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电厂终于要搬迁了:中国的两极分化是如何形成的?

    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落实这些理论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国社会经济领域逐步推行“私有化”。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倒爷”和各种“皮包公司”犹如雨后春笋，经济的“双轨制”更是使手握“批条”权利的“官倒”、“权倒”们，一个“批条”就能换来几万、几十万的财富。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捞取了第一桶金。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勤劳致富者，但在整个初始资产阶级的整体系列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一部分。

    1997年9月的“15大”，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改组、改造、抓大、放小、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股份合作……”。从此，全国各地的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一股脑地或租、或售、或送，一夜之间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国家用大量的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培养出了中国新兴的资本家，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昨天还是国家主人的工人们，一夜之间成了新兴资本家的雇员。大型、特大型的国有企业也改成了“公司制”，实行股份合作公司制企业的老总和高管们也不再是以工资的方式收入为主，股份分红才是他们的可观收入。中层管理人员年薪几十万，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在数百万甚至数千万。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家准许私人开采矿藏，更是把原本属于全社会的“地球母亲的财产”归为了私人矿老板，以矿工极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他们的血汗和生命，换取了矿老板们的巨额财富。除了企业资产阶级以外，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更是容易，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通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手段，毫不费力地将大量国家的、社会的财富转为己有。

    社会进入新世纪后，新兴资产阶级也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根据15大提出的“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理论，国家准许“财产性收入”，财富的增值性收入就像滚雪球，财富越多，收入越多。通过几年的“滚雪球”，他们的“雪球”已经具备相当规模。滚一圈、滚半圈都要粘走大量的社会财富。尤其是2003年，国家把房地产完全推向市场，促发了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2007年和2009年，房地产的价格更是火箭式上升，这给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社会财富的新兴资产阶级创造了以炒房等形式滚更大雪球的机会。

    贫富差别的产生和扩大

    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没有明显的贫富差别，直到90年代初，在企业的分配制度中，

还是向一线劳动人员倾斜，一线人员拿最高奖金，干部和领导只拿平均奖金。随着90年代末的企业改制，一线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收入差别出现巨大的差距。企业的“改制”，促使了贫富差别的产生和迅速拉大。大量人员下岗、失业，沦为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仍然在岗的，除了比过去增加了更多的劳动时间、更大的劳动强度以外，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随着“政府不过问企业”的发展，工人俨然成了企业主赚钱的机器。过去，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而今，只是干活的奴隶。有胆敢不驯服者，当即开除，失掉饭碗。昨天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今天就有了天壤之别。几年前，他们相差无几，几年后，领导在天堂，工人在地狱。

    改革就是“甩包袱”。企业的改革改制，首先是裁员，尤其是引进外资更是如此，把那些已经没有多少油水的，将要进入多病阶段的“40、50”人员一刀切的裁掉。这种“寡妇出嫁先扔掉孩子，净身出门”的做法实属无才无德之举。

   90年代末开始的“三管齐下”的“医改”、“教改”、“房改”，更是甩掉更大的包袱，把本该政府承担的责任，甩向社会，以“市场化”为借口，把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使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反而成了一些机构和行业的滚滚财源。人们的经济负担一跃成为泰山压顶之势，从此，这“三座大山”压的百姓喘不过气来。

   在中国，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改革一次，百姓的利益就损失一次，改革一次，百姓的负担就增加一次。进入新世纪后，穷人的日子更是不好过，房地产被全面推向市场，房价更像脱缰的野马，离百姓越来越远,最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火箭上升，大幅度加剧了贫富差别的扩大，也使过去令人羡慕的“白领阶层”沦为穷人阶层。而从15大开始的国家准许“财产性收入”，使社会财富的流向偏离了惠及全社会的普遍性和公平性。财富的增值性收入就像滚雪球，谁的财富越多，收入越多。1999.5.19的股市行情，引发了手中有些“散银”的百姓的“发财梦”。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内幕交易等，使绝大多数公众的“小雪球”还没来得及滚就被“气化”蒸发了。使这些本来就不宽裕的人们“鱼没钓着，连饵也丢了”。

    就社会整体而言，财富是一定的，除了自然灾害以外，财富也是不灭的，只是从这里转移到那里。有人大量抢占了社会财富，必然有更多的人“丢失”了财富。就社会而言，任何财富的“流失”，最终都将转嫁给弱势阶层。“财产性收入”使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收入差别以剪刀差的方式发展。

    在中国，穷人的收入很低，而赋税却是全世界最高的，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30%；而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总额的80%以上。

   近5年以来，由于物价连年不断的上涨，而工资收入没有明显的上涨，或涨幅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致使不少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呈现逐年负增长的窘境。房价的疯狂上涨加重了民众对生活窘迫感的体验，促发和加剧了民众对社会的不满。 

   30年来，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不是由于人们能力的大小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在于人们所供职的地区、行业、部门、单位、社会背景、社会关系等等因素的不同。人们在对财富的竞争中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点、机会和过程等方面存在着太多的不公正。

    衡量贫富差别的的基尼系数，中国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59，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危险的程度。在中国，过度的分配不公，过度的贫富差别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如果不能有效改善这种状况，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一切手段都只能是扬汤止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