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的衣服怎么洗:黄明珍的道歉

作者: 纪红 

黄明珍(Jan Wong)是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两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到北京大学留学，她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她19岁。虽然她是加拿大人，可是人们还是不时地把她当作中国人，因为她的中国人面孔。她决定到中国寻根，去学习祖先的语言，并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当时中国正值“文革”，国际上美苏两大阵营又处在冷战时期，越战给北美社会留下深深的阴影。她所在的麦吉尔（McGill）大学，年轻人对中国“文革”也非常关心，辩论会不断，抗议资本主义的活动接二连三。她所能了解的中国情况，基本都是来自中国的对外宣传。她觉得，“文革”冲击了旧社会的腐朽的东西，妇女解放，人民不再受剥削，真是太好了。当然，她对中国有兴趣，不只是因为政治热情，更重要的是让她有归属感的中国文化，她的老师也鼓励她回到“祖国”去看看这个“乌托邦”。

她在北大，住留学生宿舍，还有单独教她汉语的老师，同室也是经过校方挑选的政治可靠的人。黄明珍对中国社会的印象，就是来自对北大的印象，更准确地说，就是她每天所能接触到的老师、同学这个小圈子的印象，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干净，健康，安全，更没有犯罪”，她认为，中国真是一个平等、和平和幸福的社会。

她学了10个月的汉语，已经能用中文与人交流。有一天，一个叫Yin Luoyi的中国女学生十分意外地来访。“十分意外”，是因为这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中国学生。Yin直截了当地告诉黄明珍说，她想到美国去，问她能不能帮帮忙。黄明珍很不理解，中国这么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喜欢这里，Yin为什么想到美国呢?她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但这不是要离开自己祖国的理由啊。她能上大学，在同龄的中国人中，就是幸运儿，出国的想法就很不对头！于是她把Yin的请求报告了校方。她想，学校应该教育教育Yin。当然她完全想不到，她的密告可能会给Yin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世人对于加拿大人的印象，说得好听是单纯、善良，说得难听则是头脑简单、轻信。毛泽东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吧。黄明珍说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听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直到后来她成为加拿大一家大报驻中国的记者，依然不改天真的本性。她有“文革”时期中国生活的经历，因此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重大的变化，十分惊叹中国的进步，她满怀热情地赞颂中国政府，所写的全部都是正面报道和“主旋律”。

回到加拿大后，她把自己从“文革”北大留学起到1989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1997年出版，后来成为亚马逊畅销书的《红色中国布鲁斯——从毛到现在，我的长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在她为《红色中国布鲁斯》作准备时，她翻阅了自己当年在北大的日记，看到她早就忘记的曾有过“告密”的记载。政治上大大成熟了的她，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觉得背叛了同学，置同学于一种不可知险境，顿时万分不安。即使当年是因为无知而为，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借口，她一定要向这位同学道歉。她决定带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返回中国，寻找这位同学。临行时，她对能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一点底也没有。因为，她只知道同学的名字拼音是Yin Luoyi，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怎么写。

她回到北大，找到当年的老师和一些同学，她向他们打听，但他们也似乎记不得这个人了。后来，有人打听到Yin的情况，告诉黄明珍说，Yin没有毕业学校就把她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后来，Yin还真的到了美国，不过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成为一名商人。黄明珍拿到了Yin的电话，心里直颤抖:老天爷啊！她没有被害死，也没有自杀，她还活着！居然就在北京!在电话中，黄明珍问Yin“愿不愿见面？”Yin说，“好啊，我们就在北大见面吧！”

黄明珍马上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为什么非要选择北大见面呢？黄明珍的儿子也很紧张，对她说：“妈妈，Yin会不会雇人打你，甚至杀了你？”但黄明珍还是按时来到了北大。

黄明珍万万想不到，Yin见到她之后，一句话还没说，就先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接下来，就是黄明珍诚恳地忏悔。

黄明珍告诉Yin：“并没有谁让我这么做，我是主动自愿地去告你的。”

Yin笑了笑，说：“你不是惟一的告密者。”

黄明珍又说：“因为我，你遭了罪，为什么你还要拥抱我？”Yin说：“因为你是惟一向我道歉的人。”“为什么又特地选择北大见面呢？”她问。

Yin说：“我就住在北大啊。我的丈夫在北大当教授。”

Yin完全接受了黄明珍的道歉，黄明珍终于放下了压迫自己良心的重负。这个故事从北大开始，又到北大终结。仿佛迈着沉重的脚步，历史好像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一个人与人可以互相信任的起点。

黄明珍把她专程返回中国寻找Yin的故事写成了她的又一本畅销书：《告密——在北京寻求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