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山国际是贵族小学嘛:读戴季陶《日本论》 李建军

        《日本论》目录        　　胡汉民序 　　一 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二 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三 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四 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五 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六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七 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八 封建时代“町人”和“百性”的品性 　　九 “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十 “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十一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十二 现代统治阶级形式成的观点 　　十三 政党的产生 　　十四 板垣退助 　　十五 国家主义的日本与军国主义的日本 　　十六 军国主义的实质 　　十七 中日国际关系与日本的南进北进政策 　　十八 桂太郎 　　十九 秋山真之 　　二十 昨天的田中大将 　　二十一 今天的田中大将 　　二十二 信仰的真实性 　　二十三 好美的国民 　　二十四 尚武、平和与良性生活        日本与我们一衣带水。但是，对于这个近邻，对于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到底有多少了解？相反，自古至今，日本人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来没有松懈过。有时，与日本的朋友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我们倒常常为自己的眼界狭窄与见识短浅而羞愧，而感到可耻！正如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有如此真切的认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尚且如此之不足，更遑论对于日本了。戴季陶曾说过，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意识惯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日本的研究更谈不上充分，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为了改变国人当时对于日本研究的这种意识惯性，戴季陶劝中国人“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所以，这部1928年写成的《日本论》实在是戴季陶十多年研究日本的心得。 　　同时，戴季陶指出，“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更深一层，戴季陶指出研究日本的正确态度，他说：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由于研究历史的关系，我读过不少有关日本历史的书。但是，没有一部书能像戴季陶的《日本论》这样既有骨架又有血肉的，这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是一部了解日本的最好的著作；对于研究者来讲，她是一本认识日本的入门书，而且是一本不可跨越的入门书。这就是这本书所具有的恒久价值所在。 　　一 　　如果从日本的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他和南洋土藩差不多。读戴季陶的《日本论》，我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日本的本土文化神道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戴季陶指出，观察日本，应当十分注意的一点，是日本接受外来文明的方式。因为，像日本这样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岛国，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其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然而，每当日本借助外来文明发展起来以后，日本本土的神道总会沉渣泛起。戴季陶指出，文明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如中古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占了优势，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了，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形成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同时，日本文化要求独立的思想也增加了，于是神权学说又重新兴起。 　　日本文明起源较晚，现在仍然残存的神道就是日本文明的早期形式，它具有浓厚的宗法家族色彩。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日本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学来的。从制度上看来，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统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时代的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实在是得益于儒家“仁爱观念”、“天下观念”和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的结果，日本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近代亦然，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 　　但是，日本在接受外来文明到某个阶段之后，总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弹，本土的神道观念总会出来发生作用，这也使日本接下来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武家时代，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服了儒家与佛教思想，王道的政治理论胜不过霸道的武力。同样，我们也会看到，明治维新以后，在国家观念上，日本的神权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的民权思想并没有在政治层面取得彻底的胜利。同时，戴季陶认为：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藩，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质，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与德法相比。在东方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所以，戴季陶说，“日本的固有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但是，“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废的气象。当然，对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戴季陶认为，日本回归本民族传统的这种自尊心，推而广之，明治维新时期，如果没有与“开国”并行的“攘夷”这种义和团精神，决不能造成日本独立的文化。 　　佛教本来是一种极消极避世的宗教，但是到了日本以后，佛教却顺着封建时代的人心，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这也体现了当时日本民族的进取心，因为，“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异的”。 　　戴季陶的《日本论》确实写得很平和，让读它的人不会血脉贲张。但是，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日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日本。 　　二 　　一个蓬蓬勃勃的民族是不会产生“思想上闭关自守”与“智识上的义和团”的。但是，任何的封闭与开放都是相对的，日本也不例外。近代以来，日本神道合一的政体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并且他也最终会走向一个死胡同，这就直接导致了日本走向现代国家过程的艰难曲折。 　　戴季陶指出，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行的是佛教，其实日本统治阶级的宗教，却是神道。神道对于日本人的国家观念的影响至深且巨！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道的信仰里产生出来的。并且，这种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起源”，“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氏族思想而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并且，这种观念，深入普通日本国民的心灵，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戴季陶引用笕克彦博士的话对此作进一步地说明： 　　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惟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 　　当然，在这里，戴季陶并不是为日本的这种神权的国家观辩护，而只是说明神道之于日本国体的重要性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戴季陶指出了基于神道国体的危险性：“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统治者阶级”，“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近代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片面的，他有选择地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却没有充分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表现为社会的发展与制度建设的不平衡。对此，戴季陶有清楚的说明：“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 　　戴季陶进而指出：“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讨幕的模范。”“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有效地建立现代政党政治，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是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的，而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自古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奴性，决不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得了，这样就为少数政客提供了政治投机的机会。所以，日本初期的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并且“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也一样相互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的发生的。因此，日本的政党并不具备现代民主政党的自由主义与普遍代表性质。 　　当然，当时的日本不是没有进行过向现代政党政治过渡的努力，板垣退助就是进行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之前，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就要联合后藤、副岛、江藤倡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武士在举兵屡败的情况下，受板垣退助的影响，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是，日本当时的政党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均不完备的情况下，不能够真正独立，也没有执掌政权的能力，而只是依靠政权与财权讨生活，为日本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所左右。日本政党的转换，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一步一步被军阀同化。反乎这一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就是自己知难而退。因此，导致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于日本，法国多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陆军大将桂太郎虽然舍弃军事地位也做过政党政治的努力，但是却也以失败告终。 　　没有现代政党政治，君主立宪下的议会民主制始终不能走上轨道。 　　三 　　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本体的探求，这应该有利于与现代西方主流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接轨。但是，看了戴季陶的《日本论》，我的这一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戴季陶指出，一个人的生活，是不能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尤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是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 　　　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及至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并且，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祷、牧师的说教里看到的，而是从社会生活的种种“相”上得来的。 　　“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归因于“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具备”这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戴季陶屡次提到“力量”、“动力”、“能力”和“信力”等这类与“力”有关的名词，这显然与他探讨问题的出发点有关。在该书的开篇，戴季陶就明确地说，他十多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他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 　　在“日本人与日本文明”部分，戴季陶指出了“外力”与“内力”的关系问题。他说：“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 　　但是，即便如此，“内力”的养成与作用也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戴季陶又指出：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表示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 　　没有对于本体的追求，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只能盲目地摸索。戴季陶认为，在信仰的热切与真实方面，中国人是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反观自己，中国人只有“打算”，没有真正的信仰，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拼着必死的决心炸沉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抛却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任何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 　　戴季陶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甚深，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他最后也是自杀身亡的。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