪政府的全部人员，法国战后的社会就特别平稳，凡是想要清算侵略者伪政府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内战，并且这些汉奸们还投向了政府的反对者，并且有反对者取得了胜利的情况，想清算汉奸的罪行，结果却是汉奸们帮助反对者得到政权，反而转为正统的主人了。
　　大家都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在众人普遍违法的社会环境中，不进行大赦，那么你的打击面就过于重大，你根本无法推行法制，中国当前热衷追诉很多民营企业起家的原罪，结果就是大量的民营资本的外流，民营资本发家后就到国外躲避，挣了钱就想方设法的存到外国，中国的财富就这样流失了，但赦免他们既使是他们当时的行为有害，也是中国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是内部问题，财富在国内，而且他们在国外也不受中国的追诉，在这里就是需要大赦的，只有大赦后，既是是他们当时的行为有害，也是中国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是内部问题，法制才能建设起来，大赦后对于再犯法的，就不是法不责众了，而是孤立的出头鸟了，因此在企业普遍经济违法的情况，不大赦是建立不了法制的。在这一点香港70年代的做法很值得借鉴，香港对于所有官员的贪污进行了赦免，然后建立了廉政公署，香港从此由贪污横行的殖民地进入经济的腾飞和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赦免，所有贪官们同流合污，你建立法制他们集体反对，不搞一场革命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但是就中国人的心理，让这些贪污犯以前的行为都不受追诉，是太难以接受了，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宽容的思想。
　　所以大赦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中国的古语十恶不赦，就是指谋反、杀父、杀夫等十种特别的恶行不在大赦的赦免之列，在大赦的背景下，十恶的帮凶得到赦免，帮凶没有了，十恶才更加容易追诉，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历史上大赦的社会意义，在近代的血雨腥风中，人与人的斗争空前激烈，中国的法律没有赦免，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宽宥，秋后算账成为惯例，导致各种斗争没有妥协只有你死我活，造成了多少的社会动荡，是需要大家反思的。
　　中国的近代历史，为了某些利益团体的争权夺利，以各种手段把社会矛盾激发到极点，利用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进行渔利，而中国的社会也处于一个基层权力真空的时期，在皇朝年代，朝廷的命官是只到县的，县以下是依靠宗族宗法来维持的，而近代的社会变革，宗法社会被摧毁，再灌输各种的斗争和复仇情绪，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已经离我们远去，而一个社会的繁荣，是依靠的宽容而不是制裁，中国能够融合世界最多的民族，也就是这宽容的胸怀，而大赦在更高的层面上是一种宽容的社会态度的体现。   二十六、 中国没有主和的英雄是历史的悲哀
　　我从小就被历史上的众多民族英雄所感染，产生过很多为国杀敌的梦想，长大了仔细的读过历史后，发现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各国当今对于中国的近年来的快速崛起感到不安，中国威胁论与日俱增，我们第一感觉就是他们无端的指责中国，不愿意中国与之竞争，但是这样的想法对于美日欧逻辑上讲得通，但是对于一向在历史上侍奉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国家的担心比当年日本战后崛起时所表现的担心还要强烈，这里的问题就要思考了，日本可是在二战刚刚侵略过他们的啊！
　　我们再看他们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论据，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主和的英雄，每到重大历史时刻，主战的一定是英雄，主和的一定是奸臣，而且在中国的历史，开疆扩土永远是追求的个人历史功绩，从帝王到将相再到有责天下兴亡的匹夫莫不如此。
　　中国没有主和的英雄，难道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需要和解的时候吗？凡是求和成为英雄的，一定要有实际的求和需要，而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就没有需要求和的历史时期吗？
　　记得十年前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这本书能够在香港回归的前夕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实在是不易，因为这本书以春秋笔法写了与我们历史主旋律不同的东西，而对于奇善这个人也重新进行了评价。
　　在鸦片战争时代，西方的步枪已经很先进，一场交战，中国死几千人英军死几个人，比美国打伊拉克的死伤比例还要悬殊，这样的情况只有求和，而务实的求和奇善的结果是斩监候，导致以后的官员不敢求和也不敢交战，中国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是按照穿鼻条约而不是南京条约，中国的损失小多了。
　　我们一直很贬低南宋，原因就是他的屈辱求和，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在曲笔的翻案，首先南宋是经济极度发达的，政府的财政收入有5000万，而边境贸易的各种收入是500万，这里把数字比较一下，南宋屈辱的和约给金的是50万，只占国家收入的百分之一，但是如果战争，一般情况是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赶不上一年的军费的，同时在贸易上宋可以不买金的任何东西，但是金必须购买宋德丝绸和茶叶，如果没有这50万，金的经济无法维持，一定是要战争的。
　　我们再想一下，宋朝为了防止节度使的反复造反是把自己的所有军事力量放在首都的，北宋灭亡后实际上全国就没有可以用的兵了，以后的岳家军等等大多数是由地方团练发展起来的，而南宋可以独保。相反地对于南明，明朝一直是南北两个朝廷，一直在南京保持这军事建制，一直是两京制，但是南明确灭亡了，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没有恰当的进行议和。
　　南宋开始的议和也备受非议，原因是金不久就撕毁了和约，宋高宗避难海上，但是我认为还是应当正面的评价这次议和，因为他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岳家军的发展也是需要时间的啊！而在此期间岳家军成功平定钟杨叛乱，收编军队近10万，金肯定对于当时没有乘胜拿下江南肠子都悔青了。
　　就如长平之战后秦军没有立即进军拿下赵国一样，不久后再进军就大不同了。实际上这个议和以及海上避难的效果和46年国共议和以及后来的延安撤退是一样的，只是南宋的议和的主导人物后来的历史评价太臭了。
　　反之南明的主战态势没有及时把力量从黄河一线回撤并且团结各种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后导致大溃败和扬州的屠城，史可法的死虽然壮烈，但是对于民族来说，是偏安一隅好还是被灭亡屠城被亡国好呢？因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话是对个人说的，对于国家民族是不能说的，更多的是应当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
　　中国现在所处于的历史环境是一个中国快速发展又列强环伺的局面，在此局面下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快速增强自己的实力，反而是国际的竞争者希望中国进行战争，这样对于他们有利，因为他们现在的实力比中国强而中国发展的比他们快，尽早开始战争是他们希望的。
　　因此我是支持中国在国际上忍耐的，虽然我不愿意，但是为了中国的长期利益，这是壮士断腕所必须的，因此无论在钓鱼岛还是江东六十四屯（建州或者海参崴），中国都只有忍耐。在那些愤青们一片喊打的时候，他们可曾知道，从古至今直到现在，中国最大的军舰是哪一艘？答案是：我们邓世昌大人的定远舰，当年的北洋舰队是太平洋上最强大的舰队，强于俄罗斯的远东舰队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定远舰是德国制造的当时最先进的巡洋舰，而中国现在还没有巡洋舰，没有远洋作战的能力，如何开战？因此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和平环境，尽快地发展经济，发展实力，求和不一定是卖国，也要有成为英雄的时候。
　　最后补充一点，就是中国近代的屈辱，很多都是主战的人不切实际惹的祸，比如在1858年已经战败的情况下，议和也基本成功，却搞了偷袭使团的行动，直接导致圆明园被烧毁；后来中国还纵容指使邪教分子攻击使馆，杀害大使，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但是这样的事实却以另外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有人在青年报上说了点实话，就出现了冰/点事件，而南联盟的中国使馆被炸，人家也是翻出中国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来说它们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为中国首创和赞扬，外国为此拒绝道歉，理由是中国首先要对于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和更改教科书。   二十七、 辛丑条约对中国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太多了，有大量的不平等条约，让中国赔款最多的就属于辛丑条约了，有这个条约，实际上把中国从世界上的最富裕国家的宝座上打了下来。
　　但是事情的结果到底的问题在哪里，在哪个环节上有问题，事后要想清楚，造成辛丑条约，是中国的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导致的损失，但是在这样的国难背景下能够有辛丑条约的结果，却是在外交上的胜利，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错在哪里，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在19世纪的富裕，是很多历史学家所不愿意提及的，因为他们的理论为执政者的要求是需要中国当时贫穷落后的背景的，而事实上是从慈禧的同光中兴开始，中国自己种植鸦片，中国的经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白银流入，在当时的金银本位的货币系统下，中国的财富又在增加，而且加上清朝几百年的积累，中国积累的社会财富总量是世界第一的。
　　而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富不等于强，由于中国的富而不强，反而成为了强盗们觊觎的目标，而此时中国又决策失误，统治者误信邪教，搞起来了刀枪不入的迷信活动，并且不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公然支持邪教分子杀害外国驻华大使，支持邪教分子攻击使馆，向全世界宣战，最终导致滔天巨祸，中国的权利系统完全被摧毁。而中国还有执政者对于这样的攻击使馆杀害大使的行为大加赞扬，直接导致中国的使馆被炸弹攻击后人家也依据中国的这个写进教科书的说法拒绝道歉。
　　在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甲午战败，1898年又是列强瓜分的狂潮，中国的版图被列强划分了势力范围，内部由于戊戌变法的纷争，矛盾也日益激化，在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必须说的是此次与1860年大大的不同，当时的木兰秋狝，皇帝等中央控制体系是健全的，而到1900年，太后、皇帝几乎是乔装只身逃跑，国内上下在一段时间内是不知道太后、皇帝所终的。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国际战争的常识的话，中国是要亡国的，中国的命运基本上就是被列强瓜分，国家将不复存在，中国四分五裂成为各个列强的殖民地，就如历史上的30年战争后的日耳曼帝国，以及土耳其、波兰等国家一样的，中国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亡国和被瓜分的命运，而且只有赔款没有割地，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是弱国外交制衡的巨大成果，因此李鸿章在国际上是享有东方俾斯麦的美誉的。
　　在具体层面上，李鸿章等人首先搞了一个东南互保，又在外交上按照西方的规则，声称中国没有宣战，是太后被人挟持后有人矫诏，而外来的“友邦”是来帮助中国“平叛”，那么既然是平叛，当然就只有赔偿军费以及叛乱中的友邦损失，绝对没有割地的理由。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说法，事实到底是什么列强谁的心里都是明镜一样，但是怎样认定事实却是实力说话，这里的问题在于要瓜分中国列强的利益又不平均，其中英国占有的势力范围比较模糊，不容易落到实处，而美国还没有占到划分的势力范围，因为1898年的时候美国与西班牙在打仗，所以这样的刮分列强之中又矛盾重重。
　　李鸿章利用的列强的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对手得到的心理，最终让所有列强接受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要求，其中美国是最支持中国的，而英国觉得瓜分结果自己吃亏也支持了美国的意见，最后其他列强就不得不接受了，原因就是英国国力最强，而美国的举国军事精锐均刚刚打完美西战争，军队集结就在近在咫尺的菲律宾，而且休整充分伺机行动，一旦列强们为了瓜分中国分赃不均而打了起来，谁也来不及调动足够的军队与美军抗衡，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这样保存了下来，后来美国还把中国给美国的赔款用来建设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医院。
　　能够在亡国巨祸面前，维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比之下再多地赔款也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从外交谈判的角度上来说应当属于重大胜利，而实际上立有大功的李鸿章，又由于推翻满清政权的需要，在历史上被极大的丑化，事后沙俄还不甘心要威逼李鸿章割让辽宁，李鸿章力拒，在沙俄的威逼中吐血而死，致死没有答应，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国际与国内是根本颠倒的。而中国是不允许有主和的英雄存在的，历史上的北宋开国功臣潘美，在当时比得上秦琼对于李世民，但是后世被丑化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潘仁美，中国不能正视历史，悲剧还要重演下去。
  二十八、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说起清朝的入主中原，汉人再次沦落为亡国奴，第一罪人就要数吴三桂了，大有把所有的原因都变成他的开关了，但是我们要再仔细的想一下这个大家一致认定的问题，难道就是他的开关就能够让满清统治中国吗？我们是不是再次陷入个人历史英雄主义了？我们在批判历史英雄主义时有一个不自觉地趋向，就是成功了有背后的经济背景，失败了找替罪个人的原因，这样带着感情色彩的不客观的思考问题，连我们的学者也不能完全避免，中国的认识水平又如何提高？而且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前满清实际上是突破过长城的，曾经还攻破了济南，这里我们还要反思一下背后更加深刻的原因背景才对。
　　我们的文学作品，早已经把吴三桂描写成为了只为了女人而不顾其他的人了，包括他听说家产被抄，他不急，听说老爸被抓，他也不急，就是听到老婆被占，就不顾一切的投降满清了。但就是这样的史实背后，我们还是有问题要想一想。
　　吴三桂为了父亲的拼命，是有历史记载的，他16岁的时候，其父吴襄带500士兵巡城，被皇太极的主力4万骑兵包围，而皇太极采取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引诱救兵歼灭，此时的主帅祖大寿知道是计只有忍痛了，但是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吴三桂这个16岁少年带领几十家丁，竟然可以拼死杀入敌阵，居然在万马军中愣把父亲救走了，其英勇可比当年长板坡的赵子龙，三国是演义，而这是史实。
　　吴三桂对于其父其家的问题不着急，很可以理解，历史上两军对垒扣押对方的家眷是很正常的事情，占有查抄敌方的财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吴三桂认为他归降了就可以送还释放也是合理的，但是占有他的妻子，问题就不同了，因为占有老婆是没有办法归还的，除非要杀了他，否则这个雷池是不能越的。敌我双方交战，即使是在战场上互相打死了父亲或兄弟，将来都可以和解，因为那是在交战，但是在准备招降时抢占对方的妻子，那么这样的招降就成问题了，应当理解为骗局，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抢占老婆的问题，因为对于吴三桂的敏感性，谁都应当知道这样做背后的后果是什么。
　　在野史中，李自成的部队杀降是很厉害的，有记载说他们用战俘的血喂战马，以至于战马上了战场闻到血腥就眼睛发红，这时如果招降是骗局，那么就不是吴三桂一个人的生死了，而是他的几十万人的生死了，中国历史上杀降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按照明朝的建制，他们的部队由军户产生，还有很多的家属随行，这样的几十万人，对于已经人数众多的李自成军队，是没有更多供应吴三桂部队的粮食的，将来的屠杀是非常有可能的，历史上的项羽、白起等人的杀降，很多人说是个人的残忍，实际上粮食问题相当关键，后来李鸿章在苏州的杀降也是如此，刚刚的电影《投名状》里面还有反映，这个问题我前面的文章分析过。
　　而对于李自成，自己已经有40万大军，军队已经足够庞大，没有再收编吴三桂的军队增加军力的必要，反而有裁军的需要，同时北京的粮食供应非常有问题，明朝的时候的北京的粮食就靠江南的漕运皇粮支持，明朝灭亡了，就不会再有粮食漕运到京，同时北京又增加了李自成的几十万军队，粮食负担可想而知，所以李自成等要以追赃的名义审问北京的各种人等搜刮粮食，这样的背景，诱降杀降的利益驱动是明显和直接的。
　　同时李自成败退时，北京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坚城，但是李自成要放弃逃走，就是粮食不足。后来他不据守潼关而是要出关决战，也是粮食不足，因为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自成败退后实力大大的不如满清和吴三桂的军队，进行决战是九死一生的冒险，从而也印证了李自成粮食极度紧张的情况，这样的情报吴三桂是应当能够知道的，他对于招降骗局的担心是很合理的。
　　吴三桂的军队是没有后方的，在北京沦陷后，他的军需供给的依靠就没有了，他只能选择倒向一方而无法自己拥兵自立，在选择方向上李自成是他所效忠的皇帝的仇敌，而满清是他一直的对手，这两方面都不是他想投靠的对象，但是他还是优先选择了李自成，在李自成的招降有理由被认为是圈套后，才与满清合作。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招清兵，开始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投降，而是有很多的政治要求的，比如要立东宫太子为皇帝，恢复明朝等等，在历史上为了平叛招引外族入境，并且让外族在首都肆意抢掠的事情不是没有，而且干这样的事情的人还是被称作英雄呢！想一下安史之乱的吐蕃和回纥的作为和对于郭子仪的评价就知道了。
　　对于南明政权的灭亡，把吴三桂彻底的逼到满清的一边，实际上是和南明政权的某些民族英雄的错误分不开的，在当时，如果南明宽容的看待吴三桂，争取他的支持和自立，争取与满清的议和，清兵不要说是过江，就是过黄河也是很困难的，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起码是和满洲军马可以抗衡的劲旅，吴三桂的态度不支持，清兵就有顾虑的。而南明或者说明朝的体制，限制了宽容的情况发生，体制接受不了他，中国接受不了他。
　　而我们的南明士大夫所干的事情，就是拼死的谩骂吴三桂的卖国，而不体会他当时的处境，也不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士大夫的谩骂的背后，一方面是谁骂得多就显得谁最忠君，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借吴三桂来给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把国家的山河破碎中他们的腐败的内因，说成是吴三桂的外因上，而吴三桂起码在这些士大夫腐败的时候，是在边关浴血奋战呢！此外的原因就是吴三桂如果被招安回来成为好人，那么给他什么职位呢？他的实力会功高震主，会专权，会影响到现在在南明当权的人的利益，而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吴三桂逼到满清敌人的那一边，才是最大的民族罪人，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在当今许多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是民族英雄。
　　南明政权对于吴三桂的态度，决定了他只能是投降满清，从后来的吴三桂对于南明皇帝的仇恨到要亲自勒死他的地步和吴三桂后来的造反来看，吴三桂的心态很有可能是带有无奈的心态投降满洲的，如果是个人可以不计荣辱，但是他是一个要为几十万人的生命负责的统帅，我们不是当事人，拿事后的民族大义来说他确实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反过来那些本来可以争取这个力量却为了个人私利排斥的人，虽然有人表现出了个人的气节，当然大多数人连气节也没有，他们应当更加受到谴责。
　　最后明史是清朝编写的，在编写明史的时候，汉人这些投降分子，需要一个更加罪恶的人物掩盖他们投降的龌龊，而满人由于吴三桂的造反，也把他列为罪恶，后来的政权由于自身的性质又有把李自成革命化的需要，这样一来，吴三桂的历史评价就这样产生了，也很难公正了。
　　我们有过社会经历的人，都应当知道人是多重的、复杂的，很难以简单的好与坏来区分，因此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的教科书、戏曲等公开渠道给我们的那些直线条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过了大量的粉饰、删改后为统治者所需要的形象，历史的真相只有自己思考了。
  

二十九、 宋高宗害怕二帝回来的背后
　　南宋与金的议和，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南宋的皇帝赵构害怕把宋徽宗、宋钦宗二个皇帝给放回来，影响了自己做皇帝，所以南宋的皇帝要在战场占据优势的时候与金进行议和，但是我们要是深入地想一下，问题还有另外的方向可以解释。
　　南宋的赵构担心自己的皇位的正统性的确是不假，但是如何使自己正统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正统没有比禅让更说得过去了，为什么不把二帝先迎回来控制在自己手中，搞一个皇权的禅让仪式，一切就完全正统合法了。所以赵构的行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是赵构昏庸，他周边的人也一点不傻，否则不会在北宋灭亡后再次建立起新政权，我们把一个长命的朝代的创始皇帝和他的宰相说成是君昏臣奸，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也会认为是笑话，但是这样的笑话在大家重复了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以后，谁也不去想这个问题了，把它公理化了，这就是洗脑的威力！
　　我们对于历史，总是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这些地方只有靠说当时的英雄或枭雄智力低下才能够解释得通，而且这样的智力问题不是偶然一回，还要多次重复，同时把这些历史决策的复杂性，变成一般愤青就能够指点评论的事情，这些历史问题的背后，一定掩盖这更加深刻的历史真相，有关当事者和后世当权者不愿意讲出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宋以前的唐玄宗，就唐明皇的历史功绩和威望即使是有晚年的昏庸，也绝对在宋徽宗之上，但是安史之乱后太子自立为皇帝，受到各方的拥戴，这个历史是可以比较的，对于唐明皇来说太子就如篡位，而宋徽宗当年就把皇位禅让了出来，宋钦宗当皇帝也不是自愿而是不得已，他们的复辟之心与唐明皇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的势力已经被金打击殆尽，朝廷中枢被全部摧毁，因此现任对于唐明皇的担心远远要胜过对于宋徽宗的担心的，但是唐明皇的太上皇的日子就如坐牢一样，是等死的时间问题。
　　当时南宋是自己组建的政权，是在南方士族支持建立起来的政权，赵构的皇权的权威是有限的，主要是依靠地方的支持而不是自己的实力，这与马上打江山的皇帝或者坐稳天下官僚系统齐备的皇帝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这样的皇帝在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只是地方豪强的一个牌位而已，象征意义多于实际的权利。所以同样是皇帝，权力是大大不同的，其差别可以由汉武帝和汉献帝的差距，所以对于皇帝的行为，我们要深刻的体会他实际处于的权力环境。
　　宋高宗能够把自己从牌位逐步到取得权力，协调豪强们形成对于金的有效抵抗，再取得对于豪强们的控制权，直至把拥有占有优势的私人军队的强势军阀从肉体上消灭，不得不说他拥有过人的政治手腕，这样的手腕是循序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这样的过程连值得史官写上一笔的历史事件都难于发现，因为如果这样的事件多了，地方豪强也不是傻瓜，不会心甘情愿的让皇权做大的，在南宋初创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环境下，赵构的皇帝早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史书上看不到记载，流水无痕反而说明了赵构的厉害，也说明了赵构长期任用的宰相等文臣的厉害。
　　赵构之所以能够取得实际权力，除了在血统上的优势外，更主要的是维持各个豪强之间的制衡关系，让他们之间彼此限制权利，让自己的权力坐大，因此维持豪强之间的平衡是最重要的，就如一个股份公司，两个大股东都是49%的股份，他们的意见不一致，结果造成只有2%的小股东的权力最大。
　　在此背景下，二帝回来的关键是不能打破这样的平衡，二帝如果回到朝廷，在权力中枢的话，赵构能够控制二帝，他们回来一点不可怕，反而能够通过禅让等手段巩固现任皇帝的权威，但是这二帝如果到了某些居心叵测的军阀或豪强手中，对方来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问题就麻烦了，国内的政治平衡就彻底打破了，内乱不可避免。
　　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把二帝交给谁的手中，决定权在劲敌金人的手里，而史书中说的不能让大将在外建立功勋来劝金兀术的人，很多细节是不写的，应当提到利用手中二帝的牌做文章才对。对于金肯定也是巴不得宋的内乱的，这样才可以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因此金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不安定因素给扩大化，这才是宋担心二帝回归的真正原因，而且这样的担心也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其他没有希望控制金放归的二帝的豪强也是一样的，他们与赵构形成合力，才是问题的经济基础，任何历史结果的发生，最主要的还是要由经济基础所决定。
　　我们说宋的问题，更多的是为了影射当今的问题，中国人不愿意承认内部的经济问题，更愿意把责任说成是一个人的失误，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没有多少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文人愤青一样的抒情，那些文史大家的豪情之作，其结果只是比愤青的怒骂和流行歌曲的煽情更能够激发人的感情，但是在物质和经济上对于整个社会于事无补，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更多的是这些软的差距，因为这些软的问题才是经济、财富、科技等在中国近代与世界的硬差距所产生的环境基础。
  三十、 对于岳飞的反思（上）
　　岳飞的问题近来热起来缘于我们修改历史教科书，把岳飞从民族英雄的行列中剔除了出来，具体的解释说岳飞是由于抗金，现在金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但是具体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远远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的简单。
　　岳飞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首先就是岳飞是否能够在战争中取胜，由于岳飞的撤军和当时战场的优势，大家都一致的认定胜利就是唾手可得，但是如果你了解军事的运输和作战半径的限制，就知道问题不简单了。
　　我以前就说过，北伐与南征的问题，古代作战一样有一个重要的作战半径的问题，这样的半径可以以一头牛拉一车粮食和草料，这些粮食和草料足够拉车的牛和赶车的车夫走多远，以这样的距离除以二，就可以大致知道作战半径在哪里了。
　　而南宋如果讨伐金，金的起源在白山黑水之间，在黑龙江流域，在隋唐征服高丽的战争，导致隋朝的灭亡和李世民的重大挫败（当时的高丽比现在的朝鲜对于我们不可同日而语，边境威胁非常大，为了与朝鲜的国际友谊，史书上说的少，说直接了就是鲜卑人政权，鲜卑人怎样威胁中原，大家就清楚了，朝鲜的含义是朝贡的鲜卑人，他们的朝贡，是五代以后的事情了），均是由于这样的供应问题，所以宋军在朱仙镇可以大胜，但是战线再一拉长，是否能够取胜，就很有问题。
　　而且宋军以步兵打骑兵，问题就更大，战线一旦拉长，战略纵深有了以后，骑兵的机动穿插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很容易被骑兵突袭后方，尤其是突袭后方的运输补给线，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战例，比如官渡之战。在古代北京到济南的路程人至少要走10多天，但是骑兵可以2天内到达，这样宋军就必须分兵把守后方，兵力分散继续攻击的能力锐减。
　　对于这样的战线和运输补给，岳飞是想学霍去病等人的做法的，所以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的诗句，这诗句可不是简单的豪情壮语，是有实质内涵的，但是对于理学发达的宋朝人而言，这样的野蛮举动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的一点就是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征服是一个蚕食的过程，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汉朝对于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是汉武帝耗费了文景之治二代人积累的财富和他本朝增加巨额税负的财富，同时付出了汉朝一半的人口后换取的，南宋在赵构登基后，是一个北宋灭亡后新建的王朝，并且多次被金劫掠，财力远远非汉武帝所能够比拟，应当是根本没有能力支撑这样的消耗战的。
　　而且还要说的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和他的弟弟，都是在多国混战中统一天下的一等一的马上皇帝，战争水平和经验远远超过南宋的赵构，即使这样他们北伐辽国的时候，也是讨不到什么便宜，北宋也是签署了赔款的条约，这些也是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和探讨特别少，经济根本没有形成学科，所有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儒家思想和经验积累，理论知识是没有的。
　　还有一点宋与汉不同的地方，就是汉武帝时期汉朝统治已经经历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再到武帝多代，统治根基极其坚固，而南宋就不同了，是北宋灭亡后新创的王朝，皇帝也不是马上取得的皇权，支持皇帝的是地方豪强们，这些地方豪强们需要一个领袖来抗击金对于他们自己的地盘的经济利益的劫掠，所以在金兵南下的时候，他们可以支持赵构，但是要北伐收复失地，在经济上没有他们的好处，利益上要他们支持付出，这样的事情就会有豪强的一致反对，汉武帝能够征集到的战争资源，南宋的赵构是绝对做不到的，汉武帝能够做到的耗费中国一半的人口，到了隋炀帝时期就已经造成隋朝的灭亡，而隋朝时马上得到的江山，隋文帝统治20年太平盛世，隋炀帝征服南陈是是军队的统帅，所以赵构的权力远远比不上杨广，所以即使不说岳飞的没有胜算，也是速胜不可能，消耗战南宋没有这样的经济支持是打不起的，长期战争对于宋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的战争成本也是根本不同的，宋朝与金的议和和撤军，本身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我们就是讲理论的时候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一到具体事例，就全都是在上层建筑层面上说事了。
　　
 三十一、 对于岳飞的反思（中）
　　我们认为岳飞的冤屈，在于他不可能造反，但是要我们证明他就是不会造反，本身也没有证据，所以这样的问题是处于莫须有的状态，而莫须有三个字，按照当时的字面意思，是可能有的意思，但是有了岳飞特殊的事件，莫须有这三个字，涵义就变成了根本没有了。如果按照当今的无罪推定，岳飞肯定是冤案，但是如果要进行有罪推定的话，岳飞的案件就不那么冤枉了。
　　首先是岳飞是否有可能造反，支持岳飞的人都说岳飞如果要造反，以他控制中国70%的军力，推翻一个皇帝是举手之劳。但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对于历史的经济背景就太不了解了，岳飞可以管辖国内70%的军队，但是到要造反，到要背负着株连九族的责任，能够跟随的肯定不是全部的军队，如果以核心的岳家军来说，那么就只有30%多的军队了。
　　再者更主要的是岳飞不具备起兵的条件，因为岳飞一直在前线与金军对垒，自己没有物资的供应基地，这样的处境是与番王造反大大的不同的，番王可以兵力不多，但是有地方经济支持，可以招兵，也可以长期战争，而岳飞这样的前敌军队要造反，后方断绝经济支持，几天的粮食都很困难，根本无法打仗，这就是我以前的文章说的吴三桂是无法拥兵自立的。
　　岳飞12道金牌才回来，实际上是已经违抗了朝廷的命令11次，岳飞的被迫撤军也是由于粮食的供应问题，后方友军撤离且粮食不到位，所以这一点来说岳飞不是听话的将军，同时岳家军是一支由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军队，带有非常强烈的私人军队的色彩，我们仅仅听说书的大家就可以知道，岳家军是一支儿子、女婿和把兄弟分别当主要将领的军队，这样的军队的存在在封建王朝本身就是非常招忌讳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岳飞还干了什么？岳飞干了中国自古以来统兵将领最忌讳的事情，仅仅就这件事情，在中国古代的标准，杀头就不为过，而且这样的事情岳飞还干了两次。这事就是岳飞两次上书请立太子！
　　为了立太子，文臣尚且自身难保，对于武将就更严厉了，历来是可以作为想要谋反的证据，即使不是请立太子，就是与太子有交往，都可以作为结党营私的重大问题危及太子自身的安全，更甭说臣子了。而岳飞请立的这个太子还有更上皇帝难于接受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子是养子，是番王！而当时的赵构只有30多岁！
　　在这里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现在你是30出头的年轻的公司的董事长，你最重要的销售总监跟你说要你找一个你的养子立为你的财产继承人，你一定会认为他非常的居心叵测，而在古代为了皇权动辄是大规模屠杀的年代，想着熊掌之难熟的典故，这样的事情就更加的非同一般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赵构的皇权还没有稳固，这样的情况下立一个藩王为太子，是很容易被他人利用的，在此背景下提出立太子的问题，实在是让人联想太多了。
  三十二、 对于岳飞的反思（下）
　　在立太子的问题被驳斥后，岳飞才提出的迎回二帝，这时如果二帝掌握到岳飞手里，岳飞来一个挟天子令诸侯，那么谁也奈何不了他了，而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去解读，就更加的有问题。
　　我们很多写历史的人在上述的问题时总以岳飞是政治低能儿来解释，但是就岳飞的文化水平，就岳飞能够写兵书和绝妙豪情诗词传世的文化水平，绝对不是一个粗俗的武夫，这样的政治弱智，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就说没有，完全实行无罪推定在古代的历史背景下是不行的，而且就现在的美国的反恐，也是实行的有罪推定，如果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来定罪，就已经不那么冤枉了。
　　岳飞就算没有造反的心，政敌也是有的，在兼并淮西军队的问题上就与其它军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导致淮西军队的投敌，岳飞的死，也和他的树敌有关，如果仅仅有个人的军事成就，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持才傲物而四面树敌，正常的情况也不会好。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光赵构的能力是杀不了岳飞的，因为赵构在建国时是大家拥立的牌位，军权还在其它的军阀手里，宋代的国策在于杯酒释兵权，宋对于武将防范甚深，但是从来没有诛杀大臣的传统，更何况在建国初期这样的屠杀是很容易造成军阀们的兔死狐悲的，而岳飞的案件株连屠杀过万人，对于岳飞这样的私人军队将领，很容易引起大规模的叛乱，没有足够的军队力量支持是完成不了的，赵构这样被拥立的流亡皇子当上的牌位皇帝，没有背后的力量支持，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样的大规模清洗的，秦桧这样的依附皇帝的文臣就更没有这样的力量，而同时对于赵构也完全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所以这样的结果应当是豪强的合力的结果，这些豪强们实际上比皇帝更加不愿意看到岳飞势力的做大，也不愿意岳飞存在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必须进行肉体上的清洗消灭，岳飞在超速崛起的背后，收编打压其他军阀的宿怨应当是得到了报复性的宣泄。所以开始时韩世忠还质问，得到莫须有的回复后就没有声音了，显然也得到了足够的安抚。所以我们要在岳飞死的背后，看到这样的无形力量的手！
　　岳飞案件之后的20年间对于这个案件都是非常敏感的事件，没有人敢说话，而20年后世事发生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巨大变化，岳飞的死后被平反，当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宋朝准备撕毁和约，与金再战，那么就需要一个政治理由和鼓舞士气的东西，给岳飞平反符合时政需要；
　　第二：岳飞的家人有人逃了出来，就如赵氏孤儿一样，这也是古代平反的重要因素；
　　最后最重要的是：岳飞所拥立当太子的番王继位成为了皇帝，这样岳飞的拥立奏折就绝对不能成为谋反的证据了，岳飞被杀之所以是让人不满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和口供，但是如果这样的证据和口供如果与新继位的皇帝有关，这些文件肯定要在所有的史料中销毁的，而且对于当朝的老皇帝赵构，如果不愿意牵涉到自己的养子番王，当时的很多文件奏章也不会公开；而同时坚决反对其当太子并且直接处理岳飞案件的秦桧已经成为权臣，其身后的利益集团也成为新皇权必须打击的对象，当初的赵氏孤儿的平反，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屠岸贾的势力，这一次历史只不过又重演了一回。我们可以想一下，对于有可能成为皇帝、太子的番王，生活是怎样的战战兢兢，只要他被怀疑或竞争失败而当不成皇帝，生命都是难保的，其成功后对于支持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应当有多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啊！
　　岳飞的后世被不断的神化，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元代的残酷民族压迫下，汉民族需要一个汉民族自己的英雄，但是文天祥是反对元统治者的，肯定不行，岳飞是抗金的，金国同时也是蒙古的世仇，宋与蒙古还联合灭金，所有这些，使岳飞最能够被蒙古统治者所接受。而到了清朝，由于金和满清实际上是同族的，抗金就是影射抗清，宣扬岳飞是有民族需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元曲和明清小说发达后，中国人yy的水平极大的提高，主要的yy对象就是前朝的事情，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说岳全传里面大部头的岳飞儿子们直捣黄龙府的想象，而且我们还看到在其他历史人物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人为杜撰出来的杨宗保和穆桂英等等。
　　对于岳飞的事情，肯定是绝对的历史真相无法得到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独立的思考，不要跟随主流的随波逐流，这样我们才能够拒绝平庸，更多的中国人都这样了，中国才真正的有强国的希望，宋朝的理学家们的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是在他们文辞优美的后面，他们的思想上的单一、平庸和随波逐流，才是宋朝窝囊的根本所在，他们的豪言壮语就如当今的愤青一样，经常是对于国家有害的。
 三十三、 对于秦桧的再认识（上）
　　秦桧的大奸大恶的形象自我记事起就有了，那时大家在听收音机里面的评书《说岳全传》，激起了多少对于奸臣的刻骨仇恨和爱国情怀，但是在我们从新反思了岳飞以后，也要有对于秦桧的再认识。
　　对于秦桧的才能，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仅是科举高第，而且写了一手天下绝伦的好字，我们所说的宋体，实际上就是秦桧的字，但是因为他的历史名声，就改秦体为宋体了，类似的还有严嵩的字，我们北京孔庙上所有会试举子都要参拜的大殿上的匾就是严嵩题写的，多位皇帝想换，都找不出写得更好的人。
　　我们说秦桧为金的奸细的说法，野史和小说中很多，但是在正史里面是没有的，作为当朝就被清算的权臣，如果有这样的蛛丝马迹，一定会被放大写入正史的，所以正史上没有，就应当可以认定这样的情况不存在。对于后来的野史和演义，想一下后世是怎样的丑化潘美的就知道了。
　　还有一点说秦桧有问题来自于宋与金所签订的和约，其中约定要由秦桧担任宰相和约才有效，很多人认为这是秦桧是奸细的证据，但是本人不这样看，因为这样明显招忌的事情，秦桧把自己写上去就是一个大傻瓜，没有皇帝的认可，秦桧是不敢这样干的，而且正史也没有过多的说这方面的问题，真实地原因应当是皇帝让他这样干，而皇帝由于是被豪强拥立的皇权，本身地位也不牢固，这样的结果也有助于皇帝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他的文臣宰相是要依附于他的，而豪强需要的是金国的和平稳定他们好过安稳日子，平衡就形成了，所以赵构需要这样的结果，赵构总不能在和约里面写上要他当皇帝和约才有效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一点就是秦桧在北宋末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但是在被掳到金国又逃回来的经历后，观点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主战派变成了坚定的主和人物，如果从经历上看，应当可以想见他看到了与金国长期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经济问题，在当宰相时，给前方的军队筹集和输送给养，也是要面对诸多问题和压力巨大的，军队一日的断粮就会产生巨大问题，所以刘邦得到天下，就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楚汉相争项羽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的供应，所以项羽在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的撤军撤围以及与刘邦议和，最后项羽刚议和撤军就被刘邦追击，全部是物资的供应问题，但是我们的史料中很少有对于战争经济的论述，但是想秦桧这样有过切身经历的人应当知道。
　　赵构当初的称帝，到后来的取得实权，这个皇帝本身是非常厉害的角色，赵构能够主动要求做人质和与金谈判，在谈判中宋军偷袭大臣吓得直哭而赵构不动声色，让金人称奇而要求换人（见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所以在后世不断丑化这个开国皇帝的背景下还是留下这样的闪光点，因此秦桧所面对的皇帝是一个一点也不昏庸的皇帝，所以秦桧面对这样的皇帝能够长期盘踞宰相位置，应当说他的很多主张实际上是执行皇帝的意思而不是他蒙蔽皇帝后自己的想法。
　　秦桧是在朝代初建的时候成为权臣的，他成为权臣有助于王朝的官僚体系的建立，在一个朝代初期的权臣和朝代末期的权臣是有本质不同的，朝代末期的权臣基本上是奸臣，但是初期却大多数是名臣，比如：诸葛亮、管仲、王猛、索尼等等，在这个时期有权臣的存在，对于国家反而是好事，这一点大家可能很难理解，史学家也不讲明。
　　一个朝代能够成为长命的朝代，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以文治武，朝代开创时的武将掌权的时代一定要过渡到文官掌权的时代，否则就一定是造反不断，很多朝代都是对于功臣的大规模的清洗或者藩王内乱后才走到文官时代的，而权臣的存在，抑制了勋臣、番王之间的倾轧和谋反，直接控制了将领，避免了朝代初期的大规模流血武装冲突或内战，实际上是社会之福，因为文官的政治斗争远比武将内战流血对于社会好多了，文官权臣也要好控制得多，宋朝在以文治武方面是最好的，在南宋的建立期间，将领之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是没有的，除了岳飞外，也没有其他武将被杀，比其他朝代强很多，汉族掌权的汉、明都经过了大规模的勋臣清洗和诸王叛乱，而唐朝太宗更是屠杀了兄弟及其党羽后逼父让位而登基的。文官建立功勋不像武将，每次胜利开疆扩土功勋是很清楚的，文官的政绩很模糊，评价标准不好统一，也很容易被后世所抹煞。
  三十四、 对于秦桧的再认识（下）
　　对于岳飞的死，肯定有皇帝的意思，当然也有其他豪强的意思，这里面秦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斡旋角色，而且秦桧主持了南宋版的杯酒释兵权，即把张浚、韩世忠和岳飞升为枢密使或枢密副使而剥夺了他们实际的军队领导权，这里面显然得到了张浚等人的支持，而张浚与岳飞的交恶也是岳飞死的背景，而且我在岳飞的反思中已经分析，对于岳飞以及其部将的大范围的株连和屠杀，必定背后有军队的支持，不是拥立不久的皇帝和秦桧这样的文臣所能够做到的。在这样的斡旋中显然在当时最大的获益方肯定是秦桧，但是最后最大的罪责也由他承担，因为即使是众人的操刀，事后的清算只能小范围的打击，从来都是法不责众打击面不能放大，所以替罪狼就这样产生了。
　　还有一点导致秦桧被清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秦桧反对高宗立太子，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大臣们一般都三缄其口，因为风险太大了，凡是说话的不是有重大利益在身就是有血性的人，秦桧对于不立太子的主张，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个人好处，秦桧反对的理由也是有人会利用太子做文章，其主张也是应当有一定的信仰和抱负支持下才会直言的，这一点正好和岳飞对立，但是当他反对的这个太子成为皇帝的时候，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他就离掘坟鞭尸不远了。
　　而我们回忆赵构的登基，从招募勤王军队的光杆司令到牌位皇帝，再到实权的皇帝，在这过程中秦桧能够成为权臣，而这个权臣是依附于皇权的权臣，说明秦桧为赵构巩固权力贡献巨大，只有赵构有权了，秦桧才能够有权。想一下东晋的开国时期的重要宰相王导，开始时为了取悦南方豪强还自学吴侬软语，就知道南宋开始建立政权的不易。
　　而后来的朱元璋，就吸取了这样的经验，采取让宰相胡惟庸当权臣，然后再消灭它的做法，很成功的做到了把武将的权利转移，最后再消灭，全部在朝廷完成，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因为由权臣出面剥夺武将的权利远远比皇帝直接出面要好，因为如果武将察觉皇帝要剥夺自己权利，就会狗急跳墙式的造反，但是如果他们觉得是宰相要他们的权利而不是皇帝，他们会放心的多，皇帝永远是好皇帝，甚至还到皇帝处申诉呢！包括我们现代，把几大元帅打倒，也是利用的权臣，最后再把权臣定为大奸大恶。
　　所以说秦桧的认识，应当更加全面，我们不能先把人贴上坏人的标记，然后他干的事情就全是坏事。我们要全面地认识一个人，不要把好人认识的什么都要好，把坏人认识什么都一无是处，人经常是有两面性的，一个历史人物要全面地去认识，不能一概而论，人物的人性是很丰富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事物的本质，任何的人物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与好坏，而我们这样搞绝对化，让年轻人这样洗脑的背后，经常是被别人当作打击反对势力的枪来使用的，愤青最愤世嫉俗，但是也最容易被人利用。
  三十五、 汉与宋对外战争的不同的经济基础（上）
　　我们一直在贬低宋朝，对于汉朝的开疆扩土，却是赞扬一片，但是宋朝实际上也是不断地在进行斗争，宋朝的两次亡国之祸都是由于希望开疆扩土联合野蛮民族进攻敌国而导致的，所以宋朝的情况不是我们想得那样简单，对于宋与汉的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经济基础，却是很少有人思考，我们研究历史，总是注重史实，而不注重当时的社会、经济的背景和环境，这里我特别说一下我所了解的宋与汉两个朝代的经济环境和他们的对比。
　　汉朝是一个我们汉民族形成和兴起的朝代，现在我们为汉族，实际上就是汉朝人的说法的延续，在汉以前，我们说的都为各国人，这些国家在周朝800年中已经初步分裂成为文字、度量衡等等都不同的民族，在秦统一后消除了各国的民族文化和影响，汉继承了这样的结果，在一个民族的形成的初期，民族的凝聚力都是最强的，而且对于少年的朝气和冒险冲劲儿。
　　宋是在汉族经过了唐朝的青年，经过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混乱时代，民族又在这样的混乱中融合了大量的外族，到了宋朝应当是民族的中年时代了，以后的老年时代的屈辱就不说了，其后是中华民族的新概念和民族复兴了。一个中年的民族的特点就是在于宽容和不惑，宋朝是对于各种思想和文化最宽容的时代，同时作为中年人需要的已经不是开创而是安定了。
　　宋和汉都有灿烂的文明，在宋朝的经济总量现在还有超过盛唐的说法，汉朝是中央专制的第一个长期的王朝，中国的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宋朝是一个有长期外患压力的朝代，对于这样的两个朝代的经济基础表面上看类似，实际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汉朝的老百姓是很善战的，到汉武帝时期，战国时代也就是过去了50多年，就如我们现在看解放战争和二战一样，在战国时代，中国的战争与后来的朝代有很大不同，国王可以轻易的征集举国男子参战而不会受到多少的反对，因为那个时候战败会被屠城，即使不被屠杀，也是要被抓去当奴隶的，这也包括你的孩子和女人，但是如果取胜，就可以抢来财富、女人和奴隶，立功了以后还可以免自己和亲属的罪刑和劳役，这样的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有极高的战争热情，在史书记载，秦王要开战，是举国老百姓欢呼雀跃的。而此时的战争，武器是老百姓自己制备的，粮食也是自带干粮参战，汉朝也是一样，这一点我们看《木兰辞》就可以知道，花木兰从军要四处卖战马和兵器，对于每一个士兵而言，自己的武器装备好，自己在战场上生存的机会就大，国家不用为战争准备特别多的资源。而且这些士兵从战国走来，每个士兵有很强的战争格斗技巧，就如当年的游牧蒙古一样，国民对于战争的掌握程度也是很高的，汉朝是唯一的外戚专权统兵取得胜利的朝代，卫青、霍去病等等都是外戚和男宠，起家于奴隶的少年时代，中国其他朝代从这样底层起来的人物对于带兵是完全外行的，外戚统兵是灾难，原因就在于汉初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军事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是非常高的。
　　而宋朝就大大不同了，宋军的作战是老百姓很反对的事情，兵役是非常重的负担，老百姓一般是传统的农民，没有任何战争和格斗的经验，统治阶层为了统治的稳固，对于老百姓的练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尤其是对于统兵打仗的问题，这些知识成为了禁忌，很多书籍已经成为了禁书，《孙子兵法》、《尉缭子》、《吴子兵法》等兵书的关于军队组织等等的章节全部一致的遗失，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统治者是牺牲发展来争取稳定。
　　还有就是汉朝的经济生产的情况也与宋朝有本质的不同，汉朝自战国走来，还是农牧混杂的时代，在战国中混杂在中原的还有戎、狄等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植被还很丰富，还可以养马，汉朝很注重发展自己的骑兵，汉武帝就在上林苑大规模的养马发展自己的近卫骑兵，汉朝还对于饲养战马给与各种国家的补贴。当时我们的山陕地区还有大量森林，关中平原也是平原沃野，华北还有大量的草原植被，要知道在汉以后关内的草原就消失了，大量亚洲温带大型动物就消失了，以前我们的华北是有大象和犀牛的，这些动物在我们的历史文献很普遍，西周北京有熊猫，犀甲是主要的战争盔甲。
　　而宋朝我们经济的发展，关内的所有可耕之地都已经成为了农田，而关中平原也由于黄河的水土流失变成沟壑纵横，再也不是沃野了，同时水土流失使黄河成为了巨大的水患，黄河的不断泛滥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在华北平原，老百姓没有什么财富的积累，都被不断地大水所冲走。而宋朝国家经济的重心已经从江北改到江南，经济的中心也从黄土高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这样在北方草原的作战，需要运送支持的运输线就更长了，想一下汉武帝以关中的财富为战争支持，进兵走现在的定边、靖边，由榆林地区（古代叫朔方，这是战略要地）到草原和河套平原是多么的捷径，但是在宋朝的时期，榆林地区已经在逐步的沙漠化，关中也是贫瘠化，战争资源要从江南征集，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