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氛到了8号达到了顶点，上午10点纪念周总理逝世3周年追悼大会就在招待所铁门前举行，已经昏迷的十几个绝食知青躺在铁门内，大会一开始，大家一起唱国际歌，声音惊天动地，因为那不是唱，那是在哭，人群在哽咽中释放着悲壮，地面上承载着惨烈，空气中弥漫着凄凉，知青们在这一刻，想哭诉的绝望和失望以及委屈实在太多太多。
与此同时西双版纳的知青已经在执行丁惠民1月1日下达的复工命令，丁惠民也正在沿途各地领导的迎送之中，构思着给王震副总理写一份认罪书。孟定知青的绝食行动，得到了中央高度的重视和关怀。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赵凡火速前往处理。那时,交通条件很差,正在云南景洪农场调查研究的赵凡带领工作组立即乘坐军用吉普车，即于当晚8时星夜急弛了一个通夜和白天赶到孟定，农场气氛高度紧张,干部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理才好。赵凡劝慰大家:“知青不可怕,你们不要紧张。知青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做工作。我有四个孩子也是知青,两个在山西,两个在甘肃。” 赵凡当晚住在35513部队招待所。
第二天，赵凡先生不听农场和地方当局的一再劝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孟定农场场部，1月10日对于孟定农场知青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16点在农场招待所铁门前，赵凡与二千余知青见面，这一位革命前辈，先是赞赏了孟定的山和水，接着话题一转；“孟定比我们当年的南泥湾条件好的多了，希望知青们把边疆建设好，华主席、邓副主席和王震副总理对你们都抱以极大的期望”。
知青们一听还要扎根边疆，那种绝望和失望以及委屈的情绪难以抑制的再次爆发了，全体知青齐刷刷的跪了下去，8号上午那种悲壮那种凄凉的惊天动地的哭声又一次再现，赵凡亦怅然泪下，赵凡后来回忆：我去了以后啊，他摆开了场面，一个大操场上，都集合到那里。见了面时不说话，他第一个安排的就痛哭。大声痛哭，一起痛哭，一个广场里边没有话说，就呜呜呜，就是那么哭。我呢这个4个孩子。3个女儿，一个儿子， 4个孩子都是知青，在山西农村里插队。这样一看知青，我也掉泪。他一看我，一听，可找到一个看看我们的，知青有希望了，有点盼望了。这中央派来的，是这种人。那我们的困难还能解决。
在20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随后,他开诚布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要求返城,这是件大事。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啊!”会见结束时赵凡像父亲疼爱孩子般的表示了对知青们同情：个人基本同意知青们的返城要求，但要求知青们给政府协调的时间。
南定河畔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这一种脸浃还流淌着泪水，早已哭的红肿的双眼，却瞬间变幻成发自心田的笑逐颜开，非亲历者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历史对于错误的纠正常常会以过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好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
1月11日，赵凡听取了中央和省、市调查工作组成员的汇报；当晚和12日凌晨，和孟定农场干部会谈，于12日返回西双版纳；紧接着就在景洪主持了13日和14日两天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赵凡就说：“这次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办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作为调查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抗战时打鬼子就是了，现在软的、硬的都不行。党中央文件，从来都是欢迎的，惟有这一次不行……今天看是有具体问题，知青探亲，困难很多，社会遭遇难应付，又没有钱。他们谈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岁，我62了，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煸动起来的。（见《忆征程》215页）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自云南边疆国营农场的前兵团战士们，开始绝食罢工以来，第一个政府官员为知青们流下的同情的热泪。赵凡说：“而全国农场有知青160万，过去我是稳定的看法，这一次改变了。”云南农场的知青大多数来自四川和上海，这两地的党委政府是否同意知青回城，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赵凡：“可是上海一听说知青在中央这儿逼着要返城，就害怕得不得了，说我上海是个大城市，我的人口最多，我的知青也最多，现在城里还乱得一塌糊涂，刚刚喘过气来，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我们（知青）放回来，放回来我可没有饭吃，可弄不了。”
赵凡：“我们就把情况，告诉四川省委。他就知道这个问题你不能交给中央，你不能一下子就回来，你不能叫他不准回来，还要出问题。他就说了话，四川的知青，我们四川负责，等我们做好准备工作，给我们送回来，我们接收，安排工作。满打满承，全包了，这样以后啊，上海就受到启发了，说人家四川做得漂亮啊，这上海的转变、北京的转变都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什么事都得有个带头。”
赵凡谦虚的，反复强调是中央和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赵凡：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当时,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并向上海方面作了通报。上海市委顾虑较多,因为这几年他们已先后批准在各地上山下乡的三十万知青返回上海,待批的还有八十万人。大家担心大批知青像潮水一样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做工作,上海方面最终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同意按中央调查组的意见办理。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看过很多书，都认为孟定知青的毅然绝食终结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倒认为这其中有很多天时地利的因素：首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提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另外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大批务实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全国全党正在大张旗鼓的拨乱反正，反对“二个凡是”，纠正冤假错案。国际关系方面：1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2月17日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云南也是主要战场。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批评上山下乡运动为；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毫无疑问，没有小平同志的这个“四不满意”的结论，上山下乡运动不知道还会延续多少年。
回顾云南农垦知青大规模罢工、上访、卧轨、绝食,闹得沸沸扬扬,这在农垦历史上是从未出现的事情。关键时刻,赵凡临危受命,圆满地平息了这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敏感事件,各方都比较满意,他的心境也稍稍宽慰。但是,云南农垦部门有些领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认为知青闹事性质严重,属于坏人闹事,背后有黑手,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反映,主张抓坏头头,严加惩办。赵凡等人只好耐心、细致地给他们做工作,明确指出:“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绝不是坏人闹事,不能当成闹动乱,抓坏头头。如果那样,肯定处理不好,而且添新乱子。我们必须用疏导的办法。”
他还告诫大家:“只有理解知青的心情,才能处理好知青问题,要知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一番话说得在座的人心服口服,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也同意赵凡的观点。两人就云南农垦知青罢工问题的调查处理达成了共识,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表示意见一致,中央很是满意,农场知青也深受教育。
由此可见赵凡这位良知老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仅仅几个月，在1979年关键时刻起到了一言定乾坤的作用，因为他心中想着老百姓，想着咱知青的命运，因此，他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一座丰碑。准确的说，赵凡才是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终结者。而孟定农场只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地。
5万云南知青在狂喜之中纷纷回城，一年之后，据说留下来的知青只有370人。云南知青回城的消息鼓舞了全国各地的知青们，黑龙江、江西、浙江等地的国营农场的知青先后回城。
1979年春节前后，就在赵凡积极协调上海，四川、云南各方解决返城要求之时，丁惠民等3人写给王震副总理一份认错书被各大报纸登载，丁惠民表示以扎根边疆的实际行动来悔过，由此可见，要想一下子解决所有知青问题也确实难为了国家。难怪上海方面仍然严词拒绝农场上海知青返沪达一年之余。
丁惠民扎根边疆的实际行动在全体知青返城以后，在王震副总理和主流媒体的热情鼓励下仅仅坚持了一年多。
我于1979年1月25日，大年三十晚16点35分回到上海，与前面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随身携带着户口迁移手续，走出拥挤而繁华的老北站，看到了宝山路上行驶的18路电车，想起了1970年5月12日从这里出发的情景，期间的多少沧桑经历，瞬间踊上心头，感觉真是恍如隔世，今天又回到了原点，——人生原来就是一个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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