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暗杀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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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乱世中横空杀出一条好汉,此人来自安徽,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昏天黑地。这个神秘人物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手不凡,封建余孽他杀,党政要人他杀,日本鬼子他杀,贪官污吏他杀,汉奸特务更是他的下酒小菜。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一路畅通杀得好不潇洒,从合肥杀到武汉、福州、香港、南宁……一言以蔽之,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上到达官贵人下到爪牙爬虫,没有他不敢杀的。

  这个人,就是被日本人称为“人间魔鬼”的民国第一杀手——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王亚樵,没有不为之色变的。曾任国民党军统高级职务的沈醉先生曾说过:“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黑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一类只要遇上王亚樵,也得绕着道儿走。”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樵的重要助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某部负责人的华克之后来也曾对他作过评价∶“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千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好一个“乱七八糟的好汉”!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认识一下这位光明磊落、敢想敢做的斧头帮帮主。

  上海滩最恐怖势力——王亚樵与斧头帮

  王亚樵1889年2月26日生于安徽合肥北乡王小郢。因在结拜兄弟中排行老九,人称王老九。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但一直受上层人物的排挤,不为当局所容。1912年2月,王亚樵至南京参加社会党,倡言“铲富济贫”,10月,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先后在巢县、全椒、滁县、安庆等地,广召会员。

  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后来积极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1921年,以柏文蔚、李少川的名义,组织安徽旅沪同乡会,成立了一支腰别利斧的安徽劳工敢死队,人称“斧头党”,即“斧头帮”,王亚樵任“斧头帮”帮主。斧头帮自成一派,常以斧头、手枪、炸弹等武器,专门对付其他帮会和欺压工人的富商,人称“暗杀团”,一时名震上海。王亚樵由此声名鹊起,成为上海滩上的名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10万之众,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流氓大亨对他也畏惧三分。

  据说在一次码头工人与资本家的对峙中,王亚樵支持以安徽人为多的码头工人。因为没有武器,王亚樵让上海的铁匠铺在一夜之间打出了一百多把斧子。当一百多个手持利斧的码头苦力冲进资本家的大院时,劳资纠纷应声而解。

  此役,“斧头帮”的大名传遍上海滩。从此,上海的安徽会馆成了斧头帮的总坛。

  王亚樵在成立了斧头帮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暗杀大王”的生涯。据说当时上海滩上几乎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因此斧头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消息灵通。他成名的第一枪就打在了掌管7000余名警察并兼任“攻浙前敌总司令”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的身上。1923年11月12日下午,大世界对门的温泉浴室门口,刚刚泡完澡的徐国梁在出门上车之际被两名枪手击中要害,喋血上海最热闹的街头。

  除此之外,抗日战争时期王亚樵组建的“铁血除奸团”更是让在上海的日军和汉奸们非常害怕听到的名字。他们策划用装在开水瓶里的定时炸弹把出席“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的所谓“日本派遣军司令长官”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炸上了西天,让他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侵华历史上——在中国被杀的军阶最高的日军军官。此外这一炸还顺便收走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各一条腿。由此王亚樵得到了一个“远东第一杀手”的名号,不过更多的日本鬼子干脆直接就叫他“支那魔鬼”。

  正是“斧头帮”亦正亦邪的传奇故事以及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奋力诛杀日本鬼子和汉奸的英雄行为,使得它成为了现代港台黑帮片中最著名的帮派,甚至成了上海滩黑社会的代名词。虽然王亚樵也加入了国民党,他的思想里“拥孙”,却未必信奉“三民主义”。更多受到无政府主义和中国传统侠义思想影响的他,1919年就曾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上书孙中山,要组织暗杀团体去“锄除民贼“段祺瑞。孙中山先生则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身为“杀手之王”的王亚樵不仅派人“北站刺宋(宋子文)、庐山刺蒋”,后来还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把汪精卫的身上打出了三个窟窿,让这个汉奸头目一直深受由此造成的“压迫性脊髓症”之苦,直至1944年死在日本。

  后来,王亚樵由于发动“庐山刺蒋案”,被蒋介石怀恨在心,于1936年被“间谍王”戴笠派人刺杀于广西。王亚樵死后,斧头帮立刻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最终解散。这个民国时期最大的暗杀集团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王亚樵刺杀淞沪警察厅厅长事件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大地被各路军阀割据,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自然也成了军阀们争夺的一块地盘。所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把亲信徐国梁派往上海,充当淞沪警察厅厅长,拥有武装警察7000多人,独揽沪上;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巧立名目,在上海特别设立了一个军事机构——上海扩军署,派他的妹婿何丰林任扩军使,驻兵上海。

  那时,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常住在上海,不断把上海发生的情况向乃父报告。卢永祥决心干掉徐国梁,把警权夺过来。卢小嘉通过李少川的关系认识了王亚樵。李少川是李鸿章的族孙,和王亚樵是合肥同乡,莫逆之交。卢小嘉与王亚樵渐渐混熟,结拜为金兰兄弟。

  一天,卢小嘉宴请王亚樵、李少川,奉陪的有浙督总参议关芸农和何丰林。宴罢,在麻将牌桌上,李少川说:“徐国梁这小子杀了陈其美,上海滩上就没有人出来为陈报仇!”关芸农接着说:“九哥不是与陈其美关系挺好吗?”王亚樵打出一张牌,笑了笑。李少川说:“九哥,有人想借您的大手干掉徐!”

  王亚樵不经意地问:“谁?”

  李少川说:“浙江卢督军。”

  王亚樵看看卢小嘉:“谈何容易。”

  卢小嘉说:“家父有言,如九哥干掉徐国梁,当割湖州一地奉送。”

  王亚樵双手把牌一推说:“我正要除此贼为其美兄报仇,不过,我要先见督军一面才能行动。”

  卢小嘉站起来说:“九哥豪爽,明天小弟就奉陪九哥去杭州。”

  在杭州督军官邸,卢永祥热情地招待王亚樵,亲口答应事成之后,奉送湖州一地,枪支四百条,并委以“浙江纵队司令”,绝不食言,并当场送给王亚樵两万元活动经费。王亚樵双手抱拳说:“督帅放心,一个月后听王九的消息!”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布置。怎奈徐国梁很少外出,一旦有所行动也戒备森严,外人不得近身。眼看期限将近,王亚樵急得坐卧不安。正在这时,突然有门徒飞报,说徐国梁进了温泉浴室。这温泉浴室在大世界游乐场对门,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王亚樵清楚这是下手的一个好机会,于是连忙派出得力干将郑益庵带领一批人奔赴现场。

  郑益庵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徐国梁的轿车停在浴室门口,周围有十几个负责警卫的武装警察。郑发出隐蔽信号,伺机行动。约摸过了一个时辰,只见徐国梁从浴室内走出,郑发出攻击命令,行动组的人员立即拥上街面,夹杂在熙攘往来的人群中,当快要靠近车旁时,突然一齐开枪,徐国梁当场被击毙,行动小组人员迅即飞散。郑益庵在撤退途中不慎绊倒,当场被法国巡捕逮捕。         苏督齐燮元接到徐国梁被刺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去沪交涉引渡人犯,可是王亚樵却先动手,通过上海黑社会的关系和一笔重金,把郑引渡到上海护军署,然后悄悄送出了上海。

  齐燮元没拿到人犯,当即委派王固磐赴沪递补淞沪警察厅厅长一职,但又遭到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的拒绝。原来徐国梁被刺后,厅长已由一名倾向皖系的科长接替。王固磐碰壁返宁,惹得齐燮元恼恨交加。齐知道这件事的背后文持者是卢永祥,所以一面电告刚贿选上任的总统曹锟,一边备军待战。

  说起来可笑,曹锟下令缉拿的要犯王亚樵,却已在浙江当上了游击纵队司令,正在湖州一带招兵买马,耀武扬威。曹锟下令福建孙传芳、江西鲁涤平、安徽马联甲配合江苏齐燮元,四路进兵浙江,消灭卢永祥,捉拿王亚樵。

  1924年秋,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开始了。

  王亚樵火拼张啸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930年,上海招商局拥有大小货轮20多艘,原是李鸿章、盛宣怀的私产,后来归为“国有”,但董事长一角仍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担任。

  这招商局可是个日进斗金的地方,而李国杰是个公子哥儿,只知挥霍,不懂生意,所以弄得一个偌大的招商局千疮百孔,一片混乱。交通部长王伯群心中有数,早有派人接管之意,只是一时没有得力人选。忽然有一天张静江和张继登门举荐四川人赵铁桥,希望交通部能有所重用。赵铁桥那时当着交通部参事,是个闲差。王伯群见两位国民党元老推荐,便来个顺水人情,一纸公文任命赵铁桥为招商局总办。

  赵铁桥进了招商局,大刀阔斧,查办了几个贪污行贿的官员,拴住了李国杰的手脚,李用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常在其族弟李少川面前唉声叹气,叫苦不迭。李少川知道王亚樵与赵铁桥有仇,便邀王亚樵吃酒,吃到劲头上时,李少川说:“九哥,赵铁桥现在当上招商局的总办了。”停了停,又压低嗓音说:“听说这是老蒋一句话。”王亚樵愤怒地说:“这个东西到底来上海了,他是告密有功,无耻之徒!”

  为什么一提起赵铁桥的名字王亚樵就来气呢?这话得回到1929年的一件事情上来。

  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把方振武扣押了。王亚樵跑到安徽联络方振武旧部鲍刚、余亚农等发动兵变,又与常恒芳等在上海密会,决定去南京解救方振武。这次密会是在一门徒王乐平家中开的,赵铁桥是老同盟会员,当时也是不为当局所重用的失意之身,由常介绍他参加了会议。不久,在安徽的兵变失败了,赵铁桥见大势已去,便向南京密报了上海会议事,并自告奋勇充当“眼线”在上海逮捕王亚樵等。王亚樵、常恒芳早已隐蔽起来,而王乐平却于1930年2月18日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寓所里。

  所以李少川一提赵铁桥,王亚樵就气得咬牙切齿。李少川见时机已到,从怀中掏出一张两万元的支票递过去说:“这是家兄的一点心意。”接着把李国杰想除掉赵的意思说了一遍,并说:“家兄说了,事成后当有重谢!”

  王亚樵既得了钱财,又能除掉自己的仇人,所以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他设法买通赵铁桥的秘书,弄来了赵的相片、汽车号码和日常活动时间表,经过一番研究作出了刺赵的部署。

  1930年7月24日早晨7点多钟,王亚樵派出的4个门徒已隐蔽在招商局门口。8点钟,赵铁桥坐的车子开到门口,赵下了汽车刚迈上台阶,4个党徒急步上前,对准赵连击数弹,赵应声倒卧在血泊之中。

  赵铁桥遇刺,招商局一时没了总办,李国杰便四处活动,打通关口,终于获准兼任总办之职,又掌管了招商局的大权。

  然而此事并未了结,由此又引出了上海滩大亨们的一场争斗。

  李国杰为了酬谢王亚樵,答应送一份重礼,王亚樵却说:“礼就不必了,爵爷有的是大轮船,能送一只给我们兄弟玩玩就千恩万谢了。”

  李国杰这个公子哥儿最喜欢听别人喊他一声“爵爷”,王亚樵恭维得他浑身舒坦,便随口说了声:“行啊,老九,你说要哪一条吧?”

  王亚樵早已调查清楚,知道“江安”号最大,最赚钱,就说:“爵爷,您就把江安号赏给弟兄们吧。”

  李国杰说:“行,行,你就派个人上去吧,收入都归你了。”第二天,王亚樵派出经理带着一批人去接“江安”轮。可是上了轮船才知道,这艘船早已被李国杰当作礼品送给了上海一霸张啸林,而李自己却把这事忘记了。

  王亚樵碰了一鼻子灰,很生气,决心与这班大亨斗斗。

  一天晚上,张啸林家的后院突然轰隆一声,围墙被炸塌了一大片。又一天,张啸林家中喂养的一条警犬突然被毒死。狗身上有一字条:不退出江安轮,此狗就是样子!

  张啸林气得直骂王亚樵,布置手下门徒找到王把他杀掉。过了几天,王亚樵无声无息,张啸林以为王亚樵被自己的威力镇住了。未料到,突然有一天,400个手持利斧的汉子冲上“江安”轮,手指经理张延龄说:“奉九爷命来接船,姓张的,要见见红吗?”说着一斧头砍将下去,把桌子砍去一角。张延龄一看这架势,知道来硬的要吃眼前亏,只好忍气吞声地带着人下了船。

  张啸林听说此事,立即召集门徒,要与王亚樵火拼一场。黄金荣、杜月笙知道了,都劝说张啸林,王亚樵手下的人都是亡命之徒,何苦为一条船死伤兄弟。杜月笙亲自出面找李国杰,又抽出一条与“江安”号相等的大轮“江华”号,送给张啸林,这场争斗才算平息下来。

  后来曾有人问过王亚樵:“九爷,要是姓张的真动了手,就要血战一场了!”

  王亚樵洋洋自得地说:“不会,绝对不会,姓张的只是摆摆架子而已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们在上海有多少小老婆?有多少汽车洋房?有多少黄金美钞?这就是他们不敢动手的弱点,这个弱点给我抓住了。我姓王的有什么?有钱大家花,不置房子不开店,豁着命跟他来真的,谁怕谁?”

  打这以后,王亚樵的名声更大了。

  惊天一击——刺杀民国“三巨头”始末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孙中山先生一贯倡导的国共合作等三大政策被一扫殆尽,心中十分悲愤,便把暗杀的矛头对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行刺蒋介石和宋子文,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

  刺蒋不成再刺宋

  1931年2月28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扣押了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不满,不久两广通电讨蒋,另组国民政府。王亚樵站在两广一边,还派洪耀斗、余立奎为代表,参加广东的“非常会议”。就在这时,广东方面希望王亚樵利用京沪一带势力杀蒋锄奸,以为报复。

  1931年6月,蒋介石到庐山办公,王亚樵认为机会来了,当即派出龚春蒲、肖佩伟、陈成等化装游客尾随上山,住进庐山新旅社内,严密监视蒋介石的一举一动。一天,蒋介石的座车疾驰下山,陈成突然在路旁遇到,来不及报信联络,急忙掏出炸弹想扔进车中,正举手之际,从车内射出子弹,击中头部,陈成应声身亡。原来陈成的行动早已被卫士发现,抢先射击。随后蒋介石的座车飞也似的往山下奔去。

  庐山遇刺这件事对蒋介石的触动很大,他没想到有人会有那么大的胆子来行刺他。蒋介石立即指示戴笠尽快破案,并嘱咐决不能声张,封锁消息。戴笠怀疑这件事是王亚樵所为,便故意在沪杭一线放出口风:“王亚樵如有谋害我领袖之举动,我必杀他!”

  1931年7月,王亚樵收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将近期抵沪的消息。王亚樵想,之前刺杀蒋介石的计划失败,对两广方面没法交待,宋子文是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如果能刺宋也是对两广方面的补偿。王亚樵决定待宋抵达上海时在北火车站行刺。

  巧的是,这一天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穿的都是一身白哔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只是宋子文空着手,而唐腴胪却夹着一个公文皮包。当他们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口时,王亚樵的手下刘刚突然向唐腴胪开枪,刘刚并不认识宋子文,他把穿白色西装的唐腴胪误认成宋子文。其他同伙见刘刚射击,便也集中火力一齐向唐腴胪开枪。宋子文的卫士迅即反击,并掩护宋子文躲避在一根柱子的后边。站台上警笛鸣叫,军警们向候车室内冲去。龚春蒲以为大功告成,便投出两枚烟幕弹,趁乱逃跑。          当晚,王亚樵从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财长未遂,秘书唐腴胪当场毙命。”王亚樵感到不妙,便匆匆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随行的有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20多名骨干成员。

  想刺蒋却刺中汪精卫

  到香港不久,王亚樵很快与“西南派”首领人物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他们这回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周密计划,精心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必刺蒋成功。经过策划,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张四明、贺坡光、孙凤鸣三人做采访记者,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1935年10月,国民党即将召开六中全会,华克之知道消息后便积极准备行动。孙凤鸣主动请缨表示愿意深入虎穴,誓死锄奸。随后华克之通过关系,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获取一张入场证。当日,孙凤鸣持入场证进入中央党部。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站在会议厅门前列队准备照相时,孙凤鸣想趁机实施计划,可是照相的人群里唯独不见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

  原来汪精卫见蒋介石没来,便上楼去请他,不曾想原本打算照相的蒋介石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参加照相了。汪精卫转身下楼。汪精卫和委员们照完相,委员们便陆续向会议厅走去。孙凤鸣见情势紧迫,如果再不下手就没有机会了,于是迅速从大衣内抽出手枪高喊“枪毙卖国贼”,同时对准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孙凤鸣随后被警卫人员射杀。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要他给全国一个明确的交代。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蒋介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召来戴笠,限他三天内破案。

  戴笠开始分析这次枪杀案:很显然,这次枪杀的目标是冲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那么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技术、谋略、手段?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于是,戴笠一开始就把破案的重心放在了王亚樵身上。

  戴笠调查后得知,晨光通讯社所有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京中保证人及经费来源,每日发稿内容都要报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审核,平时还要接受中央通讯社的管理。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很快查出两个至关重要的嫌疑人:一个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李怀诚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之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戴笠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具体负责这次刺杀行动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已不知所踪。

  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先是喜,接着又暴跳如雷,喜的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主谋刺汪的嫌疑,怒的是戴笠多年久捉王亚樵不获,使他又在皇城根儿作乱,还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接着,蒋介石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王亚樵暗杀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真相

  1932年初,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三省的视线,进而取得进攻中国的新基地,故意在上海制造了一起“日本和尚事件”,借口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与五名日本和尚发生冲突,指使暴徒纵火,破坏“三友实业社”,煽动日侨游行、集会,捣毁中国人的商店,杀死击伤中国警察,并乘机在吴淞口集结大批军舰,威胁上海市政府,提出封闭上海市各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

  王亚樵眼看日寇侵占上海,凶残杀戮中国同胞,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便秘密组织了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敢死队。他率领的这支敢死队,配合19路军作战,对日寇进行暗杀活动。所以,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对王亚樵很是赏识,常以“国士”许之。王亚樵亦把陈铭枢视为自己的后盾,并向陈铭枢表示,自己要以身许国,不负知遇之恩。

  出人意外的是,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协同下,抗击日军节节胜利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却让他们乘胜而收,避免与日军决战。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33天后,终在浏河腹背受敌,不得不撤退,王亚樵等也只好偃旗息鼓。日本指挥官白川大将得意非凡,他公然决定,于4月29日“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之日,在上海日租界内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

  消息传到南京,爱国的军政人员无不对白川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和侮辱感到义愤。陈铭枢为此气得拍桌大骂,但作为官方人员,他无能为力,然而,这种奇耻大辱,他实在容忍不下,于是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设法破坏这次大会,以伸张正义。王亚樵拍胸允诺道:“先生请放心,我王亚樵若不给白川点厉害,绝不再见你!”

  白川义则是日本继植田、野村和盐泽之后残杀上海民众的杀人魔王,他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时,在东北就已经杀戮了中国无数的苦难同胞,血债累累。白川在2月29日抵上海后,又指使日本浪人等亡命之徒,到处放火焚烧,残杀上海人民,横尸遍地,惨不忍睹。

  王亚樵对白川的所作所为,已经恨之入骨,早就想把这个杀人魔王锄掉,但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再说,暗杀白川大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亚樵是有名的“暗杀大王”,但因为白川是日本驻上海陆海空军总司令官,司令部戒备森严,出入尾随一班卫士和侍从副官,外人不容易接近他身边。这次白川义则主持这个“长天节”庆祝大会,倒是给了王亚樵一个好机会。但是白川也知道自己杀戮了无数中国老百姓,血债累累,因此规定庆祝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出入,不准中国人进入会场。

  王亚樵苦思:进入会场进行暗杀的人,必须是日本人或朝鲜人,而且这个人要机智勇敢,保证事情顺当,力争成功。但这个角色哪里去找呢?为了这个问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但他是个硬汉子,他认定要办的事,非办到不可。他想起他的朝鲜朋友安昌浩是个朝鲜独立党人,找他商量可能会有办法,于是他就叫弟弟王述樵扮成日本人,到霞飞路宝康里去找安昌浩,请他到沧洲饭店同王亚樵会面。

  安昌浩流亡上海多年,曾在“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与王亚樵相识,而且经常有联系。因为他有亡国之仇,多年来,为了自己祖国新生,一直从事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派同党前往日本,行刺天皇。但在日本二重桥准备行刺天皇时,被日方军警捕获,并被处死,为此他更加痛恨日本军阀了。

  安昌浩应约来到沧洲饭店,与王亚樵密谈后,欣然答应由他派出勇士尹奉吉等人行刺。他除了要求王亚樵提供炸弹外,没有要求其他任何条件。王亚樵十分赞赏安昌浩的豪爽性格和革命行为,当即给安昌浩提供了炸弹,还给他送去一大笔活动经费,其中也包括勇士的安家费和路费。

  1932年4月29日,日本驻上海先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在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阅兵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侵华的日军将领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泽幸一,以及日本驻上海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仓松等驻沪的文武官员和上海的日本侨民。这天早晨,重光葵来到日本总领事馆,他和使馆的官员,面对着日本天皇的肖像,举行了拜贺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便脱下了大礼服,换上西服,立即到虹口公园去参加由白川大将主持的阅兵祝捷大会。

  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尹奉吉和金天山等三人也来到会场。

  民团行政委员长宣布开会并致词后,村井总领事宣读简短祝词,然后全体肃立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这时雨越来越大。白川和野村、植田、重光葵、河端等站在主席台上。白川身材高大肥胖,挺起胸膛,梗着脖子忘情地唱着国歌,身体纹丝不动。尹奉吉觉得机会来了。当国歌将要结束时,他从风雨衣里把藏着的炸弹掏出来,突然向白川站的主席台扔了过去。
        “炸弹!”站在白川身后的野村眼尖,当他看见一个怪状的金属物抛在台上,便尖声大叫起来。刚叫完,又看见第二个怪状的金属物飞到台上来,他跟着又大声叫喊。肃穆的会场被尖叫声破坏了,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主席台上,马上出现一片嘈杂、混乱的景象。可是站在主席台中央的白川义则、重光葵以及河端,为了表示对帝国的精忠,显出武士道气概,仍然纹丝不动,继续唱国歌。

  “轰隆!轰隆!”就在这时候,尹奉吉抛到主席台的炸弹爆炸了。炸弹威力强大,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几乎把主席台掀翻了。首先看见炸弹飞上主席台的野村想要逃跑,但炸弹把他的左眼炸瞎了;植田正要逃跑,弹片把他的左脚跟炸掉了;站在白川身边的重光葵,突然感到好像有一根大铁棍向他身上打来,随即倒了下去,他本能地用随手携带的手杖强行支撑起身体,可他身体太重了,手杖被压断了,原来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只好倒在血泊里;那位长得满脸横肉,嘴唇上留着八字短髭,体态肥胖魁梧的白川,像一件玩具那样,被炸弹抛上了半空中,然后又重重地摔了下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其他的日本军官,吓得像狗一样,个个趴在地上,曾经威风一时的将军,狼狈万状。

  炸弹响后,主席台上下一片混乱,哭声、叫声、喊声,响彻了整个虹口公园。由白川主持的祝捷大会,霎时间变成了白川的送葬大会,“天长节”成了哭丧节。事情发生后,日军出动救护车,把白川、重光葵等重伤员急送医院抢救。野村被炸瞎了一只眼,植田被炸跛了一只脚,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河端当场就一命呜呼了,白川被送往医院三天后也咽了气。

  消息传开,人心大快。上海市民争相传告,南京政府的官员们亦深受鼓舞。但是此事系何人所为,他们均不清楚,只有陈铭枢心中有数。但他担心日本人知道后会加害于王亚樵,所以一直缄口不言。

  蒋介石对这件长中国人志气、灭侵略者威风的事自然也非常关注,为了拉拢王亚樵,特让戴笠派人给他送去4万元钱,以示表彰。王亚樵又把这些钱转送给了安昌浩,并买下了圣母院路庆顺里的“公道印书社”,让安昌浩及其同党作为栖身糊口之所。

  安昌浩的同伴被日本人逮捕后,无论怎么拷问,他们都一口咬定是他们自己干的,绝非受王亚樵指使。其实日本人早已知道是王亚樵所为,但得不到招认,日本人亦无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英雄难过美人关 一代枭雄死于色诱

  王亚樵右执美酒左拥美女,仗剑当歌,风流潇洒为人称而道之,仰而羡之。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如王亚樵这般外灭日本侵华大将,内惩压榨民众之狗官、地方恶霸,让帝王惶惶不可终日巨金悬赏必欲置于死地的职业杀手,何曾有过!可惜王亚樵如此伟男子,最后却因贪恋女色而被中统特务掐住死穴,丧生于乱枪乱刀之下并遭剥去脸皮毁形之辱。

  1936年,王亚樵庐山刺蒋行动失败,蒋介石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猎杀王亚樵,足见王亚樵对蒋介石的人身安全的威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尽管与王亚樵是八拜之交,此时为了保卫领袖安全,全不顾当年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王亚樵收留照顾他的再生之恩,对军统特务下达了必杀王亚樵的命令。

  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发现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密赴香港捕杀王亚樵。

  戴笠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领袖胡汉民紧急与香港总督葛洪亮协商,请香港当局按国际准则,保护政治犯王亚樵的安全。王亚樵还出面请香港警务处长亨利·勃郎共进晚餐,向他透露了戴笠到港捕人的消息。因此,戴笠一伙刚到香港,就被早有防备的香港警方拘捕。

  戴笠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到香港就落了个“阶下囚”,气急败坏,只好亮明身份,费了很大周折才恢复了自由。随后,戴笠要求香港警方将王亚樵等人由他们抓捕归案,香港警方以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国际惯例为由,拒绝了戴笠。戴笠正气恼间,手下人献计说:“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指出王亚樵等人专干暗杀、绑票等罪恶勾当,刺杀汪精卫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是刑事凶杀大案。”

  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犯而损害本国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协助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伙。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正当王亚樵走投无路之时,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心想,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二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在广西应该是安全的,遂于1936年2月,偕20余名部属及家眷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地。

  此时,军统追杀小组也已到达梧州并探清楚了王亚樵的住处,却没有下手机会。这是因为王亚樵本身武艺高强难以近身,更兼他身边有一批武功高强的兄弟护卫,其中就有解放后任国务院某部高官的华克之。但追杀他的军统特务最终找到了王亚樵的命门死穴——贪恋美色。军统决定用女色让他离开保卫森严的住所并脱离其兄弟们的视线。

  王亚樵一生拥有女人无数,可以说高矮胖瘦大家闺秀青楼荡妇尽皆尝遍。寄居梧州的王亚樵身边或邻近仍有4个女人——妻子王亚瑛,小妾陈义英,香港籍情妇金石心及刚刚投奔他坚持要作他小妾的18岁上海少女陈晓云。王亚瑛、金石心、陈义英自然是千娇百媚的美人儿,而刚来的陈晓云非但是大家闺秀高中生,还是处子之身。陈晓云为何要做已经47岁的王亚樵的小妾?只因在她15岁时,家庭突遭横祸,青帮闸北区一堂主强占其母,并逼迫其父献出所有产业。王亚樵极具平等思想,行侠仗义爱管天下不平事。听闻后怒不可遏,拔刀相助立杀该堂主,救出其母。对外宣告若有人再对陈家不敬,即对他王亚樵不敬,王某但有一口气必当周旋到底。黄金荣、杜月笙知道此事后,严禁帮众向王亚樵寻仇,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陈家从此太平。当时情窦未开的15岁少女陈晓云将王亚樵看作了天下第一英雄好汉,立意嫁人就要嫁王亚樵这等男人。十八岁高中毕业,从她老爸那里偷到了王亚樵的落脚地址,便找了来。

  王亚樵好女色,却并非是女人都喜欢。能让王亚樵置自身安危不顾沉浸在温柔乡里的高品位女人,到哪里去找?

  军统暗杀组组长陈质平却轻而易举找到了这样的女人,这女人叫余婉君。余婉君是个当了母亲的女人,姿色只能算中等。与王亚樵身边现有的4个女人比,差太多。如此一个女人能让王亚樵上钩吗?

  陈质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认为行。这余婉君是什么人?她是王亚樵手下小兄弟余立奎的老婆。余立奎在一次行动中失手被军统抓进了监狱,余婉君便带着儿子躲在广西一个叫港湾的地方,靠王亚樵托人带来的钱,日子过得不错。陈质平找到了她,送给她一笔钱让她说出王亚樵的下落。谁知这余婉君性欲特强烈,看到陈质平风流倜傥,便出言挑逗。陈质平哪有不干之理。女人一旦倒进男人的怀里便什么都交给男人了。上床后,陈质平马上发现余婉君真是尤物,是个让男人有了一次便不想离开的那种女人。陈质平有了主意,假意说爱她,要和她结婚,当日便住在了余婉君处。

  余婉君得如意郎君,生活有钱,床上有欢,便按照陈质平的吩咐,来找王亚樵,以没有人照顾生活为由希望王亚樵收留她。王的妻子王亚瑛和手下兄弟感觉余婉君可疑之处甚多,极力建议给余一笔钱后让她离开。但王亚樵素来义气为先,兄弟被军统抓走死活不明,怎么能留孤儿寡母不管?这样便把余婉君留了下来。

  这余婉君性欲强烈无比,当下以向王亚樵单独谈事情为由关上了书房投怀送抱。王亚樵并未看起她,且兄弟之妻不可欺。说也奇怪,余婉君往王亚樵腿上一坐,王亚樵情不自禁就搂住了她……经过这次激情,王亚樵对余婉君便有了千次万次总是爱不够的依恋,神不守舍,日思夜想余婉君。

  当晚,王亚樵以晚上要在李任仁家打牌为由,强行将护卫他的众兄弟赶回了家。只有陈晓云知道王亚樵一定是去余婉君那里住,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10点左右,王亚樵独自走到余婉君小楼前,看到楼里漆黑,也不疑有它。王亚樵伸手开灯时,突觉空气有异。好个王亚樵,不退反进,纵身跳起拔枪就打。但屋里埋伏的20多个军统杀手也都是高手,且有备而来,他们自知凭刀枪很难绝杀王亚樵,便将早己准备好的石灰从三面撒向王亚樵,王亚樵顿时眼睛刺痛,身体呆滞。此时军统杀手手枪齐发,饶王亚樵是天下第一杀手,在窄小的空间里也躲不开密如雨点的子弹,他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

  数小时后,陈晓云心中发慌,感觉不对,急忙叫起王亚瑛、许志远、赵士发等人,急急忙忙赶到余婉君住处,只见地上只留下一具被剥去了整张脸皮的尸体。

  余婉君此时正在陈质平的住处,看到陈回来,她扑了上去,谁知迎接她的是柄锋锐无比的军用匕首,余婉君当即一命呜呼。余的儿子也随即被陈一刀杀死。陈质平杀了这母子俩,边擦匕首上的血迹边说:“别怪我无情,戴老板交待,这种连恩人都出卖的女人,绝不能留下活口。”

  1991年,王亚樵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1997年回乡安葬。后又于1998年重修其墓园,再镌其碑碣。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

  据说,毛泽东后来在评价王亚樵时,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也算是对他有了一个“盖棺论定”。       (来源:旧闻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