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鹿鼎记韩栋版建宁结局: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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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1]
林毅夫
摘要：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刚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时，结构主义的观点占主流，认为经济结构外生决定，强调市场失灵及政府在改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到了19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
Abstract：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ssence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hen development economics became a distinct discipline after World War II, theories of structuralism prevailed and economic structure was assumed to be exogenous. At that time, structuralism focused on the prevalence of market failures and the role of state in chang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ist policy of state-led industrial upgrading failed in almost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the late 1970s, the dominant view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hich eventually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shifted to stress the frequent government failures and to promote lopsidedly the efficacy of free market in adva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view also neglected the issu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t proposes that a country's economic structure is endogenous to the economy’s endowment structure. It also proposes using a neoclassical approach to study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roles of state and market in development so as to remedy deficiencies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EL code: O10 (经济发展)，O14 （工业化），O33 （技术变迁）。
1.
2008年秋季源于美国金融业部门的国际金融危机，无论就其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幸免于难。2009年，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萎缩，世界GDP下降了2.2%，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14.4%的惊人速度下降，是8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World Bank, 2010）。在危机发生前，世行曾估算，2005年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的人口为14亿；据预期，这场危机将使得6400万人在2010年底前失去了脱贫的机会，他们中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远比危机本身更加持久。[2]
然而几十年后，当经济史学家回首过去百年历史，他们或许会对不同国家之间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之谜更感兴趣，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来说则尤其如此：一方面，他们会为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毛里求斯、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国家在短短一、二代人的时间里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数以亿计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农业人口迅速脱贫，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实现的成果，而感到异常惊讶；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为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扭转命运，占世界总人口中六分之一以上的10多亿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陷阱（这一部分人口被Collier（2007）称为“最底层的十亿”）而感到揪心和费解；他们还会注意到，即使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种发展机构也施以多方援手，但直到2008-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踪迹，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因杰出的发展绩效成为例外。[3]
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理论进展，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能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它迄今仍显苍白无力。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反思现有理论，开辟新研究领域的绝佳机会，这种努力不仅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应付当前危机的挑战，预防类似危机在将来出现，而且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快速的、可持续的、普惠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致力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回顾了自二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理论和政策思潮的演变历程。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洞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
第二，
第三，
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必须更好的理解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法，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政府干预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政策制订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本文以下部分组织如下：第二节回顾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并对其主流思潮给出批判性评论；第三节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性框架，包括市场的基本作用、因势利导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以及干预和扭曲的退出战略等；第四节仔细比较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初步启示，讨论重要的政策议题；第五节是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2.
以持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持续增长，是一个现代以来才发生的过程。从亚当斯密时代直到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实现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佳途径。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资源配置的所有决策都由经济个体在相互作用的市场中做出，且不受政府的任何干预；价格体系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而且还决定为谁生产。家户和企业为了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就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领那样，实际从事着为他人和社会总体谋福祉的工作。尽管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自由放任市场的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分析框架。虽然它对经济发展过程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这个框架忽视了连续而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使现代经济增长区别于前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特征（Kuznets, 1966）。
政策制订者总是为经济发展这个过程而着迷，试图弄清楚究竟怎样的机制才能最好的组织起一国的资源和制度，以获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有序而合意的社会进步，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所谓的“发展经济学”却是自Rosenstein Rodan（1943）将发展这个议题引入经济学前沿的讨论后，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Bell, 1987）。在那篇文章里，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本上取决于个体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市场容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只有当市场规模足够大，以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生产率优势能够弥补更高的工资时，现代生产方式才会比传统方法更有效率。然而市场规模本身却取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采用程度。因此，如果一开始现代生产方式能够以尽可能大的规模被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通过自我加强而呈现良性循环的持续增长结果；反之，经济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停滞。
Rosenstein 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想法出现（Chang, 1949; Lewis, 1954; 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这些被统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向贫困宣战的这套方法最突出的时代背景莫过于大萧条和前苏联成功工业化这两个历史事件，以及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这股当时的主流思潮；而其出发点则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和协调失灵，现代重工业无法自动发展起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市场失灵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7]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加之对前苏联的经济成功深信不疑，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主流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包含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必须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帮助作用。当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支持政府通过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抢占战略制高点”而在大机器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Hirschman, 1958; Nurkse, 1953; Rosenstein Rodan, 1943）。
1930年代大萧条中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直接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经济窘境、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和Prebish（1950）及Singer（1950）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
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主权国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随之蔓延。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很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却较高，民众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落后，产业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国内所消费的绝大部分制成品都依赖进口。在这种状况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试图独立的发展其国内经济，以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摆脱贫困。
虽然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于究竟执行何种具体政策才能最终跳出贫困陷阱、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却仍各执己见。Rosenstein Rodan倾向于将大推进（相互衔接良好的大型政府投资规划）作为解决之道。Nurkse也看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只有同时进行一系列新投资，才能创造出所需要的足够需求；在他的“平衡增长”理论中，资本稀缺被认为是制约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而发展在他那里则主要指市场扩大、生产增加。包括Hirschman在内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关键限制条件并非资本的稀缺，而是企业家才能的稀缺，而这种稀缺正是发展中国家制度条件的反映；他们由此认为，应该采取一种“非平衡式的增长”，即投资不应平均用力，而应集中于经过仔细挑选、具有较强产业前后关联度的关键产业部门。总之，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而一些多边组织例如世行，也在为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方案中融入了这些结构主义的思想。
然而，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却适得其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1960到19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求持续经济增长而不得，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完全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8]为了贯彻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只好对重工业部门中所建立起来的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予以大量保护补贴，但受财政资源和税收能力所限而无法持续，于是只好借助诸如赋予企业的行业垄断权力、压低利率和原材料价格、高估本国货币等行政手段来降低这些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因而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的普遍短缺；为了在短缺状况下保证资源会流向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来实现行政直接控制和配置资源，而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采用信贷控制、投资和行业准入等措施（Lin, 2009a; Lin and Li, 2009）。[9]
保护这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它成本：（1），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世界市场的价格，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使得经济过少的消费了这些产品；（2），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联系广泛；（4），管制带来寻租腐败，进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Kruger, 1974）。[10]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1970年代的滞胀，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无不对曾经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发生铺平了道路。理性预期理论则进一步驳斥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断。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些国家趁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举借债，其借债总额甚至远远超过了其还款能力。当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后，拉美债务危机终于在1982年爆发了。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为占世界相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Cardoso and Helwege, 1995）。于是，多边借款机构及其以美国为主的主要债权人纷纷借此机会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全面改革，循着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教导，转而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后来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1990）。
最后，在1980年代末期，被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强调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对阵中完全胜利。当时，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注定失败，因为干预不仅使资源配置、供给和价格不可避免地被扭曲，而且还使经济主体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他们声称，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崩溃、拉美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频发，无不说明，政府永远不应试图领导并推动工业化进程。这些看法不仅进一步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胜利，而且也成为华盛顿共识中有关发展议题的中心思想。
虽然华盛顿共识最初仅被视为是“对大多数在华盛顿的人关于拉美（并非所有国家）在1989年（并非任何时候）该如何作为的各种主张的总结”，但它迅速被认为是“驻扎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组织强加给无助国家、并致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Williamson, 2002）。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执行一套严厉的、旨在稳定经济的方案。然而其绩效就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来说即使不是不尽人意，也是可争议的（Easterly, Loayza and Montiel, 1996; Easterly, 2001）。
到1980年代末，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逐渐褪色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盛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同时目睹了以跨国回归实证研究方法寻找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时代的终结，这个方法重点分析多个增长决定因素的独立和边际的效果。这个方法导致了复杂经济模型的线性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增长决定因素是相互作用的，若想取得成功，一项政策改革必须与其它改革配套进行；直接从回归模型所导出的政策方案并不能产生合意的结果。
一个替代的非线性观点是由Hausmann, Rodrik and Velasco（2005）提出的增长诊断或者决策树方法。他们认可了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并认为不同国家面临各自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binding constraints）；这就意味着，即使其他领域的改革是成功的，未能解决关键领域“约束条件”的改革政策，仍然将阻滞经济的增长。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些约束条件因时因地而异，因而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找出这些约束条件。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分析框架实事求是的指出了政府难以对所有方面都进行改革，同时也强调了需要依靠经济中影子价格所反映的信息来为改革排定各个方面的先后次序。
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预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收敛，但事实上却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政策处方与（或）对其效果预期的错误；另一些人则指出经济增长的研究者忽视了国与国之间的异质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跨国分布可能是多形态的（multi-modal），即存在“俱乐部收敛”，但这仍未解决关于经济增长研究新方向何在的争论。人们又开始回头审视许多基本问题：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寻求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时是否找错了地方？是否比起政策或者在关注政策的同时，更应该集中注意力于制度（或制度结果）？此外，如果它们体现的不是别的因素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合意的制度结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在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自198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更好的理解政策、制度变迁或外国援助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形成以家户和企业的微观行为为基本对象的研究范式，以试图做到两点：一，允许经济中（国内和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二，弄清楚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如何具体作用于微观层面。
国际援助的绩效也越来越令人失望，人们开始不再对援助绩效抱有幻想，并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室（MIT Poverty Lab）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了一种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or RCT）或社会试验（social experiments）的研究发展的新方法，试图达到“以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政策来减贫”的目标。尽管随机化控制试验对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颇有帮助，但它们往往不是从如何填补我们最紧迫需要了解的知识空白的策略性评估为出发点来进行研究（Ravallion, 2009a）。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话题为对象，对于政策制定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迸发的无心产物。
最近的微观实证研究的确能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诸如投资周期对企业绩效（World Bank, 2005a）、家户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Rosenzweig and Wolpin, 1985）等重要问题；但是，“发展经济学如今的大部分研究，其领域过窄且（或）一般性意义过少，对于扶贫、促进结构变迁和经济持续增长益处甚微”（Ravallion, 2009b）。
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发展情况总不尽如人意，但也的确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值得更为仔细的研究。在1950到1970年代、以及1980到1990年代的转型时期，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绩效的显著差异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一方面，遵循着曾普遍流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制订经济发展政策的拉美、非洲、东欧和亚洲各国都未能很好的提升其经济结构，也未能缩小它们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那些旨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竞争以推进本国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政策，反倒成了高关税、紧配额、严限制的外贸，以及寻租、扭曲和各种经济低效率的祸根。
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经济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则没有采用进口替代政策，而是采用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使得它们从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进行了迅速的产业升级，到了1980年代，无论在经济结构还是收入水平上都已相当接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此外，在1980和1990年代，像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这些内向的、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采用依据自由市场—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休克疗法”这个药方，而是逐步渐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也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就像自由市场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和华盛顿共识所预期的那样，市场无不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同时，正如凯恩斯理论和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吸收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让我们来提出一个新的思想框架。基于经济学理论和过去的经验，本节将提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11]
A．基本原理和概念框架
经济体的禀赋是我们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经济的禀赋在任何给定时间是给定的，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循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国的禀赋由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这些便是经济中的企业用于生产的要素禀赋。[12]
概念上，将基础设置作为经济体禀赋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引入是有益的。[13]基础设置包括硬性（有形的）基础设置和软性（无形的）基础设置。像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力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等，都属于硬性基础设置；而像制度，规制，社会资本，价值观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都属于软性基础设置。基础设置对于一国企业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和投资边际回报。对于单个企业来说，绝大多数硬性基础设置和几乎所有的软性基础设置都是外生供给的，无法被企业自身决策所内化。其实，亚当斯密早在他《国富论》第五卷公共设置和制度的部分，便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置都作为禀赋一同讨论；可是，基础设置却常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遗忘——例如，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没有对基础设置的讨论。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地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水平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同时所生产的产品也拥有成熟的市场。除工矿外，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多以局限在当地熟人社会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交易。生产和交易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不仅有限，而且相对简单初级。在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充裕但物质和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劳动力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才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Heckscher and Ohlin, 1991; Lin, 2003）。
位于发展水平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由于已完成工业化，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有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由于处于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这些高收入国家需要依靠“创造性破坏”或者说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Schumpeter, 1942; Aghion and Howitt, 1992）。试图升级的单个企业需要承担巨额的研发成本和风险，而研发活动本身所创造出来的、公共知识却可能使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受益（Jones and Romer, 2009; Rodrik, 2004; 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正因如此，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通过资助大学里的基础研究、对新发明授予专利、以及提供税收优惠和其他好处，补贴单个企业的研发活动。也因此，这些发达国家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都可能完全不同于低收入国家。例如，这些发达国家适合的金融安排，是有能力动员大量资本并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而各种硬性（电力、通讯、道路、港口等）和软性（规制、法律、文化价值系统等）基础设置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因为此时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和规范化的，且必须以精心设计和严格执行的合约安排为基础。
对处于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以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企业大小、水平和风险性质的分布，[14]因为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从资本和劳动力比率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提升（Lin, 2003, 2009b）。[15]这种提升会同时改变经济体的总预算和相对要素价格这两个影响企业生产决策最重要的变量。这一点可以借用一个由不同种商品构成经济总产出的模型来解释：其中，每种商品由资本密集度不同的技术生产；当资本越来越多、其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时，最优的决策就是生产更多的资本相对密集商品，以逐渐取代劳动相对密集商品，从而形成“倒V”型产业动态过程并持续下去，这又被称作经济发展的“飞燕模式”。[16]进一步，随着生产越来越资本密集，对资本和风险分担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这使得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地内生变化（Lin, Sun and Jiang, 2009）；此外，其他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会相应变化。
单个企业为了组织和从事生产，必须在企业外雇佣劳动力、购买原材料并卖出产品。硬性基础设置，诸如高速公路、通讯、港口和电力设施等，将决定企业从事买卖活动的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正如斯密1776年所说的，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决定劳动分工程度）；而软性基础设置也有类似的作用，例如金融管制决定着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法律系统决定着合约签订和履行所需的费用，而社会网络决定着企业与信息、金融和市场之间的互动范围和程度，等等。因此，给定任意时刻，基础设置禀赋决定着该时刻企业的交易费用，也决定着经济离生产可能性边界究竟有多远。虽然一般而言，企业能够控制其自身的部分成本，但对它们所面临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却无能无力，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的质量。
经济发展是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求现有产业必须持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而且还要求现有产业必须不断从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否则人均收入水平就将像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预测的那样陷入停滞。[17]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从发展水平的低端到高端的连续变化，经济能发展到许多中间水平。经济中的要素禀赋，虽然是随时间可变的，在任何给定时刻是固定的。[18]拥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一系列产业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却需要首先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参见Ju, Lin and Wong, 2009）。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可分性，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产业升级将经济体推向世界产业前沿；企业也变得更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置的相应配套变化。例如，由于金融交易中的规模经济特性，企业规模大小往往是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较小的企业所需资本较少，因而融通单位资金所需的金融交易费用要高于大企业。此外，经验证据表明，不同融资方式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特性：大企业在向银行融资时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但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或企业债来融资时规模经济特性却要小得多；小企业通常缺乏规范的金融报表，金融历史也较短，因而比大企业更不透明，有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都阻碍着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融资。
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的过程也增加着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来越近，也就越来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因而也就越来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对于一个给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风险规避的投资者来说，依据风险来源划分，企业具有三种系统性风险：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企业家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水平，企业倾向于使用成熟的技术来生产成熟的产品，而且产品市场也已经发育成熟，此时融资者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企业经理人的管理才能风险。当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企业就需要发明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并开拓新市场，此时除管理才能风险以外，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度的风险。因此，虽然企业所面临的总体风险总是可以划分为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和企业家风险这三种不同的来源，但它们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会随着产业的不同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点对于究竟选择怎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而最有效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分散风险，具有重要意义（Lin, Sun and Jiang, 2009）。
随企业顺着产业结构的阶梯拾级而上，其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也都会相应改变，因而对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的要求也有变化。倘若基础设置无法同时做出改变，则正如Leibenstein（1957）讨论的那样，不同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各种X-低效率（x-inefficiency）局面。
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但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还取决于基础设置是否做出了相应改进。在发展的任何一个水平，产业结构、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础设置都会与在其他发展水平的情况不同；当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时，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便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其最优产业结构偏离之前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情况；这种产业结构的偏离要求新的基础设置服务以减小交易费用，使经济重返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通过产业结构和基础设置的提升维持经济的最优性。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19]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创造出最多的经济剩余；而且，由于拥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这些经济剩余的投资回报也将最大。假以时日，这种战略将使经济不断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企业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越来越有竞争力。[20]
要想使企业所进入和所选择的产业符合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就需要一个能反映经济体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价格体系，而这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Lin, 2009a; Lin and Chang, 2009）。因此，市场就成为经济体在每个发展水平所依赖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看起来，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办法对于极度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或许是缓慢而难见成效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将受益于发达国家已经发明出来并已存在于市场之中的技术和产业而进一步加速。也就是，在每个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水平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相关产业），而不用自己将技术研发重新来过（Krugman, 1979; Gerschenkron, 1962）。正是这种利用已臻完善的技术进入已存在的成熟产业的办法，让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维持了年均8-10%的GDP增速。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生产和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远距离市场交易也越来越多。因而，为了保证沿产业和技术阶梯的升级过程平滑顺利，就需要在教育、金融、法律和硬性基础设置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使企业能在新升级产业中提升到合适的生产规模，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成为成本最低的生产者（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在成本上有效地将这一系列相应改进完全内化；多个企业之间自发为做出这些改进而进行协调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基础设置的改进需要基础设置的供给方和产业中的企业集体行动，或至少在它们之间达成协议。因此，即使政府不自己提供这些基础设置改进，它也需积极帮助形成必要的协调。[21]
随着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设置也需同时升级，促使经济达成X-效率性（x-efficiency）。这种基础设置的升级过程无论就其设计还是执行来说，都不容易。在供给、协调并改进基础设置的过程中，政府经常未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基础设置也因此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事实上，经济增长会使得现在的制度安排变得过时，因为经济增长不断改变对制度服务的需求，而制度服务在本质上却是公共品，其供给涉及集体行动，常因搭便车问题无法成功进行（Lin, 1989）。因此，政府有必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以促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的及时改进，从而满足产业升级新的需要。
B．退出扭曲的战略
在论述因势利导型政府的职能之后，必须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做得过少，或干预得太多，而引致更多的扭曲和无效——即便在东亚也是如此（Noland and Pack, 2003）。因此，在讨论政府的角色时，除了如何设计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以外，另一个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现有的扭曲中退出。
政府经常采纳并执行那些反映社会主流思潮的政策，它们有些政治发展过程的结果，有些是学界流行观点的产物（Lin, 2009a）。在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重工业成为西方工业化强国的支柱，而中国等国家却被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打败，沦为半殖民地，并向英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家割地赔款。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会在1945年宣告：“中国没有重工业，就不会有稳固的国防，也不会有人民的幸福，更不会有国家的繁荣强盛”。
类似的认识也同样见诸于二战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1946年，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宣称：“除非高度工业化并拥有最强大的国防力量，否则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哪怕有着国际上的相互支持也不行”。1950-196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拉美，许多纷纷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持有类似的看法（参见Frankel, 1953; Prebisch, 1959; Furtado, 1970; Monga, 2006）。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非常贫困，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教育水平却很低，基础设置也少得可怜；而且，这些国家在劳动分工方面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绝大部分制成品都依赖进口。所以，这些国家的中心政策就是发展本国经济、尽早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消灭贫困，而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军事力量的基础）则被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当作实现这一蓝图的主要途径。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许多西欧国家同样持有这一想法，因为当时英国工业力量的迅速崛起使得它们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大为落后（Gerschenkron, 1962）。[22]
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订经济管理政策，有可能导致失败。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如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未能提供足够的硬性基础设置（Calderon and Serven, 2004）；一些政府在产业升级、信息搜集与共享、与外企共同拓展商机等方面的支持不够，也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政府失败同样可能源于所追求的产业升级目标过于宏大，或者源于无法在特定时点为经济发展方向做出最佳判断。一个颇为显著的例子是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由于允许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发展，这个战略在初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Ranis and Mahmood, 1992）；然而到了后期，这种战略试图优先发展与经济体当时的比较优势并不相符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在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所建立起来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存活。为了降低这些企业投资和进口技术设备的成本，政府不得不对要素价格做出各种扭曲（比如压低利率、高估本币汇率等）。然而，这些扭曲却导致价格被压低的要素供不应求，于是政府只好借助中央计划或其他行政手段以确保要素能配置到那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中去。这些企业也经常被国有化，以防止企业经理牟取更多补贴或将低价获取的要素出售给其他部门的企业来获利（Lin and Li, 2009）。
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建议，包括同时而迅速地实行稳定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一揽子政策，却未必可行。要想从扭曲的状况中成功退出，既需要清楚的了解最优状态（这种状态可能随发展水平而异）为何，也需要清楚的了解如何才能务实的走向这种状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同于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础设置需求都可能存在差异，[23]因而正确的转型战略需要同实际情况，特别是要与所处发展水平相一致。况且，发展中国家常面临复杂的扭曲状况，经常是一种不当的干预引起了另一种新的扭曲政策，而这新的扭曲政策又引起进一步的干预政策，如此往复。这种恶性循环使经济极度缺乏效率。东西德统一便是很好的例子：尽管有西德给予的大量补贴，休克疗法仍然见效缓慢，且最终效果不佳（Hunt, 2008）。
那么，要想加速改革，使经济向无扭曲的最优状态转型，政府该如何做？可惜的是，直至今日经济学对这一重要问题仍涉足甚少。简而言之：要采用一种务实、渐进的退出战略，一方面为原优先发展产业提供暂时性保护以维护宏观稳定，另一方面则放手让那些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以获得经济成长。这正是中国、越南、毛里求斯和其他转型成功的经济体所采取的战略。之所以要采取渐进的办法，是因为绝大多数扭曲政策是为了保护优先发展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出台的。除非能设法提升这些企业的自生能力，或通过一些新兴产业创造出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吸纳这些企业所释放的员工；否则直接撤销对这些企业的保护措施将导致这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为避免这种情况，政治领导人经常试图引入其他的措施来保护这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使经济效率进一步恶化（Lin, 2009a）。因此，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成功转型经济体所采用的务实、渐进的退出战略并进行一般化，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本文所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在三条关键定理的基础之上。第一，包括产业、技术、金融、法律和其他结构在内的最优经济结构随发展水平而异；第二，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既不能像Rostow（1990b）那样将其划分为刚性的或特定的“阶段”，也不是经济学文献历来所假设的那样，仅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所组成的两点分布，而是一个自低收入传统农业开始、历经各种中等收入的工业化过程、最终达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第三，在任何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都是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同时政府需要在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变中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4.
正如所有的学习活动一样，对经济发展的思考也是一个持续的融合和发现，连续和重构的过程。我们现有的知识，都源自过去百十年来不同背景、不同学科、不同训练的思考者的持续努力，并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检验。因此，十分自然的，这里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相比，既有类似之处，又有重要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则需交由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洞见和未来研究计划的绩效来评说。
A．与以往方法的异同
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水平向较高水平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的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使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水平调整和改进该水平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使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1]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Lin, 2009a; Lin and Chang, 2009）。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B． 新结构经济学：一些政策洞见
发展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穷国取得可持续的、普惠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新结构经济学以新古典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在上一节回顾政府对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入了发展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这就导致了与旧结构经济学和传统新古典理论不同的政策洞见。尽管从新结构经济学获得具体的政策建议尚需进一步研究，而且也依赖于各国国情，我们还是能在某些议题上得到一些初步启示。
财政政策
直到1920年代英国出现极高的失业率以及西方发生大萧条以前，经济学家们都普遍认为政府适当的财政政策就是维持预算平衡。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次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强调反周期的凯恩斯主义思潮涌现。凯恩斯主义建议，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手段来抵消经济周期的影响。
与之相反，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经济学）不仅质疑了凯恩斯主义关于乘数大于1的关键假设，[2]还进一步质疑了“政府能为私人部门所不能为”的推论。这个推论是：政府动员闲置资源的成本几乎为零，亦即并不引起GDP其他成分（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减少。理性预期学派告诫，在凯恩斯主义干预之下，考虑到家户将根据对未来的预期不断调整他们的消费和储蓄决策，所谓李嘉图等价的经济陷阱完全有可能出现，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为一次性的支出扩张或税收减免，带来的赤字是需要在未来偿还的。结论是，在GDP给定，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不能引起GDP其他成分相应的等比例扩张时，乘数完全有可能小于1。理性预期学派甚至还指出了一些罕有的乘数为负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政府紧缩的财政政策反而成就了经济扩张（Francesco and Pagano, 1991）。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是合适的；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置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衰退将成为进行基础设置投资的绝佳机遇。原因有三：（1），这些投资不仅增加了短期需求，也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2），投资成本低于正常情况；（3），未来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和税收的扩张将有效弥补当下的投资成本，从而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陷阱（Lin, 2009b）。
进而，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来对产业发展因势利导，将最有可能获得强劲的经济增长、良好的贸易表现，较少的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因而经济将更有竞争力，并有更为坚实的财政状况和对外账户。在这种状况下，不仅经济的内源性危机将更少，而且当经济面临像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一样的外部冲击时，政府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对基础设置和其他社会事业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将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并在未来产生足以清偿当下投资成本的税收增量。
资源丰富国家的公共租金管理政策
旧结构经济学认为，那些能产生大量公共租金的战略部门（如资源开采行业）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而其他大量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也必须由政府提供保护补贴。由于通常认为这些产业体现了自然垄断，进行控制的政策选择常常是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实现。通过国家所有或征税的办法，政府获得了这些产业的公共租金，并将其用于其他投资项目或包括教育医疗和食品补贴在内的社会支出当中。至于国际贸易，更是几乎完全由政府掌控，私人资本的国际流动被严格禁止或至少被严格管控。
新古典经济学则倾向于让那些资源充裕的国家采用避免内外预算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确保外部融资、紧缩国内需求、进行结构性改革等。这个意义下，这种财政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力图将公共租金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经常以中央银行特别账户或公共基金的形式留给子孙后代），只将较小一部分用于当下消费。在中短期，这种政策能帮助政府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平滑公共支出；在长期，则能提升政府总储蓄，确保积累足够多的来自自然资源的财富，以留给子孙后代。
当下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也强调，资源充裕的国家对外汇储备进行适当管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能保证国家有能力对抗外来冲击。外汇储备的管理需要达成诸多目标，包括：保证对货币和汇率政策的信心；通过维护外汇流动性吸收在危机发生时的冲击，减轻外部风险；向市场提供政府有能力偿还外部债务的信心；以外国资产来支持本国货币；在灾难和危机发生时提供足够的储备（IMF, 2001）。由于外汇储备管理政策只能支持而无法替代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新古典经济学还提倡，包括货币构成、投资工具选择、储备组合可接受的持久性等在内的一揽子储备管理政策，要与国内具体的政策环境相适应，以确保资产的安全性和可流动性，从而支持市场信心。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强调，这一系列政策框架必须是透明的，以确保储备管理活动及其结果的可信度和清晰度、组织管理的有效性、以及风险管控的谨慎进行。然而，对于资源充裕国家的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对于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增进其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来说，这种基于资源租金的管理政策却可能是远远不够的（Hausmann and Klinger, 2006）。
新结构经济学则提倡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于人力资本、基础设置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对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提供因势利导的支持。为使这种投资效应最大化，投资应更多集中于增长瓶颈，特别是基础设置和教育。微观经济学早已说明，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有相当低的生产成本，无效的基础设置也将导致这些国家难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例如，非洲国家的货运和保险费用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50%，[3]而且道路运输较亚洲国家要迟缓2-3倍；而由于既缺乏金融资源，又缺乏合适的政策框架，这些非洲国家也难以维持必要的投资水平甚至维修开支。[4]在这种状况下，有效的财政政策不再是将资源租金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投资于外国资本市场或外国工程当中，而应当用于那些能够协助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工程，如刺激新制造业发展、产业多样化、提供就业和带来产业持续升级潜力的项目中去。[5]
货币政策
旧结构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即中央银行并不独立），并以影响利率和各部门信贷配置为导向。但也同时承认，其他许多影响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的因素过于强大，以至于单凭货币政策并不能实现充分的投资、将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部门、以及减少失业等目标。
在理性预期革命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政策可用来促进产业发展这一想法提出了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倡导，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并提倡通过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政策（或控制货币投放的增速）来维持总体价格水平，而既不刺激经济活动，又不引起通胀。过去数十年，世界宏观经济波动显著减小，——至少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如此——也即所谓“伟大的缓和”（Great Moderation），这被伯南克称为“过去二十年经济景象中最令人称奇的特征之一”；伯南克（2004）在评论这一现象时写道：“很少有人不同意货币政策对于减小价格波动已起到重要作用，而产出波动随通胀波动而减小的事实在美国及全世界都同样出现，这说明，货币政策或许也能减小产出波动”。
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作为反周期的调控工具，通过鼓励在萧条时期进行基础设置和产业升级投资，提升未来的经济增速。对于发达国家，在衰退和产能过剩时期以货币政策来促进投资和消费经常是无效的，尤其是当名义利率已接近零、有利的投资机会很少、对未来的预期普遍悲观缺乏信心、很有可能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时候。[6]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必须指出，陷入流动性陷阱是不太可能的：即使面临国内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只要利率足够低，这些国家的企业就会有动机投资，提升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况且，这些国家通常有很多基础设置瓶颈，在萧条时期降低利率将促进对这些基础设置的投资。
金融发展
普遍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但对其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却众说纷纭。由于看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制约就是缺乏资本积累（Rosenstein-Rodan, 1943; Hirschman, 1958），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部门的问题源自普遍的市场失灵，无法单独为市场力量自身所克服。[7]因而建议政府插手干预，动员储蓄并配置信贷，以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共有的、特别在1960-1970年代所盛行的那些金融干预政策时，经济学家们看到，包括价格膨胀、控制利率和信贷流向在内的各种对信贷机制的政府干预，损害了国内银行可贷资金的储蓄源泉，并通常导致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Mackinnon, 1973; Shaw, 1973）。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对预算软约束的信念导致政府在国有金融系统积累了大量赤字，并进一步在银行体系内外都导致了私人企业也发生了自我抑制的商业文化（Monga, 1997）。吸取这些教训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转而提倡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官僚系统通常既无激励也无能力来有效的配置信贷或定价；只有界定清晰的产权体系、良好运作的合约制度安排以及开放竞争环境，才能为建立起一个坚实的金融系统奠定基本条件。因此，他们提倡，政府应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政府管制（Caprio and Honohan, 2001）。
尽管也注意到了金融压抑的负面效果，新结构经济学更强调这些扭曲政策都源于要保护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一事实。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为国内金融和外贸制订一套有序的自由化政策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每个给定发展水平的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取决于当时的主流产业结构、平均企业规模和典型风险种类，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内生决定于当时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经常不顾自身经济结构而偏重于大型银行和资本市场，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这些收入较低的国家不应复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而应将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他们金融系统的基础，以使得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随着产业升级，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越来越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型银行和复杂的资本市场也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Lin, Sun and Jiang, 2009）。
外国资本
旧结构经济学认为世界以中心-外围关系为特征，倾向于认为外国资本是工业化国家和其跨国企业用以维持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有害控制的工具，也便否定跨国资本自由流动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看法，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看做发达国家统治的工具。旧结构经济学因此赞成对一切形式的国际金融流动予以严格管制。
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跨国资本流动来源于几个目的：使储蓄不足的国家能够为国内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使投资者分散投资选择；使投资风险分布更广；推动跨期贸易，即以今天的商品换取明天的商品（Eichengreen, et al., 1999）。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并使其自由化，以期达成更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多的分散投资风险的可能性、更高的经济增速以及更弱的经济周期。然而，必须指出，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不完全信息、资本的大进大出、以及其他一些可能降低效率的问题，都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损害社会总体福利。
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展与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获利。相较银行贷款、债务融资以及投机资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较少受到突发危机的影响，而且也不会像债务和投机资本因突然进出导致类似的金融危机。而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技术、管理、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是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因此，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应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反，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主要在于股市和房地产）却总是迅速进出，引起经济泡沫和波动，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应受到鼓励。[8] Lucas（1990）提出为何有资本从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流向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还能对这个谜题提供一定的解释：如果缺乏基础设置的改善，也未向新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资本可能面临边际回报递减的困境，如此，则资本通过流向发达国家可获取更高回报。
贸易政策
对于外贸，旧结构主义曾有多种研究方法。但它们都一致认为，是否与全球经济相融合取决于世界的现有权力结构，并认为融合过程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宰发展中国家并剥削其经济的过程。为摆脱这种依附陷阱，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
在198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危机都有其外部因素，他们认为，缺乏足够的外汇来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就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因而提倡外贸自由化和大力发展出口，以出口收入挣取外汇。这也与“在长期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比内向政策更有效”的看法相一致。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能够提升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及其工资水平，正如在东亚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所发生的那样”（Kanbur, 2009）这样的看法，则使关于出口导向型战略的观点更为流行。
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认为进出口内生取决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且进出口的变化都是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特征，因为进出口的变化反映了比较优势的变化）。参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乃至收敛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分工、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却往往遗留着旧结构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战略所造成的诸多扭曲政策。因此，有必要采用渐进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
人类发展
关于人类发展，旧结构经济学言之甚少。与之相反，新古典经济学表明，许多国家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人均收入的提升部分要归功于科技知识的进步，因为这提高了劳动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经济理论则进一步阐明，增长是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是所有那些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呈现出科技进步与教育和人力资本训练进步相伴随发生的原因。教育、训练、健康，这三者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因素，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Becker, 1975; Jones and Romer, 2009）。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对经济中的个体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当企业沿着产业阶梯攀登至新的、资本更密集的产业时，它就更接近世界产业前沿，因而也面临着更高的风险。人力资本可以帮助劳动者对付风险和不确定性（Schultz, 1961），但其形成则需要很长时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即使能在以后接受教育，其损失也是很难弥补的。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体中，在经济因新产业新技术而要求新的劳动技能以前，提前做好规划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要么因为投资不足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要么则因为教育训练投资过快而使一批高学历的劳动者无法找到相应工作。
对于人力资本发展，不仅需要进行仔细的政策规划，而且理应成为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结构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对产业升级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并协助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
5.
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强调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原有的扭曲带来的影响。这些扭曲来源于政策制定者过去对于经济的不当干预，正是对旧结构经济学的信念使这些政策制定者高估了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上的能力。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也指出，华盛顿共识所拥护的政策常常未能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结构性的差异，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中引致扭曲的诸多根源。
这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尝试建构一个框架来理解在现时世界中观察到的持续增长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具体地，新结构经济学尝试：（1），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置、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均纳入考虑；（2），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以及从一个水平过渡到另一个水平的转换过程中的作用；（3），着眼分析经济扭曲、以及为退出扭曲而采取的政府战略。
过去几十年来，许多框架曾主导着人们对于发展的思考，却同各国的经验事实鲜有联系。本文所做的并不是用另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框架来替代它们。实际上，我们尝试着重于各国的要素结构和发展水平，并开辟一条严谨、有创见、并与发展政策密切相关的，以各个国家实际情况为基础的研究道路。这个框架强调应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间的差异，尤其是关于适宜制度与政策、以及结构转变过程中私有部门的各种约束与激励。
发展经济学目前所处的水平与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呼唤着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我们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构架能够为思考经济发展带来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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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干预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们常存在于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Lin and Li 2009）。
[2] Barro (2009)称凯恩斯式的积极货币政策为“极端的供给面观点”或“新巫术经济学”。
[3] 以成本计算。资料来源：UNCTAD统计数据库。
[4] 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中，通信项目的平均回报为30-40%，发电项目为超过40%，而道路建设平均超过200%。在泰国，2006年因能源不足造成的生产损失在所有间接成本中占比超过五成，企业常常依赖自有的发电机去弥补公共电力供给的不足。在巴基斯坦，2002年超过六成的被访企业拥有自己的发电机。而维持一个发电机的成本常常是高昂的，尤其对解决就业最为重要的中小企业更是一种负担。同时，这些成本是由企业自己负担的，但其收益却在整个经济中被很大程度地稀释了。
[5] 开采自然资源可以创造很大的收益，但却常常是资本非常密集的活动，只能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在最近一次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的访问中，笔者观察到在塔布比尔的奥克泰迪铜和金矿采集在全国出口占比几近八成，创造了四成的政府收益，但只提供了2000个工作岗位。目前正在建设的一个液化石油气项目，在2012年完工后，将使得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收入翻一番，但只能提供8000个工作岗位。而该国六百五十万人口的大部分仍然需要靠农业为生。那些在现代采矿业的工人精英，和农民仅能维持糊口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成为社会紧张的根源之一。在博茨瓦纳也有类似的观察：虽然钻石采掘业的成功在过去40年中一直支持着博茨瓦纳的增长奇迹，但没有很好的在该产业之外增大经济的多样性并创造就业机会，这可能是该国许多人类和社会发展指标差距拉大、甚至不断恶化的原因。
[6] 在遭受产能过剩的发达国家，其流动性陷阱问题很可能来源于以下机制：众多厂商绩效很差，而其中的一些亏损破产或裁员，从而加重劳动力市场的疲软，降低工资率和工作保障。当工作缺乏保障时，即使降低利率，消费也仍可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事实上，两个原因使得降低利率不再能有效的刺激投资：第一，在已有的产能过剩行业中，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第二，从现有产业向位于全球技术前沿的新产业进行升级的过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7] Gerscherkron (1962)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指出在一个较弱的制度环境下，仅依靠私有部门无法有效地解决金融渠道不畅的问题。
[8] 大量突然涌入的组合，更可能投向投机性而非生产性部门，原因有二：第一，在已有产业大幅增加投资会使得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第二，有限的基础设置使产业升级过程难以快速全面的进行。
[1]本文的主要观点笔者在2009年6月2日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家研讨会上进行了阐述。其缩减版本曾发表于2009年10月19-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论文初稿则分别于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9年10月15日在伦敦英国国际发展部，2009年11月5日在开罗大学，2009年11月16日在日本JETRO研究院，2009年12月8日在巴黎OECD总部，2009年12月20日在韩国发展研究院，2010年1月19日在联合国大学世界经发展经济研究院（UNU-WIDER）、2010年1月21日在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院等处进行了公开报告和研讨。Celestin Monga为本文的准备提供了许多帮助；本文也同样获益于Gary Becker, Otaviano Canuto, Ha-Joon Chang, Luiz Pereira Da Silva, Augusto de la Torre, Christian Delvoie, Asli Demirgüç-Kunt, Shantayanan Devarajan, Hinh T. Dinh, Shahrokh Fardoust, Ariel Fiszbein, Robert Fogel, Alan Gelb, Indermit S. Gill, Ann Harrison, James Heckman, Aart Kraay, Auguste Tano Kouame, Norman V. Loayza, Frank J. Lysy, Shiva S. Makki, William F. Maloney, Mustapha Kamel Nabli, Vikram Nehru, Howard Pack, Nadia Piffaretti, Claudia Paz Sepulveda, Martin Ravallion, Mohammad Zia M. Qureshi, Sergio Schmukler, Luis Serven 和 Harald Uhlig等学者的评论。最后感谢易声宇和邢亦青同学将此文翻译成中文。
[2] 针对历次危机的实证研究表明，营养不足的幼儿在发育上可能永远无法赶上在经济较好时期出生的同龄人。在印度尼西亚，1997年后贫困人群的入学率下降了许多，其农村地区7-12岁孩童的失学率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成倍增加，升至百分之十二。危机也会响健康水平：在危机中婴儿死亡率的增幅超过3个百分点。
[3] 根据“Growth Report”（World Bank, 2008），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25年以上每年平均7个百分点或更高的增长率的绩效，成为新兴的中等甚至高收入经济。
[4] “硬性”基础设置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系统等；“软性”基础设置包括金融体系、管制、教育体系、司法体系、社会网络、价值体系及经济体中其他无形的结构。
[5] 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基础设置充足、完善与否，作为其他条件之一，影响着实际生产是否真正在边界上进行。
[6] 此处的前四段话是基于Lin (2009a)的修改而得。
[7] 这个新的发展经济学领域被认为是涉及了“欠发达”的内涵，因为“传统经济学”在此方面不大适用（Hirschman, 1982）。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和前提假设是早期贸易理论、发展理论及政策建议的基础（Krueger, 1997），包括：1）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结构常极大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2）若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永远处于初级产品生产；3）初级产品全球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4）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关键要素，但在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资本品的进口发生。基于这些典型事实和前提，经济学家很自然的相信，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替代进口加工产品的国内生产又是工业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Chenery, 1958）。
[8] 一些重要的理论支持“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的战略。著名印度统计学家Par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在1953年创造的经济发展模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成为了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理论基础（Bhagwati and Chakravarty, 1969）；又如Amartya Sen在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后来在1960年成书发表也提出同样的理论。
[9] 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介入和扭曲，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假说。Olson (1982), Acemoglu et al. (2001, 2002, 2005),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6 and 2001) and 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的模型认为，政府介入和制度扭曲源自有权势的特殊利益精英阶层对政府的控制。逻辑上看，他们的理论可以对一部分观察到的介入和扭曲给予解释，包括进口配额、税收补贴、进入管制等等。但是，对于另一些重要的介入和扭曲却无能为力：譬如，在发展中国家无处不在的国有企业是与权贵精英的利益相悖的，以及为何保护工业部门的绝大多数政策扭曲都在1940～50年代引进，而在那个时代权贵精英大都是地主阶级。然而，即使是源于好的动因，一旦政府引入了扭曲，一群特权阶级就会被创造出来。特殊利益集团的假说或许更适于解释何以扭曲难以消除。
[10] 参照Krugman (1993)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性阐释。
[11] 笔者把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早期贡献（如Prebisch (1950) 和 Furtado (1964, 1970)），以及最近的成果（如Taylor (1983, 1991, 2004)和Justman & Ben Gurion (1991)）称为旧结构经济学。他们认为新古典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于存在结构刚性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这些刚性来源于政治权利的分布、因垄断而扭曲的价格信号、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错误反应、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来源于它们禀赋结构的差异，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禀赋结构而改变其产业和经济结构。参照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12] 在讨论发展的长期动态过程时，我们有必要从一个外生的或是给定的、本质的且（长期）可变的要素变量作为考察的起点。如果在一个特定时点该变量不是给定的，则它不能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若它不是本质的，则会使分析的结果不具重要意义；若它不是（长期）可变的，则相关的分析无助于改造现实经济。而要素禀赋恰恰拥有这三个重要特性：在任何特定的时点要素禀赋是给定的；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总量决定该经济体的预算总量，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其要素相对价格，而预算总量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分析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参数。同时，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长期上）可随经济中的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而变化。
[13] 生产变量和基础设置变量的差异在于，前者的供给和需求由家户、企业的个别决策所决定的；而后者则由共同体或政府供给，而且因为需要集体行动，这种供给过程无法内化到家户或企业的个别决策之中。
[14] 在现实中，由于存在运输成本、社会分工、国家间的技术差异等，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不成立。因此，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中，相对要素价格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要素禀赋。
[15] 在前现代时期，劳动力与土地的相对比例的变化是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驱动力（North, 1981）。
[16] Akamatsu (1962)和Chenery (1960)等文献记录了这种模式，后由Ju, Lin and Wang (2009)正式进行了刻画。
[17] 向已有产业中不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低收入国家的民众普遍都以农业为生，因而农业技术创新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的关键。然而，没有产业差异化或产业升级（从已有产业向新的、更资本密集的产业进行升级）的过程，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将受到限制。因此，本文讨论重点更多的在于产业升级过程，而非技术创新过程。
[18] 在当今世界，跨国劳动力迁移仍然受到极大限制；而相较之下，金融资本更具流动性。但是，由于基础设置禀赋的限制，流向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资本只能获得较低的回报。同时，类似的资本流入也常常无法大到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资本稀缺性产生影响。因此，即便在全球化的要素市场中，在任一时点中，任一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仍可以被看作是给定的。
[19] Porter (1990)使“竞争优势”这一名词流行起来。基于他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如下四个条件，这个国家将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获得竞争优势：（1）这些产业在生产中，密集的使用该国丰富的、相对便宜的要素；（2）其产品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3）每个产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4）每个产业的国内市场是竞争的市场。其中，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这些产业应符合由该国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第三和第四两个条件仅当产业与该国要素禀赋相符时才会成立。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归纳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条件：符合比较优势与国内市场大小。而在这两个独立条件之中，符合比较优势又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该产业的产品可以以全球为市场。这也是为何许多很小的国家成为最富有的国家的原因（Lin & Ren 2007）。
[20] 正如各国需要有自由、竞争的市场一样，“各国需要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个水平专攻于它们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一论断，为有效组织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框架。事实上，正如真实世界中任一个国家都不具有严格意义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一样，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意义上跟随其比较优势发展，尤其当我们注意到比较优势还在随时间变化，而产业结构却不能“即时的”发生变化。众所周知，过度偏离自由市场可能使经济的效率受损；同样的，较大偏离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很可能造成扭曲、减缓增长、增大宏观不稳定、并使收入分配恶化。Lin (2009a)的实证分析讨论了偏离比较优势的影响
[21] 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协调，并不同于过去通常所讨论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大推进”理论强调，如果一个潜在厂商的自生能力有赖于一个目前尚不存在的厂商的投资决策，则这些潜在厂商都不会出现。此时，理论上，政府可以一个大推进的办法共同催生上游和下游厂商，将经济提高到一个更高福利的均衡水平（参照Rosenstein-Rodan, 1961; Murphy, Shleifer, &Vishny, 1989）。然而，随着日益全球化，传统的大推进理论所描述的协调已经越来越缺乏必要性。最近数十年，交通和信息成本的降低催生了遍及各国的全球化生产网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涉及其中，每个国家依照本国的比较优势，制造最终产品的某一个部分，而不再需要在国内生产制造所有的中间部件。
[22]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时西欧和英国的差距远小于二十世纪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于是，当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仿效十九世纪西欧的战略时，其结果大相径庭。
[23] 例如，在很多低收入国家，地方性中小银行系统是比现代股票市场更加合适的金融安排（Lin, Sun & Jiang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