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岚: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上）

一、 历史是社会科学的试验报告
历史是什么，小的时候把历史当做故事听，了解其中的恩恩怨怨和打打杀杀，尤其做为男孩子，更喜欢其中的战争故事，而且在民族情绪化的年代，年轻的孩子不自觉地成为了战争狂热者，希望打仗，希望当英雄。
　　再大了一些的时候，知道了历史是为了研究我们的由来，研究我们的文化，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很多国际争端的解决，也要在历史中找到依据。
　　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有了经历阅历，读的书多了，涉猎的学科多了，才知道历史是社会科学的试验报告，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均要从历史中来，所有的研究结果也要历史进行检验。
　　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研究的材料是来自于历史数据的，不能是专家拍脑门的想法，凡是称为科学而不是玄学的，均要来源于系统的试验数据，因此社会科学一旦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就要有系统的数据支持，这个数据的来源就是历史，要从各种史料中挖掘。
　　而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是越研究越专，在数理化的分科之中不断的越分越细，同时又有大量的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出现，学者一般只是在自己熟悉的学科越来越深入，身兼多个学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社会科学是越研究越博，身为社会科学大家的学者，一般都精通多门学科，各个学科是相通的，你在一个学科上造诣要达到高度，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应的造诣才可以，而这些东西的试验基础就都是历史的研究。
　　凡是公开写出来的历史，基本上是史实和数据的罗列，而怎样利用这个数据在历史这个学科里面是不讲的，各个社会科学学者从这些历史的数据中得到什么也是不讲的，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历史的记录很有可能做了篡改，起码是有大量掩饰的春秋笔法，这些都与历史的或现实的政治条件有关，利用这些历史的社会科学也是带有时代色彩的。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学习自己分析问题，提高自己的认识，从中给自己营养，重要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不会写在书本上的，要自己体会的。
　　中国人传统的看待历史，更多的是发掘其中的权谋，让人越读史就越老谋深算，中国从来不缺乏算计人的智慧，缺乏的是发展经济的历史智慧，所以我自己用现代的经济学等等的知识，以历史的实验报告，再思考一些历史问题，在这里希望各方朋友的指正和探讨。
　　从今天开始我逐步在空余的时候写一些自己读历史的体会，以前这些都是与朋友们侃大山的材料，朋友们总希望我写，也就抽空写一点吧。　          二、 金融货币的眼光看历史上的战争赔款
　　历史上战败赔款的事情太多了，中国近代就赔款了很多，欧洲掠夺美洲时也获得了大量的白银，似乎是每次战争的胜利就给获胜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事实是这样的吗？
　　战争所赔偿的是白银等金属货币，如果这些金属不当作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仅仅是作为货币的话，那么他在社会的作用就和纸钞没有什么两样，最多就是他的信誉好一些，国际兑换好一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如果这些战争赔款要成为财富，除非要到对方的国家买东西才能够增加本国的财富总量，但是在古代交通成本极高的状态下，这样的交易只是很小和很少的，更多的是在本国使用，尤其是当年欧洲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的金银，肯定不会再拿这些金银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买东西的！那么在本国使用的这些货币，就根本没有增加本国社会的财富，增加的实际上是货币投放量！
　　在现在的社会，如果增加一些货币投放量是很简单的，但是在古代社会没有现在的央行体制，金属货币的增加非常有限，后来实行很长时间的金本位制或金银为主的复本位制，均受制于金银的开采量，想增加社会的货币投放量是极其困难的，最后货币投放量成为了限制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因此古时的战争胜利实际上是让国内的经济获得了货币投放量，因此经济大发展，而战败国则货币出现货币紧缩，经济萧条，同时战争赔款是政府获得的，政府获得了这些赔款后就有条件增加政府开支，当然皇帝的私人消费也算的，这样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学原理，社会需求也增加了，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国家就富强了。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获得的金银货币是硬通货，将来可以在周边国家买东西，所以还是实际的财富增加。但是的国际贸易量受到运输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远远小于今天，而且如果没有经济发展作为支撑，也会造成周边国家的贬值。我们不妨以现在美元这个国际货币硬通货来比较，获得美元与金银是相当的，甚至比金银好用，所以很多国家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金银已经淡出国际货币角色。这里大家再深想一下，如果美国多印刷美元到国际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与获得巨额战争赔款的效果是一样的，因此在当今的货币社会，金融的制空权太重要了，所以欧洲要建立欧元，以后亚洲如果没有亚元，一定是被掠夺的对象，已经没有必要直接战争掠夺了。想一下中国被迫的汇率问题就知道了。
　　实际上战败赔款，却把经济发展得更好的历史事例是有的，只是现在的学者和政客都不愿意提，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对于希特勒的早期军事成就和外交成就，胜利者们虽不愿意提，但也不得不提，因此他的经济成就可以不提就肯定不会提了，只以掠夺犹太人财富来掩盖。而失败者当然不敢翻案了，如果要翻案肯定是国际政治的大风波。
　　而实际上一战的战败，犹太人能够独保财富吗？没有经济的实质发展，哪里来的犹太人财富给他掠夺？而这样的掠夺是财富在社会中的再分配，并没有增加社会的财富总量，反而会在掠夺斗争中有一定的流失损耗，很多国家搞国有化运动，把整个社会的富人都给掠夺了，结果不是国家富强而是国家走向经济崩溃，因此国家是不会由此变成经济强国的，所以这样的解释是经不住专业的质询的。
　　希特勒的经济成就就是建立国家金融体制，很好的解决了经济上的货币投放问题，德国虽然赔款很多（后来也免了不少），但是德国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投放被他的金融体系很好的解决了，结果德国的货币投放比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投放还要好，那些付出的赔款没有带走德国的经济财富。因此在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获得巨大发展，成为有能力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强国，也迫使西欧列强在30年代后期均惧怕德国要祸水东引了，这一切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货币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人类在历史上对于货币的理解的每一次加深，都推动历史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对于货币内涵的阐释，我认为已经超过了语言所能够表达的范畴，要体悟了，经济学家的各个派别的争论，不说是在瞎子摸象，起码代表了各自的利益集团，参杂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驱动，真实地东西也和历史的春秋笔法一样，需要解读的。
　　我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的分析，最大的感悟就是货币的内涵，在货币问题上找准其脉络，就找到了想清楚很多经济问题的钥匙，这其中对于历史的自我钻研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三、 货币问题造成资本社会在中国无法实现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说到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总是以儒教的强盛、封建统治的强有力来说明，使很多人在反省中国的经济发展上，总是将矛头指向孔家店，结果是很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被错误的消灭了。
　　在当今对于经济问题的认识上升到货币的高度时，我们再审视中国的历史，我认为中国的历史之所以没有走向资本化，关键是货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要实现资本化，就要有大量的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的增加，对于商品流通媒介的货币的需求量也就急剧增加，如果这个时候货币的供给不能跟上的话，必然造成货币的紧缩，货币增值明显，这样就有大量的人把货币储存起来，或者进行高利放贷，造成利率高涨。古时以金属作为货币，这些金属每年的开采有限，基本和这些金属的自然使用（如制造器皿）相当，所以货币投放是没有增加的，同时还有不少人要把金银埋入地下储存，结果就是造成自然的紧缩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利率是极其高昂的，咱们比照王安石的变法，王宰相给老百姓优惠的贷款利率还达到了年息4-5分，也就是40-50%，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吓人的高度了，要不是这样，利率会更高，这样高的利率就会扼杀一切发展生产的冲动。
　　所以货币本身也是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同时货币也有价格的，货币的价格也是要受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一个商品社会的形成，必定是对于货币产生巨大的需求，这样的货币需求不被满足，商品社会是无法形成的。
　　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形成，货币问题是依靠发现美洲新大陆，在印加帝国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并且在美洲发现大银矿，因此在欧洲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的货币投放，就如我前面说过的，这些掠夺来的货币，是绝对不可能再到美洲买东西的，就是增加国内的货币投放，发展商品经济了，这一点西方将他们的经济成就绝不会主动说明是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的。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没有人注意当初的货币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实际上只能说日本的运气太好，当时日本开放口岸时，日本是金银的价格倒置，也就是说白银比黄金贵，在外来大量白银流入换取黄金的过程中，货币价值按照白银价值确定，自然就带来了大量的货币投放。后来就是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了，这些赔款也是形成了日本的货币投放。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是与获得足够的货币供应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货币发展是多灾多难，历史上元代的恶性纸钞，朱元璋的宝钞的破产，近代同光中兴结果赶上了胡雪岩的事件，金融体系受到重创，本来依靠银票产生的货币衍生效应被终止，经济发展的货币问题形成瓶颈，利率暴涨，最后经济走向末路。中国的政府和皇帝不断的威胁国内的货币信用，国内的货币供应无法解决，无法获得资本化的足够的货币，是一定不能够进入资本社会的。
　　世界后来的发展，货币的增加靠原始的掠夺已经不能满足时，就在于建立独立的金融体制来完成，利用金融的衍生效应，而且这个金融体系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国外有过多次的政府破产和国王破产的先例。在叠加了金融衍生后，经济的继续发展金属货币的数量还是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时，金本位制就破产了，货币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国家金融信用的产物了，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金融信用不是独立的完全依据市场的需要，而是受制于政府和党派，这个信用就大大地打折扣的，过去政府的灾难有可能就要重演。
　　中国的学者说封建强势是有问题的，在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是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向农商拔刀的，但是新兴的富商通过联姻瓦解了武士阶层，所以一切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些学者一方面大讲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又讲封建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完全忽略经济问题，没有货币怎么有资本呢！   　　四、 为什么中国南征比北伐容易得多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南征取得的胜利比较多，北伐取得成功的例子很有限，一般大家都以偶然来看待这个问题，也有部分人是宿命的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其中有必然的道理。
　　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总讲经济的决定因素，但是一发展到了具体的事件，就往往以主观来决定了，具体的战术，往往决定的是暂时的成败，经济的基础才是最关键的，诸葛亮可以招招领先，但是也在经济上奈何不了司马懿，而且诸葛亮进行的也是北伐。
　　决定这个成败的关键在于古代的作战半径问题，我们设想一下，在古代一头牛拉着自己吃的草和赶车人的粮食，能够走多远，这个距离除以二就是一般情况下的作战半径，超过这个半径粮草就供应不上了。
　　没有粮草的供应，是难以作战的，诸葛亮对于司马懿也是屡屡输在这个粮草的供应上。而中国实际的情况是南方粮草丰富，人口密集，粮草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在作战地就地解决，但是北伐就不同，北方寒冷的冬天是很容易进行坚壁清野的，这样一来南征与北伐在经济上的压力绝对是不对等的。
　　为了增加作战的半径，古代也有一定的解决方法，首先是建立逐级的传送体系，比如是一人作战，一人从一级的粮库送粮草，然后再二人把粮草从二级的粮库送到一级粮库，再四人把粮草从三级粮库送到二级粮库，依次类推。这种方法在汉武帝的时代使用，结果是一个作战人员需要十四个运送粮草的人员，取得对于匈奴的胜利付出了三代人的积蓄和全国一半的人口，这样的战争是否该打在今天把这个背景说出来是要探讨是否该应当的。
　　还有就是提高自己控制区域的粮食运输能力，古时一般的做法是修建运河，但是这样的过程耗费巨大，时间太长，也容易在徭役上激发民变。
　　再者提高作战半径的方法就是送粮的人把粮食送到后变成作战人员不返回，同时杀牛也作为军粮。这样的做法的问题是造成作战人员雪崩式的增加，同时一旦不能快速取胜后果就不堪设想。采取这样的方案的就是隋炀帝，他多次征伐高丽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以至于作战人员迅速增加到根本不必要的百万大军，一旦不能速胜，结果就是饿死于道，基本没有生还。隋朝的灭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至于隋炀帝的荒淫无耻是后来唐朝人写的隋史，夸张地成分极大。
　　最后的做法为文明社会所不接受，却是行之有效，那就是吃人肉。以前的霍去病干过，后来的成吉思汗还有以此为乐的四犬，朱元璋能够北伐取胜也干过，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所以朱元璋的北伐胜利也是有不为人道的事情，那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这样吃人肉是很难被伦理所接受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是比其他方式要容易，所以他产生了很多成功者，但是他们成功后是不会提及这个成功原因的。
　　所以要提高这样的作战半径，在古代所能够采取的办法都是代价巨大的，基本上很困难，所以受作战半径的限制，北伐也使很困难的。
　　最后提到北伐的供应，实际上在国际上也是如此，俄罗斯在这方面就占尽便宜，多个国家征伐俄罗斯也是失败在经济供应上，只有蒙古取得了胜利，那个胜利也使建筑在吃人肉的基础上的。
　　所以综上所述南征容易北伐难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绝对不是巧合  　　　　五、 为什么得中原者得天下
　　我们时常听说的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的经验也不断验证这个命题，现在我简单说一下自己理解的其中的道理。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中原在历史上的富足，但是这个富足只是一段历史时间的富足，并不是长期的富足，在中国南宋以后，江南的财富就已经远远超过北方，其后的朝代很大程度上北方的经济均依赖南方的漕运支持，所以富足不是导致这个命题成立的主要原因。
　　再者，我们就可以想到了上一篇历史文章提到的古代的作战半径问题，古代受运输能力的限制，作战半径是有限的，而中原地处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央，这样从中原而征四方，到哪里作战半径均不会太远，占有了中原，作战半径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在历史上的各种征服活动也是均要通过征服中原再征服四方，所以占有中原解决作战的半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历史上更多的得中原是在诸侯从中原的混战后脱颖而出的，所以这个原因也不是问题的全部。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就要认识到战争和统治最关键的力量之所在，这个力量就是人的集中，古代冷兵器时代人数就是战斗力，谁能够迅速聚集大量的作战人员谁就是王。中原的地理地貌，是广阔的华北平原，是中国最大的人口密集的平原，那时东北还是原始森林人口稀少。在古代的通讯和国家管理水平下，人口密集的平原最容易集中，而江南虽然富足，但是水网密集，山川丘陵，人很难大量集中，反而成为战乱的避难所，而为战争而集中人口进行作战，自愿的事情除了战国时期为了不当奴隶外，基本都是带有强迫性质，江南的地理情况通讯不利又太有利躲藏，是很难集中战争资源的。而中国的东北人口稀缺，草原、西部的荒漠、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等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现代在平原上征兵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河南、山东等地均为我国最重要的兵源地，而其他山区省份就比较少，这些都有历史的因素。
　　所以历史上的征服者一旦占有了中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原征集大量的人口进行战争，当年李自成的重要谋士李岩建议安抚河南结果被杀，已经成为李自成失败的历史原因之一，而李世民、曹操等占有了中原，就占有了天下，因此得中原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这些战争资源，有了它才能够得天下，这是中国版图区域内最好的战争资源。所以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六、 划江而治是不能以长江为边界的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划江而治的时期，但是如果要仔细的研究，真正的划江而治，是不能以长江为边界的。无论是三国时期，那时的边界在张辽大战的逍遥津附近，而南北朝时期，与东晋交战就在肥水了，这都是在江北，并不是以长江为边界的，包括南宋，宋与蒙古是在襄阳大战，宋与金是在黄河的朱仙镇，也不是以长江为边界。
　　历史上一旦军事到达了长江边，基本上南方就离被征服不远了，从西晋的楼船破吴，南明的扬州失守，以及最近的解放渡江，无不如此。所以大家印象中的南北划江分治，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以长江为界。
　　不以长江为界，为什么大家还有这个划江的印象呢？首先就是中国的南北方的概念分人文的和地理的，人文的南北分界是以长江为界，而地理的却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的，这个界限是中国冬季的零度等温线，也就是关系到水在冬天冻不冻冰，在这个分界限，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是根本不同的，作物也是差别极大的，但是文化的分界是受长江隔绝的，不是以这个等温线，而是以长江为界的，中国南北分治时期，南方的文化是没有在江北存在的，所以在文化的留存中看不到南方朝代的文化在江北存在的影子。
　　中国历史上的南朝，历来在长江北岸有土地，军队也在北岸驻防，这里军队能坚守北岸，是有兵法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的，如果军队背靠长江无路可退时还不能坚守，那么其他情况就更加容易溃散了，所以北方能够进军长江，击溃长江北岸的守军，北岸溃散的守军由于长江阻隔，基本没有生还的希望，重新组织溃军再战的机会是没有的，南方的防守力量就不足了，当然容易征服南方，但不绝对。所以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长江毕竟是天险，赤壁的战例也是存在的，本文的中心意思是以长江为边界南北双方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状态，南方要长期生存，必须有江北的部分土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再分析。
　　中国的南方的地理特征是丘陵地貌，水网稻田纵横，交通不便，南方的交通主要通过水路，陆路交通不足，物资的运输和统治、控制也均需要依据水上交通，而长江恰恰是这样的水上交通的干道，从湘江水系到赣江水系，再到新安江和钱塘江，是一个整体的水网，这些主要是依靠长江连接，从人员通行、运粮到运兵、传递信息等等均要通过它！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如果以长江为边界，长江的运输船队就暴露在北方的攻击之下，长江的运输就陷于瘫痪。如果走陆路，与北方比，丘陵翻山路途比北方平原不只远一点儿，而且牛车也比骡马车慢很多，这样南方的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等均要瘫痪，经济一定是陷于困境的，长期如此即使不打战争，南方的内部也要出问题，所以中国划江而治，南方的长期生存是一定要不惜代价在江北占据根据的，哪怕是很少的一点点，没有是不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长江的水上交通运输生命线！而南方在长江北岸的军事存在，是没有纵深的，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成本是巨大的，因为一切军需都要从江南运输支持，可是即使是这样，南方也是不能放弃江北的！
　　所以南北所谓的划江而治，只能是一个相对的、近似的概念，真的以长江为界是不成的。    　附则：历史背景杂谈一
　　
　　《为什么日本不给我国的慰安妇赔偿？》
　　
　　——谈在民间个人对日战争赔偿问题上中国与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本质区别
　　
　　近日来日本公开宣称了中国个人对于的索赔权已经丧失，依据是：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的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包括个人等的索赔权，相比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慰安妇、劳工索赔案件，有些话不吐不快。
　　
　　首先就是对于个人的战争损失的索赔，日本对于中国人民侵害的赔偿，都应当有什么？现在主要是在慰安妇和劳工，从法律概念上就是强奸和强迫劳动，但是人身权利最大的是生命权，人的其他人身权全部无法与生命权进行比较，是依附于生命权的附属权力，只有生命存在，其他权力才有意义。那么如果是被强奸或被强迫劳动要索赔，那些被剥夺生命的人就更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些赔偿应当由这些人的亲属和继承人享有。日本在战争期间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均应当受到赔偿，如果慰安妇应当赔，并且可以通过民间索赔，那么所有的中国死难者家属均有权通过民间索赔死亡的损失，如此这般计算下来，赔偿是天文数字。这种天文数字的赔偿，不应当是个人行为。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应当负担起这个责任，历来的战争赔款，均是按照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包括战死）和其他人身、财产、社会等损失的总和进行计算的，所有的战争损失索赔是以国家政府为代表进行的，那时战胜国对于战败国有巨大的优势，战争赔款的谈判不是平等互利的谈判，计算损失是多多益善，能够要的绝对不少要，宁可赔不起欠着，让他们几代人偿还，也不能轻言放弃的。
　　
　　而个人民间索赔，以个人之力面对异国政府和异国法庭，就单薄的多了，而且必须说明这个赔偿没有在本国政府的战争赔偿之列，战败国没有义务对于政府和国民就一个损失提供双份的赔偿。而对于政府间已经放弃赔偿的损失，这个损失被放弃了，要重新提起来的话，就必须要跳过本国的政府。如果要跳过国家政府，或者对于国家政府的处置行为有质疑，那是要对于本国政府说的，本国政府对于外国政府的行为处置，在国际公法上是有效力的，除非这个政府是伪政府！本国政府放弃了这个索赔的权利，不等于他回避了对于本国国民损失应尽的义务，这个义务他是没有权利放弃的。
　　
　　我们再换个角度说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发生在本国境内的、本国公民受到侵害的行为，本国的政府和法庭不能解决，而让本国公民到外国去上告，本身就是国家主权的丧失。在满清时代，中国丧失了治外法权，导致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只能在外国审理，是被当作中国半殖民地的主要特征，已经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耻辱被牢记。
　　
　　现在再说一下韩国的问题，韩国是在20世纪初叶完成与日本的朝日合并，在二战时已经有几十年了，当时的年轻人均为合并后出生成长的，说起日语来已经与日本人无二了，当时日本政府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领土，朝鲜族成为日本的少数民族了，现在的朝鲜和韩国是二战后才重新独立的国家。而本国政府要求本国国民去强迫劳动或被强奸，肯定是严重的事件，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在战争中死亡就是另外的样子，当时的皇军就有很多高丽棒子，他们的战死在国际法上是为自己的国家政府战死，是没有赔偿一说的，而反抗日本统治而战死，就针对当时的政府而言，法理上是违法作乱的，也没有应当赔偿的道理。所以对于韩国和朝鲜，日本政府作为当时的唯一合法政府，竟然让本国公民被摧残，当然要就慰安妇问题，对于韩国和朝鲜妇女进行赔偿的，而对于战争的死难人员，是没有赔偿责任的，这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下面就是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是殖民地，当时的战争情况是该殖民地被日本夺去，日本成为了该国家或地区的宗主，所以日本也是该国家和地区当时的政府，而且这些国家战后从英国等国家独立出来，从新成立了新的政府，与原来的统治政权是不重叠的，所以对于本国国家成立和政府成立以前的事情，找原来的政府去解决，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是中国就不同了，我们是不能承认附庸日本的满州国和汪伪政权的合法性的，日本占领中国的地方在我们的法理上只是敌占区，没有政府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就要对于满州国和汪伪政权所签署的各种国际条约负责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战争之后，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与中华民国的法律继承关系，否则在国际法上我们与台湾就成为了彻底的两国问题，如果继承了中华民国的衣钵，就要负担当时的责任，就有义务为自己的国民争取损害的赔偿，如果政府对外放弃这个赔偿，并不意味着对内责任的免除，政府仍然负有争取赔偿的义务，从法理上讲这意味着这个赔偿的责任就落到放弃赔偿的政府头上了。所以中国的慰安妇的赔偿问题与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或地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不应当简单的看待日本的拒赔问题，也不应当想当然的认为日本赔了他们就能够赔我们，日本不赔不是简单的法律层面的不公，要从更加深刻的原因中去思考。
　　
　　所以归根结底，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的民间赔偿问题的无法解决，问题是出在政府放弃战争赔偿上，开始日本人还得了便宜卖乖，现在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日本构成经济竞争威胁，日本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了，所以才公开说破不给中国慰安妇赔偿，但是我们在痛恨侵略者的同时，更要不忘记揪出汉奸和卖国贼！  　　七、 清王朝为什么闭关限制科技发展
　　中国落后于世界开始于清朝，很多人均认为是满清的落后民族统治了中国，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科技的发展，所以中国落后，而对于满清为什么限制科技的发展却没有深入的思考。
　　人们总是把满清的落后想当然认为是他限制科技理由，但是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满清实际上对于先进文化的接受和包容态度是远远超过中国礼教对于这些地接受的，满清首先就接受了中国原来的传统文化，甚至接受了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这对于一个征服民族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康熙皇帝对于欧洲的先进文化也是很向往的，还学习了欧氏几何学，但是做出闭关锁国国策的也是他，这是为什么呢？
　　真正的原因还是统治需要，满清限制科技的发展是为了其统治，所以对于一个统治者，对于政权的维护永远是第一位的，当时科技的发展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才是最关键的。
　　满清入关时的人口才20多万，为了统治4000万以上的汉人，就需要时刻保持他们的军事优势，而满蒙的军事优势就是骑兵，汉人在中原和江南养战马是基本不可能的，农家繁殖的马只能拉车，上战场是不行的。
　　骑兵对于步兵的优势首先要提到的是马镫的发明，这个发明是影响人类进程的。我们从现代体育运动可以得到的信息是人手挥动打击的速度一般为100公里每小时，职业运动员挥击棒球棒或球拍就是这个速度，挥刀也应当差不多，但是如果这个速度再加上战马的速度，就达到160公里每小时以上，而能量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这样能量就翻倍还多了。同时还要考虑质量的增加，一个人的质量只是骑兵人和马的质量总和的几分之一，所以质量也大了，而能量又是与质量成正比的，所以骑兵冲锋时的打击能量是步兵的10倍，而马镫是可以让这些能量全部加到打击上的工具。而能量等于打击力和距离的乘积，而交战刀砍的距离可以看作是一个常数，因此打击力与能量成正比，也是10倍，这样的结果一个步兵是抵挡不住地。我曾经看到过蒙古的骑兵马术表演，直径30厘米的木桩被冲锋起来的骑兵马刀一刀砍断。同时由于重量的原因，步兵的盔甲是远远没有骑兵甲胄厚的。
　　这样的马刀挥舞砍下时，步兵只有躲避，盾牌是挡不住地，但是骑兵冲锋马刀看过后，步兵只要躲过，骑兵的后背容易被攻击，所以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冲锋是密集集团性的冲锋，步兵躲过第一刀，第二个骑兵马上就杀到了，躲不过第二刀，对于第一个骑兵形成了有效的保护和协同。
　　这样的骑兵集团冲锋，最怕的就是近代兴起的火器！当年努尔哈赤就是被炮火击毙的，袁承焕能够孤军坚守也是依仗火器；吴三桂的关宁铁骑的红衣大炮也让满清吃尽苦头，但是满清在吴三桂归附后征服的过程中内地的抵抗力量没有这些火器，而满清征服中国时也是欧洲枪械进步最快的时期，欧洲人已经使用火器取得了对于蒙古骑兵的优势，俄罗斯得以复国，这些都是让满清感到压力。最让康熙认识火器威力的应当是与准格尔蒙古戈尔丹的交战，当时准格尔帝国的地盘可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准格尔盆地，当时他们的中心乌兰布通是在现在的承德木兰围场附近，走古北口进北京和走辽西走廊攻盛京沈阳骑兵都只有二天的路程，可见对于满清的压力有多大，以后满清的木兰围猎实际上是向蒙古示威的军事演习。满清在这里使用火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直追杀到伊犁（从北京到新疆最近的路是走外蒙，而且这一路上有草，骑兵补给没有问题，因为地球是圆的，展成平面地图时距离失真），那次战役让所有满清贵族认识到了火器的威力。
　　满清的整个统治时期是内乱不断的时期，满汉民族矛盾激烈，汉人时刻试图驱除鞑虏，但是汉人不许出关，没有战马，对于满蒙骑兵总是处于劣势，但是汉人如果拥有了火器，对于满清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就要以一切手段压制汉人取得火器的渠道。
　　可以看到的是，汉人在没有火器支援的情况下，所有造反活动的势力范围是局限在骑兵不易展开的江南丘陵地区和边远地区，从来没有在中原的平原地区占到便宜，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都是如此，而我以前的文章从作战半径、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过，不能进占中原，就动摇不了满清统治的根本，而在平原可以骑兵冲锋的地区，几个步兵的战斗力也赶不上一个骑兵的。但是有了火器以后，火器对于骑兵的集团冲锋，就算不上交战而是屠杀了。
　　汉人可能取得火器的渠道最主要的就是国际贸易，切断整个贸易的渠道，也就切断了汉人获得火器的渠道，同时在限制国内技术的发展，汉人就更没有先进火器可以使用了，这样汉人造反的步兵，盔甲不全武器简陋，是无法与战马都身着甲胄的满蒙重装骑兵相抗衡的。所以为了统治的需要，进行闭关锁国就非常的必要了，当时的代价对于满清的统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满清的闭关锁国，中国的科技发展极其缓慢，到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湘军才发现满清的武器库中还有开花炮弹，但是满清就是不拿出来使用！
　　所以历史上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一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好的制度，而好的制度经常不是统治者不知道，但是一旦威胁了他的统治，那么再美好的东西也会被扼杀的。
　　
 　八、 古时的战阵与将帅的作用
　　我们听说书的常常提及一字长蛇阵、八卦阵等各种阵法，也对于关老爷的82斤大刀，岳家军的8大锤等等战将的故事非常神往，所以我自己对于古时的战阵情况和战斗情况做了一点研究，这里也随便写写，供朋友们了解一下。
　　现在具体的布阵的书籍基本上已经失传，因为在历代这些书籍均为大大的禁书，关于军事思想的还可以有，具体到军事布阵的就不成了，所以对于《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等等兵书的关于布阵的内容均不存在了，以前从军的人也是口口相授，后来战阵等作战方式发生了变更，就更加失传了。
　　现在历史流传记录的比较清楚的是戚继光的著名的鸳鸯阵，这是一种袖珍的阵型，阵的配型是一个队长，一个火佚，十名战士，战士4名持长枪，4名持盾牌，后面两名持有镋钯，作战时持盾牌的投掷标枪把敌人引离防御位置，然后由长枪手刺杀，镋钯则负责后方的防御，所以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能够以从军不久的农民对付日本倭寇的武林高手水准的武士，从而荡平倭寇。后来这个鸳鸯阵还发展到了马上，最后以明朝柔弱的军队与日本刚刚统一的丰臣秀吉的精锐之师在朝鲜决战，中国是多年太平的农民军队，日本的军队各个是自幼练武的武士，结果是在孤岛上从来没有见过大兵团战阵的日本鬼子被打得一败涂地，足以见证战阵的威力。
　　古时的战阵最大的用途之一就是对付骑兵，由于上篇文章介绍了骑兵的打击力量，对抗骑兵步兵就必须组成战阵，使用多个人的质量对抗一个骑兵人加马的质量，同时多种兵器协同打击。以步兵对抗骑兵最精彩而残酷的战例是岳飞破金的连环马，当时金的重装骑兵为了加强打击，把马连环起来，穿上盔甲，这样的集团冲锋一般的步兵战阵均无法抵挡，而岳飞采取的是让士兵手持超长的勾枪在对方接近时勾取马足，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马足，从而使整个马阵崩溃。
　　但是战阵一旦被打乱，其战斗力还不如一般的单兵的战斗力，因为专门为战阵设计的长枪和盾牌，一旦失去配合，就没有了战斗力，而使用弩机的士兵也没有白刃战斗的能力，前排身着重铠手持大型盾牌的防御性士兵，甚至移动都困难，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只能逃跑，而逃跑的时候那些重装备是带着就跑不动的，此时人活着跑回去就是成功了，所以就有丢盔弃甲的成语了。
　　那么打破这样的战阵，就要靠战将的个人勇武了，所以我们说的冲锋陷阵就是这个意思，而阵的前面的士兵均为大型的盾牌和重铠，所以对于陷阵，就需要重量大的兵器，所以有几十斤的大刀，后来又发展为大锤，为此以前的武科举，也就是举大刀、石锁，并不考什么格斗功夫。
　　这样的重量战将使用这些兵器也就是抡不了多少下，古时交战的一个回合，也就是双方大将迎面冲过去使用兵器对撞一下，能够交战几十回合已经很多了。而平时由于兵器太重是不随手拿的，是需要有人抬刀的，战斗时下面也需要亲兵保护，一旦落马，盔甲就重得不便站起来，根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就像关公走麦城被绊下马活捉一样。
　　为了抵抗这样的打击，所以在战斗时持有重兵器的战将冲过来时，也需要持有同样重兵器的战将进行抵挡，需要战将去压住阵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兵对兵将对将，一旦为将的战败，阵型无法抵挡对方大将重兵器的冲击被打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很久，只不过从战国的车战发展到胡服骑射，然后基本变化很小，直到蒙古骑兵使用了改良的马镫和马刀，新式的骑兵出现，这样的战阵才逐步淘汰。而在马镫出现前，由于不能将马的冲击力加到兵器上，所以兵器的重量越来越大，但是有了马镫就不用了。
　　但是蒙古骑兵统治世界的时间并不长，在蒙古骑兵的威胁下，欧洲火器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火器的打击下，传统的骑兵集团冲锋就等于自杀，但是骑兵的作用到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有用的，那时骑兵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在汽车不发达的情况下让军队机动性提高，保证可以在局部形成优势兵力，而战阵也发展成为战壕等防御工事了。
　　总之，古时的战阵在当今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只能留于说书的故事中了。
　　
  　附近期时文一则：
　　
　　《紧缩和控制物价实际上是买办在卖国》
　　国际上的粮价涨了、铁矿石早就涨了，石油又创造新高，而中国现在所干的事情就是以政策的手段干预市场的价格，造成中国的灾难进一步的加重。
　　现在国际上的价格高涨与国内的反差，是发生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中国不及时地和世界同步的调整物价，中国的低价实际上是在补贴全世界！
　　中国可以对于某些商品的出口征税，但是不能对于这些商品的制成品或关联产品征税，中国对于粮食出口限制，但是外国可以采购方便面，而粮食的价格实际上是决定劳动力的价格，中国的劳动密集的产品当然是可以出口；中国控制汽油价格、电价、煤价等，实际上是控制能源的价格，高耗能的产品能够出口，所以中国控制物价，实际上是在补贴全世界！
　　中国这样的补贴，一点也没有给中国的企业和人民带来好处，全部被外国所得，因为国外可以征收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税！国外采取中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替代国家的方法得出倾销的结论，如果中国没有这样的限价，价格是合理的市场水平，无论外国选取哪个替代国家，都不可能得出倾销的结论的！中国现在市场的竞争力，是加上反倾销税后的竞争力！而这些补贴都肥了外国人！
　　如果物价上涨，好像中国的企业损失很大，但是这是假象，因为受到损失的企业叫得响，真正得到好处的最大受益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中国的农民没有政治权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掠夺农民的剪刀差来原始积累的，现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是不能建立在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而且农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
　　现在的短期看，中国与世界的价格倒挂，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因为中国的低价产品不断的流向全世界，等到中国国家的战略储备使用光了的时候，世界的价格必定更高，在更高的价格上逼迫中国买入，中国高价买入在国内低价卖出，外国再在国内低价买入国外高价卖出，这样的补贴赔本循环，是持续不了多久的！等到中国再持续不下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崩溃了，这是中国民族的灾难！
　　而现在中国采取一切的手段控制物价，将来可以预见的控制不住价格暴涨时，额外的利益又便宜了谁呢？这些得利者就是能够囤积居奇的人，要囤聚物资必须要有资金，而中国的紧缩政策，在中国能够有这样的资金的实体基本上是没有的，而这样正好给外国热钱留下了空间，国际热钱进来就是要逐利的，中国的股市和楼市限制多问题大，不好进入，而外资热钱进来囤积物资是最方便的，他们可以非常合理的做到贸易的经常性项目下。
　　中国刚刚就对于此问题给热钱空间，当时是在房地产行业，国家所谓的调控抽紧资金，但是不禁止外资，结果就是以顺驰为代表的很多的中国优秀房地产企业很多被外资热钱所控制，中国的房子被境外人买去，房价更高后政府才开始限制外资，搞了一个马后炮。
　　中国的领导人的子女均在国外，这些人现在大多数成为了各种国际热钱的代理人，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负责人亲属就更加如此，而且他们名义上是雇员，不违反党纪，而实际情况是无本万利，外国人投资承担风险，他们无风险、投资的操盘分红，而他们的操盘完全不是知识和技术，完全是和当领导的亲属的配合和消息灵通，中国的经济政策早已经被买办左右，所以QFII总是能够成功抄底股市（这个问题我的博客专门分析过）。
　　中国的物价涨，农民等基本生产企业是获利的，中国的产品是有好处的，例如国际上涨铁矿石，中国就应当涨钢铁，涨煤炭的价格，尤其是涨世界需要中国供应的焦炭的价格来对抗，而不是打压煤价、电价。
　　在本轮商品牛市中，世界各国均上涨本国的强项产品，用来平衡与世界的物质循环，只有中国是压低自己的价格却在高价买入他人的产品。
　　中国领导人说涨价会让老百姓的生活艰难，完全的骗人的，对于社会最低的收入阶层，政府应当补贴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涨，农民收入增加获益不用增加补贴，而如果对于4亿城市人口中的10%的低收入者补贴达到中国平均国民收入以上的10000元每年，中国的补贴总额才是4000亿元，这个数字还不到中国每年税收增长的一半，中国政府的税收补贴在这里才是正途。同时物价的上涨会使很多人的收入增加，收入的增加完全可以弥补物价的上涨。
　　老百姓的生活只能是更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生产的物质的总量是没有减少的，物价的变化只是关系到代表这些生产出来的物质的数字和社会的物质分配，而没有了中国廉价的补贴全世界，让外国人从中得到好处，全体中国人得到的只能是更多，而分配的变化和是否合理，是社会制度改革的问题而不是物价问题，属于另外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物价限制对于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都没有好处，但是老百姓是最目光短视的，就和朝三暮四的猴子一样，想不出来早晚桔子的变化和总量是一样的，而中国的领导人和学者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这样，就是背后的利益驱动。
　　
 　　九、 历史上战争的屠城不可避免
　　我们如果读过历史，就知道历史上的屠杀太多了，从商都殷墟到元代的的四川，清代的扬州以及现代的南京，不胜枚举，屠城的事件总是伴随是大型的征战发生，似乎每次大家都以侵略者的残暴、野蛮和血腥来解释，但是对于这其中背后的必然性却没有思考，尤其是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文化发展进步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中国，这里面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对于征伐的成功，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能够继续的征战，如果把占领的地区都分兵把守，那么你的军队很快就分散开来，战斗力减弱被各个击破，如果你不把守，那么被你征服过的地方很容易就组织起来再进行抵抗，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武器是很容易置备的，急了眼来一个揭竿而起，木棒竹竿也要对付一阵子，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杀光，你进兵的背后没有人了，你就安全了。例如清兵占领扬州，当时满人总共才20万人口，而扬州就有100万人口，如果当时不屠城，清兵一走，马上就可以用这一百万人口中的青壮年组织起一个几十万的大军来！这样的隐患在自己进兵的后方，不屠城清兵是不敢过江的。
　　进一步考虑的就是如何能够控制被征服的地区，征服者的军队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控制广袤的地区所必须的就是将人口疏散，人口不集中，就组织不起来，比如你要是占据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你征集所有成年男子参战，很快就会有百万大军了，但是如果你占有一个像内蒙古这样的省，人口一样却组织不了多少人，这就是差别，这样一来屠城的结果是使将要受到攻击城市里面异常恐慌，城市的人口逃散，逃散到农村去，同时逃散时还要带走大量的城市内的粮食等战争资源，从而使下面的城市在遭到攻击前大量人口减员同时带走粮食，这样这些城市在被攻击时已经成为只有军队的空城，兵员补给等问题极大，当年祖大寿等人在锦州、宁远等地对抗清军时由于辽民逃散，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认为屠城后其他城市会死战到底使得征服变得困难的看法是非常主观片面的。就如受街亭的马谡，认为在山上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
　　等到了城市的人口均逃散到了农村，城市成为一个个的空城时，占领和控制就变得容易，在各个中心节点建立兵站，哪里像造反的样子，就派兵过去把人杀散，这样就永远起不了大的波折，就如清代的驻节将军、提督和日战时期的日本据点等等，只有如此才能够以少量的军队控制广袤的地区。
　　所以现代的中国无论如何征兵的过程中都要招大比例的城市兵，尤其是大城市的兵，虽然农村兵好招好使唤，城市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兵（后门兵已经安排好出路的除外），也必须招收城市兵，为的是在将来战争中可以在城市内组织兵员，那时这些当过兵受过军事训练的城市人是要当军官使用的！他们要带领那些没有当过兵的城市新兵的。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以战养战的需要，在古时能够以战养战，最重要的就是粮食，对于冷兵器，战争中的武器消耗是很小的，关键是粮食的来源和运送，在粮食生产有限的情况下，一下子多出来了几十万征服者的大军，这粮食如何来？将城市人口屠杀后，城市本身的粮食供应还是存在的，这样才能够多出来征服者的粮食，如果不屠杀，过不了多久就会把粮食吃光，这个时候所有人就都没有食物了，那个时候就是想吃人肉都是来不及和不够吃的。
　　实际上所有的征服者都对于屠城的必要性心知肚明，但是不会说出来的，日本对于中国进行侵略，也是早就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极其透彻了，他们在南京屠杀30万人，完全是有组织和计划的，南京被屠杀了30万人口后，才有他们的30万侵略军的军粮，南京地区在以后的抗战中作为日军的后方组织不起来抵抗，同时造成中国的人口大量往四川逃散，增加了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经济和军队的负担，这些事情日本鬼子是很清楚的。
　　我写这些文字，就是要让朋友们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很多好战的统治者均没有深入的让民众知道战争真正的是什么，利用一些愤青的好战情绪，那些愤青天天对于台湾、日本喊打的时候，又有几个人了解战争呢！战争不仅仅是三十六计一类的计谋，也不光是电子游戏般的打打杀杀，在血腥的攻城略地背后，有更加残酷和深刻的经济因素和持久的心理阴影，绝不可以轻言之。
　　
        十、 历史上战后的屠杀在继续
　　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一般免不了屠城的出现，除非是美国打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实力完全不对等也不缺乏经济资源的征服，实力可比的国家之间的征服战争总是无比残酷的，而国内或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好得多，各方都需要争取人口民众的支持，所以在战争中明智的统治者会约束自己的军队保持军纪，但是由于经济的因素，在战争后另外的屠杀就又上演了。
　　从生物学上讲，在食物链最高端的生物总是要会自己控制自己的数量的，老虎就是自相残杀很厉害的，自然界一山不容二虎，老虎多了自然要争斗，除了人类外，大部分老虎是被其他老虎杀死的。人类历史也是这样，马尔萨斯的理论虽然残酷但是道理是在的。
　　在原始的部落，均知道如果自己的羊或者粮食不够吃了，就一定要到其他部落中抢足，而其他被抢的，就只有饿死或抢回来，这样取胜的一方留下对手的生命就是威胁自己的利益，所以一定是屠杀。如果是遭灾了大家都不够吃了，就必须要屠杀了，屠杀到直到粮食足够剩下的人吃，如果屠杀的不及时，等到粮食全部吃光后就只有全部饿死了，所以生物的法则极其残酷。
　　当然这样的屠杀不一定是互相的战斗，历史上美洲的多种文化发现，这种情况更多的是通过宗教祭祀而大量的使用人来祭祀而完成的，经常用于祭祀的人有数万人，而中国所谓的奴隶社会，人的祭祀历史是很多的。
　　因此在相对原始的民族，他们部族内因为食物的屠杀就从不间断，当他们强大后，自然不会愿意在内部进行屠杀，所以人口的压力就一定要对外扩张，这就是野蛮民族进行侵略的原始动力，因此为了消除这样的隐患，在辽对于金，金对于蒙古，都实行定期的减丁政策，也就是每年派遣军队进入野蛮地区屠杀一阵子把人口减下来。当年明朝的军队也到建州减过丁，明朝的屠杀后努尔哈赤只有13副铠甲起兵了，所以有努尔哈赤的七大恨。
　　到了相对文明的地区，刚刚结束战争后，由于战争的破坏，百业凋敝，粮食也不够吃！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统治者的做法还是杀人！只是这样的杀人的背景被掩饰得非常隐蔽了。
　　减少人口而杀人的第一步就是肃反，名词很多，比如：谋反、欺君、反革命、右派、打土豪劣绅等等，中国人都知道这样的谋反大罪要灭九族的，但是当我问他们灭九族要杀多少人时，大家就没有概念了，最多的说是千把人，而我告诉他们灭九族经常是杀10万人以上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何为一族，概念是五代以内，如果是三族，就是父、母、妻的各向上向下的五代亲戚全部要杀，而九族要包括：邻居、家仆、部下等等的五代家族，明朝胡惟庸案屠杀的有记载名姓的就超过10万，蓝玉案有2万，而宋朝的著名岳飞案也有上万人。这些还是灭族中留下名姓的，没有留下名姓的人还更多！而经济案件中朱元璋也大幅度杀人，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这不是背后的经济压力，是绝对不至于的。
　　另外比较隐性的还有大规模的流放，各种重罪被杀的人的不在屠杀范围内的亲属就要流放，这样杀与流放的比例经常达到1：10以上，因此一次谋反罪杀人数万，流放的就有数十万。在古代被流放到蛮荒之地，就离死不远了，而对于反对者的流放规模总是极大的同时株连极其众多的，这样的流放使人口流出地区的粮食压力得到缓解，而流入的蛮荒之地是需要流放者自己生产出自己的粮食的，生产不出来就自己饿死。
　　粮食不足上演最大的人间惨剧在清兵攻击张献忠，把张献忠困于四川不让他出来，结果是粮食吃光后依靠吃人维持。依据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最后成都只剩下8户！在此背景下张献忠得力量被大幅度的消弱，被清军的著名将领鳌拜斩于两军阵前。
　　战后以各种均贫富的方式进行掠夺，朱元璋就屠杀大量的富人，重新分配土地，还把全国的富裕户登记造册让他们承担更多地义务，很快这些人大多数就被折磨致死。在战后初期掠夺了失败者财富后，胜利者的人口会迅速的增长，但是问题是在初期增加的人口还是婴幼儿的时候对于粮食的需求还不大，但是到了10年后，孩子长大了，粮食的需求增长速度远远高出生产，因此饥荒就要发生了，同时胜利者内部由于分配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因此逐步开始的就是内部的斗争，名词有：消番、搞独立、阶级斗争等等，内部的造反和屠杀就开始了。
　　只有到了这些屠杀的波折过去，一个政权到了30-50年，才进入稳定的盛世，但是这个盛世逐步又是在经济、腐败的双重摧毁下，进入新的循环，老百姓真正的好时光太少了。
　　现代社会能够有今天，一个原因是粮食的生产是以前的5倍以上，所以千年之后袁隆平可能是最大的伟人。另外在现代资本社会找到了社会经济限制人口的另外的方法，养孩子的成本让人自己少生孩子，只有这些经济压力没有了，社会才有种族平等等等事情的发展。但是多少年后人类总体的经济资源再不足了，会不会出现大规模屠杀呢！
　　中国的粮食压力太大了，中国的耕地保护政策是世界各国最严格的，因为中国是没有能力武力保卫自己的海外粮食运输线的，你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你就只能任人宰割了，所以我们民族、国家需要快速发展、强大是多么的迫切。如果中国要进口粮食，全世界的粮食到中国都不知道是否够吃，价格会涨上天的，这比石油、铁矿等还要致命，因为中国的最低工资实际上是被粮食价格限死的，工资起码要够吃饭，大家所有的收入只够买粮食，中国的外汇收入只够买粮食，中国的经济就万劫不复了。因此我们采取了世界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是按照天主教的概念，堕胎就是谋杀，所以在国外堕胎是一个敏感问题，各任总统竞选都要对于此事表态的，因此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在西方人的眼中也是一种隐性的屠杀。
　　战争是因为经济而起，经济的问题是人的粮食问题，人的屠杀是因为生存的竞争，所以战争的背后，经济问题、粮食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屠杀就会继续。这种战后和平环境下的屠杀或隐性屠杀，对于社会和人性的磨灭是最大的，人人均陷入揭发与被揭发的斗争和内耗中，死亡的大多数是这个社会最精英、正直和活跃的人，因为他们最不容易屈服最爱思考也就最威胁统治者的统治，所以统治者的矛头也最先最准他们，就如一个人生病了，大脑缺氧，死亡的总是最活跃的脑细胞，因为他们需氧量最大。就连计划生育，被计划掉的基本上也以城市精英为多，农民都是生多个的。
　　因此每一次经过这样的劫难后，社会中的正义之士被屠杀光后，就成为腐败的温床，因为再也没有骨鲠之人了。这样的后果对于民族的灾难往往比战争中的屠城更加久远和深刻！
　　而对于这样的灾难基本上都没有上升到经济的角度考虑，而是更多地以统治者的个人行为来解释，甚至给美化为七分功过，如果我们还相信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英雄主义的话，就不要一方面在取得胜利上说不是英雄创造历史，却在所造成的灾难时另外一方面把责任归结为个人，实行双重标准。
　　 　 　　关于粮食问题的又一思考：
　　
　　《中国控制养狗的背后经济因素》
　　中国多次打狗，从建国以来，开始是不论什么狗，一律禁止饲养，结果是中国很多良好的犬种，在中国本土都已经消失，比较著名的就是松狮犬，现在国内的松狮犬全部从海外再从新引进的。中国很多与狗有关的文化全部消失。
　　现在中国还严格禁止饲养大型犬，并且时不时地严查，每户只准养一只，理由是狂犬病，并且利用一些对于养犬反感的人的舆论，以此来说明政府禁养限养的必要性，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吗？
　　对于狂犬病，注射疫苗就可以了，现在热爱狗的人，肯定会注射疫苗的，同时狗疫苗还是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没有注射疫苗的是少数农村的狗。而对于有人不愿意不喜欢狗，不应当是政府法规而应当是社会的事情，国外就有明确的社区规定，有些地区社区就明确禁止养狗，谁违反谁搬家。
　　中国真正禁止限制养狗的背后，实际上是有更加深刻的经济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粮食问题。考虑一只大型犬要吃的东西，尤其是很多人喜欢的猛犬，一天就是几斤肉，如果要把这些肉生产所需要的粮食等价起来，就够一个人几天的口粮了，我们再考虑20个人养一条大型犬的话，比例是5%，因为养狗的人经常不止一条，所以养大型犬的人也就是人口的3%为基数，但是一条大型犬要4-5个人的粮食消耗，那么这个社会的粮食需求就需要增加20%以上。
　　以中国当前的粮食消费接近一万亿斤来计算，20%是2000亿斤，为1亿吨的粮食，这个数字超过世界当前粮食市场交易的总和！而泰国等国家前几天控制大米的出口，数量也就几百万吨，所造成的结果是几天内导致国际米价翻番，而中国如果一下子产生如此大的需求，世界粮价涨10倍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粮价的暴涨，养狗的人，尤其是养吃肉多的食量大的狗的人，经济能力是非常好的，即使是粮价暴涨也会花钱养狗，但是粮价暴涨后中国的普通市民如何生活呢？从2000年起，国际小麦价格增加了超过三倍，棉花和大米的价格上涨也超过了两倍。2007年，我国CPI上涨了4.8%，食品价格的贡献高达93%。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限制养狗不在养狗本身，而在于一直套在中国头上的粮食的紧箍咒，中国的社会动荡，从来都是从粮食开始，20年前的物价暴涨，直接导致了一年后所谓的暴乱，所以控制粮食消费和粮价，从来是政府的重中之重！
　　限制养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就如中国为了粮食问题要计划生育一样的，我喜欢大狗，但是理智下来还是支持政府的政策。
　　
 十一、 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当今电脑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又开展了全球范围的语言的清洗，大家公用的语言愈来愈向英语集中，小语种越来越边缘化，作为我们的汉语，其历史作用我还是想写一点什么。
　　首先我们的语言受质疑的就是我们还属于象形文字，按照西方的观点，这是语言进化的低级阶段，他们的拼音文字才是语言文字的高级阶段，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在全世界都是比较独立的，而我们周边那些历史上向往中华文明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蒙古等等，均与我们不是一个语系，他们是鞑靼语系，他们也是属于拼音文字的，别看他们也有汉字，甚至依据汉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的语言结构和方式与中国文字根本不同。
　　而我们的象形文字在现在的电子社会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他电子输入是非常麻烦的，尽管后来发明了五笔输入等优良输入方法，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拼音输入不能够盲打，而五笔输入有词汇量的限制，电脑的普及使得中国汉子的很多不常用字由于无法输入而消亡。所以当今的发展汉字的电子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汉字的优越性对于我们的历史作用。
　　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文字保护了中国的统一和凝聚力，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多个分裂的时期，由于中国有统一的文字，使得中国的统一变成非常容易，语言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久了语音就会有自然的变化，就如台湾的普通话与北京的普通话有区别一样，这样历史一长，方言就形成了，虽然中国不同的地方语言发音极大的不同，北方人听南方人的方言就如听外语，但是一回到书面，就完全一样了，在欧洲，日耳曼分裂后，各个国家以自己的方式用字母形成文字，虽然都为拉丁语系，但是已经成为多国语言了，这样在语言之上的文化就差异更大了，国家也就没有统一的基础了。
　　第二点我要说一下中国历史的语言文字保护了文化的传承，在五四以前中国是与世界不同的书面文言与日常的说话不一样的国家，这样保持了文言文在秦始皇统一后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基本一致，同时民间的语言有是另外一个样子，所谓的白话，实际上是广东地区的方言，而现在的普通话，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官话，就是带着满族口音的北京方言，而民间的语言表达方式变化很大的，鲁迅倡导的白话文，但是我们现在看鲁迅的文章已经日渐艰涩，这才几年呢！因此中国的文言文制度实际上是让读书人可以无障碍的读取先人的著作。
　　到了上世纪初，世界的巨变日本的维新，让很多当年激进的人开始打倒孔家店，为了这样的结果，她们首先是把文言废除为白话，再把竖版变成横板，最后再简化汉字，实际的结果是现在的人要看懂我们先人的著作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普通人看文言文居然要如看外语要有翻译一样要看白话文释义，但是文言文一旦进行释义，其中的很多妙味就丢失了，其中的音韵美感也丢失了，直接导致大家不去看了，如果这些文化的记录没有普通人的读者基础，变成对于大多数老百姓的天书，我们的很多文化传承也就被隔断了。现在对于很多古籍，想要印刷成简体横板的还不行，必须为繁体竖版，目的就是不要让太多的人方便去看，同时找一个能够编辑古文的出版编辑也越来越困难，那些可以编辑古文的老编辑也时日无多，现在的政策导致中国语言文字的好处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来，不易电子输入的问题却总得不到解决，总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写一篇重要的时文，希望大家支持：
　　
　　《震区倒塌房屋房贷还款拷问中国司法制度》
　　512的大地震，无数的房屋没有了，而那么多的受灾百姓贷款买的房屋怎么办？如果还让他们继续房贷还款，无疑是对于这些老百姓的雪上加霜，也不利于灾后的重建工作，但是按照法律程序，贷款人还款的义务是没有免除的，灾民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还背负着巨额债务，银行这样的强势机构却没有损失，这样的法律是有违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公平建设的。
　　首先在国际上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受灾群众大量的个人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因灾害的破产，破产人的责任将减轻，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部个人的破产法，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信用体系，一旦实施个人破产，大量的借助虚假破产来逃废债务的行为，将造成社会的信用危机，但是没有个人破产法，将使大量的债务人没有重新发展的机会，使他们失去进取的动力，反而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此次地震的房贷还款问题，将突出体现中国没有个人破产法的缺陷，希望这次能够推进中国在此方面的法制建设。
　　再进一步，即使没有破产法，灾民的损失也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的承担，中国的法律里面也是可以寻找一定的救济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对于不可抗力的规定，遭受自然灾害，一般均可以看做是不可抗力，遭受灾害的一方应当可以免除相应的义务，而地震受损，导致个人财产灭失，应当可以看做是不可抗力的一种，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合同应当终止。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不可抗力免责是有条件的，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自己遭受不可抗力的情况告知对方，并且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一点在灾民在后的忙乱中不是法律专业人士的灾民最容易忽略，本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醒灾民及时的把地震的不可抗力通知贷款银行，不要丧失自己的权利，也请广大阅读本文的读者多顶一下，多传播一下，欢迎转载，让更多的受灾老百姓知道法律在哪里保护他们。
　　在这里贷款老百姓可以免除还款的合理性最根本的还是公平，因为老百姓虽然免除了房贷，但是损失一样不小，因为老百姓为房子支付了至少20%的首付款，同时还还贷了一段时间，而银行虽然不能再得到还款，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就是房子倒了、没了，但是建造房子的土地还在，中国的房子价值中地价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这些土地归属了银行，银行的损失会大大的减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和贷款人的损失实际上是相当的，并不是只有银行损失。
　　在这个公平的问题上，当年非典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政府把房子封了，租房人还要交纳房租，造成很多矛盾，好在非典及时控制住了，大家的注意力也就不在这里了，而地震房屋损毁，其损失和影响有不是房租能够比拟的，这样的矛盾将更加尖锐，这样的问题在房改以前福利房的时代，是没有的，所以新的经济发展对于我们的现行司法制度是一个挑战。
　　说到这里，大家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在其中的政府的作用，灾区遭受了这样的灾难，政府是应当有补贴的，老百姓的房子倒了，政府补贴老百姓把房子再建设起来，有政府支持灾民房子建设好了，灾民当然应当还贷，而银行遭受损失免除了灾民的贷款债务，政府也是应当给与一定的补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灾民就应当自己掏钱建房子，在政府的补贴方式上是可以调节各方的利益平衡的，所以在这里政府的作用是不能缺位的。
　　作为纳税人，大家也是非常乐意的看到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受灾的老百姓的，如果政府总是能够这样使用纳税人的税款，从大家抗灾积极捐款的情况来看，纳税人的纳税觉悟就会极大地提高。
　　但是中国对于受灾后政府如何进行补贴，也缺乏政策和法律的明确规定，政策的随意性很大，如何能够制度化才是关键，这样在受灾后大家都清楚政府能够有什么样的补贴，心里就不慌了。政策的确定性的提高，本身是法制进步的重大表现。
　　最后，政府还可以出政策，比如允许贷款人增贷把倒塌的房屋建设起来，政府对于灾区的重建房贷实行贴息或优惠利率，要知道我们多次加息后，所还房贷大部分是利息，把利息政策性的给降低了，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加大灾区重建的资金投入和降低资金成本，也是重建的政策关键。
　　所以对于灾区的房贷问题所折射的中国各种的司法问题，大家应当仔细反思的，中国的司法制度建设任重道远，但是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很可能会有跳跃性的进步，就如孙志刚的事件拷问了中国的城市收容制度一样，震后灾区的房贷问题，也拷问了中国司法的个人破产、不可抗力和政府补贴等关键性制度问题，也希望中国的司法建设借助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得到长远的发展。
　　
  　　十二、 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缺陷与当今的问题
　　中国的哲学长期局限在儒家思想下，相对是框架枷锁很强的，很多人都怀念先秦诸子的时代，似乎在那个时期什么先进的思想都有，实际上仔细思考一下，中国的哲学还是有致命的缺陷的。
　　中国的哲学缺陷在于中国没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们找出的白马非马论作为我们有逻辑思想的说法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这点取巧的辩论给说成是逻辑学，更准确地说是诡辩就作为我们有逻辑学，只能是让人更加鄙视提出这个命题的人。真正的逻辑学的概念、推理、命题等概念是非常明确的，并且有明确的规则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学者在这点上很爱自欺欺人。
　　中国的语言产生逻辑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语言没有时态、语态、主格、宾格等等，在逻辑学上界定判断、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我们常用的单词，如：是、否、如果、但是等等在以前的文言文很少，在白话文里也很少，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不适合逻辑学的发展的，这些单词是在科学进入近代中国后才逐步产生的。语言有巨大额阐释的空间，中国的经典怎样注释差别极大，这在逻辑上就是歧义百出，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所以没有这些单词，在语言本身就给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
　　中国比较流行的是非常模糊的哲学，如道可道非常道，如仁义礼智信等等，一切的办法是大而化之，归结为阴阳五行，这一点非常适合辩证法在中国的流行，而辩证法另外一个西方贬义的名字叫做诡辩主义。
　　我们中国的教育和思想界对于辩证法与逻辑学的关系这一个重大问题是一定要回避的，因为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矛盾的，辩证法违法逻辑学的排中律，使用逻辑学的思考和推理方法是可以轻易的把辩证法的核心命题给证伪的！这里我们举例说明，就拿“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来说吧！
　　我们使用逻辑学中经常使用的反证法来证明，即假设“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也是相对的，这也就是说必须存在一个绝对真理，如果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本身成为绝对真理。这两种情况均与自身的命题矛盾，所以根据反证法的证明，“真理是相对的”为谬误。
　　我们现在再就一个命题谈逻辑学对于我们的哲学认识的影响，这个命题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关于自身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真理，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实践来检验，但是如果你使用实践来检验，等于你在验证的时候已经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给承认了，就是把要检验的命题的一部分给承认了。因为你如果没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就不能用实践去检验它，而你要证明这个命题却在著名的过程中或过程前已经把这个命题承认了，并且使用这个命题的结论去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这在逻辑学上是循环论证！只有是反证法可以，即如果有矛盾是反证法，肯定命题不成立，但是正命题正确否命题不一定正确，所以如果没有矛盾却不能说明问题已经被证明，所以这样的方法只有要证明命题是谬误时可以使用，是存在根本的逻辑错误的。同时如果还有其他方法证明这个命题，本身就与命题的“唯一”二字矛盾，所以使用实践去证明是循环论证，不使用实践证明有与唯一性矛盾，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循环论证是不可证明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很多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类似的命题是无法证明的，这个问题就是逻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歌德尔定理，该定理说的是一个理论体系一定会存在一个命题，就是你不能证明它是对是错。也就是因为这个定理的存在，才彻底平息了对于几何学第五公理的争论，解决了非欧几何的地位，现在我们平时使用欧氏几何，但是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使用非欧几何来描述的。
　　那么对于一个逻辑体系中无法使用逻辑证明对错的命题，如果大家还要一定相信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只能是公理，但是对于存在大家公认不用证明的公理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唯心的，所以黑格尔在搞辩证法的时候，就是唯心辩证法。
　　而对于唯心和唯物，也远远不象大家中学学习政治学课程所讲的那样简单，我们的政治课本上讲世界是唯物的之理由，说的是我们的望远镜能够看多远没有发现神，显微镜能够看多小也没有发现神，而且意识的载体是物质，但是这里面也是有逻辑问题的，如果我拿“如果我没有发现就认为没有”这个问题来问你，你一定会告诉我这是唯心的方法，但是我们的课本说世界是唯物的恰恰是使用的唯心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认识世界的本源问题又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课本是回避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一元的、二元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我们说意识和物质一定要一方决定一方的话，这就是一元的，如果认为意识和物质是独立的二个世界，那么就是二元的，如果认为世界还有独立于意识和物质之外的冥界，那么世界就是多元的，许多宗教实际上是多元论，神界、天堂等是另外一元。而在相对论中“彼此相对速度超过光速的世界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世界”的理论，也给很多世界是多元的追随者以理论基础。这些事物只能是自己内心的确信，中国要思想界只有一种思想，回避了世界是几元的问题，也让老百姓思想更加简单，尤其是破除宗教的势力特别有意义。
　　再说对于世界的认识，命题的起源认识在哪里，而辩证法强于辩论，大而化之的矛盾论是原则的论述没有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但是怎样找到主要矛盾的方法却没有，而要讲到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就是必须可以定量分析的、可以重复和反复使用的方法，而提供这样方法的哲学，也就要提到形而上学了，我们批判了那么多形而上学，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形而上学是什么，只是一大堆什么僵死的、静止的、孤立的等等形容词，而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价值巨大的，所谓形而上，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形而上学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认识提高的方法。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几何学的点线面是没有粗细厚薄大小的，而当时使用几何为了丈量的土地、物品却都有粗细厚薄大小，而把这些具象的物品抽象到几何学的点线面，再使用几何学的规律进行运算，其结果与实际相符合，这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
　　而在中国这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没有的，因为形而上学是唯物的，从现实世界抽象而来，但中国历史上都为唯心的，均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相反地对于辩证法倒是很有渊源。而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是产生现代科学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课本是有问题的，辩证法给领导者提供了自己永远不会错误的理论，辩证法是可以正反两面解释怎样解释由领导者引导都永远不会错误的，因为逻辑学与我们要教的辩证法矛盾，为了辩证法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居然没有逻辑学的教育，为此我们加大了几何学，以几何的教育弥补逻辑学中的不足，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应用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在思想上德高度就不足了。我们了解国外教育的就知道，考GRE的主要部分就是语言、数学外就是考逻辑（分析部分），由此可见逻辑学在西方教育中的重要，就如政治课在我们教育中的重要一样，而几何学确是选修的。
　　同时我们一定要求大家以唯物为信仰，其目的也是为了人去造反、革命等反社会行为没有意识上的负担，而形而上学的存在，对于希望通过洗脑进行愚民教育是重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元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所有学生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本身与当年儒学的思想禁锢道理是一样的。我父亲是在解放后接受的教育，那时候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歌德尔德逻辑学都是禁书，强迫记忆的政治课本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洗脑的过程，老父亲别看是搞理论物理的博导，但是也是满嘴辩证法一点也不知道他天天使用的逻辑学与辩证法是矛盾的，更不知道逻辑学中的歌德尔定理等逻辑基本原理，他只知道在具体的学科应用逻辑学，却对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没有了解，对于搞理论物理的人来说是很可悲的。中国解放后在科学界没有产生大家，虽然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是对于哲学认识方法的束缚教育，也应当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思想界为了统治者的君权神授和愚民的需要而没有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因为老百姓要是掌握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愚民政策就无法推行了。现在中国的教育还是不加强孩子分析问题的能力，把分析能力作为高考的重要方面，将来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是要有大问题的。我们总讲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但是考试还是最公平的方法，我们的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数学、语文、外语和综合，美国的GRE等却是数学、语言词汇和分析，一看就知道中国的考试是以记忆为主而不是国际的分析思考，我们不考分析考外语，也不给学生教授逻辑学，而体现素质与应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逻辑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论你学习什么学科，文科还是理科，均离不开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能力不是靠应试突击能够简单培养的，这才是应试与素质的区别。中国哲学的历史和现实还是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十三、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未领先世界
　　中国是硕果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灿烂的文明，但是文明和物质的发达不等于科技的发达，中国有四大发明已经被大家熟知，并且广泛的宣传，而四个发明起源于中国还是外国人提出的，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李约瑟。
　　我们看中国的四大发明就会发现，中国这些发明最后灿烂的发展的都不是中国人，造纸在中世纪后欧洲就领先了，火药更加如此，中国经济还领先世界时就要依靠西方的红衣大炮了，指南针和印刷术也是如此，中国的发明是点，而不是面。而这些与之类似的点西方有没有呢？
　　我们对于西方的一些重要的发明却很少提及，这很不正常的，不久前的《汉武大帝》的电视提到了汉武帝发现匈奴的宝刀比汉朝的好进行仿制的情节，这还引起众多人的质疑，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过古罗马的雕塑，就可以知道这样的雕塑没有精致的钢制工具是不行的，同时雕像武士的武器也明显为钢刀，这些均远远早于中国，炼钢也应当是不低于中国四大发明的重要发明，同时还有著名的科林斯瓷瓶、大流士金币等等，所以陶瓷冶金也不是中国最早。所以光以一点的超出就说明国家的领先，是没有道理的，就如现在中国有一个科技的较大发明就说现在中国科技赶超了世界一样的可笑。
　　在这里我们要区别科技领先与文化、文明、知识、经济的领先的区别，中国的文化领先我不否认，中国的儒家治国在国家的管理方面早早的领先世界，中国是统一集权的大国，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的条件下管理这样大的国家不是分封而是中央集权是需要高超的管理技术的，中国古代在很多知识上的领先我也不否认，中国的经济的领先就更不用说，在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远远超过当今的美国，综合了文化、知识、科技、经济的文明的领先，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单单就科技而言，中国古代从来没有领先于世界，因为科学是系统的实验验证和明确的理论体系，中国是没有的，所以爱因斯坦明确说过，科学与古代中国无缘（见《走近爱因斯坦》许良英、王瑞智编辑，由本人投资出版，当年被评选成为影响中国的100部好书之一）。
　　对于世界的认识，中国古代基本是点，中国没有逻辑学的概念，所有的知识在感性的阶段，并没有通过逻辑推理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比如勾股定理，中西方就是明显的例子，勾股定理在中国的表述是勾三股四玄五，而西方是两直角边的平房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是多大的差别，再如在建筑学上，中国的古建是按照营造法式做的，而工程人员依据的也就是简单的梁、柱、掾等的比例关系，并没有详细的计算公式，是无法与西方的建筑精密的几何学计算公式相比的。再如中国的长城，除了明代长城外，早期的长城基本是土夯的，长城的建造体现在工程量上，而不是工程的难度，就是把一段城墙的长度延伸下去，是复制，所以科技含量是不高的，而这个工程量正体现了中国当年的经济发达程度，是经济能力的象征，也可以是文明的象征，但是科技含量却成为不了举世卓绝的象征，而罗马大竞技场的伟大才体现在其科技的含量上，其规模本身比现在中国的奥运体育场还要大，完全用石材精密的建造，而且经过了二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伟大的建筑存在，中国现在修复太和殿、祈年殿的施工队我本来以为怎么着不是特一级资质也要有个一级资质，最后我发现这个施工队是二级工程总包资质，因为我们的太和殿建筑面积只有2000平米！它的雄伟是要依靠前面的广场尺度来衬托的，如果是单体的建筑与西方的神殿和大教堂比起来简直是噤若寒蝉。而圆明园最大的建筑大水法，也是依靠西方工程师才建成的。对于西方的科技的发达还有一个东西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就是故宫的一个钟表，该钟表到时会有一个小人出来，蘸墨写下“八方向化、九土归一”两行八个字，字字笔墨饱满，而这全部是由机械实现的，这个钟表的时间在17世纪，足以说明当时西方技术的发达，现在我们国家的机械制造技术能否达到这个水平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科技是否领先，在于这个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在于这个国家的精英的科技水平，在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科技水平，而不是是否有个别超凡脱俗的科学家，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非常的落后。中国的学者说中国的科技领先时总爱举例中国的伟大的技术发明者，但是对于中国当时社会人群的整体科技现状却避而不谈，这里我要说的是古代中国的精英和统治阶层均沉浸在儒家文化中没有起码的科技知识。最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进士们连最普通的加减乘除都不会的，从而中国从上到下的官员也不会的，会打算盘算术的是钱谷师爷。中国常说的一句俚语叫“谁谁心里有一个小九九”，意思就是说谁会算计，而这个小九九，实际上就是九九乘法口诀！中国的数字书写方式是无法进行笔算的，会打算盘也只是少数的账房先生会，所以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洋学堂的小学生也可以看不起进士了，而能够成为进士是每年全国才有100人，与现在高考的全国前100名可比，是一个省市的高考前三名的水平，是绝对的社会精英，这样的精英群体远离科技，怎能说中国的科技领先呢！所以对于读书人基本不会算术的国度，更别说掌握逻辑推理的方法了，科技哪里有发展的土壤！
　　中国人非常爱吹嘘自己的祖先，谁成功了都要给自己攀附一个名人祖宗，中国非常爱炫耀自己国家古代的强大，掩盖落后和惨痛的历史，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比如蒙古对于世界的大屠杀，只有中国把蒙古变成了正统的皇朝，所以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问题上，也有意的进行了夸大，刻意混淆了文明、文化、经济等与科技概念的区别，但是中国的这种传统，这样对于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恰恰阻碍了社会对于自己的反思，阻碍了中国认识自己的问题，阻碍了中国今后的发展。没有科技的发达，可以是富国但是成为不了强国，当年鸦片战争时中国是富而弱，所以任人宰割，所以富强需要科技的发展，在中国建立发展科技的适合中国的体制，这需要有对于历史深刻的认识的。
　　
 　十四、 科举培养读书人的是什么
　　中国的科举已经废除百年，科举的八股文也被当作束缚读书人思想的工具，四书五经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被抛弃，但是近年来随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四书五经有重新被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所重视，在这里我要谈一下我所理解的科举设计者统治阶级要培养读书人什么。
　　在考秀才的时候，主要是靠小学，考据、对对等，这是一个检索自学的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考试。考举人的时候是四书五经，考的是对于儒家经典的掌握。考进士是要考策论，策论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进士对于统治者的揣摩。
　　古时的读书是悬梁苦读，读书以强记为开始，读书人要分开读、开讲和开笔三个步骤，开始的时候就是朗读，不给孩子们讲其中的内容，发展的是读书人的强记能力，参与科举的人均要熟记整个四书五经，将来考试的时候是抽取这些经典中的一句为题，需要你按照这一句的前后背景做文章的。记忆力是需要锻炼的，考试对于这方面要求非常高。
　　过去的考试，对于文字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八股文的严格限制文体，写作起来非常困难，最后的殿试，文章连字数都是规定好的，这样的考试写作难度不在于文章阐释什么内容，而在于格式，这些格式的要求，实际上是带有某种智力测验的味道，这样的考试是在考读书人的智商水平，因为这是记忆解决不了的。
　　在中国古代教育读书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会揣摩，要读懂春秋笔法，孔子写春秋，就一句“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就要讲上半天，要让读书人从这些历史典籍和文件中读出真实的内容，因为中国是历来文字狱的，是要真事隐的，要从各种诏书、案卷中得出背后的意思。所以科举的考试，揣摩当今的用意就是最重要的，科举的命题本身也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气息。
　　另外考试也锻炼人的含沙射影的能力，考试的命题是四书的典故，但是考生是不能把典故明说出来的，比如曾经有考题为：四个为人，典故为为人均、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但是文章中不能出现君臣父子的，连止于敬、止于慈的句子也不能出现，但是文章却要围绕君臣父子进行阐述，阐述得好才是好文章，由于文章很难写，所以考生骂考官有一首打油诗留下：考官本性猪（当时考官姓朱），君臣父子无，为人怎样讲，荼毒圣贤书。所以从古人的考试情况，很多文字狱的捕风捉影也不是象现在那样听起来那么荒唐。
　　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考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读书人学习和准备考试的时候对于读书人进行洗脑，让他们成为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的卫道士，这样的洗脑在中国进行过很多次，包括传销的洗脑，洗脑的必要方式就是需要让人强记和揣摩，在强记和揣摩得氛围中形成一个人的思维习惯。
　　这样的洗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必要，尤其是学习外语，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环境，但是对于其他学科就是可怕的，尤其是学习哲学思想，只在一种思想氛围里面，无论你是否接受，也是很难跳出这些氛围框架的。我们学习政治课，就是要求大家强记，大家在记忆中，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很多内容，结果大家都只用辩证法来思考了，自动就忽视了其中的逻辑学，逻辑分析就没有了。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利用考试来洗脑都是特别有心得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说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也离不开考试，关键在于考试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考试是类似于GRE的考试，分语言、数学和逻辑分析三部分，依靠死记硬背的就困难得多，现在的考试是语文、外语、数学和综合，明显的记忆的成分居多。但是在统治者选拔自己的人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就有大量的依靠智商才能够得分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高考就不是这样呢！所以素质教育首先是要有素质考试。
　　
  　　十五、 古时人才的快速选拔通道
　　在历史上国家的竞争，历来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到了集体竞争力，却发现中国人的聪明就不行了，产生了大量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的中国做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所以能人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水平与世界有差距。
　　中国的隐忍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我们读了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是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的。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科举的进士的职位在六、七品的官员，是在古代官僚系统中的最底层的，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他们一样要面临论资排辈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进士头衔的人，一般均要40岁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岁了，20多岁的进士是非常罕见的，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并且提高到足够高的职位，这才是关键。
　　这里要说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会试后的殿试主要工作就是点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场，皇帝至少要阅览前十名的试卷，这样的情况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这是要皇帝钦点的，当然大学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考中进士没有点翰林的，下面授职为主事，主事为六品，要高于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却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于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县，进士被外放为知县后，就要在地方长时间的论资排辈了，不到巡抚以上，基本没有再内调中央的可能，不过外放的知县能够多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是没有贪污仅仅按照陋规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关键在于他是天子的门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给翰林学生上课，即使是皇帝不到场，也是大学士来授课，等于是直接接触最高层，同时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均需要翰林到场，眼界也开阔了，皇帝的私人活动也经常是翰林陪同，皇宫和皇家园林的匾额和楹联也是按照惯例又翰林题写的，题写的好还有被皇帝发掘的际遇。而翰林的人数是100多人，三年下来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识了，所以当红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员还炙手可热。
　　翰林在翰林院学习的是专门的知识，是按照六部进行分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比如学习兵部的翰林，那么古时的布阵知识就在这里学习，可以看到布阵的有关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的。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所以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翰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时间只有三年，晋升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对于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会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给其他翰林编写教材，同时自己也继续学习研究。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待讲学士，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待讲学士还有可能御前行走，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而待讲学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们今日，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当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科举考试，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员接待馈赠。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就是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初考进士的寒窗苦读和翰林院的钻研，人的理想还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笔直书，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是在官场上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的这些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他们散馆后，遍布天下，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是有他们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的，而这些人才的积累又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得来的。
　　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问题在于无法产生最高权力和一切围绕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那么独裁者人的寿命限制到了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我们自己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
　　  　　十六、 古时的官与吏的控制体制
　　说到官吏大家谁也不会想到官和吏的区别，官吏已经成为了一个词汇，而实际上在古代官和吏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中国古代，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的，而吏却是官雇佣的人员，也叫做幕僚，对于现代的国际社会，官应当是需要选举的人员，吏就是公务员。而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官吏的概念分的不太清楚。
　　中国古代官和吏是互相牵制的，首先是在责任上，由于吏为官所直接雇佣，所以一旦这个吏有什么过失，承担责任的是官，这个责任是非常清楚的，是完全的责任，绝对不是什么领导失察的问题，吏贪污就是雇他的官贪污，吏枉法就是官枉法，都明确到个人，因为是谁的吏谁的幕府是很清楚的，绝对不是什么集体领导找不到负责人。所以官对于吏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在没有了这一层限制后，恶吏是怎样的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吏的来源是很复杂的，很多没有科举能力的人开始从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群体，最著名的就是绍兴的师爷，而师爷是高级幕僚，而衙役就是低级的了。我以前说过，对于基本的算术中国的进士是不会的，而治理一方水土是离不开的，因此科举成功成为官就一定要雇佣师爷的，主要的有刑名、钱谷和书办等，他们掌握专业的法律、人口、文书等，这里面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因为中国的地方人口是由地方的钱谷师爷世代掌握，而法律中国是支持习惯法和宗法的，因此官到一地，是离不开当地的师爷的。
　　为了避免官与当地的吏过分的勾结，中国古代还有非常严格的回避政策，对于县官，辖区必须离开家乡150里，对于州官，辖区就必须离开300里，如是巡抚一级，辖区就必须离开家乡500里了，同时还规定在任内不能娶当地女子为妻，在一地一般也不能连任超过两任，这样当官不在自己的家乡当官，为官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样在地方的裙带关系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与现在的地方官，尤其是基层的地方官基本均为本地人有极大的不同。
　　古代所实行的以禄养廉，是对于官说的，对于吏可没有，这样国家和地方的财力才有能力支持，官德禄才能够足够高到养廉。按照清代的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那十万雪花银的购买力是要相当今天过亿元的，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两纹银，一两银子可以换1000个铜板以上，不到10个铜板就够孔乙己喝顿酒了。官在此高收入的基础上，谁会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犯案呢？而且他的吏犯案他要负全部责任，他当然要控制好自己的吏。当然他这个10万雪花银也包括他雇佣师爷的费用，在收入上官与吏也是互相限制的，因此官员是不会多雇不必要的人手的。
　　从幕后当了师爷后，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然也有例外，一般是从官员一起参加作战获得军功，这一点在清末是很突出的，师爷是没有什么操守的，大量的师爷从湘军、淮军等幕府出来成为官员后，腐败大增。
　　中国的这个官吏体制在古代远远比现在想象的严密系统，所以能够在那样交通通讯的情况下统治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国，这一点上中国是远远领先世界的，欧洲的大帝国一般是环地中海，地中海没有什么风浪就如大内湖，海上交通很便利，而且人口远远小于中国，管理方式是分封不是中央集权。
　　中国古代的高效率还在于官吏与平民的比例上，中国古代这个比例达到了900：1，不要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可见其管理的效率。一个政府如果没有限制，一定是膨胀下去，而官与吏之间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有效的控制了官吏数量和官吏的权利，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当英国开始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借鉴了中国的管理体制，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从英国学习，到中国改革开放相学习西方这个制度时，结果是从日本到英国最后回到中国的大清朝，但是中国对于这些好的东西早已砸烂了，连找文献都要到外国去找了。 　　
　　　外一则：
　　
　　《从捐款中渔利的猫腻大观》
　　现在在我们国家发生重大灾害的面前，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表现出了深厚的爱心和凝聚力，给灾区的捐款前所未有的踊跃，对此我也捐了不少东西，但是我还是要将我在行业内知道的各种借募捐渔利的猫腻揭示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把爱心献给需要的人。
　　首先比较直接的从捐款中渔利就是利用捐款的不受财务监管的空子，接受捐款的各个部门借机将捐款用来弥补自己的财务窟窿，这些窟窿主要是由于贪污、挪用、买官、吃喝私分等造成的，再从正常的经费拨款中支出款项完成捐款的工作，让捐款人看到自己的捐款发生了作用，这还是比较仁慈的做法，因为如果没有捐款人的捐助，有关部门可能永远不会使用经费拨款来完成捐款人捐款所希望完成的工作，毕竟受益人得到的与捐款人希望的一样多，就如很多希望小学，本来普及义务教育，政府应当拨款建设的，就不拨款要你捐款建设，有人捐款了，希望小学的牌子立了，后面使用的却可能是政府拨款。不过与此相比后面的渔利结果就都是使受益人得到的比捐款人希望的少很多了，所以这是最好的结果。
　　再者的渔利方向就是从募捐费用问题着手了，我们是允许在捐款中支出扣除募捐费用的，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能够达到70%以上，这笔费用就成为了利益输送的纽带，在这样的纽带上就有了多种利益输送形式：
　　其一：最常见的为募捐义演，名义上所谓的演出所有收入均捐助了，这捐助了虽然不假，但是实际上又通过募捐费用的形式回来了，这其间还利用政策免除了所得税，举办方和明星们都可以得到募捐费用，参与者的实际所得在募捐的掩护下由于税费的优惠和观众的爱心，经常比正常的商业演出还多，所以当今各种募捐晚会盛行，明星们也最热衷于募捐义演，以前报道炒作过很多明星募捐义演索取报酬的丑闻，实际的操作途径就是募捐费用，而且成为了惯例，要记住中国的老话叫做戏子无义，演戏的人如果内心有自己的正义感，是无法投入角色演戏的，他们的职业就决定了选择了他们是无义之人；
　　其二：电信、广电运营商的暴利，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那些让你短信募捐后就给你加上包月套餐的恶劣做法，就是把募得的钱的大部分作为募捐费用返还回来作为收入，就是大大的发财之举，短信募捐的费用返还是非常高的，同时电视台等等参与募捐，也是可以收取广告费作为募捐费用的，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也是要广告费的，为什么有企业愿意原因就在于那个企业打广告受限制，比如烟酒医药等等；
　　其三：洗钱与避税，有些机构自己支付捐款，然后约定的募捐费用返还给机构外的其他人，这样使其他人取得看似与捐款人无关的合法收入，达到洗钱的目的；另外企业老板让企业捐款，募捐费用给老板自己，就算是70%的返还（最高可以到90%），也比25%的企业所得税加上20%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利润最后分红给个人的纳税少很多；
　　其四：强行摊派从中渔利，企业机构等摊派员工和下属机构、管理单位完成捐款任务指标，从捐款中提取募捐费用为本单位小金库或当权者私分。
　　其五：还有很多变通创造就不一一列举。
　　还有就是指定捐款用途进行渔利，比如左手把捐款缴纳，指定的用途是右手需要的，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在捐款慈善上博得了爱心舆论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却免除了税费，因为捐款指定用途的任务是需要税后利润投资的，通过指定用途捐款，变成了税前收入投资了。比如说某开发商捐助巨款一个亿承包建设一个镇，他这个捐款建设的城镇他还收购拥有了大量的该镇的土地，他的捐款实际上是建设了他原来就应当建设的配套设施，精明的顶级地产商的捐款从来是不白捐的。
　　最后就是把捐款变实物中的渔利，把捐款买成实物，中间的差价是巨大的，好一点的是以本厂的产品，计算价格的时候从来都是零售价，批发价都不给，更不要说是出厂价了，在坏一点的就是购买虚高价格的产品，比如药品药店的售价与出厂价就经常有10倍的差距，这样其中90%的差价就进入了渔利者的腰包，而更恶劣的就是购买假冒伪劣的产品，反正捐助的东西捐助者是没有产品质量责任的。
　　如果上述各种猫腻被各个不同的渔利者组合使用，真正能够到达灾民的手中的捐助价值实际上与当初的捐款比就十不及一了，为此我们给灾民捐款，一定要考虑真正的能够给灾民多少利益，而不是虚名捐助了多少，否则你养硕鼠是助纣为虐的事情而不是积德的事情。
　　所以我给灾民捐物，这样他们提取募捐费用就不易，也没有把捐款变实物的额外利益，同时捐物难于变现，也不会有堵财务窟窿的用途，同时我把捐物尽可能的给到最终灾民所属的低级基层机构，减少层层盘剥的过手，最后就是要自己想开了，基层的官僚分配捐物肯定要有亲疏远近的，但是就算是给了官僚的亲友，也是受灾的人，这些当地的权贵，如果要你的捐助物品，也是他们确实受灾有此需要，他们不要你的，也会索贿要当地百姓的，你把老虎喂饱了，也是当地百姓的福气，就不要太计较了，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