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麦迪文 死后: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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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
所谓“子”，原来是指春秋战国时师弟之间的通称。“诸子”包括各家学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提到诸子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隋书·经籍志》中提到诸子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敷、五行、医方十四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阴阳家
阴阳家，是中国东周战国中期主要学派之一。以提倡阴阳五行学说为宗旨，故名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或“五行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战国末期齐国的邹衍。阴阳本指事物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庄子将之定义为气所包含的矛盾对立要素，“阴阳，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阴阳家则把阴阳矛盾作用引起的变化推演至神秘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阴阳与阴阳家在典史记载上难以明确次第，但其学说却深植在中国哲学诸子百家与后继之学。大约在东周战国中期发展，邹衍以“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战国时五行说相当流行，有相生相克，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观点。阴阳家以五行为五德，认为历史朝代的嬗变即遵守五行相生相克之道，是为‘五德终始说’。
稷下学派中的黄老派和管仲派等又有新发展。
接着吕不韦及其所主编的《吕氏春秋》从阴阳气数与天象、五行与物候和人事、世界图式的和步整合等方面予以完善。
最后是刘安及其主编的《淮南子》，再将道分阴阳的宇亩图式与五行生克的社会体系进行整合，这样阴阳家才正式确立。
司马迁称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以五行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历史朝代的更替，如夏、商、周三代之变，就是金（商）克木（夏）、火（周）克金，秦汉统治者均以此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寻找根据，对后世特别是汉代有很大影响。
《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学派在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汉书·艺文志》着录阴阳家著作“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阴阳家的学说内容。
阴阳家的“阴阳”和“五行”等思想在战国时期与道家、方仙道思想合并形成黄帝学派，在汉朝时融合老子的学说形成黄老道，后逐渐演变成现在的道教。
而阴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则是具体化了自然世界对于人事的影响。这种想法，还可以在现在的黄历或是农书、农民历里看到。
先秦诸子百家之儒家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是对中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根据现代学者的解释，儒家实际上就是人际关系学。儒家实质上可说是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或是宗教的伦理学诠释，但不是宗教的本身。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形成流传至今的儒家主流。
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儒字有二种意思：其一，即有道之士。《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凡有道术者皆称儒”。其二，《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不过一般《说文解字》的最后一意接受较广。“儒”即今所谓“学者”，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只称有知识材艺者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
“儒”字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字义是“雅”、“优”及“和”的意思，从“人”从“需”，指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说服别人，为人所需。自春秋、战国、秦、汉以后起，儒家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
在儒家的思想元素中，仁居于核心，仁、义是基础，又可将仁义和道德等同。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经典的“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四字”为忠、孝、节、义。诚、恕、廉、耻、勇、温、良、恭、俭、让、中庸、宽、严、刚、柔、敏、惠等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元素。
随着学科的细分，儒家学说可以细分为许多分支学科。张其昀《孔学今义》将孔子学说分析为八大部，即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宗教哲学[4]。儒家思想也可以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解析。
儒学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世袭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荀子则认为“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
孔子创造了士、君子和圣人的新名词。这些名词原是旧有的，孔子则赋以新的意义，不复指世袭的贵族，而是指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才。由此打破了阶级世袭的观念，代之以修身为学和选贤举能。从此在思想观念上消灭了封建制度，开创了民治社会[7]。在文献记载中，孟子最早预言了封建制度行将解体。面对诸侯争战的局面，孟子认为天下一统方能最终太平，他曾经告诉梁襄王天下将“定于一”；不过他提出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诉求则未能应验，最终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在以后，儒家逐步发展出帝国时代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并建立了适
先秦诸子百家之墨家
墨家，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为墨翟，世称墨子，墨家之名从创始人而得。之后由于西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汉武帝在位时代之后基本消失。
墨子出生社会下层。最初受业于儒家。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亲亲、尊贤、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抱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脱离儒家的“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而创立墨家。墨子为宣传自己主张，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
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
墨家同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结社组织，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鉅子”或“巨子”，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所谓“墨子之门多勇士”。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鉅子”。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裘褐为衣，以跂??（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概言之，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战国后期，分化为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不过也有一说是分成三派，例如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
但是战国末期以后，墨家已经开始衰落。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在位时代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汉武帝在位之后基本消失。汪中曾为墨子说公道话，被翁方纲称为“名教之罪人”。清末，孙诒让著《墨子间诂》，是《墨子》校勘之大成。
近现代以后，墨家思想被部分人士认为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有共通之处。
先秦诸子百家之名家
名家，通俗的说是辩论家，是中国战国的诸子百家之一。他们主要以诠释“实”与“名”来阐述观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有提到名家。
在先秦时期，并无“名家”的称呼，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多半称其为辩者。如《庄子·天地篇》“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天下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
名家将对名的探讨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化，并且从更高角度继续阐发其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并且强调端正名实关系，实际上也是希望天下得治。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
到了汉代始见名家之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汉书·艺文志》采刘歆《七略》说法，则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此一命名，后世有些学者持反对之见。著名的如胡适认为：“家家皆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
名家的重要人物有公孙龙、宋钘、尹文、邓析、惠施等人，其提出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离坚白[1]、合同异[2]等。
先秦名学到了秦统一六国后就难以发展，其原因为：
（1）秦帝国建立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始皇禁止私学，只能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又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下，名辩之学难以发展，名家也随之衰落。
（2）名辩之学与秦汉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而儒家成为显学之后，士子皆关注于社会伦理，强调经世致用，名辩之学被视为以争胜为的的无用之学。此外，名辩之学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纯粹的语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学皆对此方法有所批评，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挤之下，名家之学无立足之地。
（3）就名家内在的发展而言，名辩之学本身相当艰涩难懂，也影响了其发展。首先是一字多义的情况严重，致使后学众说纷纭，难以诂训；其次，由于名家时常以违反常识的语言叙述命题，常人难以接受而失去研究兴趣。在后学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难免走向绝路。
先秦诸子百家之法家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学说，亦称为‘霸道’。法家认为，人性恶才生法度， 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以致贼盗， 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欲疏导人性向善。强调用法治制度来约束臣下，远胜过一时的人治。法家强调君主应该运用“法”、“术”、“势”三者的运作来控制臣下，并实行配套的国家政策管治方针，以强兵富国成达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要则，或可称为“帝王之法”，法家认为：国家社会与组织制度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也必要跟着发生变化调整，在当时法家将此过程称为‘变法’。唯有如此才能达富国强兵之道，过度遵守旧规不正视因时制的变法重要性，只会让组织逐步走向苍老萎亡。例如秦孝公时期商鞅行耕战策略。这流派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为秦国与秦朝最为采用。
法家与现代法治国家所论及的以民权为核心基础（民主之法）是大不相同的。历史上对法家的评价，多认为将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过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辉面。学术研究学者也将法
法家学说是一种纯粹功利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加以证论思辩，强调刑名之术，以效忠君王之权为归依。法家学派在基础上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法家在政治实践中，例如秦国奖励耕战强化农业和战力，毁弃诗书以愚化反对君权政治推行愚民政策，秦始皇为了统一百姓的思想行焚书坑儒。彻底希望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
法即是“法制”，以严刑峻法管治国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赏，有过者则重罚；术即是“权术”，
战国时期人物韩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法家各种学说，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缺一不可，必须互相配合地运用。又在儒家荀子的理论上吸收，认为人是天性本恶，不但对普通人，就连亲子间关系也是这种特质。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变法废除井田制，建立土地税收制度，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化。建立常备军。《管子》对法律令的作用分析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郑国子产从政后，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并使用二百斤铁铸造一个鼎器，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
战国时期：荀子。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恶论，弟子韩非与李斯则是法家重要人物。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生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须要“师化之法，礼义之道”，通过“注错习俗”、“化性起伪”对人的影响，才可以为善。
法家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等三晋之国，且早期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此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客魏，魏国的附庸国－卫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法家学派思想由先秦韩国人韩非集以思想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君权法治核心。
秦代初期：李斯支持秦始皇坚持郡县制，并主持制定《秦律》，推行残酷的秦式法制。秦末，上《行督责书》，将酷法推至极致,导致民变抗暴。
焚书坑儒事件：法家学派在战国时代的“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思想在此战国斗争中确是相当俱实用价值，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难免显得有“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或谓阳儒阴法）”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剔掉。
先秦诸子百家之道家
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强调“整体论”、“机体论”的世界观，重视人的自由。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道家与道教之区别
在清朝之前，西洋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今天所谓道教、道家区分的。至今在道教内部也是不承认此种区分的。 道家思想是哲学学派，道教是宗教信仰。道家思想成形于先秦时期，直到东汉末“黄老”一词才与神仙崇拜这样的概念结合起来。部分学者认为，就本身来说，这种神仙崇拜和道家思想少有相关联成份，老子、庄子都是以相当平静的心态来对待死亡的。引起两者相关联的原因可能是在道家的文字描述了对于领悟了“道”并体现“道”的人物意象，道教尊老子为宗又追求长生久视、长生不死，这和老子的哲学思想是有相悖之处的，不能将两者完全混为一谈。
东汉时期以道家思想为本的王充著有无神论作品《论衡》，对汉末流行的神仙崇拜进行了全面批判，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很高地位。
在西方，道家与道教统称为Philosophical Taoism（道家）和Taoism，以Religious Taoism（道教），将他们区分开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道家是纯哲学的，道教是思想宗教化的产物，而道教支持者认为道教和道家在思想上有互补之处。
道家思想发展与构成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从此不再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影响了老子和庄子，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司马谈所说道家，主要指黄老学派。
道家思想和主张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法和法律有不同；法好比物理，而法律则是人为）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但在中国哲学史上，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这是道家突出贡献之一。
“道” 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舜帝不是无为而治的吗？他做了什么？只是使本人保持尊贵，令人恭敬地面对南方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当我们提倡孝顺、和睦的时候，家庭中的成员本身已经不坦诚、不和睦了，不然是不需要这些的。）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道家视生命价值重于外物，主要是指功名利禄。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此身该作“体”），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不迷）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管子与《管子》
管子
管仲（公元前725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出生于颍上（今中国安徽省颍上县），中国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哲学家，改革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虽然仅是齐国下卿，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任内大兴改革，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史记·卷062·管晏列传》、《管子》、《左传》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中也有几处关于孔子对他的评论，北宋苏洵的《管仲论》也对管仲做出了分析和批判。
管仲年轻时家境贫困，鲍叔牙发现管仲有才能，胜过自己，与之交友，经常和管仲往来，管仲常占小便宜，鲍叔牙并不以为意，反而处处为他设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为美谈，史称“管鲍之交”）。后来，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其弟公子小白。
前686年，齐襄公逝世，他的堂弟公孙无知篡位。前685年春，齐大夫雍廪杀了公孙无知，公子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鲁国却支持其兄公子纠，因此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战争，管仲射箭中了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骗过了管仲。后来齐国战胜，鲍叔牙向鲁庄公要求处决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齐国。
在鲍叔牙强烈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甚至尊为“仲父”。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而两个人之间最令人感动的其实是在管仲病危的时候。齐桓公找管仲商量让谁做下任丞相时，提出要将相位传与鲍叔牙。而管仲却坚决反对，认为鲍虽是君子，为人近乎完美，但过于清白而容不得一丝丑恶，不适合做丞相；管仲推荐了隰朋。
易牙知道了这件事，就到鲍叔牙那里挑拨离间，说：“管仲的相位本是您推荐的，现在他病了，主君前去询问后任，他却说您不行，反而推荐隰朋，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啊。”而鲍叔牙却笑着回答他：“我之所以要推荐管仲，就是因为他忠于国家，对朋友也没有私心。而至于我鲍叔牙，要是让我做司寇，捉拿坏人，还绰绰有余。要是让我掌管国政，像你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容身之地？”
管仲变法：废除井田制，建立土地税收制度，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化。建立常备军。
经营女闾：管仲重视商业，在淄博设立七处市场，为了吸引外来商人，还设立了七百处“女闾”，也就是妓院，包含着歌舞表演与性服务。所以管仲也可以称为是中国官营娼妓的创立人和推动者，后市妓院多所奉祀。清代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
《管子》
《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子》76篇﹐分为 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 7篇﹐《短语》 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轻重》 16篇。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宋钘﹑尹文的遗著。
《管子》是托名管仲的一部论文集。不是一人一时之笔，也不是一家一派之言。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写作年代大抵始于战国中期直至秦、汉。其中有关法家的篇章，主要出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法家。对法律和“法治”的论述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杂揉道、儒的特色，自成体系，是研究先秦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
老子与《老子》
老子（前600年—前470年之后），姓李名耳，字伯阳，有人说又称老聃（dān）。中国春秋时代思想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被唐皇武后封为太上老君。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著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精华是朴素辨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是关于老子身世最权威和详尽的资料，但是也仅有几百字，而且老子的姓名、年龄不定，生卒年月无存。 《老子韩非子列传》：老子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在周朝首都洛阳管理周朝的国家藏书、国家档案。
周王室衰败时，老子辞官西出函谷关入秦，为关令尹喜所留，著《老子》五千言，随后便“莫知其所终”。又说楚国人老莱子也著书十五篇，属于道家思想体系，疑老莱子即老子。又说周太史儋见过秦献公，疑太史儋也可能是老子。 关于老子的年龄，记载了两种说法，一说为百六十岁，一说为二百余岁。又据《老子韩非子列传》所载老子世系，其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史记·魏世家》和《战国策·魏策》均载，前273年，魏将宗被秦将白起战败，魏使宗献南阳地求和。
由于老子太极图和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的破译，老子的姓名当能确定下来。老子太极图为道家作品，其产生和存在的年代至少在汉文帝十三年前。因此它用两个耳形构图绝不会是受到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的影响，相反，它应该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即老子名李耳、字聃，同时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说老子名李耳、字聃的记载得以佐证。
西汉前期，统治者采用道家黄老学说治国，所以老子太极图流行于西汉前期特别是江淮流域（即楚文化圈）。根据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及西汉前期老子太极图的流行可以判断，保存着上古易学原貌的道家易学学术体系在西汉前期并没有失传。司马迁所作《史记》对儒家易学的传承授受关系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于道家易学则无只言片语。先秦时儒、墨、道三家并为显学，但《史记》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三卷详述儒家人物和事象，而于道家则仅有《老子韩非子列传》记老子五、六百言，记庄子三、四百言，于墨家仅在《自序》中提及。仅此两事，可知董仲舒、汉武帝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常成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的建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所谓司马迁的《史记》其实是汉武帝视野中的《史记》。
在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汉武帝任上，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护而致宫刑加身。遭受阉割的不仅仅是司马迁的身体，我们仰之弥高的伟大著作《史记》以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思想也必然遭受“阉割”。所以即使司马迁有比较详尽的关于道家和老子的材料，对老子的身世有很具体的了解和记载恐怕也得遭受“阉割”。《史记》中老子的姓名、年龄都弄得模棱两可，恐怕并不是司马迁的本意。
传说老子出生时就长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相传生活在春秋时期。老子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师，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史载孔子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是三清尊神之一太上老君的第十八个化身。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的《老子韩非列传》中总共记载了3个疑似是老子的人，分别是：李耳、老莱子、太史儋。至于哪一位是撰写《道德经》一书的“老子”，并未说明。史学界对于《道德经》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未有定论。中国大陆学者易中天在其讲座中认为孔子向其问礼的那个“老聃”，应该不是撰写《道德经》的作者。
- 生日：周简王六年辛巳岁，公元前580年2月15日。今生年之争，乃古书“一”字之差也。[来源请求]
- 籍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
- 周朝守藏吏，在周朝首都洛阳管理周朝的国家藏书、国家档案。
- 孔子曾向他学习礼法，在现在洛阳仍然有“孔子入周问礼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五○一年，即周敬王十九年，孔子年五十一，适周问礼于老子。而后曰：“五十知天命。”或与老子有关。
- 老子后西出函关，被关令尹喜求留，按老子本意，他是不想留任何文字的，但经不住尹喜的劝说，终于在函关住了些日子，认真总结自己的思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倒骑青牛而去。
- 末年于狄道府（今甘肃临洮）飞升。
- 又有传说老子游历到了今天的小亚细亚，同现在的基督教有一定的渊源。不过这是一种传说，缺乏历史考据。
- 《庄子》书中载有“老聃死，秦失（佚）吊之，三号而出”[3]，有人认为这是老子老死于秦国的证据。
- 《史记·卷063·老子列传》对老子的事迹已不能确定，将李耳、老莱子与太史儋并列，称老子一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
- 一说老子并没有去世，而是到了西域，并对西域人实行教化，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所上奏章中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三国志·魏书》：“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称老子携尹喜西入天竺，化为佛陀，立浮屠教。书成之后，在道教引起强烈反响，同时被佛教徒指为伪经，双方争论持续近千年。直至元代，由于全真教失势，被彻底焚毁，禁止流传。
[编辑] 主要成就
老子的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例如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部流传两千多年的《道德经》是跨时代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这部作品会被解释出不同的含义。有人曾统计，道德经是仅次于基督教《圣经》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一部作品。[来源请求]《道德经》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老子抨击当时统治者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在权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
主要著作《道德经》，也直接叫做《老子》。
思想大要
《汉书·艺文志》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西汉史学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道教中的老子
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从《列仙传》开始，把老子列为神仙，还说老子重视房中术。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成为了道教创世说的雏形。而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其道教尊称名称为“道德天尊”，俗曰“太上老君”，也是道教三清道祖之一。
历代追封追谥
唐高宗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在天宝二年，追封他庙号大圣祖，谥号玄元皇帝；天宝八载则册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载就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邓析与《邓析子》
，墨翟的《墨子》，老子弟子的《文子》，关尹喜的《关尹子》，列御寇的《列子》，杨朱的《杨子》，商鞅的《商君书》，申不害的《申子》，尸佼的《尸子》，公孙龙的《公孙龙子》，庄周的《庄子》，慎到的《慎子》，尹文的《尹文子》，荀卿的《荀子》，楚人的《鹗冠子》，纵横家的《鬼谷子》，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晏婴的《晏子春秋》，孙武的《孙子》，共计23种。其中有真有伪，伪的有部分伪作或全部伪作。所以，运用诸子史料，要注意识别真伪。
孟子所谓的四种圣人
孟子说，圣人，有四种。伯夷[3]，是“圣之清者”，也就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伊尹[4]，是“圣之任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负责的”。柳下惠[5]，是“圣之和者”，也就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善于处世。孟子说，孔夫子的处世之道，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该离开就离开，走得快快的；该呆着就呆着，呆得长长的；该隐居就隐居，决不贪图名利；该做官就做官，也不自命清高。总而言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很知道因时制宜，所以是“圣之时者”。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2：儒墨之争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3：儒道之争
前面说了，道家代表的隐士们，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兴亡的。那么，是他们认为这事不关自己的痛痒吗？不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隐士也不例外。社会状态好，他们的生活也好；社会状态不好，他们的生活也不好。怎么能不关心？怎么能说关心是不必要的？其实，他们的不关心，是认为关心也没有用，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无可救药，关心它干什么呢？
这种观点，主要是老子、庄子之前那些隐士们的。这些人是道家的先驱，我们不妨称之为“前道家”。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孔子和他们的关系，大约是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也很敬重；他们对孔子则不欣赏，也不赞成。
[1] 离坚白是中国战国时期名家的一派观点，与合同异相对，代表人物是公孙龙，离坚白即将 坚 与 白 两者相分离。其原理是：公孙龙设有物体A，该物体有B、C两个性质。如果要讨论B、C其中之一，它们这个性质是A的性质，因此A不可以从B或C中分开。但B和C两者是可以分开的。
[2] 合同异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名家的一派学说，以惠施为代表，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毕异”本为“毕同”，并无区别。
[3]伯夷为尧舜时人，炎帝第十四代孙，共工重孙，商末孤竹君之长子。伯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
[4]伊尹，生卒年不详。商初大臣。名伊，一说名挚。今洛阳人。生于伊洛流域古有莘国的空桑涧(今洛阳市嵩县莘乐沟)，奴隶出身。因为其母亲在伊水居住，以伊为氏。尹为官名，甲骨卜辞中称他为伊，金文则称为伊小臣。
[5]柳下惠（前720—前621）展氏，名获，字禽，春秋时期鲁国人，是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据说他又字“季”，所以有时也称“柳下季”。他做过鲁国大夫，后来隐遁，成为“逸民”。柳下惠被认为是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他“坐怀不乱”的故事中国历代广为传颂。所以他也有“和圣”之称。柳下惠还是中国柳姓的得姓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