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永定门重建的感慨

点击：1154  回复：34 作者：京斌  发表日期：2006-8-22 12:30:00         
　　 现在搬到南城居住，经常走过南中轴路，每当看到新建的永定门城楼时，既有对新城楼的喜悦，又有对新城楼不伦不类的遗憾。永定门原是外城最大的城门，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城楼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五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0.50米；楼连台通高26米。箭楼为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2.8米，进深一间6.70米，高8米，连城台通高15.85米；南、东、西三面各辟箭窗二层，南面每层七孔，东西每层3孔。箭楼和城门楼之间的瓮城呈方形，两外角为圆弧形，东西宽42米，南北长36米，瓮城墙顶宽6米。整体看起来十分雄伟。而新建的永定门由于二环路的存在，箭楼和瓮城都不能建了，只一个门楼，在宽大的二环路边，显得渺小，远没有了原城楼整体的气派。
　　 我记得小的时候，北京的古城保存得还很完整。因为主要在内城活动，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跃进前后拆除西直门，当时不懂什么保护文物，虽然觉得很可惜，但同时又有一种砸烂旧世界的兴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北京城市的改造和建设，砸烂旧世界的兴奋是越来越远去了，逐渐生成和增长却是对北京旧城的眷恋。尤其是看到一些单位借危旧房改造之机大肆破坏老北京城风貌，总是恨恨不已。前年看到建设报刊登的一篇介绍西直门的文章和一祯照片，还特意留了起来。
　　 　　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就容不下八百年的北京古城？答案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政治诉求，文化大革命以后是经济利益驱使。
　　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文章的介绍，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京拆掉古城门的历史再回顾一下，尽管长了一些，但是值得一读。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梁思成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及保护文物之用。其中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新中国成立后，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在制定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时，就提出了在五棵松建立中央行政中心的设想。
　　 　　当时对政府工作和决定影响巨大的苏联专家们更愿意在北京看到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扩建广场，以备群众游行所用。而梁思成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是不经济的， “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
　　1949年10月，曾参与过上海都市建设计划和南京行政中心区规划的留英学者陈占祥到达北京，成为梁思成的工作助手。陈占祥赞成梁思成的设计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计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现北京西客站地区）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修正了自己的在五棵松“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 最后结果是梁思成、陈占祥陷入孤立，被一些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梁思成，与众多的委员就拆除天安门旁边两侧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提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拆除的理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妨碍了交通和妨碍游行队伍。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根据大会程序委员集体表决结果被拆除。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即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代称。原东西三座门在长安左、右门两侧，1950年拆除）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有关部门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梁思成保护位于中轴线上天安门城楼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建议被认为是“影响人民利益与首都建设”。
　　 　　1953年5月，北京市政府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将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四、西四和帝王庙前的牌楼拆除，理由也是改善交通。5月9日，中央批复同意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争论得非常激烈。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当年的一位见证者回忆说，吴晗在会议上批评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11月，北京市政府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指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还妨碍了交通限制首都的发展，因此，应该拆除城墙，墙砖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者铺设马路。”梁思成建议：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每座城门两边打开一个门，供车辆通行，但建议被拒绝。
　　 　　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被拆掉，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碍交通”。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 在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1965年7月1日，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彻底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民工程设施上。
　　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改造轰轰隆隆，北京的大拆大改再一次引发了对古城风貌保护的争论。这一次就不是一个梁思成的抗争，而是一大批专家的反对。特别是1990年以后，由于历史文化保护观念的日益提高，社会各界对旧城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批评日益严厉。请看以下报道：
　　1994年8月到1996年5月，周干峙、吴良镛、张开济等专家，以及罗哲文等全国政协委员多次以联合提案或联名上书的方式，指出允许港商在靠近天安门的王府井东口兴建东方广场，将极大地破坏北京这一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建议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应依法办事，按照总体规划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
　　　　1998年3月，刘西拉等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向九届政协递交联署提案，呼吁国家要严格控制北京旧城区，特别是最敏感最精华的旧城中心区的改造，并建议停止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旧城大规模拆迁重建。
　　　1998年4月到7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市政协等分别召开平安大街研讨会，不少专家对北京旧城改造提出质疑，强烈要求“审慎对待旧城改造”。
　　　　1998年3月9日舒乙撰文《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文中指出：北京原来是平的，是一个大“饼铛”，现在成了一个大“铁锅，而且里面长满了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特征；随着胡同和四合院更大规模地被铲平，世界文化古都北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4月，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舒乙力陈：“就跟当年拆城墙一样，现在北京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1998年5月17日侯仁之、梁从诫、吴良镛、舒乙、罗哲文、郑孝燮等专家联名给北京市领导写信，呼吁保护一座位于平安大街南侧150米远，具有400年历史，并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体的美术馆后街22号小四合院。他们指出：“小院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个典型，对如何保护北京古城风貌具有举一反三的启示作用；事关大局，望慎重对待。”
　　社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加大了人们对古城的保护意识，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古城保护的具体措施。北京市文物局制定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规划和最新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不再把重点都放在那些标志性文物建筑的单体保护上，而要在保留古都风韵和格局上下功夫，“整体保护”。整个规划将保护划分为三个层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名城的整体保护。整体保护的思路将具体体现为对历史水系、传统中轴线、皇城、旧城“凸”字形城廓、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建筑色彩、古树名木等十个方面内容的保护，规划在已确定的北京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础上，又确定了第二批1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在共计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有30片位于北京旧城，总占地面积约1278公顷，占旧城总面积的21％；加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为2617公顷，约占旧城总面积的42％。
　　 梁思成曾对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 “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历史终于应验了梁思成的预言，北京的古城保护终于有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和结果，只是这是以一个过于沉重的历史代价才得到的。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经济建设中的不同见解决不能与政治挂钩，更不能以势压人。只有允许不同意见的阐述、争论，决策机构才能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增加正确决策的比率。
　　但愿北京古城门拆除的历史教训永远不不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