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回应娘炮视频:走访“特务村” 村民多为混血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05:18:08
走进黑龙江中俄混血“特务村”文革时多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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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边境一带,几个村子居住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自称“混血人”,也一度被人歧视性地称为“二毛子”。在文革的年代,因为众多“混血人”被打为特务,也有人称其为“特务村”。
凤凰卫视9月29日《社会能见度》:走进特务村,以下为文字实录:
黑龙江宏疆村被称为“特务村”村民多为混血人
解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村落,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时代变迁,我们来到了离县城几十公里的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
女:来的时候,好像能有个七八个正经苏联老太太。唱歌跳舞,穿裙子,冬夏都穿裙子,脑袋顶上围头巾,冬夏头巾都搁脑瓜顶上围着。能喝酒。那人吧就是比较开朗,一天反正就是,好唱好跳,那个人。
记者:说那时候你这村特务挺多的?
嘉宾:哪有特务,就是他们苏联人,就当特务呗,哪是特务,只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斗他们苏联人,你是特务,什么时候过来的,有没有什么枪支、弹药就这些东西。
解说:宏疆村在黑龙江边,对岸便是今日的俄罗斯。江中小船受到严格管制,不能划过江心,晚上八点以后,船必须停靠在岸边。
冬日,黑龙江冻上厚厚的冰,江中心便会被边防人员插上标志,沿江村民也会被告知不得越界。但在一百年前,管理并没有这么严格。
徐维义的母亲葛金丽娜就是踏着冰河,带着大儿子来到了宏疆村。
徐维义:那时候,那地方也就是挺荒乱的,闹这个闹那个的,也没法过日子了,完了说就跑到这边了,就上这边求个生活,就在这边就找个老头,就找我爹,干脆就生了我们这么一帮。
解说:徐维义的母亲葛金丽娜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来到中国。她的丈夫死于战争,饥饿把她驱赶到一江之隔的宏疆村,在这里遇到了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徐维义的父亲,生下了七个孩子。
徐英杰的父亲当年在苏联做生意,带回了一个苏联女人。
徐英杰:那时候随便过去,上那边做买卖去,他去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一块的,他那时候,二战的时候吧,那边男人不太多了,有姑娘,有媳妇、有寡妇,什么样的都有,到那找一个就领回来了。她说她们男人都没有了,她们捱饿,我跟你上中国去吧,有土豆吃就行,就跟着过来了嘛,过来啥东西都没拿,就跟着过来了。
解说:张玉福的父母都是第一代混血人,他的母亲就是徐维义的姐姐。虽然他当年年纪很小,却整日和村里的老太太在一起。
张玉福:这是我母亲和我二姨,这个是我奶奶,这个是我奶奶。
张玉福:我问过,我说我的奶奶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说她们几个年轻人,苏联人,就那么就过来了,过来了就在这边找对象就没回去,后来也挺后悔,后来那时候叫光复,来回就不那么随便了,不随便走了之后,她们就在这边生孩子了,后来也想,能不想吗,一下子两国,不像咱们邻居还能串串门,还能沟通一下子,写封信什么的,看一看,这一下子就回不去了,哎呀,有的时候,逢年过节她们就在一起喝酒、跳舞,跳完了就哭,这我都记得。
解说:在村中走访,这些所谓“混血人”的家里都收拾得格外干净,虽是非常简朴的农村,家家都铺着早年的老木地板,苏联老太太生活习俗也让他们印象深刻。
张玉福:像她们自己打那个面包,苏联列巴,我还记得我们家还前两年有那列巴盘子,都她们自己搭的炉灶,她们和面,牛奶什么的,自己烤,烤列巴。
徐维义:她的习惯喝牛奶。穿裙子,人家那体格都好,穿裙子,冬天干脆也不穿棉裤,不像咱们穿的老棉裤,人家都穿单裤,穿的裙子,抗冻。喜欢喝酒,喝酒一般都是些个老太太,在一起跳,唱歌,就喜欢这个。
张玉福:开朗,她们一逢年过节都在一起跳舞,跳、唱那种,也没什么乐器,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也记得,我们在旁边,拾起那个盆呐什么东西,拿着筷子打着点,她们就跳,就蹦,就是她们的主要乐器就是口琴,还有手风琴,那些老太太也很多都会吹,“五一”前后,他们有一个节,苏联有一个很隆重的节,她们那时候必须碰到一起去,上坟、喝酒、跳舞这种习惯。
袁吉先母亲是苏联人 父亲因过江找姐姐被活埋
解说:与苏联人的关系在和平时期并无影响。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袁吉先的母亲是苏联人,父亲则早早过世。
袁吉先:都知道苏联那边有人,我大姐在苏联,过江我大姐,我大嫂他们俩一起过去的,她俩不过江,我父亲也不。
记者:你父亲怎么了?
袁吉先:我父亲因为我大姐,我大嫂过江,抓起来了,就给活埋了。
解说:日本人投降后,村里的欢声笑语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因为是外国人,在新中国的政策下,他们虽没有户口,土地改革等运动中也不曾被亏待。
徐维义:还有那个照顾呢,照顾是那时候粮食不缺吗,给大米,一个月给几斤大米,给豆油,就是好比是咱们三两豆油吧,另外给她三两,多给三两油,大米根本就没有给的,就她另外给几斤大米。
解说:如今很多人都断了和江对岸亲人的联系,但在文革之前,苏联老太太们还常常得到苏联亲人的照顾。
徐维义:邮的被面,烟,就是一些浮皮潦草的,就是这个胰子、手巾、就是眼前这些个东西,烟,乱七八糟的,就邮些这些东西,完了说你要接到,马上给我们写信,我们很好很好的东西给你邮来,这文化大革命就完了。
解说:徐维义说后来没等到很好很好的东西,风雨便侵袭而来。
文化大革命爆发 张玉福的父亲张运山一夜之间成了特务头子
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苏边境的宏疆村,一切还悄无声息。徐维义有一天接到通知,不能去江边打渔了。
徐维义:打渔,别人可以,我就不行,不让我打,人不都是一样的人,那时候没有考虑这个苏联怎么怎么的,没有考虑文化大革命,后来我把网,冬天下网有这串绳,串绳搁里头了,搁里头了,后来就下去把那个网穿上了,那也不让你随便到那去遛网去,你不能乱说乱动,能让你随便走吗,完了晚间偷着去遛网去,那家伙鱼也多,都弄到大的鲤子、螯,净好鱼,得好几百斤,我忙活了一宿,自己。
解说:山雨欲来,年轻的徐维义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气氛越来越紧张,张玉福的父亲张运山一夜之间成了特务头子。
张玉福:最开始从社教开始,就说他有点历史问题,到文化大革命了,就把他揪起来了,就说“苏特”,“苏修特务”,那时候直接一个定论,就说“苏修特务”,觉得自己家哪能是“苏修特务”呢,是跟别长得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突然一个晚上好像是,就把我父亲叫去了,叫去搁那以后,第二天拿了一套行李,就在那就圈起来了,就给关押了,关押之后陆陆续续一家一家一家都有这个情况,就都给圈起来了。
徐英杰:特务名单?
记者:特务名单有多少个?
徐英杰:十二三个吧。
徐维义:这年头多了,不记名的也记不住了。
记者:都是特务。
徐维义:有大特务,有小特务,有主谋的,有办事的。
记者:你是什么?大特务?
徐维义:中不溜的。
徐英杰:我是小特务。
徐维义:就不提了。
徐英杰:安的“情报员”,就给他们搜集情报的,就那样就当上特务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当的。
解说:张运山离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作为“特务”的罪状之一便是和苏联人有联系,联系方式便是通过村边那条黑龙江。
张玉福:他们打渔呢,弄冰洞穿网,穿得很远,那边穿得也很远,两边的人距离都很近了,有的时候就打打招呼就这种,现在,那个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这就是个题材,你跟苏联人联系,你怎么怎么着,这不就是,这现行的嘛
解说:张运山成为“苏修特务集团”的头头,而这个村子几乎所有的成年混血人都成为其集团成员。
徐英杰:总头子就是他,我们都是他手下的。
记者:你们知道张运山是“特务”那会儿,你们心里面信不信这个事?
徐英杰:我们一起都多少年了,谁能信这个,他什么特务,都农民种一辈子地了,哪还是特务,特务随便当的,用你,不用你呀?
记者:你们怎么想的?说是给他弄错了还是?
徐英杰:就是怕他给你安上,说你是特务,就是特务,那真整你,刚走那小子也没少挨打,问你啥你就说啥,有没有这么个事,你看我们这些都种地的,还当特务呢,你会当特务吗?
张玉福:到我们家里翻枪嘛,来一伙人,地底下也翻,地下也挖呀,整个抄家,我们那时候家里头都住不了了,最后来就把我们弄出去了,弄一个别人家一小仓房,就那么一小仓库,他那个也是人家装杂粮的东西,那个小房间,我们就在那里住。
徐维义:我母亲,没那什么,就是两样看待,但是没那个什么她,没排斥她,不兴随便乱走,我姐夫,我姐姐这些个人干脆就,都圈起来了,圈的圈,打的打,简直的。就说你有政治问题,就说我们有政治问题。
解说:这些混血人家,本来就沾亲带故,也更因此成为“大特务”张运山的集团成员。全村70%都成为“苏修特务”家庭。而“特务”都受到了严厉的审查,要求交代问题。
徐维义:就是变相体罚你,撅着,脑瓜子快拄地了,我撅了七天七宿,差不点儿没撅死,眼珠子都要控出来了,换着班,七天七宿,什么人能架得住呀,我就那什么了,寻短见了,后来又一寻思,这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了,他们不就完了,寻思寻思拉倒了,别那啥了。还有几回,整得严重了,走、跑,大江,水,凫水,我水性挺好,我寻思干脆走了,你走,走也是不行,还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呢,那不更麻烦了吗,挺着吧,爱咋的咋的吧。
文革时宏疆村的混血家庭无一例外都被牵连
解说:张运山作为“特务”头子,受到了最严酷的对待。当时只有10岁的张玉福获准给他送饭,见到了接受审查的父亲。
张玉福:打嘛,打得受不了。那时候我记事,我给他送饭,送饭我就记得,身上都是血,满身都是血迹,那时候我小,也不敢吱声,送完饭就走了,他也不让看,大人去了不让,偶尔我送饭就能看看,打得受不了,自己可能是嘴里都挺苦,要糖块,我记得要糖块,我回去跟我妈说,我妈说没钱啊,我爸说实在没钱,把表卖了吧,有时候有那个鹦哥表什么的,他喜欢穿白的衣服,都是血,都是檩子,说起来跟渣滓洞出来审完了差不多,基本上都那样子,我听说他们都说身上打完不沾到衣服上了吗,完了就给撕下来,那你说那是不是酷刑嘛,他能受不得了吗。
解说:张运山一家被赶进了一间小仓库居住,家中财物也被拿走。历经磨难,他的爱人至今沉默寡言。宏疆村的混血家庭在这次运动中无一例外被牵连其中,交代问题是必过的一关。
徐维义:就后院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行振,问他电台是什么样的,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样的,完了说是,就像茶壶似的,说是就是一样,就是没有嘴,那不就告诉你了吗,根本就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嘴说话呀。
徐维义:叫我交代在苏联那边整的枪,说把枪弄哪去了,说整下道杆村去了,整下道杆弄哪去了,给我哥哥了,就往自己家的人身上整,你还能整到别人身上,根本没有的玩意儿,那家伙,让我去对证去,那是我二哥,这家伙,我哥哥急了,两个人对证,那玩意儿没有的事儿,那是胡说八道,他急眼了,摸起老板凳就……
徐英杰:问跟谁联系,怎么联系的,咱上哪说呢,咱根本没联系,你不瞎说吗,你还就得瞎说,你不瞎说不行,不瞎说他揍你。他给你安排说是,他不知道从拿调出来的,他说,联系的时候,说这个电棒,手电筒打三下,完了过去,到那块怎么怎么说,没有的事,根本没有这个事,你怎么安排呢。
徐维义:有一个姓潘的,是一个老跑腿子,那边有个河,在那河那地方放牛,完了说他是个特务,说特务你怎么联系的呢,说是,我实在什么玩意,搁那个火柴,一划火柴,那边就过来人了,那个火柴,那江那么宽,拿个火柴他能看见吗。
解说:徐月娥是徐英杰的女儿,文革时期,她还是个孩子,往昔的痛苦回忆她再不愿提起。作为“特务”家庭的孩子,他们受到诸多歧视。
徐英杰:当时栽一颗树,给他砍了吧,特务家的树,给他砍了不要。特务家的孩子,小孩跟小孩那么说,小孩也不懂,揍他,他说特务家的孩子。劳动吧,生产队不是评单位分吗,评分,你干得再好,你也没人家那个好人评分多,你政治上不去,政治不好,劳动好,政治不好,应该评十分,我给你评八分,你就少两分。
文革时被迫害 张玉福的父亲投井而亡
解说:12岁的张玉福每天骑着自行车围着关押父亲的地方转圈,希望能看到出来上厕所的父亲。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朝他也望了一眼。
张玉福:身体不行,打得走路都走不动了。
记者:就是你们看到?
张玉福:我们看到的时候,走路非常慢,走不动。他就是路过厕所,他想上厕所,他就是存心的,路过厕所,趁他不注意就跳下去了。
张玉福:捞起来,就这么草草地换衣服,我们也小,也靠不上前,草草地就做了个棺材,村里面出了个棺材好像是,很薄的一种木板钉一钉就埋了。
解说:张运山投井而亡,宏疆村“苏修特务集团”大案也不了了之。
解说:1979年,在宏疆村的这所小学校里,召开了张运山平反大会。开会的前几天,工作组派人来到张玉福家,给他做工作。
张玉福:我跟我哥商量,我说咱们不行,就这么给平反,说两句话完事了,不行,我说平反咱们不能轻易就那么就罢休了,得让他们坐牢去呀,这给咱们整这样子,他们那时候都是违背政策了,可以这么说,那时候就比较懂了,我姑姑来说,我舅舅他们也说,做工作,算了,对我们家来讲,平反也没什么回报,拿我们那么多东西,作几个钱,不多,很少点钱。
解说:张运山平反的材料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张玉福说,这迟来的平反总算让大家心里都得到点安慰。
张玉福:就是说我父亲有功,不是罪人,就是即使那封信送的也是为了共产党,为了红军,就是红军打日本嘛,这个是明确地讲了,这个我还记得清楚,因为你再小,你究竟是为什么把我父亲抓起来的,究竟你平反最后哪句话说的,对我父亲,你平凡平的是什么东西,我能记住,我这个能记住。
解说:文革之后,村中的苏联老太太也很少再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如今那一代人都已经陆续离去,葬在了宏疆村。
徐维义:我挨整的时候,我说苏联那边,我跟我妈说,我说你苏联那边都没有男人了,我说你上这边来找个汉族人,我说你瞅瞅把我们整的,这是我跟我妈说的。我说苏联那边没有老爷们,我说你上边来找一个,给我们找个爹,生了我们这一帮,你瞅瞅给我们整的啥样,这是我说的。
解说:徐维义的孩子们都已结婚,和村里许多混血老人一样,他绝不允许孩子们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结合,希望后代们能在面貌上更接近标准的汉族人。
徐维义:“二毛子”啊,我们也是不愿意听啊,跟人长的面目是两样,你非得说我们“二毛子”什么玩意儿,那不都是中国人嘛,我这些个儿子找对象,我说是干脆和我们一样的干脆不要,一个也不要,我四个儿子一个也没有混血人,有不少的要跟着的,干脆我说不行。不行。
记者:有过吗,谁和混血的,然后你不同意?
徐维义:有啊,我那三儿子,和那个老王家的,也是我们混血人,姓徐的,也是三姑娘,那是几姑娘我都忘了,干脆我说你找对象是对象,我说你爸这个事是干脆不允许,不同意。
徐维义:我那个小四儿(孙子),瞅着不比我的模样强多了吗?像我这个模样就不行,我出门啥的,人家就说,外国人。
袁吉先:我孩子不让他们混血。不跟他们混血。
记者:为什么?
袁吉先:我四个姑娘都嫁中国人。
记者:为什么?
袁吉先:有一次的经验还能。
记者:怎么叫有一次的经验?
袁吉先:这一次教训还不够,你都成了混血人了,以后你看他们,这都是两口子混血人,又生这么一个玩意儿,成天这样。
解说:经历了历史的动荡,尽管村子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边境旅游日益兴旺,这些混血人大多没有踏上过对岸的土地。甚至不愿再寻找那些血脉至亲。
徐英杰:公安局来问我,你找不找你的亲戚,要找我们帮你找。我说不找,找他没用,找他干啥呀。你找到这个亲戚能怎么地。今天来往明天来往,以后又成事儿。一会就够呛,伤老心了。以前一点跟人家联系都没有,给你安上罪名了,特务,离他们远点吧。
混血家庭特务罪被平反 后代称不愿再混血
解说:一方面虽然极力摆脱俄罗斯血统,另一方面,这个家庭格外关心江对岸那个国家的消息,那一点血脉联系也许并不能因为一次历史的动荡彻底断开。
徐维义儿子:爸呀,就是你,要是我的话,你早回苏联了,我整个船我也回去了,你知道。
徐维义儿媳:说的轻松,这边有人你往哪回呀,往哪走呀
记者:你这家里人在这,你回那也没意思
徐维义儿子:然后再接回来呗。
记者:你真没想过过去?
徐维义儿媳:文化大革命不敢讲,都吓坏了。
徐维义:有一个阶段和苏联关系破裂的时候,那时候真想过去。想了,后来不办了,办护照,拉倒。