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真没水平///忽悠，接着忽悠——《货币战争》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真没水平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是近期左左们自鸣得意、一阵狂喜的所谓“石破天惊”之作。不料，这恰好暴露了左左们的不学无术和毫无辨析能力，可怜这些人还懵然不知。我上次在天涯煮酒发明史文章时就指出，这不过是一篇“错得没水平”的东东，如果你当它小说来看看，倒也未尝不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比较准确地指出其错误所在评论，文后将全文转贴。不过，这篇评论尚未写得很全面，也有待继续深入。

    批判宋文，可以有两个途径：

    1.最彻底的方法，是整个地、全面地批判左派思想的根本错误所在。这可以帮助那些半懂不懂的网友，不再被类似宋鸿兵之类的人忽悠。但说来话长，今天先不谈。不过，我倒是在这里作一个预告：我近期将有新论文发表，题目暂拟为《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敬请留意。如果强国论坛不删改我的贴子，我将继续“原创首发”在深水区。今天先给各位一个提示：

    众所周知，由于某些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国内，所谓左和右的标准其实是和“国际惯例”大有偏差的，于是出现不少“假左”、“伪左”和“形左实右”的人，这些人不在我的讨论之列。我所讨论的左派包括所谓“老左派”、“新左派”和“不合格的民社/社民主义者”，这些人的确是“真左”。那什么是“真左派”和“真右派”呢？其实很简单，倾向于认为“多数人”掌握“真理”的就是真左；倾向于认为“少数人”掌握“真理”的就是真右。如果这些“多数人”是确定不变的，而且这个“真理”至少肯定是“最高的”、“最大的”，这样的真左就是民粹主义者；如果这些“少数人”是确定不变的，而且这个“真理”至少肯定是“最高的”、“最大的”，这样的真右就是精英主义者。至于所谓“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那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大可不必理会，知道他们各自对于所谓“真理拥有者”的判断差异就行。

    以此观之，很多被人视为左派，或自称左派的人，其实是右派，例如强国论坛的“数学”、“邋遢道人”和凯迪、天涯的“左派大佬”等等，不要被某些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例如“反美”（本.拉登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反美，呵呵）。相反，一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右派的人，很多方面更像一个左派；或者说，他们是不成熟的右派。对于这些不成熟的右派网友，我以后也将给予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2.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运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原理和价值观（文后的转贴即是此类），判断究竟是宋鸿兵所主张的那一套，还是现实西方社会所实践的这一套，更符合这些原理和价值观。如果判断的结果是西方实践的一套更符合，那么，除非你能整个地推翻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否则，宋文就纯属扯谈了。

    不管你是研究、学习还是批判西方政治学、经济学，首先得弄明白它究竟讲些什么东西，并且懂得如何运用它的原理和价值观来分析问题。我之所以说宋文“没有水平”，就是因为宋某对于这些原理和价值观可谓一知半解，更不懂得如何运用，并闹出不少低级笑话。本文将揭示出为何类似宋鸿兵之类的观点，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真正原因。所以，请那些看完后有异议的人，不要用不是这个体系的观点来反驳。因为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原理和价值观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谈的内容。

    一、关于金本位制的问题

    宋鸿兵无疑是大力鼓吹“金本位”的货币发行制度的，并将之称为“诚实货币”，那么，不是金本位的，例如“法定货币”，至少就是不那么“诚实”了（按逻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人民币），这是他全书的一个基调。宋的这些主张究竟对不对？这需要具备一点金融和经济学的知识。

    所谓金本位，是指以黄金（某种规定的成色下）储备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并且持币人可以用固定的兑换率随时换取等值黄金。注意，在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即兑换率），而非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就反映了它们相对于黄金的比价变化。不过，对于同样实行金本位的多个国家来说，由于其本币的单位含金量是固定的，因此相互间的汇率当然也就固定了。因此，金本位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及方便进行国际交易和结算。

    在商业银行制度下，如实行金本位制，最少的黄金储备应等值于基础货币发行量；其他货币依然由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出来。假设现在人民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是3万亿元，这些基础货币将成为银行的原始资本。按照目前10%的准备金率，理论上商业银行共可“创造”贷款3/0.1=30万亿元。由于贷款人会将这些贷款又存入银行，因此商业银行新增加的存款也是30万亿。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这些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由于存款和贷款，也即银行的债务和债权可以互相冲销，正常情况下，银行业整体上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现在国际黄金价格大致为560美元/盎司，即约15.3万元人民币/千克，因此共需黄金储备约19600吨。

    金本位制并非从来就有，而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全盛时代主要在十九世纪。究其原因，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大宗跨国贸易以几何级数增长，于是在各交易方之间，就存在一个相互结算和兑换的问题。A国的商品卖到B国，只能接受B国的货币；显然，要么B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成A国货币，要么A国的商家就必须在B国购买其他商品返销A国，后一种情况会使得商业活动成本和风险大增。其实，在工业革命前的跨国贸易中（例如丝绸之路等），跨国商人就一直乐于使用和接受黄金。当然，直接携带黄金会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因此在工业革命时代，各国出现和盛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自然结果，不是什么人拍脑袋做出来的，或是什么银行家的“阴谋”。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使得对黄金的勘探、开采、冶炼水平极大提高，这样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支撑。

    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甚至直线、指数式上升；而贵重金属的存量，则严重受限于自然资源和开采、冶炼水平。总有一天，金本位制是撑不下去的。这个时候再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只能使社会流通货币日益稀缺，交易活动难以进行，严重阻碍经济的运转。

    这一点在经过几次工业革命后尤其明显。因为工业革命不仅使得原有产品数量大幅增加，也使得新产品大量涌现，同时，一些原来不可能进行的交易活动也变得可行了。例如，没有火车、轮船之前，许多人一生连本县的范围都未曾走出过，更遑论什么“80天环游世界”了；再譬如，没有IT技术之前，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网络广告和网上购物。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量完全是一种指数式上升的趋势。

    那么，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否也随着指数式上升呢？这倒不一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因为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在制造大量的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减缓对货币总量需求的增长。例如以前异地大额付款都必须直接携带或邮寄转帐支票，光是支票的送达过程就少不了三五天；后来可以用电汇了，划帐过程可以瞬间完成，即使加上办理时间，最多一两个小时（当然，结帐时间是少不了的，但那是银行的问题，不是客户的原因）。再比如，虽然网络产业增加了大量的货币交易需求，但大部份这些需求可以通过网络支付来实现，也是瞬间完成。因为货币最终的效果要体现在其交易上，较快的流通速度，就使较少的货币总量也可以得到放大。

    但是，对货币总量需求的不断增大和可用黄金资源的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是确定无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要一定坚持金本位制度，除非准备金率可以无限下降，直至趋向于0。如果准备金率趋向于0，等于说，我用“一条金链”那么多的资本就可以发行现在中国全部的3万亿基础货币，那和不实行金本位制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更严重、更关键的问题是，金本位制下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是不可能无限下降的。这是因为：

    1.如果无限降低准备金率，也即无限提高黄金的价格，无限提高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或交换比例。但是实际上，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或交换比例）总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而且，黄金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不断下降，尽管黄金财富本身的存量不断增加）。超出了这个范围，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就发生扭曲，黄金持有人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其他商品或财富。这是否“剥削”？？？是否“公平”？？？

    2.考虑到可能发生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仅有与基础货币等值的黄金储备也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在发生银行挤提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赶到银行去将货币兑换成黄金，银行对于兑换黄金的承诺没有时间限制；但银行的贷款则绝大多数都有不同的期限，不应该，也做不到马上收回。此时，银行的债权和债务就不能冲销，必然破产。再比如出现严重的货币投机炒作情况下，多少黄金也会淘空。

    未完待续。以下为转贴：——

    忽悠，接着忽悠——《货币战争》2007-2-422:39:00

    作者：东方博客的个人首页【大中小】

    前几天看了《货币战争》前三章，不得不佩服，作者宋鸿兵把这篇小说写的很精彩，让大多数中国人看了会热血沸腾，以为自己知道了一个全天下最大的秘密，同时也不免同情一把欧美国家的普通百姓，庆幸自己出生在中国。这种情绪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身边，半个世纪前，这片土地上也洋溢着一种“解救全世界，解放资本主义被剥削着的三分之二无产阶级兄弟”。现在这种情绪已经垮过了鸭绿江，转移到朝鲜兄弟的头脑里，同时传过去的还有对我们这个曾经同一战壕战友背叛信念的鄙视与嘲讽,这点你只要看我国媒体对东欧和俄罗斯的评价就能揣测的到。

    “东亚人的智商世界第一”，当然这句话也有２.０版本――“中国人是世界智商最高的人种”，说心里话，我很喜欢听这个论点，尤其２.０版本。如果想用理论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恐怕要过一万年，如果用事实证明其错呢，那就简单得很了。听人说过，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人类做了两件最傻Ｂ的事情——文革与大跃进，挺不幸的，这两件事情碰巧都发生在中国。上面罗嗦了这么说，无非是说一句话——中国人喜欢听别人夸自己、以及批评敌人（每个人心中的敌人不同）的话。对这样的话向来来者不拒，无论真假；对于批评自己、夸奖敌人的话，就要刨根问底，吹毛求疵了。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之所以伟大，与《道德经》关系密切；《道德经》之所以不朽，我前面引述的话功不可没。至于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敢说我知道，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种意思，我相信一万年以后，也没有人能准确说中这句话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妨碍中国人对老子的崇拜，至于崇拜的原因可能有他老人家爱说过一些有哲理的话，更主要的是他说了一些大家都不清楚确切含义也永远不能清楚其含义的话。这段内容我想说明的是——中国人更崇拜那些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问题说得玄乎的人。

    《红楼梦》之所以被认为是优秀的作品，是因为每个读它的人，从中获得的感悟是不同的，这说明这个文学作品的深度。它经得起揣摩，让人探索其中。它好像是个无穷的宝藏，每个用心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或大或小的宝贝。上面是我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定义，那什么是睿智的观点呢？我认为睿智的观点最基本的前提是——它是明确而无歧义的，一定不是模棱两可的观点。当然了，这个观点也要是正确的。我们再回头看看老子的《道德经》，它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老子是不是智者呢？我不知道。我上面两段内容想说的是——对文学作品与对观点的要求是不同的。外延越丰富的文学作品可能越是好的文学作品，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作品，很难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观点（论点）不是这样，外延越大的观点越无价值。这个道理很多中国人不懂。

    在讨论《货币战争》一文前，还要提现在经济学的基础——个人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由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也是追求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这个也是我所述观点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你不认可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争辩的共同前提，争辩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下面说说《货币战争》这篇文章，对于事实陈述部分，写的精彩。由于我对这部分历史不了解，一笔带过，因为这些不是本文重点。我重点说说作者在文中所持的观点。

    关于美联储的性质，作者说了那么多血腥、神秘的事实，就是想让读者知道，美联储是多么重要、多么神秘、多么黑暗。我不知道普通美国人是否知道美联储的性质，媒体是否因为某些潜规则或敏感字符不敢向大众“揭示”美联储这个邪恶经济组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联储究竟是什么。我认为，简单的说，美联储就是——美国政府与社会各主要银行代表为了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成立的项目公司，它不参与普通社会项目的竞争。

    关于美联储货币发行方面，很明显，作者对美国的这个制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们从下面两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并与我国国有央行增发货币做个比较。

    关于如何确定增发货币，以及增发货币的数量。在用实物（如黄金等）储备作为纸币参照物时，增发的纸币参照实物（如黄金等）产量增加来确定。原理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实物（如黄金等）产量增长的速度大体一致，因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农业的发展。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实物（如黄金等）的产量增加被经济发展速度远远的抛在后面，物实物（如黄金等）作为货币参照物的时代也就此终结。现在的货币增发参照是一个非常系统复杂的过程，没有人能说清何时增发纸币、增发多少数量是最佳的，如同没有人能准确说出一个商品最合理的价格是多少一样。那么，商品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要从一个静态的点来看，商品的价格是卖家指定的；要动态的看，商品价格是买卖双发在博弈中形成的。如果你认可商品博弈后的价格比人为制定的价格更合理的话，那么你再看看两种制度关于增发货币的不同。国有央行增发货币：政府（央行）决策并执行。私有银行增发货币：政府、美联储、国会三方博弈的结果。三方面是三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个在下段阐述。

    关于两种不同的制度增发的货币所属权。国有央行增发货币是直接归政府所有。美国是增发部分归政府所有，同时，政府也多了同值得国债。国有央行制度：政府制定规则——何时增发货币，以及增发多少货币；作为利益对立面（增发货币，则货币贬值）的社会或个人没有参与决策权。美联储负责增发货币：政府多印纸币相当于增加了债务，好处就是手上可支配的钱变多了。增发货币的银行在纸币增发的情况下，原有货币贬值，债权增加。作为社会各阶层代表的国会是货币增发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从静态看，个人及社会其他经济组织由于货币增发导致原有货币贬值，如果从长期看，如果经济向好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其他经济组织长期也可能是货币增发受益者。政府、美联储、国会几乎囊括了所有货币增发而受益或受害的利益相关者。一项政策，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博弈制定，一定比单方制定规则，要有利的多。因为均衡的利益分配是最易长久保持的。

    关于美国政府永远还不清所欠银行（美联储）债务的问题。货币战争的作者在这点上，很明显同情美国的纳税人，同时也为自己出生在中国而暗爽了一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支出都要靠税收＋国债，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无非是或者税收多点、国债少点；或者税收少点、国债多点。没什么本质区别。我国的国债是通过央行——﹥国有商业银行——﹥社会上；美国是美联储——﹥社会上。如果你认为美国纳税人可以选择不向美联储借钱，那样可以剩下很多的利息，那你就短视了。我们换个角度看，假设每个人都多交点税，让这些钱大于等于政府的支出，那么总有一笔钱存在政府的小金库里，政府要挑选人员来处理这部分资产，否则它在贬值，处置的过程还难免有争议，因为钱是纳税人的，你万一把钱搞少了或搞丢了，怎么向纳税人交待。所以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是税收+国债，宁愿政府借钱花，也不给政府留余钱。美国政府给美联储的国债利息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是美联储决定的了得（国债挂牌上市）。我国国债是政府自己制定的。这点就不多说了。

    就写这么多了，大多是想到哪就写哪，乱七八糟的，大家能看懂我的观点就好。我佩服那些能用最简单，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话，把问题说清楚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虽然我还做不到这点。可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能说出最深奥的话，最歧义的话，让人永远无法证明其观点错误的话，这种人是最具智慧的。所以中国人才觉得《周易》伟大，究竟伟大在哪里，就是因为它让人永远看不懂，说不清。个人觉得这种观点无限外延的话没有意义。

    最后说一下我的核心观点：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要让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要有代表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否则，一定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一方收益，另外的人不可避免的成为这个游戏的受害者。不要奢望某人能代表所有的游戏参与者的利益来制定游戏规则——

    上篇最后的表述可能不够清晰和准确，但贴了一整天，没有见到有何左左和宋鸿冰的fans能够发现和指出这个问题，全是空洞无物的大话，可见他们的水平不是一般的次。这里先更正如下：

    由于黄金存量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交易量和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如一定坚持金本位的货币发行制度，只有两种方法：

    1.维持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不断人为提高黄金与货币的比价（或兑换率），但这势必使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的歪曲，从而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平，也将严重损害价格体系的健康和经济活动的效率；

    2.维持黄金与货币的比价不变，不断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但这势必不断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危及金融体系以至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这两种方法的可行性都非常有限，金本位制肯定不能长期维持。金本位制的建立、兴旺和衰落，都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什么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更不是银行家的“阴谋”。

    至于白银，尽管它的存量比黄金多得多，但相应地，单位价格也低得多。同时，白银表面会氧化变成灰色，这一点上它更是远远不如黄金。因此“银本位制”也不可行。贵重金属以外的其他商品，更不具备单位价值高、易保存、易携带和接受程度广等特征，因此更不能成为货币发行依据。

    明确了这些问题，下面继续：

    二、发行货币者应该是谁？

    左左们和宋鸿兵之流不假思索地认为，当然应该是政府或者国会，因为他们才能有资格代表“全民利益”。所以，宋某才在文章中，不厌其烦地花了大段大段的文字“证明”美联储是个“私人公司”。可笑的是，宋某还真以为自己发行了天大的秘密，还真以为全美国、全世界的人都不如自己清醒和聪明，好不得意。

    很遗憾，恰恰相反，在西方社会，由“私人公司”发行货币不仅不被认为有何不妥，而且是常例；由国有性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反而是少数。看到发钞银行是非政府机构就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人才是彻头彻尾的无知无畏。例如香港，现有的三家发钞银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都不是香港政府或立法会直接拥有或控制的银行。其中原因，在我上次转贴的文章中已经有所说明：这就是单独定价和多方博弈的区别。西方社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多方博弈当然比单独定价更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不管这个单独定价者自称掌握了多么“科学”的方法，能“准确”计算出需要发行多少货币云云；也不管他的身份是谁，哪怕它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议会，都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权。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多方博弈的货币发行方法不仅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理，也符合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和价值观。西方政治思想为什么主张三权分立？正是因为，它对于政府、议会和法院，与及任何其他方面，都不能绝对信任，哪怕它们已经很“民主”了，所以才要“分权”、“制衡”。货币发行是一种很基础性的、关系全局的制度，而政府已经有行政权，议会已经有立法权，如果政府或议会的任一方再单独掌握了发钞权（甚至联合掌握也不行），在西方政治思想认为，它都是拥有了很可能危及公众利益或其他方面利益的过份大的权力，因而是不容许的。反面的例子？四十年代末的金圆券就是典型。滥发钞票掠夺财富补充军费，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使国民党政府在工商业阶层的支持者也丧失殆尽，这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或议会可以随意印钞票自己花，它就能通过增发货币来轻易偿还自身的债务和获取财富，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请注意：不仅直接向政府或议会借贷的公司是债权人，所有持币人都是债权人。

    因此，政府通过向私人公司借贷发行货币，政府的借贷须经过议会的审核和约束，当然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多方博弈和分权制衡的方法。这样的货币发行方案才能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

    三、发行货币应以何为依据？

    金本位制下是以黄金储备为依据。金本位制衰落后，就必须寻找新的依据。其原理，就是将货币发行量和某项社会财富的数量对应，金本位对应的是黄金，其他制度对应的是其他财富。左左们和宋鸿兵之流由于思想和见识的太低，只知道“物质财富”（例如黄金、石油等）是财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非物质财富”，而且“非物质财富”将越来越成为世界财富的主要构成（尽管左左们好象很鄙视“物质”，很强调“精神”）。

    什么是“非物质财富”？例如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商标等等都是。“品牌”也是一项非物质财富，而且比物质财富的价值可能大得多。所以，质量差不多的衣服，名牌的要三千元，普通牌子的只要三百元，因此品牌的价值就是2700元/件。同样，国债和税收是非物质财富，某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该国政府的信用也是非物质财富。一般地，物质财富的价值比较稳定，但它本身不易生成；非物质财富的价值不太稳定（例如某个品牌的口碑可以毁于一旦），但容易生成。明白了这些，再比较美国和他国的货币发行依据，会发现很有意思：

    美国，货币发行量对应联邦政府的债务，而联邦政府的债务又以它的税收为抵押。这里，联邦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对应于美国的经济前景，偿还债务的意愿对应于联邦政府的信用，都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或不够稳定的。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债务有其税收为抵押，而税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因此对于联邦政府的直接债权人－－美联储来说，它的利益就变得比较有保证；从而使联邦政府的间接债权人，即所有持有、使用美元的美国人和非美国人，他们的利益也变得比较有保证。

    说到这里，左左们、宋鸿兵们开始嚷嚷了：以税收为抵押，就是让美国人民头上永远套下枷锁，永远有还不完的债务，永远给银行家打工我倒是要问一下：那么你认为，政府借债是否也要抵押？如果你认为不需要，不好意思，那只是你自己的观点，不是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你向银行贷款买楼，实质上也是以自己的未来收入为抵押，也是给银行家打工。由于你的收入和信用远不如政府稳定，所以银行为了控制自己的风险，规定若干时间不能还贷就要收楼。政府借债也要抵押，正是体现了任何公共机构和个人权利平等的精神；政府借债不要抵押，这个政府就是搞特殊化的政府。既然要抵押，那么用税收作抵押就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这是用钱抵押钱，没有歧义和争执；如果以国有资产为抵押，就会出现国有资产定价的问题，是否能作抵押的问题，与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何况西方国家以私人经济为主，没有那么多“国有资产”可抵押。

    任何国家的货币发行，不是向私人机构借贷，就是向全体公众借贷。钞票通俗一点说就是借条，专业一点说就是持币人的权利（债权）凭证。借贷方当然有义务保证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政府是发钞人，那么它就必须保证货币可以按其面值购买到同价格的商品（即还贷），并保证持币人的权利不贬值。如果某个政府的货币发行（借贷）不需要任何抵押（例如税收），甚至不知道它究竟依据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的价值就完全只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前景和政府信用，是100%非物质化的－－比美元更加非物质化得多，因而也更不稳定得多，就是比美元更加“白条”的“白条”。当然，如果你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府很有信心，那也随你。

    四、所谓银行家制造经济危机、发动战争和操纵政局

    这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左左们的陈词滥调，宋鸿兵不过是换了新颖一点的方式再唠叨一遍而已。

    对于经济危机和动荡的成因，如果你对非物质财富的特点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那就好办得多。这就是非物质财富不稳定性的一种表现。这种不稳定性，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虚拟经济”－－当然，“虚拟”之说是偏激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信用就是非物质财富，因此市场经济的基础是非物质财富，即使在金本位制下依然如此；而信用的实现必须依赖能力和意愿两方面。

    所谓银行家操纵借贷规模来制造经济繁荣和危机周期的说法完全是拍脑袋的无稽之谈和凭空想象。因为任何银行家的借贷都必须有抵押，不抵押，难道他们学雷锋不成？因此，借贷人的抵押物，就成为货币发行的依据（这里是发行“创造货币”，不是“基础货币”，这和政府抵押税收借贷发行基础货币道理相同）。

    借贷人为什么有足够的资产可以抵押？因为在经济上升周期，这些资产的价值和获利能力也在上升，借贷人的还贷能力也有保证。于是，借贷人将资产抵押于银行获得贷款，将贷款存入银行成为存款，银行又可生成新的贷款，这样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越来越多；反之，在经济下降周期，资产的价值和获利能力也在下降，借贷人的还贷能力随之下降，银行因而可以实现的借贷减少，社会流通货币也就越来越少。这就是信贷规模周期性扩张和缩小的原因。一般地，从长期和大范围来看，在法律完备和信用良好的市场经济下，信贷规模和社会财富总量有某种程度的比例对应关系。银行家之所以在经济繁荣的顶峰和经济萧条的谷底开始收缩/扩张信贷，是因为他们具备这种专业知识和经验，知道这个比例的上下限，知道是否已经出现超越上下限的情形。如果不这样做，任由“泡沫”和“负泡沫”（即萧条）持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齐玩完。

    非物质财富的不稳定性是会导致价格的大幅起落的。例如，某人用了一个牌子的手机，觉得很好，到处跟人说，这个牌子的手机行情就会看涨；觉得不好，到处跟人说，行情就会看跌。非物质财富的定价依赖于市场评价，而这个市场评价可以无限创造、毁灭和叠加，因此它的价格涨跌就存在某种正反馈的过程，这是它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由股票、房产的价格波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相应地，物质财富不可能无限创造、毁灭和叠加，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都有一个饱和点，因而物质财富的价格涨跌存在某种负反馈因素，这是它的价格比较稳定的主要原因。

    非物质财富的不稳定性并非完全有害。正是这种较大的伸缩性，使得它可以成为吸纳和置换货币的有效手段，从而促进货币的流通和循环，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如何利用它有利的一面，防止其不利的一面，正是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并且已经取得相当成效。

    银行家发动战争？甚至发动世界大战？白痴之谈。

    如果银行家真的喜欢战争，他们也只会喜欢那些结果可以预期和控制的战争。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不可预期更不可控制的，什么时候发生革命，银行家会血本无归；或者干脆哪次骚乱和暴动，将银行家拿去毙了也不一定，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最普通的情况下，不可预期和不可控制的战争也会令银行家投机失败，严重亏损。

    如果说银行家的借贷推动了世界大战，要谴责银行家；那么那些狂热的、极端的民众同样推动了世界大战，同样要谴责这些民众。战争是人类暴力倾向的遗传和体现，没有银行家的时候，战争打得更残酷得多－－古代不知有多少民族被集体屠杀和灭绝；一次长平之战，就有四十万赵国战俘被坑杀。

    现代战争的残酷之所以被极度渲染，是因为技术能力的提高：一个炮弹打下来，即刻血肉横飞，残肢散落在草地上，挂在树上。因此在旁观者看来，的确非常恐怖，这种恐怖情绪也通过各种媒体迅速和广泛地传播。但在当事者来说，没一个人能知道他的感觉如何。因为人的神经传导的最小时间也要0.1秒，而炮弹爆炸的时间远小于0.1秒，也就是说，当他能感觉到疼痛之前，就已经升了天。相对地，古代战争要杀一个人，往往要砍十几刀，留尽最后一滴血，慢慢抽搐而死。哪个死亡者更痛苦，真是天晓得。

    银行家操纵政局？任意决定自己的代理人当总统、总理、议员？

    更加无稽。银行家的确对政策和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当然比普通工商业资本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它更重要，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如果它的影响力比普通工商业小，那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一定要将“影响”说成是“操纵”、“控制”、“决定”的话，请自便。

    五、宋鸿兵的其他低级笑话

    1.所谓美国总统的死亡率远高于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士兵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道MBA逻辑考题：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招兵广告上说，海军陆战队的死亡率远低于纽约市民的死亡率。这个考题的荒谬性在于，将参军的年轻人和普通市民中的老年人的死亡率混为一谈。同样，宋某也是将诺曼底登陆士兵的执行任务时间（几天到十几天）和美国总统的在职时间（一任4年，实际数月至数年不等）混为一谈。条件不同则不可比较，宋鸿兵连这最简单的道理也不懂，甚至自作聪明地在书中喋喋不休了好几次。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地方是，普通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这就使得对美国总统、议员的保安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在十九世纪更是如此。一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敌甚至仇家，到底是谁指使刺杀了这些总统和议员，宋某不经过严密论证就统统归到银行家头上，所以，宋的文章只能是一篇拙劣的小说。

    退一步说，假定这些总统和议员的确是被银行家指使刺杀的，当然，这些银行家必须谴责和惩处。但比起那些独裁者们还是要好得多。因为银行家只是杀了几个上流社会的人，对基层民众没有什么影响；独裁者为害的何止千千万万。

    2.究竟谁应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

    宋鸿兵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罗斯切尔斯家族的内森如何通过滑铁卢之战大发横财，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的“凯旋门”的故事。按宋某的口气，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他不应该赢。

    如果内森不该赢，那谁该赢？难道是那些碌碌无为、贪婪又恐惧的跟风者、投机者？事实上，内森的操作是有极大的风险的。只要当时英国国债市场上有另外一个有实力的投资者获得了战争的准确信息，内森抛售债券就会赔个精光。要是平时倒也罢了，滑铁卢之战如此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有实力的投资者远不止内森，想到就可以做到）派出专门的人打探和报告消息，不怪他们自己能怪谁？？？

    如果说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他使用了规则以外的不正当手法获利。例如，他故意跟人说威灵顿公爵战败了，这就是散布谣言。但内森及其助手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抛售，而抛售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行为；是跟风投机者们自己将这种抛售行为理解为英国战败。其实只要他们稍微理智和镇定一点，就会想到，当时反法联盟的总体实力和总兵力都比法国强得多，威灵顿和他的英军也不是无能之辈（威灵顿曾在西班牙让法军吃了很大的苦头，不少法国将领都害怕他），即使战败，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即使在滑铁卢一败涂地，说反法联盟就此失败也为时尚早。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抛售公债，至少不会急于在那么低的价位（5%)还要不顾一切地抛售，内森的“凯旋门”也就不会那么高大，那么轻松－－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内森尽自己的能力做了情报搜集工作，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孤注一掷地抛售。他赢得有道理。

    以上仅举两点足矣。全书的荒谬之处远不止此。宋鸿兵很喜欢在每章开篇，大量引用某些西方政要抨击银行家和金融制度、政策的言论。其实，这些制度和政策能被议会通过，政府采纳，自然正面评价和支持的声音会多得多。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可以将这些正反意见都公诸于众，让人们自己判断。当然，断章取义，只剪裁对自己有利的资料，也是左左们和宋鸿兵们一贯煽情和骗人的把式。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初看到的一篇文章：

    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国考察了一圈，对西方国家的成就和优点只字不谈，通篇描写一个在街边流浪乞讨的人（其实是街头卖艺者），如此这般的感想感叹一番。当然，这个知识分子很好地交了“功课”，但这种用高倍显微镜放大西方社会“阴暗面”的手法，恐怕在他自己的内心都要呕吐不已。

    最后重复一次本文的中心：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是一篇精彩、煽情但拙劣的小说；宋的主张，仅用已有的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和价值观就可以否定；不是说西方现有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没有问题，不需要改善，但它们至少比宋的主张更加大大地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共识。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的确存在风险和挑战。但要防范这些风险，应对这些挑战，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学习国家先进的思想，引进国际先进的制度，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优秀的分析师和能干的操盘手，并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情报网络和反应机制。总之，就是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立足于“打老虎”，敢打“真老虎”，而不要学那邋遢道人，对“国家资本大鳄”害怕得要命，以一个农业社会的土财主思维就想“避老虎”、“防老虎”－－再次友情提示：强国论坛的数学、邋遢道人和凯迪、天涯的左派大佬等人都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右派，而且是“老右”。

相关以及评论 胡祖六：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于近200余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令人惊叹。

    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贯古今，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相信很少有人能创作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并宣称能够成功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该书的欣赏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货币战争》一书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

    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亚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缪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体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monetaryfinancingofbudget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作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从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以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12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of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力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员，占FOMC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FOMC主席。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如果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这一点上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余年后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货币战争》一书对此却悻悻写道，“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100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