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酱香油一体机:毛泽东处理十大经济关系的辩证思维

张俊国
2007-06-11 20:19　 2007年第1期《当代中国史研究》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敌我矛盾已居于次要地位，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人民对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主题。为此，我国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那么，怎样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呢？毛泽东认为我们只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自觉遵守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正确恰当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核心的“两点论”和“重点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主要经济关系之中，才能使这一目的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毛泽东看来，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的问题。他曾经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由于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们在观察矛盾时，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原则。所谓“两点论”就是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不能只顾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否则就会陷入片面性而搞“一点论”；所谓“重点论”就是在看到两个方面矛盾时，必须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更不能颠倒主次，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犯“均衡论” 的错误。毛泽东运用这一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其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今都还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的关系问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虽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故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仍然面临着如何解决好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问题。在怎样看待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他认为只有文章的上篇做好，文章的下篇才能做好。否则，如果文章的上篇做不好，那么文章的下篇就没有法子去做好。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比较适应的情况下，还要注意保护生产力的问题。他指出：“从一九五八年起，所有的耕地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深度从一尺到三尺，一部分还要更深些”。“经营林业，也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采取深耕、施肥、灌水的方法。”“劳动和休息要有节奏地结合起来。应当保证每个劳动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和娱乐时间，每天睡眠、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到一九七二年，争取将全国现有耕地面积十八亿亩中每年播种的面积只要六亿亩左右，以另一个六亿亩左右的耕地休闲和种植绿肥，其余六亿亩左右的耕地植树种草，使整个农村园林化。”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看来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东部、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非常辽阔的国家，但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缘故，造成了中国经济社会极不平衡的发展状况。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突出地表现在：“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样的状况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即东部地区相对地比较发达，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地比较落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为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编制“一五”计划和进行“三线”建设期间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重点投资，使中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形成了一大批工业和农产品基地，建设了数十条铁路、几十万公里公路，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分布的状态。据统计，从1952年到1980年的28年中，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8倍，其中沿海增长16倍，内地增长22倍。内地工业产值在全国的比重由1952年的31%上升到1980年的38.5%，铁路营运里程占全国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62.4%上升到1980年的71%。在广大内地地区形成了武汉、西安、哈尔滨、成都。重庆、包头、长春以及豫中、湘东等一大批综合性或专业性的经济中心。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63%以上，草原面积占94%，水力资源占 52%以上，相当一部分矿产资源的储量在全国占较大比重。但在过去，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实现各民族政治上平等的基础上，为消除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政策。因此，它也成了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非经济原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家扶植和特殊照顾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从1950年到1979年30年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达到634.31亿元，同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倍多，其中工业产值增长40倍以上。农业在耕地面积扩大不多的情况下，粮、棉总产分别增长正1.87倍和4.56倍，大牲畜头数增长1.36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加强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边疆和国防。
而当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毛泽东又意识到：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注重了”，这一问题也同样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他说：“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他还讲了一番富于哲理的话：“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这种兼顾沿海和内地、平衡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的思路对后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问题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能不能按比例和协调地发展，关键就是要看对平衡和不平衡这一对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事物的认识程度和认识态度。毛泽东对此一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再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既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他在经过分析后认为：“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又如“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那就会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因此，他要求必须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这说明我国在做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必须把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其次还必须要努力把搞好平衡作为制定政策的归宿和落脚点。他还针对“大跃进” 中由于不注重平衡问题而带来的恶果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大跃进” 的最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虽然在各种会议上和文件中都说到了要用两条腿走路，但实际上却还是没有兼顾。因此，他指出“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都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只有有了这样的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和其他一切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速度与比例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始终认为速度与比例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虽然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但也会产生矛盾。在速度和比例这对矛盾中，速度是前提，只有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多了，比例协调才有意义，才能取得经济效益；同时，比例是实现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而经济效益是中心，没有效益的速度不但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在这对矛盾中，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是比例而不是速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摆脱高涨与危机反复交替的“恶性循环”；就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即客观上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时常要遭到无政府状态的破坏；而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有可能保持持续不断的高速度，就是因为公有制为人民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有计划按比例地调节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可见，没有按比例也就没有高速度。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在处理这一对矛盾关系问题时要注意和运用计划这个中间因素，因为无论是速度还是比例都是通过计划去完成的。好的计划往往会使速度和比例的关系达到有机的统一，而不好的计划则反而会使速度与比例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他曾经指出过：“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这里所说的规律就是指速度与比例的关系问题。对此，他强调要想获得对速度与比例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就必须要经过一个从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以及曲折的发展这样一个过程。此外，在速度和比例的关系上，毛泽东还曾经辩证地指出争取高速度有一个“真想”或“假想”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你真想加快发展重工业，那就必须注重农业和轻工业，以协调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如果你真想加快发展内地工业，那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协调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比例关系；如果你真想加快国防建设，那就必须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以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如此等等。这说明比例协调自然带来高速度，破坏比例去追求高速度必将欲速则不达，这个真理已被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多次证明了。
（五）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根本上说，积累与消费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过积累侧重于长远利益、而消费则侧重于眼前利益罢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兼顾两头，即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人们群众的消费水平逐年有所提高。他认为，对于国家来说，积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因此要向全体国民“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他还以农业为例指出积累的利益和途径，即一方面“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应该好好研究，以“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另一方面“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人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如果遇到丰收年，“积累要比往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与此同时，对于人民来说，适度而又合理的消费也同样是必要的和必需的，对此，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这说明毛泽东对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有着十分辩证的看法，即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积累是发展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积累也要适度，不能过多。我们不能因为积累就忽视人民消费的应有增长，甚至把社会主义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曾出现过片面强调积累和忽视消费的倾向，甚至用压低人民消费的办法去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和积累规模，结果使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实践证明，限制消费，不仅会直接抑制消费资料生产，而且还会抑制生产资料生产，最终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同样，在不注重积累的前提下，如果一味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消费”，也势必会出现坐吃山空的被动局面，最终也亦然会误国害民。
（六）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问题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也是互相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仍然是两者兼顾，主张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调动起一切积极的因素，必须搞两个积极性，而不能只搞一个积极性，但要以中央的集中领导为主。他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这就是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即任何一个局部首先要服从全局利益。但是，全局总是由许多个千差万别的局部组合而成。无论多么周密细致的统一计划，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各个局部的特殊条件，这就完全有必要使各个局部在服从全局利益的前提下，拥有因地制宜的地方权利，由此，毛泽东又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虽然“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为了提高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还提出了更为具体和详细的意见与建议，如他指出：“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七）消灭资本主义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以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应当允许个体私有制经济存在？是否还允许自由贸易？一些人认为，既然我国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使其在中国的大地上完全绝迹，因为只有这样做才符合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历史选择；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积极的表现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其的客观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应给它们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机会，唯有如此才能够达到团结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针对此，毛泽东认为，之所以会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产生这样的两种观点，是因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没有搞清楚的缘故。他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外国的资本主义，即中国的资本主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被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类。官僚资本主义因其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相互勾结从而导致其成为了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的资本主义属性和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所以它始终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就更没有它存在的半点可能性。但民族资本主义的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同时还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之中，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不仅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还应该不断促进其发展。只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样做，既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据此，1956年12月初，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即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人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他还说：“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在这里，毛泽东讲的“又搞资本主义”，当然不是说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说在所有制结构上要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存在，并引进华侨投资。这样做可以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有个“对立面”，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深刻认识，不仅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也为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八）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间题
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着人民群众共同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有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有了一定发展，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和相应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利益也就是人民利益，不存在脱离个人利益和违背群众利益的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这三个层次的利益代表着人民利益的三个不同方面，它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一定的矛盾，从而相应地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即国家与集体的矛盾、国家与个人的矛盾、集体与个人的矛盾。也正是由于这些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毛泽东关于兼顾三者利益关系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如关于国家和集体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家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必须同时兼顾，“把什么东西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当然，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的发展；给企业一点利益有助于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加快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了，就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所以，毛泽东指出应该在确保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扩大生产单位的自主权。“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因为各个生产单位只有具有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关于国家和劳动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从劳动者来说，要各尽所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从国家方面来说，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才能够逐步有所改进。此外，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还必须要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关于集体和劳动者的关系，毛泽东也指出必须二者要兼顾，即“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要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总之，毛泽东认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个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三者利益兼顾，应该成为党和国家政策策略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因为各方面的积极性问题是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得认真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否则，是难以做到的。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特别告诫全党要懂得这样的道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他对教科书中不强调为前途和为后代而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提法十分不满。批评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认为苏联“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鉴于此，他认为“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九）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
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深懂得给予群众现实利益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思想。1933年11月，他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红军。”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帮助群众解决了他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群众才会团结在我们周围，达到革命的目的。1942年 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论及向人民要东西和给人民以东西这一辩证问题时指出：“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他认为，我们做给人民以东西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1945年 12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建国以后，毛泽东更加多次强调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1959年7月，他在审阅李先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批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免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同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千方百计设法满足人民对物质利益的需要不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的共同追求，也是其能否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标准之一。但过分单纯强调物质福利的重要性，则往往容易使人们陷入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坑里面，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尤其我国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毛泽东针对社会上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指出：“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他还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产生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指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十）以自力更生为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处理好自力更生为主与学习外国矛盾问题的重要性。1958年6月，毛泽东在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体现了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关系，否则，如果只看到本国的长处和外国的短处，不承认本国有短处，外国有长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因而就会感觉没有什么向外国学习的；或者反过来，如果只看到本国的短处和外国的长处，不相信本国有长处，外国有短处，于是感到事事不如人，这样就会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因而也就会丧失独立自主的信念和气魄。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必然会把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割裂开来。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从每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这一辩证法的两点论，合乎逻辑地申引出来的结论，就是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结合起来，学习外国必须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前提，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必须有利于加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独立自主方针的实现。离开了独立自主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学习外国就会失去自己正确的政治方向，变成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就会分不清外国的长处和短处，把学习变成单纯的模仿；就会使自己的国家永远跟在别的国家的后面爬行，丧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总之，学习外国是依赖于独立自主的，只有在独立自主方针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学习外国。但是，在强调独立自主对学习外国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学习外国对于独立自主的促进作用。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吸取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借鉴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它们是没有国界的，从来都是互相交流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不能不吸取别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如果片面夸大自力更生，忽视和放弃外援，就成了闭关自守；如果片面强调和依赖外援，不求自力更生，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难免受制于人，成为别国的附庸。因此只有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完整、准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仅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际，对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还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及处理各种经济关系作了十分有益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中的许多精华部分都已被邓小平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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